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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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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 09:33
标题: 《毛泽东大传》第七卷 九天揽月
《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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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四卷 风流人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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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五卷 谁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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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大传》第六卷 五洋捉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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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东方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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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 09:36

第252章

“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

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

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

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

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

话说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一个由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等人组成的宪法起草小组来到杭州。自此，毛泽东两个多月没有露面，官方称他去休假了。

关于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汪东兴在回忆中是这样说的：“1953年底，毛主席到杭州去搞宪法。他住在刘庄，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也住在刘庄，他们到北山办公。毛主席喜欢爬山，每天12点左右起床，吃点东西就去爬山。他宣布一条，共产党员上山坐滑竿，开除党籍。有一次我们爬上玉皇顶，用了两个多钟头。以后又上了南高峰、北高峰、六和塔，还上了凤凰山。田家英说，他们就靠主席爬山的时候改宪法稿子。毛主席有一次问我们，在杭州看风景哪里最好？我们各人有各人的说法。主席说：在山顶看，风景最好，杭州全景尽收眼底。西湖是一个锅，杭州市区是锅边。毛主席还考我们：哪个朝代在这里建都？雷锋塔为什么建在这里？美国的首都为什么在华盛顿，不搬到纽约？等等。和毛主席在一起，我们增加很多知识。毛主席爬山，有毅力，风雨无阻，坚持锻炼，说得到就做得到，要改变他的主意很难。说今天下雨，不上山了。他说，去，带上雨伞。说路滑，他说拄上竹棍。毛主席喜欢杭州，主要是气候好，空气新鲜，靠水边。毛主席喜欢水。他为什么喜欢中南海？因为有水。”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徐涛是这样回忆的：“有这么一天，主席比较早就醒了。他对我说：‘我现在想爬山。’我建议他去爬丁家山。这是刘庄旁边的一座小山。主席说“‘我不爬小山，要爬大山。’我去找叶子龙、汪东兴、罗瑞卿、王芳商量，大家觉得还是爬丁家山。主席一听，这么多人都不同意他爬大山，只好听从。丁家山不高，大概有一二百级台阶。主席爬的时候，跟走平路似的，一会儿就爬完了，没有尽兴。第二天，主席睡醒以后还要爬山。我们商量后，建议他爬桃花岭。以后，又爬了宝石山、梯云岭、葛岭、栖霞岭等。这些山比丁家山高一些，大约是海拔200米左右。再以后，还爬了炮台山、凤凰山、狮峰、天竺山等。在制定宪法的繁重工作中，主席抽时间坚持爬山，充分体现了一位伟人的毅力和胸怀。这是主席在建国以后规模最大、时间最集中，也是最有特殊风格的一次爬山活动。”

毛泽东的随行摄影记者侯波在回忆中也说：“跟随毛泽东爬山，是我和他在一块时最愉快的时刻。他不喜欢人搀扶，拿着一根竹竿当手杖，说这是他的‘第三条腿’。他边走边和我们聊天，了解我们每个人的学习情况、生活情况，提出很多问题让大家回答，给大家讲一些知识性和趣味性的问题，古今中外，天南海北都有，引发大家读书学习的兴趣。他谈笑风生，大家也无拘无束。这种时候，他是我们慈爱的长辈，是我们敬重的老师。”

负责警卫工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在北山路84号30号楼办公。在他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书籍、资料和文件，其中包括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宪法译本，还有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宪法译本。这些都是当时主席阅读研究的内容，起草新宪法参考的资料。主席工作起来精力非常集中。他在思考研究问题时，会到忘我的地步。一天下来，他办公桌上的烟灰缸里堆满了烟蒂。这些烟蒂短到不能再短，因为主席抽烟的习惯是抽到快要烧着指头了，剩下的再用烟嘴继续抽，一直抽到烟熄了才抠到烟缸里去。主席下班后茶杯总是空的，他喝光了茶水后，连茶叶也掏出来吃了。他说茶叶有营养，倒了可惜。”“我们在搞警卫工作时，为了保卫毛主席的绝对安全，在安排他去的地方，有时搞了一些诸如对群众进行疏散、控制，甚至清场等安全措施，致使主席不能随时见到群众、接触群众、了解群众的思想和要求。这使主席感到很不满意，几次向我们提出批评。他还说，我们党和群众的关系，就是鱼水关系，脱离群众，就像鱼离开水，活不成了。我们领导干部和群众是平等的，不是高人一等，不能脱离群众，更不能欺压群众。这里有个立场问题，也有个感情问题。我们共产党人要时刻牢记，千万不要犯这个错误。”

闲话打住，且说毛泽东到杭州的第二天，对王芳说要出去走走，王芳就陪他去了云栖。云栖环境幽静，满山修竹，溪水潺潺。王芳在前面带路，从入口处一直走到最里边。毛泽东非常高兴，他抬头挺胸，双目远视，脚下路面坑坑洼洼，也不理睬，只管跨着大步往前走。王芳见路面不平，且长满杂草，中央还有一堆粪便，惟恐毛泽东踩着粪便，便提醒他说：

“主席，当心前面有粪便。”

毛泽东停下脚步朝王芳笑着说：

“你大概不是贫下中农？”

“我是中农。”

“你过去没有干过农活吧？”

“小时候在地里干过轻便活，重活没有干过。”

毛泽东“哦”了一声，微笑着说：

“怪不得你害怕大粪。农民看到了就会把它捡起来，拿回去当肥料，给庄稼施肥时还要用手抓大粪。在路上看到大粪有什么好害怕的？”

12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对叶子龙、王芳说，要去看看钱塘江。王芳还以为他要去观潮，就说：

“主席，现在不是看潮的时候。”

毛泽东说：

“不是看潮，是去看江堤。”

王芳立即通知杭州市公安局易成铸，要他带人去实地勘察一下，选好地段。

第二天下午，天气比较冷，毛泽东穿了件大衣，乘车沿杭沪公路过了杭州七堡，就停了下来。这里靠钱塘江堤大约有六七十米。毛泽东走上江堤，沿堤坝步行了一里多路。这一段堤坝大概是在晚清年间修的，在长方形的石块与石块之间，用特制的铁条紧紧扣住，比较牢固。毛泽东看了一遭，显然很满意。

12月30日晚，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邀请毛泽东吃饭，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原来，江青到杭州后曾对王芳说：“12月26日是主席的60大寿，可他不愿人家向他祝寿，所以就在车上过了一天。但我们得有个表示。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顿饭，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王芳遂将江青的建议告诉了浙江省委谭启龙等人，大家觉得是个好办法，就在12月30日邀请了毛泽东。

且说30日晚宴的餐桌上，除了平时常见的饭菜外，还特地摆上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有庆贺华诞、祝愿长寿之意。席间，众人轮流向毛泽东祝酒，气氛热烈愉快，毛泽东高兴的一一作答。他平时很少喝酒，这一次他倒喝了不少。

晚宴快结束时，毛泽东面前还有4杯茅台酒。他见坐在同桌的王芳酒量不小，就说：

“这里还有4杯酒，不要浪费掉，我看还是请王厅长喝掉它。”

王芳不好推却，便鼓起勇气把4杯酒一口气喝了下去。毛泽东高兴得大声说：

“好，好！”

饭后，大家依然恋恋不舍围着兴致很高的毛泽东说闲话。罗瑞卿指着王芳说：

“王芳同志的名字应该改一改。一个山东大汉，名字怎么像女人似的？认识的还好，不认识的还以为是个女同志呢。”

王芳当即表示同意改名，把草字头去了。不过他又说：

“我改名字要报上级批准，因为我这个省公安厅长，周恩来总理在签署的任命书上写的是‘王芳’，所以改名必须得上级批准才行。”

酒后的毛泽东红光满面，他指着王芳风趣地说：

“你们同意，我不同意！你山东绿化这么差，到处荒山秃岭，山上不长树，有的连草都不长。你王芳头上刚刚长了一棵草，就要除掉它，我不同意。什么时候山东绿化搞好了，你再改名字。”

他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开心的笑了。

1954年1月1日，黎锦熙写信给毛泽东，提出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

毛泽东后来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我同意您的推广注音字母的意见，具体解决，请向文字研究会商洽。”

毛主席在杭州期间，兴致勃勃的爬了玉皇山、北高峰、莫干山、城隍山、北山、钱江果园、五云山、狮子峰、天竺山等地方。他几乎把杭州市周围所有的山都爬遍了，有的地方还去过多次，差不多每个星期出去一次。

元旦过后，毛泽东第一次去爬莫干山，陪同他的是王芳，还有一个刚到警卫处没几天的干部，此人叫伍一。毛泽东不认识伍一，就打量着他，微笑着问王芳：

“这是谁呀？没见过嘛！”

王芳回答说：

“主席，这位是刚调来的警卫处处长。”

伍一诚惶诚恐的站在那里，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你叫什么名字？”

毛泽东问伍一，并伸出他那宽大的右手。

“报告主席，我叫伍一。”

伍一恭恭敬敬的向毛泽东行了一个军礼，连忙伸出双手握着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幽默地说：

“噢！你这名字好哇，又好记又伟大，全世界人民每年都要为你开庆祝大会。很好，以后我就叫你‘劳动节’喽！”

伍一怕毛泽东把他的名字理解错了，就赶紧解释说：

“主席，我这‘伍’是‘五’字前加个单‘人’旁。”

毛泽东听罢哈哈大笑，他说：

“对呀，你和伍修权是本家，你是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嘛。”

毛泽东的幽默和随和顿时驱散了伍一的紧张情绪。此后，伍一就经常陪着毛泽东去爬山、散步、游泳。

且说莫干山郁郁葱葱，毛泽东上山后在蒋介石退到台湾前住过的美庐别墅休息。吃午饭时，毛泽东又提起了王芳改名字的事，他说：

“莫干山应当成为全国绿化的典范，你山东一半地方的绿化像莫干山，你的名字就可以改了。”

从莫干山返回途中，毛泽东乘坐汽车经过了钱塘江大桥，他余兴未尽，遂口占一绝：

七绝·莫干山

翻身复进七人房，回首峰峦入莽苍。四十八盘才走过，风驰又已到钱塘。

诗中所说的“七人房”就是他和从人乘坐的汽车。诵毕，他又拿起英文教程，带着几分乡音，开始了外文朗诵。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人们还在睡梦中。毛泽东又工作了一个通宵，他对王芳说：

“去新登吧，看看那里的农业合作社。”

王芳等随行人员拥着毛泽东分乘4辆轿车，径直来到新登。此时的天气还很冷，路边积水结了冰。毛泽东下了车，脚踩在冰碴子上咯咯作响。他手拿一根竹杆，走在前面，步行了3里多路，才来到了一个村子旁边。王芳请他戴上口罩。毛泽东便戴上口罩，大步进村。

这个村子有十多户人家，大多数人姓王，又因村旁有一个舂米的水碓，所以就叫王家水碓村。早在1953年初，这个村的农民们就自发的组织了农业合作社。

毛泽东在村口和一位老大娘拉了一会家常，便朝着她所指的民兵连长兼会计的王关林家走去。一行人来到王关林家，王关林及家人热情的招呼着客人。毛泽东亲切的询问了王关林的年龄、家庭出身和生活情况。王关林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又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农民是不是都是自愿入社的？中农的耕牛、大型农具如何折价？土地如何评产入股？如何参加分红？如何记工算账？”。

王关林介绍了中农入社的情况，又说：

“农民入社都是自愿的，年终分配都是按政策办的。原来有几户中农担心吃亏，不想入社，看到我们增产增收，都要求入社。”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还是组织起来好。合作社增产增收了，大家就会自愿参加的。”

王关林还告诉毛泽东：

“合作社成立后，社员的劲头很大，起早贪黑兴修水利，改造田地，生产很好。过去水稻亩产只有200斤，现在可达到400斤。今年在农技部门指导下，开始试种连作莰稻，这样改单季为双季，产量还可以提高，估计亩产可达600斤。”

毛泽东问了连作莰稻插种时间与方法，连说：

“好，这要好好的推广。”

由于毛泽东戴着口罩，王关林和他的家人始终都没有认出眼前这位如此亲切的人就是毛泽东。王芳见王关林家门前的人越来越多了，便催说可以回去了。

“不忙。”

毛泽东说罢，又向社员们询问了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情况，就像久别的老农回到了老家一样。临走时一大群干部和社员拥着他，一直送到村口。毛泽东辞别大家，离开了王家水碓村。他对随行人员们说：

“我们是个人口大国，发展农业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农业搞不好，国家工业化就是一句空话。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是不能脱离的，脱离了他们是永不翻身的。那种心中没有农民的倾向和恶习，要坚决克服掉。”

毛泽东这一段时间还有一个“失踪”的小故事。那是在一个下午的4点半，他从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对王芳说：

“老毛病又犯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觉。我们出去走一走。”

天已晚了，到哪里去比较合适呢？毛泽东的习惯是说走就走，不容迟疑。王芳脑子里迅速思索着，决定到钱塘江边上的钱江果园去。那里的梨花已经开了，地势比较平缓，山坡不陡，路也不太远，转一下回来吃晚饭还来得及。他们一行数人立即陪毛泽东乘车来到钱江果园。毛泽东健步走上北边的山坡顶上，回身南望，眼前是一片雪白的梨花和长势良好的小麦、油菜。空气中散发着甜甜的清香。他显然很高兴。王芳在前面带路，毛泽东在后面走。王芳知道毛泽东走路有个从不改变的习惯，就是不走回头路。所以他从山坡的西侧领路上坡，准备从山坡东侧下坡回去。毛泽东停住了脚步，朝王芳笑笑说：

“要回家？还早呵！你们不累吧？继续往前走。”

说着，他迈开大步朝狮子峰方向走去。到了狮子峰山顶，毛泽东才歇下脚来。这里是狮峰龙井茶的产地，在坡地上，一层层，一片片，远近几千亩茶山，在早春的夕阳下映得恪外清新。主席活动着胳膊，深深的呼吸着。好长时间，毛泽东又向五云山方向走去。

五云山在杭州西南方向，钱塘江北边，离市区有七、八公里。这里群山连绵，峰峦叠彩，风光宜人。这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王芳想劝劝毛泽东回去，但毛泽东不走回头路，往前走，路还长着呢。他心里暗暗着急。

五云山是这里最高的一个山峰，海拔近400米。毛泽东上了山，伫立山顶，举目远望。这时太阳已经落山了，西边的天上映出大片彩霞，南望钱塘水，滔滔东去，东眺西子湖，平明似镜。五云山顶有一个庙，毛泽东和王芳等人在庙前拍了一张照。相一照完，天似乎立刻暗下来了，大家还想再照几张，就来不及了。王芳催毛泽东抓紧赶路，因为下午出来家里不知道。已经过了吃饭的时间了，还不见毛泽东回去，他们肯定要着急。可是毛泽东却说：

“不忙。”

他点上一支烟，慢悠悠的吸着，眼看着五云山下暮色苍茫，峰峦起伏，烟云缭绕，几处农户已经亮起了电灯。毛泽东还不想走。不知他是被眼前的景色吸引住了，还是在思考什么问题，或者是在酝酿一首诗词。

大家都感到有点累了，渴了，可毛泽东却丝毫没有疲劳的表示，下了五云山，仍然大步往前走着。过了五云山，只有往天竺山方向走去。北京来的几位警卫干部不知道要走在什么地方，向什么地方走去，他们已辨不清所在的方位。四周是荒山野岭，走的是崎岖不平的羊肠小道，有的被水冲了，根本无路可走，加上天已全黑了，他们几乎在摸黑行进。不一会儿，前面真的无路可走了。王芳说，

“主席，不行，前面没有路了。”

毛泽东说：

“鲁迅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这里没有路，我们给杭州人民走出一条路来。”

他是从来不怕任何困难的，越是困难越要挑战。他加快步伐往前走去。王芳赶紧走上前去。越过几道被大水冲成的土坎和乱石，接着是陡坡。由于树长得茂密，连星光也借不到了。毛泽东两手搭着王芳的肩膀，王芳则凭着脚底的感觉，一步一步探着往下走。因为是陡坡，泥土又潮湿，有点打滑。毛泽东个头又高又大，份量压在王芳肩膀上，王芳如脚底滑倒，就有和毛泽东一起滚下山去的危险。王芳只得挺直腰板，稳住全身，一步一步往下移动着。过了五云山，又上了天竹山，这里地势比较平缓了。荒草中的小路依稀可以辨认。毛泽东在路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休息。幸亏有个警卫员身上带了一壶水，给毛泽东喝了两杯。大家又饥又渴又疲劳，但看到毛泽东这么大年纪了，走了这么多路，还没有疲劳的表现，感到非常高兴，谁也不肯说声累，个个显得精神振作，毫无倦意。

此时已经是6点钟了，该是毛泽东吃饭的时候了，可是毛泽东还没有回来。住地工作人员打电话问毛泽东办公的地方，回答说，主席下午4点半已出去了；又问罗瑞卿、杨尚昆，他们说也不知道。7点钟了，毛泽东还没有回来。罗瑞卿和杨尚昆急忙赶到刘庄，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但谁也说不清楚。

他们担心主席外出去偏僻的地方，遇上意外的事故，又无法与家里取得联系。那时没有随身带的通信工具。

罗瑞卿、杨尚昆赶紧派出几路人马去寻找，同时又打电话到几个公安执勤点查询。时间到了晚上8点多，还是没有毛泽东的踪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罗瑞卿、杨尚昆急得团团转，头上直冒汗。不知道毛泽东到底去哪里了，路上会发生什么问题，万一有个什么长短，这天大的责任谁能承担得了！

正在此时，王芳叫人通过浙江省公安干校给住地打来了电话，告诉了毛泽东现在的方位。正在焦急万分的罗瑞卿、杨尚昆，立即赶到上天竺把毛泽东一行人接了回去。回到住地已是晚上8点半了。一到住地，罗瑞卿就对叶子龙和王芳发作起来，严厉批评他们不打招呼，太大意了。他还对王芳说：

“对主席的安全，不能有半点疏忽。”

后来，毛泽东第二次上五云山时曾即兴吟诗一首：《七绝·五云山》。诗云：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诗人的情怀已经与五云山融为了一体，他的声音也与山中的啾啾鸟鸣汇成了别致的合唱。毛泽东用诗歌赞美杭州的自然风光，表达了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热爱。

1月7日，毛泽东在杭州收到了由杨尚昆送来的《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及刘少奇的一封信。他在给刘少奇和书记处成员的信中写道：

“信及决议草案收到。”“决议草案已做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议程可有3个：1、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2、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1个五年计划纲要。3、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报告请刘少奇同志做。”“关于第3个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毛泽东同时还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信，他写道：

“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宣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1小时左右即够。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1月9日，毛泽东在杭州领导宪法小组正式开始宪法的起草工作，他首先带领小组成员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中国和世界各国各类宪法，既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有资本主义国家的。他还列出了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中央委员阅读。此后，毛泽东指示宪法起草小组人员说：

“起草宪法时要坚持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同时在具体条文上又要体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要简单、明了。”

此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住所的浙江省委书记谭启龙后来回忆说：“毛主席住在刘庄1号楼。每天午后3点，他便带领起草小组驱车绕道西山路，穿过岳王庙，来到北山路84号的办公地点。当时北山路84号大院30号是由主楼和平房两部分组成。主楼先前是谭震林一家居住的，谭震林调到上海后，我家搬进去了。我们让出后，毛主席就在平房里办公，宪法起草小组在主楼办公，往往一干就是一个通宵。”

1月15日，毛泽东给在北京的刘少奇等人发了一封电报，提出了他关于宪法从起草到通过的整个计划和流程的设想。毛泽东写道：

“宪法小组的宪法起草工作已于1月9日开始，计划如下：1、争取在1月31日完成宪法草案初稿，并随将此项初稿送中央各同志阅看。2、准备在2月上半月将初稿复议一次，请邓小平、李维汉两同志参加。然后提交政治局（及在京各中央委员）讨论，作初步通过。3、3月初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在3月份内讨论完毕并初步通过。4、4月内再由宪法小组审议修正，再提政治局讨论，再交宪法起草委员会通过。5、5月1日由宪法起草委员会将宪法草案公布，交全国人民讨论4个月，以便9月间根据人民意见作必要修正后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最后通过。”

毛泽东在电报中还开列了一个关于中外各类宪法的书目，共有10种，要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中央委员抽时间阅读。他写的是：

“1、1936年苏联宪法及斯大林报告（有单行本）。2、1918年苏俄宪法（见政府办公厅编宪法及选举法资料汇编一）。3、罗马尼亚、波兰、德国、捷克等国宪法（见人民出版社《人民民主国家宪法汇编》，该书所辑各国宪法大同小异，罗、波取其较新，德、捷取其较详并有特异之点，其余有时间亦可多看）。4、1913年天坛宪法草案，1923年曹锟宪法，1946年蒋介石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三，可代表内阁制、联省自治制、总统独裁制三型）。5、法国1946年宪法（见宪法选举法资料汇编四，可代表较进步较完整的资产阶级内阁制宪法）。”

1月18日，毛泽东向中央政治局建议，在七届四中全会前，先把《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用电报发给参加会议的人员，要他们准备意见；同时也征求各中央局、分局、省委的意见，并提出要通知驻苏联大使张闻天到会。

毛泽东在杭州时，问卫士张仙朋等人看过几遍《红楼梦》，有人回答说看了1遍，有人回答说看了两遍。毛泽东说：

“《红楼梦》这部书写得很好，它是讲阶级斗争的，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那里写了贪官污吏，写了皇帝王爷，写了大小地主和平民奴隶。大地主是从小地主里冒出来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看了这本书就懂得了什么是地主阶级，什么是封建社会。就会明白为什么要推翻它。”

1月间，毛泽东约请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和驻华大使尤金到杭州会谈。他在谈话中说道：

“我们党内，或许也是国内要出乱子了。当然，我今天说的只是一种可能。将来情况如何变化，还要等等看。这个乱子的性质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有人要打倒我。我们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秦灭六国，秦灭了楚。”

毛泽东指指出生于陕西韩城的翻译师哲，又指着自己说：

“秦就是他们陕西，楚就是湖南。这是历史上的事实。那么现在怎么样？还要等等看。”

毛泽东说的陕西就是暗喻高岗，两个苏联人听了却是感到莫名其妙。

此时，高岗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表示说，要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错误。

1月22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少奇同志：

杨尚昆同志到此，收到所需文件，并收到高岗同志一信。高岗同志在信里说，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内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这里和我商量这件事。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他所要商量的问题，请你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后一点，我在1月7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的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尚昆留此几天即回北京。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

毛泽东

1月23日零点10分，天上下起了几十年以来罕见的大雪，霎时间，天地苍茫，远近一色，整个杭州成了一个银的世界。在天亮时分，浙江省公安厅长王芳往毛泽东住处打了一个电话，他问李银桥：

“主席起来了没有？我们好派人去扫雪。”

李银桥告诉他说：

“扫不得，不但扫不得，还动不得。这是主席的指示。我因扫雪还挨过批评。”

7点多钟，毛泽东头戴浅灰色呢帽，内穿黄呢中山装，外罩灰色呢子大衣，走出户外，小心翼翼的踏着雪，来到一棵树下，仰起头凝视着树上的琼枝银花。过了一会儿，站在他后面的李银桥提醒说：

“主席，靴里的雪一会儿都化成水了，回去看吧。”

毛泽东兀自沉醉在雪的世界里，他轻轻的摇摇头，喃喃地说道：

“化了，就看不成了。”

说罢，他迎着寒风，迈着轻轻的步子，朝西湖那边走去。卫士们只好跟在他的后边，非常小心的踏着他的脚印向前走，生怕再破坏了雪景。

西子湖畔和远近的群山，都披上了银装。毛泽东兴致勃勃的来到湖边，驻足观赏苏堤雪景。尔后，他两手交叉在身前，含笑站立在西湖边的石栏处，让侯波为他拍照留念。侯波抓住毛泽东凝眸远望的一刹那，按下了照相机的快门，拍摄了《毛泽东在杭州》的雪景照片。

随后，意犹未尽的毛泽东又兴致勃勃的登上住所后面的小山，远眺西湖的雪景。

1月2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找高岗谈话。

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第2次与高岗谈话。

这一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与饶漱石谈了话。

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主持了会议。毛泽东在杭州，没有参加会议。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44人在大会上发言，全面的揭露了高岗、饶漱石的阴谋活动。

全会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全会正式批准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学习、宣传和贯彻总路线的群众运动。

2月15日，刘少奇为核查在全会上揭露出的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决定每天用半天时间，由周恩来主持召开高岗问题座谈会；由邓小平、陈毅、谭震林主持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要高岗、饶漱石也分别参加座谈会，让他们听取对他们的批评，同时，要让他们在会上作检查。

在座谈会期间，高岗并没有像他在全会上表示的那样去做，而是一直表白他是清白的，没有任何反党阴谋。然后，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要以自杀的方式企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旁边的人抓住他的胳膊时，子弹射穿了天花板。他的第1次自杀未遂（据杨尚昆说，高岗是触电自杀未遂，座谈会中断了一天）。

2月17日，经过宪法小组1个多月紧张细致的工作，宪法草案的初稿已经写出来了。毛泽东派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张一平，专程到北京将宪法草案初稿送给刘少奇。毛泽东还给刘少奇发了电报和信。毛泽东在电报中写道：

“现将宪法初稿5份派人送上，请加印分送政治局及在京中委各同志，于2月20日以后的1星期内，开会讨论几次，交小平、维汉两同志带来这里，再行讨论修改，约7天左右即够。然后，再交中央讨论，作初步决定（仍是初稿），即可提交宪法起草委员会讨论。因此，小平、维汉原定20日动身来此的计划，可推迟到月底动身。送初稿的人明（18）日动身，20日可到北京。”

2月24日、26日，宪法起草小组又将初稿作了两次修改，称为“二读稿”、“三读稿”，并及时专送北京供在京中央领导人讨论。

2月25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结束。以刘少奇为临时主持的中共中央决定：高岗、饶漱石停职反省，分别在家里写书面检查。在东北和华东两个地区，传达七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揭发、批判高岗、饶漱石的反党阴谋。

周恩来在为高岗座谈会做的总结中写道：

“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了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了自绝于党和人民的自杀道路。”

周恩来列举了高岗的9条阴谋活动和罪行，这9条是：

1、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荒谬理论，及制造所谓‘军党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2、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3、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4、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内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封官许愿，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5、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6、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7、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8、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9、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

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在为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

“饶漱石同志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个人野心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1953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

2月底的一天，毛泽东又一个晚上没有睡好觉，提出要去爬山。他在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张耀祠、王芳及卫士的陪同下，去爬玉皇山。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下有滑杆，是预备给上山的游客乘坐的。因为毛泽东爬山从来不肯坐轿，警卫人员就悄悄从驻军那里调来两匹马，准备让他在爬到中途累了的时候骑。毛泽东见后面跟着两匹马，就问是干什么用的。当他知道用意后很不高兴，说：

“我爬山还要去部队调马，像什么话？把马送回去！”

这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山上的游人很少。山腰有一紫来洞，毛泽东一行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说南宋皇帝祭祀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做做样子，亲耕一番。

山上有个福寿观，毛泽东在观外兜了一圈，便步入观内。观内有一个瞎子主持，说他是道士吧，他还光着脑袋像个和尚。毛泽东面壁看了一番，来到供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只摆着一桶卦签。毛泽东朝那卦签望了片刻，伸手上去抽出一支，看了一眼便笑出了声。谭震林、罗瑞卿等人闻声围了过来，毛泽东笑着把卦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了也笑起来，将卦签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了也笑着递给其他人，众人传看一遍，又交给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地上。

卫士张木奇觉得好奇，他等毛泽东等人出门的时候，忙从地上捡起卦签，匆匆看了一眼，便悄悄揣入兜里，因为主持是个瞎子，他是看不见的。张木奇回到住处，掏出卦签细看，这是一个竹片上贴着的版印的纸签，内容是“此命权威不可挡，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3房的话。难怪毛泽东和众人发笑了。

1954年3月2日，毛泽东以短函嘱咐田家英，他写道：

家英同志：

1、杨秀生信请抄转长沙杨开智先生，询问信内所述情况是否属实，我完全不记得了。2、今年寄杨家补助费1200万元，上半年的600万元宜即寄去，请予办理。3、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北京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毛泽东

后来，杨开智收到田家英的询问信后，立即去办这件事，然后回信给毛泽东。毛泽东据此在4月份给李淑一汇去了一笔钱，帮助杨开慧的这位朋友。

3月4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关于有步骤的将有十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

3月9日，宪法起草小组完成了宪法“四读稿”，毛泽东亲自领导的宪法起草工作第一阶段的工作结束了。

有一天，毛泽东和王芳及摄影师侯波一行人再登玉皇山，他们边走边谈论着《红楼梦》，毛泽东问侯波：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

侯波说她看的就是《红楼梦》。毛泽东说：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

“你要看5遍才有发言权呢。”

“我一遍还没看完呢。”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众人上得山来，侯波回头一看，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了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需要把值一点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侯波不懂得这些，她着急地喊道：

“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上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

“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侯波听他说话的口气，非常惊讶，不解地问：

“着火……还好？”

“不烧它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人家住哪里去呀？人家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

“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说罢，便沉思不语了，良久，他才又自言自语的喃喃道：“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侯波听他如此说，才知道他此时仍然处于现实生活和《红楼梦》的转换中，这是他独特的一种幽默情趣和开阔胸怀。眼看着山下的火已经烧尽，只剩下一缕袅袅青烟，毛泽东又说：

“唉，烧了好。烧了3年盖瓦房，不烧10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侯波感叹不已，她心里说：“伟人就是伟人，他的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所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侯波到石头缝里采了许多野花，拿到毛泽东跟前，说：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从中抽出2枝花，凝视着，问：

“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

毛泽东笑着打趣。侯波说：

“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嘛。”

毛泽东随口应付着，起身往前走，来到了福寿观。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了措施，观里只有那个瞎眼主持。毛泽东指指桌上抽签的木筒，说：

“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

侯波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一看，说是命不好，家里家外不安宁。于是，她又换了一支说得好的，拿去让毛泽东看，毛泽东看完哈哈大笑。

福寿观里有周武王、姜太公和哪叱、玉皇大帝的塑像，他们都是神话小说《封神演义》里的主要人物。毛泽东看了问王芳：

“《封神演义》你看过没有？”

王芳说：

“在家读中学时看过。”

“你知道殷纣王为什么被周武王打败？”

王芳说：

“纣王宠信妲妃，乱了朝政。”

“不对。纣王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军事上采取分兵把守，消极防御的办法。而周武王用的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办法。所以纣王败了，周武王胜了。看来蒋介石没有看过《封神演义》，要么看了没有真正看懂。蒋介石搞的就是分兵防守的办法，我们用的就是集中优势兵力的办法，所以被我们打败了。”

毛泽东又问道：

“你看过《三国演义》吗？”

王芳说：

“在济南读书时看过。”

“你知道关羽姓什么？”

“姓关。”

“不是，关羽原来不姓关，也不叫羽。因为关羽生性仗义，在家乡杀了人，被官兵追捕。他逃到潼关，但出关要登记姓名，签字画押。为了安全，他便指关为姓，以羽为名，比喻自己像鸟一样飞出潼关。所以后来就叫关羽。”

这天，毛泽东本来说要在山上吃素斋，可菜一端上来，多是鱼呀鸡呀的。毛泽东说：

“怎么又吃荤菜，不是说好吃素斋吗？”

王芳说：

“主席，这是素斋，全是蔬菜做的，样子像鱼和鸡。”

3月中旬的一天，天上下着毛毛细雨，毛泽东坚持要到绍兴东湖农场去视察。

原来在3月初，毛泽东在听取浙江省委负责人汇报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情况时，得知绍兴东湖农场通过科学种田，使当年的“放鸭畈”变成了浙江有名的高产样板田，他十分高兴，当即向谭启龙表示，要抽时间亲自去看看。

这一天，毛泽东在谭启龙的陪同下，来到东湖农场。他冒雨走在田埂上，一面细心观察，一面向农场负责人了解情况。视察结束后，毛泽东称赞东湖农场科学种田好。

毛泽东离开农场，来到东湖风景区，游览了一番。他面对着陡峭的悬崖观察了一番，指着笔直的石壁对谭启龙说：

“这不是老天爷的鬼斧神工，而是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开凿石条而造成的。”

谭启龙引领着毛泽东走进一个茶馆，坐在八仙桌旁小憩。毛泽东向谭启龙讲起了绍兴的历史和名人。他说：

“绍兴，古称会稽，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吴越文化的重要发源地。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就在这个地方。近代以来，这里也出了两个人物，一个是清末女革命家秋瑾，自号‘鉴湖女侠’；另一个就是鲁迅。鲁迅生前有两句名言，一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句是‘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有这种为人民甘做牛马的精神。”

3月14日下午3点30分，毛泽东和起草小组离开杭州刘庄，至晚到达太湖之滨的无锡。正在济南出席山东分局会议的陈毅，立即赴无锡迎候，把毛泽东安排在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来一盆开水。张木奇问道：

“怎么啦？”

李银桥说：

“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

张木奇把开水晃动凉了，就让李银桥端进去灌肠。

保健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休息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就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自有他的办法：蔬菜不让切，整株洗净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还说：

“我的生活里有4味药：吃饭、睡觉、喝茶、大小便。能睡、能吃、能喝、大小便顺利，比什么别的药都好。”

“孔老夫子吃饭很讲究，”毛泽东越说兴致越高，而且有点神秘了：“他有10不吃：鱼和肉不新鲜不吃，食物变色变味不吃，烹调不合宜不吃，不到吃饭时间不吃，这些都很合乎卫生嘛！不过孔老夫子有病啊！”

徐涛说：

“我没注意这个问题。”

毛泽东愈发得意了：

“你应该给他诊诊病，我看他有胃病。”

