基辛格思想中国化 成就亲美派

焦典

重温基辛格：如何看待中美关系的未来？

时间:2020-08-18 07:3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徐瑾：中国人如何看中国，与世界如何看中国，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关于中国与西方，基辛格的思考始终值得重视。

都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界，作为全球经济第二的中国，当下地位举足轻重。中国人如何看中国，与世界如何看中国，总是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这个时候，透过外国人的观察，审视我们自身，无论准确与否，总是能够得到一些我们意识不到的信息和角度。

谈中美关系，绕不开中美建交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我在公号《徐瑾经济人》也多次聊过他的观点。基辛格写了不少书，但是《论中国》这本书，是他88岁时出版，这是他首次尝试以专著的形式系统阐述他关于中国的见解，并从政治家与学者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美关系。

当亨利•基辛格说话，尤其是在谈中国问题的时候，世人总会聆听。差不多五十年前，他的一次秘密访问，最终促成中美建交。

这是一段震撼世界的历史，所以基辛格谈论中国，有足够的资格。至少在今天的美国，很多人认为，没有哪个人比他更熟悉中国事务。在当下，全球力量最重要的两个大国，应该如何相处，美国又应该做出哪些改变？可以说，他这本书虽然是英文出版，其实也是写给中国人的。

基辛格出访中国50多次，他一直被视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与中国的几代领导人都打过交道，而且有深入的交往。可以说，他从政生涯的高峰时刻不少都与中国息息相关。因此，《论中国》也可以看成是基辛格为自己一生最杰出的外交成就所作的回忆，或者说，也是对外界多年质疑的回应。

基辛格1923年出生在德国，因为犹太人身份，于1938年移居美国。1950年从哈佛毕业后，在60年代末，他担任过尼克松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他在1971年7月和10月两度秘密访问中国与周恩来协商，为中美建交穿针引线。其后，水门事件爆发，尼克松总统下野。基辛格则超然丑闻之外，继续在福特政府中担任国务卿。1973年1月，基辛格因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而获诺贝尔和平奖，其声望最高之时，甚至有提议他参选总统的呼声。

《论中国》全书，立意格局不小，基辛格在此书中的立场，与其说是外交官，不如说文明观察家。“一个社会或国家常认为自己将亘古永存，并对自己起源的传说倍加珍视。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是，它似乎没有起点。中华文明不是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可以看到，他对于中国的敏锐性，体察到文明意识早于中国的国家意识。

他从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独特性开始谈起，历数历时五千年的灿烂文化，其中也少不了鸦片战争的“由盛转衰”之类桥段。不仅纵论孙武、恭亲王、李鸿章等历史人物，很自然地，他也以亲身感受和观察，记录了各领导人，对毛泽东等人都有点评。

但究其书中要点，仍旧在于中美上世纪70年代的变局，也就是“走向和解”与“准联盟”，毕竟这也是基辛格最为外人称道而他本人最有发言权之处。这段历史也是中国读者最为耳熟能详的，基辛格的论述自然会提供不同的历史文本，其历史意义、学术意义不在话下。

基辛格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做了一个比喻。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一时输赢外人很少一下子看得明白，而西方则是国际象棋，其目的是把对手将死，令对方走投无路。他断言说，“如果说国际象棋是决战决胜，围棋则是持久战。国际象棋棋手的目标是大获全胜，围棋棋手的目标是积小胜。”

基辛格强调，中国和美国都认为自己代表独特的价值观。两个国家，都有把自身看作独特的例外：“美国的例外主义是传经布道式的，认为美国有义务向世界的每个角落传播其价值观。中国的例外主义是文化性的，中国不试图改变他国的信仰，不对海外推行本国的现行体制。但它是中央帝国的传承者，根据其他国家与中国文化和政治形态的亲疏程度将它们划分为不同层次的“进贡国”。换言之，这是一种文化上的普世观。”

回望历史，四十多年后，中美关系仍旧是世人最期待基辛格能说些什么的大题目，尤其中美关系微妙的当下。基辛格回顾中美自1971年以来的关系演变历史，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拓展中美关系所作的努力，他的结论是什么？在美国和中国各自的需要之间达成的这种平衡，说明了为什么有时模棱两可对于外交来说不可或缺。“正常化靠一系列的模棱两可维持了40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前进需要双方的远见卓识。”

这一论断今天仍旧成立，尤其在中美继续面临利益以及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冲突之时。基辛格认为，中美问题应该归结为，“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要求对方做什么？”他强调中美关系不必也不应该成为零和博弈，他一直呼吁中美关系恰当标签应该是“共同进化”而不是“伙伴关系”。

基辛格认为，这意味着双方都必须注重国内应该做的事情，在可能的领域开展合作，调整关系，减少冲突；任何一方都不完全赞同对方的目标，也不假定利益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在努力寻找和发展相互补充的利益。

