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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9章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 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 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 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 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话说在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中，由于中朝军队口张得大了，企图一次战斗消灭美军3个师，但由于美军是摩托化部队，中朝军队靠两条腿走路，不易对美军形成包围。即使志愿军对美军形成包围，也无空军配合，坦克极少，炮兵和反担克武器也不足，对被围之敌也啃不动，吃不掉，部分美军不仅突围跑掉，还使志愿军蒙受了一定的损失。 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司令员，他在电文中写道： “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1个整师，甚至1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识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1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1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打美、英军和打伪军不同。打伪军可以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包围。打美、英则在几个月内不要实行这种大包围，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的阶段，进行大歼灭战的阶段。” 5月27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他在谈话中重述了上述作战方针，强调“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1个营为目标”。最后又嘱咐说： “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讲清，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5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拥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重要社论。毛泽东在这篇社论中加写了许多重要段落，论述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和平解放西藏的具体方针、政策。毛泽东写道 “一切进入西藏地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必须恪守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必须恪守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必须严守纪律，必须实行公平的即完全按照等价交换原则去进行贸易，必须防止和纠正大民族主义倾向。”“如果他们不守纪律，如果他们欺负西藏人民和不尊重与人民有联系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们犯了大汉族主义的原则错误，那么，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就应负责及时纠正。” 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正式对外公布和平协议。至此，帝国主义分子和少数阴谋分裂分子企图分裂西藏的梦想彻底破产了。 后来，13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于7月21日由亚东启程，于8月17日返回了拉萨。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1951年6月1日，陈赓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兼任第3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6月3日，毛泽东会见了从朝鲜来到北京的金日成。 6月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写道：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办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的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7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6月5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 “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在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6月9日，即农历五月初五日，这一天是傅作义的生日，毛泽东特意请傅作义和华北的几个人去吃饭。进餐时，毛泽东谈笑风生，傅作义感到非常温暖和亲切。 傅作义回到家里，对人说： “毛主席真细心，真伟大，令人钦敬之至。” 此时，有人说民主人士是招牌，有职无权。傅作义反驳说： “我这个部长就是有职有权，水利部党组李葆华同志非常尊重我，我也尊重李葆华同志，我们互相商量，没有感到有什么隔阂。” 6月10日，高岗和金日成乘坐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6月10日这一天，第5次战役结束。中朝军队取得了歼敌82000余人的胜利，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000人的代价。自此，双方的战线胶着在“三八线”附近，进入战略对峙阶段。 自志愿军入朝以来，与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实施战略反攻，经过5次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 6月1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6、7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3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3兵团及19兵团至每军45000人，并有相当训练。丙、13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囤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6月12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听证会，魏德迈在会议上说： “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军有胜利的希望。” 6月13日，斯大林同金日成、高岗进行了会谈。 毛泽东了解了三方的会谈情况后，致电金日成、高岗说： “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1、等待敌人提出。