“你怎么看出来的？”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东西搞得那么精细不是消化不好吗？再说他常喜欢吃姜。你们西医研究不研究姜的作用？”

“中医研究的比较多。”

“姜性温，孔老夫子有胃病，用姜祛寒暖胃；老百姓不是喝姜糖水嘛，祛寒发汗治感冒。我看他还有胃下垂。”

“你怎么又给诊断出一个病来了？”

“他胃不好，又忙着周游列国，吃了饭就坐车子颠簸，还不得胃下垂？”

毛泽东说罢，自个儿禁不住笑了起来。

有一次，毛泽东牙龈发炎，肿得厉害，已经化脓了。他疼的时候用手捂着腮帮，皱着眉吸凉气，饭都吃不下去。徐涛学着毛泽东以前说过的话：

“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了命。”

毛泽东一听就笑了。徐涛说：

“这次可真是病了，牙床化脓，淋巴肿大，你得吃药，吃抗生素。”

“我不用药。”

毛泽东连连摇头，一边还疼得直吸凉气。徐涛说：

“别讳疾忌医啊，这是你常说的话。”

“我不忌医我忌药，你有不用药的办法吗？”

“病重了不行，重了必须吃药。吃抗生素很快就可以好。”

“我不吃药。靠吃药，自身的抵抗力就没发挥作用，就得不到锻炼。应该调动自身抵抗力对付外来侵略。总用药抵抗力就会衰退，再有细菌侵入就要出大乱子。只有经过斗争抵抗力才能变强大。”

“照这样说，还生产药干什么？”

“只有抵抗力不行时，才用药助他一臂之力，反败为胜。这次我要看看我的抵抗力能不能战胜。”

几天后，毛泽东没有用抗生素牙疼就好了，他得意的笑着说：

“怎么样？我的抵抗力战胜了。自力更生了，不能光依靠外援。天下万物万事，都脱不出这个道理。”

他还不止一次说过：

“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全听你的我就完了，全不听你的我也不行。”

毛泽东就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性在，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性来，自己脱得赤条条的下水游泳，更觉得自由自在，畅快无比。

正是：真人真性情，与众大不同。

不药病自愈，医嘱不全听。

戏言寓真理，自力能更生。

再说3月15日清晨，陈毅陪同毛泽东到无锡太湖边观看日出。回到疗养院，毛泽东邀陈毅谈话。据陈毅日记记载：毛泽东在谈话中最触动他的一句话是：

“伸手岂止高、饶。只是目前不必如此提出，以免有扩大化的嫌疑。”

这才叫：洞若观火，腹有韬略。教尔育尔，良莠难说。古来如此，我奈你何？

后来不久，陈毅因受毛泽东谈话的启发，写出了一首也许是他所有诗作中最具影响力和思想性的长短句《手莫伸》，开篇便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

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了北京。

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1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宋庆龄、张澜、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马寅初、马叙伦、陈叔通、黄炎培、程潜等共26名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会议。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初稿）》，提交给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说：

“这个初稿可以小修改，也可以大修改，还可以推翻另拟初稿。”

陈伯达受毛泽东委托，在会议上作了关于宪法草案起草工作的说明。

会议决定：在最近两个月内完成对宪法草案初稿的讨论修改，以便提请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批准作为草案公布。同时决定：除了在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外，还要会同全国政协进行分组讨论，同时将草案分发全国各大行政区、各省市领导机关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地方组织进行讨论。

会议还决定，为了加强对宪法草案讨论修改的组织工作，以李维汉为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长，以齐燕铭、田家英、屈武、胡愈之、孙起孟、许广平、辛志超为副秘书长，并由他们负责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办公室。

随后，北京组织了500多人讨论。全国各大城市组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共8000多人，进行了宪法草案大讨论。各界人士一致认为这个草案是好的。在这次大讨论中，还从各地征集到了5900多条方方面面的意见和建议。  

且说3月31日，毛泽东给彭石麟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石麟先生：

1954年3月9日函示敬悉。尊事已托毛蕊珠兄，我的斡旋可以不必了。我不大愿意为乡里亲友形诸荐牍，间或也有，但极少。李漱清先生，文运昌兄，以此见托，我婉辞了，他们的问题是他们自己托人解决的。先生生计困难，可以告我，在费用方面，我再助先生若干，是不难的。此复，祈谅是幸。

毛泽东

1954年4月1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张闻天乘飞机抵达莫斯科，他们此行是为即将召开的日内瓦会议做准备，要同苏联政府协商有关事项，以便在会议上统一步调。

4月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议检查了各地对中央第3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决议和毛泽东指示的执行情况，着重研究了合作社大发展后如何巩固的问题。

4月上旬，毛泽东给班禅额尔德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班禅额尔德尼先生：

感谢你1953年8月1日的来信和礼物。知道你身体很好并经常为团结而努力，我很高兴。西藏每年有些人来内地参观是很好的。此外，每年还可以选送一些青年来内地学习，长期学习和短期学习都好。因为这样可以更多的培养一些建设西藏的民族干部。

随函附上牛奶分离机一部，扩音机一部，两用无线电收音机一台。顺祝

健康

毛泽东

4月12日，毛泽东在治理海河的关键工程官厅水库竣工前夕，亲自视察了工地。

后来在官厅水库建成后，毛泽东又为其亲笔题词：“庆祝官厅水库工程胜利完成。”

4月18日，第2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认为已有的10万个社能否办好，对以后合作化运动的发展关系极大。会议要求各级党委积极努力把已有的10万个社切实办好，为迎接行将到来的合作化大发展的新时期作好准备工作。

会议还拟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1955年发展到30万或35万个；1957年达到130万或150万个，入社农户占全国总农户的35%左右；到1960年前后，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合作化。

再说周恩来、张闻天在苏联为协商日内瓦会议的问题，与苏方多次会商，取得了一致的看法，由苏联政府草拟了具体方案，周恩来将要带着这一方案回国向中央汇报。

苏联政府为了庆祝会谈顺利，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晚宴招待周恩来、张闻天。苏联人本来就喜欢饮高度白酒，这一天更是特别兴奋。赫鲁晓夫入席时不停的转动手腕上的表带，一会儿捋下来放桌上，一会儿又拿起来戴在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势。

赫鲁晓夫开始讲话了，很简短，他说了几句便开始端起酒杯敬酒。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法比的，赫鲁晓夫咕咚一声就干了杯，于是，其他的作陪者，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也一齐起身，高举着酒杯，咕咚咕咚干了杯。周恩来也随着主人干了杯。

酒场上也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周恩来是主客，他不能不回敬主人。于是，他就讲了几句外交礼节上的辞令，端起酒杯回敬主人们。

这种外交宴会，主客都是彼此敬酒多，不大注意吃菜，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已经不知道空了多少。周恩来、张闻天是客随主便，即便想吃一点儿菜，也不能那么随意了。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脸，鼻尖上渗着汗，嘟嘟噜噜说个不停。翻译出来的大致意思是：这次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分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周恩来则说：

“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晃着脑袋，重复着说：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周恩来进一步解释说：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话，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做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

赫鲁晓夫终于明白了周恩来所说的胜利的含义，便大叫着“哈拉少，哈拉少”，激动的向周恩来敬酒，干杯。周恩来没有马上干杯，他举着酒杯进一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说：

“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请同志们干杯！”

周恩来说完，率先干了杯中酒。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马上相继向周恩来敬酒，与他干杯。此时，周恩来的脸色已经由红润慢慢转成了苍白。莫洛托夫也端着酒杯来到了周恩来跟前，他说：

“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好合作，干杯！”

周恩来尽管脑子里已经有些混沌，错把莫洛托夫当成了斯大林，但他表面上风度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

“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干杯！”

此时，宴会厅已经乱了，主人客人互相敬酒，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人也互相敬酒、干杯，各自聊着感兴趣的话题。周恩来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说着热情友好的话，敬酒、干杯。此时，他的脚步已经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着，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突然弯下腰，呕吐了，甚至连站也站不住了。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也已经带了醉意，面对这种突然发生的状况，一下子愣住了，既想叫人，又想伸手扶周恩来，又发觉手中的杯子没地方放。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俩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外走。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喘息边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周恩来下意识的应酬着说：

“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解释说：

“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还是一个劲的道歉自责：

“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周恩来吐了几次，工作人员将他扶到车上，回到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他已经停止了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工作人员扶起他喝了两口茶水，又扶着他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来了。医生检查了一遍，说：

“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映。现在不要打扰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就离开了。周恩来在次日8点左右睁开了眼，他双手搓搓脸，坐了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

秘书递过去一杯温茶水，周恩来喝了一口漱漱口，又喝了一口。

“比昨天好多了。”说着下了床，又说：“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的晃一下头，望着师哲，不无担心的问道：

“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

“你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

周恩来脸色苍白，他竭力回忆着，眉头皱着，摇摇头。

“你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说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获。”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又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个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周恩来沉重的吁口气，仍然不放心地说：“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诉我。”

“没有，”师哲肯定地说：“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的一言一行，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如果讲了出格的话，必须马上采取补救措施。周恩来相信师哲是不会遮掩的，于是稍稍放下了心，他懊悔的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了一会儿就头晕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劝慰道：

“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你的语言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有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就请你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周恩来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医生检查后，说：

“一切正常，但是，还需要休息。”

周恩来说：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

“绝对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1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这样，周恩来只好留下来多住了1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乘飞机回到了北京。

周恩来向毛泽东、中共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周恩来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他说：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的把手一挥，说：“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击人之短嘛。”

欲知周恩来后来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情况如何？请看下一章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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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2 09:11

第253章

“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

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

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

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要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

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

话说1954年4月19日，毛泽东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任命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为代表。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研究日内瓦会议问题。

这天深夜，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打来的电话，询问他身体如何，出发的准备怎么样了？周恩来说明了情况后，又说：

“主席，我明天就要率领代表团去日内瓦了，主席还有什么指示吗？”

毛泽东爽朗的笑着说：

“指示那倒没有，我想在瀛台涵元殿楼以茶代酒，为你送行。”

周恩来说：

“主席那么忙，送行就不必了。”

毛泽东说：

“我想请你来瀛台，主要是想请你放松一下，你一直很累，为了出席日内瓦会议更是日夜操劳，到了会上斗争更激烈，会更忙更累。你要注意身体，注意休息。礼记云：‘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你这个人哪，只会工作，不会休息。”

周恩来听毛泽东如此一番话，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赶紧说：

“谢谢主席对我的关心，我一定注意劳逸结合。”

毛泽东说：

“当然啦，这次日内瓦会议对我们国家，对世界和平关系都很大，你的担子很重，把会议开好，开出成果，这是头等大事。关于日内瓦会议，中央已经批准了你提出的方针，并且已经授命你全权负责，没有特殊的事，也不必请示中央，或者请示了中央也不必等批复。

朝鲜战争，我们是逼着鸭子上架，现在的印度支那战争还在进行，我们要给予大力的支援，负担很重。当然这是为了印支人民的解放事业，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可是我们国家从鸦片战争以来，屡遭外国侵略，战祸不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急需有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达成一些协议，使朝鲜的和平得以巩固，印度支那战争能够停止下来，哪怕是停它一段时间也好。

有人误以为我们是好战的。其实，我们最不希望再打仗，而最需要的是和平，是最爱和平的。我们代表团要高举和平的旗帜，协商的旗帜。为了和平，我们可以做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

周恩来已经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见时间已经不早了，就说：

“主席说得好，我们是要和平的，不要战争。国际国内都迫切需要和平，这是中国人民的要求，也是世界人民的愿望。你的意思我明白了，也更坚定了我的信心和决心。我一定努力去做，尽可能争取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时间不早了，主席该休息了。”

毛泽东说：

“那好吧，祝你一路平安，马到成功！”

4月20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在信中对她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一事作了检讨。

原来，江青于毛泽东外出在杭州期间，擅自提议给毛泽东修建游泳池。游泳池修好了，江青满心欢喜的向回到北京的毛泽东汇报，没想到毛泽东发了脾气。动用公款为他建造游泳池，他是绝对不允许的。

4月21日，周恩来率领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师哲到机场迎接，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

“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的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

“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做检讨去吧。”

周恩来摇摇头，认真地说：

“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4月21日凌晨，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铁道部长滕代远的陪同下，前往天津、秦皇岛、山海关、唐山视察。

21日晨，东方红日冉冉升起，毛泽东一行在秦皇岛市委书记、市长王植范及市区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长城游览。这是毛泽东第2次来到山海关。他在“天下第一关”城楼前下了车，看着眼前宽阔的柏油路面，高兴地说道：

“这儿变了。”

毛泽东在长城上看到城外不远处有一平台，就问那是怎么回事？山海关区委书记、区长柴洪山告诉他说：

“那是威远城的遗址，是明朝吴三桂投降清兵的地方。”

毛泽东“噢”了一声，就给大家讲起了吴三桂的故事。他沿着长城缓步向北走，见前边有一墙垛，就问柴洪山：

“那是烽火台吧？”

柴洪山说：

“是的，战争时做信号用。”

毛泽东又给大家讲起了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故事。王植范说：

“请主席到箭楼看看。”

毛泽东说：

“好，欲穷千里目嘛。”

毛泽东在箭楼上极目远眺，隐约看到远处有起伏的山峦，就问：

“那是什么地方？”

王植范说：

“那是碣石山，在昌黎县北。”

毛泽东一行从山海关城楼上下来，驱车到了南海“老龙头”。这老龙头是万里长城之首，像龙头一样俯在海中饮水。原本威武壮观的城楼，已被帝国主义毁坏了，城墙已经坍塌，只留下一个土坡，像是一道堤坝。毛泽东惊奇地问：

“老龙头在哪呀？”

工作人员向他详细讲述了老龙头被毁坏的经过，毛泽东感慨地说：

“现在，中国人再不会受外国的欺侮了。”

这天下午，毛泽东一行来到秦皇岛码头，港务局石新生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情况。

晚上，毛泽东在北戴河休息。

北戴河是秦皇岛市的一部分，位于市区西南角，是著名的海滨避暑胜地。

4月22日早上，毛泽东登上山坡观看了日出，而后便去了唐山。他亲临唐山启新水泥厂视察。后来这个厂在全国率先实现公私合营。

4月25日，毛泽东把江青的检讨信转交给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还写下了一个批示：

刘、陈、邓、罗瑞卿、尚昆、汪东兴诸同志：

江青此信请阅。为补救计，建造费5亿由我的稿费中支出，游泳池封闭不用。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的建造费5亿元是旧币。

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同日，由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组织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4月29日，毛泽东根据傅作义的愿望，经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任命傅作义为水利部部长。

4月29日，毛泽东给湘乡县写了一封《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

此前，文南松的次子文炳璋已经由部队转业到地方工作，担任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他在年初给毛泽东写信反映说，文家个别人从北京回到家乡后，便不把当地政府放在眼里了。他认为，这种情况应该引起注意。毛泽东非常重视这封信和文炳璋的意见，于是就在《致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的信中写道：

石城乡支部、石城乡政府诸同志：

毛秋月同志来北京，带来你们的报告，甚为感谢。

我的亲戚唐家圫文家，过去几年常有人来北京看我。回去之后，有些人骄傲起来，不大服政府管，这是不对的。文家任何人，都要同乡里人一样，服从党与政府的领导，勤耕守法，不应特殊。请你们不要因为文家是我的亲戚，觉得不好放手管理。我的态度是：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和错误。

现有文炳璋同志的一封信，附给你们看，我是同意文炳璋同志的意见的，请你们加以处理。并请你们将我这信及文炳璋的信给唐家圫的人们看，帮助他们改正缺点和错误。我相信，只要我和你们都采取正确的态度，只要他们不固执成见，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是可以改正，并会进步的。

此致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954年的一个星期六，正在读初中的李敏回到家里，收到了舅妈的一封来信，信中告诉李敏说：

“你妈妈病了，而且病得很厉害。”

原来，贺子珍听收音机里播放的毛泽东重要讲话录音，她越听越发呆。舅妈说，主席的声音真洪亮。贺子珍说，是啊，他的声音很洪亮，跟过去一样。电台播一遍又一遍，贺子珍听了一遍又一遍，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她病倒了。

李敏看完信，恨不得马上飞到妈妈身边。她找到爸爸说：

“妈妈病了。”

说罢，把信递给了爸爸。毛泽东拿过信看看，又看看，不说一句话。李敏看得出，爸爸的情绪很不好，心里很沉重，她第一次见爸爸流泪了，她也伤心的哭了。

第二天，李敏向学校请了假，带着爸爸的信去上海看妈妈。毛泽东在信中劝贺子珍说，要注意身体，不要抽那么多的烟，抽烟多了对身体不好，要去看医生，好好治病。

李敏临行前，毛泽东交代她说：

“你告诉上海的组织，妈妈病了，请他们多多照顾，带她去看病。但不要说，她是因为什么病的。”

李敏点点头，表示理解爸爸的意思。

后来，毛泽东又托人给贺子珍送去了吃的和用的东西。李敏因为要上学，功课很紧，不敢耽误得太多，等妈妈的病情稍有好转，就回京了。毛泽东见女儿回来，挺高兴，问道：

“你妈妈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了？她过去可苗条了，腰细细的，现在 还那么苗条吗？”

“我妈妈现在这么胖了，像个大水桶。”

李敏边说边比划，故意逗爸爸。毛泽东惆怅地说：

“不会，你妈妈的身子骨绝不会变成个大胖子，她过去身体就瘦弱，更何况现在有病，心事重，怎么可能胖呢。”

李敏本来是想让爸爸开开心，看来是瞒不过爸爸的，就照实告诉爸爸说：

“妈妈身体很瘦，很弱，很……”

毛泽东很久没有说话，转过身去取了一支烟抽了起来。他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从前。

“你妈妈很小的时候就追求进步，投身革命了。是一位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她作战很勇敢……”毛泽东说：“你妈妈是一个很开朗、很豁达、很有善心的人，常常是一高兴就开怀大笑。过去，我们在茅坪河里抓鱼，她也打着赤脚，站在河的中央，看到鱼游过来了，伸手就去抓。你妈妈比我灵活，有时还真能抓住一两条警惕性不高的笨鱼，她高兴得开怀大笑，差点跌倒在水里。”

伤心人怕说伤心事，可越是伤心又越想说那些伤心的事。有的尽管是过去的快活事，也同样会勾起伤心人的伤感。毛泽东打住话头，又是一阵沉默。李敏坐在爸爸身边，拉着爸爸的手。毛泽东把女儿的手放在他的大手心里，另一只手在女儿的手背上来回抚摸着，又讲起了过去的事情：

“那是1928年10月的一天下午，你妈妈在井冈山的后山，捡来半篮子金黄鲜嫩的小松菇，洗干净后，煮了一大碗端给我吃。我吃得好香。你妈妈见我吃得额头上都出汗了，问我说：‘田里的泥鳅你吃吗？’我跟她开玩笑说：‘我这个人，4脚的不吃板凳，长毛毛的不吃蓑衣。’谁知第二天早晨，你妈妈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见你妈妈裤脚卷得老高，提着一只鱼篓回来了。我一看你妈妈提的是半篓鲜活的泥鳅，才恍然大悟说：‘你呀！我随口说了声，你就去抓泥鳅。’好吧，我烧水，你妈妈煮菜，我们忙活起来。也不知你妈妈从哪里弄来的米粉，蒸熟了粉巴泥鳅，又放上些葱花、姜丝，还有辣椒粉，那味道鲜美可口，这顿晚餐吃得好开心哟！”

晚上，李敏为爸爸端来洗脚水，为爸爸洗脚。毛泽东望着女儿，又想起了过去。他说：

“1928年10月23日，我率领部分队伍向井冈山转移，由于连续奔波，我的脚被草鞋袋子磨烂了，行动很困难，脚背肿得像个大茄子，紫里透亮，他们要担架抬我。我是坚决不坐担架的，坚持自己拄个棍子步行。队伍到达井冈山南荆竹山下时，王佐派人接应我们上了山。

你妈妈看见我这个样子上的山来，她心疼呀！她几乎是以命令的口吻，让我把脚伸向她的手里。她小心翼翼的揭下我脚上的药膏后，又起身忙着去熬药汤，给我洗脚，敷药。‘疼吗？’她抬头问我，我强忍着钻心的疼痛，笑着对她说：‘世界上的万物都是物极必反，这脚疼过了也就不疼了。’你妈妈说：‘都这样了，还开玩笑呢！’”

爸爸把脚从盆里抬起来，擦干，冲着女儿说：

“好了。”

说着，冲李敏笑了。李敏知道，爸爸该工作了，自己也该走了。

1954年5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给越南战场上的韦国清的指示电后面，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如和谈成功则另作停战部署，目前应做和谈不成功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谈。”

5月17日下午4时，毛泽东身穿灰色中山装，脚蹬白底布鞋，手拿1根小竹竿，和他的1个秘书，不声不响的来到北京故宫，在故宫保卫科长韩炳文1人陪同下，从神武门东马道登上了城楼。他们顺着城墙向东走，一直走到东华门。毛泽东高兴的浏览了故宫的全景。在东华门城台，他坐在小马扎上休息，向韩炳文询问了故宫的机构设置、各部门分工和人员的文化程度。他听说故宫里的人员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就说：

“那可不行，要好好学文化，文化不高是难以做好工作的。”

毛泽东又参观了“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前后共计3个多小时，直到天色近黄昏才离开故宫。

5月19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故宫，这次是进午门，登上了午门城楼，继续参观“基本建设出土文物展览”，这一次他看得比较详细。他对陪同人员说：

“这就是历史。你们应当学点历史，要懂得历史，知道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在故宫大约有2个多小时。

5月20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来到故宫，这次是进神武门，17日那天是向东走，这次是向西走。在西北角楼处，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照了相。

毛泽东在西边城墙上看到近处防空部队的高炮阵地，看了他们的演习，他说：

“高射炮设在这里不好，敌机飞到这里再打就晚了。”

直到晚上7点，毛泽东还想参观宫殿内的文物展览，由于没有照明设备，无法继续参观，只好向大家挥手告别。

1954年6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7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宪法的起草，前后差不多7个月。最初第1个稿子是在去年11、12月间，那是陈伯达同志一个人写的。第2稿，是在西湖两个月，那是一个小组起草的。第3稿是在北京，就是中共中央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到现在又修改了许多。每一稿本身都有许多修改。在西湖那一稿，就有七八次稿子。前后总算起来，恐怕有一二十个稿子了。大家尽了很多力量，全国有8000多人讨论，提出了五千几百条意见，采纳了百把十条，最后到今天还依靠在座各位讨论修改。总之是反复研究，不厌其详。将来公布以后，还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宪法是采取征求广大人民的意见这样一个办法起草的。这个宪法草案，大体上是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

“宪法起草委员会已经开了6次会议，今天是第7次会议，也可以说是中央人民政府开会前的最后一次会议。宪法起草委员会应当把它所做的工作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报告，并把这个宪法草案（修正稿）作为草案批准公布，在全国人民中间进行讨论，收集意见。那时，起草委员会还要做工作。宪法草案公布以后，估计意见不会很多，但是尽管意见不多，总还会有些意见。在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以前，宪法起草委员会还要开会，同时要准备一个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报告。因为宪法草案是起草委员会起草的，收集了意见以后，还要再修改。修改成了最后稿，还要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报告。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这个报告进行讨论，那就是它的事了。”

这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修正稿）的全部条文作了最后的审查，定为106条。

6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0次会议。

李济深、宋庆龄、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等21人在会议上发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表示了自己的看法。张治中用3句话概括了这部宪法草案的特点：“第一，结构严谨而明确。第二，内容完整而充实。第三，措词简易而明确。”

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宪法草案的初稿，在北京500多人的讨论中，在各省市各方面积极分子的讨论中，也就是在全国有代表性的8000多人的广泛讨论中，可以看出是比较好的，是得到大家同意和拥护的。今天很多人讲了话，也都是这样讲的。

为什么要组织这样广泛的讨论呢？有几个好处。首先，少数人议出来的东西是不是为广大人们所赞成呢？经过讨论，证实了宪法草案初稿的基本条文、基本原则，是大家赞成的。草案初稿中一切正确的东西，都保留下来了。少数领导人的意见，得到几千人的赞成，可见是有道理的，是合用的，是可以实行的。这样，我们就有信心了。其次，在讨论中搜集了5900多条意见（不包括疑问）。”“现在的草案也许还有缺点，还不完全，这要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了。”

“讲到宪法，资产阶级是先行的。……但是，现在资产阶级的宪法完全是不好的，是坏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宪法尤其是欺骗和压迫多数人的。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关于目前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说：

“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究竟需要多少时间？现在不讲死，大概是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可以打下一个基础。到那时，是不是就很伟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50年即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牛皮不能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翘起来。当然，我不是讲，能造一辆，尾巴就可以翘一点，能造10辆，尾巴就可以翘得高一点，随着辆数的增加，尾巴就翘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50年后像个样子了，也要和现在一样谦虚。如果到那时候骄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骄傲。永远也不要翘尾巴。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会议通过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和《关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决议》。

会议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正式公布，交付全国人民讨论。

6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在全国人民中广泛的展开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社论。此后，在近3个月的时间，总共有一亿五千多万人参加了讨论。广大人民群众热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同时提出了许多修改和补充的意见。还有人提议将这部宪法命名为“毛泽东宪法”，被毛泽东断然拒绝了。

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增补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增补徐海东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6月24日，毛泽东给堂弟毛泽荣写了一封复信，他写道：

胜五弟：

你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江青病情略有进步，她对你的关怀，甚为感谢。孩子们都好。你们都好吗？

祝进步

毛泽东

1954年7月2日晚，毛泽东派人到北京俄语专科学校留苏预备部把王鹤滨叫到中南海。王鹤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毛泽东正侧身躺在床上，在床头桌上的台灯下看书，见他来了，马上合起书放在床头，从床头桌上拿起香烟、火柴，燃起了一支烟，吸了一口。王鹤滨习惯的拉过一把木质靠背椅子坐下来。毛泽东一边吸烟，一边慢慢地说：

“王医生，要出国学习啦，去多久啊？”

王鹤滨说：

“我想把基础打得扎实一些，从头学起，用上6年的时间，从大学一年级学起。”

毛泽东沉思了一下，又慢慢的说了一句：

“时间太长了！”

原来，王鹤滨在去年向毛泽东提出想到苏联留学的时候，毛泽东舍不得让他走，说：

“王医生，我需要你在我这里工作啊！”

当王鹤滨第3次提出请求时，毛泽东才答应了。现在，当王鹤滨听到毛泽东说时间太长了，就马上改口说：

“主席，那我就去报考研究生，时间短些，是3年。”

毛泽东仍旧显得很沉闷，慢慢的吸着烟，没有再说什么。王鹤滨要告辞了，毛泽东说：

“王医生，你去留苏预备班找一个同学。我接到她的一封信，要求见见我，她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你找到她后，把她领来见我。”

说毕，把一封信交给了王鹤滨。

王鹤滨回到学校，按着写信人的姓名、班次，找到了一位女生。原来这位女生不是别人，她就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同学、老战友陈昌也就是陈章甫烈士的女儿陈文新。王鹤滨掏出毛泽东给他的信，亮到陈文新面前，问道：

“这是你给毛主席写的信吗？”

陈文新惊奇地瞪大了眼睛，说：

“是我写的呀！怎么到你手里去了呀？”

王鹤滨说：

“毛主席叫我通知你，明天去见他。”

陈文新闻听此言，乐不可支，又是跳，又是鼓掌，叫道：

“真好呀！真好呀！”

7月3日下午3点半，陈文新被王鹤滨带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她被领进一间孩子们的卧室里，那间房子里的陈设很简陋，摆着1张湖南农民家常见的木板双人床，1张旧方桌，4条长板凳。房子里有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还有叶子龙等人。一会儿，毛泽东来了，陈文新迎了上去。毛泽东握着陈文新的手，对儿女们说：

“认识她吗？1951年来过的。她是武汉大学学农业的，你们也要去学农。”

5时左右，毛泽东和他的一家人及客人，乘车到了京郊的一个旧式别墅（据王鹤滨说，这里是万寿路的新六所，毛泽东有时在周末来这里小住）。毛泽东和陈文新、王鹤滨一起，在一栋陈旧的两层楼前的树丛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毛泽东问了陈文新很多问题，像土壤结构，培肥地力，土壤的矿物质成分，植物营养吸收和中南地区的土壤改良，还问了全国学土壤学的人数。他说：

“要增产，不研究土壤怎么行呢！应该有更多的人学农。”

陈文新对于土壤改良，很推崇苏联的草田轮作制。毛泽东说：

“不行！现在农民1个人才二三亩地，怎么轮作？饿着肚皮不吃饭？现在没有畜牧业，牧草怎么处理？”

毛泽东留陈文新和王鹤滨一起吃晚饭，饭菜比较简单，有湖南人爱吃的苦瓜炒辣椒。毛泽东指着这道菜说：

“辛苦！辛苦！”

陈文新要告别了，毛泽东招呼她说：

“来，合个影吧。”

毛泽东站在新六所住房的东侧，面朝西，对着夕照的阳光，陈文新站在毛泽东的左侧。王鹤滨怕影响摄影师侯波取景，就往旁边退了几步。毛泽东招呼说：

“王医生，你也来呀！”

王鹤滨赶紧走过去，站在毛泽东的右手旁。像照完了，毛泽东微笑着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7月6日，周恩来一行在趁着日内瓦会议休会的时机、进行了一系列重要外交活动后回到了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同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情况的汇报。

7月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举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周恩来的报告结束后，毛泽东作了总结讲话，他说：

“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很好，我们应当同意他所讲的这些方针，并且批准代表团过去这些活动。过去两个半月的活动是很好的。我们几个国家，苏联，中国，还有朝鲜和越南，是团结得很好的，方针是正确的，活动是有成绩的。”“在谈判中该让的就必须让，该坚持的就必须坚持。根据总方针，这些具体活动做得恰当，是可以和下来的，就可以达到联合多数、孤立少数（就是美国人）的目的。”“今后是会议的最后一个阶段了，继续执行这个方针，并且在有些具体问题上抓紧一点，估计可以达成协议，就可以开展一个局面。”

“在日内瓦，我们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就是我们要和平。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要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就是孤立美国当局，主要还是那里头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美国抓住印度支那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战争，对这一点，我们国内有许多人还看不大清楚。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地方的战争牵动全世界？就是因为美国要借这个地方做文章，借这个地方扩大战争，继续打下去。这个问题是牵动很大的，牵动了东南亚，牵动了亚洲、欧洲、美洲（比如加拿大）和澳洲。所以，有很多人就同意和平。”

“现在总的国际形势就是美国人相当孤立。这个东南亚的问题——印度支那问题解决之后，估计它的孤立会要继续发展。现在英国一大帮、法国、东南亚各国、加拿大、墨西哥，还有一些南美的国家，都是不喜欢美国的。所以，这个局势很有希望。现在，门要关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很有一种有利的局势，需要我们走出去。”

“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现在变成艾登他们口里的话了，变成尼赫鲁他们口里的话了，他们也讲缓和国际紧张局势。这就是很大一个变化。这种变化，估计再有一个时期，只要东南亚这个问题和下来之后，会有个促进。所以，整个形势应当说是比较过去大为好转。因此，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甚至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它在我国附近，也是怕我们的，也要进行工作。”

“美国内部也是有矛盾的。”“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也不是没有文章可做。”“对美国要使它分化，使它孤立，孤立以后它总要分化的。在目前世界上这样四分五裂的形势下，一块铁板那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它们反苏、反共，反对中国，反对人民民主国家，反对我们这个阵线，那是真的；但是，它们那个资本主义世界是很不统一的，是四分五裂的。美国现在主要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整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从日本到英国这些地方，整得这些国家哇哇叫。”“美国现在往往就是利用反对共产主义这个旗帜来把它那些朋友的地方占领起来。”

“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做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就会成为很长时间的僵局嘛。”

“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7月8日，周恩来在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了关于出席日内瓦会议以及访问印度、缅甸和中越会谈等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中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的方针和外交成就，他说：

“同意周总理报告中所讲的外交方针——国际和平统一战线。目前在外交方面，比过去8年中间开始有了改变——和平协商达成协议。”

接着，毛泽东提出了11条意见：

“1、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

2、开始建立东南亚和平区域，建立合作并发展它，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或集体和平公约。

3、与英国改善关系，争取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4、争取与法国改善关系，建立邦交。

5、争取与美国政府改善某些关系——孤立与分化。

6、团结一切愿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内），孤立和分化美国。

7、国内要团结，支持代表团，争取外交胜利。

8、国内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有人怀疑圈子越搞越小，并非如此。

9、国际和平统一战线。

10、增强警惕。敌人要破坏和分裂我们的国内联盟和与苏新国家（指苏联和东欧新民主国家——笔者注）的和平联盟。门大开了，要团结、警惕。

11、增强外交工作阵营。为保卫建设和工业化，没有外交阵营的发展是不可能的。”

7月9日，周恩来一行带着毛泽东确定的外交方针，飞离北京，于12日返抵日内瓦。

7月21日，越南、老挝、柬埔寨的交战双方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法国政府发表了关于从印度支那3国撤军的声明，以及尊重3国的独立、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声明。

会议最后通过了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只有美国代表团拒绝在《最后宣言》上签字。

历时近3个月的日内瓦会议，终于落下了帷幕。

1954年暑假，江青带着李敏和李讷到北戴河休养。李敏和李讷倾听着大海的波涛，尽情地玩着，感到特别高兴。毛泽东早就说过他也要来，可是，他却迟迟没有来。姐妹俩想念爸爸，爸爸为国家大事日理万机，想让他也来放松一下，就各自给父亲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收到两个女儿的来信，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他写道：

李敏、李讷，我的亲爱的女儿：

你们的来信都收到了，很欢喜。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妈妈那里有古诗选本，可请妈妈教你们读。我好，勿念。

