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矛盾激化 印共（毛）夺取国家政权将推国际共运出低潮

焦典

王静：印度政府的头号心腹大患：印度毛主义运动的历史、根源及前景

2017-07-11 0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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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4月24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战士在切蒂斯格尔邦的苏克玛地区向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发起一次攻击，造成中央后备警察部队25名人员死亡和7名人员受伤。这一事件再次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了印共(毛)。正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上被广泛誉为“明日之星”的印度，在国内一些地区事实上还存在着印共(毛)的平行政权。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后，将全国范围内原有剿灭毛主义运动的“绿色狩猎行动2”升级为更为严酷的“绿色狩猎行动3”。2015年5月莫迪亲赴居于毛主义运动核心地带的切蒂斯格尔邦，对该地区的剿灭行动做出指示。切蒂斯格尔邦年底专门出台了针对印共(毛)“丹达卡冉亚”解放区的“2016任务”计划(属于“绿色狩猎行动3”)——旨在于2016年年底前，彻底击溃“丹达卡冉亚”解放区(丹达卡冉亚穿越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奥里萨邦，位于印度中部，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占地约8万平方公里土地。该地区大约有2，000多万人口，是一个部落民聚居的地区，印共(毛)在这里有延伸非常好的组织体系，“人民政府”替代了印度政府对于该地区的管理和控制)。由此印共(毛)与政府的对抗不断升级，2017年4月24日的袭击就是在该背景下发生的。

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碎裂与整合

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三次武装斗争高潮，分别是：1946年—1951年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1967—1971年纳萨尔巴里运动;2004年至今，印共(毛)领导的席卷半个印度的“毛主义运动”。“纳萨尔巴里运动”主要由印共(马列)领导，以印共(马列)书记查鲁·马宗达1972年被捕病死狱中为转折点走入低潮。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以一系列冲突、分裂与合并为特征，是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复兴的前奏和基础。

马宗达去世后，印共(马列)不断陷入新的分裂。以朱哈尔、纳格胡珊·帕德耐克和威诺德·米什拉领导的非常有影响的印共(马列)分支为例，尽管认为自己是印共(马列)的真正继承者，但实际上其政治路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党1974年更名为“印共(马列)解放”。1976年，该党主张限制纯军事斗争，成立了一支由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组成反国大党民主阵线，并修正过去“完全拒绝议会政治”的立场。但是在接下来的3年中，该党也陷入一系列分裂。康达帕里(安德拉邦)从该党分裂出来，并于1980年组建了“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战争集团完全拒绝议会民主体制，并主张发动旨在建立人民政府的“人民战争”。但人民战争集团严格限制“歼灭阶级敌人”，强调发展群众组织。“印共(马列)解放”攻击“人民战争集团”为“冒险主义”，“人民战争集团”批判其为印共(马)拙劣的模仿者。

1989年“印共(马列)解放”在“印度人民阵线”的旗帜下，首次在比哈尔邦参加选举。尽管“印共(马列)解放”并未完全放弃武装斗争，但其在毛主义运动的政治版图上开始系统性收缩，一步步失去领地和支持者，在大选中的表现也乏善可陈。

“人民战争集团”是后马宗达时代“纳萨尔巴里运动”所有的分裂派别中最重要的。因为今日印度毛主义运动所执行的主导路线就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思想路线。今日毛主义运动成为印度国内安全的最大威胁以及“平行政府”的建立，都归因于人民战争集团。“人民战争集团”导致了整个印度毛主义运动战略的一系列调整。

“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是印度毛主义运动光谱上的另外一支重要政党。“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成立于1969年10月20日，属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但由于与印共(马列)之间的战略分歧，该党从未加入过被视为毛主义共产党之母的印共(马列)。“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发源于印度的西孟加拉邦，在将近30年间该党吸收和团结了众多印度的革命者和革命团体。该党将武装斗争作为主要斗争形式，将发动持久人民战争作为党的主要任务。2003年“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与“印度革命共产党中心—毛主义者”合并为“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

“人民战争集团”始于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杜邦，在将近三十年间团结了几乎全国各地革命者，其组织网络延展至全国各邦。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发源自西孟加拉邦，在几十年间，团结吸收了全国各邦的多个革命团体。2004年9月21日，“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者共产党中心”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关于此次合并的重要意义，印共(毛)书记贾纳帕蒂阐述道：“印共(毛)的成立是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里程碑。成立一支团结的、基于马列毛主义的毛主义政党，是印度国内、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珍视革命理想和饱受压迫民众的强烈愿望。如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印共(毛)雄心勃勃地宣称要建立一个大革命区，从尼泊尔到比哈尔邦到安得拉邦及以外的地区……其目标是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夺取国家政权。2007年印共(毛)“九大”的召开标志着当代毛主义运动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此次大会解决了党内政治问题的争论，实现了印度毛主义者在意识形态上的进一步统一。

印共(毛)官方文件对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革命从不是一片坦途，革命道路千回百转……在最后的胜利，即实现共产主义之前，没有最后的胜利。”

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根源

由于印度从未发生社会主义革命，许多历史遗留问题，诸如，农村封建残余、土地占有极端不均衡、种姓制度、庞大的贫困人口等等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因此印度一直存在爆发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土壤。印度独立时，和新中国建国时经济发展水平在同一起跑线上，但到1980年，印度在工业、农业、国防各层面及人口平均寿命、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已经被中国远远落在后面。1991年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新自由主义也开始在印度盛行，旧的沉疴遭遇新自由主义毒药，其结果只能是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

1947年印度独立后，面对英国殖民者留下的凋敝、饥荒不断的农村经济，国大党进行了一场非常失败的土地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除柴明达尔中间人制度，调整租佃关系;以及施行土地占有最高限额。尽管中间人制度表面被废除，但柴明达尔等旧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得到保护。其一，其保留了大量自留地;如在北方邦土改前约有柴明达尔(包税地主)190万人，拥有自有地713万英亩，土改后，他们保留了约700万英亩土地，成为新的大地主阶级。其二，他们获得了巨额赔偿金。据统计，全国给地主补偿金的预定总额为66亿卢比，而这笔补偿金是由原柴明达尔制下的佃农负担的。如果佃户要把他耕种的土地购进为自己所有(私产)，则需另向政府交纳相当于柴明达尔原从该土地纯收入的3-28倍的金额(补偿金)。因此，在废除中间人包税制度过程中，柴明达尔获得一大笔补偿金，而佃农却支付出一大笔补偿金。

