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胡编乱造中伤党史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科学研究文革基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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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素华：评说毛泽东，不读此书就有缺陷无疑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的编撰与价值

作者：张素华    来源：《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0-06-08 08:5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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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年谱》内容丰富, 材料扎实, 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 再向外张望, 向外拓展, 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 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 若不读此书, 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逄先知、冯蕙主编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以下简称《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经过十余年的努力，终于在2013年12月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面世。这是一部记录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直到去世27年间的既丰富复杂又曲折多变的历史的著作，是一部史料非常翔实且花了大力气、下了真功夫的著作。2003年，龚育之评价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以下简称《毛传》)说：“要研究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不读它。对毛泽东同志的评论，人们尽可以见仁见智，然而，只要是本着严肃的态度进行研究，就不能绕过这本书、无视这本书，否则，对毛泽东同志的研究至少会是有缺陷的。”这一评价，对《年谱》也是非常适用的。《毛传》和《年谱》可以称为姊妹篇，它们体例不同，各有所长。在史料方面，《年谱》大大丰富了《毛传》，《毛传》受自身所设专题的限制，加之行文简约等，有很多资料不能引用，《年谱》则可以不受这类限制而按时间顺序大量地加以记述，这便是《年谱》的长处。人们要研究毛泽东，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段历史，无视或绕过这部《年谱》就是更有缺陷的了。以下总结《毛泽东年谱》的编撰特点，结合若干案例，分析其史料价值和主要看点，揭示研读中央领导人年谱所具有的互证互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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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谱》的编撰特点 小编有幸参加了《年谱》的撰写和通读工作。这期间，逄先知、冯蕙对《年谱》的编撰工作，要求非常严格，态度十分认真。逄先知在《年谱》书稿统改一遍的基础上，又主持通读工作近6年之久，一字一字地通读把关。整个《年谱》的编撰，要求必须做到两点：一是资料性、权威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二是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的统一。 在资料性方面，千方百计把反映毛泽东建国以后27年间生平思想活动的材料找全，尤其是重要思想和大的活动不能遗漏。查找的范围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档案材料，这是最主要的。包括中央档案馆提供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全部档案，中央军委档案馆、各省档案馆、一些中央部委档案处的有关档案，还有俄罗斯档案、当年的报刊等。在查阅档案时，除了毛泽东的档案，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档案，毛泽东主持的会议记录、做出的各项决议等，都必须看。总之就是要做到查阅与毛泽东有关的一切档案。二是抢救活材料，包括访问当事人、搜集所有当事人的回忆录等。三是地方出版的毛泽东在各省活动的书籍，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与山东》等。四是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及与毛泽东有过交往的人已经出版的传记、年谱等要广泛涉猎。按照《年谱》的编写原则，对毛泽东的生平思想活动，要按年月日顺序一一记载；对其文稿“不论是已经公开发表的，还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根据文稿的内容，有的全文收入，有的摘要收入。正确的、错误的、正确与错误交叉的都选。不回避毛泽东的错误。基本上引用原文、原话，一般不作转述或概括，保持毛泽东的原意和语言风格”。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比较充分全面地反映毛泽东的生平思想和活动，为读者学习、了解并研究新中国成立后的毛泽东提供丰富的资料。
在权威性方面，要求在撰写每一个条目时，首先以档案材料、当时发表的文字、一些当事人的日记等为依据。即使是档案材料，也要注意辨别版本的权威性和时间的准确性。对毛泽东的讲话，优先采用录音稿或速记稿，无录音稿或速记稿，则用一般的记录或追记的稿子。如果是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则以毛泽东的定稿为准。对于有几个记录稿的讲话，便选择记录相对完善的稿本，其他作为参考补充。其次，使用访问材料和回忆材料要特别慎重。有些回忆材料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随着时间的久远，又往往产生误记。因此在使用回忆材料时，还要注意考证其准确性和可靠性。个别转述的材料也可以采用，但必须是听当事人讲的或是依据档案材料记述的，即使如此，也必须考证其是否符合当时的情景，是否与我们掌握的档案材料相吻合。再次，对一些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毛泽东出行的材料如《毛泽东在湖北》《毛泽东与浙江》《毛泽东在上海》《毛泽东与山东》等，可作为参考，通过考证认为可信的，才上条目。总之，《年谱》记述的每一个条目，都以一丝不苟的精神，做到落笔有据，使《年谱》真正成为一部信史。
在学术性方面，在编写《年谱》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对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的研究。对毛泽东一些重要思想认识、重要决策的来龙去脉，尽量根据材料梳理清楚，同时注意了解学界对毛泽东和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及其他有关毛泽东的最新研究成果，对人们关注的一些事情，查找材料然后按事情的本来面目记录下来。
以毛泽东谈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的问题为例，《年谱》编写者针对学界的质疑，查阅了很多材料，也访问了一些有关当事人。所谓“血雨腥风”中交班的一大段话，没有权威材料根据，更没有文字根据。讲两件大事的唯一权威根据，是1977年3月22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的两句话：毛主席生前曾经对我们讲过，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打倒了蒋介石，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一件是胜利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年谱》编写者在条目中引用了这两句话，同时将“血雨腥风”那一大段话写到了注释里。
再如《毛泽东传》出版后，有读者针对1967年2月毛泽东与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江青组织写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事指出，《毛泽东传》说毛泽东开始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待文章写好后才交给他看，这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毛泽东对此有两种说法，另一种说法是在其后不久，他又说是他建议江青组织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的。为了弄清这一情况，《年谱》编写者反复查阅档案，终于找到了出处：后一种说法，是毛在另一次会见外宾时讲的。于是，这前后两种不同的说法，都写入了《年谱》。
再如1957年4~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5月25日，毛泽东同伏罗希洛夫有一个谈话，其中反映了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涉及由整风到反右的变化，是一个很重要的谈话。但中央文献研究室没有掌握这个谈话内容。编写组通过到中央档案馆查找，真的找到了。毛泽东在谈话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大约有五百万。过去看起来好像问题都解决了，马列主义、唯物主义他们也都赞成，在政治上也以为没有问题了，跟共产党走了，方向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了。但是还有一部分人并不是这样的，他们的方向还是资本主义。这个重要谈话最终也收入了《年谱》。
编写者还注重反映毛泽东生平思想的系统性、一些重要历史事件和重要决策的完整性，同时兼顾毛泽东语言风格的生动性，使《年谱》既有丰富的史料，又生动活泼好看，有相当的可读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按年月日记载毛泽东所见、所闻的各种事情，所思、所感、所说、所写的思想历程，所作、所为的决策情况以及参加的活动、人际交往等。事情小到毛泽东今天游泳了、外出了、看什么书、找人谈话或某人来了，大到毛泽东今天召开什么会议、做出什么重要决策等，都是按日期先后甚至每一天的时间先后进行全面、具体、翔实的记载，为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建国以来的历史提供了丰富系统的材料。
其二，撰写条目时，对于一些重要事件和毛泽东的重要决策，注意首尾的相互照应，以实现完整性，使读者对事情的来龙去脉有个全面的了解。如对中共八大的前前后后，1957年毛泽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的修改过程，1957年从党内整风到反右的转变，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到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等几次中央会议的纠“左”，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反复，庐山会议中、会后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和行动，1960年发现经济困难后的再纠“左”以及调整的情况，1962年七千人大会总结“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北戴河会议重提阶级斗争，“四清”运动从发动到逐渐放弃再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及“文化大革命”中曲曲折折的情况等，均有详细的记载，并有不少新材料。当然，因为受材料的限制，也有不少事情交代得不清楚，只好阙如。如1965年12月批判罗瑞卿的上海会议，会前毛泽东亲拟名单，通知中央领导人和一些相关人士到上海开会，但会议究竟是怎么开的，毛泽东在会上讲些什么，《年谱》编写者没有找到文字记录。
其三，对毛泽东的不少谈话都采取对话的形式加以记录，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现场感，尽量避免那种干巴巴、缺少生气的文风，拉近了谱主与读者的距离。为了避免使读者只见骨头不见肉，编写者突破一般年谱的写法，对于一些重要条目写得比较长，最长者达2000多字，以求比较详实地反映毛泽东的思想状况。为帮助读者理解正文，有的条目还适当地写进一些背景材料，加一些注释等。因为按日按时记载毛泽东的活动，又注意生动活泼、好看好读，这部《年谱》既有类似起居录的形式，又有思想史的内容，系统地读下来，毛泽东的工作状态、精神面貌、思想脉络乃至他的喜怒哀乐都会跃然纸上，一个有血有肉的毛泽东鲜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目前来看，不仅编者有这样的感觉，不少读者也表示了同样的感受。
总之，仔细通读《年谱》，再以《年谱》为线索去查找相关的材料或采访相关的人士等，对于廓清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的一些人物和事件，对于考察毛泽东一系列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对于弄清毛泽东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如何认识和运用马列主义、如何认识中国国情、如何分析判断世界局势以及如何建设中国共产党，以及了解毛泽东的性格、了解和评价毛泽东主政的27年历史等，无疑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著作。
小编在此举几个例子加以简单说明。
例一：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发现人民公社存在问题、准备纠“左”的？细读《年谱》就不难发现这样的线索：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同6个国家的外宾谈话谈到“大跃进”问题时，还充满信心，表示99%地相信用三年时间可以初步改变农村面貌，并介绍了他相信的思想过程。一直到10月17日，他的话虽然没有这样讲，但可以看出这一看法基本没有改变。那么是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使他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呢?《年谱》10月10日条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记载：“晚上，同李先念谈话。”《年谱》没有记载谈话的内容。经查《李先念年谱》，可以看到李先念在10月6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公社包多了，现在农村没菜吃，到城里买菜，这个问题很严重；还谈了因为县里统一调配，造成商品经济大大缩小，收不到税；等等。由此判断，李先念同毛泽东的谈话很可能涉及这一问题，使毛泽东第一次感到公社化出现了问题。10月16日，毛泽东听取河北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汇报该县实现全民所有制情况，对徐水的情况提出质疑说：你的机械化、生产能力都不如鞍钢，产品也不能由国家调拨，叫什么全民所有制呢?10月17日，他又听取了河北省委包括张国忠等人关于徐水县情况的汇报。他越来越感觉不踏实，于是派刘子厚带领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到徐水县调查。10月18日，又派陈伯达、张春桥到河南调查。10月21日，刘子厚等从徐水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徐水假报产量，干部作风严重脱离群众，有捆人、打人事情发生。毛泽东当即提出，不要发动那么多人去看徐水了。“苦战三年，才搞了一年嘛，要搞百把年，不要弄得好像什么都好。”这一天的谈话很重要，《年谱》上了2000字，都是根据原始谈话记录写的。10月23日，毛泽东在全力关注金门问题的同时，写信给陈伯达，叮嘱他们要调查社、大队、队的各项问题，并研究遂平县的各项问题。10月26日，再派田家英、吴冷西到河南修武县(一县一社)和新乡的七里营公社调查，并强调要了解各种人的想法。这些情况，应该说就是毛泽东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背景。
例二：毛泽东是在1960年的什么时候发现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以往人们比较倾向是这年的10月26日，毛泽东在看完李富春关于信阳情况的报告后发现的。从《年谱》的记载来看，最早应是因为发现山东问题而开始高度重视的。1960年10月17日，因山东发现严重饥荒，毛泽东找曾希圣谈话，要他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尽快解决山东问题。此后不久，估计毛泽东又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于10月23日凌晨2点半紧急指示华北、中南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开会讨论农业问题。当天晚上会议正式开始，陈正人汇报了山东的严重情况等。25日零时10分，毛又同刘少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这表明河南问题被揭开。所以凌晨2时毛泽东又紧急指示：派飞机接东北、西北、西南(无西藏)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来北京参加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26日，看到李富春报送的河南信阳大量饿死人和干部严重违法乱纪等问题的调查材料后批示：“请刘、周今日即看，下午谈一下处理办法。”《年谱》因不掌握这天下午开会的材料，所以没有记载开会情况，但并不妨碍今人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28日晚上，毛泽东又召集会议，讨论全国粮食调配问题以及山东、河南两省的问题、食堂问题。也就是在这期间，他布置起草中央紧急指示，清楚陈述中央的农村政策，坚决制止“共产风”、浮夸风和命令风。接下来是纠“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这便是第二次纠“左”工作的开始。《年谱》提供的新信息表明：毛泽东最晚在10月23日凌晨已经知晓中国农村爆发严重饥荒的问题，甚至将这一时间提前到10月17日请曾希圣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也是可以的。
例三：建国初期的毛泽东意气风发，十分勤奋与自信，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他经常召集会议，不断找人谈话，听取汇报，往往是夜以继日。仅以1953年为例，不算他出席的会议，仅由他主持召开的会议就达121次。同人谈话，听取汇报也达上百次，从刘少奇、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到党外人士，以及亲朋好友、外国宾客等，谈话的人面很广，谈得也很认真。1月1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谈话从零时30分一直到6时，长达5个半小时。
以上仅举三例说明《年谱》的情况。可以说，《年谱》编写过程中，注重材料的系统性、完整性、可读性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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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年谱》的价值与看点
编撰《年谱》所遵循的原则，如逄先知、冯蕙所说：“始终遵循客观记述、不作评论的方针。”也就是说，《年谱》的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系统地提供了大量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是《年谱》的主要看点，主要反映在如下方面。
(一)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
这一部分内容在整个《年谱》中占有相当的分量。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国家主要领导人和中共中央主席名义会见了不少外国政要和各国共产党负责人以及一些国家的来访客人，合计起来达700多次。这些会见有不少留下了谈话记录。这些谈话反映了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中国国内情况、中国党的情况、两国两党关系等重要问题的思想观点，主题多样，形式活泼，内容十分丰富。这些谈话除《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以及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公布了一些内容之外，很多没有公开发表，《年谱》第一次系统地摘录发表，十分珍贵。
例一：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先后17次会见出席八大的一些兄弟党代表团，3次会见其他外宾。这20次谈话内容，除有两次已公开发表，一些内容在《毛泽东传》以及一些学术文章中有所披露外，大都是由《年谱》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谈话内容广泛，涉及斯大林问题、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制度、对西方的态度、宗教问题等。关于党内民主问题，毛泽东提出：“党内如果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争论，取得一致的看法，或者进行表决，少数服从多数。”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思想。毛泽东对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负责人谈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说：“现在的制度有很多毛病。过去我们没有选购制度，今后将改变方针，实行选购制度。我们的制度较之过去只是相对的好，而不是绝对的好。”这表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东西正在探索之中。他还说：资本主义在经营上有许多地方比我们好，我们也要学习他们的好东西。我们的门是开着的，需要英、美、西德、日本出口技术给中国。遗憾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不愿意出口技术给中国。他同叙利亚、黎巴嫩等共产党代表团谈到党员干部可不可以做礼拜时说：“要做，不然要孤立。公开宣传不相信宗教，但到庙里的时候，就要行礼，这样并不违反原则。”他同尼泊尔首相谈到信教问题时说：“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不应受到干涉的，这是人们的情感问题。对精神生活的任何干涉都会造成很大的反感。”等等。这些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处理宗教问题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关于对世界大战的判断，下面还要谈到，暂不赘述。总之，上述这些观点进一步展现了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他在认为中国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的同时，也在深入考虑如何完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如何扩大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人们的精神生活等。这些为进一步研究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提供了新材料。
例二：1958年，毛泽东之所以敢于炮击金门，《年谱》提供的一个新材料更加印证是出于他当时对国际局势的精准判断。这年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拜见毛泽东，向毛泽东汇报苏共中央对中东局势问题的看法。毛泽东问尤金：英、美是否准备打?尤金说：我们掌握的材料不充分。根据这些材料看来，敌人是准备打大仗的。毛泽东立即回应：我看，他们不准备打。接着讲了五点理由：第一，军事上，他们的兵力不足。第二，政治上，他们国内不一致。在英国，工党反对，除20多人弃权以外，其余都反对。在美国，有些议员反对。美国这次出兵没有经过国会，没有经过联合国，因为亏理。第三，在资本主义世界没有得到支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未开会，在这样大的问题上都没有商量，这叫什么合作?他们的伙伴这次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英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很谨慎。第四，引起全世界的反对。我们搞和平运动很难，人家说是共产党搞的，效果不大。现在美、英侵入了黎巴嫩和约旦两国，起了宣传员的作用。谁主张和平，谁搞战争，不是很清楚吗?第五，世界各地蕴藏着革命力量。在保卫和平的口号下，在亚、非、拉美三洲到处酝酿着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到处都是干柴，伊拉克就是这样。在欧洲也同样酝酿着革命。英、美帝国主义者害怕，现在的局势非常好，对我们有利，对他们不利。他们不敢直接打我们。他们同中间势力打。现在世界上有三个主义，一是社会主义，一是民族主义，一是帝国主义。现在帝国主义同民族主义打仗。民族主义说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共产党也说它侵略。总之，一共五个问题，因此他们不敢打。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对世界局势的判断高于赫鲁晓夫，炮击金门也是在判断美国不敢打的基础上进行的。