亲你们！

爸爸

1954年7月23日

不久，毛泽东就动身前往北戴河。专列乘务员姚淑贤奉命跟随。下午三点，毛泽东登上专列，车已驶动，他站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回头对所有工作人员说：

“今天是礼拜六噢，你们有没有约会？”

大家都微笑着摇头。

“有。我有。”

姚淑贤脱口而出。原来她正在谈恋爱，已经和男朋友约好，晚上到中山公园会面。

“跟什么人有约会？”

毛泽东认真的看着姚淑贤，嘴角含着笑，带着亲切带着关心带着一点逗趣。姚淑贤腼腆地说：

“跟男朋友。”

毛泽东认真了，他说：

“哎约，糟糕。搅了你们的好事。”

他看了看姚淑贤，皱了皱眉头，问道：

“怎么办？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

“说好去中山公园玩，在门口见。”姚淑贤回答罢，又说：“不过没事。”

“怎么会没事呢？”毛泽东有些急了：“你告诉他了吗？”

“没有。”

“你这个小姚哪，要是不见不散怎么办？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

“我们只要接受任务，就不能告诉其他的人。”姚淑贤解释说：“主席，没事的，我们在一个处工作，他做食品检验，一会儿到专列上来采样，就知道了，我有任务，他会理解的。”

“嗯——”毛泽东摇摇头，嘴里嘀咕着：“久了会出误会的，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

晚上，姚淑贤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毛泽东忽然对她说：

“小姚，你等等，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

毛泽东说着，挑出一支铅笔，又铺开一张16开的白纸，说：

“我给你写个东西，你拿回去交给他。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

毛泽东说着，就伏案书写，一边写，还一边自得其乐的吟诵着：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踌躇。”

姚淑贤看了，心情十分激动。可是，她还是忍不住小声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们有纪律。凡是带有文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

“你为什么要那么老实？现在没有谁看到，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毛泽东笑了笑，做个手势，说：“藏起来，带给他。”

姚淑贤心里还是很不安，她向卫士长李银桥作了汇报，在得到李银桥的同意后，就把这个墨宝收藏了起来。

毛泽东来到北戴河，一边休息，一边工作。每天上午工作完毕，一身轻松，下午必然下海游泳。他有时还带着李敏、李讷、毛远新下海游泳。

入夜后，万籁俱寂，毛泽东常在松涛声中夜读，有时持卷入睡，又香又甜。

有一次，毛泽东在工作之余，带着工作人员到渤海边游泳。来到海边，他一声不响脱了衣服，只穿一条短裤，看着卫士和一中队的战士说：

“你们害怕吗？”

战士们回答说：

“不害怕！”

毛泽东说：

“你们可以跟我走，也可以不跟我走，可以在岸上看，也可以回去。”

战士们回答：

“我们跟主席走，我们都不回去。”

毛泽东径直走向大海，往大海深处游去，时而跌入浪谷，时而冲出浪尖。孙勇、韩庆余和十几个战士围在他的前后左右，大家都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在浪尖上大声喊道：

“放心，都不要慌——现在是涨潮，沉住气，只有被冲上岸，不会被拖入海去。”

不一会儿，毛泽东又在浪尖上喊道：

“现在是考验你们的胆量呢！”

他在风浪中一直游了一个多小时才上岸。朱仲丽见他安全上了岸，高兴的迎了上去，说：

“主席，风浪太大，今后不要再冒这样的险了。”

毛泽东看了一眼朱仲丽，又扫视了一下战士们，说：

“你们不要怕什么风险，凡事不冒险，就不能成功，许多成功就是通过冒险才取得的。这取决于一个人有没有勇气，敢不敢于排除万难。我说你们要有决心和信心，当然不是盲目的冒险。”

此时在北京出席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一届第1次代表大会的湘潭地区代表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在会议即将结束时相约由毛继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达了他们想见见毛泽东的愿望。毛泽东接到毛继生的来信后，立即吩咐秘书去北京，带他们坐火车来到了北戴河。

毛继生，1922年生于韶山冲，建国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党员。邹祖培，湘乡人，1925年参加过毛泽东在家乡组织的“雪耻会”，与毛泽东有过较密切的接触；大革命时期曾担任过中共韶山区委书记。庞菊中，宁乡人，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过中共潭湘宁边区县委书记。

毛泽东站在北戴河住处的门口，满面笑容的同毛继生、邹祖培、庞菊中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尔后将他们引领入一间宽敞的客厅里，落坐叙话。3位客人都显得有些拘谨，毛继生更像一个刚入学的学生，很不自在，只见他脸上飞红，耷拉在藤椅下的两条腿紧紧并拢着，两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毛泽东亲切的向客人们打听起土地改革、互助组、合作社的情况，可是他问一句，客人答一句，气氛怎么也活跃不起来。3个客人也感到别扭，暗自埋怨自己：“冇得用！讲见毛主席，劲头那样大，如今真的见到了，有话讲不出。”

“乡里人进了城，难怪咧！”毛泽东这样想着，观察着大家的神情，决定转换话题，让他们放松下来。于是他便用地道的家乡话问毛继生：“冲里那两棵大枞树，还在啵？”

“一棵早两年死了，一棵还在，如今长到咯样大了。”毛继生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他家旧居附近的两棵大树，一边回答，一边伸出双手做了个合抱的姿势。同时他也感到奇怪，就问道：“主席，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还记得那两棵大枞树？”

毛泽东嘴边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风趣地说：

“讲起那两棵树呀，还是我的救命恩人呐，还有不记得的。”

他见客人们满脸疑惑，便把他幼时与小伙伴们如何偷吃被称为“小气鬼”“背时婆”的邻家邹四阿婆树上的果子，邹四阿婆发现后如何冷笑着挥动竹竿追打他们，他们又如何逃跑，如何分头爬上那两棵大枞树这才躲过一劫的故事，如此这般的说了一遍，直逗得3个人眉开眼笑，拘谨也在笑声中一扫而光。毛泽东见大家乐了，又突然问毛继生：

“你是什么派？”

“我是贻字派。”毛继生回答完，又随口念出了韶山《毛氏族谱》中派序歌：“祖恩贻泽远，世代永承昌。”

毛泽东笑着说：

“这么说，你还是我的族叔啰！”

“哪里！哪里！”

毛继生红了脸。他虽然比毛泽东长一辈，但年龄却比毛泽东小了近30岁。

该吃午饭了，桌子上摆着4盘菜，一碗汤，其中一盘鸡块显然是为客人特意加的，做得特别考究。还有几样小菜则是毛继生他们带来的家乡风味腊肉、火焙鱼和豆豉辣椒。

毛泽东招呼客人一一就座，给每人斟满了一杯酒。大家高兴的喝着酒，拉着家常。毛泽东一边津津有味的吃着家乡的小菜，一边谈笑风生。他说起20多年前和邹祖培一起在韶山搞农民运动，两人一起喝过酒，知道邹祖培很有酒量，因此今天特地请人买了白酒，希望他多喝一点。

一会儿，毛泽东把江青和孩子们叫了出来，一一介绍吃饭的客人。他还指着毛继生对孩子们说：

“快叫叔公。”

毛继生怪不好意思，涨红了脸，一面摆手，一面连声说：

“不敢当，不敢当。”

毛泽东说：

“敬老尊贤还是要的，受了，受了。”

李敏、李讷、毛远新便亲热的叫了声：“叔公！”

吃完饭，毛继生3人被安排在西边一间房里休息。不一会儿，毛泽东来到他们的房间，跟在他身后的工作人员带着3个救生圈。毛泽东说：

“你们初次来这里，去的地方不多，我们到渤海湾去游泳，看看海边风光吧。”

3位客人感到又新鲜，又兴奋，便随着他一起乘车到了海边。毛泽东见刘少奇、朱德也在海边上，就叫住他们，把客人一一介绍给他们，尔后大家一起下海游泳。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走进毛继生3人的房间，亲切的问他们休息得怎么样？还说：

“你们难得有机会往城里跑一跑，要看个名胜古迹更不容易。今天，我请秘书陪你们到山海关过个瘾。”

毛继生等人尽兴游览了一天，归来后3人相商：

“主席忙，再不要耽误他的时间了，我们早些回去吧。”

商议已定，他们在晚饭后就去见毛泽东，说是明天就回南方去。毛泽东挽留说：

“在乡下难得出门，到北方来更不容易，还是多住几天吧！”

毛继生说：

“我们每人都是代表县供销社来开会的，还要赶紧回去传达会议精神呢。”

毛泽东听了这话，点了点头，只好说：

“如果从工作上考虑，你们要走我也不能强留。反正权在你们手上，你们自己定。”

次日清晨，毛继生3人就要启程了，毛泽东带着工作人员来为他们送行，送给每人半条大前门香烟，每人一篓桃子。又给邹祖培、庞菊中各送了一个箱子，一根手杖，一双皮鞋。

“没有好东西，送你们几件衣裳吧。”毛泽东客气的对邹祖培、庞菊中说；他转对毛继生笑了笑，亲切地问道：“过去一个长工好多谷一年？”

毛继生想了想，回答说：

“精壮劳力12担谷。”

“乡里好多钱一担谷？”

“6元多钱一担。”

毛泽东计算了一下，微笑着说：

“啊，你现在一个月就相当于过去一个长工一年的工资咧。”

毛继生毕竟是年轻人，脑子灵泛，他马上意识到：主席一定是怕我少了一口箱子有意见咧。邹祖培、庞菊中都是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主席多送点东西给他们，这一番心意我是理会得了的，便说道：

“我是年轻人，家里又冇得负担，政府每月给我的钱，我都用不完哩！”

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便语重心长的嘱咐他说：

“要好好为群众办事。”

说罢，与3位客人一一握手。邹祖培深情地说：

“主席已经有二十六七年冇得回去了，现在家乡人民生活好了，都念着您，欢迎您回去看看呢！”

“难为家乡人的好意啊！”毛泽东微笑着说，接着又摇摇头：“我现在大不大，细不细，是个主席，回去一趟不容易呀！”

1954年8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送来的华南分局的一份电报上作了批示。电报中说：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有代表提出提案，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授予毛泽东主席最高荣誉勋章。毛泽东批道：

“请即复，不要通过此项议案。”

8月13日，即农历七月十五，毛泽东一夜未睡，待工作完毕，已经是晨光破晓。他要到室外新鲜空气中去散步，带着工作人员到海边去观潮落。

大家捡了许多贝壳，而毛泽东则看着水平如镜的汪洋大海，想的是这狂暴的海洋的平息时刻也很有趣嘛！何不下去一游？身边的人劝道：

“主席工作了一夜，还未吃早饭，早晨水凉，早点回去休息吧。”

毛泽东主意既定，不听劝说就解衣下水，工作人员清早出来，没有游泳的思想准备，穿着衬裤就跟着毛泽东下了海。毛泽东一直游到防鲨网边，工作人员劝他往回游，他说：

“怕什么，我们这么多人，还怕鲨鱼？”

说着就游出了防鲨网，还一直向前，时而平卧水面，仰望蓝天；时而滚动戏水，悠然自得。看看旭日东升，不觉已经游出七八里远。毛泽东望见正前方有一只小船，游近一问，方知是一只渔船，叔侄二人捕蟹为生，已捉到两篓螃蟹。工作人员商量说：

“主席未吃早饭，腹中空空，正好买了蟹，请主席上岸吃螃蟹。”

毛泽东同意了，大家十分高兴，于是请毛泽东上了捉蟹人的小船。毛泽东光着身子，渔民也分辨不清他是谁。毛泽东问起叔侄二人的生活情况，渔民一一道来。及至工作人员照顾毛泽东上岸，两位渔民才认出了毛泽东，惊喜非常，说是这回总算见到人民的大救星了，非要把螃蟹送给毛主席不可。毛泽东表示了感谢，让工作人员收下螃蟹，照价付款，还请他们叔侄二人一同上岸吃螃蟹。渔民说：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帮助我们穷苦人民翻了身，从没有想到还能亲眼见到毛主席；我们请毛主席还请不到，哪里还能让毛主席请吃螃蟹。

众人说着话，来到了浴场的大厅里。不久，服务人员就端上来刚做好的螃蟹，毛泽东和大家一边吃一边聊，谈笑风生，好不畅快。

吃罢螃蟹，那叔侄二人执意不肯收钱，说：毛主席的恩情我们无法报答，这点螃蟹算什么。我们能不能和毛主席照个相，留个纪念。

毛泽东答应了，和他们照了相，又让工作人员说服他们收了钱，两个渔民方才欢天喜地的去了。

欲知毛泽东在北戴河期间还有什么惊人之举，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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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2 09:13

第254章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

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

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

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话说1954年8月17日，高岗在狱中服食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身亡。

中共中央以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向苏共中央作了通报。通报中说：

“在最近半年，根据中共各个地方党的组织所揭发的材料，更加证实了高岗的罪行。但是，高岗在被管教的这一期间，却仍然毫无悔悟表现，反而于8月17日，实行第2次自杀，充分暴露了他坚持仇恨党的立场和自绝于中国人民。

高岗死后，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以便确切查清他的死因。根据医生所做的临床诊断、尿便化验、病理剖检的各项结果，和公安工作同志调查、现场检查情形等，可以肯定高岗确实自杀，是服用多量安眠药致死的。同时，从其它各方面所做的进一步调查，亦证实了高岗在他的阴谋被揭穿后，早就有意识的积存安眠药和准备用这种办法实行自杀。”

8月24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英国工党领袖、前首相艾德礼率领的工党访华代表团。

英国工党创建于1900年，是第二国际的成员之一。工党自称要寻求一种不同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英国首相。这是工党第3次执政，对内采取高福利的政策，在一些重要公交等部门推行国有化；对外奉行追随美国的方针。

英国工党参加会见的还有比万、萨末斯基尔、菲利普斯等；中方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张奚若等。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从第2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中英关系已经根本改变。虽然并不是说我们之间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也不是说我们两国的制度没有不同之处。”“在我们和你们之间，基本的争论是不多了。是不是？这是基本问题。我们和法国的关系同样是这样。”

接下来，工党领导人着力宣传他们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则心平气和、语调平缓，摆事实，讲道理，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毫不含糊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尔后，客人问道：

    “你们能不能与这样的社会主义（指工党的社会主义——笔者注）和平共处和合作？”

毛泽东说：

“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这里发生一个问题，难道只能和这种社会主义共处，不可以和别的事物共处吗？不可以和非社会主义的事物，像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王国等共处吗？我认为，回答也是肯定的，只需要一个条件，就是双方愿意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走的是两条路。让我们做朋友吧，不仅在经济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合作。在日内瓦会议上，中、苏、英、法4国，还有越南民主共和国，就能合作，因为我们有共同要求。”

客人又问：

“你看国际形势可能怎样发展？”

毛泽东说：

“我看现在的国际形势是好的，日内瓦会议以后有了一些改变。有些人批评说，你们到中国来会上当，主要是美国这样说。我看你们以不听他们的话为好。历史是以若干年为单位来计算的，不能以一时的议论为准，不能听那么多。

中国是一个正在开始改变面貌的落后国家，经济上、文化上都比西方国家落后。但是现在正在开始改变面貌，已经取得了改变的可能性。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经常打仗不好办事，养许多兵是会妨碍经济建设的。如果诸位同意的话，我们要继续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想，这也是英国、法国所需要的。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穷，如果能得到几十年和平就好了。”“有两个基本条件使我们完全可以合作：一、都要和平，不愿意打仗；二、各人搞自己的建设，因此也要做生意。和平，通商，这总是可以取得同意的，对不对？”

“太平洋不太平，根源主要在美国。美国人做的事太不像样子，他们支持蒋介石差不多每天都骚扰大陆。所以你们最好劝劝美国人把第7舰队拿走。几条船好办，一拿就走了。他们是违反国际形势、违反历史的。他们只是美国的少数人，如杜勒斯之流。我们希望工党朋友们劝劝美国人：一、把第7舰队拿走，不要管台湾的事，因为台湾是中国的地方。二、不要搞东南亚条约，这也是违反历史的，要搞就搞集体和平公约。三、不要武装日本，武装日本的目的是反对中国和苏联，最后会害自己和西南太平洋各国，这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四、不要武装西德，武装结果不是好事，也会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美国这样的大国如果不要和平，我们就不得安宁，大家也不得安宁。”

这次长达3个小时的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1954年9月4日，西藏人大代表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抵达北京，受到了朱德、周恩来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9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8次会议，对宪法草案作了最后一次讨论和修改。

9月11日下午3时许，毛泽东穿着一件洗得有点发白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在中南海勤政殿等待两位特殊的客人。不久，两辆吉斯车一前一后准时开到勤政殿前，14世达赖和10世班禅精神焕发的走了下来。刚进大门，达赖看见一个身材魁伟、满面笑容的人向他伸过手来。尽管是第一次见面，达赖一眼就认出了毛泽东。他忙拿出早已准备好的哈达，躬身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过哈达，表示谢意后交给身边工作人员。他转过身来向达赖伸出大手，动情地说：

“欢迎你哟，达赖喇嘛！我们等你好久喽，很早就想请你到北京来。”

“毛主席好！谢谢毛主席的邀请。”

达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双手，激动地说着。毛泽东微笑着答道：

“好，好，达赖喇嘛身体也好吧？”

达赖感激地说：

“好，好，谢谢毛主席的关心。”

毛泽东接受班禅敬献的哈达后握住他的手说：

“班禅额尔德尼，你好哇！你是第二次来北京，我们见过面，已经是老朋友了嘛！”

班禅高兴地说：

“毛主席好！您的身体还是这么健康！”

“托新中国的福，身体还不错。”

毛泽东说完，一一介绍刘少奇、宋庆龄、张澜等领导人与达赖、班禅见面。

9月中旬，北戴河一连几天刮着大风，又不停的下暴雨，大海里白浪滔天，那隆隆的咆哮声，在屋子里都能听到，很多人都到海边去观看大海潮，但却没有人敢下海游泳。

此时的毛泽东显得很激动，他掷下手中的毛笔，站起身说：

“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他拦在毛泽东面前说：“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闻声也全都出来挡在前面。毛泽东虽然固执，但他一看全体工作人员像铁板一块，没有一个支持者，也就只好退让了。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十分紧张，生怕毛泽东一个人溜到海边去。汪东兴要求大家看好他，并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要求毛泽东身边的人一刻不离的监视毛泽东，绝对不许发生意外。

这一天下午，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他料到毛泽东会闹着去游泳，便匆匆赶往海边去观察，但只见白浪滔天，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负责测量水温的人报告说：水温19度！不到20度！

下午4点多，天还阴沉着，北戴河的海面上依然是狂风肆虐，洪波涌起，银山万叠。已经几天没有游泳的毛泽东，坐不住了，他放下笔，对卫士们说：

“走，我们到海边去。”

李银桥说：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

毛泽东有些不耐烦了。李银桥说：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

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李银桥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徐涛劝道：

“主席，水很凉，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嘛。”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1米多高，海里的浪会有3米高！”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他见卫士们不动身，又说：“听见没有？鞋子！”

徐涛说：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

毛泽东气冲冲的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之下，一把扯住他说：“主席，我还没有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会扎伤脚的。”

毛泽东甩一下手，说：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

“我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脚。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维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徐涛这话不说还好，一说出来反而更糟，“岁数大”、“摔跤”这些话对毛泽东来说，只能起到一个“激将”的作用。毛泽东动怒了，只听他吼道：

“他摔跤我就一定要摔跤？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

毛泽东那灼灼的目光和紧抿着嘴唇的沉默，吓得卫士们谁也不敢拦挡了，只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追随左右。毛泽东往身后看了一眼，给游泳高手孙勇使个眼色。孙勇急忙跟上，说：

“主席，我们不要走远了，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雷阵雨。”

孙勇见劝阻不住，只好随着他到海边去看看，以为他一见那狂吼怒号的海浪，就不会下海了。

毛泽东和众人来到海边，天空突然暗了下来，只见那排山倒海的巨浪由远而近，冲到海岸，好像那道蜿蜒的长城，铺天盖地倾倒在岸上，使人眼花缭乱，感觉透不过气来。毛泽东看得特别高兴，嘴里不住地念叨：

“这才算得上大风大浪嘛！正好斗它一斗！”

他回首对孙勇说：

“你先下去看看。”

孙勇闻言，不敢怠慢，脱了外衣，纵身跃入海里。卫士长李银桥一看毛泽东要下海了，就劝道：

“主席，风大浪大，不要下去游泳吧？”

毛泽东豪迈地说：

“风浪越大越好，可以锻炼人的意志。”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准备下海。他和几个卫士刚走到海边，猝不及防被突然冲来的一个大浪给打倒了，他们立刻爬起来。李银桥急了，知道自己无法阻止，只好派一个战士去海滨搬兵。

汪东兴闻报，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周恩来的卫士张永池拿起话筒一听，是汪东兴的声音，只听他急得嗓子都变调了：

“主席下海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快！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扔下电话就往总理办公室跑，他大喘着气报告说：

“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周恩来正在批阅文件，闻声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大声喊道：

“快，叫司机！快开车！”

周恩来赶到海边，朱德、杨尚昆也都赶来了，他们远远的使劲喊：

“不要下了，不要下了！”

他们一边喊，一边向毛泽东跑来。周恩来声嘶力竭地喊着：

“主席，上来吧！我是周恩来——”

可是他们的喊话毛泽东根本听不到，打招呼也看不见，眼见着毛泽东又带着一群战士冲了下去，在一人多高的浪花中钻进海里。

此时四处雷声不断，暴雨劈头盖脸的洒下来。周恩来、朱德等人无可奈何，也只好作壁上观了。

毛泽东一入大海，立刻游向大海的深处，在大浪小浪的参差起落中，硕大的身躯时而被浪头举到高空，时而又落入深谷。他对身边的一个战士说：

“不要怕，海水就是被子，我们钻进了棉花套里了！”

正说着话，他突然被海水冲到了一个战士身上，这个战士正想拉他一把，又一个浪头把他俩打开了。

此时，突然有一条破船在浪中翻滚。毛泽东担心地说：

“我刚才看见了几个打鱼的，不知道出事了没有？”

一个战士说：

“不会的，这只船刚才靠到岸边的，上面没人，是被水卷到这里了。”

毛泽东说：

“那就好。”

一个战士说：

“主席，雨太大了。”

毛泽东说：

“没关系，雨大了多在脸上抹几把！”

风停雨住了，毛泽东一伙也早已游过了防鲨网，时隐时现。这可吓坏了岸上的人，他们提心吊胆，目瞪口呆。

毛泽东一群人不知游了多久，终于像得胜的英雄，尽兴而归。岂知下海不容易，上岸更难。毛泽东被卫士们簇拥着好不容易上得岸边，又一个巨浪扑来。毛泽东还想斗它一斗，站好骑马式，准备用右肩抗过去，谁知浪头一来，一下子竟把他冲到了几米以外，倒在了一个卫士身上。周恩来见毛泽东身上刮出了一道道血痕，就说：

“快上来，快上来！”

毛泽东上了岸，甩打着身上的水，不住地说：

“今天真畅快！今天真畅快！”

众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毛泽东在那一片汪洋中，畅游了一个多小时，上了岸依然精神抖擞，不知疲倦。朱德说：

“主席偏偏游了这段风险时间。”

毛泽东却说：

“秋风萧萧，洪波涌起，算不了什么！”

他坐在沙滩上，点着了一支烟，吸了几口，又说：

“征服急难险恶，你强它就弱，不能怕，一怕，喝上几口水，就胆怯了，就被海水制服了你！大凡世界上凶恶的东西也是这样的，你表现的怯懦，你就会遭到凌辱。世界上一切反动派看起来样子是可怕的，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

朱德说：

“主席善于联想，当年你骑在马背上，就一步三叹：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周恩来说：

“还有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

毛泽东说：

“那是过去，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志。”

周恩来说：

“今天总算可以了吧？我们叫都叫不住。”

毛泽东说：

“我一个心思斗海浪，思想高度集中，哪里听见你们叫。”

毛泽东在数次游泳中，已经在心中孕育出了一篇著名的诗词。第二天，他欣然命笔，写出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9月1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临时会议，对即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做最后审议。

毛泽东首先讲话，对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两项修改意见作了说明。一是在序言中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面加上“第1次会议”，将“庄严的通过我国的第一个宪法”改为“庄严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是根据西藏代表的意见，将总纲中“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一句中的“和改革宗教”5个字删去。

会议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两处修改。毛泽东说：

“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宪法了。最先是中共中央起草，然后是北京500多高级干部讨论，全国8000多人讨论，然后是3个月的全国人民讨论，这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000多人又讨论。宪法的起草算是慎重的，每一条、每一字都是认真搞了的，但也不必讲是毫无缺点，天衣无缝。这个宪法是适合我们目前的实际情况的。它坚持了原则性，但是又有灵活性。”

“宪法不是天衣无缝，总是会有缺点的。‘天衣无缝’，书上这样说过，但天衣我没有看见过，也从没有从天上取下来看过。我看到的衣服都是有缝的，比如我穿的这件衣服就是有缝的。宪法，以及别的法律，都是会有缺点的，什么时候发现就及时修改。反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一年一次，随时可以修改。”

“我们在座的各位是不是圣人？要说是圣人嘛，圣人就多得很；要说不是圣人嘛，我看圣人也就一个没有。人总是有缺点的，总是要犯错误的，只是不要错得太多就是了。比如当主席，说十句话错了六句，错了百分之六十，那他的主席就当不成了。要说一句话都不错，没有那回事。写文章，总是改来改去，如果不错，何必改呢？作一篇文章，往往要犯很多错误。过去我到过上海，上海那个地方很复杂，我经常走错路，总是犯错误。凡是我有了错误，希望能及时得到朋友们的批评和纠正。一个人总是会有许多缺点的。如果觉得自己一点缺点也没有，‘老虎屁股摸不得’，那就不好了。要做到‘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是靠老实吃饭，不靠摆架子吃饭。当然，在帝国主义面前，在艾德礼等人面前，还是可以‘摆摆架子’的。但靠摆架子吃饭就不好了。如果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就说不得，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领导人物就说不得，那就不好了。对孔夫子，自董仲舒以来，就说不得了，‘非圣诬法，大乱之殃’。我们不能这样，我们要实事求是。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要分析：好，就肯定；不好，就批评。”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首次说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的问题，他说：郭沫若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是“革命党”。

毛泽东所说的郭沫若的论证，源自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该书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分期问题和古代诸子思想的10篇论文集。此书于1945年上半年在重庆首版发行，1954年改排出版。毛泽东最早于何时读过《十批判书》，已经不得而知。但他在此时已经读过《十批判书》，则是肯定无疑的了。

后来，《十批判书》于1959年发行新一版，1961年编入《沫若文集》，1976年重印此书。毛泽东的书房中收藏有《十批判书》，他在1959年外出时，还让工作人员带上此书，以便随时查阅。后来，他还经常阅读此书，并在多次讲话中涉及到郭沫若的观点。此是后话，待以后详细表述。

再说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开幕前夕，张治中听说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和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告诉张治中，毛泽东仍然不愿意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他说：

“这次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

毛泽东说：

“就是你一个人希望我讲话。”

张治中说：

“不，不是我一个人，是全体代表，全国人民都希望听到您的讲话。”

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9月15日下午3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

第14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和第10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作为西藏代表参加了会议。阿沛.阿旺晋美作为西藏代表之一和达赖喇嘛随行官员领导小组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协助达赖喇嘛处理政治事务。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他说：

各位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今天在我国首都北京举行。

代表总数1226人，报到的代表1211人，因病因事请假没有报到的代表15人，报到了因病因事今天临时缺席的代表70人。今天会议实到的代表1141人，合乎法定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负有重大的任务。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制定宪法；制定几个重要的法律；通过政府工作报告；选举新的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1949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我们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

我国人民应当努力工作，努力学习苏联和各兄弟国家的先进经验，老老实实，勤勤恳恳，互勉互助，力戒任何的虚夸和骄傲，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热烈鼓掌）

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热烈鼓掌）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热烈鼓掌）

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热烈鼓掌）

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热烈鼓掌）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鼓掌）

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鼓掌）

全中国6万万人团结起来，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热烈鼓掌）

我们的伟大的祖国万岁！（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

齐白石老人怀着兴奋的心情，出席了大会，聆听了毛泽东的开幕词。

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幽默的对张治中说：

“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

这一天，刘少奇受宪法起草委员会的委托，在会上作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

会议期间，毛泽东看到了张治中交给彭真转交刘少奇的一份建议。张治中在建议中主张，每一位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后，笑着对大家说：

“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

他立即批示：“同意。”并把外出视察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后来又加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会议期间，毛泽东还召见了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他在谈话中说：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的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旧本没有标点，不分段落，今人读起来不方便，市上流传亦已不多，应该找些人把它整理出一个有标点分段落的新本子来，付诸排印，以广流传。”

毛泽东还说：

“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需求。”

后来在10月份，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集了一些历史学家，在中国科学院第3历史研究所开会，研究了毛泽东交给的任务，决定成立一个标点《资治通鉴》和改绘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的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两个历史所的范文澜、尹达、侯外庐、刘大杰，北大的翦伯赞，出版总局的金灿然和高教部、地图出版社的负责人，由范文澜、吴晗领衔。之后又成立了工作小组：标点《通鉴》的具体工作，聘请顾颉刚、郑天挺、王崇武、周一良、齐思和等十来位在京的史学家分担。改绘《杨图》工作的人选，则由吴晗推荐、委员会通过，请上海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担任主编。1956年2月，中国古籍出版社首次出版了《资治通鉴》标点本。而改绘《杨图》的难度更大，可惜毛泽东生前没能看到。

再说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先后两次接见了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还亲自到他们的住处看望和交谈，毛泽东提议说：

“在西藏不再成立军政委员会，直接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为实行区域自治做准备，请你们考虑。”

原来，在西藏成立军政委员会是“十七条协议”中的一项规定，可是在西藏地方政府中，有些人担心成立军政委员会，会取代西藏地方政府，使他们丧失既得权益，因此，他们百般阻挠，致使西藏军政委员会一直没有成立。

毛泽东鉴于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即将撤销，就向他们提出了这一建议。

后来经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多次讨论，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提议。由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和西藏3方代表组成的筹委会筹备小组，经过充分协商，提出了成立筹委会的具体方案。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志到菊香书屋看望毛泽东，她见毛泽东依然过着简朴的生活，唯有书籍更多了：床上一半的空间都堆放着书，有精装的，有平装的，还有报纸和期刊杂志。他的办公桌上，书架上，窗台上，堆集的书本也像一座座小山。曾志好奇的问毛泽东说：

“这么多的书，一天要看多少？”

毛泽东解释说：

“每天送来的报刊杂志就有200多种，我一个人是看不完的。我有几个秘书，他们分门别类的先看，觉得比较重要的，就给我划上。必须要有选择性的看，看书也是要讲方法的。”

“看那么多书，不觉得累吗？一天看到晚，能看得进去吗？”

“看书也是一种休息嘛！”

“我不明白看书怎么个休息法，我认为看书是很累人的事。”

“看一种书疲倦了，就换另一本书，调剂脑筋，也就得到了休息，交换看书，也是一种好的休息方法。”毛泽东一说起书，就滔滔不绝：“我没有吃过洋面包，过去也没有去过苏联，更没有去西方留学，我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农民儿子。我根据中国的国情，革命的实际，提出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建立罗霄山脉中段的红色割据，提出游击战术16字诀和迂回打圈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深深的吸一口，继续说道：

“但是那些个吃洋面包的人，就是不信任我，看不起我，认为山沟子里面出不了马克思主义。从1932年起，实际上就把我摆到了一边，同志们不大愿意同我接近，连贺子珍也不愿理我了。我说组织上决定我服从，但观点要坚持，不是说山沟里出不了马克思主义吗？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是要狠狠的读书。在漳州搞了许多书，又向同志们借一点子，扎扎实实的读书，硬是读了两年的马列主义，后来写的《矛盾论》和《实践论》就是这两年的读书心得。

我这个人呀，就是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处分，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有了这‘5不怕’，敢将皇帝老子拉下马。”

正在此时，工作人员走来说，请毛泽东去怀仁堂观看袁雪芬、傅全香演出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毛泽东便邀曾志一同去看戏。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看得很专注，很投入。可是曾志却一直是漫不经心的样子。当戏演到梁祝诀别时，曾志哪能欣赏得了这种痛苦缠绵的情节，她倒忍不住笑了起来，全身心投入到剧情里的毛泽东，侧过头不满的看了她一眼，说：

“你都不懂，这是艺术欣赏，现在正是艺术上的最高潮！”

曾志一看毛泽东认真的样子，急忙止住了笑声。

9月中旬，江青奉毛泽东之命来到《人民日报》社，找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林默涵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谈话。

原来在不久前，刚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了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俞平伯的《红楼梦简论》一文是于1954年3月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李希凡、蓝翎将文章写好后，写信向《文艺报》询问，是否可以批评俞平伯，结果没有得到答复。他们只好又向自己的母校学报投稿。山东大学校刊《文史哲》就把李希凡、蓝翎的这篇文章刊登在9月号上。江青曾看过多遍《红楼梦》，她很有兴味的看了李希凡、蓝翎这篇批判文章，对此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泽东看。

毛泽东曾对井冈山时期的老战友曾志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由此看来，毛泽东还是相信江青的判断力的。

这一次，毛泽东接受江青的建议，认真看了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非常高兴，他让江青出面，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于是，江青就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打电话说了这个意思。邓拓哪里把江青看在眼里，他根本不予理睬。过了两天，江青看看《人民日报》没有动静，就拿着《文史哲》第9期，来找周扬、林默涵和邓拓谈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她说：

“主席十分欣赏刚刚出版的《文史哲》杂志上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希望《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周扬以《人民日报》转载这样“小人物”的文章不合适为由，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他提出可以由《文艺报》予以转载。