在基本废除中间人制度后，从1959-1960年开始，印度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制订有关“土地最高持有限额”的立法。从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印度各邦虽然都制定了这种立法并进行了多次修订，但在具体执行中，在各邦政府中拥有强大影响的地主、富农和农场主阶层竭力反对推行这项改革。因此无论是国大党还是人民党执政时期，这项立法始终没有认真推行。印度名义上是实行三权分立的民主、自由的制度，但是在阶级力量不均衡的情况下，地主阶级比雇农甚至比政府能享受更多的民主、自由。在土改过程中，地主们往往通过司法诉讼阻止政府征收限额外的多余土地。印度法庭使得执行土改最为积极的西孟加拉邦政府无法征收171，000英亩已经被确认的“剩余”土地。在印度其他各邦，法庭这种阻碍土改的作用更为显著。

印度土改失败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仅代表少数人的利益。美国大学实地考察团驻印度的高级学者、曾任加尔各答和新德里美国印度研究所所长的马科斯·弗朗达，对印度几十年的土改作了一个概括。他指出“几乎在每一个方案中，这些改革都被用来提高中等自耕农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而对持有较大面积土地的农户来说，则比任何人都更为有利”。1969年8月30日《经济与政治周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通讯员报道说：“在邦里，国大党的主要成份是富农、中农和绝大多数代表大的灌溉者的议会议员。”根据迈伦·韦纳在六十年代中期时对古吉拉特邦凯拉区和卡纳塔克的兰杜尔格区的国大党进行详细调查后的结论，国大党主要是从占有二十英亩以上土地的5%的人口中吸收党员积极分子和领导人的，所以国大党的积极分子是经营农业的上层分子的代表，而不是无地佃农和农业劳动者的代表。对于印度土改，1972年印度土地改革计划委员会的《土地改革评论》做出结论说：“总的评价是，印度独立以来所实行的土地改革法在土地关系方面并没有实现应有的改变。”该委员会认为，“主要原因是缺乏政治力量……在大部分乡村里.应得到好处的农民是消极的、涣散的、无组织的……此外行政当局对贯彻执行土地改革的总的态度是冷淡的。事实上，印度的官僚们实质上是一些反对土地改革的势力集团。负责实施土改法的下级人员住住也在那些有权势的土地所有者支配之下，这些地主逃避已制定的法律，是既得利益者。”

土改过程可以看出，印度农村原有的柴明达尔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被保护下来，首先，他们保留了大量的自留地转化为新地主，其次他们获得了巨额的补偿金。农村中其他有势力的地主阶级和富农(如部分转租地主、上层永佃农及孟加拉的乔特达尔)则正式转化为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新地主，他们也是土改的受益者。本质上，这是利益在上层阶级中间的调整和分配，一部分土地从大地主手中转移到中小地主手中，正是通过这个方式，国大党既没有从根本上得罪之前的柴明达尔等阶层，同时又扩大了自己在中小地主和富农阶层中的执政基础。土改的受损者是农村的下层阶级，即广大的雇农、分成农和失地农民。因此土改后印度农村无地雇农的人数迅速增长。据估计，1951年为2，752万，1961年增至3，148万，1971年增至4，557万，1981年增至5，600万。……这是纳萨尔巴里运动退潮后，毛主义者仍然能在印度农村扎根并不断发展壮大，并在21世纪重新掀起斗争高潮的重要现实基础。一定程度上说，正是印度历史上土改的失败，将今天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发动的印度农村土地革命推向了政治舞台的中心。连印度内政部都不得不承认，农村经过22年有计划的发展之后，传统的土地持有者仍有强大的势力，而且“迄今已实施的各项计划仍然是更多地有利于较大的自耕农，而不是更有利于较小的佃农。至于分成农和无地雇农，他们则经常被撇在一边。其结果是……扩大了差别，加剧了社会紧张关系……”，从而使“某些政党”(印共(毛)和印共(马列))有机可乘。”

在印度独立后的前30年里，依靠国有企业，印度迅速建立了包括冶金、机械、汽车、拖拉机、飞机、船舶、化工、建材、煤炭、电力、原子能、精密仪器及各种轻工业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些主要是之前依靠私人资本无法建立的企业。但到80年代初中期，国有经济在印度国内生产净值中占1/4，其中主要是第二第三产业，而印度的国有经济中有40%属于行政部门的财政支出(如行政费、国防费等)，这样印度的国有企业仅占15%。而资本家阶级所有的经济占40%，其中包括一些规模庞大的垄断财团。封建地主经济及个体经济占35%，其中封建地主经济占国内净产值的15%，和国有企业实力相当。在印度工业经济中，私人垄断财团占据统治地位，据1965年印度垄断委员会的报告，印度前75家垄断财团全部资产为260亿卢比，在印度全部私营企业总资产中占46.94%。

印度独立以来的国家性质本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甚至保留了大量的封建主义残余，但是由于印度国内存在广泛的贫困人口和强大的左翼力量，印度国大党在早期一直宣称走民主社会主义式的第三条道路。尽管许多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政策无法真正落实，但是国大党早期的左倾姿态或多或少是对印度国内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一种威慑和制约。从1991年开始，这种局面发生了逆转。1989—1991年间，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巨大的混乱，苏联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思潮兴起。1991年7月初，拉奥政府宣布施行新经济政策，标志着印度国内右翼主张的新自由主义理念正式获得统治地位。新经济政策的具体内容有：以市场自由化推动竞争、国企逐步私有化、大力引进外资、降低关税以推动贸易自由化等，以充分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融入美国资本主导的全球化。21世纪以来，印度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是大力引进外资。2005年印度国大党通过了《经济特区法案》，使建设经济特区成为印度政府吸引海外战略投资的核心战略。这一法律的颁布使得印度各邦经济特区建设蜂拥而上。由于《经济特区法案》对土地使用要求过于宽松，许多地方打着经济特区建设旗号，实际上从事土地开发。大批土地被廉价征用，失地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由此引发的农民与征地官员之间的冲突事件不断。有分析指出，印度的经济特区是官商勾结盘剥农民的“圈地运动”，而征地法和《经济特区法案》已经沦为地方政府与商人勾结起来进行寻租的工具。据印度经济学家巴杜里估计，按照目前印度建立经济特区的模式，这种经济特区在每创造一个就业机会的同时，也毁掉了4个农民的生计。

印度的大规模新自由主义“圈地计划”遭到了印共(毛)的极力反抗。印度大力引进外资、积极让跨国公司跑马圈地的很多地区，恰恰是相对贫困落后和印共(毛)活跃的地区。2007年2月1日的《印共(毛)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激烈抨击了印度政府的圈地行为：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的政策正在向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进攻，他们卑劣地想把劳动者的手脚捆住，以便于大资本的巧取豪夺……300个计划内的经济特区事实上是建立了300块外国领土，这些外国领土劫掠我们大量的良田，这些外国领土里充斥了无数国内外的政治骗子……印共(毛)九大号召人民尽一切可能捍卫土地与房屋，坚决打退这些毁灭性的野蛮的‘资本游牧部落’”。