例三：关于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问题，《年谱》提供了许多新材料。在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中，对此有大量论述。20世纪50年代，他认为世界大战“难以打起来”，若再打世界大战，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间可能会相隔“三十、四十年，第二种可能，根本不能打”。也就是说，至少会有几十年的和平时期，或者根本不可能打。1960年5月8日，毛泽东在会见南美多国代表团时，仍在说有争取持久和平的可能，另一个可能是还有大战。1964年10月19日，毛泽东有一个重要判断，再过十年“原子弹、氢弹、导弹我们都搞出来了，世界大战就打不成了”。为什么这么讲呢，一是因为“大家都不敢下手”，二是美国管得太宽了，他对搞世界大战信心不足。但到1969年3月，当看到“美国和苏联的国防预算，都是历年来他们国家最高的”这一情况时，毛泽东提出：“总感到要打仗，我们要备战。”到1970年5月，他又恢复到原来的想法，认为“大国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是有，只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大家都不敢下手”，并提出当前“世界主要的倾向是革命”的论断。毛泽东虽然有这样的说法，但据周恩来7月20日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讲，世界大战的危险存在，要有所准备，“主席每次见到我们都讲，再三嘱咐”。1972年，随着中美关系正常化，毛泽东表示同意田中角荣的判断，“一些大国想用实力政策进行侵略的做法到极限了，所以现在世界进入了新的谋求和平、以谈判解决问题的时代”。同时，毛泽东在此前两个月召集周恩来等谈国际问题说：“我也不大相信会打，但准备打(指苏联打中国)。”到1974年面对世界到处讲和平的情况，毛泽东会见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时又说：“现在都在讲和平。现在世界上的舆论我看要研究一下，就是不要真正相信所谓的永久和平。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战争不可避免。”布迈丁问，面对这种形势，中国的态度如何?毛泽东说：“准备打仗!准备它们(美苏)在世界上闹事。绝不相信持久和平，或者说所谓一代人的和平。”这一年12月，毛泽东同周恩来、王洪文谈话时进一步提出，“越讲缓和越备战，现在可以不提当前世界主要倾向是革命，而要强调备战紧张”。
通过疏理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可以看出，《年谱》大大丰富了毛泽东对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的论述，尤其是比较细致地反映了毛泽东一些具体而复杂的思想活动。如在理性上相信世界大战不会打，但在行动上也要做好备战准备打；同外宾谈了不会打，但在国内布置工作时还是要准备打；当世界都在谈论和平的时候，就提醒人们要准备战争；等等。总之，无论打与不打，都要做好战争准备，有备才能无患，这是毛泽东的基本立场。毛泽东的一生目睹和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与结束，更亲身在国内经历战争无数，往往是大家谈好合作了，一转身战争就爆发了。大革命时期，因为共产党毫无准备，结果损失惨重。斯大林因为缺乏准备，结果被希特勒长驱直入，被动之极。解放战争初期，因为中共既有和平建国又有准备战争的思想准备，所以在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候，才能很快由被动变为主动。这些历史经验，或许在毛泽东的记忆里太深刻了，融化在血液里。在今天看来，有备无患是正确的，一定要做好应对战争的充分准备，否则就要吃亏。当然，过分估计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和紧迫性，而把备战放到压倒一切的位置就不适当了。
例四：关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无疑，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是非常伟大的，他最熟悉当时中国的国情，战争的规律，民主革命胜利的路径、战略和策略等。他对此得心应手，运用自如，表现出超凡的智慧和能力，最后指挥全党全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以后，对于搞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开始是信心百倍的，但经过几番曲折之后，毛泽东又是怎样认识的呢?《年谱》对此提供了一些新材料。
1959年2月2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开始谈到，“我们是新手，我们不会搞”，“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还是小孩，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要承认这些错误、缺点”。1960年6月18日，他又表示要用第二个十年(即1959~1969年)通过调查研究来摸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他在这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还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万吨钢，不是发疯吗?”1961年1月18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说：“对于经济建设就是不行，我没有研究，没有亲身看，看也看得不多。”9月28日，毛泽东会见古巴总统多尔蒂科斯时说：“打完仗之后，遇到经济建设我们就不行了。所谓不行了，就是不能用过去的方法来搞建设了，是新事情，完全是新的问题。”所谓“过去的方法”，就是革命战争时期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这一年的6月8日，毛泽东还说，直到现在我“才到了初中程度”。
十年以后，毛泽东是如何评价他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认识呢?《年谱》中也有一个新材料。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时说：“中国基本上还是个落后的国家。过去我们一些事做得不好，走了弯路。我们自己也不懂得怎么搞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套。”从这个谈话可以看出，对社会主义经济究竟怎么搞，毛泽东心中似仍没有一套好的办法。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是，毛泽东虽然提出搞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能用革命战争时期的方法来搞了，要调查摸清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规律，却未能始终如一地专心投入这一新方法或新的规律探索中去，因此也就未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好方法。
总之，毛泽东同外宾的谈话提供了大量的新信息，如关于其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对世界格局的认识，关于中苏关系、中苏论战方面的问题，中美关系，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中国同他国的关系以及他个人的一些情况等，都有不少的论述。《年谱》发表的这些材料必将有助于进一步深入对毛泽东的研究，包括对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探索、对党的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对国际问题的研究等。同时，也订正了一些不实或不准确的说法。如毛泽东谈他什么时候最快乐或最愉快的问题，以往人们常常引用陈毅的回忆，而《年谱》有一段1958年2月28日毛泽东同尤金谈话记录的记载：“以前我对你讲过，解放以来我没有一天是快乐的，直到一九五五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我才快乐了。接着是私营工商业改造。但是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五七年上半年这两个半年中，我又没有快乐的日子了。”这段话如何解读，还须细读《年谱》记载的谈话背景以及前因后果等。
(二)毛泽东在党的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同各地、各部门党政负责人的谈话
《年谱》记录了大量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各地考察时同当地负责人或一些同志的谈话，有很多谈话是第一次公开披露。如1956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人们知道毛泽东在12月7日、8日先后有两次具有标志性的重要讲话，讲清了中国共产党对资本家的看法、政策和态度，但毛泽东讲话内容的来源，人们不太清楚。《年谱》披露了12月5日他同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的谈话内容，原来是陈叔通要求毛泽东跟工商界见一次面，提了三个问题请毛泽东回答。于是就有了毛泽东的讲话。这对研究这一段历史很有意义。
再如，1957年1月省区市党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共有两次重要讲话，1月27日的讲话已经收入《毛泽东文集》公开发表；18日的讲话，《毛泽东传》介绍了毛泽东讲的三个问题中的“思想动向问题”，经济问题、农村问题没有介绍。《年谱》对后两个问题做了比较详尽的介绍，有1000多字。其中强调中国经济建设发展的道路，要“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所谓“有点区别”的路，就是“先搞轻工业、农业，行有余力再搞重工业”。他说：“国防工业是消费性的，你建立那么多，民用工业没有搞起来，将来真正打起仗来就不能打了。”这些思想对于研究毛泽东经济建设思想是很有帮助的。
再如，1961年5月21日至6月12日的中央工作会议，这是一次纠“左”的重要会议。过去人们谈到此会时，只引用毛泽东在6月12日的讲话。《年谱》撰写时，为了搞清这次会议的情况，找了几家档案馆，最后根据找到的新材料，增补了毛泽东在5月21、23日，6月8日的讲话，还有6月12日李富春、李先念讲话时毛的插话。这些讲话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毛泽东对“大跃进”以来工作的总结和认识，有些提法从未有文献引用过。如毛泽东在6月12日的插话中说：“陈云同志过去讲过要以市场第一，当时有很多人反对，我也没有开腔，现在看，还不是回到那个轨道?”李先念谈到收购食油问题时，毛泽东插话说：“要先留后购，不留就没有”；等等。另外，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讲话说，他在去年中央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6月12日做的自我批评，曾要求传达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后知道许多地方没有传达。但是在6月12日的会议记录上却找不到毛泽东做自我批评的话，通过新发现的材料才知道，原来是毛泽东本人记错了时间，应该是6月8日。《年谱》为此专门加了一条注释，以说明情况。总之，《年谱》中披露的新的谈话材料很多，这里仅介绍一二，只是众多材料中的一两个小例子而已。
《年谱》记述的毛泽东在中央一些会议上的讲话和同他人的谈话，最多的是在1957年至1961年4月。这几年中，毛泽东先后召开或参加了很多会议，讲了很多话，除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或常委扩大会议以及其他小范围的会议外，基本都有记录可查，《年谱》也因此有详细记载。这4年时间，仅占建国后毛泽东27年的1/7强，《年谱》记载的内容却占全书总字数的1/3，对毛泽东这一时段的思想活动记述得最为翔实。此外，毛泽东同各地和各部门负责人的谈话，薄一波、王任重、李雪峰等记的笔记相对多一些，所以毛泽东同他们的谈话留下来的相较与他人的谈话也略多一些。以上这些，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大量丰富的档案材料，是一个很大的看点。此外，一些重要会议如著名的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前前后后的讲话、插话如果从7月28日算起达11次之多，如果连北戴河会议之前的一些会议和谈话都算上就更多，《年谱》对此都有较为翔实的记述。总之，毛泽东的很多讲话或谈话是《年谱》的重要看点，《年谱》提供了很多从未公开的材料。
(三)毛泽东的手稿
毛泽东起草的文章、信件、批示、讲话提纲等材料，很多已由《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以下简称《文稿》)公开发表，基本上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可以再披露。但由于《文稿》出版的时间较早，一是在当时看来不重要或不宜发表的内容，经过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有的已可以发表，有的是重新发现了它的价值；二是一些看似非常简单的批示，如只写了“照办”二字或者只是圈阅，却有一定的含义，反映了毛泽东的一种看法或态度；三是《文稿》也有一些漏编的；四是经过这许多年，又搜集到一些新的文稿。鉴于这些情况，《年谱》公开披露的新手稿条目达百条之多。这些材料涉及外交、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卫生工作、统一战线、共青团、干部工作、领导方法、土地改革、对旧人员的处理等，内容十分广泛，不仅丰富了对毛泽东及党的历史的了解，有的还起到了澄清一些历史事实的作用。
例一：长期以来，有关1975年5月王洪文给毛泽东写信汇报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大致都是这样记载的：“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并称：‘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还有人在引述这段话后说：王洪文“给毛的报告中指周恩来是这件事的幕后主使，说：叶、邓集中攻击了江，把江一棒子打下去，所涉及到的问题，都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九、十两次路线斗争联系在一起。从会上的情况看，攻得最凶的是叶，还有邓。但估计，叶是给人当枪使的”。在编写《年谱》时，发现了王洪文给毛泽东的信，所署时间是5月1日，是汇报4月27日会议情况的。但信中没有上述内容，也没有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名字。信中说：“在讨论过程中，一些同志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如，对前阶段宣传报道中以及有同志在讲话中提到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问题，有同志提出现在来引用主席五九年写的‘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是否要修改九大、十大政治报告中的‘当前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提法。有的同志对七三年十一月批评总理的错误时有同志提出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问题，对不经政治局送给一些单位学习参考材料问题，对政治局不议大事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意见。由于出现了以上情况，将会议暂停下来。对这些问题如何处理，我曾分别找总理、剑英、小平、春桥同志商量过。在商量过程中，有同志对搞‘四人帮’问题、批林批孔批走后门等问题又提出了批评。在商量时虽然大家都同意还是遵照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把会议开好，迅速地将主席指示贯彻下去。但我仍然有些忧虑，希望能得到主席指示。”很显然王洪文的信是在告状，但写得小心谨慎。信上有毛泽东圈阅的笔迹，表明毛泽东看过。
这样一来，王洪文向毛泽东告状的信就出现了两个版本，经向引用前一个版本的同志求证，他们说：“这封信确实有，毛泽东既没有批示，也没有圈阅，应该是毛泽东没有看到。估计是王洪文写了信，并没有立刻给毛泽东，先拿去征求张春桥等的意见，他们觉得这样写太露骨，弄得不好，可能会像1974年12月长沙告状一样，适得其反。因此，王洪文又重写一封，报送给毛泽东。这样就有了5月1日的信。”从逻辑上讲，此说不无道理。具体到毛泽东，他不可能看到两封信，也就是说，他并没有看到王洪文写的前一封信，看到的是5月1日的信。因此，有人根据前一封信来解读这段历史，说“王洪文的那番话，正说中了毛的心病，毛看后对周、邓二人疑心大起，但是毛泽东是个惯于在政治上玩弄权谋的老手，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等等，进行了一系列演义和解读，这就显得证据不足了。
例二：关于编写中共党史的问题，《年谱》也提供了一件新材料。1964年6月24日，当马里国防部长科奈问毛泽东是否准备写回忆录时，毛泽东说：历来中国人没有写回忆录这样的习惯。自己不写，死了，别人来写，这是中国历来的习惯。有一些人提议写党的历史，写党史还没有布置好。一年多以后的1965年11月5日，彭真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谈到写党史问题说：关于党史编写工作，政治局常委讨论多次，毛泽东提名由董必武为主任，陈伯达具体主持，周扬、胡乔木和田家英参加。看来这是布置写党史了。12月23日，彭真将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陈伯达、周扬、胡绳等关于中共党史编写工作的请示报告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以研究党史和毛泽东思想为中心任务的决定上报毛泽东。12月25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批示：“此四件已阅。退彭真同志。”具体另3件是什么内容不详，但毛泽东没有说同意，也没有说不同意。从11月5日到12月25日，中间仅仅相隔50天，而此时的毛泽东，心思恐怕已经不在编写中共党史上了。为何变得如此之快?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前，还有这么一件事，这似乎也是窥探毛泽东心路历程和研究第一线工作同志的一个小角度。
(四)对一些会议的简单记载
《年谱》中记录了不少毛泽东的起居活动，为深入研究毛泽东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依据。一条一条的记录是散“点”，若把各个“点”连成线，再把其他书中提到的有关的“点”连接在一起，就可以织成“网”，使研究者能够从中看出历史的故事和细节。
具体说来，《年谱》中记有大量毛泽东某日上午、下午或晚上，或某日某时召集有某人参加的会议；或者召开某范围的会议，连参加的人名都没有；或者是同某某谈话之类的条目。这些记载很多并没有谈话或会议的具体内容，原因是没有留下谈话记录或会议记录，乍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当你沉下心来，要深究一个问题时，就会觉得这些史料十分珍贵。
从《年谱》记录的情况也可以明显看出，“毛泽东提出的很多思想和政策，大都是在交流和互动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要做出某一重大决策时，一般地是先找少数人谈话，然后再开较小范围的会，继而再开较大范围的会。同时，还要到地方上去，同省的和地县两级的负责人交谈、开会，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有些则是以党内通信的形式，进行交流”。
例一：1962年中国对印度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从决定实行自卫反击到战争胜利再到中印之间的谈判等，可以在《年谱》中看到毛泽东多次召开会议进行分析研究，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几乎天天主持召开会议，有时一天开两次会，但是从决策到战争的指挥进行，没有一个地方交代毛泽东说了什么。只有少量会议的决定，还有一份中共中央军委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毛泽东在上面写了“照办”二字。而且在这期间，有不少会议只是表述为毛泽东“召集周恩来等开会”。为什么这样表述呢?因为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周恩来台历上写着“到主席处开会”，至于是什么规模或有谁参加，台历上没有记载，对此不能妄猜，因而就表述为“召集周恩来等开会”。整部《年谱》都是这样表述的。但从中可以领悟到，多数会议是与中印自卫反击战有关。从头至尾没有毛泽东的话，但毛泽东在中印自卫反击战中所起的决策作用和指挥作用是可以体会得到的。
例二：关于高岗事件。这是近年来人们谈论很多的一件事情。据赵家梁回忆：高岗进京后“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中央几位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由此有人判断，高岗在毛泽东心中的地位仅次于刘、周、朱、董。那么，事实是不是这样呢，细读《年谱》会发现，从1952年11月高岗进京到1953年底高岗出事，毛泽东的确经常召开“中央小会”，达127次，但其中朱德参加61次，刘少奇51次，周恩来60次，董必武6次，高岗48次，邓小平58次，陈云36次，彭真42次。由此可以看出，赵家梁的回忆是不准确的。董必武不是经常参加，而是参加很少；当时仅任政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部长的邓小平不是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而是参加很多；高岗并不是每次都参加。显然，从中也难以看出毛泽东对高岗最为器重。即使毛泽东召开的会议规模非常小，基本是有高就有邓，有时有邓无高。再者，从《年谱》可以看出，高岗事发后，毛泽东不断找人谈话。《年谱》虽然没有记载谈话内容(无材料)，但可以判断，谈话的内容可能大多数与高岗有关。
例三：关于新疆问题，毛泽东有过很多重要决策，《年谱》也对此有所反映，但若深究起来，研究者会发现材料远远不够。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可以到毛泽东所召集的一些会议或与某人谈话的条目中去找。如1952年6月27日下午，毛泽东曾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新疆问题。这次会议除任命王恩茂等为新疆分局第一、二、三、四书记外，具体还讨论决策了哪些问题，因无记录，不得而知。但对参加会议的人员，《年谱》中有详细记载，这就为后人提供了很大的查找空间，如王恩茂日记，王恩茂等是否在新疆开会传达了此次会议精神等。另外，习仲勋、徐立清、张邦英、赛福鼎等都出席了会议，从他们的有关材料中或许能查到这次会议的内容。这就是说，《年谱》的记载为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查找的线索。例四：1956年9月9日下午，毛泽东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中共召开八大听取意见，出席座谈会的有宋庆龄、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陈叔通、龙云、章乃器、张奚若、何香凝、罗隆基等29人。《年谱》将29人的名字一一列出，但因没有会议记录，会议内容阙如。研究者做此研究，也可以通过参加会议人员名单去找寻他们的回忆录及有关记载，或许会有新的发现。
例五：中共湖南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夏远生说，他们在编写《华国锋年谱》(湖南部分)时，为了搞清楚毛泽东和华国锋第一次见面的时间，曾访问毛泽东身边的很多人，包括华国锋本人等都回忆两人是1953年毛泽东第一次回湖南时相识的，但这和他们掌握的史料对不上。而《年谱》1955年一段简单的记载“6月18日晚上，离开杭州回北京”，这与他们所掌握的相关史料一对接，便使他们认定毛泽东与华国锋的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在1955年6月19日。这一天晚上，毛泽东乘专列从杭州抵达长沙，先到省长程潜家中登门拜访，然后找地市委书记等10人座谈，主要谈农业合作化问题，这一次会议有华国锋参加。一行极简单的出行录，解决了毛、华第一次相识的时间问题，这为解读毛泽东与华国锋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重要节点。
总之，这些条目虽然很简单，可能看似无用，但有人或许能从中看出一些眉目，对推动有关研究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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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毛泽东年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年谱的互证互补