2、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方面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由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即斯大林——笔者注）同志商量决定。”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提出的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做出反应。 6月14日，杨成武应召来到中南海颐年堂。他见了毛泽东，立正敬礼，口称： “主席，我来了。” 毛泽东招一下手，说： “坐下吧，请坐。听恩来、荣臻同志说，你们‘首都兵团’已经做好了入朝准备，这很好。” “指战员的士气很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都表示不怕牺牲，要多打胜仗。” 毛泽东说声“好”，就给杨成武介绍了战场上的情况，他又说： “你去！你要赶赴朝鲜前线，稳定战线。现在是运动战转向阵地战。美国人说我一生不愿打阵地战，这次我就打他一个阵地战！在三八线打！成武啊，不准轻易放弃一寸土地，你莫给我丢脸！” 杨成武挺身而起，说： “男儿有志在四方，马革裹尸固其常。主席，我决不辱没京津卫戍部队的光荣！” “呵，是的，老百姓叫你们‘首都兵团’么。”毛泽东起身做个手势：“走，吃饭，今天我请客。” 在院子里的凉棚下，方桌上摆着4碟菜，1瓶通化红葡萄酒，4只高脚玻璃杯。毛泽东、江青请杨成武和他的副政委张南生共进午餐。 江青斟满酒，毛泽东起身举杯，杨成武、张南生也忙起身，端起酒杯。毛泽东说： “成武啊，我跟你喝一杯酒。” “主席，应该我先敬您酒。” “不，今天我先敬你。希望你们到了朝鲜，一定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主席，尊重朝鲜人民军和人民。要爱护那里的一草一木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干杯！” 毛泽东一饮而尽，杨成武跟着一饮而尽。毛泽东一口菜不吃，又端起杯说： “再敬你第二杯。你必须守在三八线；你只许在38度线和38.5度线之间机动，多退一步也不行，除非经我批准。干杯！” “干！”杨成武与毛泽东碰了杯，一饮而尽。毛泽东依然不坐也不吃菜，第3次举杯，说： “第3杯酒我要求你们兵团在今后作战，重要电报除发志愿军司令部外，同时还要发北京，发给我。我毛泽东要给美国人打一个阵地战。干！” 毛泽东这是第一次用这么大的酒杯，一口菜不吃连干3杯酒。 不久，杨成武和副司令员孙继先率领第20兵团入朝作战。 后来杨成武回忆说：“毛主席敬我3杯酒，我在三八线坚守阵地2年，创下3项记录：日歼敌最高记录；战役歼敌最高记录和歼敌总数最高记录。” 20兵团下辖有以肖新槐为军长的第66军。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的另一个重要人物不得不说一说，他就是王蕴瑞。 在杨成武率部进入朝鲜以后，以“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为由，要求调王蕴瑞出任第20兵团参谋长。这是王蕴瑞第6次出任参谋长，他在朝鲜战场上，先后协助过邓华、杨得志、杨勇3位志愿军司令员。 王蕴瑞，1910年出生于河北省巨鹿县一个农民家庭。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参谋长，先后给陈再道、陈赓当过参谋长。就在王蕴瑞即将到第20兵团上任之际，即将到朝鲜作战的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知道了，陈赓找到周恩来，硬是将王蕴瑞改任第3兵团参谋长。后来王蕴瑞先后协助陈赓、王近山指挥了上甘岭战役。从1953年起，王蕴瑞担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再说1951年6月，毛泽东召见16军政委陈云开。毛泽东说： “我看过你在遵义剿匪的电报，干得不错，你们在剿匪中当了模范，在抗美援朝中要再立新功。”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请16军的领导在全聚德吃饭。聂荣臻对陈云开说： “主席给你讲的时间最长。” 陈云开说： “主席知道我水平低，要讲细一些。” 6月15日，毛泽东在给各中央局并转各分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及县委的电报中，对于一些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在镇反中以为缓期执行就是完全宽大、以观后效就是一笔勾销的误解，批示道： “‘缓期2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它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区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6月16日，《学习》杂志第5期发表了署名杨耳的文章《评武训和关于武训的宣传》。毛泽东在此前审阅了这篇文章，还在其中加写了一些重要文字，他写道： “武训的中心事业是所谓行乞和办‘义’学。这件事，迷惑了很多天真的孩子般的不用脑筋的老好人，其实是一个骗局。武训也许想过要为穷孩子办学堂，但事实只能为有钱人的子弟办学堂，不可能有真正的穷孩子进他那样的学堂。”“我们说，武训自己怎样想是一件事，武训的后人替他宣传又是一件事。武训自己一个人想得不对，是极小的事，没有什么影响。后人替他宣传就不同了，这是借武训来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要拍成电影，写成著作或论文，向中国人民大肆宣传，这就引起了根本问题了。” 不久，《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准备对山东武训家乡进行实地调查。这个调查团由下列13人组成，他（她）们是： 《人民日报》的袁水拍；中央文化部的李进，也就是江青；还有钟惦裴，他是周扬的秘书；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的冯毅之；平原省委宣传部的宇光、杨近仁；平原省文联的王燕飞；《平原日报》社的陈蕴山；聊城地委宣传部的司洛路；堂邑县委的段俊卿、赵安邦；临清镇委宣传部的赵国壁；临清县委宣传部的韩波。 毛泽东在调查团出发之前指示说： “武训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经死了几十年了；武训办的义学也不重要，它已经几经变迁，现在成了人民的学校。重要的是我们共产党人怎样看待这件事——对武训的改良主义道路，是应该歌颂？还是应该反对？” 关于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情况，负责她生活问题的毛泽东的警卫员李家骥曾回忆说：“我对江青有3点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员出现，积极工作，没搞特殊，吃派饭，与基层干部群众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细致的。二是江青身体不好，在农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当时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频尿急，有时找不到厕所，困难是可以想象的。我们当时担心她挺不下来，结果还是坚持到了最后。三是与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员配合很好。对我们服务人员态度也比较好。”“一天在我值班时，主席对我说：‘江青争强好胜，身体不好，这次调查很顺利，没出大问题，她也挺了下来，多亏了你们帮助和照顾。’看来主席对江青在这次调查中的表现也是满意的。” 6月21日，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示有关《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一些修改问题。 原来，胡乔木此前曾受命为刘少奇准备在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稿，他花了1星期的时间，写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文的草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却批示道：“此文以胡乔木同志名义发表。”