印度施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后，GDP不断增长，但是普通人民大众的生活越来越贫困。印度政治经济制度的失败在与中国的对比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大饥荒之中：1961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时期，当年粮食总产量13650万吨(不包括薯类)，当年人口6.5859亿，人均粮食207.26公斤。而印度1991至2004年的人均粮食产量在155至183公斤之间，可以说印度常年处于比中国1961年还要严重的大饥荒之中。世界银行2008年的全球贫穷报告指出，全世界共有14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印度就有4.65亿人，占印度总人口的42%，占世界贫困人口的33%。2010年10月，美国《》推出了一份新的报告，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陷入贫困之中，人数多达4.21亿，比非洲26个国家的总人口之和还要多。

当代“毛主义运动”是对“纳萨尔巴里运动”的继承和延续，也是对全球化印度显著社会经济不公的回应。

21世纪印度毛主义运动的战略战术

早期纳萨尔巴里运动衰落的主要原因：一是战略上的失败。未能建立一条包括穷人、无地农民和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且执行了错误的“歼灭战役”战略;二是缺乏合适的意识形态引领。后马宗达时代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历经起伏，并在不断的曲折中获得发展。较之纳萨尔巴里运动，当代毛主义运动在思想理论、组织上和战略战术的应用方面，都更为成熟和优越。

1、印共(毛)的革命目标。印共(毛)《党章》规定：印共(毛)终极目标或最高纲领是建设共产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仍以土地革命，即实行持久人民战争夺取政权为中心任务，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

2、印共(毛)的组织特点。印共(毛)《党纲》规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党必须保持地下斗争状态。党在选择党员方面十分严格。首先，党员必须完全接受马列毛主义;其次，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党组织可以根据地理区划或者生产领域来建立。党的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权威。与过去不同，如今毛主义者在大城市投入很多，他们认为一个稳定的党组织在完成革命最后目标方面是十分重要的。如党总书记贾纳帕蒂所言：“如果没有夺取印度大城市，革命将是未完成式。”党组织在城市工作的原则是：“政治中心化”和“组织去中心化”。文件中有如下解释：全体党员和一切机构，特别是基层党员，必须有可靠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基础，因此他们可以独立地工作，并根据党的路线做出正确的决定。另外，其城市斗争策略还包括，利用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资本家中的一些进步力量，与其他共产党革命团体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进行合作，同时介入一些社会公共议题的斗争，例如水资源问题、交通和社会安全问题等。在毛主义者力量在城市并不强大的时候，这些发展战略都将是有效的。

印共(毛)通常在人口规模达到500—3000人的解放区建立人民政府。印共(毛)的人民政府通常由8个部门构成：财政、保卫、农业、司法、教育文化、卫生、森林保卫和公共关系。人民政府定期进行选举。印共(毛)在高扬马列毛旗帜的同时，尊重当地民俗传统，“人民法庭”由于其高效率和充分保护人民利益，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印共(毛)的武装组织人民游击解放军在印共(毛)的革命斗争中居于极为重要的位置。印共(毛)的文件《我们的财政政策》揭示了其财政的三大主要来源：第一，党员的党费、党税和人民的捐献;第二，没收敌人的财产和对敌人的罚款;第三，通过进步的税制系统，在游击区和解放区收取税费。

3、印共(毛)战略战术的应用。与过去印度左翼极端主义不加批评地接受“一刀切”模式不同，当代毛主义运动更加重视印度社会—经济—文化的多样性。基于对多样性的理解和认识，毛主义者提出的战略重点从一个邦到另一个邦都有极大不同。印共(毛)择取的具体战略取决于当地具体的社会经济环境。例如，在安得拉邦，毛主义者致力于改变封建土地关系。而在位于部落民带的奥里萨邦和切蒂斯格尔邦，毛主义者致力于维护部落民对森林产品的权利。对于毛派来说，在两个或者三个邦之间的边界建立游击区和解放区非常容易。以位于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切蒂斯格尔邦交界处的加德切罗利地区为例，由于邦政府对自杀农民的冷漠，该地区的毛主义运动变得十分强大。

印度政府对印度毛主义运动的围剿

1、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阶段：自毛主义运动80年代复兴以来，印度统治阶级对其进行的围剿一直没有间断过。从总体上看，大体可以分为层层递进、规模不断扩大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1991年“一月觉醒计划”为代表的民团时期;第二个阶段是以2005年“和平行动”为代表的邦政府时期;第三个阶段是2009年11月开始的由中央政府发动的全国范围的庞大、缜密和残酷的“绿色狩猎行动”。这是一场全方位的战争，除了军事进攻外，印度情报部门积极开展信息心理战、情报战、经济战等软战争加以配合。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将“绿色狩猎行动”升级为打击力度更强、手段更为残忍的“绿色狩猎行动3”。

2、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战略：印度中央政府剿灭印共(毛)的战略深深打上了“低烈度战争”的烙印。印度版“低烈度战争”特征如下：(1)投入大量军事和情报力量对印共(毛)进行围剿。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动用了各式专门对付毛派游击队的军事和准军事力量。这些武装力量明目繁多，归纳起来，大概有几类：警察部队、准军事部队、突击队、军队和民团。这些军事和准军事力量具有如下特点：均被传授以反对毛主义的理论、战略和战术;均配备现代化的武器和通讯设备;均受过特殊训练。(2)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持续对印共(毛)进行意识形态、文化和舆论攻击，目标旨在分化反抗力量，瓦解其群众基础，动摇民众对人民战争的信心以及引起印共(毛)战士及民众思想上的混乱等。(3)清除印共(毛)领导人是剿灭战略的关键。一名印度安全部队高级官员透露，“我们相信大约有50名高级领导人分散在全国各地。我们锁定目标并施以严酷打击，使之群龙无首”，“这样对付毛派就容易多了”。剿灭印共(毛)领导人的手段包括制造“假遭遇战”、出资诱降、采用各种秘密手段(包括启用叛徒进行暗杀)等。2014年印度莫迪政府上台后，将印共(毛)从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到村级委员的人头价格提升至原来的5倍。