近几年来，中共中央一些重要领导如邓小平、彭真、李先念等人的年谱先后出版。这些年谱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比较翔实，为拓展学术视野、推动党史研究奠定了重要史料基础。毛泽东年谱与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年谱有着互证互补的作用，对深入毛泽东研究乃至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研究很有价值。不少事情在年谱之间可以得到互相补充、互相印证，也让研究者倍感欣喜。
例一：1963年《关于工业发展问题》的文件。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虽然后来没有正式下发，但也表明了中央对工业发展问题的一些设想。过去人们也常常谈到，《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收入了毛泽东对这个文件的修改内容；《毛泽东传》谈了这个文件的一些来龙去脉。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年谱对此也有所涉及。但《彭真年谱》则披露了班子成员的全部姓名，同时还收入了彭真在讨论文件时的长篇发言，使这个文件的有关情况更加丰富起来。值得指出的是，以往有不少人认为毛泽东并没有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在1963年还想再跃进。《毛泽东年谱》在涉及《关于工业发展问题》文件时提供了一个新信息：“1963年9月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形势好了一点，就常常容易发生错觉，以为很好了，很容易脑筋有点热。我们三年调整以后，原来打算提十年规划，主席就怕我们过热，说指标定高了，年限太短了，就把十年改成十五年，指标不变。当然，指标稍微有些调整。每当我们提指标的时候，主席总要提醒我们，要接近实际，总是要我们留有余地。”这表明毛泽东1963年想再跃进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几个年谱对照起来看，毛泽东、周恩来，包括彭真等中央领导人对工业发展问题的态度就更清晰了。
年谱互补互证的例子很多，一般来说，年谱都是记载和谱主有关的内容，但也有详略之分，互相参照是十分必要的。这当然也与是否掌握材料有关。比如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一事。翻看《彭真年谱》，发现其中有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的一些记载，而《毛泽东年谱》未写上，原因是没有掌握这些材料。《彭真年谱》2012年就出版了，《毛泽东年谱》出版时为什么没有补上这些材料?原因是编撰《毛泽东年谱》时，编撰者曾看过《彭真年谱》稿，以为其中的信息都掌握了。谁知彭真到毛泽东处谈话一事，是彭真亲属根据彭真办公室的记事后来补上的。这真是疏忽了。也因此增加了《彭真年谱》与《毛泽东年谱》互补性的分量。
例二：关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围绕它发表的文章，在中国知网上能检索到300多篇，就这篇讲话发表的背景、主要观点、重要意义和价值、讲话的形成和整理、传播情况等，学术界挖掘出很多材料，做了很多研究和探讨。但谈到《论十大关系》整理发表的情况时，基本上都是1965年12月和1975年刘少奇、邓小平先后向毛泽东建议发表，而没有人谈到彭真是最先组织整理并建议发表《论十大关系》的。《彭真年谱》提供了这一信息，进一步丰富了这篇文章整理发表的情况以及毛泽东的态度。《彭真年谱》记载的情况如下。
1965年5月15日，彭真“将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录音稿送毛泽东并说明：这是根据你当时讲话的录音整出的原始记录，是我所看到的记录中最完备的一份。记录稿同时送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陈伯达、康生、罗瑞卿”。对此，毛泽东没有批文，但似应有口头回应。这种可能性应该更大一些，因为事后陈伯达进行了整理。当然，是否彭真未等毛泽东点头就安排陈伯达整理也很难说，尚待研究。事实是4个多月后的9月23日，彭真将陈伯达整理的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的讲话记录稿报送毛泽东，并附建议：“这篇讲话，虽然是在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对今后工作有现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建议早日定稿发表或者先在党内发表，如何?请批示。”不过仍然未见毛泽东的批示。10月10日，彭真“将十大关系印发给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及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区市党委第一书记或与会的一位负责同志、党中央各部部长或代理部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小计委各同志阅”。彭真这段话之后，实际上还有一句话“此件未经毛主席审阅。请勿翻印”，《彭真年谱》未上。这表明彭真9月23日送的稿子，毛泽东并没有看，因而也就没有批示。但10月10日下发了。下发这个文件应该是得到毛泽东口头应允的，不然彭真也不会擅做决定。10月20日，彭真又将《论十大关系》整理稿专门“送林彪，并附言说明：这是由陈伯达主持，根据原始记录整理的。不仅保持原来讲话的风格，而且尽可能用了原话。这虽然是十年前讲的，但因为它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指针，故已建议毛主席给予指示，再加整理后发表，或先在内部发表”。彭真为何附言专送林彪，可能是与林长期生病，不常与会有关。从上面几个材料可以看出，彭真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整理和发表十分看重，但是推动作用不大。所以到12月15日，又由刘少奇出面建议将《论十大关系》作为内部文件发给县、团以上各级党委学习。刘专门致信毛泽东，表示这篇讲话“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建议下发。然后就有了12月18日毛泽东的批示，表示“不大满意，发下去征求意见”。这段史料至少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彭真认为《论十大关系》“系统地阐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根本规律，是长期的工作指针”；刘少奇则说“对于一些基本问题说得很好，对现在的工作仍有很重要的指导作用”，显然彭真的评价高于刘少奇。而毛泽东本人直到1961年还在表示没有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法和新规律，这大概就是他不大满意的原因吧!再考虑到1965年12月的毛泽东其兴奋点已经不在经济工作上，而正在谋划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此也可深刻地感受到当时的毛泽东和中央第一线工作的领导同志所思所想不在一个点上，他们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彭真年谱》提供的这段材料大大丰富了人们对《论十大关系》一文的研究以及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至于彭真为何提出这个问题，这中间他与毛泽东、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互动情况等，则都有待深入挖掘。
此外，《彭真年谱》提供的这段史料，还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杨尚昆谈到“录音事件”时说，“1956年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既未录音也无速记，后来根据几位同志的笔记整理的稿子，毛泽东阅后很不满意。为了汲取这次教训，以后开大会，毛泽东准备讲话时，我就请示他要不要扩音？他说‘可以’，我再顺便问是不是也录一下音，他说‘可以’，我们才安排扩音、录音”。《彭真年谱》则说《论十大关系》的稿子是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录音整出的”。这两种说法都很权威，又涉及一个“录音事件”问题，那么就有必要查清楚到底哪一个说法准确。从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档案材料来看，还是杨尚昆记得比较准确。1956年5月7日，中央办公厅对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有一段通知式样的文字。这些文字是：“同志：毛主席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没有正式记录，现将一个同志的笔记抄给你们作参考；这一笔记未经校阅，可能有错误，请勿翻印和引用原文。”这段文字明白表明，毛泽东的讲话是根据一个同志的笔记而不是讲话录音印出的。另外，在这个讲话后面还附有王任重的一份笔记。王任重所记内容，少于当时中央办公厅印出的讲话内容。这也可以说明，杨尚昆回忆《论十大关系》是根据几个同志的笔记整理的，应该是可信的。
总而言之，上面谈到的新材料、新看点，只是《年谱》众多材料的一角。《年谱》内容丰富，材料扎实，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书。站在此书之上，再向外张望，向外拓展，对了解和研究毛泽东乃至他那个时代，会有很多新收获。评说毛泽东，若不读此书，有缺陷是无疑的了。 （作者：张素华，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副主任；来源：昆仑策网，原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2015年第1期）

焦典

王忠新：“10年浩劫”有十大“匪夷所思”

作者：辽宁王忠新 发布时间：2020-06-08 07:53:50 来源：民族复兴网

毛泽东时代已成百姓判断改开的重要尺度

　　一提起“文革时期”,“方方们”恨的牙根都疼，可“方方们”这群蛇鼠，他们非常认可的“还乡团”、“双重标准”、“西方民主”、“搞特权”等，有啥好东西?这群负面化群体特别仇恨的东西，本身就从反面在肯定一种事物。甭管“方方们”如何诅咒“10年浩劫，经30多年改开的实践，却出现一个不断升温的社会现象：老百姓竟将毛泽东时代作为判断改革的重要尺度，更对“10年浩劫”有十大“匪夷所思”!