基辛格的提议，立足点仍旧务实，这对于两国人民以及全球福祉显然大有裨益。更进一步，针对中美两国在太平洋两岸彼此竞争的格局，他提出了中美走向“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这是一个包括日本、印尼、越南在内的各国联合的体系，而不是简单划分为“中国”或“美国”的体系。

任何国际体系，其基础在于结盟与互信。基辛格的构想，听起来与过去几年的热门词汇“中美国”类似，只是少了非此即彼的咄咄逼人之感，多了兼容并包的开放姿态。

无疑，写作《论中国》起初的定位，应是中国之外的读者。或许，是书中对中国语气始终称得上友好热情，甚至引发一些西方评论者的质疑：基辛格对毛泽东甚至中国的态度，是不是过于“友善”？事实上，这也是基辛格一直受到西方政界和学术界诟病的原因之一。

这倒是可以引用书中一个细节，作为注脚。当年基辛格秘密拜会周恩来，为中美关系破冰之际，为了避开两国有分歧的问题，基辛格想只从哲学角度谈中美关系的演变，他说：“有很多游客来过这片美丽的土地。对我们而言，这又是一片神秘的国土。”听闻此言，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了说：“你会发觉，它并不神秘。你熟悉之后，它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神秘了。”事实如此，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再那么神秘，渐渐融入了世界，逐渐步入正常国家序列。

然而，对比中国名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在国际舞台以及外交领域如何以更开放自信的姿态与世界相处，仍有不少有待继续探索的问题，对此，每个国人都难以回避。

而这对于国内历史的“去魅”以及“去神秘化”将是重要一步。今天，基辛格的著述对我们的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吸纳其在外交领域的建议，更在于对国内问题的启发。正如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所言，“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将来；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

谈中国，不能不对应说说基辛格如何谈美国。读基辛格，一定要注意他并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他的外交立场，是现实主义立场，这其实和美国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理想主义外交传统，有些格格不入。基辛格对此心知肚明。他曾经如此吐槽，20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非美国莫属。“在日常的外交活动中没有比美国更务实的，但在追求其历史传承的道德信念上，也没有比美国更具理想主义的国家。”

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指出，美国自开国以来始终与众不同，导致在外交上形成两种相互矛盾的态度：“一是美国在国内使民主政治更趋于完美，为其他人民做榜样，以此作为证明美国价值观优越性的最佳方法；二是美国的价值观使美国人自认为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这些价值。美国的思想就这样徘徊于怀念纯朴的过去与渴望完美的未来之间。”  

可以说，美国外交同时具备孤立主义与传教士精神，这反映出美国人共同的基本信念：“美国拥有世上最好的政治制度，其他人类只要放弃传统外交，跟美国一样信奉民主及国际法，即可获得和平与繁荣。”

基辛格说，中美两国由于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差异，有时会得出不同结论；他也不总是认同中国人的观点，但我们有必要了解这些观点，因为中国将在21世纪的世界中发挥重大作用——反过来说，中国也许不同意美国人所有观点，但是也应该了解美国人的观点。

毕竟，中美关系，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为作者通识系列之一。更多可见公众号《徐瑾经济人》（ID：econhomo）与《徐瑾财经》）

《论中国》

作者：[美]基辛格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焦典

大国竞争：美国战后为何遏制苏联
时间:2020-08-03 07:5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徐瑾：谈到大国竞争，绕不开凯南的“遏制”理论，推动了冷战形成；但他强调更多政治遏制，形势却发展到了军事遏制，甚至全面遏制。

说到大国竞争案例，很多人会第一时间想到美苏争霸。“遏制”理论，作为美国对苏联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值得回顾与研究。不过，当时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不是来自资深的苏联问题专家，或者政府首脑，而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人。

他就是乔治•凯南，可以说，他是影响冷战思想的重要人物。他在外交领域的思想作用，迄今仍旧少人超越。

凯南其人

在乔治•凯南的这个人身上，存在着太多炫目标签。 “长电报”作者、冷战“遏制理论”之父、外交界的睿智长者、普利策奖和国家图书奖双料得主、受大众追捧的历史学家……

更值得羡慕的是，这个人寿命还很长，活了一个世纪那么久。凯南出生于1904，2005年去世，跨越了整个20世纪。在一百零一年的时间内，凯南生生见到自己的预言变为现实，自己的理论从边缘到主流，再从主流到边缘的循环。

回来看凯南的成名作，也就是遏制理论。有人评论，这一理论成为美国几代冷战决策者和分析家对苏政策试金石。这背后，有凯南的个人因素，也有时局因素。

关于美苏竞争，对于今天的美国年轻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美国，曾经有苏联这样一位强大的对手。苏联的军事、政治、技术甚至经济，都给与了美国很大压迫感。在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对美国宣称，“我们将埋葬你们”，当时没有人觉得这是笑话。