9月20日，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的1197名代表，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由主席团公布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向和途径，确立了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民主精神贯穿于整部宪法之中。

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帅全国武装力量；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属国务院；国防委员会主席由国家主席担任。

齐白石在人大会议上郑重的投下了赞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票。他回到家里，高兴地说：

“《诗经》上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哪里能和这次大会比？立法立宪，搞了几十年，如今真有人民的宪法了，这是五福临门的宪法，我可要把《诗经》上‘文王以宁’改为‘中国以宁’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写下了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所告诫人们的8个字：“老老实实，勤勤恳恳。”

9月27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达赖喇嘛等13人副委员长；（班禅为人大常委会委员）董必武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鼎丞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大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提名，决定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陈云、彭德怀、陈毅等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还任命了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

会议决定设立国防委员会，毛泽东兼任国防委员会主席。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会议决定任命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于学忠、郑洞国等81人为国防委员会委员。

9月28日下午3时50分，毛泽东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闭幕式上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已经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会议胜利闭幕。

人大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接见了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阿沛.阿旺晋美，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是国家最年轻的领导人了，担负着很重要的责任。现在你们不仅仅是西藏的领袖人物，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领导者。”

他又亲切的望着达赖和班禅，强调说：

“因此搞好你们两位活佛之间的团结非常重要。还要搞好噶厦和堪厅两方面的团结，搞好汉族和藏族同志之间的团结。”

毛泽东说罢，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要搞好团结，就要互相学习，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学习藏语文，不懂藏语文怎么和藏族同胞接触？怎么能够为藏族同胞服务呢？”

班禅说：

“希望中央给我派一名汉语教员，下次来北京开会，我不要翻译，要直接用汉语同主席交谈。”

“很好，很好！”毛泽东非常高兴，他风趣的对翻译说：“两位佛爷学会汉语，不用翻译，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失业，以后可以当干部。当然，翻译也是干部。我说的是当领导干部，担负更重要的责任。西藏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大批优秀的干部。”

他又转向达赖、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说道：

“我再一次告诉你们，中央代表，解放军，汉族干部到西藏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帮助西藏人民发展经济、文化，为了西藏民族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他们不是按这个原则办事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找我，找周总理谈，丝毫不用客气。”

接见就要结束了，毛泽东站起身来，最后说道：

“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说话是算数的，今后我们要重视发展西藏的经济和文化事业。这一次，也不能让你们空着手回西藏去，中央人民政府给西藏准备了一批礼物。”

不久，中央人民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西藏地方政府和班禅堪布会议厅赠送了一大批农牧业机具。

就在9月28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定撤销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整个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军委由12人组成，他们是；毛泽东  朱德  彭德怀 林彪  刘伯承  贺龙 陈毅  邓小平  罗荣桓 聂荣臻  徐向前  叶剑英

由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由彭德怀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第1次军委会议上宣布说：以后在一般情况下，军委会议由彭德怀主持。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几位副总理分工问题，决定由陈毅任常务副总理。

9月29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尼.谢.赫鲁晓夫率布尔加宁、米高扬等党政代表团到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赫鲁晓夫刚一走下飞机，就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其他中国党政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紧紧拥抱，行贴面礼，呈现出亲密、友好、团结的气氛。后来，赫鲁晓夫说：

“毛泽东的热情友好是我未曾预料到的。”

毛泽东早在他第一次访问苏联时，就认识了赫鲁晓夫。在他眼里，喜欢玉米棒子的炮筒子赫鲁晓夫，像公牛一样到处乱撞。赫鲁晓夫从那时起，也对毛泽东留有很深的印象，他认为喜欢读书的毛泽东，“行动起来像熊一样沉着迟缓”，思想不轻易外露，但是他才智过人，一般人不是他的对手。

当晚，毛泽东在会见赫鲁晓夫的时候，重提他那个“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赫鲁晓夫则认为帝国主义是一只危险的猛兽，他对毛泽东说：

“再也不能根据哪一方的人多来计算力量大小了。以前用拳头和刺刀解决纷争的时候，谁的人多、刺刀多，结果的确不一样。可是，出现机关枪以后，兵力多的那一方就不一定占上风了。现在有了原子弹，双方部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就更没有意义了。那一方的部队愈多，他的炮灰也就愈多。”

赫鲁晓夫竭力要毛泽东相信：“一两枚原子弹就足以把整个中国化为灰烬。”

赫鲁晓夫的观点当然不可能说服毛泽东。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论断，是从战略的角度，从正义与非正义、从长远和辩证的观点上看待这个问题的。赫鲁晓夫的一番说道，反而使毛泽东更加认清了眼前的这个大国领袖。伟大的斯大林尚且惧怕美国的原子弹，何况他的追随者赫鲁晓夫呢？因为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毛泽东也不便与赫鲁晓夫过多理论。

国庆节前夕，朝鲜金日成首相来到北京，赠送给毛泽东24箱苹果，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被太阳晒出来的字：“毛主席万岁”。这上面的字是擦不掉的，能吃掉“毛主席万岁”吗？工作人员面对苹果犯了愁。

李银桥将此事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1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于是，24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分给警卫部队全部吃掉了。

9月30日，毛泽东会见印度乌玛.尼赫鲁夫人，他在谈话中说：

“五项原则应当适用于各国之间的关系。现在这五项原则已经是世界闻名了。”

195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天安门举行建国5周年庆典。

上午9点50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金日成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登上天安门城楼的还有波兰、罗马尼亚、蒙古、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保加利亚、越南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来宾。

毛泽东快步走到张澜面前，握着他的手亲切地说：

“表老啊！你很好。你的德很好。你是与日俱进的。”

10时整，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5周年国庆典礼开始！”

在阅兵式开始时，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华北军区兼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阅兵总指挥杨成武的陪同下，乘敞篷汽车检阅部队。而后，他登上天安门，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命令》，命令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时刻保持战斗准备，加强军事、政治训练，加强集中统一意志，提高社会主义觉悟，努力学习苏联军队的一切先进经验，掌握现代化的艺术，发扬革命英雄主义，服从命令，遵守纪律，为争取和保证每一个军事任务的胜利完成而奋斗。”

接着，受阅部队的分列式开始了。整个阅兵历时63分钟。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全国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主席团成员黎锦熙，他问道：

“六先生还好吗？”

毛泽东所说的“六先生”是黎锦熙的六弟黎锦明，字艮甫，号均亮，生于1905年，从小酷爱文学，1925年考入北师大。黎锦明先后创作中篇小说4部，短篇小说11部，剧本5部。他的小说《尘影》曾经受到鲁迅的称赞，鲁迅说：黎锦明的作品“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

“我看过六先生的中篇小说《尘影》。”毛泽东兴致勃勃地说：“是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以后写的。他以海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真实的描写了我国南方一隅在大革命时期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

黎锦熙静心的听着毛泽东的话。毛泽东接着说：

“难能可贵的是，六先生在小说中显示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我党没有自己的武装。这真是一针见血。”

是日晚，赫鲁晓夫在焰火晚会上像是一个察看庄稼长势的农民；毛泽东则兴致勃勃的观看着焰火。两人的兴致不一样，却是同样愉快，脸上堆满了笑容。

周恩来忽然发现了毛泽东的夫人江青，就走上前去，要把她介绍给赫鲁晓夫，却被毛泽东制止了。毛泽东带着江青迅速的穿过紫红色平台，走到稍远的角落，夫妻俩在那里一起观看焰火。

江青在解放后由于身体不好，曾到苏联治病养病，在苏联的工厂、农村调查研究，发现了不少问题。同时，她对斯大林时期苏共党内的问题也有察觉。这些都成为毛泽东研究苏联的重要信息。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赫鲁晓夫，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一听就愣住了，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提出这个问题，他说：

“假若你们目前要搞核武器，那把你们中国的全部电力集中起来用在这个方面，够不够还很难说呢！这东西你们要搞既费钱，又费力，搞成之后既不能吃，又不能用，储存起来也要钱，更新改造也要钱。你们另搞一摊子太浪费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够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如果你们十分想办这件事，而且是为了科研、培训干部，为未来的新兴工业打基础，那么我们可以帮助先建设一个小型原子堆。这比较好办，花钱也不太多。”

赫鲁晓夫的“核保护伞”论，毫无疑问又一次刺痛着毛泽东。但毛泽东觉得他的分析也并非是毫无道理，况且他又做出了承诺，便说道：

“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

10月初，毛泽东翻看《文艺报》第18期上为转载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而由《文艺报》主编冯雪峰根据周扬等人的意思所加的一个编者按，大为不满。只见按语中写道：

“这篇文章原来在山东大学出版的《文史哲》月刊今年第9期上面。它的作者是两个在开始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因此征得作者的同意，把它转载在这里，希望引起大家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这部伟大杰作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在转载时，曾由作者改正了一些错字和由编者改动了一二字句，但完全保存作者原来的意见。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而且不仅关于《红楼梦》，同时也关于我国一切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

毛泽东边看边批，他在“他们试着”4字旁边批了两句话：

“不过是小人物。”“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

他又在“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一句旁边批道：

“对两青年的缺点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

他还在“希望引起大家讨论”和“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两句旁画了两道线，打了问号，批了两句话：

“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

先是周扬等人公然拒绝了毛泽东的建议，继之是冯雪峰又在按语中连俞平伯的错误一个字都不提，反而指责“小人物”，这就惹恼了毛泽东。由此，在中国掀起一场轩然大波那肯定是迟早的事情。

1954年的一天，郑洞国突然接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竟然是毛泽东派人送来的请帖，要在中南海宴请他。

原来，郑洞国刚刚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了祝贺他，就在中南海设宴招待他。郑洞国十分不安，他想：

“毛主席日理万机，还想到我，甚至要设宴招待我，一个国民党的败军之将，见了毛主席，说些什么呢？”

那天，郑洞国迟到了几分钟。贺龙、叶剑英，还有鹿钟麟等人早已在座。郑洞国一到，毛泽东就迎了上去，同他握手，说：

“你还是有功的嘛，如果不是你回电蒋介石，曾泽生的60军就会被蒋介石的飞机炸平了嘛，……而且，你还是一位抗日名将。我们说话算话，只要放下武器，我们一律欢迎。你很年轻，还可以为中国人民做很多的工作。”

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拉郑洞国坐在自己身边。郑洞国刚坐下，毛泽东又笑着说：

“这下好了，我们终于同坐在一条凳子上了嘛！”

在座的客人，都被毛泽东的话逗乐了。郑洞国本来有些拘谨，毛主席的一句话一个动作就使郑洞国轻松多了。毛泽东又问郑洞国：

“你抽不抽烟？”

郑洞国应声说：“抽。”说着，顺手就近拿了一支香烟，没想到，毛泽东十分敏捷的擦着一根火柴，站起来给他点烟。毛泽东是那样随和、亲切，彬彬有礼，毫无国民党当官的那种令人生畏、令人讨厌的傲慢派头。郑洞国心想：

“我在国民党阵营里20多年，上自蒋介石，下至若干上级，谁曾如此待我！而毛主席——共产党的第一把手、国家元首、人民拥戴的领袖居然为我点烟，共产党的领导人果真不是官，而是朴实的人民公仆，既平凡又伟大。”

毛泽东问及郑洞国全家的生活情况，郑洞国说，儿子还未结婚，刚从上海同济大学毕业，在沈阳的一个建筑部门工作。毛泽东说道：

“你的家庭生活安排好了，就得为人民做点工作嘛！你今年才51岁，还很年轻啊！”

郑洞国闻言，心中暗想：“毛主席怎么这样了解我！”便情不自禁的连声答应，要好好的为人民服务。郑洞国越说越随便，不知怎的，他竟然向毛主席提出了这么一个他自己也觉得不甚得体的问题，他说：

“你的马列主义为什么学得这样好？”

毛泽东也似乎感到有点出乎意料，怔了怔，望着郑洞国，郑洞国有点不好意思了。毛泽东爽朗的笑了，他回答说：

“我当年接受马列主义之后，总认为自己已经是个革命者了。哪知道一去煤矿，和工人打交道，工人不买账。因为我还是那么一副‘学生脸’、‘先生样’，也不知道怎样做工人的工作。那时，我成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想，这样下去怎么行呢？想了很长时间，才有些明白，自己的思想立场还没有真正转变过来嘛！”

他又加重了语气说：

“我也不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而是在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中，逐步走上革命道路的。一个人的思想总是发展的，立场是可以转变的。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的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

10月8日，毛泽东让叶子龙将表兄文运昌写给他的一封信转交给王季范看，王季范展开此信，只见上面写着：

润之老三表弟主席大鉴：

湖南燕北，凭书传衷。遥想起居佳胜，为贺且祝。报载，表弟二次当选，足见功德在民，群情爱戴。除专制建共和，七亿友好；按程序而事建设，中华光辉。谊属中表弟兄，尤欢欣起舞的奉告内各弟孙们，眉开眼笑的高歌鼓掌庆贺。本拟出游汉皋，重上都门，瞻仰新规模的建筑事业，以饱眼福，恰与我三姐和王九弟共话家常，时机似是难得，今日的我，以酒养性。学习了宪法草案，破衣洗补，行色拟飞黄河。因大水所困，是未果。小阳节后，当束装上京畅谈，平生愿满，便以所见的地区人们生产救灾各情作介，并祈指示机宜，直赴台湾，扫除残敌，投笔从戎，有赵云雄风宛在，请缨系虏，终军之大志可到，兄虽年已七十，亦间忘其老也，先此布达。并问江青夫人懿康。

表兄 文运昌

王季范看罢此信，记起自己也收到了表兄9月20日的来信，表兄在信中似有怨艾，尚未作复。此时，他已明白了毛泽东的用意。

10月9日，王季范提笔给表兄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运昌表兄：

前日接你9月20日来信，知你极愿到武汉和北京一游，参观5年来之新建设，且倪志壮。昨日叶子龙同志送来你致主席手书一件，知你决于小阳时节来京欢叙，并想赴台杀敌立功，老来勇气，令人钦敬。中南海方面以你来京甚好。古衡老人，不堪作战，笔谈舌战则可。嘱我以此意代为转达。昨晚，章淼洪来，说及北方冬季天寒地冻，树枯花谢，名胜冷落，绝少游人；南客初来，重哀不暖，不如待之明年中秋来京赏月，犹便参观最伟大热闹之国庆观礼。此话理充。述供参考。总之，你若来京，无论今冬明春，可住舍间，借叙情谊。专此布达。顺致

敬礼!

表弟 王季范

10月10日，王季范又嘱咐儿媳萧凤林给文运昌写一封信。萧凤林在信中写道：

运昌十六伯：

前日叶子龙处长来舍，送来你寄主席的信，家父立即函湘促驾，我家正扫榻迎接也。主席寄来手条，说欢迎你来京一游。不过，只限你一个人来京，住1个月，并指定住在我家。我家无好招待，你是否来住呢？主席寄家父的手条，你到京后，可以看到。家父说，现今火车非常便利，你起程时，须坐直达加快车，以免转车旷时；如行李多，须打行李票。列车照顾老人很周到。你有万里赴台杀敌立功的本领，单身独马，千里畅行，毫无问题，切不必结伴同行。因北京物价高过长沙几倍，粮油限内极度，木床价数十万元，我家无力担负。总之一句话，你一人来京。你来京时，一定要带棉袍、棉鞋、棉被，因为北方很冷，现在一般都着棉衣之故。

我有一双新皮鞋在长沙，敬请你至三角格萧八婆处，为我取出带来。麻烦之事，来京面谢。并请带长沙豆豉和好吃的麻菌、玉兰片。太贵则不必带。

敬仰旅安，并叩

十六伯母福安。凤良同志和凤始均此问好！

侄媳 凤林敬上

正是：三封来往信，忍俊不禁读。中表衷肠意，最是凤林书。

欲知毛泽东不久又有什么重大政治性活动，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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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3 13:17

第255章

“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

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被批判了，

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

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话说1954年10月10日，中央农村工作部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第4次农村互助合作会议。会议总结了一年来农业合作化的工作，制定了农村合作社新的发展计划和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其中，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经过毛泽东修改补充而确定下来的。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30日才结束。

10月10日晚，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上刊载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

《红楼梦研究》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在1952年修订再版时改用的书名。毛泽东曾经在他仔细阅读过的俞平伯的《红楼梦辨》一书中，差不多从头到尾都画有横线和圈点，还打了许多问号，共有50多处。如今再看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及《光明日报》的编者按，自然有许多联想。只见编者按中写道：

“目前，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观点去研究古典文学，这一极其重要的工作尚没有很好的进行，而且也亟待开展。本文在试图从这方面提出一些问题和意见，是可供我们参考的。同时我们更希望能因此引起大家的注意和讨论。”

毛泽东在编者按旁用质问的口气一连批了3句话：

“不过是试作？”“不过是一些问题和意见？”“不过可供参考而已？”

他还在李希凡、蓝翎文章中所引用的俞平伯的“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易有偏好的，所以，甲是乙非，了无标准”，“麻油拌韭菜，各人心里爱”这些话旁边，批了一句话：

“这就是胡适哲学的相对主义即实用主义。”

10月12日，赫鲁晓夫在中国的访问结束。

赫鲁晓夫是苏联方面访问中国的第一位最高领导人。在他访华期间，中苏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苏方把旅顺港和中苏4个股份公司移交给中国，给予中国5亿卢布长期贷款；还有关于科技合作及关于修建兰州——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铁路等一系列问题的协议。

苏联还答应在促进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方面，给予中国帮助。毛泽东深表感谢。

在此期间，赫鲁晓夫还经常和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游泳池旁边躺着，像最要好的朋友一样，谈论着各种事情，彼此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各抒己见。他们有许多共同语言，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致的看法，但也有许多认识不一致的地方，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外，毛泽东在提到中国的文艺方针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时，赫鲁晓夫却说：

“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栽培，而其余的应砍掉。”

他认为毛泽东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诱骗各种“花”都“开”，然后，将“有毒的花”消灭掉。

赫鲁晓夫回到国内后就对他的同事说：

“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几个月后，赫鲁晓夫又向西德总理阿登纳暗示，中国“可能会给西方带来麻烦”。他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潜在势力感到惊恐，提出要与西德重修旧好，“共御黄祸”。赫鲁晓夫这些话，后来都传到了中国人的耳朵里，为中苏关系埋下了隐患。

10月16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其他有关人员写了一封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他在信封上写了28个人的名字：除了中央政治局成员，还有中宣部、国务院及有关部委的负责人。随信又附上了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

毛泽东何以将这一问题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里来，此事说来话长。

原来，自从曹雪芹的《红楼梦》一书在问世以后的200多年中，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都对其作了各自不同的评价。《红楼梦》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人们称之为“红学”。研究“红学”的学者先后有“旧红学派”和“新红学派”之分。“旧红学派”即为“索隐派”，他们把《红楼梦》看成是影射清朝人物事件和清朝政治的，其研究是为了“索”出“隐”去的真人事件。“新红学派”也称“考证派”，他们则用唯心主义的实验主义方法研究《红楼梦》。俞平伯就是“新红学派”中的著名学者。

俞平伯，原名俞铭衡，1900年出生于浙江德清县。他曾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加入过新文化社团新潮社、文学研究会、语丝社等。他是闻名文坛的散文小品作家，也是当时著名的新诗人，1922年曾与朱自清、叶圣陶、郑振铎、刘延陵等人共同创办了“五四”以后最早的诗刊《诗》月刊。

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是受胡适的影响。胡适是《红楼梦》研究“考证派”的代表。1922年，俞平伯写成《红楼梦辨》一书，并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此书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改定稿》成为“新红学”的代表作。

前边已经说过，早在1951年毛泽东就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作为改造旧文化、建设新文化的方针。后来为了研究和继承祖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国家出版部门整理和出版了一大批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优秀作品，《红楼梦》就是其中之一。做为著名红学家的俞平伯，将自己于1923年出版的《红楼梦辩》进行了删改、增订，并易名为《红楼梦研究》，于1952年9月由棠棣出版社出版。后来俞平伯还应报刊的约稿，陆续发表了一些介绍《红楼梦》的文章。1954年3月，他又将自己研究《红楼梦》的成果作扼要总结，写成《红楼梦简论》一文。发表在《新建设》上。《文艺报》于1953年第4号的“新书刊”栏目内，对俞平伯的新版《红楼梦研究》作了简要报道，并推荐说：“研究《红楼梦》，向来有一个诨名，叫做‘红学’。过去所有红学家都戴了有色眼镜，做了许多索隐，全是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红楼梦研究》一书做了细密的考证、校勘，扫除了过去‘红学’的一切梦呓，这是很大的功绩。”正是由于《文艺报》这样推崇俞平伯，所以它一直拒绝刊登批评俞平伯的文章。早在李希凡、蓝翎之前的1952年10月，就有一篇署名为白盾的批评俞平伯的文章《<红楼梦>是“怨而不怒”的吗?》，寄给了《文艺报》，《文艺报》不但不予刊载，还在退稿信中说：“俞平伯先生研究《红楼梦》很有贡献，《红楼梦研究》一书基本上优点多于缺点，文中所提出的缺点，在目前一般读者思想水平已有提高的情况下，人们自会分清。所以，用不着批评。”后来白盾的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在1954年11月1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这当然是在开展批判俞平伯以后的事了。

前面已经说过，江青发现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后，推荐给毛泽东，毛泽东指示《人民日报》转载。江青传达毛泽东的指示，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看了10月10日《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第24期发表的李希凡、蓝翎的另一篇批评俞平伯的文章《评<红楼梦研究>》及编者按，他也按耐不住了，于是就写出了给中央政治局和其他有关人员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毛泽东在10月16日的信中写道：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官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泽东的这封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以沉重的打击。

10月18日，中央宣传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

10月19日下午4时1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同来访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举行了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的人员有：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

毛泽东一见尼赫鲁来了，就迎上前去，紧紧握着他的手说：

“我们欢迎你，十分欢迎你。”

尼赫鲁笑容可掬，连忙说：

“我非常高兴来到中国，这使我非常愉快，我向往这一天已经很久了。我抵达北京后，受到了盛大的欢迎，使我深为感动。我是作为和平和善意的使者到你们这里来的，而我已在这里发现了和平的精神和善意。”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一开始就说：

“我们所有东方人，在历史上都受过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中国受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欺侮有100多年。你们的国家受欺侮的时间更长，有300多年。现在日本人也处在受压迫的境地。因此，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中国人民有爱国的感情，有对印度人民和其他东方国家人民的感情。尽管我们在思想上、社会制度上有不同，但是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此外，尼赫鲁总理知道，我们的国家不是一个工业国。我国的工业水平比印度还低。我们要努力10年20年之后才能取得一些成绩。我们现在需要几十年的和平，至少几十年的和平，以便开发国内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我们不愿打仗。假如能创造这样一个环境，那就很好。凡是赞成这个目标的，我们都能同他合作。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是看不起我们的。我们两国的处境差不多，这也是东方国家的共同处境。”

尼赫鲁说：

“你说的一点也不错。过去200多年来，我们两国和亚洲其他国家都遭受外来殖民主义国家的压迫和统治。这是我们两国共同的经历，也是其他亚洲国家的共同经历。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地方，这不仅是有过去的联系，而且由于近代都受到殖民主义的统治。”“自古以来我们就有许多共同的地方，现在的问题也是共同的。主席说得对，我们两国工业落后，这是共同的。我们都想尽快发展我们各自的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着重的不是思想和社会制度方面的不同，而是我们的共同点。”

尼赫鲁说：

“是的，我们着重的是共同点。”“在印度，五项原则被认为不仅适用于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说：

“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问题是有些大国不愿意受约束，不愿像我们两国那样，根据五项原则订立协定。”

他还说：

“对于中国来说，获得和平并不容易。美国变着法不遗余力的排挤中国。不仅如此，它还炫耀武力，把第7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美国飞机飞到中国内地上空，空投特务。他们还加紧援助和支持蒋介石对中国大陆骚扰性战争。”

尼赫鲁说：

“美国害怕它的利益受到损失，正像一个既得利益者一样，怀着恐惧，神经紧张，四处插手。”

“美国的恐惧也实在太过分了。”毛泽东微微一笑，幽默而又鄙夷地说：“它要把防线摆在南朝鲜、台湾、印度支那，这些地方离美国那么远，离我们倒很近。这使得我们很难睡稳觉。”

尼赫鲁闻言，微笑着点了点头。毛泽东又说：

“国与国之间不应当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国家之间。像我国同美国这样互相警戒着是不好的。我们是信任印度的，印度是使我们可以睡得好觉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议下一次专门谈一谈战争问题，尼赫鲁表示，愿意与毛泽东共同讨论。

10月21日晚，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在北京新侨饭店为尼赫鲁访华举行宴会。毛泽东应邀出席。席间，毛泽东对尼赫鲁说：

“我们在合作方面得到一条经验：无论是人与人之间、政党与政党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正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五项原则之一就是平等互利。”

尼赫鲁点头称是。

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钟洛的文章《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错误观点的批判》。

钟洛的这篇文章，公布和体现了毛泽东10月16日那封信中的一些内容。

10月23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尼赫鲁举行第2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在座。毛泽东微笑着问坐在对面的客人：

“你们两位总理的会谈进行得如何？发生冲突没有？”

尼赫鲁说：

“会谈得很好。怎么能有冲突呢？”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们同印度好像没有多少架好吵。”

接着，他直奔主题，问道：

“关于战争问题，不知尼赫鲁总理有何看法？”

尼赫鲁谦虚地说：

“主席是这方面的专家，你的意见应该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我认为，战争并不那么可怕。”毛泽东说：“从战争最后结果来说，决定因素是人。至于武器，当然某一方拥有先进的武器，就占有优势。但是这是暂时的现象。仅靠先进的武器来赢得彻底胜利，根本不可能，除非一开始就一次性把对手完全毁灭。从现代战争的意义上说，原子弹、氢弹似乎可以做到这一点，但这是冒极大风险的，侵略者可能由此丧失了自己存活的权利和机会。谁又能把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一下子翻个底朝天，然后扔到太平洋或印度洋里去呢？破坏之后的彻底征服，只能作为梦想而无法实现。战争，只会加速人民的觉醒，导致人民的反抗。人民持久的反抗，必将削弱以至打败侵略者。第2次世界大战削弱了日本，中国得以从帝国主义的铁蹄下站立起来。英国被削弱，印度便获得了独立。”

尼赫鲁说：

“我认为，你所说的人是战争胜败的最后的决定因素；战争可以使人觉醒，最终获得解放；这一点是对的。但是，战争也可能把人类变得残酷，变得堕落。如果战争消灭了有知识和有训练的人，那么一切都得从头做起，人类将面临巨大的倒退。”

毛泽东知道尼赫鲁是印度圣雄甘地的忠实追随者，曾经坚定不移的信奉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策略，反对一切暴力运动。眼看话不投机半句多，他便就来了个顺水推舟，说道：

“所以，归根究底，我们应该共同努力来防止战争，争取持久的和平。”

尼赫鲁则说：

“终有一天，世界的调整都用协议来完成。”

毛泽东问道：

“在世界调整以前，从现在起，10年之内没有战争，可能吗？”

尼赫鲁依然坚持他的信仰和愿望：

“终有一天，人们会承认，战争如果爆发，会把双方都毁掉，谁也打不起战争。不过我并不能提出任何担保。”

毛泽东看看谈不下去了，就打算结束这个话题，他说：

“尼赫鲁总理到中国来已经有几天了，一定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情况。我们现在正在执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也正在开始。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全盘计划就会被打乱。我们的钱都放在建设方面了。如果发生战争，我们的经济和文化计划都要停止，而不得不搞一个战争计划来对付战争。这就会使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延迟。但是把中国全部毁灭，炸到海底下去，是有困难的。中国人是会永远存在的。”

毛泽东最后又谈到了在两个月前会见英国工党代表团的情况。这是尼赫鲁所关心的事。他告诉尼赫鲁说：

“同英国工党代表团谈谈是好的，意见虽然不同，但是谈开了是有好处的。我们热诚的招待了他们，他们想看的都给他们看了。”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红楼梦研究座谈会。一些《红楼梦》研究者和大学古典文学教授参加了座谈会。李希凡和蓝翎也参加了座谈会。当然，受批判的对象俞平伯是不可缺的，另外还有他的助手王佩璋；共49人。还有报刊编辑20人作为旁听者。全国著名的专家教授如郑振铎、何其芳、老舍、王昆仑、启功、舒芜、冯至、黄药眠、聂绀弩、范宁、钟敬文、吴恩裕、杨晦、浦江清等人，在会议上都先后对俞平伯对《红楼梦》的研究观点作了批判性的发言。

10月26日，也就是尼赫鲁即将离京去华东、华南参观访问的前一天，他携爱女英迪拉.甘地夫人（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笔者注）及其他的随访官员，来到中南海勤政殿向毛泽东辞行。双方举行了第3次会谈。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宋庆龄、陈云和中国驻印度大使袁仲贤也在座。尼赫鲁对毛泽东说：

“在这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也得到了很深的友情。我虽然要走了，但是可以说，已经把我的一部分留在中国了。”

他又转对周恩来说：

“我想周总理一定知道法国的一句话：‘离别好像是使人死去一部分一样’。”

毛泽东听他这样说，当即吟诵了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两句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吟罢，他解释说：

“离别固然令人伤感，但有了新的知己，不又是一件高兴的事吗？”

他接着向尼赫鲁这位异国政治家介绍了屈原的生平。他说：

“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2200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尼赫鲁说：

“主席刚才引用的两句诗，不仅适用于个人，而且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我们两国经过了很久的时期以后又相遇了，因此第二句诗特别适用。”

毛泽东说：

“尼赫鲁总理这次来访，一定会看出来，中国是很需要朋友的。”“我想印度也是需要朋友的。”“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和我们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本质上的不同。”“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是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

毛泽东对尼赫鲁提出的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的建议表示支持，他说：

“建立和扩大和平区域是一个很好的口号，我们赞成。为此目的，就需要去除一些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的协定，这是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的。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华侨问题也应该适当的解决，免得有些国家说我们要利用华侨捣乱。”“凡是足以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问题，我们都要来解决，这就能达到五项原则中的平等互利。”

尼赫鲁表示赞同。

10月27日，毛泽东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关于24日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红楼梦研究座谈会的情况报告，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阅，并告陆定一照办。

陆定一在报告中提出：这次讨论不应该仅仅停止在《红楼梦》一本书和俞平伯一个人上，也不应仅限于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内，而应该发展到其它部门去，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的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影响。

10月27日这一天，毛泽东还审阅修改了袁水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袁水拍在文章中写道：

“这种老爷态度在《文艺报》编辑部并不是第一次。在不久以前，全国广大读者群众热烈欢迎一个新作家李准写的一篇小说《不能走那一条路》及其改编而成的戏剧，给各地展开的国家总路线的宣传起了积极作用。可是《文艺报》却对这个作品立即加以基本上否定的批评，并反对推荐这篇小说的报刊对这个新作家的支持，引起文艺界和群众的不满。《文艺报》虽则后来登出了纠正自己错误的文章，并承认应该‘对于正在陆续出现的新作者，尤其是比较长期的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相当熟悉群众生活并能提出生活中的新问题的新作者……给予应有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而且把这件事当作：‘一个很好的教训’。可是说这些话以后没有多久，《文艺报》对于‘能提出新问题’的‘新作者’李希凡、蓝翎，又一次表示了决不是‘热烈欢迎和支持’的态度。”

毛泽东在袁水拍这段话后面，亲笔加上了一段话，他写道：

“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他修改完毕后，将该文批给了邓拓，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

接着，毛泽东应湖南省省长程潜的请求，提笔书写了“湖南省人民委员会”8个大字。

原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1次会议以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宪法规定，统统改称为人民委员会。

毛泽东写罢，叫来工作人员，将这幅墨迹寄给程潜。

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的《质问<文艺报>编者》一文。

周扬看到这篇文章后，立即给袁水拍打电话，向他询问情况。袁水拍告诉他说，这是毛主席批发的。

10月间，中共中央组织部通过新华通讯社为毛泽东物色一个懂得国际问题和懂英语的政治秘书，新华通讯社决定由林克去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英文老师。

新华社领导找林克谈话，林克毫无思想准备，他一方面感谢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又担心自己能否胜任。领导鼓励他说，相信你能做好这个工作。

10月的一天，一辆小卧车载着林克从中南海西门经过怀仁堂，沿着中南海边的马路向南驶去，经过勤政殿和对面的瀛台，在丰泽园大门西边的静谷停了下来。静谷的门呈八角形，4边门框用汉白玉砌成，横额上镌刻着“静谷”2字，两边镌刻着一幅对联，上联是：胜赏寄云岩，万象总输奇秀；下联是：清阴留竹柏，四时不改茏葱。

静谷有两重院落，房屋已经破败。前院有高耸的苍松翠柏，还有些假山。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田家英，就住在这个院子的3间西屋里。后院也是一个四合院，3间北房是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及其秘书的办公室，他们不常来。耳房是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的居室。林克被安排在3间西房里，这里是两明一暗，家具只有1张办公桌、2把椅子、1个文件柜、1张木床。南房也是前院的北房，是毛泽东临时的藏书室。这个院子有条走廊通往毛泽东的住处菊香书屋。走出静谷，东侧就是丰泽园的大门。在1957年以后，为了工作方便，林克搬进了菊香书屋的东院，距毛泽东的寝室只有20多米。直到1966年8月离开中南海，林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和生活了12个春秋。

林克在见到毛泽东之前，田家英找他谈话说：

“你要有思想准备，要有坐冷板凳的准备，要刻苦钻研，充实多方面的知识，否则也可能在三五年内帮不上主席的忙。”

田家英还谈了他自己的工作体会，使林克感觉到毛泽东对政治秘书的工作要求很高，对自己能否胜任不免有点疑虑。

10月下旬，粟裕应召来到毛泽东菊香书屋的办公室，毛泽东问他说：

“你到总部工作快3年了，各方面都适应了吧？”