　　标志之一：“抓革命，促生产”，国民生产总值翻番增长。由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室年整整用时6年，于2016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是这样评价“‘文化大革命’这十年”：【“综合起来看，在‘文化大革命’这十年中，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指数(以1952年为100)，比1965年增长了133.54%。其中工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181.7%，平均每年增长9.9%;农业总产值1976年比1965年增长51.2%，平均每年增长3.8%。”】

　　看清楚没?就在这本权威著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工农业总产值10年增长133.54%，这绝对是不止翻一番!工业总产值增长181.7%，几乎就是翻两番!这还是用苏式实物经济统计法，仅仅统计了一二次产业的实物经济，若按后来的GDP统计法，将三产经济全口径统计进去，“文革时期”的经济增长速度，何止翻两番!

　　标志之二：独立自主，建成1100个大中型项目。“文革时期”发展经济，绝不是出口鞋袜的急功近利，而是重点建设管长远发展的重大项目。诸如，连接中南和西南地区的湘黔铁路通车，贵昆铁路提前9月接轨1970年12月运营，1970年7月1日成昆铁路全线竣工运营，焦枝铁路通车，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中国第一批“红旗”高级轿车出厂，中国第一台载重150吨中型平板车下线，中国第一台5000马力液力传动内燃机车诞生，中国第一艘万吨巨轮“东风”号建成，第一艘万吨油轮“大庆27号”下水，第一艘五万吨级远洋油轮“西湖号”下水，第一艘二万五千吨级的浮船坞“黄山号”建成，几十座大中型水电站建成投产，小型水电站建5万多个，10年建成河南红旗渠，南京长江大桥竣工，中国第一台集成电路数控机床诞生，中国第一台百万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高速大型通用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成功研制出GK-3型的半自动光刻机、中国大型民用飞机项目、袁隆平等培育的籼型杂交水稻通过鉴定、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国家计委提出进口43亿美元国外设备的方案……。

　　大项目，决定大发展。“10年浩劫”，竟然自力更生建成1100个大中型项目，这为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何等坚实的基础?!

　　标志之三：结束5000年区域性水患，更无年年城市“看海”。对中华民族来说，治国当如治水，5000年的华夏历史，就是同洪水搏斗的历史。而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基本整治住区域性洪水泛滥。

　　截止1976年底，全国有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其中，1966-1976年建大型水库73座，中型水库850座，小型水库37000座，合计37923座。包括144km海河子牙新河全部建成，中国第一座充气橡胶坝在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建成，甘肃省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一期工程开工建设，毛泽东批准兴建长江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利枢纽工程--国内最大的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开工，河南焦作建成高100.5m的世界最高浆砌石重力拱坝，中国第一座三心重力拱坝白山水电站开工兴建，全国开展大规模的抗旱打井建设(至1998年全国配套打井达372万眼)，兰州建成中国扬程最高的黄河西津电灌站，编制完成了《南水北调近期工程规划报告》，中国最大牧区水利枢纽工程——内蒙古海日苏水利枢纽动工，黄河龙羊峡水电站开工。

　　标志之四：物价长期稳定，既无外债，又无内债。1969年5月11日，《人民日报》向全世界报道了一则消息，截止到1968年底, 我国国内公债已全部还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唯一，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强大的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经济没有负债运行，更无惊天负债运行，国家财政收支平衡，几乎没有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没有寅吃卯粮，没有吃子孙饭，却建成第六工业强国，并迈向“四个现代化”，这绝对是奇迹!

　　特别是物价长期稳定，通货膨胀率为零。没有出现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情况，猪肉0.4-0.5元一斤，大米、白面0.1元一斤。在上海吃食堂，一个月菜票2元，基本鱼肉蛋都能吃到;幼儿园一月全托费13.2元;红玉苹果0.2元1斤，海棠果0.05元1斤元。

　　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大国，能长期做到：收支平衡、赤字为无、物价稳定，通胀为零，不仅是中华民族历史的史无前例，更是世界近代史上各国的空前绝后!

　　标志之五：“两弹一星核潜艇”，标志中国成世界大国。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为世界五个核大国之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从第一颗原子弹到第一颗氢弹，美国用7年零4个月，苏联用3年零11个月，英国用四年半，法国用八年半，中国文革中只用2年零8个月，赶在法国前面，成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至1970年又研制成功了洲际导弹、人造卫星、核潜艇。1974年8月1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1号”正式服役。

　　邓小平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而这样关乎民族命运的“两弹一星核潜艇”，恰恰就是在“文革”中研制成功!李敖曾说过一句话。谁否定毛泽东，把“两弹一星核潜艇”推倒重来!可无论多有钱，绝对没任何机会能重来!

　　作为大国利器的“两弹一星核潜艇”，无疑是重量级国防力量的标志，同时，它也是中国科技水平的代表。就在“文革时期”，还有人工合成胰岛素、青蒿素、运十飞机、杂交水稻、哥德巴赫猜想等科技成果硕果累。可以说，新中国成立的70多年里，最主要的重大科技成果都集中产生在“文革时期”!

　　标志之六：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败超级大国苏联。“二战”后，出现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标志美苏争霸的两极世界格局形成。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苏联搞沙皇帝国主义，要中国当“跟班”，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直到1969年爆发震惊世界的珍宝岛战役。

　　珍宝岛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面积0.74平方公里，历来为中国领土，中国边防军一直在这一地区执行巡逻任务。1967年到1969年初，双方在七里沁岛、珍宝岛，不断发生巡逻队冲突，从对骂到推搡、棍棒武斗等。1969年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之后，沈阳军区部署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1969年3月2日苏军发现中方有人上岛，便派边防巡逻队上岛驱逐，被中方伏击，打死打伤数十人。3月15日和17日，苏军动用坦克、装甲车、飞机和当时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中方打退苏军进攻并控制全岛。1969年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常年驻守。

　　那时，举国万众一心;那时，举国全民皆兵。在中国近代史上，这是中国唯一打败沙俄-苏俄，此时的苏联比沙俄时强大上百倍，是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珍宝岛一战改变世界格局，一个能打败美苏的中国，理所当然成代表第三世界的一极。文革时期绝对没有哪个国家，敢公然轰炸中国驻外大使馆，敢在中国领空撞沉中国战机!

　　2004年，中俄达成关于黑瞎子岛的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中俄国界东段的补充协定》，俄罗斯将把占领的银龙岛的全部、黑瞎子岛的一部分领土及额尔古纳河上，靠近内蒙古满洲里的阿巴该图洲渚，归还给中国。2005年4月，俄罗斯政府批准了这个补充协定。这是后话，可没有珍宝岛战役，还能有这次国土回归吗?

　　标志之七：重返联合国，同中国建交潮头奔涌。1971年7月16日中美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大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第三世界国家，共同提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两阿”提案)进行表决: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提案以压倒多数通过。毛主席十分高兴地说:”这是中国外交取得的一大胜利，是一件大事……非洲兄弟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我们要去，赶快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毛泽东深更半夜在书房“召见”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也是空前绝后!若是一个处于 浩劫的国家，第一超级大国的总统，如何能这样虔诚地来“顶礼膜拜”2月28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发表，宣布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中美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

　　到1976年底，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111个，仅“文革时期”与中国建交的国家就有49个，还大部分是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不包括类似美国这样正准备建交的国家。当时一句很激动人心的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标志之八：最辉煌的考古发现时期，举国没有文物走私。就在那个动乱浩劫的年代，最被诟病的就是毁灭文化，可新中国的考古，除法门寺地宫1987年4月发现，海昏侯墓2011年发现外，几乎震动世界的、重大的、辉煌的发现，都集中在文革时期。

　　诸如，1960年初至70年代末，二里头遗址，考古建立一至四期文化框架序列;1967年，发现新洞穴人(1973年正式发掘);1968年，满城汉墓，出土文物代表：长信宫灯、金缕玉衣;1969年，雷台汉墓，出土文物代表：马踏飞燕;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物代表：《孙膑兵法》竹简;1972～1974年，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代表：金缕玉衣等珍贵文物3000多件;1974年，秦陵兵马俑，出土文物代表：兵马俑等;1975年，云梦睡虎地，出土文物代表：秦代竹简;1976年，妇好墓，出土文物代表：妇好鴞尊;70年代起，在辽西北昭乌达盟及朝阳地区展开大规模的红山文化考古调查，发现近千处遗址。包括1978年开始挖掘的陶寺遗址、1978年2月发现的曾侯乙墓，应都属文革末期前发现。

　　就在这个“浩劫的年代”，还没有盗挖文物，没有不可移动文物消失，没有把文化名城搞成赝品，没有将香港当成文物走私中转站，没有国际化一条龙的天量文物走私，没有文博回购的惊天腐败等等。

　　标志之九：社会治安良好，无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就在“浩劫的10年”，没有拐卖妇女儿童、没有吸毒贩毒、没有卖淫嫖娼、没有“包二奶”、没有代孕产子、没有童养媳、没有买卖人体器官、没有专杀老人赚快钱的“执死鸡”保姆群体、没有黑恶势力横行、没有武装走私、没有暴力强迁、没有“碰瓷”讹诈，没有“医闹”行凶，没有拍电影“洗钱”、没有惊天的文物走私、没有向国外转移资产、没有抢劫银行、没有金融诈骗、没有地下钱庄、没有赌场……。

　　尤其，没有重大恶性刑事案件，刑事案件严重程度，直接标志社会治安优劣。诸如，“新中国十大恶性案件”，无一件发生“文革时期”，全部发生在改开之后(白宝山枪杀15名军警民，雷国民抢劫杀死20人，东北二王持枪杀人，魏震海抢劫杀人，张君团伙持枪杀28人，谢先荣特大抢劫运钞车杀人，万光旭持枪杀武警就达5名、重伤致残6名，董雷持枪杀人案、龙治民恶性杀人48名、凌国梁持枪杀军警就达6人)。

　　这还不包括发生在改开之后的，靳如超杀人后报复社会制造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杨新海杀死67人，伤10人，强奸23人等恶性刑事案件，也不包括新中国十大未破“悬案”。就在“动乱的10年”，社会治安几乎夜不闭户。

　　标志之十：无与比肩的廉洁政府，学雷锋蔚然成风。毛主席带头做廉洁领袖，廉洁勤政，最奢侈的食物，也就是一碗“红烧肉”。毛主席是建国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完全公开个人财产的人，堪称中外执政党领袖廉洁奉公的典范。毛主席逝世时，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存款及金银珠宝，没有为子女留下任何财产遗嘱和一分钱。

　　如何防止政权腐败，这是毛主席自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两个务必”以来，极为重视和极力防止的头等大事。他发动文革的初衷之一，就在于此。文革时期是民主监督政府的最广泛时期，几乎没有官员贪污腐败现象，没有公款吃喝旅游、没有是私卖国营矿山和国营企业，更没有“裸官”转移资产、那是政府最清廉的时期。

　　作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相比于发展经济，建设廉政政府和建设精神文明，那是更为艰难的事情。“文革时期”，那是一个 “斗私批修”的年代，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那是行行业有学习标兵的年代，那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的年代”。那是没有坑蒙拐骗的时代，那是没有老人摔倒不敢扶的时代，那是没有娱乐至死低俗娱乐泛滥的时代、那是没有假药假疫苗、没有假学历假文凭、没有假军官假法官假高官、没有“压倒一切的维稳”的时代……。邓小平特别警告：“如果社会风气坏下去，经济搞上去是没有意义的。”

　　结束语：对“10年浩劫”的“匪夷所思”，绝非仅仅这10个，诸如，“10年浩劫”没有严重的贫富差距、没有几千万工人失业、没有民族分裂、没有庞大的失独群体等。

　　可仅就这10大“匪夷所思”而言，上下5000年的中华民族史和世界发展史，可有哪个国家和地区处于动乱及濒临崩溃时，能有国家经济实力翻番增长?能有关乎千秋大业的重大项目连连建成?能有投入巨资根治千年水患?能有物价长期稳定无外债内债?能有“大国杀器”连连横空出世?能有打败世界超级大国的辉煌战绩?能有建交如潮朋友遍天下?能有“闲心”搞出最辉煌的考古发现?能有社会治安几乎夜不闭户?能有世界最廉洁政府和良好社会风气?

　　可以断然地说，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甭说10个没有，就是一个“能有”，都比登天还难!“10年浩劫”，让人怎不“匪夷所思”?!