可以说，二者的对抗持续多年，决定了二十世纪的历史。可是，这两个国家，在二战中，曾经携手对抗纳粹，昔日盟友如何变为敌手？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外界多数人，还沉浸在一片乐观的和平情绪之中。美国和苏联之间角力却悄然开始，美国昔日的强大盟友正成为其当下的最大敌人。不过，当时美国苏联刚从艰苦的战争中走出，各方面，其实都承担不起再打一场热战。

凯南的出现，开启了冷战战略构想。1946年2月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战胜利纪念日的第九个月，当天，乔治•凯南从莫斯科向美国发回一篇长电报，字数是5540个字。他当时的身份，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代办。随后的1947年7月，凯南以“X先生”的身份，在《外交事务》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主题与长电报类似。他在其中提出“遏制政策”，指出苏联缺乏安全感，又难以妥协，因此和美国合作不太可能，而苏联又是美国的威胁，因此应该采取“遏制”政策，来应对苏联的扩张。

他指出，苏联方面信奉扩张主义，也是一种狂热的政治力量，它认为与美国之间不会有永久的和平。在苏联方面来看，如果要保存苏联的力量，则破坏美国社会、抛弃美国传统方式、摧毁美国国际权威都是必要的。那么，美国应该如何回应？美国只能摧毁它或者改造它，才能得以生存。

结论是，美国与苏联当局不太可能合作。不过，没必要诉诸战争。所谓“遏制”策略，就是遏制苏联扩张的政策，这会让苏联政权衰弱，甚至最终崩溃。

从凯南的日记看，早在在1946年，凯南就逐渐确立自己的观点。首先，“国土安全”与“统治世界”之间的差别，无法区分。因此，美国苏联必然面临竞争，只有两种可能性可以缓解苏联的压力：首先，在一段时间内削弱苏联的潜能，导致内部冲突；其次在外国持久有力的对抗影响下，苏联的政策渐趋缓和，不过这个过程会非常缓慢，且永远不会完结。凯南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认为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为西欧制定一个富有建设性的计划，给予疲惫困惑的西欧人新的希望。

外交的想象力

凯南的长电报与文章，不仅理性冷峻，而且文笔极具感染力，将苏联对美国的威胁论点，推向了更高的讨论热度。这两年，凯南迎来事业的顶峰，他的观点被杜鲁门政府内外传阅讨论——从日记也看出来，一个人风光的时候，日记也比较少，1947年，他日记最少。他当年被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委任国务院新设的政策规划室主任，也参与“马歇尔计划”系列重要规划。副国务卿艾奇逊评价：“你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凯南。”

学者评价，正是从凯南的长电报开始，随后几年，美国外交有了最大的战略想象力的飞跃。结合遏制战略，一起有了全面的战略：比如“马歇尔计划”，决定了欧洲的命运，再比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奠定了美苏军备竞赛基础。

虽然，凯南提出了遏制理论，推动了冷战的形成；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强调更多政治遏制，但是形势就发展到了军事遏制，甚至全面遏制。

他认为，那些高高在上的美国政客，对于所有苏联盟国的态度是一致的，那就是，都是莫斯科的爪牙，看不到这些国家各自背景和差异。凯南认为，随着民族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之间的分歧，早晚会凸显和激化。这些思想，在当时思潮下，自然是边缘。凯南，到了1949年夏天，他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个政治小丑，“时时刻刻都希望能引发众人的争论，好借此发布一些令人震惊的观点。自己冒着遭人厌恶的风险，仍然试图在平庸的同僚中引起关注。可惜到了最后制定决策时，却没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个小人物的意见”，

可以说，从遏制理论出发，促成了冷战的升级，这成就了凯南的名声，却与凯南初衷违背。在五十年代，他与当权执政观念渐行渐远。1952年，凯南出任驻苏联大使，这是他期待已久的职位。但很快，他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上任不久就被驱逐回国。到1953年，凯南在心灰意冷中离开国务院，某种意义上也是被解雇。

凯南被动退休之后，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邀请之下，他走上学术道路。当时，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云集不少学术明星，比如爱因斯坦、哥德尔、奥本海默等大咖。因为凯南没有学术背景，最开始同事很怀疑他的能力。但他很快证明了自己，此后连续出版二十本专著，这种勤奋背后是对于外界压力的回应。

凯南的俄罗斯情结

读这些历史，我们不无感叹的是，凯南可以提出“遏制理论”，但是解释权以及使用权，却不再归于他，在于当权者，也在于媒体，在于公众，这种误解造成了历史的转折，使得冷战从理论变为现实——这既成就了他的知名度，也某种程度上造成他下半生的边缘地位。他一度愤愤地自我评价说，自己三十五年来为苏美关系发声写作，但这些努力备受误解，徒劳无功。

或许如此际遇，因为种种误解与期待落空，让凯南对于美国社会常常感到失望。他说整个美国人生活正进入一种“漫长的、波澜不惊的麻醉状态”。而他尤其厌恶西海岸风气，每次去都有一种陌生感和厌恶感，“东部人看西部人就好像欧洲人看美国人一样。在我们东部人看来，西部人呆板、傲慢、肤浅、粗鲁、乏味，这跟欧洲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简直一模一样。”