粟裕回答说：

“逐渐适应了。在总部工作和在野战军大不相同，关系全局，压力很大。”

“人就是要不断的加压才能有所作为，当然不能压垮了。身体怎么样？好多了吧？”

“好多了。感谢主席和中央安排我去苏联治病，基本解决了我的老毛病。”

“不过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收支平衡。经常透支，时间一长，身体就会吃不消的。这几年你在总参干得不错，能较好的看出问题，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我和军委都采纳了，部队反映很好。”

“我是按照主席和中央指示做工作，许多方面做的还不很好，缺点、问题不少。”

“很好，很好。当然不是说没有缺点，中央和军委比较满意。”毛泽东喝了一口茶，继续说道：“这次找你来谈谈，是要向你传达中共中央的最新决定，要你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粟裕一听感到很突然，他连忙站起来说：

“主席，我不能胜任，这副担子太重了！”

毛泽东要粟裕坐下来，肯定地说：

“这是我首先提名的！根据我的了解，你可以胜任，能够把这副重担挑起来，而且挑得很好。中央和军委其他领导都这样认为。”

粟裕说：

“当总长和当副总长大不一样。副总长我当得还不好怎么能当总参谋长呢？全军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很多，应该从他们中间挑选。”

毛泽东说：

“我考虑很久了，相信你可以胜任。中央已经决定，你就干吧。不要有什么顾虑，大胆工作，我和军委支持你。”

粟裕见毛泽东这样说，就起身表态说：

“中央已经决定，我服从中央决定，一定努力去干。”

毛泽东朝粟裕做了一个手势，待他坐定，又交代说：

“总参谋部首先是军委的最高参谋机构，同时又是军委的办事机构。作为总参谋长，一定要在军队建设、国防建设的战略性大事上给军委当好参谋。你在这方面有长处，要进一步发扬。牡丹虽好，还需绿叶扶持。中央会很好考虑选配副总参谋长。我赞成你刚才讲的，努力去干吧。”

10月31日，中共中央军委通知：粟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黄克诚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萧向荣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协调各总部的工作，处理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

（一说11月9日，由毛泽东发布命令，任命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陈赓、张宗逊、李克农、王震、许世友、邓华、彭绍辉、张爱萍、杨成武、韩先楚为副总参谋长。）

10月31日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

毛泽东在京广线上的专列上（林一山说在12月中旬，未见毛泽东在12月中旬南下的记载——笔者注），召见了水利专家林一山。

此时毛泽东已经了解到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的损失，远远超过修建三峡大坝工程的投资。他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听取了林一山关于三峡工程的技术问题和坝址的情况汇报。

毛泽东首先询问了花岗岩的风化情况。林一山回答说：

“花岗岩是坚硬的、不透水的，但花岗岩风化较快。石灰岩漏水，但是它抗风化。”

“你们都做了哪些勘探工作？”

“在三峡坝区，我们只是做了一些坑探，所以对它的地质情况，现在只是一个初步的了解。根据坑探资料，我们所选择的三斗坪坝区，属于花岗岩地带，其地形地质条件都很好，只是岩石风化问题比较严重。”

“根据已有资料，风化层有多厚？”

“根据国内外资料，世界上已有风化层最深的可达百米。”

“如果这里风化层有100米，那么，100米以下呢？”

“风化层以下，就是新鲜的花岗岩了。请主席不用担心，我们现在还未全面勘探，在它的上游，有一段片麻岩河段。”

“好，好！”毛泽东顿时面带笑容的连声说：“片麻岩是花岗岩的变质岩，抗风化性能要好得多，这下子好办了。”

接着，他问起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林一山说：

“如果中央要求在较早的时间内建成，依靠我们自己的技术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是可以完成的。”

“你的根据是什么？”

“目前，苏联在建的水利工程，在技术上、规模上同美国已经建成的差不多。当年美国工程师萨凡奇有信心建三峡工程，那么我们可以相信，苏联水利专家同样有这个水平。如果不用苏联专家的帮助，我们自己也可以建成三峡工程，但需要在例如丹江口水利枢纽这样的工程建成以后，因为这个工程的规模，也算得上是世界第一流的大工程了，我们有了这个经验，就可以把技术水平提高到能够胜任三峡工程的设计了。不过，这样设计工作的时间就要长一点。”

毛泽东点点头，表示同意林一山的分析。

1954年11月3日，毛泽东、刘少奇、李富春等人到达广州，开始集中力量审阅第1个五年计划草案。

后来，周恩来乘飞机也来到了广州。

11月8日，郭沫若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身份，以《文化学术界应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为题，向《光明日报》记者发表了谈话。郭沫若在这个谈话中，根据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发出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的号召，他说：

这是“一场严重的思想斗争”，“应该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斗争。”

郭沫若还说：

“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在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他。”

11月10日，毛泽东仔细阅读了《人民日报》上署名为黎之的文章，文章的题目是《<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文章中说：“正是这种骄傲自满的情绪，使《文艺报》逐渐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新鲜事物越来越失去了感觉。”毛泽东在这段话旁打了个问号，批道：

“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编辑部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

文章中说：“在许多问题上，表现出《文艺报》编者已丧失对当前重大政治问题的敏锐感觉。”毛泽东旁批道：

“不是丧失敏锐感觉，而是具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极敏锐的感觉。”

文章中说：“《文艺报》编者的骄傲自大的情绪，也表现在这个刊物的老大的作风上面。”毛泽东在“骄傲自大”和“老大的作风”这些文字下面画了粗线，旁批道：

“不是这些问题，而是他们的资产阶级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问题。”

11月14日，毛泽东看到《南方日报》上转载11月4日冯雪峰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一文，他边读边批。冯雪峰检讨说：“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的统治着的事实，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毛泽东旁批道：

“限于古典文学吗？”“应说从来就很注意，很有认识，嗅觉很灵。”

冯雪峰检讨说：“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毛泽东批道：

“不是‘某些’，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不是‘缺乏’的问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冯雪峰检讨说：“这是立场上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在“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旁画了粗线，批道：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曾到广州越秀山游泳池尽情游了一番，尔后他坐在树影婆娑的游泳池畔，和他的新任秘书林克进行了第一次交谈。毛泽东很有兴致的询问林克有多大年龄，什么地方人，询问他的学历和工作经历。林克说：

“我的原籍是江苏常州，今年29岁了。幼年生活在保定。”

毛泽东听林克提到保定，就说：

“保定很有名呀，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在20年代曾到过保定，并沿着城墙走了一圈。你晓得那里有个莲花池吗？那是北洋军伐头子曹锟的私人花园。”

毛泽东淡淡的一笑，接着说：

“曹锟用5000银元1张选票，收买了500多名‘猪仔议员’，很下本钱呐。他是个很有名的贿选总统哩！”

往事如烟，毛泽东一触及历史，总能信手拈来一段与话题有关的历史故事。林克见毛泽东讲完了，就接着介绍自己的经历，他说：

“我们居家在七七事变后迁到北平。我是燕京大学经济系毕业，1946年在大学参加了地下党，参加并组织了学校的历次学生运动。离开学校后，我被调到华北局城市工作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解放后，被调到新华社工作。”

毛泽东听完了林克的介绍，就说：

“当前你的工作就是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重要动向，随时向我汇报。”

毛泽东又诚恳地对林克说：

“你做我的老师，教我英语，好么？过去，我做过教书先生，现在要做学生，拜师喽。”

林克从别人那里得知，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自学过英语，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现在学习从哪儿入手，他心中没底。于是就建议说：

“您看，是不是从学习一些短的政论文章开始？”

毛泽东欣然同意。林克随即拿出一本事先准备好的《人民中国》给毛泽东看。

自此以后，林克无论在哪里，总是要在公文包里带着毛泽东学习的英语材料。毛泽东学习英语的兴致很高，他善于挤时间学习，经常在起床后，在饭前、饭后、游泳、登山、散步之后，在开会或会见内外宾客之后或长时间紧张工作之后，学一点英语。他在外地巡视期间，无论在火车上、轮船上、飞机上，都随时挤时间学英语。除了重要会议或生病之外，从未中断。

11月25日，毛泽东结束在广州的工作，在返京途中专列停在株洲车站。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公安厅李强、唐瑞亭前往株洲迎候毛泽东。

毛泽东在站台上踱步，遇见一位铁路局的年轻负责人，便问他多大年纪。年轻人回答说27岁。毛泽东很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年轻人起来了，我就放心了。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把建设祖国的任务完成好。”

中午，毛泽东又乘专列到长沙，在大托铺专线停车休息，不久乘汽车到程潜先生家去探望，又观看了长沙市容。

晚7时，毛泽东离开长沙返京。

11月28日，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起回到北京。

11月底，王季范接到中南海的电话，毛泽东的秘书通知说：

“主席今天下午接见文运昌和文梅清两位老人，请你和章淼洪同志一起去。”

秘书还告诉他说，要把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一起请去。

前文已经讲过，文运昌年已七旬，体弱多病，难以单独外出旅行。又因王季范及其儿媳萧凤林复信之故，加之天气渐冷，致使他二次赴京迟迟没有动身。正在此时，文梅清和文蔚池要求上京，得到毛泽东的许可，于是，3人结伴同行，于10月底到达北京，住在王季范家里。将近一个月来，他们依旧是游览名胜，参观首都这几年的建设，等候毛泽东的接见。

文运昌、文梅清听说毛泽东要接见他们的消息，异常兴奋，连声说：“好，好。”文静纯也满口答应了。

中南海来了两辆轿车，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王季范、文静纯依次上了轿车，同去的还有章淼洪和两个女儿。

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的家乡客人还有他的老同学邹普勋，堂弟毛泽连，老朋友谭熙春，叔祖毛锡臣。在京的钱希钧、毛远耀、胡觉民等人也应邀作陪。

毛远耀是在1953年由衡阳市委书记调回北京化工部工作的。他一家到京后，可以经常见到毛泽东。

毛泽连、毛锡臣、邹普勋、谭熙春4人是在9月份来到北京的，他们抵京后，住在西郊宾馆。

丰泽园里车来车往，人声喧哗，好不热闹。毛泽东用韶山口音对大家说：

“今天请大家来，我们一起会会餐，打打讲。”

毛泽东询问了家乡土改和生产情况。毛锡臣和毛泽连说：

“乡下土改，我们分了田，每人平均9分田。”

毛泽东说：

“东北土改，有的地方人均七八亩地，最少的也有四五亩。”

毛泽连问：

“北方怎么有那么多地？”

毛泽东说：

“北方地多人少，南方地少人多。将来最好是从南方迁一部分人到北方去。”

毛泽连说：

“他们不会愿意上北方，南方人在家乡搞习惯了，到北方生活怎么能习惯呢？”

毛泽东笑道：

“那就听他们自己的，我不勉强。农村要解决生产困难，人民要提高生活水平。农民没饭吃，没油吃，这怎么行？要养好猪，开荒种地，多种些油菜，多种些山薯。山薯可以补充粮食，可以喂猪，猪肉多了就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毛锡臣说：

“现在农村缺少肥料。不过，大家都在想办法，担塘泥巴，换陈墙土还田。”

毛泽东摇摇头，说：

“今年担塘泥，明年换陈壁，后年怎么办呢？”

毛泽东似是自问自答：

“后年？要多喂猪，多喂牛，猪牛都可以造粪。单靠猪牛粪还不行，国家还要想办法，搞些肥料，譬如办化肥厂。你们回去也要多想些办法，多开荒，多积肥。田多肥足，粮食也就可以增产了。”

毛锡臣说：

“我们田里都种了草籽、油菜，都种了粮食和小菜。”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过去熟悉的韶山几个头面人物：

“毛吉臣还在不在？”

毛吉臣是毛锡臣的堂兄，地主出身，韶山过去的“四大宪”之一。毛锡臣说：

“毛吉臣死了多年，他有4个儿子。有一个原来在国民党部队，现在搞回来了。其余3个都在家种地，还有几个孙，也在家劳动。”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到韶山另一位绅士毛棠圃。毛锡臣说：

“毛棠圃死了。”

毛泽东问到劣绅毛明德。毛锡臣说：

“也死了。只剩下毛鸿初了。”

毛泽东说：

“毛鸿初没有文化，只是嘴巴子利害，会讲，跟他们搞到一起。”

邹普勋在谈话中说：

“我姐姐毛邹氏到北京来了一段时间了，住在她儿子毛泽全家，很想来见见主席，只是怕打扰主席的工作。”

毛邹氏是毛泽东的启蒙老师邹春培的女儿，是毛泽东堂叔毛喜生之妻。大革命时期，她曾帮助过毛泽东。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又把儿子毛泽全送到了延安。毛泽东听邹普勋这么一说，连忙道：

“不要紧，我马上派人去接她来。”

毛泽东命叶子龙驱车前往后勤部大院，接毛泽全一家人。毛泽全和他的母亲，他的妻子徐寄萍及3个女儿，先后上了车。车子经新华门驶向中南海。叶子龙笑着对毛泽全说：

“今天到主席家去的人多，乡下来了好几位亲友，王季范先生也去了。主席的孩子平时住校，今天星期六，也都回来了。”

叶子龙走进会客厅，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泽全同志全家来了。”

毛泽东问道：

“他母亲来了吗？”

叶子龙说：

“同车来了。”

“婶母来了！”

毛泽东连忙起身朝屋外走去。卫士长李银桥见毛泽东起了身，也跟着向外面走去。毛泽东来到菊香书屋前的草坪里，已听见南屋走廊里传来一阵笑语。

“婶母您好！”

毛泽东迎上前去，朝着邹氏亲切的叫着。老太太颤巍巍的移动着缠裹的小脚，仔细端详着毛泽东，也激动得喊了一声：

“润之！”

毛泽东拉着毛邹氏的手，亲热地说：

“婶婶！您老人家身体好吗？”

“好，好。”

老太太爽朗地说。

“你老人家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3个月了。”

毛泽东转身对毛泽全、徐寄萍说：

“婶婶到北京这么久了，你们也不告诉我一声？”

毛泽全连忙解释说：

“主席工作忙，我们怕打扰您……”

毛泽东摇了摇头，对邹氏说：

“不要紧。你叫泽全打个电话给我，我抽个时间见见你，不就行了嘛。”

毛泽东说着，双手搀着老太太走上屋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嘱咐说：

“慢点走，您老人家慢慢走。”

老太太年近8旬，又是小脚，她倚着毛泽东，慢慢的移动着小脚，也喃喃地说：

“慢点，慢点。我老了，腿脚不行了。”

毛泽东把客人迎进屋里。客人还真是不少，除了邹氏和毛泽全一家人，还有先到的毛锡臣、王季范及其子女、文静纯、章淼洪和两个女儿、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谭熙春、邹普勋、毛泽连、钱希钧、毛远耀和胡觉民一众人等。众人相互打着招呼，笑语盈盈，好一场乡亲大聚会。

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侄子毛远新及毛岸英的爱人刘思齐也都回来了。李敏非常活泼热情，她的两条长辫子垂在两耳后边，笑眯眯的倒茶水，削水果，招呼客人。李讷则不爱说话，她只是羞涩而矜持的站在一边。

吃饭时，客厅里摆了两张大圆桌，宾主就座，大人一桌，青年人和孩子们一桌。

大家一边吃一边谈笑风生。毛泽东给客人们敬了酒，又劝大家多吃菜。饭菜虽然比较丰盛，却也还是二米饭和一般的家乡菜。

文运昌生性诙谐，不拘小节，他爱喝酒，好讲大话，外号“酒癫子”，喝起酒来讲话不免失口，就是到了中南海毛泽东家里作客也不免喝醉。在毛泽东心目中，十六哥是一个“不大老实的人”。所以，毛泽东也不多劝他喝酒。

叶子龙从一大盘红烧肘子里挑了一块肉，放到毛泽东饭碗里，毛泽东很快吃了；叶子龙又从青年人和孩子们的餐桌上，夹了一块红烧肉给毛泽东，毛泽东吃得特别香。

饭后，毛泽东又和文家表兄谈起在外婆家读书的事，还背诵了外婆家堂屋的一幅对联。文运昌把带来的几本线装书拿给毛泽东看，这些书都是毛泽东当年读过的。徐寄萍拿过一本一看，只见书中每一页都用毛笔写满了蝇头小楷。毛泽东见到自己几十年前读过的书，如今还保存完好，很是高兴，他对文运昌说：

“十六哥，你还真会保存文物啊！你可当收藏家啰。”

“泽全，”毛泽东指着邹氏对毛泽全说：“泽全，你母亲是个好人，你父亲死得早，她带着你们受了很多苦。现在，你们要好好照顾婶母，让她老人家过一段好日子。”

毛泽东还说：

“大革命时期，我有一次到韶山调查，婶母见我脚上布鞋破了，连夜赶做了一双新布鞋给我穿。那双鞋，我一直穿到广州。”

毛泽全听了，心头一热，说：

“几十年前的一桩小事，主席还记得这么清楚。”

有一位表兄没见江青，就问道：

“主席，怎么不见江青同志？”

毛泽东风趣地说：

“她是候鸟，冬天去南方，夏天去北方，不常在家。”

文运昌提出请毛泽东给湖南省政府写一个条子，为他在湖南安排一个参事之类的工作。毛泽东一听，神色顿时严肃起来了，他说：

“建国后，韶山很多乡亲想来北京看看，我是很欢迎的。但是，一年不能来的太多，来多了我招呼不起哟！你们来去的一切费用，都是我的稿费支付的。另外，还要给当地政府添许多麻烦。生活确实困难的，我可以接济点，至于安排学习、工作这类的要求，就办不到了。”

毛泽东又指着毛泽全、钱希钧、毛远耀等人说：

“他们干革命，都是靠自己、靠组织闯出来的，我是从不干预。”

文运昌见毛泽东这么说，就再不做声了。

“还有，”毛泽东清了清嗓子继续说：“你们也不要打我的旗号，找湖南当地政府的麻烦。这点请你们原谅，也请你们回去跟其他的亲友说清楚。”

这一次，文运昌、文梅清、文蔚池在北京住了1个月，毛泽连、谭熙春、邹普勋、毛锡臣也在京住了近1个月。毛泽连等人打算回湖南去，毛泽东就说：

“十六哥他们可以和你们一起走。”

文运昌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

“主席，我还没有打算走啊！”

毛泽东听了，有些生气地说：

“你走不走由你，我不管你了！”

文运昌没奈何，只好和毛泽连等人一同乘火车返回湖南。

毛泽东在客人们离京时，给谭熙春、毛锡臣这些第一次来京的人，分别添置了一套棉被、一套棉衣裤及鞋帽等物品；其余的客人都是第2次来京，以前已经添置了衣物，这次就免了。

邹普勋告诉毛泽全、徐寄萍说：

“这次来京的乡亲，主席为他们添置的衣物规格，比以前低多了，主席也真是招待不起了。”

文运昌听了，也感慨不已。他想：主席虽然生性节俭，且有不少稿费收入，但开支大，经济并不宽裕，今后可不能过多的来北京打扰主席了。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工作情形，请看后面详细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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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9 19:00

第256章

“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

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室里还

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话说1954年12月1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和缅甸联邦首任总理吴努率领的代表团进行了第一次会谈。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及中国首任驻缅甸大使姚仲明参加了会见。

吴努是在11月30日应周恩来之邀首次来到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毛泽东一见吴努就关切地说：

“今天天气有点冷。”

“很冷。我们是从一个气候炎热的国家来的。”吴努拘谨地说：“我有这个机会来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领袖致敬，非常高兴。我们听到毛主席的名字，已经很久了。主席的名字，对于为自由而斗争的缅甸青年来说，一直是一个鼓舞的源泉。”

“谢谢。”毛泽东说：“我们也高兴看到吴努总理、吴努夫人和其他几位朋友。中国人民也很高兴，因为我们两国是密切的邻邦，多年的友好国家。”

他针对一些周边邻国因受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挑拨而对中国产生恐惧心理的情况，开门见山的问吴努：

“在历史上，中国同缅甸打过仗吗？恐怕次数很少吧？”

“打过两次。”吴努小心翼翼地说：“一次是在元朝忽必烈汗的时期，另一次是在清朝。但是我们同汉族从来没有打过仗。”

“这两次战争，都是中国人不对，中国侵略了你们。”毛泽东真诚地说：“在历史上，朝鲜和越南受中国的气最多，缅甸比较少。以后我们两国应该和平共处。”

毛泽东的坦荡和自责使吴努很受感动，他那拘谨的心情和不必要的顾虑顿时一扫而光，于是也敞开了心扉，说道：

“很坦率的讲，我们对于大国是恐惧的。但是周恩来总理访问了缅甸以后，大大消除了缅甸人的这种恐惧。”

毛泽东说：

“我们之间来往多了，更熟悉了，就能更好相处。两个国家在一个时期之内互相不够了解，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应该在合作中增进了解。我们很需要和平的环境，我们还有许多事没有办好。我们两国的经济水平差不多，主要都是农业国。像中国、缅甸、印度、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大体都在同样的一个经济水平上。我们都希望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工业国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工作，不能在短期内完成。我们需要的是国际合作和帮助，我们需要和平环境，我们需要朋友。因此我们看到吴努总理，感到很高兴。”

吴努点了点头，动情地说：

“中国对缅甸的态度一直是正确的。如果中国政府利用了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这一事实，那可能使缅甸政府遇到很多麻烦。但是中国政府不但不加利用，而且对缅甸政府的困难表示同情。对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正确和友好的态度，我代表缅甸政府和人民向主席致谢！”

吴努所说的在缅甸的国民党军队，是李弥部的大批残匪越境流窜在缅甸边境一带，大肆破坏、袭扰、贩毒、抢掠。毛泽东见吴努主动提及此事，便摆了摆手说：

“你们的困难，我们是谅解的。我们知道，国民党军队继续在缅甸存在，是因为你们有困难，而不是你们故意允许他们留在缅甸。我们决不借口国民党军队在缅甸，而破坏我们两国间的和平关系。”

说罢，他点燃了一支烟，接着说：

“我们曾经对边境上的人下过严格的命令，叫他们只采取防御措施，不得越过边境一步。”

吴努说：

“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不是一个同情我们的态度，那末很可能发展成为第二个朝鲜或印度支那。这是我们过去所担心的。因为上一次战争使我们的国家遭到很大的毁坏，许多城市被夷为平地。过去我们曾从美国政府接受过两年援助，但是后来我们停止接受了。虽然我们非常需要援助，但是我们更需要和平和中国的友谊。我们把中国的友谊看得比美援还重要。”

毛泽东说：

“我们两国的国界很长，有些疆界还没有定。我们两国边境上的少数民族也有许多是相同的，这些人互相往来是非常可能的；不满意政府的人相互跑，也是非常可能的。但是我们决不利用跑来的人，去损害缅甸政府的利益。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同时也是互利，因为互利就不能互相损害。”

他还说：

“你们心里想的，我们知道。你们怕我们的云南省对你们不利。”

吴努毫不掩饰地说：

“是的，怕得很。正因为如此，我曾建议周总理同我一起到云南走一趟。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的飞机这次不能飞过云南的山脉。”

毛泽东耐心的解释说：

“我们的想法同你们的想法是有些距离的。你们很害怕，因为不了解情况。我们对情况很清楚。我们嘱咐那里的人对缅甸友好，不要闹麻烦。我们已经作了准备，让吴努总理从云南回国。”

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接着说：

“我们应该想出各种办法来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这样可以增加我们的互信。也许有些问题现在还不能解决，例如边界问题，不过将来是要解决的，可以留到以后解决。总之，要使双方的利益不受损害。”

关于华侨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经常教育华侨遵守居留国的法律，不参加居留国国内的非法活动，搞好同居留国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国籍问题也要搞清楚，到底是中国籍还是外国籍，不应该有双重国籍。”

吴努说：

“在周总理访问仰光的时候，我曾经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这个问题超出他的权限，必须回国后同他的同事们商量。今天听到主席关于双重国籍所说的话，非常高兴。”

毛泽东还谈到了亚非会议，他说：

“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吴努告诉毛泽东说，有些国家会建议蒋介石参加会议。毛泽东说：

“看来似乎有些困难啊！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能够被邀请。只是不能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请中国参加联合国，又把蒋介石保留在联合国里。这样我们就不好去了。因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能够参加亚非会议，我们将感到光荣。”

12月1日晚，毛泽东召见周扬，就中宣部报送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谈了他的一些修改意见。

12月2日上午，中宣部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批判胡适思想的计划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下午，中国科学院院部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联席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这个计划；决定联合召开以批判胡适思想为主的讨论会。讨论的内容分为9个方面，即：胡适哲学思想批判（主要批判他的实用主义）；胡适的政治思想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点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批判；胡适的《中国文学史》批判；考据在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及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对历来《红楼梦》研究著作的批判（即对新旧“红学”的评价）。

联席扩大会议推定郭沫若、沈雁冰、周扬、潘梓年、邓拓、胡绳、老舍、邵荃麟、尹达9人组成委员会，以郭沫若为主任。

尔后，周扬将上述情况报告给毛泽东。

12月3日，毛泽东在周扬12月2日的报告上批示道：

“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2月5日，中宣部就毛泽东思想应如何解释的问题发出通知说：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今后党内同志写文章作报告，应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办理。至于讲党章和过去党的重要文件时，仍应按照原文讲解，不得改变，应当注意说明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避免误解。

此前，毛泽东曾在通知稿后面又加了一句话：

“在写文章作讲演遇到需要提到毛泽东思想的时候，可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等字眼。”

12月8日，在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召开的联席扩大会议上，文联主席郭沫若作了题为《三点建议》的发言；作协主席沈雁冰作了题为《良好的开端》的发言；中宣部副部长、作协副主席周扬作了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这3个发言稿事先都送毛泽东看过。3位发言人从不同角度阐明、发挥了毛泽东指示信的精神，提出了开展讨论批判的建议。

联席会议通过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决议第一条就是改组《文艺报》的编辑机构，重新成立编辑委员会。

后来参加讨论会的作家、历史学家、大学教授、文艺工作者以及文艺、学术刊物的编辑将近100人。讨论会一直延续到1955年3月，先后一共举行了21次会议。

从批评俞平伯转向批判胡适，正如历史学家嵇文甫所解释的那样：

“随着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在全国展开一个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而它的锋芒就逐渐从俞平伯转向胡适。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方法，完全继承着胡适的传统。‘擒贼先擒王’，几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界，如果要找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典型代表人物，当然是胡适。胡适这个人在研究‘学问’上涉及面很广。他提供了一种方法——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好像在哪一个学术部门都用得上。因此，现在各种学术部门都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的确，从五四运动以后几十年来欧美资产阶级文化先后输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胡适从美国杜威那里贩来的实用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最早向胡适的实用主义开火的是李大钊。以后30年来，马克思主义者与胡适的实用主义的斗争，一直在进行着。新中国成立之后，有些人尽管在政治上唾弃了胡适的反动行为，却依然迷恋他的实用主义治学方法。因此，认清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危害性，清除他的流毒和影响，将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使马克思主义牢固的占领思想、文化等各个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于是在12月间，各高等学校举行各种讨论会、座谈会和批评会；全国省、市级以上的报纸和学术刊物发表了几百篇批判文章。

艾思奇、胡绳、任继愈、孙定国、金岳霖、张世英等哲学界人士集中批判胡适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他的实用主义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真理论、实用主义的唯心史观、实用主义美学、教育学和心理学。批判者认为，胡适用实用主义对抗辩证唯物主义，用唯心史观对抗唯物史观，用改良主义对抗社会革命论，用个人主义对抗集体主义，他的全部思想的哲学基础是主观唯心主义；胡适否认真理的客观性，否认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可知性。

李达、侯外庐、王若水、曾文经、汪子嵩、孙思白等人系统的剖析胡适的政治思想和立场，认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五四”以后，一贯致力于抵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抗拒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胡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的产物，是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他是彻头彻尾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

范文澜、黎澍、嵇文甫、周一良等史学界人士，以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着重批判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认为胡适的所谓“科学的方法”是反历史的、反科学的。

何其芳、游国恩、刘绶松、蔡仪、王瑶、余冠英、陆侃如、冯沅君等文学界人士发表了大量文章，批判胡适的文学思想、文学史观点和对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考证，指责他歪曲中国文学史，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制造混乱；认为他以虚无主义的态度对待祖国文学遗产——根本取消“文言的文学”的价值，否定了一些最杰出的作家，降低了一些优秀的古典文学的评价；一味崇拜西方文化，主张“全盘西化”。

罗尔纲、罗根泽、周汝昌、冯友兰、贺麟、李长之、吴景超、向达、陈友松等在解放前同胡适有过交往、受胡适思想的观点和治学方法影响深入的文化学术界的这些老前辈，也纷纷撰文，一面批判胡适思想，一面检讨自己。贺麟在他的文章中，非常严厉的批判了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还顺便牵涉到梁漱溟早年的唯心主义思想，同时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向敌对思想作斗争，同时，就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批判别人，同时，也是自己照一下镜子。批判别人的反动唯心论思想，也就是自己要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个表现形式。”

再说12月11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和缅甸联邦总理吴努举行第2次会谈。他在会谈中说：

“五项原则是一个大发展，还要根据五项原则做些工作。我们应该采取些步骤使五项原则具体实现，不要使五项原则成为抽象的原则，讲讲就算了。现在世界上就有两种态度，一种是讲讲算了，另一种是要具体实现。英美也说要和平共处，但是他们是讲讲就算了的，真正要和平共处，它们就不干了。我们不是那样。我们认为，五项原则是一个长期方针，不是为了临时应付的。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

吴努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当着毛泽东的面，对中缅边境的一些纠纷发了一大通牢骚。周恩来在一旁沉思不语。毛泽东则平静地说：

“我们希望缅甸国内和平。中国不会干涉邻国的内部事务，既不会利用邻国的共产党去干涉那个国家的内政，也不会利用华侨去干涉居留国的内政。对缅甸是如此，对泰国也是如此。

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不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人，但是它同另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应该是完全平等的。”

说到这里，他将手中的烟掐灭，挥了一下手，加重语气说：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不是空话。既然说平等，大国就不应该损害小国，不应该在经济上剥削小国，不应该在政治上压迫小国，不把自己的意志、政策和思想强加在小国身上。既然说平等，互相就要有礼貌，大国不能像封建家庭里的家长，把其他国家看成是它的子弟。不论大国小国，都应当是平等的、民主的、友好的和互助互利的。应该是平等互利的关系，而不是不平等的和互相损害的关系。

我们同缅甸已经有了5年的相互关系，我们可以再看5年，再进行5年的共处和合作，来看看我们究竟是讲讲算了，还是要真正实行的。以后，我们两国之间还会发生一些问题，互相之间还会有些怀疑和不满的地方，希望我们互相都讲出来，以便采取措施，解决问题。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的关系更好，使我们的合作更发展。”

吴努说：

“坦率的说，过去我们是不敢有什么话都讲出来的，怕的是我们会被误认为英国、美国的走狗。曾经有过一个时候，我不知道在中国会遇到怎样的人，害怕会遇到像希特勒那样的人，讲话的时候拍桌高喊。但是我现在发现，我的恐惧都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互相见面了以后，互相进行了讨论和有了了解以后，我们就不怕有话直说了。这是我这次访问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之一。对于这几次恳切的谈话，我感到十分高兴。”

会谈结束后，吴努的同僚说吴努在会谈中关于中缅边境纠纷的一大通牢骚，是对毛泽东的直接冲撞，会对他不利。吴努闻言，心中很是不安。

第二天，吴努离京到中国各地参观访问，周恩来陪同他一起去北京机场，吴努非常诚恳的问道：

“周总理，我昨晚那样对待毛主席，是不是不妥？”

“吴努总理，”周恩来说：“你和我是经常见面的，如果你有什么不满，可以对我说，不必对毛主席说。”

“我很抱歉。”

“没关系。”周恩来热情地说：“不必过虑。”

12月17日，毛泽东给章士钊写了一封回信。

章士钊在12月9日给毛泽东的信中，建议安排七七事变时任宛平县县长并担任中日谈判的中方首席代表王冷斋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惠书敬悉。某君事因有些人不同意，故未能提名。此复。”

后来王冷斋成为第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12月18日，毛泽东复信给毛泽荣，他写道：

胜五弟：

你的信收到了。你要求明年4月再来北京一次，我认为可以。还有毛仙梅想来，你可和他一道来。在京住一个月回家。寄上人民币200万元（旧币——笔者注），以助日用。 顺问

近安

毛泽东

12月19日，毛泽东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几十个人座谈政协工作，他在谈话中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的政协的性质和任务等问题作了说明，他说：

“主要的问题是政协的性质问题，是国家机关还是人民团体？政协的性质有别于国家的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它也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

毛泽东针对有人曾经提出政协全国委员会的职权要相等或大体相等于国家机关才说明它是被重视的这一说法，明确说道：

“不能这样看。如果把政协全国委员会也搞成国家机关，那就会一国二公，是不行的。要区别各有各的职权。”“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是党派性的。”

毛泽东提出政协有5项任务：第一是协商国际问题。第二是商量候选人问题。第三是提意见。第四是协调各民族、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民主人士领导人员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自愿的学习马列主义。

关于“毛泽东思想”问题，他说：

“我们不提毛泽东思想。如果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并提，有人会以为是两个东西，为了不使发生误会，就不提毛泽东思想。”

他最后还对身边党内的负责人说：

“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一定要运用统一战线的武器。我们自己要有主张，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要发挥各民主阶级、各人民团体的作用。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但还要懂得去运用在此基础上的广泛的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样，动员起来的力量就会更多了。瑞金时代是最纯洁、最清一色了，但那时我们的事特别困难，结果是失败了。所以真理不在乎清一色。”