焦典

涉案103亿！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受审

时间:2020-06-09 20:10

6月9日，恒丰银行原董事长蔡国华受审。

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官网发布的信息显示，蔡国华被以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员滥用职权罪公诉至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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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财新报道，除了滥用职权罪，检方还指控蔡国华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受贿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涉案金额约103亿元。

9日中午，蔡国华案代理律师说，蔡国华案的审理估计会持续几天。

此前半年，2019年12月26日，蔡国华的前任、恒丰银行原董事长姜喜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等四宗罪，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姜喜运是第二个被判处终身监禁的银行董事长，在其之前，内蒙古银行原董事长杨成林于2018年12月，被判处死缓、终身监禁。

据公开简历，姜喜运生于1949年11月，曾任恒丰银行行长、党组书记，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2013年12月卸任，2014年10月被宣布调查。

姜喜运2013年底卸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后，接任者就是蔡国华。

蔡国华出生于1965年4月，山东阳信人，在职研究生，工学博士，曾在共青团系统工作，担任过共青团阳信县委副书记，共青团滨州市委书记。2003年离开共青团系统，转任沾化县委副书记、代县长。

之后，蔡国华历任沾化县长、县委书记，烟台市副市长，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市国资委党委书记等职，直至2013年底接任恒丰银行董事长。

据恒丰银行官网：恒丰银行是12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前身为1987年成立的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总部设在山东济南。2019年完成市场化改革股改建账，成为中央汇金公司控股的商业银行。

但在2019年市场化改革之前，恒丰银行的大股东是烟台国资委控股企业。因此，出任恒丰银行董事长之前，以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身份兼任市国资委党委书记的蔡国华，是恒丰银行的上级领导。

不过，这位上级领导出任恒丰银行一把手之后，恒丰银行被指陷入“内讧”，2014年至2017年间多次被曝出高管分钱、违规股权运作等问题。2017年11月，蔡国华被宣布调查。

光明网曾在2019年12月发布评论员文章称，恒丰银行董事长蔡国华平均每天报销花费40万元。因此，有媒体称蔡国华为“最狠董事长”。

“政事儿”（xjbzse）/新京报记者 王姝

焦典

通辽“教父级”黑老大 书记是他保护伞

时间:2020-06-09 17:01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6月6日，被外界“奉”为黑社会“教父”级人物的易连峰等54名被告人、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等两家被告单位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一案，在乌海公开开庭审理。

6月8日，“平安通辽”刊文披露了该案的具体细节。

文章披露：2009年至2019年，进入成熟时期，易连峰更是肆无忌惮地拉拢腐蚀了时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辛金山，时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傅铁钢，时任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分局政委、局长刘兴臣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经查，易连峰向辛金山、傅铁钢、肖剑平等厅级干部行贿170余万元，向刘兴臣、尚勇、王大成等处级干部行贿200余万元，接受其贿赂的科级以下干部达百余人。

这些被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该组织背后的“关系网”，多次在司法、治安、税务领域给予易连峰等人支持和庇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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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易连峰被查。据乌海市公安披露，侦办“6·28”案件共历时6个月。

傅铁钢、辛金山、肖剑平均于2019年6月至10月相继落马。傅铁钢生于1953月4月，曾于1999年任通辽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次年调离通辽，2006年重返通辽任职，历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等职，2011年卸任，2016年退休，2019年10月被查。

经查，傅铁钢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想信念丧失，为一己私利不惜违背党性原则，对抗组织审查；违规为其子安排工作，并默许吃空饷；收受礼金，违规从事营利活动；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违反生活纪律，出境赌博；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晋升、企业经营、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滥用权力损公肥私。

辛金山生于1952年10月，2002年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2004年任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长达7年，2011年卸任，2013年退休，2019年6月被查。

经查，辛金山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背离宗旨意识，对抗组织审查。以权谋私，违规为亲属安排工作，收受礼金。

执法犯法，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大肆收受他人财物，造成不良影响，严重破坏了通辽市政法系统的政治生态。

肖剑平生于1955年5月，1999年起任通辽市政府秘书长，后兼任通辽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2003年调至位于通辽的内蒙古民族大学，先后任党委委员、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等职，2015年退休，2019年10月被查。

经查，肖剑平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背离初心使命，丧失理想信念，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收受礼品、礼金，违规从事有偿中介活动；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职务调整晋升、工程建设项目承揽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生活作风腐化，造成不良影响。

易连峰，男，1962年12月17日出生，系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通辽市新世纪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

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019年12月18日，被乌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因涉嫌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开设赌场罪等罪，同年12月31日，被批准逮捕。

1995年，易连峰辞去教师工作下海经商，逐渐积累资本，并设立了通辽市易丰房地产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易丰房产”）。2002年，易丰房产在通辽市科尔沁区投资建设了新世纪大酒店，易连峰及妻子李晓斌作为酒店控股股东掌管酒店经营活动。

凭借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新世纪大酒店一举成为当地重要的政府接待、招商宴请场所。

此后十余年间，易连峰以合法经营为掩护，拉拢、腐蚀各级地方官员，积极寻找“保护伞”，先后网罗了李绍文等33人成为组织成员，大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攫取巨额经济利益，多次有组织、有预谋地在通辽地区实施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故意伤害、寻衅滋事、虚假诉讼等违法犯罪活动，恣意破坏当地社会风气，扰乱民众健康生活秩序。

十余年间，以易连峰为首的犯罪组织逐步成为在通辽政、商、“黑”三界都具有一定影响力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破坏了当地经济、社会秩序。

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人员结构相对稳定，层级职责基本明确，组织管理较为清晰。该组织共有成员34人，其中，积极参加者14人、一般参加者19人。其组织特征具体表现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职责明确，分工协作；严守规约，运行有序。

1995年至2002年，在发展初期，易连峰通过贩卖粮食和承揽建筑工程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为了利益最大化，他采取金钱诱惑、相认干亲等手段，将公安民警李绍文收入麾下，为其效力。李绍文身为国家公职人员，丧失理想信念，甘心被“围猎”，公然动用手中公权力帮助易连峰及其组织成员摆平事端。

2002年至2009年，在壮大时期，易连峰凭借新世纪大酒店的知名度高、有政府人员庇护等有利条件，有组织、成规模地实施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期间，他与李晓斌掌控了全部非法收入，他们培养的心腹李玮协助记账、收款，他们培植的亲信李玉冬、孙德军、孙翠妍、赵立忠等人负责“黄、赌”活动的具体实施。

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司化运营模式在该组织中得到了进一步稳固，“金字塔”型管理结构得到了逐步确立。与此同时，他对当地恶名昭著、劣迹斑斑的杨晓光施以好处，将其吸纳为组织成员，杨晓光则多次帮他摆平需要“社会人”出面才能解决的问题。

2009年至2019年，进入成熟时期，易连峰更是肆无忌惮地拉拢腐蚀了时任通辽市科尔沁区委书记、通辽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辛金山，时任通辽市市长、市委书记傅铁钢，时任通辽市公安局科尔沁区分局政委、局长刘兴臣等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呈现出渗透政权、危害政权之势。

他利用政府官员的包庇和纵容，不断捞取商界荣誉和政治光环，为继续进入拆迁、建筑、土地、矿山等高金领域攫取巨额财富铺平道路。

期间，他与声名狼藉的刑满释放人员白红柱相勾结，在矿山领域为非作恶，还纵容其堂弟易连涛在科左后旗大青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网罗社会闲散人员，为害一方，严重损害当地旅游、餐饮行业经营。

在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全体成员唯易连峰马首是瞻，事事听命于易连峰。作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发起者、创建者，他对整个组织的运行起着决策、指挥、协调、管理作用，处于组织的核心地位。

其不但直接实施了行贿、强迫交易、寻衅滋事、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犯罪行为，还领导、组织成员实施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犯罪活动，更纵容组织成员实施了故意伤害、妨害公务、非法拘禁等犯罪行径。

为了庇护组织成员，他曾多次动用其与政府官员的关系，帮助组织成员逃避打击。在该组织中，李晓斌长期掌控着犯罪收入，将组织卖淫、开设赌场所得的5000余万元用于子女留学、个人挥霍。

李绍文自新世纪大酒店营业以来，享受着免费客房、洗浴等服务项目的同时，主动为新世纪大酒店开设的赌场提供保护并抽头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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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光、易连涛是深受易连峰信任的小弟，易连峰分别将通辽市易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丰矿业”）、大青沟蒙古大营交由杨晓光、易连涛经营，二人则各自广纳小弟，发展组织成员，依托组织势力，有恃无恐、仗势欺人，多次实施暴力违法犯罪行为。

李玉冬、赵立忠、孙德军、孙翠妍这些新世纪大酒店中的高层管理人员，忠实地跟随着易连峰，对易连峰的命令不分对错，唯命是从，在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尽忠效力、助纣为虐，在非法敛财活动中作用突出。

该组织中，吕春梅等人或听命于易连峰，或听命于杨晓光、易连涛，甘愿充当马前卒。

有的作为保镖、跟班长期追随易连峰，有的在“黄、赌”活动中作用显著，有的在行贿行为中表现积极，有的在寻衅滋事等暴力犯罪中行径恶劣。

据了解，在该组织中，大部分核心成员为新世纪大酒店员工。易连峰以合法公司为依托，用公司章程、规章制度进行组织内部管理。这些成员不论是职务任命，还是薪酬增减，均有严格的审批、公示程序可以遵照。

易连峰等人在卖淫、赌博场所内明文公示各种员工守则、服务标准，建立起由部门经理、主管、领班等多层级职位组成的管理体系，各成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为猖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提供组织保障。该组织经过长期、稳定的运行，已出现相互协作、相互包庇、相互纵容等特点，给司法机关依法打击带来重重困难。

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从事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高利润违法犯罪活动，加之该组织又有其他多种形式经济收入，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足以支持组织成员继续长时间、跨区域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其经济特征具体表现在：以组织卖淫、开设赌场为主要支柱，以骗贷、敲诈等手段为敛财途径，以非法收入为组织“输氧”“供血”。

2002年以来，该组织以新世纪大酒店为依托，持续进行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活动。数据显示，该组织在17年间累计组织卖淫上万人次；在数十个地点开设赌场，累计参赌人数上千人，两项非法收入共计上亿元。

组织卖淫和开设赌场收入是维系该组织的最主要经济来源，多数组织核心成员也都为此而长期追随易连峰，为组织发展、壮大尽力的同时，又享受着各项利益回报。

这两项非法收入成为易连峰供其家庭成员奢侈消费的主要来源。长期以来，该组织以合法经营为掩护，19次以虚构贷款用途、资信证明等欺骗手段从9家金融机构获得贷款2.6亿余元，为组织正常运转，保证有充足实力继续从事违法犯罪行为提供资金支持，给当地金融秩序造成一定破坏。

此外，为组织利益最大化，易连峰多次指使柴雅芳等人作假账偷逃税费上亿元。该组织形成以来，长期向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经查，易连峰向辛金山、傅铁钢、肖剑平等厅级干部行贿170余万元，向刘兴臣、尚勇、王大成等处级干部行贿200余万元，接受其贿赂的科级以下干部达百余人。

这些被腐蚀的国家工作人员形成该组织背后的“关系网”，多次在司法、治安、税务领域给予易连峰等人支持和庇护。新世纪大酒店逐渐成为事实上的“免检单位”，导致组织卖淫、开设赌场等违法犯罪行为长期难以查处，在百姓心中形成“新世纪大酒店是法外之地”的印象，严重损害当地社会秩序。

该组织在“保护伞”的庇护下不断发展壮大，其发展壮大后又不断培植新的“保护伞”，二者形成了稳定的利益共同体，侵蚀着地方政权，蚕食着社会安定。

对内，易连峰以各种经济利益为诱饵，例如提供经商机会、提供稳定工作、奖励住房、优惠出售住房、发放年终奖励、授予酒店免单特权等等，使该组织成为“荣辱与共”的利益集团，各成员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维护着组织正常运转。

该组织为谋求强势地位、壮大组织声威、寻求非法保护，有组织地实施了38起犯罪事实，涉及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行贿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开设赌场罪、虚假诉讼罪、妨害作证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窝藏罪、敲诈勒索罪、故意伤害罪、非法拘禁罪、妨害公务罪等17个罪名。

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侵犯了公民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妨害了社会管理秩序，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廉洁性。

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长期盘踞在通辽地区，在“黄”“赌”等非法行业形成重大影响，在大青沟景区干扰、破坏他人正常生产、经营，并造成严重影响；在得到“保护伞”庇护的同时，干扰司法办案、插手干部任命；在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同时，又与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相勾结，互相利用、为非作恶、为害一方。

该组织实现了经济上立足、政治上庇护、法律上逃避，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其危害性特征具体表现为：大搞“黄、赌”，扰乱公序；恣意妄为，欺压百姓；巧取殊荣，粉饰黑恶；腐化官员，渗透政权；“黑”“黑”勾结，为害一方。

从2002年至案发，该组织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KTV、时代酒吧多处组织卖淫达17年，当地百姓大都知晓这个受到特殊保护的卖淫窝点，甚至有卖淫人员为了逃避打击而选择在新世纪大酒店内从事性交易。

2003年至2010年，该组织在新世纪大酒店利用赌博机开设赌场，赌客络绎不绝，其中不乏大量当地官员。

2005年，该组织在大青沟景区内开设赌场，赌场内多次发生打架斗殴事件，极大地威胁着当地百姓的生活，严重扰乱了旅游景区生产经营秩序。

在新世纪大酒店内，该组织设有专门的麻将房，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都曾在此开设赌场，黑社会性质组织之间实现“互惠互利”。

该组织频繁使用暴力或其他手段侵犯当地百姓合法权益，但多数被害人迫于该组织势力而不敢报案、不愿报案，或者即便报案也被非法压制，致使大多案件直到“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才浮出水面。

为了攫取更多经济利益，该组织掩盖种种违法犯罪行为而竭力贴靠各级官员，努力融入“政治圈”，长期与各级官员保持非正常私交，积极为组织成员争取诸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青年卫士称号”等政治光环。

为了持续猖狂地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该组织系统性地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寻求庇护。

多年来，易连峰逢年过节必向辛金山、肖剑平等主要领导干部送去大量现金、礼品，曾给辛金山兴建农庄、给其女儿免费办婚礼，常年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为辛金山、肖剑平、许亚林等人提供免费洗浴服务，甚至指派其手下到相关部门办公场所大肆赠送购物卡、代金券。

这些被收买的国家工作人员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同流合污，为虎作伥，对易连峰等人的违法犯罪行为一路开绿灯，对该组织有求必应，甚至有干部想要升迁都需通过易连峰斡旋。

易连峰等人的行为导致部分领导干部对行贿、受贿习以为常，心中毫无党纪国法，严重破坏了当地政治生态。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逐步壮大，在通辽地区扬名立万。

凭借易连峰多年“经营”，该组织与当地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建立起可以相互利用的人脉关系。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实力强大，但各组织遇到问题或组织间发生纠纷时，便会请易连峰出面摆平。

他为各组织协调关系的同时，即可抬高自身地位又可从中渔利。久而久之，通辽地区各黑社会性质组织都十分看中他的特殊地位，争相讨好他。

在通辽地区，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其特殊的社会地位不断发展，同时，也纵容其他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壮大，呈现出事实上的“黑上之黑”特征，复杂的利益关系造成该地区各黑社会性质组织相互交错、相互利用、相互包庇、难以瓦解。

2002年至2019年，易连峰、李晓斌夫妇投资经营新世纪大酒店期间，以新世纪大酒店康乐部下设的时代酒吧、KTV夜总会、洗浴中心为依托，以酒店客房和洗浴中心包房为卖淫场所，指使他人对卖淫人员和卖淫活动实行统一管理。

通过设定卖淫价格，约定收入提成，统一收费管理，严格请销假制度，提供免费住宿等措施，累计招募、雇佣、管理50余名卖淫人员长时间从事卖淫活动。

2014年以来，在新世纪大酒店洗浴中心，易连峰通过控制按摩女技师上下钟时间，容留按摩女技师在洗浴包房和酒店客房从事卖淫活动，从而增加酒店洗浴中心和客房部的收入。

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持续、猖狂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以寻求庇护。多年来，易连峰先后多次向多名国家机关厅、处级官员行贿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81.9658万元。