与之相反，凯南虽然厌恶苏联政府，却对俄罗斯具备深厚感情。有意思的是，对比凯南在日记中倾诉对于俄罗斯的情感，他对于美国的情感则复杂得多。他甚至说过“被送到西伯利亚去(如果我是苏联公民，一定会被送去)，也比生活在沉闷的派克大街好得多”、“我的俄罗斯情结比我的美国情结纯真得多、厚重得多。”

这就是乔治•凯南，一个真诚、深邃而不失复杂与有趣的人物。了解一个人观点，大概不必读其日记。但是读了其日记，往往意味着，和他本人，可以有更深入的对话。如果将凯南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标本，他的内在世界也很有意义。凯南收集的自身相关资料非常丰富，有330盒，其中日记占据了12盒，页数超过8000页。他就认为，日记甚至比信件“更私人”、“更有思想”——内向如凯南，更多时候他与世界的互动不过是与自身对话的外在投射。

即使在今天的外交界，类似凯南的这样人物，也越来越少。外交变得越来越缺少理论与思想，而更类似武力的炫耀与赤裸的实力威胁。

今天提到冷战，很多人觉得很糟糕，但其实冷战的意义，就是避免热战。回看历史，类似美国苏联这样从国际利益到意识形态都全面对立的大国，能够维持遏制政策或者冷战，过去觉得是遗憾，今天看来倒是觉得有种克制的光芒。（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部分取材以往书评。更多可以见微信《徐瑾经济人》（econhomo），徐瑾财经（jinfinance）)

《凯南日记》

作者:乔治.凯南

焦典

祁冬涛：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升级
时间:2020-08-20 07:24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祁冬涛

中美两国在台湾问题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曾长期坚持“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战略。底线清晰让双方都不敢轻易挑战对方底线，限制了双方的矛盾无限升级为武力冲突；目标模糊为双方都创造了不少操纵空间，尤其对于暂时处于战略劣势的一方来说，可以在不挑战对方底线的情况下，运用各种政策来逐渐增加自己的战略资本，期待着当自己具有压倒性战略优势时，可以改变底线，迫使对方接受新底线。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历经长期内部动荡后正在崛起的大国，无论在台湾问题还是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曾长期处于非常严重的战略劣势，所以“底线清晰，目标模糊”的战略对于中国来讲更为重要。

在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关系上，邓小平曾用更隐晦的“韬光养晦”来表达“目标模糊”这一概念，意思同样是以模糊的目标换稳定的发展环境来积累战略资本，逐步、低调改善对外战略态势。但过去十年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的发展，见证了中美都逐渐将战略目标清晰化，导致各自的底线提高，最终使长期被双方掩盖的深层矛盾公开化，加深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对抗。

中美互相指责对方要为矛盾冲突的升级负责，都说自己是为回应对方升高的威胁才被迫反抗。换句话说，美国认为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而中国也认为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目标越来越清晰，所以双方都被迫升高冲突等级，谁也不想在事关国运的战略对抗中妥协。台湾和南中国海问题，是观察中美两国这种恶性循环式战略对抗的窗口，也是有可能把两国引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险议题。

大陆对台战略升级

在台湾问题上，大陆“反独”的底线非常清晰，甚至用《反分裂国家法》明确规定：大陆将以非和平方式和其他必要措施打击三种“台独”情形。但长期以来，大陆“促统”的目标比较模糊。这不是说大陆没有统一台湾的目标，而是说何时统一、如何统一的问题长期没有明确答案。大陆一直主张用和平方式统一，只在无法和平统一时才用非和平方式统一。

但如果没有明确的统一时间表，只要台湾不主动独立，大陆就不得不一直尝试用和平方式促统，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有和平无统一。大家都理解大陆领导人长期采取“目标模糊”战略，是因为它有利于大陆经济发展这更高的战略目标，而且大陆的军事实力，长期以来无法保证在美国介入的情况下，能够成功武统台湾。

模糊的统一目标为大陆提供了发展经济和军事等重要战略资本的时间和机会，台湾的资金和人才利用大陆所提供的机会，积极参与大陆早期的改革开放事业，同时减轻了对台湾和美国的压力，只要台湾当局没有严重的台独行径，中美台之间就相安无事。

随着大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快速上升，台湾对于大陆的经济价值急速下降，但对于大陆民族复兴这一新时代战略目标的意义越来越大，因为统一台湾是民族复兴的应有之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大陆明显加强了促统的步伐，反复强调统一不能一代代拖下去，2049年成为统一台湾的最晚期限；不少迹象表明，当前领导人不想把统一拖到那么晚。所以，统一目标正变得越来越清晰。