3、印度政府围剿毛主义运动的成效：(1)印共(毛)上层损失严重，但到2012年该局面已经得到遏制。迄今为止，印共(毛)损失的最高领导人是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阿萨德和金尚吉。阿萨德从事革命40 余年，是印共(毛)卓越的理论家和新闻发言人;金尚吉是印共(毛)中央政治局的军事领导人。二人分别死于2010年7月和2011年11月的两场“假遭遇战”。金尚吉的死亡直接导致了原本蓬勃向上的西孟加拉邦毛主义运动的衰落。2012年奥里萨邦领导人潘达的背叛使得该地区的运动大为削弱。鉴于敌人对领导层密集的杀害，印共(毛)将保护领导层和增强主观力量提升至战略的高度。2012年以来，由于应对得当，印共(毛)领导层被大规模捕杀的局面已经得到遏制。印共(毛)领导层很可能意识到，使用手机、卫星电话等现代化设备很容易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和印度政府锁定，因此转移至密林深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效地降低了领导层的损失。(2)作为“绿色狩猎战争”的一部分，印度政府对印共(毛)发动信息心理战，将印共(毛)污蔑为“恐怖主义”，妖魔化印共(毛)的新闻造假在媒体上司空见惯。这种手段可以在一定时间段内有效地影响印度中间阶级和其他国家的普通民众，阻止印共(毛)外围同情者及其支持力量的壮大，然而对印共(毛)直接联系和依赖的底层群众的影响效果是十分有限的。(3)由暴力冲突导致的死亡人数锐减，但印共(毛)控制的核心区域保持完整，他们牢牢掌握着‘红色走廊’的核心区——贾肯得邦、切蒂斯格尔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在一些地区印共(毛)的实力反而得到巩固和增强。例如，安得拉邦、切蒂斯格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等地的毛主义运动处于活跃上升状态。

通过对印共(毛)和印度政府这场新世纪的较量进行比较分析，可以了解到：从2004年印共(毛)成立到2009年印度政府发动“绿色狩猎行动”之前是印共(毛)迅速崛起和壮大时期。2009年末到2011年是印度政府发动“绿色狩猎行动”猛烈的战略进攻时期，此时的印共(毛)处于被动守势和持续的危险之中。2012年以来，印共(毛)逐渐渡过了危机，双方进入战略相持阶段。2013年至今，印共(毛)初步恢复了力量，开始恢复活跃和生机。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出了更为残酷的升级版“绿色狩猎行动3”，但是迄今为止，双方实力对比并未发生明显改变。

王静，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摘自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87c42f0102y36c.html

链接：印度议会激辩中印边界对峙事件

焦典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

2012年09月06日 10:55 来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

　　*（注：这是马克思1853年6月10日为《纽约每日论坛报》（见注245）写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从1851年8月至1862年3月曾定期为该报撰稿。他在撰写本文时采用了恩格斯1853年6月6日写给他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58-265页）中所叙述的一些见解。——760。）1853年6月10日星期五于伦敦）

　　来自维也纳的电讯报道，那里都认为土耳其问题、撒丁问题和瑞士问题肯定会得到和平解决。

　　昨晚下院继续辩论印度问题，辩论情况同往日一样平淡无味。布莱克特先生责备查理·伍德爵士和詹·霍格爵士，说他们的发言带有假装乐观的味道。内阁和董事会（注：当指东印度公司董事会。——编者注）的一批辩护士对这个责难极力加以反驳，而无所不在的休谟先生则在结论中要大臣们把他们的法案收回。辩论决定暂停。

　　印度斯坦是亚洲规模的意大利。喜马拉雅山相当于阿尔卑斯山，孟加拉平原相当于伦巴第平原，德干高原相当于亚平宁山脉，锡兰岛相当于西西里岛。在土地出产方面是同样地富庶繁多，在政治结构方面是同样地四分五裂。意大利常常被征服者的刀剑压缩为各种大大小小的国家，印度斯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它不处于伊斯兰教徒、莫卧儿人（注：莫卧儿人是16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18世纪的上半叶大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后来这些邦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760、768。）或不列颠人的压迫之下时，它就分解成像它的城镇甚至村庄那样多的各自独立和互相敌对的邦。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印度斯坦却不是东方的意大利，而是东方的爱尔◎第760页◎兰。意大利和爱尔兰——一个淫乐世界和一个悲苦世界——的这种奇怪的结合，早在印度斯坦宗教的古老传统里已经显示出来了。这个宗教既是纵欲享乐的宗教，又是自我折磨的禁欲主义的宗教；既是崇拜林伽（注：林伽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湿婆神的象征。崇拜林伽的宗教盛行于南印度。这一印度教派不承认种姓（见注80），反对斋戒、祭祀和朝圣。——761。）的宗教，又是崇拜札格纳特（注：札格纳特是印度教的主神之一毗湿奴的化身。崇拜札格纳特的教派的特点是宗教仪式上十分豪华和极端的宗教狂热，这种狂热表现为教徒的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在举行大祭的日子里，某些教徒往往投身于载着毗湿奴神像的车轮下让它轧死。——761。）的宗教；既是僧侣的宗教，又是舞女的宗教。

　　我不同意那些相信印度斯坦有过黄金时代的人的意见，不过为了证实我的看法也不必搬出库利汗统治时期，像查理·伍德爵士那样（注：1853年6月3日，印度事务督察委员会主席查理·伍德在一次演说中，把当时德里的状况同1738 -1739年波斯国王库利汗入侵时作比较，借以证明印度已经取得了全面的进步。——编者注）。但是，作为例子大家可以举出奥朗则布时期；或者莫卧儿人出现在北方而葡萄牙人出现在南方的时代；或者伊斯兰教徒入侵和南印度七国争雄（注：七国争雄是英国史编纂学中用以表示英国在中世纪初期政治体制的术语，当时英国分为七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6-8世纪）。马克思在这里借用这个名词来表示德干（印度的中部和南部）在穆斯林侵入以前的封建割据状态。——761。）的年代；或者，如果大家愿意，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古代去，举出婆罗门（注：婆罗门是梵文Br?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761、764、772。）本身的神话纪年，它把印度灾难的开端推到了甚至比基督教的世界创始时期更久远的年代。

　　但是，不列颠人给印度斯坦带来的灾难，与印度斯坦过去所遭受的一切灾难比较起来，毫无疑问在本质上属于另一种，在程度上要深重得多。我在这里所指的还不是不列颠东印度公司（注：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实行。——692、761、771。）在亚洲式专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式专制，这两种专制结合起来要比萨尔赛达庙（注：萨尔赛达庙是位于孟买北部的萨尔赛达岛上的庙宇，以109座佛教石窟而闻名。——761。）里任何狰狞的神像都更为可怕。这并不是不列颠殖民统治独有的特征，它只不过是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模仿，而且模仿得惟妙惟肖，所以为了说明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所作所为，只要把英国的爪哇总督斯坦福·拉弗尔斯爵士谈到旧日的荷兰东印度公司时说过的一段话一字不改地引过来就够了：

　　“荷兰东印度公司一心只想赚钱，它对它的臣民还不如过去的西印度种◎第761页◎植场主对那些在他们的种植场干活的奴隶那样关心，因为这些种植场主买人的时候是付了钱的，而荷兰东印度公司却没有花过钱，它开动全部现有的专制机器压榨它的臣民，迫使他们献出最后一点东西，付出最后一点劳力，从而加重了恣意妄为的半野蛮政府所造成的祸害，因为它把政客的全部实际技巧和商人的全部独占一切的利己心肠全都结合在一起。”