胡乔木以为不便遵命，他就去找毛泽东，说：这么一来，怎么向刘少奇同志交代？毛泽东说：少奇同志那里由我去打招呼，另外找人起草报告。于是，《人民日报》便迅速排印《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定于6月22日见报。 毛泽东当即在胡乔木的信上作了批示，原件如下： 主席： 《三十年》《人民日报》要求明日增出1张1次登完，现其余均已排好，希望能把改的1页清样马上看一下，在12点前退回。 对陈独秀说是当时“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拟改为“有很大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发起者”，是否较妥？（毛泽东批示：可以。） “事实证明，毛泽东同志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已经完全胜利。”此处用“方式”意义不明确，拟改“原理”或“道路”或“战略”或“方针”，请示何者较妥。（毛泽东批：“方针”为好。） 叙述整风时说“党抓紧了这个局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但前面说这是敌人扫荡最残酷最紧张的时期，似有不合。可否改为：“党抓紧了这个局势较少变化的时期进行了全党范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在战争和革命猛烈发展和迅速变化的时期曾经是难于大规模进行的。”（毛泽东批示：这样好。） 第1次代表大会代表人数各说都是13人，惟李达说是12人，理由是包惠僧非代表。两说不知孰是？（毛泽东批示：是12人。） 以上各点请指示。 敬礼！ 胡乔木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收到了仇鳌从长沙寄来的一封长信，只见信中写道： “……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宜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革命，在宣传革命的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好如孟子所谓：‘劳其心志，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此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之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 毛泽东看罢，将信放在桌子上，点燃了一支烟，微笑着自言自语道： “到底是亦山先生啊！” 6月23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朝鲜战场双方停火谈判，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迫不及待的发表演说，同意马立克的建议。 毛泽东把朝鲜金日成首相秘密请到北京协商。金日成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了坦率的交谈，毛泽东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们的指导方针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争取以和平方式达到结束战争的目的。” 金日成还想进一步扩大战果，再多收复一些失地。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将敌人赶到三八线以南，扭转了朝鲜战局。但是我们的技术装备仍然处于非常悬殊的劣势。现在谈判条件成熟了，应该边打边谈。” 毛泽东说： “要做好两手准备，谈得拢就谈，谈不拢就打。” 金日成最后同意了毛泽东的意见。双方还就谈判代表问题进行了研究。 6月下旬，毛泽东根据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思想，确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方针。其战略目的是通过积极防御，逐渐削弱敌人，创造条件，准备反攻，或迫使敌人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问题。 新的战略指导方针和战略目的，要求志愿军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实行“零敲牛皮糖”打小歼灭战方针，以“积极防御和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进行固定战线的攻防作战，长期消耗敌人，争取时间，积蓄力量，改善装备和后方运输，为实现战略总目的创造条件。自此开始，朝鲜战争双方进入了“谈谈打打，谈打结合”的新阶段。 6月26日，毛泽东在符定一的来信上写了一个批示。符定一在信中汇报了中央文史馆的筹备情况，催促尽快批准成立，以便解决一批旅京老人的生计困难；并提出如果迟延开办，则请政府先发表一批老人名单，先期照单接济。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请齐燕铭同志办。生计太困难者，先行接济，不使挨饿。 毛泽东 6月下旬的一天，文运昌一行来京已经将近两个月了，他给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报告了旅京情况，流露出无比的欣喜之情。他写道： 首道主席勋鉴： 前月奉毛主席电邀来京，临行匆促，不及辞谒，深以为歉。两月以来，暂游部门，甚得主席优遇。近月更拟游览天津、北戴河、山海关等地，益广识见。 陈国生要回湖南了，便来到中南海向毛泽东辞行。他在谈话中说到文运昌给王首道写信的事及信的内容。毛泽东沉吟片刻，说道： “文十六阿公是摇鹅毛扇的。” 陈国生不解其意。这样含蓄的话，她哪里理会得？毛泽东的意思是，文运昌在信中如此炫耀，又耍小聪明，是另有深意的。他自然想起了文运昌在大革命失败后离开革命组织，在粤军1师师部担任过咨议和在广东揭阳担任过警察所长这一段历史。但这些话他不好明讲，只说了一句话： “两面派。” 第二天，陈国生便离京回了湖南。 6月30日，美军司令李奇微致信中朝两军司令官，说希望举行3方停战谈判；他还提出谈判地点在停泊于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1951年7月1日，彭德怀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说： 完全同意主席提出的方针：“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 这一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给李奇微说，同意举行3方停战谈判；同时建议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进行谈判。 中朝方面确定的停战谈判代表是：首席代表为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副代表为志愿军副总司令邓华、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侦察局局长李相朝和张平山。 毛泽东因这些停战谈判代表不是专门的外交人员，就又为他们选定了两个谈判高手前往助阵，一个是外交部副部长兼军委情报部长李克农，一个是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毛泽东亲自找到李克农谈话说： “是我点了你的将，要你去坐镇开城。” 此时的李克农正有重病在身，他表示愿意抱病前往，为国尽忠。 7月2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并金日成说： “我国政府的立场是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手段予以解决，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我们愿意同美方谈判。