但随着2016年蔡英文上台，两岸关系从合作变为对抗，大陆促统面临台湾的强烈反抗。2018年国民党政治新星韩国瑜出人意料地当选高雄市长，在全台掀起对大陆有利的“韩流”。大陆领导人抓住机会，在2019年1月发表重要对台讲话，期望台湾接受重新诠释过的“九二共识”，与大陆一起促统，并提出“两制台湾方案”作为统一后台湾的治理模式，把统一目标进一步清晰化。

不料2019年6月香港爆发持续半年的激烈社会反抗，民进党利用这个机会，在台湾成功发动起“反中”情绪，最终击败“韩流”，蔡英文高票连任。随后两岸以至全球进入冠病疫情，美台关系进一步提升，与大陆的关系相应更加恶化。简单讲，大陆的统一目标逐渐清晰，促统力度逐渐加大，但自2016年蔡英文和特朗普上台后，促统遇到很大困难，进展非常有限，唯有坚守“反独”底线。

美国对台战略升级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长期以来也很清楚：大陆和台湾须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反对任何一方发起或引起武力冲突，即一方面反对大陆主动武统，另一方面也反对台湾独立，因为那会导致大陆动武。这种“要和平，不要战争”的底线，曾长期符合大陆和台湾的期望，成为中美台三方相安无事的重要基础。

但在台湾问题的一些关键目标上，美国一直持模糊立场。首先，美国并没有明确接受大陆认为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一个中国原则”，而是根据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以及与台湾断交时国会通过的《台湾关系法》，提出非常模糊的“一个中国政策”与北京的“一个中国原则”相区别。

“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是对台湾和大陆现在和未来，是否属于同一个中国进行模糊化处理，并不明确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实质上秉持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对两岸关系的未来目标也模糊化处理，并不认为统一是两岸未来唯一的选项；对美台关系的未来也模糊化处理，虽然不会与台湾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仍然保留了巨大的模糊空间，可以和台湾发展各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关系。

其次，为了吓阻大陆武统，同时又不鼓励台湾独立，美国在是否会出兵阻止大陆武统一事上，一直持模糊立场，让大陆感觉美国会出兵干预武统，也让台湾感觉如果是自己引起的武统，美国不一定会出兵帮助自己。

最后，美国对于什么属于台独行为和中国有很多分歧，事实上是对台独行为的定义进行模糊化处理。所以当中国惩罚自己眼中的台独行为时，美国经常指责中国制造台海矛盾，认为那些台独行为属于台湾的正当权利。

美国一方面以清晰的底线来促进台海和平，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模糊立场制造出大量空间，来灵活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当中美之间以合作为主、竞争为辅时，因为美国不会利用这些模糊空间，大力发展与台湾的关系来挑战中国，中美台三方相安无事，美国使用“自动驾驶”模式来处理台海关系，并不会投入太多精力。

陈水扁时期因为其激进的台独政策造成两岸关系动荡，有可能连累美国，再加上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把全球反恐作为要务，须要中国配合，所以本来相当反华挺台湾的小布什政府，竟然和中国合作一起“共管阿扁”，美台之间本来就不密切的关系变得更加疏远。马英九时期因为接受“九二共识”而与大陆开启官方合作之旅，因为奉行“不统、不独、不武”而符合美方立场，也一直受到美国赞扬，中美台关系进入历史最融洽时期。

但随着2016年蔡英文和特朗普上台，台湾拒绝接受“九二共识”，美国政界掀起一致反华的浪潮，中美之间由战略竞合关系快速恶化为战略对抗关系，台湾对于美国遏制中国的战略价值大大提升，美国开始史无前例地利用自己的各种模糊立场，大力发展与台湾的关系：通过一系列挺台法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台湾的各种互访、交流及合作、在遏制中国的“印太战略”中把台湾视为重要战略伙伴、武器售台升级并力图常规化、军舰军机频繁在台海出没等等，美台关系上升至断交后最好时期。

另一方面，美国指责北京要为台海关系紧张负责、公开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等等，中美关系则进入建交以来最困难时期。面对美台联手，北京虽有常规性反制，但基本无法影响美台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促统工作更是遭遇困境。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

焦典

学者：白宫易主也难改美对华战略竞争态势
时间:2020-08-20 07:19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中美关系是2020年美国大选核心外交课题。学者研判，白宫易主将无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民主党努力重建美国同盟体系，可能对中国构成新的风险。

美国民主党前晚正式提名拜登为2020年大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将在本周发表具有对华强烈批评色彩的施政纲领。受访学者研判，白宫易主将无法改变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民主党努力重建美国同盟体系，可能对中国构成新的风险。

中美关系是2020年美国大选核心外交课题。据美国之音报道，将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80页施政纲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采取强硬立场，并批评特朗普在对付中国上不够强硬。

纲领草案称，与特朗普不同，民主党将对抗中国和其他国家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图谋，并要求这些国家停止对美企的网络间谍活动。