　　内战、外侮、革命、征服、饥荒——尽管所有这一切接连不断地对印度斯坦造成的影响显得异常复杂、剧烈和具有破坏性，它们却只不过触动它的表面。英国则摧毁了印度社会的整个结构，而且至今还没有任何重新改建的迹象。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它的一切古老传统，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

　　在亚洲，从远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就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者说，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战争部门，或者说，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气候和土地条件，特别是从撒哈拉经过阿拉伯、波斯、印度和鞑靼区直至最高的亚洲高原的一片广大的沙漠地带，使利用水渠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无论在埃及和印度，或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波斯以及其他地区，都利用河水的泛滥来肥田，利用河流的涨水来充注灌溉水渠。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这种要求，在西方，例如在佛兰德和意大利，曾促使私人企业结成自愿的联合；但是在东方，由于文明程度太低，幅员太大，不能产生自愿的联合，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所以亚洲的一切政府都不能不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这种用人工方法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设施靠中央政府办理，中央政府如果忽略灌溉或排水，这种设施立刻就会荒废，这就可以说明一件否则无法解释的事实，即◎第762页◎大片先前耕种得很好的地区现在都荒芜不毛，例如巴尔米拉、佩特拉、也门废墟以及埃及、波斯和印度斯坦的广大地区就是这样。同时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一次毁灭性的战争就能够使一个国家在几百年内人烟萧条，并且使它失去自己的全部文明。

　　现在，不列颠人在东印度从他们的前人那里接收了财政部门和战争部门，但是却完全忽略了公共工程部门。因此，不能按照不列颠的自由竞争原则——听之任之原则（注：“听之任之”(laissezfaire,laissezaller)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见注96）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范围内的任何事务。——763。）——行事的农业便衰败下来。但是我们在一些亚洲帝国经常可以看到，农业在一个政府统治下衰败下去，而在另一个政府统治下又复兴起来。在那里收成取决于政府的好坏，正像在欧洲随时令的好坏而变化一样。因此，假如没有同时发生一种重要得多的、在整个亚洲的历史上都算是一种新事物的情况，那么无论对农业的抑制和忽视多么严重，都不能认为这是不列颠入侵者给予印度社会的致命打击。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10年，无论印度过去在政治上变化多么大，它的社会状况却始终没有改变。曾经造就无数训练有素的纺工和织工的手织机和手纺车，是印度社会结构的枢纽。欧洲从远古的时候起就得到印度制作的绝妙的纺织品，同时运送它的贵金属去进行交换，这样就给当地的金匠提供了材料，而金匠是印度社会必不可少的成员，因为印度人极其爱好装饰品，甚至社会最下层中的那些几乎是衣不蔽体的人们通常都戴着一副金耳环，脖子上套着某种金饰品。手指和脚趾上戴环戒也很普遍。妇女和孩子常常戴着沉甸甸的金银手镯和脚镯，而金银的小神像在很多家庭中都可以看到。不列颠入侵者打碎了印度的手织机，毁掉了它的手纺车。英国起先是把印度的棉织品挤出了欧洲市场，然后是向印度斯坦输入棉纱，最后就使英国棉织品泛滥于这个棉织品的故乡。从1818年到1836年，大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 200。◎第763页◎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不列颠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 400万码。但是在同一时期，达卡的人口却从15万人减少到2万人。然而，曾以纺织品闻名于世的印度城市的这种衰败决不是不列颠统治的最坏的结果。不列颠的蒸汽机和科学在印度斯坦全境彻底摧毁了农业和制造业的结合。

　　在印度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方面，印度人也像所有东方人一样，把他们的农业和商业所凭借的主要条件即大规模公共工程交给中央政府去管，另一方面，他们又散处于全国各地，通过农业和制造业的家庭结合而聚居在各个很小的中心地点。由于这两种情况，从远古的时候起，在印度便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即所谓村社制度，这种制度使每一个这样的小结合体都成为独立的组织，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从过去英国下院关于印度事务的一份官方报告的下面一段描写中，可以看出这个制度的特殊性质：

　　”从地理上看，一个村社就是一片占有几百到几千英亩耕地和荒地的地方；从政治上看，它很像一个地方自治体或市镇自治区。它固有的管理机构包括以下各种官员和职员：帕特尔，即居民首脑，一般总管村社事务，调解居民纠纷，行使警察权力，执行村社里的收税职务——这个职务由他担任最合适，因为他有个人影响，并且对居民的状况和营生十分熟悉。卡尔纳姆负责督察耕种情况，登记一切与耕种有关的事情。还有塔利厄尔和托蒂，前者的职务是搜集关于犯罪和过失的情况，护送从一个村社到另一个村社去的行人；后者的职务范围似乎更直接地限于本村社，主要是保护庄稼和帮助计算收成。边界守卫员负责保护村社边界，在发生边界争议时提供证据。蓄水池和水道管理员主管分配农业用水。婆罗门（注：婆罗门是梵文Br?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761、764、772。）主持村社的祭祀事宜。教师教村社的儿童在沙上读写，另外还有管历法的婆罗门或占星师等等。村社的管理机构通常都是由这些官员和职员组成；可是在国内某些地方，这个机构的人数较少，上述的某些职务有的由一人兼任；反之，也有些地方超过上述人数。从远古的时候起，这个国家的居民就在这种简单的自治制的管理形式下生活。村社的边界很少变动。虽然村社本身有时候受到战争、饥荒或疫病的严重损害，甚至变◎第764页◎得一片荒凉，可是同一个村名、同一条村界、同一种利益、甚至同一个家族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保持下来。居民对各个王国的崩溃和分裂毫不关心；只要他们的村社完整无损，他们并不在乎村社转归哪一个政权管辖，或者改由哪一个君主统治，反正他们内部的经济生活始终没有改变。帕特尔仍然是居民的首脑，仍然充当着全村社的小法官或地方法官，全村社的收税官或收租官。“

　　这些细小刻板的社会机体大部分已被破坏，并且正在归于消失，这与其说是由于不列颠收税官和不列颠兵士的粗暴干涉，还不如说是由于英国蒸汽机和英国自由贸易的作用。这些家庭式公社本来是建立在家庭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耕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英国的干涉则把纺工放在兰开夏郡，把织工放在孟加拉，或是把印度纺工和印度织工一齐消灭，这就破坏了这种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因为这摧毁了它们的经济基础；结果，就在亚洲造成了一场前所未闻的最大的、老实说也是唯一的一次社会革命。

　　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宗法制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他们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块小得可怜的土地上，静静地看着一个个帝国的崩溃、各种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和大城市居民的被屠杀，就像观看自然现象那样无动于衷；至于他们自己，只要哪个侵略者肯于垂顾他们一下，他们就成为这个侵略者的驯顺的猎获物。我们不应该忘记，这种有损◎第765页◎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种消极被动的生存，在另一方面反而产生了野性的、盲目的、放纵的破坏力量，甚至使杀生害命在印度斯坦成为一种宗教仪式。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小小的公社带着种姓80划分和奴隶制度的污痕；它们使人屈服于外界环境，而不是把人提高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态变成了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因而造成了对自然的野蛮的崇拜，从身为自然主宰的人竟然向猴子哈努曼和母牛撒巴拉虔诚地叩拜这个事实，就可以看出这种崇拜是多么糟蹋人了。