2003年以来，易连峰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以营利为目的，在新世纪大酒店、大青沟等地，伙同李绍文等人，利用赌博机、“猜信封”“揭三张”“帕斯”等方式开设赌场，指派他人参与赌场管理，指派李晓斌等负责管理赌场部分违法所得，违法所得共计7200余万元。

1990年以来，易连峰违反枪支管理规定，先后非法持有枪支四支和猎枪子弹106发、步枪子弹510发，非法持有的枪支分别为虎牌双筒猎枪1支，小口径长枪1支，小口径可折叠、可拆卸长枪1支，催泪手枪1支。

自2017年，易连峰先后指使他人将上述枪支、子弹毁匿。

据了解，侦办“6· 28”案件共历时6个月，抽调集结二百余名民警组成专案组，辗转全国10余个省市，行程数十万公里。

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8名，涉嫌16项罪名，共计查封、扣押、冻结资产四亿六千余万元。

主案共装订案卷381卷，案卷厚度高达8米，起诉意见书长达154页，近八万字。

焦典

“去毛化”这是要自绝于人民
——致“两会”代表的一封公开信
    2020-05-21 10:21:46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钱昌明

尊敬的“人大”、“政协”代表：
　　我是上海一名退休历史教师，是一名“草根“网络评论员，是一名守法的普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遵照“以宪治国”的法治精神，在“两会”召开前夕写这封公开信，向你们反映一件攸关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敬请你们履行职责，予以重视、处理。
　　谁都知道，毛主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他是现今中国的奠基人，是他让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是近现代中国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一评价，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是载明了的，毛主席的尊严是受宪法保护的。“反毛”，是最大的违宪!
　　近来，海南海口、山东日照、湖北黄冈、陕西宝鸡一些官方宣传机构，包括作为党中央喉舌的大媒体《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视频”专栏节目，居然有人都把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抹掉，重又掀起“去毛化”的妖风，这是严重的违宪事件。你们作为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有责任为人民代言，向政府问责。
　　在中国历史上，毛主席是一座丰碑。是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摆脱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争得了真正的独立与解放，逆转了中华民族沉沦的命运;是他唤起了农工劳苦大众，推翻了几千年的剥削阶级的剥削与压迫，让劳动人民真正赢得了做人的尊严，翻身当家作了主人;是他领导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地奠定了“四个现代化”的基础，为中国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毛主席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直至赢得了他的对手、资本主义世界领导人的尊崇：
　　美国的几任总统无不尊重、钦佩毛主席。尼克松称颂“主席的著作，感动了一个国家，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福特赞颂他：“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英国前首相希思佩服毛主席作为大国领导人的廉洁：“那是一间陈设简朴的房间，周围摆满了书和他伏案批阅的文件。 我之所以提到他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因为，毫无疑问，亿万中国人感到，他同他们过着同样的朴素生活。”
　　法国前总统德斯坦叹惜他的逝世：“人类思想的一座灯塔熄灭了”;密特朗认为：“毛泽东是世界上居支配地位的人”。
　　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不过份!”
　　前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差不多半个世纪以来，他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
　　美国学者、中国问题专家R•特里尔，他研究毛泽东的最后结论是：“他奇迹般地创造了一个不等式：毛泽东>马克思+列宁+斯大林。”
　　……
　　然而，在我们国内，自他老人家辞世以后，却掀起了一股“否毛”、“污毛”妖风、浊浪。以辛子陵、李锐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叛徒，头上顶着“共产党员”的桂冠，却充当了“反毛”、“污毛”的急先锋。他们写文章、出专著(如《红太阳的陨落》等)，大肆造谣污蔑，大泼污水，采用最恶毒、最下流的语言，对毛主席及其家人，大搞“污名化”、“妖魔化”。在中外反动势力的推动下，这股妖风一度越刮越猛，这股浊浪曾经惊涛汹涌。直至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上台后，这股妖风才在有所收敛，浊浪势头才有消退。
　　那么，这些反毛分子为什么要这样? 辛子陵讲得很直白：
　　为了“构建与世界民主潮流相和谐的意识形态，形成一套完整的、适宜国情的执政理论。这一理论体系应命名为民主社会主义理论，载入党章和宪法，……中国共产党改名为中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对于改进中国与欧盟、美国、俄罗斯和一切民主国家的关系，将发生重大的影响，为中华腾飞创造最好的国际环境。”(辛子陵：《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下卷第746页，香港书作坊2013年第9版新增订注释本)
　　很清楚：否定毛泽东，就是为了要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时代，否定社会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否定中国革命，否定整部中国近代、现代革命史!做第二国际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的“龟孙子”，彻底背叛科学共产主义，复辟资本主义!
　　诚如黄克诚大将所言：“如何认识和评价毛主席、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丑化、歪曲毛主席，只能丑化、歪曲我们的党，丑化、歪曲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现在国内外的敌对力量都希望我们彻底否定毛主席，以便把我国人民的思想搞乱，把我们国家引向资本主义”。
　　广大人民群众无比热爱毛主席，面对“反毛”、“污毛”黑浪，他们无比愤慨，纷纷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爱与憎，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毛泽东热”。从纪念“12.26”毛主席的诞辰，到悼念“9.9”忌日;再从春节想“亲人”，再到清明祭“祖先”;几乎在所有节日，人民群众都会自发地去怀念毛主席。在北京的毛主席纪念堂前，冒着凛冽寒风，人们排着望不到尾的长队，为的就是瞻仰一下主席的遗容，以寄托自己的哀思;在湖南的韶山广场，那一天不是人山人海，红旗招展，红歌震天，表达的是人们对毛主席的情感。要问这是什么? 这就是民心!这就是民意!“反毛”、“污毛”，搞“去毛化”，就是自绝于人民。
　　古语云：“得民心者得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些都是颠覆不灭的历史真理，谁不信，硬要与人民群众的意愿对着干，最终，谁就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被历史车轮辗得粉碎。
　　“两会”代表们，请你们履行职责：维护毛主席的尊严!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严肃性。必须对搞“去毛化”的有关部门问责，给有关责任人以严正的法律惩处。
　　钱昌明 2020年5月20日

焦典

蔡国华腐败大案开审：涉案103亿，北京上海香港多地拥天价别墅

2020年06月09日 18:06:01
来源：财经杂志

蔡国华受审之前，蔡国华的前任姜喜运一审被判死缓，目前正在等待二审开庭。接连两任董事长皆卷入贪腐大案，恒丰银行如何去疴除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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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芝罘区政府网

文｜《财经》记者 王丽娜 张颖馨

编辑｜鲁伟 袁满

6月9日上午，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称恒丰银行）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蔡国华，在山东东营市中级法院出庭受审，其涉案金额高达约103亿元。

蔡国华被控犯有五宗罪，涉嫌滥用职权造成恒丰银行经济损失8.9亿余元、涉嫌贪污1022万余元、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用于个人经营、涉嫌受贿11.8亿余元（10.7亿余元系未遂）、涉嫌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

《财经》记者从参与庭审的人士处获悉，6月9日上午庭审开始后，蔡国华首先提出审判人员回避的要求，被审判长当庭驳回；蔡国华又申请复议，被再度驳回，因此上午的庭审曾两次休庭。随后的庭审中，蔡国华的辩护律师赵运恒、杨照东向法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申请，而在此前的庭前会议中法庭已表示不启动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

这次庭审出于疫情防控需要，旁听人员并未在庭审现场旁听，法院启用一间旁听室，安排旁听人员观看庭审直播。

据悉，对蔡国华案的审理将持续数日，五宗罪的相关事实和证据，将在这几日的庭审中渐次呈现。

另据《财经》记者了解，蔡国华的前任——恒丰银行第一任董事长姜喜运，正在等待其案件二审开庭。2019年12月，姜喜运因犯贪污罪、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被烟台市中级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姜喜运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接连两任董事长腐败大案迭出，恒丰银行如何去疴除弊、刮骨疗毒备受外界关注。

被控五宗罪，涉案上百亿

现年55岁的蔡国华，经历丰富。蔡从一名乡镇医院医生开始，很快步入仕途，做过宣传干部、县委书记、市委副市长，先后在山东阳信县、沾化县、烟台市政府任职，2013年12月从烟台市委常委、副市长、政府党组成员兼市国资委党委书记的职位上，调任恒丰银行董事长。

在恒丰银行任职3年多后，蔡国华案发落马，2017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曝接受调查。

据《财经》记者了解，蔡国华案被指控的事项多发生在其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

恒丰银行前身是烟台住房储蓄银行，为烟台市财政局等6家单位注册成立的全民所有制银行。2002年，该银行改制为股份制商业银行，系国有参股公司。2003年更名为恒丰银行。

据悉，蔡国华上任不久后，主导制定《恒丰银行核心员工薪酬管理办法（暂行）》，其明知董事、监事的薪酬应经恒丰银行股东大会讨论决定，违反《公司法》《恒丰银行章程》等规定，在未经股东大会讨论通过的情况下，通过上海衍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上海多家银行开设的账户，向其本人、董事栾永泰、董事毕继繁、监事长宋恒继违规发放薪酬3.13亿余元。2016年3月至2017年9月，蔡国华退还个人薪酬所得1.14亿余元，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1.99亿元。

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明知恒丰银行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需经中国银监会批准，违反《商业银行法》《中国银监会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等规定，未经银监会审批，擅自决定在恒丰银行内部推行该计划，非法筹集股份认购款227.13亿余元，并违规将该款项由股权过渡户转入资本金账户，后因计划被银监会发现而终止实施，蔡国华安排将筹集到的227.13亿余元资金原路退回，产生的资金占用费、税费等各项费用由恒丰银行承担，给恒丰银行造成经济损失6.97亿余元。

因此，山东东营市检察院指控称，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滥用职权，违规在恒丰银行发放薪酬、推行员工股权激励计划，造成恒丰银行损失共计8.97亿余元。

蔡国华案涉嫌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的事实，也均与其恒丰银行任职有关。检方指控，

2014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恒丰银行公司财务共1022.9万余元。其中，大部分款项是通过恒丰银行报销支付，比如蔡国华报销其个人及家人雇佣保镖所支付的费用54万元，报销其个人及其家庭负担的费用142.7万余元。蔡国华还同意恒丰银行有关工作人员为其女儿购买的价值4万余元的麦斯玛拉（MaxMara）大衣，由恒丰银行报销“埋单”，其前妻还被指非法占有恒丰银行购买的价值821.8万元的红木家具等物品。

在蔡国华案中，还有一笔涉嫌挪用公款48亿元的指控。2015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未经集体决策，个人决定以信托贷款等形式，将恒丰银行48亿元转入其个人控制的上海衍融投资中心使用，进行营利活动，谋取个人利益。

检方还指控，2006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职务便利，在银行贷款、项目承揽、企业经营等方面为8家单位或个人提供帮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11.8亿余元（其中10.7亿余元未遂）。这些受贿款项主要用于在上海、北京、香港购买别墅。

据了解，蔡国华面临的受贿指控共有8起。部分指控事项与其恒丰银行任职有关。2016年至2017年，蔡国华为云南实力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云南实力）在恒丰银行贷款提供帮助。2016年5月至2016年7月，某报两次刊登“蔡国华私分巨额公款”等负面报道，根据蔡国华要求，云南实力董事长彭宇兴支付撤稿费1000万元，后该报出具撤稿公函。

2014年至2016年，蔡国华为大唐西市文化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贷款提供帮助。2016年，蔡国华向该公司董事局主席吕建中索要位于香港太平山顶的一套别墅，折合4.74亿余元。案发时，这套别墅还没有完成装修，因此并未实际居住。

另外，蔡国华还为重庆环奥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重庆聚恩物资有限公司、重庆玺发隆智实业有限公司在恒丰银行贷款提供帮助，先后通过前妻和女儿索要、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玉强给予的财物等共计187万余元。为烟台市精诚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在恒丰银行贷款提供帮助，通过前妻收受价值15万元的红木算盘。为山东凯达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揽工程提供帮助，通过前妻收受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建刚给予的8万港元。

另有部分指控，发生在蔡国华担任沾化县委书记、烟台市政府副市长时期。指控称，2006年至200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沾化县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朱殿治在承包沿海滩涂项目、办理海域使用权证、滩涂转让等方面提供帮助。2007年至2008年，蔡国华通过特定关系人周娜收受朱殿治给予的1100万元。

2009年，蔡国华利用担任烟台市副市长的职务便利，为青岛海域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华通能源发展有限公司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计划提供帮助。2014年收受上述公司实际控制人陈彬给予的3000万元，随后用于在北京购买2套别墅。不久，蔡国华又收受陈彬为其在上海购买的一套别墅，价值5950万元。

2009年至2017年，蔡国华利用担任烟台市政府副市长、恒丰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的职务便利，为日照钢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恒丰银行增资扩股、转让股份等方面提供帮助。蔡国华多次向该公司副总经理薛健索要好处费6亿元，但因没有合适的支付方式等原因，6亿元尚未支付。

此外，蔡国华还被指控违法发放贷款35亿元。2017年4月至8月，蔡国华明知石家庄乐城创意国际商贸城开发有限公司35亿元的贷款项目不符合放贷条件，仍安排办理这笔贷款，因贷款申请明显违规，未通过恒丰银行总行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而被退回。

为此，蔡国华要求重新设计方案，在其干预下，恒丰银行相关人员经研究决定后，将贷款项目由房地产开发贷款变更为并购贷款，以规避违规之处，最终这笔贷款获批。2019年6月，这笔35亿元的贷款开始欠息，不久本金开始逾期，到2019年12月，这笔贷款本息逾欠34.1亿余元。检方认为，蔡国华涉嫌违法发放贷款罪。

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德怡告诉《财经》记者，根据中国刑法规定，违法发放贷款罪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从具体行为来看，如依法应对借款人是否符合有关贷款的条件进行审查而不审查；依法应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安全性、合法性、盈利性进行调查、评估却不调查、评估；明知申请借款人不符合条件，仍然向其发放贷款等等，均可能涉嫌该罪名。