这份纲领还批评特朗普为了与中国谈判贸易协议，对中国商品征收数十亿美元关税，指责特朗普的贸易政策是“鲁莽的”，且伤害了美国农民。

拜登要回归前政府 合作性支持同盟外交模式

美国之音引述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美国外交政策教授史蒂文森（Charles Stevenson）指出，拜登和特朗普最重要的外交政策区别是，“特朗普一直践行强势的单边主义”，拜登则明确表示要回归前几届政府非常突出的“国际性、合作性和支持同盟”的外交模式。

拜登有关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表态，可能为中美关系改善，以及在冠病防治等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带来机遇。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李明江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民主党的外交政策理念重视多边机制，希望回归全球治理，以此重振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而这免不了要与中国合作。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心伯受访时也研判，与特朗普政府“只讲竞争，不谈合作”相比，拜登如果入主白宫，相信会在必要领域与中国合作，包括气候问题、世贸组织改革等。

拜登与关系良好 学者：利于开展坦诚对话

有分析指出，拜登政府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另一有利条件是，拜登与中国有良好的个人关系基础。

吴心伯说：“较好的个人关系基础，至少有条件让双方开展坦诚对话。但不管怎样，双方还是代表各自国家的利益。”

拜登政府或许不至于像特朗普政府般对华咄咄逼人，但在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下，受访学者对一场大选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折，不抱太大希望。

李明江不讳言：“中美关系现在不完全取决于个别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对中国的战略竞争，已在美国政治精英中形成跨党派共识。”

他认为，拜登上台后也会延续特朗普政府的一些做法，包括在高端产业链打压中国，在军事、地区安全等领域继续与中国竞争。

吴心伯也指出：“美国现在把中国看做主要战略竞争对手，这在两党有基本共识。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区别，只在于对付中国的战术不同。”

此外，民主党提出，要与其他民主国家合作建立同盟对抗中国。中美竞斗的背景下，拜登重建美国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新的风险。

吴心伯判断，能否拉拢更多国家抗衡中国，取决于如何包装，“如果打着捍卫多边主义旗号，指责中国在贸易政策上损害他国利益，很可能让一些国家合作，向中国发出一致的声音。”

李明江则预判，民主党政府有望大幅改善与盟友关系，这将帮助美国同中国竞争，但美国盟友是否会大幅调整对华政策，也将取决于这些国家对自身利益的判断。

（作者是《联合早报》北京特派员）

焦典

刘行之：最应警惕的是美国对华舆论战
时间:2020-08-20 07:3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刘行之

日前，中国主管外交事务的高官杨洁篪、王毅接连就中美关系发声，系统阐述中方立场原则，批判美方一些诬蔑与妄为，也表达了中国政府仍希望稳定双边关系的坚定态度。

中美关系已面临建交以来最严峻的局面，而且很可能继续恶化。这一局面是美国政府刻意制造的，是两股力量的合流：特朗普的小圈子为挽救选情，鹰派分子则想锁定对华政策，因此联手发力，狠敲中国。一时间，舆论战、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全方位频密出招，南中国海上一度战云笼罩。

诸战法中，舆论战至关重要，既为其他战法提供具体理由，也为升级对抗争取国内支持及“自由世界”配合。中国最初的回应策略似乎是，指其为选举考量以消解其严肃性，回顾历史、铺陈事实以论证其荒谬。但该策略是战术性的，难以回应这一挑战：美国鹰派一直不懈尝试，锻造合乎当今时代的反华理论。

因为这些鹰派很清楚，美国社会兼具务实与理想主义两面，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抱有较高的道德自诩，外交上深受威尔逊主义影响。即便在民粹主义盛行、民众深感焦虑的当下，仅靠大国博弈、维护霸权这类现实理由，也难以长期支撑与中国这样的大国进行代价巨大的激烈对抗。只有上升到精神和价值层面，才能说服美国社会，全力投入对华遏制、绞杀战略。

同时，美国也无法凭一己之力遏制中国，它须要传统盟友鼎力支持而非虚与委蛇。要争取国内外坚定、持久的支持，必须拿出一套有力的反华理论。

从史蒂芬·班农的修正国家、国家资本主义等说辞，到2019年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基伦·斯金纳带有种族主义的文明冲突论，鹰派人士一直在寻求一种能引起广泛共鸣的理论。他们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未最终成功。是以，蓬佩奥等人前不久在情急之下，又掏出了冷战时期的旧武器，大肆渲染共产党对“自由世界”的威胁。

不论11月大选结果如何，美国两党的鹰派都会继续该努力。最终呈现的意识形态武器，应是上述理论的某种拼盘，它含如下重点：中国的政治体制是高度压制性的，对外尤其在东亚地区是侵略性的；其经济体制是掠夺性的，对西方基于自由企业、基于规则的经济制度构成根本挑战；其文化和社会结构是典型东方的专制性的，经济成功只会加强这种特性；共产党政权抱有统治东亚，进而挑战美国全球地位的野心；利用了现有国际秩序却从不遵守其规则，继续接纳中国只会彻底颠覆现有秩序。总之，中国的成功对美国和西方的价值观、经济繁荣、生活方式乃至整个文明都构成无法克服的挑战。本质上，它很难逃脱文明冲突论的范畴。