但是，不要对谈判有依赖和侥幸心理，必须加紧作战准备，如果敌人大举进攻，你们必须大举反攻，必须明确持久作战的方针，能打几番激烈的战斗，给敌人以更大的损失和更大的教训，也许敌人会知难而停。” 他同时嘱咐彭德怀等人，要布置好在开城谈判的可靠警戒：“务必保障会议的安全，不许出乱子。”并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也做了部署： “极力提高警惕。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打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轰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 杨成武两个军及50军，须令其迅速开到指定地点，防止敌人乘机在元山登陆，我38、39及42军则应准备对付敌人可能在西边登陆。” 7月4日凌晨4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 “开城地区如埋有地雷，须加撤除，特别是李奇微代表的飞机降落地、汽车通道及会场附近，必须撤除干净，保障安全，不出乱子为要。” 7月5日，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出发，前往朝鲜。 行前，毛泽东、周恩来专门接见了李克农、乔冠华等人，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7月7日，毛泽东在空军司令部将派部分空军部队进驻朝鲜各机场的报告上批示道： “为不给敌人以口实，不要去。” 7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同周世钊、蒋竹如等人谈话时说： “《楚辞》虽是古董，但都是历史，有一读的价值。” 7月8日，朝鲜战场上的双方联络官会议在朝鲜开城高丽里广文洞的来凤庄举行。双方交换了代表名单，决定于7月10日上午开始谈判。 “联合国军”的首席谈判代表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中将；其他成员有：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少将，美国第8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治少将，南朝鲜军第1军团军团长白善烨少将。 中方代表为了戏弄美李军代表一下，就说： “为了便于识别，以免误伤，希望你们的代表乘坐的车辆上，挂上醒目的白旗，除代表以外的人员，要佩戴上醒目的白袖章。” 美李军方面代表见中方代表说得很认真，还真的就答应了。 7月9日，毛泽东仔细审阅了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谈判中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写道： “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接受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21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7月9日，曾经被毛泽东风趣的称为“救命菩萨”的湖南一师同窗好友李声澥，即李中，病逝于南县。 原来李中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回到原籍以原名兴办学校。1951年，毛泽东得知他在故乡从事教育工作，仍十分感念这位1919年初在浦口借钱给他的“救命菩萨”，便先后3次写信邀请李中到京一晤。李中在应邀赴京途中不幸患了重病，不治而亡。 7月10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同联合国军代表团在三八线以南的开城来凤庄举行首次停战谈判。这一天，美李军代表来到开城的时候，还真的应中方的要求在车上悬挂了一面白旗，使得中朝方代表忍俊不禁，美李军代表这才感觉不对头。后来他们就要求不坐汽车，而是改乘直升飞机来。 10日上午10时，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在谈判大厅里，东西横向放着一张长方形条桌，桌面上铺着一幅墨绿色的台布。双方代表在桌子两侧相对而坐，彼此都显得有些紧张。 美方首席代表、美国远东海军司令长官乔埃，是一个急性子的人，谈判刚一开始，他便开口说道： “我们双方代表都是军人，我希望大家说话能像子弹出膛一样，直率迅速的解决面临的问题。” 乔埃怎么也想不到，中朝方面代表团实际上分为前方、中间站和后方3道线，第一线直接出面的是南日、邓华等人，第二线是乔冠华和负责联络的柴成文，第三线则是幕后指挥的李克农。李克农还负责将每天谈判的情况，上报毛泽东、金日成和彭德怀，随时请示。李克农实际上成了中朝代表团的负责人，由于他的身份不便公开，大家就称他为李队长，而把乔冠华叫做乔指导员。 第一次双方会谈自然是无果而终，问题就卡在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上。李克农随即将会谈的情况报告给毛泽东。乔埃则向李奇微诉苦说： “中国人真难对付！他们把朝鲜人推到前面，同我唇枪舌剑地辩论，自己却躲在背后出鬼主意。” 7月11日，毛泽东复电给李克农说： “撤兵一条必须坚持。” 7月11日这一天，毛泽东就修改后的《武训历史调查记》，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请读者注意，这个《武训历史调查记》原是武训历史调查团辛勤工作的成果，是经过毛泽东亲自修改过的，笔者本无须多费口舌。但鉴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毛泽东身后又要翻案，便不得不多费一点笔墨了。兹将《人民日报》1951年7月23日刊登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前言部分及部分结论摘录如下，供诸君研究： “为了澈彻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在武训问题上的混乱思想这一个目的，人民日报社和中央文化部发起，组织了一个武训历史调查团。这个调查团是由下列13个人组成的：袁水拍（人民日报社），锺惦棐，李进（中央文化部），冯毅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部），宇光，杨近仁（中共平原省委宣传部），王燕飞（平原省文联），陈蕴山（平原日报社），司洛路（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段俊卿，赵安邦（中共堂邑县委），赵国璧（中共临清镇委宣传部），韩波（中共临清县委宣传部）。此外，尚有堂邑、临清、馆陶的许多县、镇、区、村的干部同志参加了这个调查工作。假如没有这些同志帮助，我们的调查工作是很难完成的。根据调查的材料执笔写成本文的，是袁水拍、钟惦棐、李进3人。 我们在堂邑、临清、馆陶等县，先后进行了二十几天的工作，调查了5部分材料： 一、和武训同时的当地农民革命领袖宋景诗 二、武训的为人 三、武训学校的性质 四、武训的高利贷剥削 五、武训的土地剥削 被我们直接或间接访问过的当地各阶层的人们共有160多位。那些亲自见过武训的老年人（多数），或者是确知武训某些情况的壮年人（少数），是我们直接访问的对象。 