12月21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开幕。毛泽东主持会议，周恩来做工作报告。

毛泽东宣布会议休息时，说他有别的事情要提前退场，说罢便从主席台上走了下来，同委员们握手告别。他走到哪里，哪里的人们都争着和他握手。“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委员们发自肺腑的欢呼声，震撼着年轻委员李希凡的心，他和毛泽东握手后，一直痴痴地跟在毛泽东后面走，环形一周直到东廊的尽头，眼看着毛泽东在众人簇拥下走出怀仁堂。新华社摄影记者迅速按下快门，拍摄了一帧珍贵的照片《在毛主席身边》，留住了这一令人振奋的历史瞬间。

胡耀邦见李希凡还呆呆的站在东廊上，就上前拉着他的手说：

“走，去见见总理。”

周恩来交叉着双臂正站在东廊出口处同一位委员交谈，胡耀邦向他介绍了李希凡。周恩来打量着李希凡，问道：

“蓝翎是你的爱人吗？”

李希凡说：

“蓝翎是我的男同学。”

周恩来爽朗的笑了，说：

“人们总是爱信这些猜测中的事。”

12月25日，全国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1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协名誉主席，选举周恩来为政协主席，班禅等为政协副主席；达赖等为政协常委。

是日晚，全国政协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西楼宴会厅举行宴会，毛泽东健步走进宴会厅，后面是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宴会开始了，毛泽东、周恩来频频和张澜、陈叔通、李济深等老先生碰杯。与李希凡同席的朱学范见他一直深情的望着毛泽东，鼓励他说：

“去敬酒吧，毛主席要知道是你，一定很高兴。”

同桌的一位台盟的委员见李希凡还踌躇着不敢前去，就拉着他来到毛泽东面前，一面向毛泽东敬酒，一面介绍说：

“他是李希凡。”

毛泽东含笑和李希凡碰了杯，看着他说：

“谢谢你。”

李希凡急忙说：

“祝毛主席健康长寿！”

旁边的刘少奇也和李希凡碰了杯，眯起眼睛瞧了他一会儿，说：

“你很年轻么！”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读《人民日报》得知，在12月25日这一天，青藏、康藏两条公路正式通车，结束了西藏地区因为没有现代交通而一切运输完全靠肩背和牲畜驮运的历史。

青藏、康藏公路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在毛泽东“为了帮助各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伟大号召下，经过4年的艰苦奋战修筑而成的。为修筑好这两条公路，平均每一公里都要牺牲一名战士，其艰难困苦的程度可想而知。

且说毛泽东正在翻阅着报纸，周恩来来了，将彭德怀写给他的一封信及一份复电稿交给了毛泽东。

原来在12月下旬，志愿军总部致电中央军委总干部部，请示如何安置毛岸英的遗骸。12月24日，总干部部由赖传珠起草了一份复电稿，内中要求将毛岸英的遗骸运回北京安葬，尔后将复电稿送交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审批。彭德怀立即将电稿送给周恩来审阅。12月25日，他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总理：

昨24日，赖传珠同志拟一电稿将毛岸英同志尸骨运回北京，我意即埋在朝鲜，以志司或志愿军司令员名义刊碑，说明其自愿参军和牺牲的经过，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与其同时牺牲的另一参谋高瑞欣合葬一处，似此对朝鲜人民教育意义较好，其他死难烈士家属亦无异议。原电稿已送你处，上述意见未写上，特补告，妥否请考虑。

彭德怀

毛泽东在烟雾缭绕中看罢电稿和信，缓缓的对周恩来说道：

“让他和千千万万的志愿军烈士一样，安葬在朝鲜的领土上。”

说罢，提笔在信上批道：

“同意彭的意见，请告总干部部另拟复电。”

后来，在朝鲜平安道桧仓郡的山丘上“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之中，埋葬着134名中华儿女，最前排的正中间修着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墓前立着一块3尺高的花岗岩石碑，墓碑的正面镌刻着郭沫若题写的7个大字：毛岸英同志之墓

墓碑背面镌刻的文字是：

毛岸英同志原籍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是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的长子。1950年他坚决请求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1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毛岸英同志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将永远教育和鼓舞着青年一代。毛岸英烈士永垂不朽！

且说12月28日，毛泽东给李达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李达在撰写了《胡适思想批判》和《胡适政治思想批判》两文后，立即将文章寄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在给李达的回信中写道：

鹤鸣兄：

12月20日的信及两篇文章，收到看过了，觉得很好。特别是政治思想一篇，对读者帮助更大。似乎有些错字，例如“实用主义者主张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此外，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宇宙“是一篇未完的草稿……”几句话，也须作明确的批判。你的文章通俗易懂，这是很好的。在再写文章时，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千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未知以为如何？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954年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今冬明春向农民宣传总路线的指示》，要求集中力量在农村进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工作。于是，全国迅速掀起了学习宣传的热潮，有力的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建设的发展。

1955年1月，文东仙和文泮香的大儿媳妇、文赐生的遗孀刘媛英，和她护送的文运昌老伴十六阿婆杨达昌、文南松老伴二十阿婆文刘氏，应毛泽东之邀，前往北京。因为她们3个人谁都没有到过北京，就由韶山招待所派人送到长沙，再由省委交际处购买火车票护送上车，在武汉停留一宿，转乘去北京的列车。她们到京后住在中直机关招待所。

这一天，毛泽东派秘书把刘媛英3人接到中南海叙旧。寒暄之后，宾主落座。毛泽东和几个老太太拉起了家常：

“乡下生活好不好？有没有饭吃？”

“有。搭帮共产党翻了身，我们生活过得好多了。”

“油盐足不足？”

“还有吃。有时也缺一点油盐。”

“家里喂的猪、鸡、鸭多不多？”

“喂了一些。”

“要多喂些鸡鸭。特别是多喂些猪，猪多肥多粮多，还能改善生活。”

毛泽东满口家乡话，刘媛英3人感到很亲切。刘媛英从包里拿出一条带给毛泽东的腊鱼，说：

“主席表叔，这是送给您吃的。”

毛泽东摇摇头，说：

“你们来不要带什么礼物。我这里都有。你们应该留着自己吃。乡里物资少，弄点东西不容易呀！”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乡里来的客人，作陪的有王季范与夫人、章淼洪的母亲文静纯、章淼洪的丈夫朱光以及王海容等人。

毛泽东叫人把孩子们喊出来。李敏、李讷、毛远新，还有刘思齐，从南屋拥到北屋的客厅，面朝客人站成一排。毛泽东指着老太太们向孩子们介绍说：

“这些老太太，都是家乡来的亲戚。中国革命成功了，与她们是分不开的。你们要好好的尊敬她们。”

孩子们一齐朝客人鞠了一躬，按辈分一一称呼客人。毛泽东又对秘书说：

“这些老太太家里很穷，生活很不宽裕，我那稿费还有，你给她们拿些钱，再添置几件衣服。”

吃饭的时候，毛泽东不断的为客人们夹菜，指着腊鱼对刘媛英说：

“这是你带来的，你们舍不得吃，现在多吃一点。”

饭后，毛泽东同客人们合影留念。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夫妇、文静纯、杨达昌、文刘氏、刘媛英；后排站着朱光、王海容、刘思齐、李敏、李讷、毛远新。背景是齐白石送给毛泽东的那幅《普天同庆》的国画。

合影后，毛泽东又同3个老太太谈了一会儿。说到毛岸英的牺牲，刘媛英含着泪说：

“岸英1950年还到了唐家圫，看望表伯和表伯母们，彬彬有礼，尊重长辈，关心穷人疾苦，是一个很有作为的青年，只可惜牺牲太早了。”

其他人听刘媛英一说，也都唏嘘不已。毛泽东说：

“你们不要难过。抗美援朝牺牲了很多人，都是为了保家卫国，为了人民的利益。岸英只不过是成千上万牺牲的志愿军战士的一个。”

毛泽东转对秘书说：

“这些人很少到城里来，你带她们到处玩一玩，看看北京的风景名胜，颐和园、故宫、明十三陵。”

客人告别的时候，毛泽东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我十六嫂、二十嫂来了，只有十嫂、十七嫂没来了，以后，你能不能再送她们两个来京？”

刘媛英满口答应说：“能！”

后来，秘书遵照毛泽东的吩咐，带着客人游览了北京的名胜风景，还给她们每人300元钱，添置了衣服，购买了礼品。

刘媛英回到家乡，把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婆婆文十阿婆和婶婶阿婆，两位老太太高兴得不亦乐乎。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通知要求按照不同地区的情况采取如下措施：

1、在基本上完成或超过原定发展计划的地方，停止发展，全力巩固。2、在距原定发展计划尚远的地方，有准备的在巩固中继续发展。3、对那些准备不足、仓促铺开的地方，进行整顿，在不伤害积极分子热情而又保证新建社质量的原则下，允许已有的社数和社员户数做必要的合理的减少。

1月14日下午，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周恩来请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对周恩来说：

“我们已经发现了铀矿石，这是一个福音，你组织一下，把那些石头搬到中南海来，让大家都看一下，我们自己能不能搞出原子弹？”

毛泽东所说的铀矿石，是中国地质部于1954年上半年首次在广西发现的。

周恩来回到办公室，按照毛泽东的要求，立即召来了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和地质部长、地质学家李四光，同时被召见的还有国务院第3办公室主任薄一波和地质部副部长刘杰。周恩来先请李四光介绍了国内铀矿资源的勘探情况，然后转向钱三强说：

“三强同志，那么你们这里现在的原子能科学研究状况怎么样呢？”

钱三强便详细介绍了原子核科学技术研究的状况。周恩来全神贯注的听着，尔后询问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核能事业的必要条件。最后，他告诉钱三强和李四光说：

“明天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要听取这方面的情况，你们要做点准备，简明扼要，把问题说清楚。地质部可以带点铀矿石，三强同志可以带简便仪器做点现场演示。”

1月15日，印度总理尼赫鲁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这一消息使世界为之震惊。

1月15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钱三强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此次会议的整个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

这天下午，钱三强和李四光、刘杰按照约定时间准时到达中南海的一间会议室里，会议室里边已经围坐着许多他们所熟悉的中央领导人，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邓小平、陈云、李富春、彭真、薄一波。

毛泽东一见钱三强、李四光、刘杰来到会场，便笑着招呼他们3人近前坐下，开宗明义地说道：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们来上一课。”

李四光见毛泽东这样坦诚，也不便客套，拿出一小块黄黑色的铀矿标本，说明铀矿资源与发展原子能的密切关系。领导人们一个一个的传看着铀矿标本，对它那神话般的巨大能量感到新奇。

接下来，钱三强站起来汇报了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在原子能方面的发展概况和国内科学家近几年所作的工作。他为了加深领导人们的直观印象，便把带来的自制盖革计数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自己口袋里，从桌旁走过，盖革计数器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响声。全场的人都高兴的笑了起来。有的人兴趣很浓，也亲自作了试验。

当钱三强讲到核原理时，毛泽东问道：

“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

钱三强说：

“是这样。”

毛泽东又问：

“那质子、中子，又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

钱三强闻言，一时语塞。此时的科学界尚无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毛泽东有此一问，他就思考着回答说：

“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谓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它们是不可分的吗？”

毛泽东追问道。钱三强说：

“现在的研究是这样。能不能分，还没有被认识。”

“我看不见得。”毛泽东打着手势说：“从哲学的观点来看，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原子里头分为原子核与电子，他们是对立统一。原子核里头又分为质子和中子，它们也是对立面的统一。一分为二是普遍的现象。质子、中子、电子仍然是可以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

听到毛泽东如此说，在场的科学家都沉默了，有的还露出了怀疑的神色。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非常自信的微笑着说：

“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不过现在实验条件不具备，还没有做出来，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

后来科学的发展证明，此一论题的正确思考者，正是毛泽东。他的这一番议论以及本传后面还要多次叙述的他在这方面的重要议论，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1977年在夏威夷召开的世界第7届粒子物理学讨论会上，爆发出了一个以毛泽东名字命名的“毛粒子”的重大新闻。起因是由美国著名微粒子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金获得者格拉肖首先提出了建议。他在发言中把物理学家逐层研究物质结构的历程比做剥洋葱。他还说：“洋葱还有更深的一层吗？夸克和轻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组成部分呢？许多中国物理学家一直是维护这种观念的。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格拉肖的建议和“毛粒子”的命名，表明了整个世界科学界对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崇高敬意。

且说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开始做总结性讲话，他说：

“我们还有很多矿石没被发现嘛！我们很有希望，要找！现在已经找到了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到更多矿床来。我们有丰富的矿物资源，我们国家也要发展原子能。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反映过，但其它事情很多，我们还没有腾出手来，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要大力发展原子能研究工作。你们看怎么样？”

毛泽东看了看大家，接着说道：

“现在苏联政府愿意给我们积极的援助。这很好。我们要尽快把反应堆、加速器建立起来。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与会者对大力发展原子能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决心，有不少人提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询问国内国外的情况。钱三强都一一作了回答。

会议一直开到7点多钟，到了吃饭的时间，大家从会议室来到餐厅。餐厅里早已摆好了3张餐桌。毛泽东请钱三强、李四光与他同在一桌，钱三强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的右边是彭真，左边是李四光。李四光改用湖北话与毛泽东交谈，无拘无束，十分开心。少顷，彭真把话题引向了钱三强，他对毛泽东说：

“三强的父亲就是钱玄同，是北大教授。主席那时也在北大，见过面没有？”

“知道，但是没有见过面。”毛泽东又笑着对钱三强说：“最近我看了一本书，有你父亲的一篇文章，《<新学伪经考>序》。”

钱三强说：

“父亲写这篇文章时，我正读高中，曾经听他说过。他写这篇序，很认真，下了不少功夫。”

毛泽东徐徐点头，说道：

“钱玄同先生在他的文章里，批评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新学伪经考》是康有为的著作，他说有许多古书都是经过后人篡改过的。章太炎对这本书有反对意见。钱先生为这本书作了长序，这篇文章代表他对经学今文、古文问题的成熟见解。他在文中提出：‘总而言之，我们今后解经，应该以实事求是为鹄的，而绝对破除师说、家法……’钱先生就在这篇长序里，反驳了他的老师章太炎。有这种勇气来追求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啊！”

这顿饭是毛泽东请客，开始上菜了，每个桌上6样菜，都是极普通的湖南风味菜。看看饭菜上齐了，每个人的杯子里也斟满了酒，毛泽东端起酒杯站起来，大声说道：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顺利发展，请大家共同干杯！”

欲知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后来如何发展，且待以后慢慢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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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9 19:03

第257章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话说1955年1月12日，毛泽东对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准备公开印发胡风给中共中央报告（即三十万言书——笔者注）部分内容的报告，作了不少修改，并批示道：

“刘、周、邓即阅，退陆定一同志，照办。”

1月14日晚，听到风声的胡风找周扬谈话，表示承认错误，并要求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果要发表，他希望在卷首附上他写的《我的声明》，声明的内容如下：“这次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开展后，我受到了很大教育，现在正在检查这个‘材料’里面的错误，在这个材料公开发行时，我首先声明两点：这个‘材料’里面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上的态度，我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这个‘材料’里面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来的判断是带有很大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的调查研究，后来发现有不切合实际之处，但现在‘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以上一切，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周扬认为胡风的声明内容太笼统，不具体，发表了对读者没有好处。

1月15日，周扬给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写了一封信，并请转呈毛泽东。

陆定一在周扬的信上作了批示：“建议将胡风声明送作协主席团传阅，由主席团决定给以口头答复，即：内容太不具体，决定不登载。”

这一天，毛泽东看了周扬的信和陆定一的批示，当日即将信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传阅。他写道：

“1、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2、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是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

由此引出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段公案。毛泽东何以对胡风问题如此重视？此事说来话长。

胡风其人，本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从30年到50年代，胡风与其他一些作家在文艺思想上有过5次大的争论：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的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的、正面的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的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第4次是在1951年冬，全国文联常委会根据毛泽东“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号召，决定在文艺界进行整风。一些读者给《文艺报》来信，提出应该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批判。1952年4月，周扬在上海同胡风进行一次长谈。批评了胡风。胡风感到不安。5月4日，胡风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信，并附上了《文艺报》通讯员《内部通报》所发表的要求公开批评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5月23日，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10周年。5月25日，武汉《长江日报》发表了舒芜的《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章。文章对照《讲话》结合自己解放前后的思想实际检查了自己过去的错误思想。6月8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并由胡乔木加了编者按语，肯定舒芜的检讨，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的实质是“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文艺思想。”舒芜的文章发表后，在胡风和与胡风接近的人们中间引起了很大震动，但胡风仍没有接受批评。从9月6日开始，文艺界在北京先后召开了4次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就他和党的不正常关系作了一些反省。但对于自己文艺思想上的原则问题，始终没有什么检讨，而是作了辩解。1953年2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周恩来和党中央报送《关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经过情况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肯定的批示。中宣部的报告和周恩来的指示均曾经毛泽东、刘少奇圈阅。1953年《文艺报》第2期和第3期上分别发表了林默涵执笔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何其芳执笔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两篇文章都认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根本性质的错误”，它“实质上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文艺方针背道而驰的。”《人民日报》转载了林默涵的文章，有的省市的报纸也转载了林、何的文章。1954年，胡风借着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人民日报》社论《学习四中全会决定，正确的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7月间，撰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呈交当时政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习仲勋，由习仲勋转交中共中央。胡风在《三十万言书》中，对林默涵批判他的观点一一加以辩驳；论述了“主观战斗精神”问题；指出文艺界存在着的宗派主义没有得到清算；他把提倡共产主义观，提倡作家到工农兵生活里去，提倡思想改造，提倡民族形式，提倡写革命斗争的重要题材，比喻成插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

第5次是在1954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倾向的批评。他指出文艺界一些领导同志压制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保持资产阶级权威。于是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在10月31日至12月8日先后召开了8次扩大会议，对《文艺报》进行了批评。胡风作为文联委员和作协理事也参加了几次会议，他在两次发言中点名批评了周扬等10多个文艺界的负责人并指责《文艺报》对阿垅、路翎、鲁藜的批评，是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是压制新生力量。胡风的发言，引起一些与会者的不满。郭沫若、沈雁冰等不点名的批评了胡风。12月8日，周扬作了总结性的发言《我们必须战斗》。其中第三部分是：“胡风先生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分歧”，着重批评了胡风所集中力量攻击的《文艺报》宣传了的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该文送给毛泽东看过。12月1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周扬的讲话。

这就是关于反对胡风反党集团一段公案的由来。

这正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冤家聚头事不休。

且说1月18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此前，《人民日报》1954年7月23日发表社论，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昭告全世界。8月3日，美国公然宣布，要用海空军“保护台湾和澎湖列岛”。9月3日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一次炮击金门。9月8日，美、法、英、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菲律宾、巴基斯坦8国在马尼拉签订了针对中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成了马尼拉条约集团。9月22日，人民解放军再次开始炮击金门。12月2日，美国与台湾当局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于是，毛泽东命令人民解放军集中力量首先解放与海运、渔业直接有关的浙江沿海岛屿，向世界各国表明中国要解放台湾的决心；同时要尽力避免引起中美直接冲突，酿成国际争端。

1月20日，中央宣传部向中共中央报送了一份《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报告中说：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是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小集团的活动，其目的就是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争取领导地位，反对和抵制党的文艺思想和党领导的文艺运动。”

毛泽东在这一段之后加写了两句话：

“企图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社会和我们的国家，反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代表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他对党领导的文艺运动所进行的攻击，是反映目前社会上激烈的阶级斗争。”

1月23日，中央军委先后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

1月24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发表《关于美国政府干涉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声明》，揭穿了美帝国主义的阴谋，郑重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解放台湾是中国的主权和内政，决不容许他人干涉。

在藏历木羊年新年（藏历和农历基本相同，1月24日是农历正月初一日——笔者注）这一天，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与达赖、班禅欢聚一堂，共度新年。毛泽东在致词中说：

“我们大家应当努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汉藏民族团结，共同建设我们的伟大祖国。”

1月26日，中共中央以（55）018号文件批转了中宣部关于开展批判胡风思想的报告，018文件中写道：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错误，他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在长时期内进行着反党反人民的斗争，对一部分作家和读者发生欺骗作用。因此，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各级党委必须重视这一思想斗争，把它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一个重要斗争来看待。把它作为在党内党外宣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一项重要工作来看待。”

中国作协主席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和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印成专册，随《文艺报》1955年第2、3期合刊附发。

1月27日，毛泽东在陆定一的请示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此前，梁漱溟曾写了一篇《告台湾同胞书》，送给陆定一审阅。陆定一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并就修改和发表问题向周恩来请示，周恩来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批道：

“陆拟各点均不可改，只在文尾倒数第3行第2删去‘事不宜迟，……’几句。此文可以广播，并可在北京、香港两处报上发表。”

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毛泽东在同他谈话中说：

“中国和芬兰是友好的国家。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之上的。

中国同芬兰从来没有发生过冲突。在欧洲国家中，在历史上，中国只同英国、法国、德国、沙皇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荷兰等国有过战争，都是这些国家从老远跑来侵略中国的，比如英法联军和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八国联军对中国的进攻。参加侵朝战争的有16个国家，其中有土耳其、卢森堡等国。这些侵略国家都说他们是爱好和平的，却把朝、中两国说成是侵略国。

今天，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我国有6亿人口，有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美国那点原子弹，消灭不了中国人。即使美国的原子弹威力再大，投到中国来，把地球打穿了，把地球炸毁了，对于太阳系说来，还算是一件大事情，但对整个宇宙说来，也算不了什么。

我们有一句老话，小米加步枪。美国是飞机加原子弹。但是，如果飞机加原子弹的美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那么，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一定会取得胜利。全世界人民会支持我们。”“美国如果发动第3次世界大战，那末，算它要打8年或10年吧，其结果是美国和英国及其它帮凶国家的统治阶级要被扫光，世界上大部分地方都要变成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世界大战的结果，不是有利于好战分子，而是有利于共产党和世界革命人民。他们要发动战争，那就别怪我们搞革命，也就是他们口口声声所说的我们搞‘颠覆活动’。他们不搞战争，还可以在地球上多存在一些时候。他们发动战争越早，他们在地球上被消灭也就越早。那时候就要建立人民的联合国，可能设在上海，也可能设在欧州一个什么地方，也可能还设在纽约，如果那时美国好战分子已被扫光的话。”

1月30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此时，美国见大陈岛失守已成定局，向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要其撤离大陈岛。

1955年2月2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彭德怀写了一个批复。

此前，海军司令部在给中央军委的关于蒋军从大陈岛撤退期间我海岸炮使用问题的请示电中说：“如无美舰直接参加大陈撤退时，我海岸炮可对大陈及港口实施准确射击。”毛泽东在一旁批道：“不妥。”他又在给彭德怀的批复中写道：

“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后来，国民党军在2月11日撤离大陈岛。到2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2月5日、7日，中国作协主席团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各地也按照中央指示召开了文艺工作的座谈会和讨论会。

《学习》杂志1955年第1期发表了《展开对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的批判》的评论。

《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批判性文章。许多作家、艺术家、理论家也在中央和地方报刊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胡风的《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其中最有权威的是郭沫若的《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

2月8日这一天是农历正月十六，李讷一大早就将一件小礼物和一封给爸爸的信送到了警卫值班室。这件礼物是一个用丝线在圆形的硬纸上编织出来的非常精致的小书签，上头一面画有寿桃，一面写着：送给亲爱的爸爸。她在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爸爸：

你正在睡觉吗？一定睡得很香吧？

你一定奇怪，我为什么突然要写信给你。事情是这样的：在你过生日的时候，我想给你送礼，一块手绢还没有绣成，你的生日就过去了；而且也绣得很不好，于是我就没有送。因为我知道你不会生气，你是我的好爸爸，对吗？这次妈妈的生日就要到了，就趁此补补吧。我送的东西也许你不喜欢，但这是我亲手做出来的。东西虽然小，但表示我的心意：我愿我最亲的小爸爸永远年轻，慈祥，乐观，你教导我怎样生活，怎样去做人，我爱你呀！小爸爸，我愿你永远活着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吻你。热烈爱着你的女儿

李讷

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

尔后，毛泽东发布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发布实施。

在人大常委会议期间，毛泽东见到了在20年代红军中有“红姑娘”之称的曾志，问她说：

“你学过英文吗？”

曾志说：

“我在小学学过一点儿，我们的校长是美国人，教师和校长都用英文讲话。这么多年了，早已忘得干干净净。”

“英文将来是世界语言，要学一点儿，会有用处的。”

毛泽东非常认真地说。曾志却有些为难：

“我都46岁了，脑子记不住了。”

“我都62岁了，还请了一位英文教员，每星期给我上几小时的英文课，都已经学了2年了，你才40多岁就不能学了？”

曾志被毛泽东说得不好意思了。她看着毛泽东，仿佛眼前的毛泽东还是1929年在苏家坡旁若无人的念他那特有的湖南腔英语的那个毛泽东。

2月14日，毛泽东出席了苏联驻华大使馆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举行的宴会。毛泽东在宴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祝愿中苏友好关系万古长青。

2月23日，是藏历木羊年正月初一，达赖和班禅到中南海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拜年。

2月24日下午，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盛大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应邀出席。毛泽东致辞，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各民族间的团结，共同建设伟大的祖国。

1955年，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亲切接见了老同学谭世瑛。谭世瑛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时的国文老师谭咏春的儿子。毛泽东深情地说：

“你爹还在东山不？你老倌子有点眼光，那时候，我的个性与人家不一样，只有他老先生看重我。”

“你父亲是一位热心的教育家，他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我也进不了东山学堂，也到不了长沙，只怕还出不了韶山冲呢！在当时，他能够那样关心我这个学生，真是不容易的呀！”

毛泽东又问：

“世瑛先生，家里有些什么人呀？”

谭世瑛说：

“我和婆婆子，还有仨崽，一个已经成家。”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真是‘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啊。儿子都在做什么事呀？”

谭世瑛见毛泽东主动问起儿女的事儿，此时时机已到，便把儿子将要被人民政府镇压一事说了一遍。

原来，谭世瑛的儿子谭可和媳妇以前杀害过共产党员，后又接受派遣和一个女特务潜伏回乡，与人民政府为敌。现在谭可和媳妇被人民政府抓了起来，要进行公审法办；而谭世瑛因为要替儿子申诉，也曾被管制起来。他现在来找老同学，就是想请毛泽东为儿子说说情。

毛泽东闻听此事，看着眼前清贫了一辈子的老同学，家中竟出了这样一个逆子，也算是老年一大不幸。他一步一步踱到谭世瑛面前，语重心长地说：

“世瑛先生，我们家乡有一句乡谚：‘儿大不由娘’。又说：‘崽大爷难做’。做父母的，只能生他的身，不能生他的心。就算同胞一母所生，比如萧子升、萧子暲两兄弟，一个要朝东，一个要朝西。人各有志，谁也管不了谁。所以我劝你，儿女们的事，你不要去管。据我看，你想管也管不了。”

1955年3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行新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币。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指示分析了思想战线上斗争的形势，论述了宣传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大意义。指示说，开展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是在学术界中在党内外知识分子中宣传唯物主义的有效方法，是推动学术讨论和科学进步的有效方法，是促进各个学术领域中马克思主义新生力量成长的有效方法，是培养、组织理论工作队伍的有效方法。

指示还强调说，在学术批评和讨论中，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要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有严重资产阶级观点的人，只要他们在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在对其学术思想展开严肃批判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团结的方针。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鼓励其参加学术讨论和进行自我改造。

3月1日，中共中央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批示说：节制生育是关于广大人民生活的一项重大决策性的问题。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国家、家庭和新生一代的利益，我们党是赞成适当的节制生育的。各级党委应在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少数民族地区除外），适当的宣传党的这项政策，使人民群众对节制生育问题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这是中共中央对中国人口计划生育问题的首次决策。

3月3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迅速布置粮食购销工作，安定农民生产情绪的紧急指示》，指示强调必须在粮食统购统销工作中，进一步采取定产、定购、定销的措施，使农民对自己的交售任务心中有数。

3月5日，毛泽东将他的卫士从家乡带回的一封群众来信批转给河北省委书记林铁。信中反映河北安平县一个乡里在农业合作化当中，干部粗暴的用“跟共产党走，还是跟老蒋走”一类的大帽子压群众入社。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这是我的卫士回他的家乡安平县从那里带回的一封信。这种情况恐怕不止安平县一个乡里有，很值得注意。”

据杜润生回忆说：“在3月8日，邓子恢还跟我说，毛泽东嘱咐要重视党和农民的关系，农民负担很重。5年实现合作化步子太快，有许多农民入社，并不是真正自愿的。57年以前三分之一的农民和土地入社就可以了，不一定要达到百分之五十。”

3月初，正当中国外交部为周恩来出席万隆亚非会议进行紧张筹备之际，国家有关部门获悉国民党特务制订了“1号”行动计划，要在会议期间暗杀周恩来及代表团成员。

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担心周恩来万隆之行有什么闪失，考虑不让周恩来出席这次亚非会议，毛泽东动情的对周恩来说：

“恩来呀，这次风险比较大，国民党特务机关已经在多处布下暗杀你的网，你若是有点闪失，那可不得了。我们党和国家需要你呀。我们是多年的好战友，亲密的战友，你对我的支持和帮助太大了，一刻也离不开你，所以我请你慎重的认真的考虑，是否你就不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了。”

周恩来说：

“我知道，诚如主席所说的，去固然要冒很大风险，但是去，可以促使亚非会议更好的进行，取得好的成果，多交些朋友，扩大中国的影响，促进亚非国家的团结和友谊，在亚非国家中架起友谊之桥，和亚非人民一道，为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扩大和平地区，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做出贡献。外交也是斗争，有斗争就有牺牲。如果我因为怕死而不出席会议，就辜负了亚非人民的希望，也对不起吴努、尼赫鲁、苏加诺、沙斯特罗阿米佐约，他们诚心邀请我出席亚非会议，而我却不能如约对印尼进行访问，谈好了的计划日程不能实行，岂不是失信于人吗？所以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出席。”

毛泽东也考虑到找不到合适的人来代替周恩来，就说：

“你和陈毅去可以，但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妥善安排，千万不可粗心大意。”

周恩来说：

“这次去得分兵两路，全部经过缅甸，对方接待有困难；同时，印度的飞机已租好，不能毁约。我想，我和陈毅同志及代表团主要成员经缅甸飞雅加达，现在民航已准备从昆明试飞仰光，如果成功，就快了，我们可以在昆明多停留两天，把会议文件再斟酌一遍。其它的同志则按原计划从香港飞雅加达。”

3月8日，毛泽东到达赖住地看望他，并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毛泽东说：

“你很有希望，你比我年轻。我们要将全中国都搞好，再把眼光放大，要把全世界都搞好。佛教的教义也有这个思想。”

达赖激动地说：

“主席突然到这里来，我像是在做梦。经过和主席的几次见面谈话，我的内心起了极大的变化。我回去之后，一定把这些指示变成实际行动，有什么事一定向主席直接报告，同时也请主席给我各方面的指示。”

3月9日，国务院第7次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关于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规定自治区筹委会是负责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由达赖任主任委员，班禅任第一副主任委员。

3月9日，毛主席到畅观楼班禅住地为其返藏送行，并和班禅作了长时间亲切交谈。

3月12日早晨，毛泽东连续工作了一个通宵，正准备躺下休息，听说达赖马上就要离京了，立即吩咐备车。仓促之间，毛泽东竟然只穿了睡衣，乘车直奔东交民巷为达赖送行，与达赖握手告别，并送达赖8个字作为临别赠言：团结进步，更加发展。

此后，“团结进步，更加发展”成为指导西藏工作的基本方针。

3月13日，应周恩来之邀准备从香港归国的卫立煌，将事先草拟好的《告台湾袍泽朋友书》发至北京。毛泽东展开一看，只见卫立煌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中写道：

各位朋友、各位袍泽：

我现举两项个人亲身经历之事，使各位更知蒋介石如何卑劣。

抗战时期，我负第一战区责任，在黄河北岸，背水奋战，拒敌5年。因为我主张国共共同抗战，故凡八路军（解放军前身）担任之任务和补给，都主张公平办理。乃竟召蒋疑忌，认为我偏袒八路军，破坏他攘外必先安内之阴谋，将我调离第一战区，并暗行监视。东北之战，完全由蒋三到沈阳亲自主持策定，虽经各将领一致陈述意见，认为不可，但蒋一意孤行，终至全军覆没。事后因受立法院及国人指责，乃竟向部下诿卸责任，谤为系我失职，派宪兵特务将我监视于南京私邸，并由宪兵司令张镇告我：未见蒋以前，最好不要接见其他客人。后经吴礼卿先生向蒋提问此事，蒋竟诿称不知。吴先生事后又问张镇何以总统并不知道卫长官家中会派有宪兵，不许见客。张镇闻言，惶恐不知所答。

以上二事，不过就我亲身经历中较大者而言。我同蒋介石共事30余年，他都肯做出这种丧心病狂、倒行逆施、背信弃义、陷害部属的事来，诸位还不及早警惕吗？

我自辛亥年投笔从戎以来，即决心献身革命，希望有所助益于改革腐旧社会，建设现代国家。只因蒋介石窃据领导地位，利欲迷人，背叛革命，只图千方百计巩固私人权势，置国计民生于不顾，以致数十年光阴虚耗，未能如愿以偿，既恨且愧。自从我在香港住了5年以来，闭门阅读各种书报杂志，站在客观的立场观察实际，寻求革命真理。新中国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凡百设施，突飞猛进，为有史以来所未有。回想过去蒋介石几十年来的所作所为，比起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下5年来的建树，使我更为明白是非功罪，何去何从。所以我觉得这几十年误随了祸国殃民的蒋介石，实在愧对国家愧对国人。现在祖国正在进行解放台湾，予我们大家一个效忠革命，为人民尽力的机会，以赎前愆。