　　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所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态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命运？如果不能，那么，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

　　总之，无论一个古老世界崩溃的情景对我们个人的感情来说是怎样难过，但是从历史观点来看，我们有权同歌德一起高唱：

　　”我们何必因这痛苦而伤心，

　　既然它带给我们更多欢乐？

　　难道不是有千千万万生灵

　　曾经被帖木儿的统治吞没？“（注：引自歌德《东西诗集》中《致祖莱卡》一诗。——编者注）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53年6月7日-10日之间

　　载于1853年6月25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04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143-150页◎第766页◎

责任编辑：程可
心

焦典

马克思 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

2012年09月06日 10:10 来源：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年版

　　1853年7月22日星期五于伦敦

　　在这篇通讯里，我打算归纳一下我对印度问题的意见。

　　英国在印度的统治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大莫卧儿的无上权力被他的总督们摧毁，总督们的权力被马拉塔人（注：马拉塔人是印度境内居住在德干西北部地区的一个部族。从17世纪中叶起，这个部族开始了武装斗争，反对莫卧儿封建主的异族统治，他们沉重地打击了大莫卧儿帝国并加速了它的崩溃。在这一斗争进程中建立了一个马拉塔人的独立邦。这个邦的封建上层人物不久就走上了侵略战争的道路。17世纪末，马拉塔邦被封建内讧所削弱，但是在18世纪初，又形成了一个以最高统治者——派施华为首的诸马拉塔王国的强大联盟。马拉塔封建主为了称霸印度而与阿富汗人进行斗争，1761年遭到惨重的失败。由于参加称霸印度的斗争和马拉塔封建主的内部纠纷而弄得精疲力尽的诸马拉塔王国，在1803-1805年英国-马拉塔战争中被东印度公司征服。——767。）摧毁，马拉塔人的权力被阿富汗人摧毁；而在大家这样混战的时候，不列颠人闯了进来，把他们全都征服了。这是一个不仅存在着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的对立，而且存在着部落与部落、种姓80与种姓的对立的国家，这是一个建立在所有成员之间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排他思想所造成的均势上面的社会。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社会，难道不是注定要做征服者的战利品吗？就算我们对印度斯坦过去的历史一点都不知道，那么，甚至现在英国还在用印度出钱供养的印度人军队来奴役印度，这难道不是一个重大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吗？所以，印度本来就逃不掉被征服的命运，而它过去的全部历史，如果还算得上是什么历史的话，就是一次又一次被征服的历史。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因此，问题并不在于英国人是否有权征服印度，而在于我们是◎第767页◎否宁愿让印度被土耳其人、波斯人或俄国人征服而不愿让它被不列颠人征服。

　　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

　　相继侵入印度的阿拉伯人、土耳其人、鞑靼人和莫卧儿人，（注：莫卧儿人是16世纪初从中亚细亚东部侵入印度的突厥侵略者，1526年他们在印度北部建立了伊斯兰教国家大莫卧儿帝国（大莫卧儿是这个帝国的王朝的名称）。在当时人的心目中，莫卧儿帝国的创始人是成吉思汗时代蒙古侵略者的直系后裔，这就是“莫卧儿”一词的由来。莫卧儿帝国的势力扩张得很大，在17世纪中叶征服了印度的大部分和阿富汗的一部分地方。但是，由于农民起义和印度各民族对伊斯兰教侵略者的反抗加强，以及他们经常的内讧和封建割据趋势的日益加强，18世纪的上半叶大莫卧儿帝国便逐渐分裂成许多小邦，后来这些邦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侵占。——760、768。）不久就被印度化了，——野蛮的征服者，按照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本身被他们所征服的臣民的较高文明所征服。不列颠人是第一批文明程度高于印度因而不受印度文明影响的征服者。他们破坏了本地的公社，摧毁了本地的工业，夷平了本地社会中伟大和崇高的一切，从而毁灭了印度的文明。他们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很难说还有别的什么内容。他们的重建工作在这大堆大堆的废墟里使人很难看得出来。尽管如此，这种工作还是开始了。

　　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不列颠人用刀剑实现的这种统一，现在将通过电报而巩固起来，永存下去。由不列颠的教官组织和训练出来的印度人军队，是印度自己解放自己和不再一遇到外国入侵者就成为战利品的必要条件。第一次被引进亚洲社会并且主要由印度人和欧洲人的共同子孙所领导的自由报刊，是改建这个社会的一个新的和强有力的因素。柴明达尔（注：柴明达尔在大莫卧儿帝国时代是指主要来自被征服的印度教徒中间的封建领主。他们的世袭土地持有权被保留了下来，条件是从自己向被压迫农民征收的租税中抽出一定份额交给政府。“柴明达尔”这个名词还被用来指孟加拉的土地税大包税主。1793年英国政府用“永久柴明达尔”法把柴明达尔（包税主）变成了私有土地的地主，以他们作为英国殖民当局的阶级支柱。随着英国人对印度的步步征服，柴明达尔制略经改变后也在印度某些其他地区实行起来。——768。）制度和莱特瓦尔（注：莱特即印度农民；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殖民者实行新的土地税收法以前，在英国殖民者没有破坏印度的村社以前，是享有充分权利的村社农民。在从1793年起实行所谓柴明达尔制（见注410）的地区（最初在孟加拉、比哈尔、奥里萨实行，后来稍微改变了形式，在联合省和中央省以及马德拉斯省部分地区实行），莱特成了柴明达尔（地主）的佃农。在19世纪初孟买和马德拉斯两管区实行“莱特瓦尔”土地税收制后，莱特成为国有土地的持有者，而按印度英政府随意规定的数额缴纳地租税。根据“莱特瓦尔”制，莱特同时被宣布为他们所租佃的土地的所有者。由于实行这一法律上自相矛盾的土地税收制，为农民规定了高得无力缴纳的地租；因欠税日增，农民的土地逐渐转到包买商和高利贷者手里。——719、768。）制度本身虽然十分可恶，但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人土地占有制却是亚洲社会迫切需要的。从那些在英国人监督下在加尔各答勉强受到一些很不充分的教育的印度当地人中间，正在崛起一个具有管理国家的必要知识并且熟悉欧洲科学的新的阶级。蒸汽机使印度能够同欧洲经常地、迅速地交往，把印度的主要港口同整个东南海洋上的港口联系了起来，使印度摆脱了孤立状态，而孤立状◎第768页◎态是它过去处于停滞状态的主要原因。在不远的将来，铁路加上轮船，将使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距离以时间计算缩短为八天，而这个一度是神话中的国度就将同西方世界实际地联结在一起。