我们在堂邑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武克科（武庄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玠（武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金池（武庄人，72岁，过去是贫农兼木匠和油漆匠，现在是中农），武克亮（武庄人，78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武金兴（武庄人，武训的曾侄孙，4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武金兴之妻（43岁），武金栋（武庄人，78岁，青年时候当过雇工，后来学武训，不务正业，到处以‘义学’名义磕头募捐，讹诈劳动人民，搜括了不少的钱，土地改革时，农民坚持要斗他，分了他一些土地，他现在是个中农），陈福临（武庄人，7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武明之妻（武庄人，84岁，武训的族弟妇），赵维汉（柳林镇人，7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郭缙武（柳林镇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郭继武（柳林镇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新中农），郭金鉴（柳林镇人，8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韩祝龄（柳林镇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穆仲山（柳林镇人，66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杨光汉（柳林镇人，70岁，杨树坊之孙，过去是恶霸地主，现在是中农，被判了徒刑），郭培先（柳林镇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杨光炬（柳林镇人，6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杨鉴远（柳林镇人，7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赵朝熙（柳林镇人，67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赵棣（柳林镇人，65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石东海（夫人砦人，7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李四德（夫人砦人，77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杜汝真（夫人砦人，7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洪鲁（夫人砦人，8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萧振如（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泗汉（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桂树（萧集人，6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洪飞（萧集人，71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萧怀祥（萧集人，70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唐勤习（连二砦人，75岁，武训的外孙，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春华（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张铸（连二砦人，82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梁老梦（连二砦人，8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林雪亭（乔庄人，69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范昌期（乔庄人，81岁，秀才，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倪瞻云（倪屯人，81岁，秀才，过去是破落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思铎（东路堂人，72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梁亭桂（万庄人，70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路兆平（万庄人，84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路延林（后路堂人，103岁，过去是由佃户变成的地主，现在是中农），路文显（后路堂人，71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潘耕申（王二砦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潘耕历（王二砦人，78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立成（小刘贯庄人，8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贫农），宋克义（赵郎砦人，51岁，黑旗军领袖宋景诗的堂兄弟的孙子，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维修（王樊庄人，70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崔金如（崔庄人，75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王汤传（崔庄人，75岁，过去是富裕中农，现在是中农），张玉池（中布砦人，2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我们在临清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魏浚哲（临清镇吉士口街人，73岁，过去充当过衙役、商人，现在是城市贫民），冀熙亭（临清镇东夹道人，73岁，过去做过钱庄的领东掌柜，现在是贫农），赵名选（临清镇锅市街人，85岁，过去是富商，现在是富裕中农兼杂货店经理），孔昭文（临清镇车营街人，65岁，过去和现在都是搬运工人），陈茂林（临清镇后关街人，65岁，过去是店员、经纪，现在是城市贫民），郭宗周（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7岁，开小茶馆），于明轩（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秀才，过去是自由职业者，现在是中农），赵镜波（临清镇大寺街人，76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富商），郭华亭（临清镇后关街人，38岁，过去是中农，现在是自由职业者），朱镜波（临清镇大寺西街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医），张紫绶（临清镇锅市街人，70岁，过去是银楼资本家，现在是中农），李汉邦（临清镇东关街人，86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城市贫民），张琴轩（临清镇南场街人，73岁，过去和现在都是城市贫民），李玉岭（临清镇吉士口街人，69岁，过去是衙役，现在是小摊贩），刘季重（临清镇人，62岁，贫民）。 我们在馆陶亲自访问了下列诸人：丁发训（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士太（西二庄人，67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文兰（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李俊（西二庄人，74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侯子廷（西二庄人，71岁，过去和现在都是中农），王保西（西二庄人，79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汪宪章（杨二庄人，78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汪景东（杨二庄人，49岁，过去是富农，现在是中农），汪毓芳（杨二庄人，39岁，中农），刘继先（杨二庄人，72岁，贫农），徐兰田（庄科人，83岁，中农），马朝臣（庄科人，74岁，中农），张晓峰（薛店人，74岁，贫农），陈雨亭（薛店人，79岁，过去是地主，现在是中农），李周氏（薛店人，76岁，中农），牟世英之妻（薛店人，82岁，贫农），李协元（薛店人，74岁，中农），李四（薛店人，72岁，中农），夏连全（塔头人，68岁，中农），王永成（塔头人，88岁，过去是贫农，现在是中农）。 