卫立煌

毛泽东看罢，稍加思索，提笔在上面写了一个批语：

“此件以一字不改，照原文待卫到广州时即行发表为好。在广州发表时，即送香港登报，并登广州报纸。同时由新华社发来北京，播发北京及全国登报，并发口语广播，译成外文发表。此件完全可用，不需要修改。”

3月14日，毛泽东在彭德怀转报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关于对马祖、金门斗争问题给总参谋部的请示电上批示道：

“马祖及其它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3月1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

黄炎培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他的家乡农民生活苦、吃不饱。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农村粮食问题已采取措施，下一年度可以缓和下来，目前则仍有些紧张。”

3月15日，卫立煌和夫人韩权华一行甩掉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由香港回到祖国大陆。他们一到广州，就受到了华南局书记陶铸和华南局统战部长林李明及广东省党政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卫立煌立即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新华社及香港、广州和内地各大媒体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均同时播发了这一重要文告。

3月16日，卫立煌给北京发电报，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致敬，报告他已经回来了。

3月17日，毛泽东在卫立煌的电报上批示道：

“应发一电表示欢迎。由华南分局派适当干部好好护送来京。如他愿意广州、长沙、武汉、郑州等处（或走上海天津）看看建设情况，应先电告各处好好引导招待，并表示热情欢迎态度。”

他还拟写了一份发给卫立煌的复电稿：

广州华南分局即送卫俊如先生：

3月16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卫立煌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和夫人韩权华一起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由南向北，沿途参观访问。

3月中旬，毛泽东召见邓子恢、陈伯达、廖鲁言、陈正人、杜润生。他在听完农村互助合作和粮食征购的情况汇报后，说道：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就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起来暴动。”“现在有些地方要停下来整顿，如华北、东北；有些地方要收缩，如浙江、河北等；有些地方要发展，如新区。”“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

3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五中全会。

会议讨论了高岗、饶漱石的问题。全会决定：饶漱石不出席即将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保留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他的中央委员和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们这次全国代表会议有3个议事日程：第一，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和关于这个计划的报告；第二，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第三，关于成立中央监察委员会。”

“我们现在是处在新的历史时期。一个6万万人口的东方国家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在这个国家里改变历史方向和国家面貌，要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使国家基本上工业化，并且要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是决不会不遇到困难的，如同我们在民主革命时期所曾经遇到过的许多困难那样，也许还会要遇到比过去更大的困难。但是，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以不怕困难著名的。我们在战术上必须重视一切困难。对于每一个具体的困难，我们都要采取认真对待的态度，创造必要的条件，讲究对付的方法，一个一个的、一批一批的将它们克服下去。根据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我们遇到的每一个困难，果然都被克服下去了。种种困难，遇到共产党人，它们就只好退却，真是‘高山也要低头，河水也要让路’。这里就得出一条经验，它叫我们可以藐视困难。这说的是战略方面，是在总的方面。不管任何巨大的困难，我们一眼就看透了它的底子。所谓困难，无非是社会的敌人和自然界给予我们的。我们知道，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于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想一想我们自己的历史，就会懂得这个道理。”“不论在自然界和在社会上，一切新生力量，就其性质来说，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而一切旧势力，不管它们的数量如何庞大，总是要被消灭的。因此，我们可以藐视而且必须藐视人世遭逢的任何巨大的困难，把它们放在‘不在话下’的位置。这就是我们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是有科学根据的。只要我们更多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的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的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会议听取了陈云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1个五年计划的报告。

3月22日，陈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毛主席：

送上我的发言稿，如你能加以审阅指正，会使我获得进益，并增加发言的勇气。本文对高、饶的罪恶作了揭露，又引申到批评党内现状，是否需要，是否过火，我在这点上是有些犹豫感的！另外关于路线检讨，我是把我入党30多年来的思想演变过程作了概括叙述，既不护短也不是哗众取宠，力求适当，即做到有更大的妥当性。这个问题我所用功夫是很多的，但是否够格，是否有毛病，尚不敢完全自信。你昨日说反革命有规格，我想自我检讨亦有其一定的规格，我开的规格只此而已，故热望指正。

陈毅

3月23日，毛泽东在陈毅的发言稿上作了批示，他写道：

“你的发言稿，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可以和应该那样说，不算过火。在第21页上，我加上几个字。我感觉饶漱石的罪恶，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

会议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此后在会议讨论中，由于饶漱石闹翻案以及大批新的揭发材料的出现，高、饶问题“逐步升级”。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阐述了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指导思想和看法。他说：

“必须坚持‘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方针。”

3月26日，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找邓子恢等谈话。他说：

“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否则生产力会起来暴动，当前农民杀猪宰羊就是生产力暴动。”

毛泽东就农业合作化运动与邓子恢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东北、华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并建议由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审议批准，颁布实施。

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了高岗、饶漱石的党籍，撤销了他们在党内外的各项职务。对于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将张明远、张秀山、赵德尊、马洪、郭峰的处理比较宽，没有开除他们的党籍，只是给予降级处分。对于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和上海公安局长杨凡，给予开除党籍、撤职查办的处分。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选出以董必武为书记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3月31日，毛泽东在全国党代会上发表了结论性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我们要在党内外500万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中，宣传并使他们获得辩证唯物论，反对唯心论，我们将会组成一支强大的理论队伍，而这是我们极为需要的，这又是一件大好事。”“没有这支队伍，对我们全党的事业，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社会主义改造、现代化国防、原子能的研究，是不行的，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因此，我劝同志们要学哲学。”“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

关于对待在高岗、饶漱石反党活动中犯了错误的人，毛泽东说：

“对这些同志，我们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就是希望他们改正错误，对他们不但要看，而且要帮。就是讲，不但要看他们改不改，而且要帮他们改。人是要有帮助的。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一个篱笆要打三个桩，一个好汉要有三个帮。”“对受了影响的人，不管有深有浅，我们一律欢迎他们改正，不但要看，而且要帮。这就是对待犯错误同志的积极态度。”

1955年4月1日，公安部以反革命罪将饶漱石逮捕入狱。

4月2日，潘汉年由于受到饶漱石一案的震动，他带着写好的一份检查材料去见出席党代表会议的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毅，请将这份材料转呈中央。陈毅听了潘汉年的报告及材料，大吃一惊，安慰了潘汉年几句，便匆匆将材料亲自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看罢材料，大为震怒，当即批示道：

“此人从此不能信用。”

4月3日，公安部受命逮捕了潘汉年，罪名是潘汉年在检查材料上所检讨的两件事：一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秘密会见过汪精卫而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报告；二是对上海市公安局“重用、包庇和掩护”胡均鹤等大批特务的问题负有直接责任。

4月4日，毛泽东主持续开七届五中全会，批准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3项决议和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人选。全会正式批准逮捕饶漱石和潘汉年。

七届五中全会补选林彪、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4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批准了周恩来提交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方案（草案）》、《访问印度尼西亚计划（草案）》和《关于目前中缅两国间一些实际问题的处理方针》。

4月5日，卫立煌及夫人韩权华一行抵达北京，毛泽东安排由周恩来负责接见。周恩来设家宴招待了卫立煌一行。

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到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谭震林、江渭清等人陪同下，到南京栖霞区十月农业合作社参观。他同社员们进行了亲切交谈。走到村头时，他突然转向身边的江渭清：

“渭清，上次我们谈过城市绿化的事，依你看这郊区的绿化该怎么个搞法？”

前边说过，1953年2月下旬毛泽东在紫金山天文台谈过南京城市绿化的问题。如今江渭清见他又提到郊区绿化的问题，便回答说：

“我们已有部署了，根据具体情况做综合安排，打算搞防风林、用材林、薪炭林和经济林。针对树木品种不同，生长快慢不同，搞长短结合，‘公孙三代’，不久就会见成效的。”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

“这里的经济林将以什么品种为主啊？”

江渭清说：

“根据调查研究，很适合种水蜜桃树。”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可好，将来南京地区的水果供应问题也就能解决了，真正是造福后人啊。”

在上海，毛泽东听取了柯庆施的汇报。柯庆施说，在县、区、乡3级干部中，有30%的人反映农民要“自由”的情绪，不愿意搞社会主义。

4月7日，周恩来、陈毅一行人驱车到北京西郊机场，前往万隆参加亚非会议。他们刚要登机，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匆匆赶来，把一份重要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见上面写道：

“蒋介石特务机关已高价收买香港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准备利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香港停留之机，将定时炸弹放入飞机油箱内，以暗害周总理和代表团成员。”

周恩来看罢情报轻蔑的一笑，与陈毅等人飞往重庆，再转昆明。

周恩来到了昆明，打电话给西花厅，要工作人员告诉外交部，要外交部在“克什米尔公主号”抵达香港之前，将罗长青送给他的情报通报英国驻华代办处、新华社香港分社及赴香港候机的部分中国代表团工作人员。

4月10日上午，中国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将情报通报给英国驻华代办处参赞艾惕斯。是日晚，新华社香港分社将情报向印度航空公司驻香港办事处作了通报。

4月11日上午，因驻香港的特务机关收买了启德机场的地勤人员周驹，让他在“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上安放了定时炸弹，致使飞机飞离香港前往印度尼西亚途中5小时后爆炸，机上的中国、越南代表团工作人员及随同前往的中外记者11人，全部遇难。

此时，周恩来、陈毅等一行人尚在昆明，幸免于难。

4月21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在北京召开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在会上致开幕词。

会议的主题是讨论合作化的发展形势和下一步整顿收缩的方针、政策。

4月22日，毛泽东结束了在南方的考察，回到了北京。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会见了17年未曾谋面的卫立煌，两双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对卫立煌的归来，感到非常高兴，他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海外的生活情况，向卫立煌介绍了解放后中国的变化和将来的发展蓝图。卫立煌为之欢欣鼓舞，感谢毛泽东的关怀，表示向往新中国的建设。

是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饭罢，又一起观看了一场电影。卫立煌十分感激毛泽东的热情款待。

4月27日，毛泽东会见了巴基斯坦新任驻华大使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

巴基斯坦在1951年就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它后来又参加了美国策划的东南亚条约集团。刚刚结束的这一次亚非会议，巴基斯坦也是发起国之一。

毛泽东在同苏尔丹一乌丁.阿哈默德谈话中说：

“亚非会议要不是由5个科伦坡国家发起，而由中国发起，那就开不成。他们相信你们，不相信我们，原因是我们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但是，我们共产党并不像美国所描写的那样是不理发的，是青面獠牙、三头六臂的，我们是讲道理的。

现在我们了解，巴基斯坦当初参加马尼拉条约集团是因为怕中国侵略。希望你们慢慢的能了解中国是不会侵略的，并希望消除彼此间的误会，改进彼此间的关系。我们已经同巴基斯坦建立了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我们同泰国、菲律宾尚未建交，但也希望能改进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周恩来总理在亚非会议上已同他们的代表有了接触。

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周总理在声明中已表示我们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在亚非会议期间，我们同5个科伦坡国家和泰国、菲律宾曾谈过台湾问题。一切问题应通过谈判来解决，打仗的办法不好。”

1955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谭震林谈话说，合作化还可以快一些。

5月1日晚，毛泽东就陈嘉庚来信建议节约粮食和福建晋江青阳机场改建问题，给他写了一封回信：

嘉庚先生：

迭接惠书，论及粮食和飞机场二事，均已转付有关机关研究去了。盛意甚感，谨此奉复。顺祝

兴居佳胜

毛泽东

是日晚，毛泽东想起近年来许多乡下亲友来京，或要求来京，或要求解决工作问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便提笔给文炳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炳璋同志：

2月15日的信收到。你可去找毛泽荣（逊五）、毛仙梅2人，和他们一到来京一行，即持信为证。其他各人均不要来，请你转告文梅清、文东仙二同志，他们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的问题我不能解决，他们不要来京。韶山方面有要来的，除泽荣、仙梅二人可以来之外，均不可来，问你母亲及各位朋友的好！

毛泽东

毛泽东写毕，把信看了一遍，觉得对“不要来京”还有必要强调一下，便又在信的天头上加了一句：

“此信给毛泽荣、毛仙梅二人一阅。”

5月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最高国务会议。台盟总部秘书长徐萌山作为台盟的唯一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休息时，示意叫徐萌山过去，他同徐萌山握手后说：

“你是第一次来吧？过去没有见过。”

徐萌山说：

“我叫徐萌山，在台盟工作，1946年从台湾来念大学的。”

站在毛泽东旁边的徐冰副部长介绍说：

“他是台盟的秘书长。徐，就是我徐冰的徐，500年前是我的本家。”

毛泽东笑了说：

“啊，是你的本家啊，那很好！”

毛泽东幽默的话语，使徐萌山紧张的情绪变得轻松了。毛泽东转对徐萌山说：

“你还年轻，要很好学习，做好工作。”

徐萌山激动得不知怎样回答，只说了声：“好的，谢谢。”

5月5日晚，毛泽东听取邓子恢关于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汇报。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毛泽东的警告没有引起邓子恢的重视。

5月6日，邓子恢在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做了总结，他没有在会议上传达毛泽东昨天晚上和他谈话内容，会议总的精神依然是：“一般停止发展，立即抓生产，全力巩固，少数省县适当收缩。”

5月7日，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结束，会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停止发展一年半，全力进行巩固。

这天中午，周恩来率领参加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回到北京。

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周恩来、陈毅和政治局委员参加了会议。周恩来、陈毅汇报了亚非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请大家一起用餐。

5月7日傍晚，毛泽东派秘书和专车把文炳璋、毛泽荣、毛仙梅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接到中南海叙旧。

文炳璋一行是在5月初应毛泽东之邀来京的，他们住在中南海外面一个招待所里。

毛泽东的堂弟毛泽荣这一次已经是第2次来京了。此时，毛绘华刚从部队转业，忙着找工作，他知道养父和毛泽东的关系，便央求父亲到京找毛泽东帮忙找个工作。毛泽荣犹豫再三，还是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毛泽东见到毛绘华，当即叫秘书拿了200元人民币，作为见面礼交给了毛绘华。毛泽东还勉励毛绘华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毛泽荣借此机会提出，请主席三哥帮忙找个工作。毛泽东闻言，沉吟不语，半晌才说：

“这个事情不大好办。我是国家主席，不能随便给人介绍工作，更不能只考虑自己的亲属、故旧、同事的利益。”

毛泽荣听了，心中有些不悦。

毛仙梅一身农民打扮，上穿一件补丁青衣，腰系一条旧围裙，还带着一杆旱烟袋。毛仙梅是毛泽东的远房族兄，曾在烈士毛新梅的影响下参加农民运动。

毛泽东见他如此打扮，就拿出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上。

毛仙梅喜欢抽旱烟，一抽就烟雾沉沉，很呛人。毛泽东见他一个劲的抽，就说：

“仙梅大哥，你还是把烟袋脑壳丢了，抽纸烟吧。”

毛泽东向文炳璋了解了农村的生产和农民、教师及转业军人的生活情况。

毛仙梅向毛泽东反映了杨林蒋梯奎烈士的胞弟蒋浩然，被划为地主成份引起亲属不满的事，并把蒋浩然写给毛泽东的信交给了毛泽东。

此时，工作人员端来了晚餐，毛泽荣在吃饭的时候见毛泽东爱吃红烧肉，便对他说：

“三哥回韶山，我们餐餐搞红烧肉给你吃。”

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那好！你们能经常吃到红烧肉吗？”

毛泽荣闻言，立时放下筷子，不高兴地说：

“莫说吃肉，好多人家饭都没得吃！”

毛泽东忙问何故？毛泽荣说，去年秋天，中央来了文件，粮食全部由国家统一收购，收购后留给农民的口粮每天只有1斤。对庄稼汉来说，1天1斤哪里够吃？眼下春季青黄不接，借贷无门，韶山有40%的人没有饭吃。

毛泽东听了，沉默了许久，歉意地说道：

“我了解的情况没那么严重，看来我没有十足的官僚主义，也有五成呢。只有你肯讲真话。”

他立即让秘书把在家的中央领导都请到这里来。不一会儿，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彭真等人先后到了。毛泽东向他们介绍了自己的客人，又让毛泽荣介绍一下乡下缺粮的问题。毛泽荣说：

“你们领导闹革命，我举双手赞成，就是粮食要充足点。”

接下来，他详细汇报了乡间因为统购过头而造成春荒缺粮的情况。周恩来解释说：

“现在国家搞建设，有些困难，要注意节约，北京的机关事业单位，星期天只吃两顿饭。”

毛泽荣说：

“乡里没有多少油吃，城里还有副食卖，当然够了……”

毛泽东见谈得差不多了，便止住堂弟的话说：

“好，好！泽荣暂时莫讲了，我们要开会研究一下。”

送走刘少奇等人后，毛泽东和毛泽荣出去散步，兄弟俩漫步在中南海的林荫大道上。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泽荣，你有困难，不要来找我，要靠当地政府解决。你的困难要根据实际情况出发，政府能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就不要耍蛮。你是我的亲属，我必须严格要求，不会只为你们考虑。至于你的儿子要参加工作，想法是好的，但要靠他自己努力，不要要求政府照顾。”

这一天，毛泽东让摄影师为他与毛仙梅、毛泽荣、文炳璋、毛绘华合影留念。

过了两天，毛仙梅从住所去见毛泽东，他说：

“三弟，我在北京住不习惯，我要回去了。”

毛泽东有些诧异，问道：

“怎么不习惯？这里生活不好吗？”

毛仙梅说：

“很好。可惜的是我丢了两件东西。”

“什么东西？”

毛泽东问；毛仙梅扳着手指说：

“一件是叶子烟袋，一件是围裙子。”

毛泽东闻言，哈哈大笑，说：

“呵！就是那两件东西。我不是都给你换了吗？”

毛仙梅说：

“我舍不得。”

在毛泽东的挽留下，毛仙梅又住了下来。

5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周恩来、李先念、邓子恢、廖鲁言、陈国栋，研究粮食问题和合作化问题。他说：

“粮食，原定征购900亿斤，可考虑压到870亿斤。这样可以缓和一下。这也是一个让步。粮食征购数字减少一点，换来个社会主义，增加农业生产，为农业合作化打下基础。”

他问邓子恢道：

“到1957年化个40%，可不可以？三分之一也可以。”

毛泽东又说：

“农村对社会主义改造是有矛盾的。农民是要‘自由’的，我们要社会主义。”“在县区乡干部中，有一批是反映农民这种情绪的。据柯庆施说，有30%。不仅县区乡干部中有，上面也有。省里有，中央机关干部中也有。”“说农民生产情绪消极，那只是少部分的。我沿路看见，麦子长得半人深，生产消极吗？”

5月11日，毛泽东在周扬的来信上作了一个重要批示。

原来在4月间，舒芜把胡风在40年代写给他的信件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林默涵发现信件中有许多暗语，对一些党和非党的作家抱有憎恨的态度。经舒芜整理清楚后，林默涵将这些信件交给了周扬。5月9日，周扬把胡风写的一篇《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提供的材料清样一同报送给毛泽东，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的《文艺报》一同登载，在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请毛主席审阅。”

毛泽东看罢周扬的来信，他认为所拟编者按语不行，并对舒芜所提供的材料的题目《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也不满意，提笔将其改为《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他在给周扬的批示中写道：

周扬同志：

按语不好。改写了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定一于今晚11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毛泽东

毛泽东重新起草的按语是这样写的：

“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发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文艺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政治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上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领导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采取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党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当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到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胡风应当做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做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5月12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八大政治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7人组成；通过了修改党章和修改党章报告起草委员会名单，由邓小平、杨尚昆、安子文、刘澜涛、宋任穷、李雪峰、马明方、谭震林、胡乔木9人组成。

这一天，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他提出了“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肃反方针。

原来在1954年，全国工矿企业发生政治性破坏事件345起。从1955年1月到4月，在闽、浙、苏、皖、桂、湘、鄂、赣、豫、川、康、滇、冀等15个省的一些地区，发生反革命暴乱4起，反革命暴乱未遂案10起，较大的骚乱25起。这些暴乱、骚动、破坏事件，多数与美蒋间谍活动和深藏的反革命分子有联系。实行第2次大规模镇反和内部肃反，已经成为必要的政治运动。

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由罗瑞卿、陆定一等10人组成的肃反领导小组和办公室。

后来从1955年7月开始，分2批进行肃反。第1批是中央、省市机关、高等院校、部队这些单位内部，参加运动的有572万人，到1956年7月结束，查出反革命及其他坏分子37578人。第2批是县以下单位，到1957年底结束。

5月13日，《人民日报》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以及毛泽东重新起草的编者按语一同发表。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即第一材料）是舒芜交出的从1943年到1950年胡风写给他的34封信的摘编。他把有关材料分为4类：

1、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对文艺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2、胡风一贯反对和抵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党和非党进步作家所组成的革命文学队伍。3、胡风为了以上两个目的，进行了一系列的宗派活动。四、狂妄的个人野心和唯心主义世界观是胡风一切活动的思想基础。

舒芜还说：胡风的信，使人强烈的感到“反共反马克思主义的卑鄙的个人野心的气味。”

欲知胡风等人的命运如何？且看下一章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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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4 11:43

第258章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

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

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

忧愁，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

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话说1955年5月13日下午，董其武到中南海去见毛泽东。

董其武从1953年底起任69军军长。这一次，他是到北京参加“五一”节活动的。在此之前，因为有一些起义人员受了委屈，就给董其武写信诉苦，对起义的意义表示有怀疑。

董其武对毛泽东说：

“主席日理万机，有点小事找您，耽误您的时间。”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事哩！”

董其武说：

“过去您代表共产党说对国民党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有抓的，有押的，有管制的，有劳动改造的，几乎都究了。我接到许多起义人员的来信，都转到国务院去了，但问题仍没有得到解决。”

毛泽东听后说：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毛泽东拍着桌子大声说：

“改！一定能改好！”

董其武听了毛泽东的话，很高兴，随身带来的信，一封也没有给毛泽东留下。

后来，在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下，不少起义人员的错案都得到了平反。董其武一直到1968年才离开69军。

5月14日下午，毛泽东游泳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警卫部队驻地。穿着新军装的战士们，列队接受毛泽东的检阅。

毛泽东走到队伍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那些没有担任过内卫任务的战士，他叫不出名字，就一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毛泽东回到队伍的正前方，目光从前排扫到尾，大声问道：

“我们工作是为什么目的呢？”

战士们纷纷回答说：

“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点点头，示意大家坐下，他也坐在藤椅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你们都是搞警卫工作的，对于我们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3项任务。1、要搞好保卫工作。2、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3、这是我给你们加的一项任务，就是要搞调查研究，要学会做群众工作，要学会调查研究。这个对我对中央都有帮助。”

毛泽东郑重的对将要回乡探亲的战士们说：

“我们来拟个章程，对人要谦虚，对父母、对乡村百姓要尊重，要尊重区、乡干部，不要摆架子。我的学问不高，我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不会高兴，团长向你们摆架子，你们也不会高兴。所以不要向群众摆架子，你只要谦虚就可以调查出东西来。”

他还要求以后每一个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毛泽东还建议战士们说，今后你们每两个月写一封信，了解家里有没有饭吃，生产和合作社的情况。他说：

“你们每年写四五封信，回信给我看，那我就消息灵通了。”

毛泽东最后要求大家注意保密，他说：

“不要说是给我毛泽东做警卫工作的，是毛主席派来的。”

接着，他讲了两个小故事：说是我们国务院有这么一个同志，回家召开干部会，他说他是总理派来的。结果这个同志还没有回来，国务院就知道了。

说到这里，毛泽东禁不住笑了，因为在警卫战士中，也曾经发生过一个有趣的故事，毛泽东一提起来就想笑。他说：

“一个家在陕北的战士，回家探亲时，遇到一个当年的老游击队员。老人问这个战士，在哪个部队里干什么工作？战士说，在北京搞警卫工作。老人问：‘可见过毛主席？他老人家身体可好？’战士想起了部队的保密制度，就回答说：‘我没见过毛主席。’老人看着这个满脸稚气的小战士，试探地说：‘听说毛主席病了，还病得很厉害哩！’这个战士一听就急了，马上反驳说：‘不对！这是造谣。’老人问：‘你咋知道？’战士说：‘我回来的时候还亲眼见毛主席在海边散步嘛，毛主席的身体很好，你不要听信谣言！’老人听了哈哈大笑，说：‘娃，你还小呢！’”

毛泽东说罢，引得在座的人们都笑了。

毛泽东接见结束后，又对李银桥说：

“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后来，每当警卫战士从农村回来，毛泽东总要听取他们的汇报，详细询问他们了解到的情况，并认真的批阅他们的调查报告。毛泽东在一个战士的报告中写道：

“要研究社会情况，学得经验。”

有一次，毛泽东听了湖南、湖北两个省籍战士汇报他们家乡的情况后，非常高兴地说：

“了解两个省6千万人口的情况，用了3个钟头，这个方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

毛泽东还伸出3个手指头，比划着说：

“你们看到农民，我看到你们，就间接见到农民，就离这么远。”

5月17日下午1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华东、中南、华北15个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会议，着重讨论粮食统购统销、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的问题。

省市委书记们汇报了各省市农业生产合作社当前的情况。有些省委书记在发言中埋怨中央农村工作部压抑了下面办社的积极性。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合作社问题，也是乱子不少，大体是好的。不强调大体好，那就会犯错误。在合作化的问题上，有种消极情绪，我看必须改变。再不改变，就会犯大错误。对于合作化，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缩有全缩，有半缩，有多缩，有少缩。社员一定要退社，那有什么办法。缩必须按实际情况。片面的缩，势必损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后解放区就是要发，不是停，不是缩，基本是发；有的地方也要停，但一般是发。华北、东北等老解放区里面，也有要发的。譬如山东30%的村子没有社，那里就不是停，不是缩。那里社都没有，停什么？那里就是发。该停者停，该缩者缩，该发者发。”

“发展合作社的原则是自愿互利。牲口（连地主富农的在内）入社，都要合理作价，贫农不要在这方面占便宜。在土地、农具、牲口上，贫农都不要揩油。互利就能换得自愿，不互利就没有自愿。互利不损害中农，取得中农自愿入社，这首先有利于贫农，当然也有利于中农。所以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半妥协，半让步，不能解释成为损害中农的经济利益。有人说，‘让中农吃点亏’这句话是我讲的，我不记得讲了没有，但是马恩列斯从来没有这样说过。对于中农，国家要加点贷款，让他们腰杆硬起来。在合作社里面，中农有牲口、农具，贫农有了钱也就说得起话了。合作社章程要快点搞，要做到完全不损害中农利益。这样，合作社就可以迅速发展起来。”

“在粮食问题上，党内外有一种潮流，就是说大事不好。这不对。照我说，大事好，就是有些乱子。总之，第1个五年计划及其以后若干年，粮食的生产和购销是大事。”“粮食问题根本上要从生产解决。”“征购，原定900亿斤，已经减了9亿斤，可再减11亿斤，留下880亿斤。如果再减，也可减到870亿斤。这不能再减了。征购减下来，3年不变。以后3年，要做到年年有余。‘过头粮’，在购粮的时候不要有了，要搞得适当。”“主要的矛盾，是个体农民和国家，跟社会主义的矛盾。这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克服的。粮食是互利（对缺粮户也就是贫农有利，对六民（指在农村中从事盐、林、渔、牧、船和经济作物六种行业的人——笔者注）有利，对灾民有利，也有利于城市——工业化，有利于打台湾，一无损（对自给户无损），一小有不利（对余粮户）。”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在会上已经认定了的，就照这样办，大体不会错。但是，发展起来的合作社，要保证90%是可靠的。”

他还要求林枫、马明方、宋任穷、刘澜涛分别召开东北、西北、西南和华北各大区的会议，贯彻这次会议的精神。

会议一直开到晚上10点才结束。

5月，手工业管理局征得毛泽东的同意，确定了以“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积极领导，稳步前进”，作为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后来到1955年上半年结束时，全国手工业合作组织发展到近5万个，人数近150万人。

5月1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公安部将胡风及其夫人梅志逮捕。

公安部在逮捕胡风时，从胡风家里搜查出了许多胡风与他一些接近的人们之间在50年代的往来信件。这些信件中也有不少暗语。于是，中宣部便派林默涵、何其芳等人对这些信件进行了整理。

在胡风被逮捕后，公安部在江西省吉安图书馆找到了胡风曾写过的《剿共宣传大纲》，他过去未曾作过交代。这样，中共中央更加认定胡风的问题是政治性质的问题。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和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编者按和结束语。

《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是根据胡风与其“集团”成员之间往来的68封信件摘编的。第2批材料分为3个部分：第一，胡风对中国共产党和党的领导、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文艺界的污蔑和攻击。第二，胡风如何扩大以他为首的反动集团的组织，建立活动据点，派遣他的集团分子打进共产党内进行偷窃文件，探听情报等反革命活动。第三，胡风如何指挥他的反动集团向中国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文艺战线发动猖狂进攻，并在进攻失败以后，如何布置退却，掩护自己，以待时机。

毛泽东在编者按中加写了一段话：

“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么，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

毛泽东在结束语中也加写了一段话，他写道：

“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4日，毛泽东为批判胡风的反动言论撰写了《驳“舆论一律”》一文，他写道：

“胡风所谓‘舆论一律’，是指不许反革命分子发表反革命意见。这是确实的，我们的制度就是不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宣传有神论和宣传无神论（即唯物论）的自由。”“在人民内部，允许先进的人们和落后的人们自由利用我们的报纸、刊物、讲坛等等去竞赛，以期由先进的人们以民主和说服的方法去教育落后的人们，克服落后的思想和制度。”“在人民与反革命分子之间的矛盾，则是人民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领导之下对于反革命的专政。在这里，不是用的民主的方法，而是用的专政即独裁的方法，即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

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的中国作协会籍，撤销他的作协理事、文联委员和《人民文学》编委的职务。

5月26日，毛泽东会见了25日到京来访的印度尼西亚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参加了会见。毛泽东热情的对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及其他客人们说：

“欢迎你们，欢迎其他各位朋友，我们十分欢迎你们。我们是朋友，我们和中国人民都很高兴看到你们。”

毛泽东十分赞赏印尼对亚非会议所作的贡献。他还说：

“亚非国家的团结是有希望的，万隆会议已经走了第一步。在西方国家面前，我们的问题是团结起来，保卫自己，而不是互相打主意，彼此损害。为此，就要采取步骤来消除存在于我们之间的不了解和障碍，增加互相的了解。”

沙斯特罗阿米佐约此行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想促成中美两国就台湾海峡局势举行谈判。对此，毛泽东说：

“我们愿意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存在的问题。打仗总是不好的。”“正是考虑了这一点，我们说，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试试看。况且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最后都是用谈判解决的，台湾问题也可以用谈判解决。我们已经在万隆会议表明了这一点，可以用这一点去说服西方国家。”“我们要争取和平的环境，时间要尽可能的长，这是有希望的，有可能的。如果美国愿意签订一个和平条约，多长的时期都可以，50年不够就100年，不知道美国干不干。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美国，我想你们是不会反对的。”

这一次会见，毛泽东给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他在回忆中说：“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他没有摆出一个已经改变了中国历史、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人民领袖的架子，而是平易近人，像是中国大家庭的长辈，正如我们在印尼也能经常看到的华人聚居区大家庭里德高望重的长者。”

5月26日，毛泽东接到黄炎培报送的关于民主建国会座谈镇压反革命和大赦问题的材料后，给黄炎培写信说：

“凡重要问题不厌其详的征求意见，总是有好处的。”

1955年6月初的一天傍晚，毛泽东带着江青一起到户外去散步，他和江青聊了几句，就回头叫过来跟在身后不远处的卫士王笃恭，说：

“小王啊，你的家乡山西沁县，过去叫沁州，治所在上党脚盆的北面。沁州历史上可是出过一位宰相的，你知道吗？”

王笃恭回答说：

“是的。老人们说那位宰相叫吴阁老，他的坟墓修得可威风啦，离我们家只有10多里路。”

“那你一定去看过啦？”

“没去过。”

“那么近为什么不去看看？”

王笃恭认真地说：

“一是年纪小，二是听长辈老人们说，那里经常闹鬼，不要说小孩子，就连大人们都不敢去，生怕鬼跟上了倒运。”

毛泽东笑了，说：

“哪里有什么鬼嘛！”

王笃恭坚持说：

“有，我们村里有一个人就被鬼跟上了。”

“那好嘛，你说给我听听。”

“那人叫王东明，”王笃恭一本正经地说：“30多岁，晚上去8里路的外村看夜戏，散戏后往回走，经过路边一片坟地就遇见鬼了。王东明说：‘那鬼打着个蓝灯笼，左摇右晃，开始离我不远，我想绕过他，就加快脚步走，谁知它从前面跑到了我身后，离我很近，我快走，它也快，我走慢，它也慢，我拼命的跑想甩掉它，结果我跑多快，它也跑多快，一直跟到家里才不见了。’王东明一头栽倒在炕上，病了一个多月。后来他逢人便说，见人就讲，还说他以后再也不去看夜戏了。他这一说不要紧，闹得村子里的人晚上不敢出门，天还没黑就点灯，生怕碰上鬼。”

“你信吗？”

毛泽东盯着王笃恭问道。王笃恭说：

“当时我信，后来我就不信了。”

“不信是对的，根本就没有鬼。”毛泽东慢慢解释道：“王东明看到不是鬼，那是什么呢？是磷火。磷火是怎么回事？人死后埋在地下，人体腐烂后，产生出一种气体，比空气要轻，称为磷火，白天看不见，只有在夜里能见到，蓝光点随着空气的活动在晃悠，在一定条件下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有人把它说成是鬼，其实不是鬼，也根本没有鬼。我国没有鬼，就全世界而言也没有鬼，你明白了吗？”

6月3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时，加写了第6条。他写道：

“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的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

毛泽东将修改后的指示批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请他们阅后发出。

6月6日，毛泽东收到了中宣部送来的关于胡风等人的第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社论清样，他当即在第3批材料上作了批示：