它不须要很完美，更不须要严谨。鉴于美国民众对华反感度达到新高，而精英阶层对遏制中国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一种稍微像样的伪理论，加上掌权者的不断重复，就可能让美国社会相信，遏制中国不仅是大国博弈游戏，更是对美国人民及全世界的一份道德责任。如此足以。

虽然，说服盟友比说服美国民众更难，但只要中美对抗日趋激烈，这些盟友恐怕只能“明知不是理，事急且相从”了。更何况，中国对他们的跟风打压很难不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又会刺激敌对情绪，推动这些国家的舆论慢慢接受上述理论。

如此看来，尽管美国对华科技战、外交战、金融战等战法各具很大杀伤力，但舆论战和意识形态之争，才是中国要面对的最具威胁、最长期、最根本的挑战。

针对这种对抗性理论，中国必须拿出更具说服力的、以合作为取向的理论。中国近年来强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恰恰是最坚固的盾牌，也是大刃无锋之矛。

应反思的是，中国错过了一个很好的论述契机。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西方疫情开始蔓延的时点，中国政府希望论证其制度优势，却招致了西方社会的极大反感。事后看，更应从东亚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来阐释抗击疫情效果的差异。这是西方更容易接受的视角，也是阐释文明间须要交流互鉴的极佳事例。

在制度竞争层面，中国近年来强调的治理、善治理念以及有效政府、责任政府理念，也是很有针对性的理论资源。法兰斯西·福山年初撰文对比中美抗疫得失，也曾触及这一问题。该理论的进一步阐发，能够引导不同制度的良性竞争，而非激化价值观高下的空洞对抗。

上述理念都须要用西方社会易于接受的方式阐释和建构，而非用官方的八股语言不断重复。同时，新的意识形态理论，须要新的标志性行动作支撑，以增强对国际社会的说服力。有很多选择，可以主动出牌。比如外交领域，在适当时机实现对日本，甚至印度的高层互访；在经贸领域阐明在国企、产业补贴等领域持开放态度，愿与欧盟等方面磋商；在海洋领土纠纷中，愿意与相关方创造性地探讨解决办法等等。

其实，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之前，恰恰是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及其标志行动上主动出牌，反击美国舆论战，争取国际社会同情和支持的大好时机。

作者是中国吉林省的文化传播公司法律顾问

焦典

李爱社：中国如何掐住中美之争的命门
时间:2020-08-20 06:25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时事透视

中美之争，涉及多个领域，其中，从中国提出恢复GATT（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国资格的“复关”谈判，到后来加入新成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资格，主要是和世界经济最大体量的美国谈价还价。

在与美国谈判过程中，在经济合作中绕不开的，涉及知识产权的转移和保护，又成为其中的主要焦点。为此，在最后几轮谈判中，中国坊间有关于一则中国的“铁娘子”与美方代表交锋的真实故事：

曾任中国副总理、时任原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部部长的吴仪，在与美国代表的谈判中，美方先声夺人地说：我是在和小偷打交道。其所说的小偷，无外乎就是中方；所“窃取”的东西，就是美方的知识产权。中方代表吴仪针锋相对地说：我是在和强盗打交道，看看你们博物馆里，有多少掠夺自中国的文物。

当年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所作所为，的确有可以非议的地方，不然的话，就像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拥有《百年孤独》等名著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生前亲自来中国考察出版市场后，无奈地说了一句：原来各位都是盗版人贩子啊，并且撂下狠话：在此后的150年都不会授予中国出版权，特别是《百年孤独》这一本书！

俱往矣，经过中国持续不断的打击盗版和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努力，目前几乎完全杜绝了盗版行为；而且在监查知识产权的机构设置上，赋予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管理范围和执法权限。这也是根据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由此前仅仅是“国家专利局”转变职能而来的副部级机构，隶属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其主要职责之一就是负责保护知识产权，还负责专利强制许可相关工作等等。

美国知识产权的历史

不久前，特朗普在白宫花园面对外界宣布涉及中国的几项政策演讲时，使用了这样的措辞：“中共国的招数层出不穷……在与中共国的交往当中，我们损失了成千上万的财富，特别是在上一任政府的任期内……中共国抢走了我们的工厂，掠夺了我们的就业机会，搬空了我们的制造业，偷窃了我们的知识产权……”

如果说，美国是一个靠专利立国的国家，一点儿都不夸张，佐证之一就是，早期专利授权证书，准确地说是从1790年到1836年，所有的官方专利证书均由美国总统、国务卿联合签署，1797年的一份专利证书还联署了司法部长名字；佐证之二，在美国商务部的大门口上，还刻有林肯总统的一句话：“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