以上堂邑县50人，临清镇15人，馆陶县20人，共计85人，都是我们在二十几天中分别地直接访问过的。 此外，我们还收集了临清、馆陶、聊城、冠县等《县志》、《山东通志》、《山东军兴纪略》、《兴学始未记》和《兴学创闻》等清末或民初的著作和1934年国民党人郭金堂等出版的《武训先生九七诞辰纪念册》，除《兴学创闻》无甚可取外，其余都是很重要的材料。可惜没有找到清末的《堂邑县志》，我们在堂邑、临清、聊城、馆陶、冠县等县及北京、济南两处的图书馆，都没有找到这部书，有人说是因集稿未刊被火灾损失了。 现将我们所调查的材料和我们的意见，分别叙述如下（因以下文字太多，恕不能全录——笔者注）。 在《武训历史调查记》中关于武训剥削的结论是： “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欠收，却有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 江青在此处又加了一句话： “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调查团将《武训历史调查记》呈送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从文字上对每一部分都作了认真修改，重要的改动和加写的地方多达15处。他在武训兴办“义”学一处，加写的是： “只有地主阶级能够垄断文化，办学校。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是不可能有受教育学文化的机会的。在封建地主阶级看来，使用简单工具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农民，也没有要使他们受教育学文化的必要。这是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规律，是唯物史观所指示的法则。被剥削被压迫的农民阶级要在文化教育方面翻身，要自己办学校，学文化，受教育，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推翻地主阶级的政权，建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权，并取消地主与农民间的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改变成为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才有这种可能。” 再说毛泽东在给胡乔木的信中写道： 乔木同志： 此件请打清样10份，连原稿交江青。排样时，请嘱印厂同志校正清楚。其中有几个表，特别注意校正勿误。 毛泽东 7月12日，美李谈判代表提出要带20名新闻摄影记者进入谈判会议区域，并在未得到朝中方面同意的情况下，就单方面带了20名记者前往开城采访，遭到了朝中联络员的拒绝。美李代表团便以此为借口中断了谈判。 7月13日，美李代表又提出在开城及其附近地区划出一个中立区，并称你方如同意这些建议，会议即可恢复，不致迟延。 7月14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转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这一天，毛泽东还为中朝方面重新起草了给李奇微的复信，他写道： 李奇微将军： 你的7月13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它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7月8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想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的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请贵方新闻记者代表20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1951年7月14日 7月15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重新开始。 7月15日这一天，毛泽东在给黄炎培的信中，对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情况，他写道： “古人说，能战然后能和。我们也是如此。我方昨天采取了一个步骤，对于剥夺敌方的借口以利会议续开一点，将是有益的。” 李克农在谈判期间病情日益恶化，有一次在开会时竟然昏死过去了。毛泽东只好派伍修权去接替他，他却说“临阵不换将”，坚决不肯回国。毛泽东只好让伍修权留下来协助他工作。 7月17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往前线。电报中写道： “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因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 毛泽东在此处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我们提此条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电报中还说： “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7月19日，李克农在谈判会议结束后致电毛泽东、金日成、彭德怀，他写道： “南日又根据发言稿精神，就撤军一事，向对方连续发起进攻，使对方对南日所问为何不同意撤军及停战后将军队留驻朝鲜的目的何在二问题，局促无词，窘态毕露。南日今天在会上发问灵活机敏。对方至无法答复时，以抽烟遮掩，并频频搔首，作无可奈何状。会中我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对方完全陷于被动。” 7月20日，美国政府指令其谈判代表说： “联合国军代表在不给予对方任何承诺的范围之内，可以提出能使对方单方面进行议论的广泛议题。假如对方连这个也不接受的话，联合国军代表可以同意在将来的某个时间讨论相互缩减军队的问题。” 这说明他们也不愿意承担谈判破裂的责任，准备在讨论撤军问题上作出让步。 7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对撤军问题提出的新方针，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了一封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他写道：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的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日成首相的同意。” 据此，电报中要求南日在25日的谈判会议上，提出增加一项议程，即： “其它有关停战的问题：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在停战协定实施后一定期限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代表会议，协商从朝鲜分期撤退一切外国军队的问题。” 7月23日至28日，《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载，后来，又印成小册子发行。长篇《武训历史调查记》一文，实际上为武训历史作了结论。 7月26日，停战谈判双方通过了一个5项内容的谈判议程：1、通过议程。2、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3、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4、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5、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7月27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终于进入了实质性谈判阶段。 