两任董事长卷入巨额贪腐

在6月9日开始的庭审中，蔡国华将对五宗罪的指控展开辩解。与前任姜喜运类似，两人都卷入巨额贪腐中，而有关两人的纠葛也被外界关注。

《财经》记者了解到，蔡国华上任恒丰银行的次年（2014年9月），山东省烟台市纪委对姜喜运有关问题线索进行初核，很快对姜喜运立案调查并采取两规措施，随后移送司法。

姜喜运掌舵恒丰银行多年。自恒丰银行前身——烟台住房储蓄银行时期开始，姜喜运历任副行长、行长、党组书记；2003年恒丰银行改制后，其出任董事长。2013年底，63岁的姜喜运到龄退休。2014年10月，山东省纪委发布消息称，姜喜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

2016年，烟台市检察院对姜喜运等人提起公诉，指控其涉嫌受贿罪、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和诡异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在案件审理期间，烟台市检察院追加起诉书，追加指控姜喜运涉嫌贪污罪、受贿罪。有意思的是，蔡国华案在起诉后也曾被检察院追加起诉内容。2020年2月6日，山东东营市检察院向东营市中级法院提交补充起诉决定书，表示发现蔡国华有遗漏的罪行应当一并起诉。由此，蔡国华在此前的四宗罪指控中，增添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指控。

有媒体报道，姜喜运案发源于蔡国华的举报。对此说法，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姜喜运案发并非蔡国华本人举报，但或与其有关。

《财经》记者获悉，2014年5月，天津银行向恒丰银行发来有关恒丰银行出具兜底性包含的询证函。蔡国华了解此事后，经核查得知恒丰银行2013年8月，曾出具37亿元兜底性保函一事，但姜喜运在与蔡国华交接时并未提及。

按照正常程序，恒丰银行对外出具兜底性保函需要由经营机构上报，总行信用风险评审部审查，由中间业务委员会审批通过后方可开展业务，这笔业务属于重大关联交易，还需要董事会关联交易委员会审批同意。经核查，这笔37亿元担保业务没有经过正常程序办理，恒丰银行未收取至少4000万元以上的手续费，亦不符合关联交易规定。因对方无法兑付，恒丰银行于2014年底履行兜底保函支付本息40亿元。

关于姜喜运与蔡国华的交接事宜，双方也存有争执。据了解，2013年11月，姜喜运接到组织部通知，被免去恒丰银行党委书记的职务，并宣布不再推荐其担任董事长。

按照姜喜运的说法，他和蔡国华交接了党委工作，并未交接董事长的工作。姜喜运曾多次提出交接董事长工作，担心恒丰银行账外股权和资金被越多人知道，易被人举报，他还三次私下向蔡国华提出，交接恒丰银行的账外股权和资金，也向恒丰银行时任副行长栾永泰谈及。但未获蔡国华回应。

恒丰银行时任副行长栾永泰曾在姜喜运案中表示，姜喜运离职后，他与姜喜运见过两三次面，姜喜运说过“前几天我同老蔡（蔡国华）一起吃过饭，说还有钱，要移交。”他并未细问，他的理解是姜喜运要向蔡国华移交这些体外运营的钱和股权。

栾永泰还指出，恒丰银行账外持股资产，高管层肯定知道，因为恒丰银行每年的绩效工资和银行坏账处理，都来源于此。姜喜运作为行长被免职后，“新班子也是不见面、不交接。”

另有媒体报道，2016年5月“恒丰银行高管私分巨款”事件曝光，把蔡国华推上舆论风口。2016年9月，栾永泰实名举报蔡国华侵吞公款、违规运作员工股权激励机制。

《财经》记者了解到，对栾永泰的说法，姜喜运案的办案人员曾向蔡国华求证。蔡国华则提出，2013年12月，他与姜喜运完成全部工作交接，姜喜运未提及有公司和个人替恒丰银行持有股份及资金。其他在场人士亦证明，在姜喜运和蔡国华单独进行交接时，姜喜运未提出恒丰银行存在账外股份和账外资金一事。

2019年12月，山东省烟台市中级法院公开对姜喜运等人一案进行一审宣判，姜喜运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根据烟台市中级法院的一审判决，法院查明姜喜运共犯四宗罪。其一是贪污罪，2008年1月至2013年1月，姜喜运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的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陆续转至其个人或亲友控制的公司名下，予以隐匿。按历年恒丰银行年度报告中的每股净资产计算，共计折合人民币7.54亿余元。

其二是受贿罪，2004年至2013年，姜喜运利用担任恒丰银行董事长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正阳置业有限公司、高天国等公司和个人在购买恒丰银行股份、办理贷款等方面提供帮助，索取或非法收受上述公司个人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037.4534万元。其中，姜喜运伙同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财务负责人赵春英共同收受高天国给予的人民币2300万元。

其三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2013年7月，姜喜运违反商业银行不得为关联方融资行为提供担保的规定，擅自决定以恒丰银行名义，安排被告人恒丰银行原行长助理、信用风险监控部总经理张文凯违规向关联方出具37亿元的保函，未收取担保手续费。2014年9月，因关联方无法归还到期融资款，恒丰银行代为偿还本金及利息共计39.56亿余元。

四是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2014年9月，姜喜运指使被告人孙金光销毁其实际控制的五家公司应当依法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薄，涉及金额6.598亿余元。

与蔡国华被控挪用恒丰银行48亿元，转入个人控制的公司用于营利不同，姜喜运被法院认定贪污2．8365944亿股恒丰银行股份，转至其个人或亲友公司名下。

对此，姜喜运辩解称恒丰银行体外运营、自持股份由来已久，烟台市委、市政府要求他必须保证烟台市政府在恒丰银行大股东地位，为了实现这一要求，他以董事长身份操纵恒丰银行体外运营、持有本行的股份。他将其他公司代持的恒丰银行账外股份转至个人控制公司名下，是为了保障账外股份的安全，避免风险，并非隐匿、占有。对此说法，法院认为该辩解理由不成立，对蔡国华有关交接事宜的辩解，法院认为不合常理。

6月9日，姜喜运的辩护律师、京衡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有西告诉《财经》记者，姜喜运因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目前二审还未开庭。

恒丰如何完善公司治理

多名金融业人士直言，恒丰银行两任董事长相继“落马”背后，问题在于其公司治理存在严重缺陷。“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本质在于地方政府干预较多，地方官员不懂金融，对金融缺乏敬畏之心。”多名恒丰银行内部人士告诉《财经》记者。

前后两任董事长卷入贪腐大案外，恒丰银行深陷内部人控制等问题亦曝于市场，恒丰银行逐步踏上整改重组之路。2018年3月30日，原山东银监局局长陈颖被任命为恒丰银行党委书记。随后不久的临时股东大会上，陈颖被选为董事长，王锡峰被选为行长。恒丰银行再造工作正式起步。

《财经》记者获得的陈颖、王锡峰在恒丰银行2019年年度工作会议中的讲话显示，恒丰银行2018年进行了多项整改，并将这一年视为“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之年”。在肃清蔡国华冲击波中，恒丰银行将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四种类型，鼓励主动坦白。规定时间内，共656人主动报告违规违纪违法问题，主动上交违规违纪违法所得7970万元。在强化监督执纪问责的过程中，全年立案6起，给予党纪处分5人，对1.2万个违规问题进行问责，处理人员6325人次。

2019年12月18日，恒丰银行表示，将通过非公开方式发行1000亿股普通股股份。其中，中央汇金拟认购600亿股，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拟认购360亿股，其原第二大股东新加坡大华银行有限公司和其他股东拟认购40亿股。

负疴之下，多名恒丰银行内部人士对于再造之路充满期待，并称之为“黎明前的时刻”。目前来看，恒丰银行再造已取得不小成效。

此前的4月3日，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银保监会副主席周亮提及中小银行规范治理时举例表示，恒丰银行是一家资产接近1万亿的银行，但长期以来它也是在属地管理。由于前后两任董事长涉嫌违法犯罪，使得出现了大量的不良资产，监管部门采取果断的措施进行了处置。银保监会首先会同有关方面，坚决撤换董事长、行长和各级高管，领导班子基本上换完了。

“可以告诉大家，现在恒丰银行已经由一家坏银行变成了一家好银行，市场也没有引起大的波动，非常平稳。中央要求要精准，还要稳定大局，所以我们应该说实现了这个目标。”周亮强调。

暌违三年亮相的恒丰银行年报或可佐证。4月29日，恒丰银行在官网披露了2019年年报。尽管2017年、2018年的年报尚未披露，但从2019年及2018年对比数据中，可一窥端倪。恒丰银行三长（董事长、行长、监事长）更是在年报致辞中用“凤凰涅槃、浴火重生、锐意变革”来形容过去的两年。

2019年，恒丰银行总资产规模接近1.03万亿元，实现营业收入137.63亿元，净利润5.99亿元，同比增长4.36%；从2018年到2019年，恒丰银行资本充足率从负值-13.65%升至12.26%，不良贷款率则从28.44%降至3.38%，较上年末下降25.06个百分点。

从不良资产清收工作来看，据年报披露，截至2018年年底，恒丰银行不良贷款余额达到1635.61亿元，不良率更是高达28.44% ，而当时该行的贷款损失准备为-894.75亿元。

2019年12月19日，恒丰银行与山东省资管签订资产转让合同，以2019年3月31日为交易基准日，将债权本金余额、风险敞口余额以及未偿价款金额共计1438.9亿的不良资产批量转给山东省资管，转让对价799.57亿元。此外，其还通过向第三方转让的方式转让不良资产本金余额人民币7.47亿元，2018年向第三方转让17.78 亿元不良资产。

“尽管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依然面临挑战。”上述恒丰银行内部人士直言，剥离不良、补充资本固然重要，但从长远来看，还得有一个健康的、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如果缺失，依然很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希望未来引入更多的市场化手段。

事实上，如何完善公司治理亦是当前银行业需要关注的重点。有银行业资深人士指出，银行业应从股东资质、关联交易、组织架构、考核激励等方面着手，完善公司治理体系，理顺公司治理运作机制。首先，对股东资质实行穿透式监管；其次，明确关联交易范围和流程；再者，优化组织架构和业务结构；最后，建立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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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殖无数资产阶级独立王国 改开新旧时代政治生态 环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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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科院落马掌舵人孟伟：打造独立王国 司机成“二院长”2019年04月16日 10:03:05 来源：中国纪检检察杂志 原标题：重振士气 校准航向——环科院重塑政治生态纪实 “集结！”凌晨1点半，北京的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气温 ...

2019-4-16 12:45 - 焦典 - 焦点时评

焦典

吴铭：歌颂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永恒主题

2020-06-11 12:03:48  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吴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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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这是我和一位网友聊天后的一点感慨。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汤因比说，不懂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

　　作为今天的中国人，恐怕，还应该加一句，不懂毛主席、不懂毛泽东思想的人，永远是个孩子，要么是傻孩子，要么是坏孩子。

　　我今年40多岁，比我大上十岁、二十岁的老同志，许多对毛主席的崇拜，我是体会不到的，可能你这样的年轻人更加体会不到，甚至是接受不了。我这个年龄段的人，虽然也非常崇敬毛主席，恐怕还达不到前辈的那种程度。

　　你一直在挑我话里的毛病，我解释一个，你再挑另外一个。这样也好，叫打破砂锅问到底。不过，不要在概念上绕来绕去，要去紧密地结合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

　　我不能接受的，是你说“毛主席是人，不是神”“凭什么一点错误都没有?”

　　这不是正确的聊天方式。

　　我的水平很低，我还远远达不到能够找出毛主席错误的水平。我也不认为全世界谁有足够的学识、品德、能力，能够找到主席的错误。找主席错误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最终都是找到了自己的错误。

　　再说，我们是要从主席的著作、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找出解决中国当前阶级问题的办法，我们是为了找主席的错误吗?找主席的错误，目的是什么?

　　我想，我们的聊天中，我一是表达了对主席的无限崇敬，二是运用主席教导，来分析现实的各种社会问题，来反驳或者解释你提出的问题。

　　你的“主席是人不是神”，一方面是不喜欢我对主席的崇敬，另一方面，不接受主席的思想。

　　不接受主席的思想，我可以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个阶段过来的。

　　但，中国人民对毛主席的崇拜敬仰之情，只会越来越深，谁也阻挡不了、削弱不了。

　　你说“主席不是神”。那么，我请问，你心目中，“神”是什么样子?究竟怎么样，才能称为“神”?

　　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太上老君，都是神吧。

　　那么，我们就用神的标准，来评价一下主席。

　　旧时代，中国是什么样子?你自己了解一下。“一穷二白”“民不聊生”“挣扎在死亡线上”“吃人”“三座大山”……都太抽象，很难让人感受到苦难。

　　那我举个例子吧。

　　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的人取名非常难听。比如，叫狗子的特别多，不管是富家，还是穷人，都是如此。比如狗娃子、狗剩子、二狗子……等，还有更难听的，我就不列举了。

　　原因是当年的死人太多了，太平常了。穷人家生孩子，如果是个儿子，可能还留着，如果是个女儿，或者虽然是儿子，但是，前面已经有儿子了，所以，就不能再养了。怎么办?就让“弄婆”把孩子抱起来，亲妈流着泪，亲爹则躲得远远的，不忍心看。当妈的想再看一眼孩子，弄婆则劝道，别看了，越看越难过。于是，亲妈一恨心，一捂脸，咬破嘴唇，弄婆便把孩子抱了出去，到河边把孩子浸死，扔掉。

　　这种事，在当时非常普遍。

　　当父母的，谁不希望孩子长大成人，要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多子多福。

　　留下的孩子，当然要好好养，实际上，又无法好好养。不要说吃饭是个问题，就是随便一个什么病，天花、麻疹、霍乱、虐疾、血吸虫、结核……无数传染病，时常杀死孩子。所以，即使是父母狠心留下的孩子，让他吃几年饭，也未必长大成人。所以，就取个极难听的名字，或者是动物的名字，意味着好养。

　　为什么要取狗这类的名字呢?这还真是迷信。老百姓认为，管人生死的阎王爷有一本生死账，记录着每个人的寿命，所谓“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你到五更。”做爹妈的知道了阎王爷这个秘密之后，就开始打主意，试图欺骗阎王。取个狗、猪这样名字，那是想让阎王爷误以为这是一只狗、不是人，所以，眼一花，就忘了勾掉，孩子就可以活下来了。

　　其实，更多的孩子，是不取名字的。如果是男孩，就叫“羔子”，女孩，则叫妮子，或者老大、老二、小三、小四之类，大约也是想糊弄阎王爷，既然世上那么多羔子、妮子、小二、小四，阎王总要留下几个，说不定就留下了我们家的这个。

　　我知道的一个亲戚，居然给自己的孩子取名“死”。因为她此前的七八个孩子，要么一生下来就死，要么养上三两岁就死。她求医问道，结果，一家老道给出了个主意，就是给孩子取名“死”，虽然难听，但是，阎王爷在查看生死薄时，一看是“死”，所以，就不勾了。看来，为了让孩子活下来，欺骗阎王的事，老百姓也没少想主意。

　　即使把孩子养到七八岁、十来岁，如果年景不好，也还是要扔掉，或者卖掉。旧社会也有摆地摊的，比如，母亲或者父亲带着自己的孩子，到市场的一角，给孩子头上插一根稻草，就算是卖孩子。孩子能卖给谁?女孩通常卖给大户人家当佣人，甚至是更悲哀的地方，男孩则当奴隶。想想看，一个摆地摊卖自己孩子的父亲或者母亲，他的内心是何样感受?