美国立国之时，可以说“一穷二白”，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在开国元勋华盛顿的注视中，来自于各州的制宪代表在制定宪法中，通过了第一条第八款：“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艺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1790年4月12日，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签署了美国历史上的第一个《专利法》；美国国会通过了1793年版《专利法》。在此后的30年里，有1万多件发明获得了专利。

《独立宣言》的起草者、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经作为首任国务卿，成为美国第一名专利审查员。据悉，美国独立战争后，乔治·华盛顿、托马斯·杰斐逊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这些美国领导人都认为，美国须要强有力的专利法来保护发明家的权利，专利制度将刺激技术发展和经济增长。

对此，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在《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中阐释道：“我知道一个没有专利局和好的专利法的国家，除了倒退之外是别无他路的。”正是在美国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提倡下，仅1865年至1900年，被正式批准登记的发明专利，就达到了64万多种，依靠强大的科技实力，美国很快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独占鳌头。1894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跃居各国之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发明不仅使得美国成为一个新兴的创新性国家，而且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和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据1922年美国国会统计，仅拥有1000多项专利的“发明大王”爱迪生，让美国政府在50年内的税收就增加了15亿美元；而1928年的一项调查则显示，全世界的资本用在与爱迪生发明有关的项目，折合金额157.25亿美元。

正是知识产权在美国开国之初，起到了立国之本的作用，直到今天，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依然在知识产权的利用和保护上不遗余力。

中国如何掐住中美之争的命门

不同于美国商务部，中国机构改革后的原国家专利局，现称“国家知识产权局”隶属于市场管理监督总局，盖因中国的保护知识产权起步之初，尤其是磁带、录像带，后来的CD及其VCD、DVD等衍生产品和图书等，的确是侵权行为泛滥成灾。但是，随着持续不断的宣传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而今在中关村到穷乡僻壤，都不见了侵权行为的发生。

当年授予专利和专利许可属于专门的机构“中国专利局”，查处侵权行为属于另外一个部门“工商管理（总）局”，也就是俗称的“两张皮”。反观美国，都在商务部治下，盖因美国前总统卡尔文·柯立芝描述19世纪的美国人：“美国人民的头等大事就是做生意。”就像美国与中国的首次交往也是从做生意开始的：“中国皇后号”早在1784年8月28日就已经抵达中国，尔后满载而归。

2019年中国全球专利申请数量首次超越美国，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中国在2019年通过专利合作协定（PCT）体系，申请了5万8990份专利，已经超过了美国的5万7840份专利。自1993年开始中国向WIPO提交一份专利申请，直到1999年当年，中国仅向WIPO提交了276份申请；但短短27年过去了，中国从1增长到将近6万，递增量达200倍。

除此以外，截至2020年6月底，中国国内（即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发明专利有效量199.6万件（单纯在中国专利局注册登记的专利数量），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4.3件，已经独占鳌头。在中美之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华为，是连续三年稳居全球专利申请数量（PCT）第一的企业，仅2019年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就达到了4411件，目前已经是连续三年位居榜首，与排名第二的日本三菱集团相差近一倍（2661件）。

除了华为，排名前50的名单中，中国的OPPO排名第五，京东方排名第六，平安科技排名第八，中兴排名第18，大疆排名第23，阿里巴巴排名第25名，腾讯排名第43等等。

除了企业，高等学府也不甘示弱，来自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力量，同样功不可没：中国的清华大学位居第二，深圳大学则位列第三，甚至超过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第五名是中国的华南理工大学。在排名前50的大学中，美国大学有20所，中国大学有14所。

其宗旨为“鼓励创造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促进对知识产权保护”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立于1967年，是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之一，目前有193个成员国，包括联合国范围内的190个成员国以及库克群岛、罗马教廷和纽埃。

对中国这些年在专利申请和保护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和贡献，WIPO总干事弗朗西斯　高锐（Francis Gurry）表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领导层深思熟虑的战略，不断推进创新，使中国成为一个经济运行在更高价值水平上的国家。WIPO发布的年度报告也指出，中国已成为世界知识产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正因为中国在专利发明上的突飞猛进和专利保护的卓有成效，前述的马尔克斯所说的150年间也不会授予《百年孤独》的出版权，但中方在不断净化知识产权领域的保护，被国际社会所瞩目并认可。直到2010年，他还是把《百年孤独》的版权授给了中国的一家出版社，四年后，大师去世。

就像当年马克·吐温对美国的专利制度充满了期待，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授予了中国出版其《百年孤独》的版权，都是在一个国家的特殊发展时期所起到的“声援”作用。但后者的下述名言，对当下特朗普继续摔锅中国的知识产权及其保护制度，也是警示和回击：谎言说得越来越真诚，最后连他自己都从中得到了安慰。还有这句：只有没原则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这句最贴切：“Hot est simplicisimum”（简单之极）他回答，“因为我疯了”。

诚如其言！

作者是中国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