7月28日，江青在“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议上，介绍了武训调查团的工作，她还肯定了4月份报刊上对电影《光荣属于谁》的批判。 7月，邵力子从淮河流域视察回到北京以后，给毛泽东写了一份考察报告。没过几天，毛泽东亲自给邵力子打电话说： “先生的报告拜读了，觉得很好，也符合实际。中央已研究决定，先从淮河向水患宣战。” 1951年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批判《武训传》的文章，文章说，影片用改良主义代替人民革命行动，用个人苦行代替群众斗争。影片给人的深刻印象是：不用触动旧社会的经济基础，不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只要在人民中普及文化教育，只要有武训这样的苦行，就可以根本改变人民的被压迫地位，用不着进行群众的革命武装斗争。 批判者认为，许多人赞扬武训和《武训传》并为“武训精神”深深感动，是由于歌颂者头脑中的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在作怪。他们没有用阶级斗争的观点看问题，不问武训的行为对哪个阶级有利，抽象的颂扬他的“奇操苦行”、“清风亮节”，混淆了革命同妥协投降的根本区别。这种唯心史观和改良主义思想，正是旧中国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突出特点，也是他们之所以颂扬武训的思想根源。 影片把武训的忍气屈辱的“苦行”涂上共产党人所倡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色彩，把武训到处下跪磕头的行为同他“办个义学为贫寒”的“高尚理想”结合起来，产生了特别强烈的迷惑性。所谓“武训精神”正是被反动阶级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8月8日，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迫于舆论的压力，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长篇论文《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这是他在批判《武训传》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为批判运动作了肯定性的结论。 后来在 8月26日，夏衍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文章《从（武训传）的批判，检查我在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工作》。 8月间，毛泽东召见刘少奇、薄一波和刘澜涛谈话，解决他们和山西省委及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的争论问题。 原来早在1951年3月间，山西省委在晋东南老区试办了10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于4月17日给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说：“随着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农民自发力量是发展了的，它不是向着我们所要求的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这就是互助组发生涣散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老区互助组的发展，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使得互助组必须提高，否则就要后退。”“必须在互助组内部，扶植与增强新的因素，以逐步战胜农民自发的趋势，积极的稳健的提高农业生产互助组织，引导它走向更高级一些的形式，以彻底扭转涣散的趋势。”“虽然没有根本改变了私有基础，但对私有基础是一个否定的因素。对于私有基础，不应该是巩固的方针，而应该是逐步的动摇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山西省委的这一意见，遭到了华北局和刘少奇的反对。5月4日，华北局在给山西省委的批复中写道：“用积累公积金和按劳分配办法来逐步动摇、消弱私有基础，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是和党的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政策及共同纲领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错误的。”5月7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批评山西省委提出的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说，用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实现不了的。”6月3日，刘少奇在同华北局负责人薄一波、刘澜涛和山西省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说：“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将来我们依靠政权，下个命令就能剥夺它。”“农业集体化要等机器，不要机器不妥当。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 山西省委在农村夏收以后，将1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丰产增收、吸引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事实材料，上报给华北局和中央。7月3日，刘少奇背着毛泽东，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在转发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写道：“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消弱直至否定私有制，把农村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山西省委的这个文件，就是表现这种思想的一个例子，特印发给各负责同志一阅。”7月5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藕斋给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作报告时又说：“将来实行社会主义，不是先从农村，而是先从城市，即先工业国有化，然后才是农业集体化。”“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而不是零散的慢慢的建立，十几年后，就发动一个运动，经过两三年搞起来。”“农业集体化不是逐步进行的，不是单纯依靠农村条件，而是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将来富农要以阶级姿态出现的，甚至有些村支部、村政权会被富农操纵。没关系。这就是‘养肥猪’政策。养肥了将来更容易剥夺他。现在富农固然有剥削，但也有好处，能稳定中农，有利社会生产。现在农村阶级分化，正是将来搞社会主义的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可轻易动摇、削弱和否定农民的个体所有制。” 山西省委和华北局及刘少奇之间的这一场争论，一直是背着毛泽东的，在他发现问题之后，马上把刘少奇和薄一波、刘澜涛叫去谈话，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批评了刘少奇提出的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制和“先有机械化，后有合作化”的错误观点。据薄一波后来回忆说： “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他说：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化，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他讲的道理把我们说服了。” 