　　大不列颠的各个统治阶级过去只是偶尔地、暂时地和例外地对印度的发展问题表示兴趣。贵族只是想征服它，金融寡头只是想掠夺它，工业巨头只是想通过廉价销售商品来压垮它。但是现在情势改变了。工业巨头们发现，使印度变成一个生产国对他们大有好处，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首先就要供给印度水利设备和国内交往手段。现在他们正打算用铁路网覆盖整个印度。他们会这样做。其后果将是无法估量的。

　　大家知道，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生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1848年在英国下院的一个委员会的会议上曾经证明：

　　“在坎德什，每夸特粮食售价是6-8先令，而在布纳却高达64-70先令，那里的居民饿死在街头，粮食却无法从坎德什运来，因为道路泥泞不堪，无法通行。”（注：约·迪金森《官僚制度下的印度管理》第81-82页。——编者注）

　　铁路的敷设可以很容易地用来为农业服务，例如在建筑路堤需要取土的地方修水库，给铁路沿线地区供水。这样一来，作为东方农业的必要条件的水利事业就会大大发展，常常因为缺水而造成的地区性饥荒就可以避免。从这样的观点来看，铁路有多方面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因为甚至在高止山脉附近地区，经过灌溉的土地也比面积相同而未经灌溉的土地多纳2倍的税，多用9-11◎第769页◎倍的人，多得11-14倍的利润。

　　铁路可以缩减军事机构的数量和开支。圣威廉堡（注：圣威廉堡是加尔各答的一个英国城堡，建于1696年，为纪念当时英国国王奥伦治的威廉三世而命名。英国人在1757年征服孟加拉以后，把政府机关设在这个城堡里，城堡的名字被用来指“孟加拉管区政府”，后来就指“印度英政府”。——770。）司令沃伦上校曾在下院的专门委员会中作过如下的说明：

　　“如果不是像现在这样，要用几天甚至几个星期才能从这个国家的边远地区收到情报，而是用几小时就能收到，如果能在更短的时间内把命令连同军队和给养一起送到目的地，其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军队可以驻扎在彼此距离比现在更远和更卫生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免得使许多人因疾病而丧生。仓库里的给养也用不着储存得像现在这样多，因而就能避免由于腐烂和天气不好而造成的损失。军队的人数也将因效率提高而相应地减少。”

　　我们知道，农村公社的自治制组织和经济基础已经被破坏了，但是，农村公社的最坏的一个特点，即社会分解为许多固定不变、互不联系的原子的现象，却残留下来。农村的孤立状态在印度造成了道路的缺少，而道路的缺少又使农村的孤立状态长久存在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公社就一直处在既有的很低的生活水平上，同其他农村几乎没有来往，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需的愿望和行动。现在，不列颠人把农村的这种自给自足的惰性打破了，铁路将造成互相交往和来往的新的需要。此外，

　　“铁路系统的效果之一，就是它将把其他地方的各种发明和实际设备的知识以及如何掌握它们的手段带给它所经过的每一个村庄，这样就将使印度世代相传的、领取工薪的农村手工工匠既能够充分显示他们的才能，又能够弥补他们的缺陷。”（查普曼《印度的棉花和贸易》）

　　我知道，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的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但是，你一旦把机器应用于一个有铁有煤的国家的交通运输，你就无法阻止这个国家自己去制造这些机器了。如果你想要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第770页◎的各种必要的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而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部门应用机器。所以，铁路系统在印度将真正成为现代工业的先驱。何况，正如英国当局自己所承认的，印度人特别有本领适应完全新的劳动并取得管理机器所必需的知识。在加尔各答造币厂操纵蒸汽机多年的本地技师们表现出来的本领和技巧，在布德万（注：《纽约每日论坛报》误为“赫尔德瓦尔”。——编者注）煤区看管各种蒸汽机的本地人的情况以及其他许多实例，都充分证明了这个事实。甚至受东印度公司（注：东印度公司是存在于1600年至1858年的英国贸易公司，它是英国在印度、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推行殖民掠夺政策的工具。从18世纪中叶起，公司拥有军队和舰队，成为巨大的军事力量。在公司的名义下，英国殖民主义者完成了对印度的占领。这个公司长期控制着同印度进行贸易的垄断权和这个国家的最主要的行政权。1857-1859年印度的民族解放起义迫使英国人改变了他们的殖民统治的形式：宣布公司解散，印度成为英王的领地。

　　英国资产阶级要求扩大对华贸易、提倡自由贸易。1833年8月23日，英国议会通过取消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的法案，这一法案自1834年4月22日起实行。——692、761、771。）的偏见影响很深的坎伯尔先生本人也不得不承认：

　　“广大的印度人民群众具有巨大的工业活力，很善于积累资本，有清晰的数学头脑，有长于计算和从事精密科学的非凡才能。”他还说，“他们的智慧是卓越的”（注：乔·坎伯尔《现代印度：民政管理制度概述》第59-60页。——编者注）。

　　由铁路系统产生的现代工业，必然会瓦解印度种姓80制度所凭借的传统的分工，而种姓制度则是印度进步和强盛的基本障碍。

　　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但是，有一点他们是一定能够做到的，这就是为这两者创造物质前提。难道资产阶级做过更多的事情吗？难道它不使个人和整个民族遭受流血与污秽、蒙受苦难与屈辱就实现过什么进步吗？

　　在大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取代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第771页◎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都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这个巨大而诱人的国家将得到重建。这个国家的人举止文雅，用萨尔蒂科夫公爵的话来说，甚至最下层阶级里的人都“比意大利人更精细更灵巧”（注：阿·德·萨尔蒂科夫《印度信札》第61页。——编者注）；他们的沉静的高贵品格甚至足以抵销他们所表现的驯服态度；他们虽然天生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但他们的勇敢却使英国军官大为吃惊；他们的国家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宗教的发源地，从他们的札提（注：札提是北印度的一个种姓集团，它的基本群众是耕作农，其中也有军事封建等级的代表。在17世纪，农民札提曾多次举行起义，反对外来的莫卧儿封建主的统治。——772。）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型，从他们的婆罗门（注：婆罗门是梵文Br?hmana的音译，意译为“净行”或“承习”。印度古代的僧侣贵族，印度的第一种姓。世代以祭祀、诵经（吠陀经）、传教为业。

　　婆罗门教是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约于公元前7世纪形成，因崇拜梵天及由婆罗门种姓担任祭司而得名。以吠陀为最古的经典。信奉多神，其中三主神为婆罗贺摩（梵天，即创造之神）、毗湿奴（遍入天，即保护之神）和湿婆（大自在天，即毁灭之神），并认为三者代表宇宙的“创造”、“保全”和“毁灭”三个方面。主张善恶有因果、人生有轮回之说。——761、764、772。）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古代希腊人的原型。