　　上面，只是讲讲旧社会的一个很局部的事，远远不能完全呈现旧社会黑暗、残忍。更加让人无法想象、无法忍受的苦难，比如反动统治的政治黑暗、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流氓地痞、黄赌毒黑、各种自然灾害之类，还有很多很多，说不胜说。

　　也正是无法克服这些灾难，无法安抚感情上的痛苦，无法改变现实，所以，人类发明的各种各样的“神”，一是乞望这些神保佑安康，二是安抚自己感情上的伤痛，三是逃避现实。

　　“神”解决这些问题了吗?没有，一点也没有。

　　没有任何一个神解救了人类。

　　所以，共产党人大声疾呼，世上没有救世主。

　　至于中国，通常的政治，都说中国近代有三座大山压在身上，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但是，讲这些很抽象，对于普通人、对于个体，特别是今天的小青年，没有深切感受，不会有切肤之痛，感性认识不深刻。

　　毛主席做了什么呢?我还从小孩子的事说起，不讲推翻三座大山这样的大事。

　　今天，父母生了孩子，还要扔到水里淹死吗?还要想方设法欺骗阎王爷吗?还给自己的孩子取名“狗剩”吗?还有各种传染病吗?没有了。

　　共产党毛主席统治之后，反动的三座大山被推翻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毛主席的共产党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每个人、每个兵都是雷锋，爱护人民、帮助人民、舍弃自己生命也要保护人民。当然，不是全部都这样，还是有坏蛋的，但是，共产党想尽一切办法、发动群众，搞各种运动，从思想上、文化上、精神上、心理上来消灭这些坏人产生的基础，当然，更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艺上消灭这些坏人，这个任务是长期的、永久的，我想每个人都应该按照毛主席的要求，继续这项革命工作。

　　几千年来，如来佛祖、观音菩萨、太上老君、基督、安拉等等各种神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毛主席、毛主席领导下的共产党、解放军、革命群众，解决了这个问题，活人无数，功德无量，无与伦比。

　　那么，你看看，如果用神的标准来衡量，毛主席是不是神?还有哪尊神堪比毛主席?

　　中国人所创造的神，本领是极其广大的，品质也非常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救苦救难、急人所难，比如观音菩萨、太上老君。那么，我们看看，毛主席的本领，是不是比这些神还要厉害好多?是不是这些神无法相比?毛主席白手起家，带兵上井冈山起，不数年，十万、几百万仁义大军，所向无敌;是不是撒豆成兵?办学校、办医院、关心群众生活，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太平安稳，是不是救苦救难?自古以来，从没有过士兵帮助老百姓种庄稼的，但是，毛主席的兵，积极帮助农民收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秋毫无犯。自古以来，中国没有消灭过土匪流氓、黄赌毒黑，毛主席时代消灭了。自古以来，各种传染病没有消灭过，大疫情过几年就是肆虐一次，小疫情天天有，毛主席时代消灭了各种传染病;对于水旱风雹等自然灾害，毛主席时代中国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毛主席时代，中国甚至可以准确预报地震!是不是急人所难?

　　毛主席时代的其他政治成就、军事成就、外交成就、经济成就、文学成就，论者极多，论述极丰，我就不想提了。

　　神仙，哪一种神通广大的神仙做到了?毛主席做到了。那一路神仙比毛主席做得好?没有，一个也没有。

　　你说毛主席不是神，那还要“神”干吗?

　　我觉得，毛主席就是“神”呀!除了毛主席，再也没有神了。中国人的命运实在是太好了，居然能有毛主席关心。

　　中国的历史最悠久，我觉得，如果要写一部极简的历史，只要提到三个人就可以了：一个是黄帝，就是中国的老祖宗，发明种植庄稼、发明医药、发明房子衣服;第二个是秦始皇，统一了大中国，消灭了混战;第三个，是毛主席。今后的历史，无非就是围绕着是否执行毛主席的路线而斗争的历史，无论什么人、什么事，都绕不开毛主席。

　　前几天，我一口气看完了电视剧《毛泽东三兄弟》，我看到为了中国人民解放而牺牲的主席的革命伴侣杨开慧、弟弟毛泽民毛泽覃，看到了他的弟妹王淑兰、钱希钧、朱旦华，还有贺子珍、贺怡，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娇娇，还提到了毛泽民之子、这些年不准提的那个人，我很激动。我内心里把毛家人当作自己的亲人，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扮演毛家人的演员，端庄、大方，超凡脱俗，我很喜欢，很感激他们。我想，毛家人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一边看一边流泪，感觉亏欠主席太多。我常自诩要做主席的小学生和战士，其实，我远远不合格：我为人民群众做过什么?

　　你说你是00后，在我面前，应该是个小孩子，但能写出这么长的文章，也应该有十八九岁了。我可以原谅你。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歌颂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永恒主题!你这样随便地评论主席，你让我非常伤心，伤心于你的轻浮，伤心于反动势力对你的毒害，伤心于我这一代人的言传身教工作没有做好。我只想劝劝你，万万不要随便去找毛主席的所谓错误，那样，你就上了坏人的当，你会害人害已，你永远走不上正道。

　　算了，我就讲这些。不知道能不能说到你心里。

焦典

副部级抹泪忏悔，被控贪了3566万

时间:2020-06-11 09:37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6月10日，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陈国强受贿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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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指控：2006年至2018年，被告人陈国强利用担任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副省长等职务上的便利，或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相关单位和个人在项目承揽、融资贷款、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直接或通过其亲属非法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共计3566万余元。

庭审中，检察机关出示了相关证据，被告人陈国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质证，控辩双方在法庭的主持下充分发表了意见，陈国强进行了最后陈述并当庭表示认罪悔罪。庭审最后，法庭宣布休庭，择期宣判。

现场图片显示，陈国强在庭审中落泪了。

陈国强出生于1962年5月，长期在陕西工作。2010年起任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2013年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5年后的2018年1月晋升副部，任陕西省政府副省长。

当时他分管省国土资源厅、省环境保护厅等。2019年3月29日，陈国强被免去副省长职务。

今年1月，他被“双开”。通报称，陈国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为谋求个人职务晋升大搞政治攀附和人身依附，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和旅游安排；违规干预插手干部人事工作，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贪欲膨胀，收受礼品、礼金，甘于被“围猎”，将公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在企业经营、干部职务调整等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陈国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陈国强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陕西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政事儿”注意到，近日来，陕西开始肃清赵正永流毒，多次提到陈国强。

6月8日，陕西省委常委班子举行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集中学习。会议指出，要坚决破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保持反腐败高压震慑态势，以赵正永为反面镜鉴，结合魏民洲、冯新柱、钱引安、陈国强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深入开展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健全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6月9日，陕西省委常委班子召开赵正永严重违纪违法案以案促改专题民主生活会。会议指出，要持续加大惩治腐败力度，重点查处党的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特别是党的十九大后仍然不知敬畏的腐败案件，重点查处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问题，重点查处国家资源、国有资本、金融资本、工程项目等领域的腐败行为，以赵正永为反面镜鉴，结合魏民洲、冯新柱、钱引安、陈国强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抓好警示教育，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陈国强简历陈国强，男，汉族，1962年5月生，安徽宿州人，1984年7月参加工作，198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研究生，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1981.09—1984.07 西安基础大学机械系机械制造专业学习；1984.07—1994.10 陕西省劳动人事厅、劳动厅安全监察处、计划统计处科员、副主任科员（其间：1986.10—1987.10 陕西省淳化县润镇乡蹲点扶贫）；1994.10—2000.09　陕西省劳动厅综合计划与工资处副处长（其间：1996.08—1998.12 中央党校领导干部函授学院本科班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0.9—2004.06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医疗保险处处长（其间：2002.10—2003.01 广东省深圳市社会保险管理局挂职；2003.03—2003.07 陕西省委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2004.06—2009.01 陕西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党组成员（2003.09—2006.07 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在职研究生经济管理专业学习；2007.08—2008.02 美国西弗吉尼亚大学学习）；2009.01—2010.11　陕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党组成员（2008.09—2010.09 长江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习，获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010.11—2013.02 陕西省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党组成员；2013.02—2018.01 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党组成员、办公厅党组书记兼省行政学院（陕西经济管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其间：2015.09—2016.01 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一班学习）；2018.01—2018.03　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省政府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兼）；2018.03— 2019.03陕西省政府副省长、党组成员。第十三届省委委员，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省十三届人大代表。

焦典

毛泽东为何勾去周恩来补写的这元帅的几段悼词？

2020年06月03日 15:59:45
来源：文娱胡同

原题：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南方开讲，一样的军史，不一样的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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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月6日，陈毅元帅不幸病逝。

按照事先的安排，陈毅追悼会将在1月10日下午3点，在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由于中央还没有对“二月逆流”正式平反，陈毅治丧规格只比上将、副总参谋长的规格略高一点，悼词如何草拟，也无人敢轻易表态。悼词成稿后，周恩来亲自动笔修改，字斟句酌地补写了一段对陈毅一生功过的评价：陈毅的一生“努力为人民服务，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

1月8日，毛泽东接到了周恩来送来的陈毅悼词。他大笔一挥，将周恩来精心补写的几段评价陈毅一生功过的文字悉数勾去，并在稿纸一边批示道：“基本可用”、“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

1月10日午饭后，按惯例毛泽东是要休息一会儿的。可是他裹着米色睡衣，在一侧堆满线装书的床上躺着，辗转不安……毛泽东手边没有日历，桌子上没放钟表，也没有任何人提醒他，在追悼会快要开始之前，毛泽东突然抬头喊道：“小张（张玉凤），现在什么时间了？”当得知是一点半钟的时候，毛泽东拍打了一下沙发的扶手：“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毛泽东与周恩来在礼堂前厅亲切地握手，却没说什么话。然后与在座的人一一握手。恰在这时，张茜来了。毛泽东欠了欠身子，要从沙发上站起来上前迎接，卫士长陈长江随之扶他站起来。张茜紧走几步说：“主席，您怎么来了？”

毛泽东看着满脸泪痕、悲痛而哽咽的张茜说：“陈毅是我在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这时，张茜激动地挽住毛泽东的胳膊。摄影师杜修贤按下快门，留下了这个难得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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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还对陈毅的儿子陈昊苏等人说：要努力奋斗，为人民服务，向你们的父亲学习。要真正弄懂这个世界的大事情，不容易。你们要准备奋斗二十年，摔过许多跟头，才能真正懂得世事。

谈话结束时，张茜关切地说：“主席，您坐一下就回去吧。”毛泽东微微摇头：“不，我也要参加追悼会，给我一个黑纱。”于是，工作人员把一块宽大的黑纱戴在了毛泽东风衣的左袖上。

下午3时整，追悼会准时开始。本来是李德生主持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叶帅在开会前把悼词递给了周总理，总理什么也没说，念了悼词。不足600字的悼词，周总理竟读得两次哽咽失声……此时，1500多人的会场被哀痛的气氛所笼罩着，人群里不时传来呜咽声。毛泽东站在队列前的正中。周恩来的悼词宣读完了，“安息吧”、“永垂不朽”成为最为沉重的结束语。哀乐声中，毛泽东和全体人员面对鲜红党旗覆盖下的陈毅骨灰盒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第头版用整版篇幅刊登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报道，这一次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参加的追悼会。

焦典

毛远新首谈毛泽东要他接班内情 希望张春桥做“军师”

2014年11月28日 16:34  新浪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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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毛远新担任毛泽东与政治局联络员初的照片。新华社记者摄

　　2010年阎长贵、杨银禄发表了《一则历史的传闻的真伪》，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重要历史真相，也有人提出了新的质疑。阎长贵将读者的质疑转给了毛远新。毛远新做了答复，首次公开谈了毛泽东要他接班的内情。现将阎长贵短文和毛远新的谈话发表如下：

　　2010年12月22日毛远新电话告我：你的信我收到了，附来的质疑和商榷你同老杨那篇历史传闻(指毛关于他身后中央常委名单的事)“真伪”的两篇文章也看了，我看对这件事情表明态度就可以了，不一定答复。

　　主席进入1976年后，除了“您好”之类的一些生活用语外，涉及人名、地名和一些专有名词，他讲的确实谁都听不懂了，但他头脑还清楚，所以就用手写。有的书上说，主席还几次会见外宾；可查查外交部的记录，看主席究竟讲了几句话，讲了些什么，不可忽视其中还有翻译的作用。关于主席常用手写，我讲几件事情：

　　一、主席选定华国锋做接班人，他还是希望张春桥做“军师”，安心做副手，他让我向张春桥传一句话：“遵义会议后我不就是做了十年的副手吗？”对这句话中的“遵义会议”我根本听不懂，这句话就是他用手写的。

　　二、关于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和对邓小平的处理意见也都是主席用手写的。

　　三、1976年4月30日华国锋见主席时，主席对华说的那几句话为什么用手写，还不是因为华听不懂吗？按说，华长期在湖南工作，还在湘潭工作过，他不应该听不懂主席的湖南话吧？！正因为华听不懂，主席才把这几句话——极普通的话(按：“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用手写出来。

　　四、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我说的这些在档案中应该都能查到。我过去同你说过，主席给我用手写的文字根据有一大摞。因此，我说主席进入1976年后，他虽头脑清楚，但他说的话绝大部分谁都听不懂了，这确是历史事实。

　　另外，你信中还提到这样一个传闻，传说我在一次同学聚会中，酒后吐“真言”：关于接班人，主席说的既不是华国锋，也不是江青，而是我，七名常委中我名列第一。这完全是瞎编。我从不喝酒，过去在军队时都不喝；我不喝酒，怎么会有酒醉后的胡说八道呢？！(资料源于《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毛远新再谈毛泽东1976年状况》编辑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