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马上表示，接受毛泽东的意见。至此，围绕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一重大原则问题的争论，终于结束了。陶鲁笳等人在这场争论中始终能够坚持原则，不唯上、不让步，实在令人钦敬。 正是：直道为良谋，精钢不做钩。为民谋幸福，哪怕风雨稠。 浩然有正气，高压难低头。斯人留亮节，千古说风流。 后来，陶鲁笳从1953年7月起开始担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1958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960年10月任华北局书记，1965年9月任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中央工业交通工作部政治部主任，1973年7月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政委，同年8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第十届中央委员。 且说1951年夏季的一天，因为无风，天气闷热。中午刚过，毛泽东上穿细沙织成的背心，外面罩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衣，领口松散着，两只袖子卷到肘弯处。下着一条浅灰色的宽大而长的单裤，坐在院子南边树下的一张藤椅上乘凉。他那高而宽阔的前额上，布满了细细的小汗珠。 毛泽东把双臂放在藤圈椅的扶手上，线装的书卷握在下垂的左手里，右手夹着一个插着半截香烟的烟嘴，苍白色的烟灰已经有1厘米多长了。 王鹤滨来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用右手朝右前侧的藤椅伸了伸，示意他坐在自己的身旁。王鹤滨怕打扰毛泽东的思绪，轻轻的坐下来，陪着毛泽东静静的坐着。 此时，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和李讷，因为提到了蒋介石而争执起来，李敏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讷也坚持自己的看法： “蒋介石不是中国人，因为他太坏。” “他是中国人。” “他不是中国人。” “他坏，他坏也是中国人呀！” “他是坏人，坏人就不是中国人！” 姊妹俩争执不下，就想起了爸爸，他们认为爸爸学识渊博，世界上没有爸爸解答不了的问题。李讷说： “咱们找爸爸去，让爸爸评评谁说的对。” 李讷说着就从菊香书屋的通道中向院里跑去，李敏也紧紧跟在后面。 李讷束着两条小而短的辫子，并排在脑后。李敏也束着两条辫子，浓黑而粗长，辫梢搭在双肩，用蓝色的锦缎带打着蝴蝶结。姊妹俩在白色衬衣的翻领下都系着红领巾，妹妹穿着刚刚过膝的小裙子，姐姐的裙子较长，裙边的下摆拖到了脚面。跑在前面的李讷，白皙透红的鸭蛋型脸庞上，嵌着两只大而发亮的眼睛。跑在后面的李敏，皮肤略黑于妹妹，瓜子型的脸，黑黑的大眼睛，有两道比妹妹浓黑的双眉。 李讷先跑到毛泽东跟前，喘着气，蹲下身子，双手扶着爸爸的双膝；李敏来到爸爸的身后，双手搭在藤椅靠背圈上，从爸爸的右肩伸过头去，望着爸爸笑笑。 “爸爸，你说，蒋介石是不是中国人？姐姐说他是中国人！” 急性子的李讷一边问，一边用两只小手掌使劲的摇晃着爸爸的双膝，急切盼望得到爸爸的回答。毛泽东俯视着膝下的小女儿，面带微笑地说： “蒋介石是中国人！” 李敏听毛泽东如此一说，高兴得撑着藤椅背圈，用力向上挺挺身子，有意让妹妹看看她得意的神态。李讷急了，把小嘴撅了起来，不服气地又问： “蒋介石那么坏！他还是中国人？” 毛泽东认真而耐心地说： “蒋介石确实很坏，但他还是中国人。现在他跑了，跑到我们中国的台湾省去啰！” 毛泽东深深的吸了口烟，又轻轻的吐出来。李敏就怕闻到烟味，用手把飘到她面前的烟左右拂开。毛泽东带着沉思，像是对女儿、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蒋介石这个人很坏，外国人想要他，我们还不给哩。” “那为什么不给外国？” “因为，他是中国人！” 毛泽东说完，乐呵呵的笑了。李讷这才明白了，中国人里也有坏人。姊妹俩得到了答案，心满意足了，又一前一后地跑开了。 关于蒋介石的话题引起了毛泽东沉痛的回忆，他以低沉的语调对王鹤滨说： “蒋介石杀死了我的夫人杨开慧，杀死了我的兄弟毛泽民、毛泽覃，还杀死了我的妹妹毛泽健和我们毛家的毛楚雄。蒋介石杀害了我们成千上万的优秀的中华儿女、革命志士！蒋介石也曾悬赏要我的头！” 他说着，将手中的烟嘴用食指弹了几下，使烟头上的灰落入烟缸中，将烟嘴放入嘴中，慢慢的用力吸了一口，继续说： “西安事变，捉住了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利益，我们没有杀他，还是把他放了。” 毛泽东凝视着前方，沉思着，从他口中吐出来的烟，在眼前形成了层层上升的薄薄的烟幕。他说： “我在青年时代，有着一个抱负，觉得中国这样衰落下去是不行的；但我那个时候尚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曾在程潜的部队里当过兵，站过岗，放过哨，受过军事训练，在部队里的时间很短，就离开了，我发现那个时候当兵，并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 他停顿了一下，吸了两口烟，接着讲： “我到了北平，临时在北大红楼当了一名图书管理员，图书馆的工作给了我很大便利，使我能阅读到很多书籍，在这里我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形势是非常好的哟，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都已经具备了。那个时候，如果党内有个好的领导者，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革命取得胜利就会比现在要早好多年，少牺牲多少革命的同志啊！”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轻轻的吐出，一缕青烟向上袅袅的飘起。他非常痛惜地接着说：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把革命的大好形势断送了。他不要农民，不要武装，当蒋介石向我们杀来时，毫无抵抗力量，许多革命志士死在了蒋介石的屠刀之下，代价是巨大的啊！大革命的失败，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20多年。 那时的革命者尚很幼稚，对当时党内的大人物陈独秀，未能阻止他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有很好的革命成功的客观条件，革命还是失败了。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第1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果实断送了，他本人也被蒋介石抓进了监狱。陈独秀出狱后，曾向党中央写过信要求回到中央来……” 王鹤滨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忍不住插嘴问道： “主席，中央答应他回来吗？” 毛泽东又吸了两口烟，说： “中央接到陈独秀的信后，给他回了信，告诉他，要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公开的承认错误。” 王鹤滨又问了一句： “主席，他承认错误了吗？” 毛泽东说： “陈独秀没有公开承认错误，他也未能回到中央来。” 欲知毛泽东以后还有那些重要论述，且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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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16 21:5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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