　　在结束印度这个题目时，我不能不表示一些结论性的意见。

　　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资产阶级是财产的捍卫者，但是难道曾经有哪个革命党发动过孟加拉、马德拉斯和孟买那样的土地革命吗？当资产阶级在印度单靠贪污不能填满他们那无底的欲壑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都像大强盗克莱夫勋爵本人所说的那样，采取了凶恶的勒索手段吗？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注：印度王公的称号。——编者注）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以保护“我们的神圣宗教”为口实反对法国革命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禁止传播基督教吗？而且为了从络绎不绝的朝拜奥里萨和孟加拉的神庙的香客身上榨取钱财，难道他们不是把札格纳特庙（注：奥里萨（东印度）的札格纳特庙是崇拜印度教主神之一毗湿奴－札格纳特的中心。庙里的僧侣受到东印度公司的庇护，从群众朝拜以及豪华祭祀中取得巨额收入。在群众朝拜时，他们趁机怂恿住在庙里的女人卖淫，而在举行祭祀时，则有一些宗教狂热者自我折磨和自我残害。——772。）里的杀生害命和卖淫变成了一◎第772页◎种职业吗？这就是维护“财产、秩序、家庭和宗教”的人的真面目！

　　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和欧洲一样大的、幅员15 000万英亩的国家，英国工业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是令人吃惊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这种作用只是整个现存的生产制度所产生的有机的结果。这个生产建立在资本的绝对统治上面。资本的集中是资本作为独立力量而存在所十分必需的。这种集中对于世界市场的破坏性影响，不过是在广大范围内显示目前正在每个文明城市起着作用的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内在规律罢了。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像地质变革创造了地球表层一样。只有在伟大的社会革命支配了资产阶级时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场和现代生产力，并且使这一切都服从于最先进的民族的共同监督的时候，人类的进步才会不再像可怕的异教神怪那样，只有用被杀害者的头颅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浆。

卡尔·马克思

　　写于1853年7月22日

　　载于1853年8月8日《纽约每日论坛报》第3840号

　　原文是英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246-252页◎第7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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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典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选出新任总书记



2018-12-16 11:08:04  来源：国际红色通讯2nd  作者：I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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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新闻声明

　　(2018年11月10日)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自愿辞去职务，中央委员会选举巴萨瓦拉吉同志为新任总书记。

　　鉴于贾纳帕蒂(Ganapathy)同志过去几年健康状况不佳和年龄增长，展望未来，为加强中央委员会，他自愿卸下总书记的职责，并提议选举另一名同志为总书记。在详细讨论之后，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接受了这一提议，并选举巴萨瓦拉吉(南巴拉·克萨瓦·拉奥)(Basavaraju [Namballa Kesava Rao])同志为新任总书记。

　　贾纳帕蒂同志于1992年6月当选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CPI(ML)(People's War))总书记。对党来说是，当时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到1991年，安得拉邦政府开始了对党的第二阶段围剿。在推进武装斗争的策略时，当时的党面临着不少挑战。而时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Kondapalli Seetharamaiah)无法领导中央委员会克服党所面临的挑战。在这样的条件下，西西拉马耶没有以全党干部和人民为基础来克服这些困难，却和另一名中央委员实施阴谋手段，从而导致了党内危机。除了少数机会主义者之外，全党在斗争中团结一致，反对企图分裂党的这一机会主义集团。在这个时刻，年轻的中央领导层采取方法应对内部危机，在全党开展了良好的教育活动，纠正了党的作风。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得到了提高，中央委员会的集体领导和团队集体运作也得到了发展。贾纳帕蒂同志站在斗争的最前沿，在中央委员会革命领导层的这一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党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发展了以贾纳帕蒂同志为新任总书记的集体领导，从而团结一致地打败了阴谋家，并准备面对挑战。

　　1995年，我们召开了全印度特别会议，丰富了党的路线。这次会议选出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的中央委员会再次选举贾纳帕蒂同志为总书记。1998年8月，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共产党(马列)(党的团结)(CPI(ML)(Party Unity))合并成为新的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随着这一发展，党扩展到许多邦，并日益成为全印度的党。当时成立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也选举贾纳帕蒂同志为总书记。2000年12月2日，我们发展了军事路线并建立了人民解放游击军。2001年，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第九次代表大会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政治、军事和组织路线。为将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应用于印度具体实际，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进行创新，如建立游击基地。党强调在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建设人民解放游击军，并强调了人民战争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新的中央委员会再次选举贾纳帕蒂同志为总书记。

　　2004年9月21日，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Maoist Communist Centre of India)合并成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CPI(Maoist))。通过这次基于丰富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合并，印度革命运动实现了巨大的飞跃。这是印度革命运动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了党。两党的游击军合并成为强大的人民解放游击军。在2004年之前，许多革命团体和个人，像支流一样分别汇入当时两个主要的革命主流——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度共产党(马列)人民战争。这两个主流又合并成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从而汇成一条巨大的洪流。在合并后，具有丰富经验的纳萨尔巴里一代的领导人，承担了许多重要责任。正是这样的领导和干部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将贾纳帕蒂同志选为总书记。2007年，统一后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再次一致选举他为总书记。此后，运动在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层中发展到了新的高度。2013年底，印度共产党(马列)(纳萨尔巴里)(CPI(ML)(Naxalbari))和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合并成为新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这时，我们可以说，印度革命政党的统一进程基本完成了。

　　在1992年至2017年的25年间，贾纳帕蒂同志履行了总书记的职责，运动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经历了许多潮起潮落与进步。激烈的阶级斗争锻炼了党。为了打败敌人的反革命进攻，党对革命队伍和革命人民实行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领导。在这个过程中，鉴于他健康状况不佳和年龄增长，贾纳帕蒂同志卸下了总书记的职责，并准备像以前一样投入全部的力量和能力，以进一步加强中央委员会和全党。因此，中央委员会选举巴萨瓦拉吉同志为新的总书记。30多年来，巴萨瓦拉吉同志一直站在党的斗争的最前线。他曾担任党的各委员会的书记，担任中央委员长达27年，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达18年。更重要的是，他曾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在推进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具体地说，他是同1992年后发展起来的中央领导集体一起成长起来的，直到现在成为总书记。

　　党中央的这些变动，是全党发展进程的一部分。这些变动将进一步加强党中央的力量。中央委员会向全党和革命群众保证，绝对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原则，对全党和革命人民实行中央的集体领导;党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在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基础上，动员人民参与人民战争，打败正在继续的法西斯反革命进攻，领导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

　　中央委员会发言人

　　阿巴希(Abhay)

　　来源：支持印度人民战争国际委员会网站

　　译者：穆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