定一、周扬同志：   

社论尚未看，对第3批材料的注文修改了一点，增加了几段。请你们两位或再邀几位别的同志，如陈伯达、胡乔木、邓拓、林默涵等，共同商量一下，看是否妥当。我以为应当借此机会，做一点文章进去。

最好今天下午打出清样，打出来后，除送你们要送的人之外，请送刘、周、小平、彭真、彭德怀、董必武、张闻天、康生各一份(朱、林、陈云同志不在家)，请他们提出意见，又及。

毛泽东

6月初，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来北京转眼将近1个月了，辛苦惯了的毛仙梅横竖觉得不是滋味。那天吃过午饭，他就让人打电话找毛泽东的秘书，说要见见三弟。毛泽东很快安排了见面。毛仙梅刚坐下来，又提出要回湖南，他说：

“这下我真是要回去了。”

毛泽东开玩笑问：

“是不是又丢了东西了？”

毛仙梅老实巴交地说：

“东西倒冇丢，一颗脔心放在屋里了。”

毛泽东乐呵呵的，说：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呵，看来大哥是真想家了哟！”

毛泽东引用的这两句诗，出自李白的《蜀道难》。他很欣赏这首诗，曾经圈划和批阅过，称其“有些意思”。毛仙梅听三弟如此说，仿佛周身都不舒服，他说：

“住在这个地方，热闹是热闹，就是听不到猪叫鸡叫，心里不踏实，还是早点回去好些。”

毛泽东表示理解的点了点头，挽留道：

“再住两天吧。过两天，我要到南方去看看。”

毛泽东又忽然问：

“你到过中国风景最好的地方吗？”

“哪里？”

“杭州。我去南方要路过杭州。”

毛仙梅长这么大年纪，也没见过什么世面，他说：

“我没到过杭州，我只到过韶山和北京。”

“那好，过两天你跟我一起乘飞机去吧。”

6月8日，毛泽东改好了《人民日报》社论稿，他在批示中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社论和材料两件都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请你们酌定。请照此再打清样送各政治局委员看。关于写文章，请注意不要用过于夸大的修饰词，反而减损了力量。必须注意各种词语的逻辑界限和整篇文章的条理。废话应当尽量除去。

毛泽东

毛泽东在社论稿中加写了3段文字，他写的是：

“我们革命队伍中的绝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都是好人，只有少数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但是我们决不可以看轻这些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必须坚决的把他们清除出去。否则，他们就会蔓延起来，扩大他们的人数，损害我们的肌体，使我们的事业遭到严重的损失。”

“在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运动中，阶级斗争更加尖锐，反革命分子必然要更加进行破坏活动。但是我们是有能力粉碎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的，因为我们有着强大的革命力量。我们力量的基础是人民群众的政治警惕性和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辨别能力。这就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充分注意加强自己对群众的政治教育工作和组织领导工作。”

“必须注意清查出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的有分别的对于清查出来的这些分子给以适当的处理。这是整个革命队伍一切成员的任务，这是一切爱国者必须注意的大事情。”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离开北京去杭州。

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随毛泽东乘坐的专机飞往浙江杭州，在飞行途中，毛泽东对毛仙梅说：

“等一下到了杭州，你就用劲看看杭州的风景。”

飞机飞到杭州上空，绕着西湖、钱塘江、六和塔等风景上空盘旋。毛泽东又对毛仙梅说：

“大哥，杭州到了，你使劲看吧。”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及毛泽东所写的17处按语；同时发表了经毛泽东修改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中吸取教训》。

第3批材料的主要内容侧重于揭发胡风的“反革命”阴谋，是胡风与其友人之间相互往来的67封信件摘编。其中涉及到胡风“集团”骨干分子“国民党军官”阿垅，“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特务分子”绿原，“国民党上校军官”芦甸；胡风本人也“和国民党的许多特务头子有联系”。

毛泽东在第3批材料中写的按语主要有：

“由于我们革命党人骄傲自满，麻痹大意，或者顾了业务，忘记政治，以致许多反革命分子‘深入到’我们的‘肝脏里面’来了。”

“由阿垅这些信里可以看出，胡风分子是很懂得一些反革命的地下工作的策略的。他说：‘不要在阵地未强固前就放起枪来。’‘而主要是准备条件，多一些条件，要埋头工作，在群众中做好工作。’‘把群众基础弄好，然后就找大的对象即对准革命的要害加以攻击。在进攻时，要多同朋友商量了做，把论点组织和考虑得更严密些，小东西和小事情最好不理。’反革命分子不是那样笨的，他们的这些策略是很狡猾很毒辣的。一切革命党人决不能轻视他们，决不能麻痹大意，必须大大提高人民的政治警惕性，才能对付和肃清他们。”

随后，中共中央为了便于系统开展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决定将关于胡风的三批材料汇编成册，在全国发行。

6月15日，毛泽东为汇编成册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写了一个序言，他写道：

“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我们现在将《人民日报》在1955年5月13日至6月10日期间所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3批材料和《人民日报》1955年6月10日的社论编在一起，交人民出版社出版，书名就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在这本书中，我们仍然印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一文，作为读者研究这个反革命两面派的一项资料，不过把它改为附件，印在舒芜那篇‘材料’的后面。我们对3篇‘材料’的按语和注文，作了少数文字上的修改。我们在第2篇‘材料’中修改了一些注文，增加了一些注文，又增加了两个按语。第1、第2两篇题目中的‘反党集团’字样，统照第3篇那样，改为‘反革命集团’，以归一律。此外，一切照旧。”“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隐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隐蔽得十分彻底。”

毛泽东写罢“序言”，又给陆定一等人写了一个批语：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写了一个序言，两条按语，另外有些文字上的修改，请你们看后打出清样交上次会议那些同志看过，加以修改，然后付印。

6月16日凌晨，毛泽东又作出批示，他写道：

定一、周扬、邓拓同志：

此件又作了一些修改，请你们再看一遍，如无错误，即可付印，并打纸版供各地照印。此书出版的时候，可将《序言》一篇放在《人民日报》发表，题目叫《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6月16日，中共中央公布了由3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汇编成的小册子。《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的序言》。

毛泽东在为《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这本小册子写的按语是：

“胡风所领导的一批人，据说都是‘青年作家’和‘革命作家’，被一个具有‘资产阶级理论’‘造成独立王国’的共产党宗派所‘仇视’和‘迫害’，因此，他们要报仇。”“许多人认真一查，查出了他们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集团。过去说是‘小集团’，不对了，他们的人很不少。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他们随时随地寻找我们的缺点，作为他们进行破坏活动的借口。哪个地方有他们的人，哪个地方就会生出一些古怪问题来。这个反革命集团，在解放以后是发展了，如果不加制止，还会发展下去。现在查出了胡风们的底子，许多现象就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他们的活动就可以制止了。”

再说毛仙梅、毛泽荣等人在杭州逗留一些时日后，又随毛泽东乘专列沿浙赣铁路到达江西南昌。

6月19日，毛泽东乘专列来去长沙。是日晚，毛泽东在列车行进途中，拿着毛仙梅原来交给他的蒋浩然的信件，看了一遍又一遍。

蒋浩然的弟弟蒋梯奎，在1925年协助毛泽东开展韶山农民运动，由毛泽东介绍入党，后担任过湘区委员会委员，1927年11月牺牲于韶山新屋湾。以后，蒋浩然也受到了反动派的迫害，他东奔西走，生活贫困。解放后土改时被划为贫农。不久，当地有人公报私仇，又把他家划为地主成份。蒋浩然当然不服气，只好写信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拿着信问毛仙梅：

“大哥，你到过蒋浩然家吗？蒋浩然家里情况到底怎么样？”

毛仙梅说：

“那还有怎么样？连饭都没有吃，蛮困难的！”

毛泽东想了想，说：

“等下到了长沙，我会跟湖南的省委书记谈话。你就坐在侧边，为他多讲几句话。”

专列抵达长沙，停在大托铺机场附近的车站。毛泽东一行下榻在湖南省委蓉园1号楼。

蓉园1号楼是一幢坐北朝南的砖木结构的宽敞平房，屋前有一片挺拔而茂密的树林，屋后是一个小山丘，有挺拔的树木。一走进这幢平房，就可以看到从东到西有一条宽阔的走道把房间隔开，走道北面是一个小会议室，走道东侧南面是卧室和办公室，走道西侧南面是餐厅和乒乓球娱乐室。

湖南省党政领导都来欢迎毛泽东，毛仙梅也在座。毛泽东与省委书记周里等人谈话。毛仙梅冷不丁插了一句：

“主席，我先天跟你讲的那件事呢？”

湖南省委的领导们，看着坐在毛泽东身边这个农民，贸然说出这不冷不热的话，都感到莫名其妙。毛泽东也不见怪，对周里说：

“周书记，韶山杨林有个蒋浩然，是个烈属，土改他家划了地主成份，他家有意见，这个问题具体调查一下。”

毛泽东说罢，把蒋浩然的那封信转给了周里。

此后，毛泽东还派人到新化看望他在湖南一师时候的国文老师袁吉六先生的夫人。

毛仙梅和毛泽荣要回韶山了，二人向毛泽东告别，毛泽东说：

“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这次就不回家了，不送你们了。你们回去的车票，已经叫警卫员给你们买好，由他们送你上车。”

毛仙梅这次上北京，想要毛泽东帮助他解决一下生活困难，但又不便开口，所以一直闷闷不乐。毛泽东明白他的心思，也不做声。临分手时，毛泽东对他说：

“这里有一口箱子，里面有一点东西，一点小意思，就送给你了。”

毛仙梅接过皮箱，不知里面装的什么东西，他凝神看了很久。毛泽荣、文炳璋和他一样，也得到了一只同样的箱子。警卫员提着箱子，把毛仙梅、文炳璋、毛泽荣及毛泽荣的养子毛绘华等人送到长沙汽车站。

毛仙梅郁郁寡欢的回到家里，打开皮箱，只见里面放着一床鸭绒被，心想，送这东西做什么？他再把被子打开，才看见里面还放着100元人民币，顿时惊诧不已。

毛仙梅当天跑到杨林，将毛泽东赠物和过问蒋家的事告诉了蒋浩然。后来在1955年底，蒋浩然家的地主成份改成了“小土地出租”，还挂上了“烈属光荣”的牌匾。

6月20日上午10时，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

蓉园里有一个游泳池，也有更衣室。但是，喜欢游泳的毛泽东，以前来蓉园时，他嫌游泳池水面太窄，从不去那里游泳，而是非要到宽阔的湘江里去游泳。

毛泽东的陪同人员有公安部长罗瑞卿、省委书记周小舟、省委副书记徐启文等人，还有中央警卫局长汪东兴、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世钊及文字语文学家、湖南师范学院教授杨遇夫即杨树达。

此时，正值湘江水涨，按照湖南人的习惯说法，正是“涨端阳水”、划龙船、吊屈原的时节。湘江水面比平时涨高2米，宽五分之二以上，江水浑浊，泥沙特别多。

省委领导人一面积极组织人进行游泳的准备工作，一面劝毛泽东不去游泳或改期游泳。一位副省长说：

“今天江中水浊，似乎不适合游泳。”

毛泽东笑容可掬地说：

“水清水浊不是决定适不适于游泳的主要条件。”

周世钊说：

“湘江水涨，水面又宽又深，游泳也许不便。”

“你不要说外行话！”毛泽东深知自己的这位老同学文史知识丰富，于是就引经据典，说：

“庄子不是说过吗，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来当然要便利一些，你怎么反说不便呢？”

此时，中央警卫人员刘顺德协助省里的人已经测试了水温，还调集省体委的游泳健儿来陪游。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孙勇、马武义也在江边测量了水温，观察了水势。

10时30分，毛泽东从城北七码头乘船逆江而上。久雨初晴，天上还有薄薄的浮云，南风掠过水面，使人感到分外凉爽轻松。毛泽东身着白衬衫，站在甲板上，极目远眺。

20分钟后，船到南郊猴子石。猴子石是插入湘江的大石头，形似金猴，属于豹子岭的山麓。这里距水陆洲约2.5公里。

毛泽东在猴子石跃入湘江，陪泳的体育健儿也纷纷下水。毛泽东时而侧泳，时而仰泳，时而自由式，时而蝶式，随着奔腾的江水，上下跳动，或在浪头，或在浪谷，搏击起层层水花。

1个小时后，毛泽东在岳麓山下的牌楼口北侧登上游船，换洗了一番。上岸后，他听了长沙市委书记秦雨屏的工作汇报，满意的对身边的群众说：

“这是你们的书记，你们有事就找他。”

毛泽东又驱车去登岳麓山，省委为他登岳麓山准备了两顶轿子。毛泽东坚持步行，在众人的陪同下，从白鹤泉沿着石级步步攀登，登上了岳麓山高峰的云麓宫，还不肯坐下来休息，四处搜寻楹联、故物。他又走到宫外的望湘亭，感觉云麓宫、望湘亭外形依旧，里面却空荡荡、黑漆漆的，许多对联都不见了，就回头问周世钊说：

“云麓宫壁间、柱上，悬挂的‘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的联语，还有‘一雨悬江白，孤城隔岸青’的楹联，如何不见了？”

周世钊说：

“岳麓山经过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火的摧残，宫亭碑楹所剩无几。解放后逐步恢复，但还有很多东西尚未来得及修复。”

毛泽东伫立望湘亭，凭着石栏，眺望着美丽如画的湘江、橘子洲、白帆、楼房，指点着飞烟缭绕、红旗招展的长沙市区，他觉得眼前呈现出来的一片繁荣兴旺景象，和过去是迥然不同了。

下午2时，毛泽东在云麓宫望湘亭请众人吃饭，有红烧肉、炒猪肝、蛋汤、蔬菜、辣椒各一样，另加他在学生时代露宿所吃的那种野果子。他对随身警卫人员说：

“请你们尝尝湖南菜，湖南菜的特色就是辣椒、豆豉、酱油、大火、红锅、煎炒。诸位仔细品味。”

李银桥辣得满头大汗，毛泽东望着他微微一笑，说：

“锻炼，锻炼。”

他又对罗瑞卿说：

“你们辛苦了，要多吃一点，吃饱点，特别是大个子。”

饭后休息时，周世钊见毛泽东在大运动量后依然是有说有笑，就说：

“你是60岁以上的人了，还能横渡湘江，攀登岳麓山，赛过许多年轻人。如果把今天的真实情形讲给全国青年们听，一定会使他们深为感动并向你学习。”

毛泽东听他的话音，就知道他是想写一点关于自己的东西，于是便说：

“这算什么！爬山吧，仅仅这样几步路。游水也算不了什么难事。我们每天不是都要走路吗？游泳时有水的浮力帮助，比走路应该是容易得多了。当然游水也容易出问题，不能粗心大意。我在第一师范学习时，有次游湘江，不是同学救护，早就出了‘洋’。”

下午3时，天上又下起了雨，毛泽东不能去爱晚亭了，便直奔岳麓书院、赫曦台而来。这两个地方也是毛泽东青年时代常来常往的处所，岳麓书院内的半学斋，还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从事半耕半读建设新村的实验场地。

毛泽东在岳麓书院里与杨遇夫讨论了中国文字改革的问题。他微笑着对杨遇夫说：

“黎锦熙是提倡文字改革的积极分子，蒋竹如是文字改革的怀疑派，你是择善而从，由反对到赞成。”

毛泽东在此之前，曾多次与杨遇夫讨论文字改革问题。就在这一年的1月29日、3月17日及5月17日，他给杨遇夫写了3封信，还将杨遇夫的著作《<耐林庵甲文说>自序》，转给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并在介绍信中对杨遇夫的自我批评精神予以赞赏，他写道：“我以为取这种态度较好。”

毛泽东出了岳麓书院，又驱车到省长程潜的住所去看望程潜。

6月23日晚，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6月25日上午，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应中国政府和毛泽东主席的邀请，率领越南政府代表团乘专机飞抵北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首次国事访问。

胡志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迎上前去，同他亲切握手、拥抱。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同胡志明亲切握手，互致问候。

胡志明在毛泽东等人的陪同下，绕场一周，同上万名欢迎群众见面，机场上顿时彩旗飞舞，欢声雷动。

中午，毛泽东在与胡志明的会见中，热情的称赞英勇的越南人民历时9年的抗法战争的最后胜利和建设独立国家的斗争。胡志明则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所给予越南人民抗法斗争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6月26日晚，周恩来在北京饭店新楼大厅举行盛大欢迎宴会，招待胡志明和越南政府代表团全体成员。

胡志明在京期间，在毛泽东的陪同下，参加了北京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34周年而举办的盛大游园联欢活动；观看了文艺演出。同时，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决定将8亿元人民币无偿赠送给越南人民，帮助越南在各方面的建设。

1955年7月，江青第3次去了苏联。

7月8日，胡志明离开北京，赴蒙古、苏联访问。

7月9日，刘少奇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打电话说，邓子恢对农业合作化问题有些意见，他准备和毛泽东谈谈，并建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让邓子恢参加。

7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与刘少奇单独谈了一个小时。

7月11日12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副部长廖鲁言、刘建勋、杜润生、陈伯达、陈正人、谭震林7人谈话。

毛泽东在这一年6月的南下视察中，已经看到中国的农业合作运动又有了迅速的发展，在部分地区已经显露出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之势。他在听了邓子恢介绍的农业合作化的基本情况后，批评邓子恢说：你自以为了解农民，又很固执。邓子恢听了毛泽东的批评，马上作了检讨，他还说：

“主席啊，我没有说过‘砍’合作社。”

毛泽东说：

“你没有说过‘砍’合作社，我就放心了。我的话说得挖苦一些，没有别的意思，就是希望你们今后注意。”

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下午5点40分才结束。邓子恢等人起身要走，毛泽东说：

“不，留你们吃饭。”

据刘建勋后来回忆说，他很紧张，因为这是他第一次和毛泽东在一起吃饭。

7月15日，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说，1956年合作社发展到130万不行，还是100万个为好。刘少奇说：

“邓老，你们是专家，这个意见我们考虑。”

尔后，刘少奇把邓子恢的意见报告给了毛泽东。

7月18日，毛泽东给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写了一封信，说要调阅第3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全部材料，其中包括邓子恢的总结报告。

7月19日，毛泽东批阅了他身边的几名警卫战士所写的回乡调查报告。

河南兰考籍的战士写的是：由于连年水灾，该村缺粮户达50%。今春没有东西吃，只好吃树叶。原因主要是发放的购粮证太少，定产过高，实际产量达不到，农民不满。毛泽东批道：

“此乡缺粮，农民不满，值得注意。”

河南延津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农民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映不一，有好有坏。实际上没有吃的是少数。开始建社时，由于速度快，又没有采取自愿互利原则，使部分人思想不通，准备退社。社里的牲口死了一些。社员不断吵架，生产情绪不高。毛泽东批道：

“此乡粮食有些问题，不大。合作社问题较大。”

河南新蔡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乡连年受灾，粮食收成不好，缺粮户增多，私商从中牟利，粮价上涨。毛泽东批道：

“据说，这个乡有些问题。乡主席邹明发（较富裕的中农）有320斤余粮，只出卖70斤，春季又向政府购进20斤，人民有意见。”

广东南雄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这个村的合作社成立一年来，战胜了自然灾害，完成了增产任务，产量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加30%。许多去年有顾虑的农民今年纷纷要求入社，最后全村除被剥夺政治权利者和一家单干外，全都入了社。农民踊跃卖粮，但也有极少数不愿卖。一户中农和一户贫农拒卖余粮，被工作干部扣留起来，造成不好的影响。毛泽东批道：

“扣留了两户不愿卖粮的。合作社很好。”

广西防城县籍的战士写的是：该村粮食问题的反映主要是叫苦，而这些叫苦的绝大多数是单干的中农。据了解，10户叫苦的中农中没有一户是真正的苦。与防城相邻的钦县，遭受大旱灾，粮食恐慌，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两米，完全靠上山挖野生植物吃。毛泽东批道：

“中农叫苦是假的。钦县大旱灾。”

毛泽东在湖南宁乡县籍的战士的报告中批道：

“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毛泽东特意将前3个批件送给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阅，要求他阅后退还。

7月19日，20日、22日，毛泽东还分3批听取身边警卫战士的探亲调查汇报，每一次汇报都在3个小时以上。他对战士们说：

“我想的这个办法实在好，通过你们和广大农民联系起来了，建立了关系。”

说着，他伸出3个指头，比划着说：

“就离这么远。”

毛泽东一面看战士们写的调查报告，一面询问情况。他问一名战士说：

“你家参加合作社没有？参加了合作社以后有没有时间回家干活？你家是不是比过去好一点？”

毛泽东还要求战士们说：

“要分清中农多少，贫农多少，下次要调查他们的态度。”

汇报会开得生动活泼，战士们无拘无束的把自己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毛泽东总结说：

“新中农思想起了变化，不愿参加合作社，老中农愿参加合作社。”

7月21日，胡志明访问苏联后经北京归国，毛泽东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亲切告别。

7月26日，毛泽东单独召见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要他汇报山西农业合作化的情况。陶鲁笳汇报说：

“合作社的发展是渐进的，是在互助组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这3年的试办，是一步一个脚印向前推进的。这为去年的飞跃发展创造了条件。到今年4月，入社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1%。”

毛泽东问道：

“你们的合作社在面上铺开了，有没有减产、死牛的情况？”

陶鲁笳说：

“去年全省减产4.8%，而合作社占60%以上的平顺、武乡等20个县粮食比上年增产3.8%。全省的大牲畜，从1951年到去年，年递增率为10%。”

毛泽东听了很高兴，他说：

“你考虑过没有，苏联在搞集体农庄前，不少地方已初步实现了农业机械化，水平比我们现在还要高。但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集体农庄不断减产死牛，直到现在还没有达到十月革命前最高水平。什么原因？”

陶鲁笳想了想说：

“苏联共产党没有像我党那样始终重视农业重视农村，了解农村，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是从农村根据地走出来的，比较了解农民。我们的农业社和苏联集体农庄也不同，我们是经过互助组一步步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用赞赏的目光望着陶鲁笳说：

“哦，你说对了一点。要记住，我们和苏联一样，受帝国主义封锁，要搞社会主义，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才能不跟在资本主义后面一步步爬行。苏联工业基础比我们强，工业人口比例比我们大，这是优势，如果只注意优势不提高劣势，就不能两条腿走路，苏联农业可能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新中国要不受帝国主义欺侮，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必须两条腿走路。农业跟上来，靠一家几亩地不行，要靠合作化大农业，才能有社会主义大工业，有民族重工业。农业合作化就是为这个打基础，新中国工农业要均衡发展，两条腿走路，才能避免苏联农业今天的困难。要做到这一点，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可靠的干部队伍是至关重要的。”

毛泽东在陶鲁笳告辞时，还一再叮嘱他说：

“一定要增产，一定要增牛，一定要使我们的合作社比苏联的集体农庄搞得更好。”

7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7月26日报送的农业合作社情况简报的正面和背面上，写下了许多文字。他指示有关人员，将这份简报印发给来京参加省市区党委书记会议的负责人们；但又嘱咐说，他在上面写的那些文字不要印。

毛泽东在简报上写的是：

“目前不是批评冒进的问题，不是批评‘超过了客观可能性’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进的问题，而是批评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客观可能性’的问题，即不认识和不去利用广大农民由于土地不足、生活贫苦或者生活还不富裕，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而我们有些人却不认识和不去利用这种客观存在的可能性。”

“农民的两面性——集体经营与个体经营两种思想的矛盾，哪一面占优势？随着宣传和合作社示范，集体经营的思想先在一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第二部分人中优势，然后在第三部分人中占优势，然后在大部分人中占优势，最后在全体人民中占优势，我们应当逐步的（经过15年）造成这种优势。”

“要有坚定的方向，不要动摇。要别人不动摇，就要自己首先不动摇。要看到问题的本质方面，看到事物的主导或主流方面，这样才能不动摇。事物的非本质方面，次要方面，必须不忽略，必须去解决存在着的一切问题，但不应将这些看成事物的主流，迷惑了自己的方向。”

“增加生产，必须完成，并争取超额完成五年计划所规定的增产指标，决不能减产。是否能做到？我们党是否在这个问题上要犯一次大错误？苏联所犯过的错误我们是否能避免？”

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2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第1个五年计划。

7月31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原定在下午3时开始。

下午1时，毛泽东早早就来到了怀仁堂东侧的游泳池。

1时40分，毛泽东找来陶铸、江华、周小舟3位省委书记谈话，大约有半个多小时。随后毛泽东步入会场。

会议按原定时间准时开始，毛泽东首先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长篇报告。他一开头就说：

“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大风暴（毛泽东后来在8月下旬修改这篇报告时，将“大风暴”一词改为“高潮”——笔者注）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的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走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清的清规和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据一位参加会议的省委书记回忆说：此时的会议气氛是比较平和的，毛泽东也显得轻松自如，他在批评“小脚女人”时还连说带笑。

毛泽东接着说：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5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的热情的有计划的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批评了在浙江采取的“坚决收缩”（毛泽东解释说不是浙江省委决定的——笔者注）的方针，他说：

“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并且在1955年4月，中央就提出过这样的警告：‘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那种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可是有些同志不愿意听。

在胜利面前，我认为有两种不好：1、胜利冲昏了头脑，使自己的头脑大大膨胀起来，犯出‘左’的错误，这当然不好。2、胜利吓昏了头脑，来一个‘坚决收缩’，犯出右的错误，这也不好。现在的情况是属于后一种，有些同志被几十万个小型合作社吓昏了。”

接下来，毛泽东从农业合作化与工业化相互关系的角度，论证了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的必要性。他说：

“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这些物资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3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即农业由使用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的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经营，包括由国家组织的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的移民垦荒在内（3个五年计划期内，准备垦荒4亿亩至5亿亩），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实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的部门——重工业，它的拖拉机的生产，它的其它农业机器的生产，它的化学肥料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现代运输工具的生产，它的供农业使用的煤油和电力的生产等等，所有这些，只有在农业已经形成了合作化的大规模经营的基础上才有使用的可能，或者才能大量的使用。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在资本主义国家内是使农业资本主义化），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由此可见，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农业改造这样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决不可以只强调一方面，减弱另一方面。”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的购买力。”

毛泽东还批评说：

“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这里看来只有一字之差，一个要下马，一个要上马，却是表现了两条路线的分歧。”“必须现在就要看到，农村中不久就将出现一个全国性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这是不可避免的。”

1955年8月1日，邓子恢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各地代表发言后作了结论，提出了“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方针。

8月3日下午，毛泽东约见邓子恢，他们从下午2时30分一直谈到4时45分。

8月间，毛华初从湖南赴北京，参加林业部召开的全国林业工作会议。

毛华初是在1949年由东北随南下工作团到达湖南湘潭的，他先后担任中共湘潭县组织部长、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职务，在湘潭任职达5年之久。1955年5月，毛华初调任省林业厅副厅长。

毛华初在京参加会议期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会议开了五六天，他一直没见到伯伯回信，就后悔不该去打扰伯伯。散会后，毛华初去看望爱人韩谨行的姑父、法学家张友渔。

这一天，叶子龙从中南海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约毛华初星期六晚上见一见。毛华初说：

“我要回去了，不打扰主席了。”

叶子龙说：

“好多年没见面了，主席说要见见你。”

毛华初如约来到了中南海。

中南海的周末，华灯齐放，五彩缤纷。工作人员为了让毛泽东愉快的度过周末，特地安排了舞会。舞会在一个简陋的不大不小的平房里举行，厅里没有什么豪华的陈设，除了一套旧沙发外，就是木凳。参加舞会的大都是干部、警卫员、服务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毛华初走进舞厅，见毛泽东坐在沙发上休息，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只是比过去老了一些，胖了一些。这是毛华初在离开延安之后第一次见到伯伯，分别整整10年了。

毛泽东认出了毛华初，连忙招呼他进去。毛华初走上前去，叫道：

“伯伯。”

毛泽东起身和侄儿握手。俩人落座后，毛泽东问起了韶山一些老人及堂弟毛泽连、毛泽荣的生活状况，毛华初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来北京的？”

“来了一个星期了。”毛华初说：“我是来参加林业工作会议的。”

毛泽东想到了东北砍伐森林的现象严重，就说：

“你搞林业很好，林业要发展，还要靠你们多努力。你是林业厅副厅长，你告诉林业部，不要变成一个砍伐部、毁林部。要变成一个管林部，育林部。”

毛泽东左手手指间夹着香烟，又用右手掰着左手指，如数家珍的说着全国还有多少平原和丘陵，有多少森林覆盖率，还有多少荒地，分别占多少百分比。毛华初认真听着，非常佩服伯父管理着国家大事，还对林业状况如此清楚。

这时，一个小姑娘走了过来，蹲到毛泽东面前，请他跳舞。毛泽东朝毛华初望了一眼，对小姑娘说：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华初完全明白，伯父面对着的是小姑娘，而实际上这番话是说给自己听的。伯伯对年轻人寄于多大的期望啊！

正在此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也来了，她拉着爸爸走进了舞池。那个小姑娘则拉着毛华初跳起了舞。毛华初隐约听到侧面的李敏问爸爸：

“这是那一个？”

毛泽东低声说：

“他是我家里人。”

一曲舞毕，毛华初向伯伯告辞。毛泽东叫秘书把他送到门口，直至上了汽车。

欲知后来毛华初工作情况如何，本传后边还有交代，请继续往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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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4 11:46

第259章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

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

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话说1955年8月6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8月初，刘思齐由毛泽东安排准备去苏联留学，此时她患了重感冒，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毛泽东马上回了一封信：

思齐儿：

信收到。患重感冒，好生休养，恢复体力，以利出国，如今日好些，望来此一看，否则不要来。最要紧是争一口气，学成为国效力。你要的列宁选集2卷，给你送上。

祝好！

父字

后来在9月间，毛泽东把刘思齐送到苏联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

8月7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他每天下午到海水浴场游泳三四个小时，晚上工作，主要是修改7月31日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稿，直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有时到六七点钟。

毛泽东根据8月1日省市区委书记们讨论的意见，对报告稿作了必要的修改和补充。他加写的重要文字有：

“我们必须反对任何没有准备的不顾农民群众觉悟水平的急躁冒进的思想。”

“反对不顾质量、专门追求社和农户的数目字的那一种倾向。”

“必须一开始就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

“在发展了一批合作社之后，必须有一个停止发展进行整顿的时间，然后再去发展一批合作社。那种不许有停顿、不许有间歇的思想是错误的。”

此外，毛泽东每天还要阅读省市区党委送来的报告，他读得非常认真，仔细的圈、点、批、画，还修改文字。

8月11日，国防部长彭德怀、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签发《关于军士和兵评定军衔的指示》，全军评定军衔的工作正式展开。

8月13日，毛泽东在批转湖北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用大力、分几次、认真的而不是走马看花的整顿现有合作社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湖北报告中没有提到，中央希望你们严重的加以注意。”

8月21日，毛泽东通知陈伯达到北戴河，研究为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决议的起草问题。

同时，毛泽东要廖鲁言负责修改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

8月23日，毛泽东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修改本送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陈伯达、陆定一、陈毅、谭震林、邓子恢、李富春13人，征求意见。

8月2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修改本发给上海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并要求他们印发各级党委直到农村党支部。

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发表后，在全国农村干群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酝酿建社办社，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仅成为舆论中心，而且成为广大干群的实际行动。

8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发给上海局、各省市区党委。通知中说：

“今年国庆节前后，中央有可能召集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来京参加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及其它问题的中央会议。因此请你们预作准备，并请你们通知各地委书记做准备。”

1955年9月4日，毛泽东与周恩来、陈伯达、廖鲁言一起，审定了由陈伯达起草的为七届六中全会准备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草案，以及由廖鲁言负责修改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

9月4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一份报告起草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关于‘依靠贫农（包括全部原为贫农的新中农在内）巩固的团结中农’这个口号，在目前基础上依然是正确的。”“有人说，现在的提法似乎是放弃‘依靠贫农巩固的团结中农’这个口号了，这是不对的，我们不是放弃这个口号，而是使这个口号按照新的情况加以具体化，即将新中农中间已经上升为富裕中农的人们，不算做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而将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算作依靠对象的一部分，这是按照他们的经济地位和对于合作化运动是否采取积极态度来划分的。这即是说，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相当于老贫农，作为依靠对象，而两部分上中农，则相当于老中农，作为巩固的团结的对象。”

“关于在农村中依靠什么人的问题，还要明了几点。我们首先应当依靠党团员。我们区委以上的领导机关或者派到农村指导工作的干部，不去首先依靠农村中的党团员，而把党团员混同于非党团员群众，这是不对的。第二应当依靠非党群众中比较更积极一些的分子，这种人应当占农村人口百分之五左右（例如一个2500左右人口的乡，应有这样的积极分子125人左右），我们应当努力训练出这样一批人，我们也不应当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群众。第三才是依靠一般贫农和两部分下中农的广大群众。这个依靠什么人和如何依靠法的问题不弄清楚，合作化运动就会犯错误。”

毛泽东写完之后，将这个批语送给周恩来、陈伯达、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邓子恢传阅，并嘱咐说：

“如有不同意见，请少奇同志召集会议讨论一次，待我返京斟酌后再发。”

9月5日，毛泽东由北戴河回到北京。

9月5日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颇具特色的关于在10月间召开党的七届六中全会的通知。他在通知中要求参加会议的上海局、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区党委、地委的书记的发言，都要写成发言稿，并且根据各省地域的大小和各省、各地区合作化经验的多少，规定了各省委书记和地委书记发言稿的字数，而且还明确要求：

“发言内容主要讲合作化，应占字数十分之七之八左右，可以连带说一点粮食三定、社会镇反和建党整党等项工作的意见，连同召开八大问题，总共占字数十分之二之三左右。发言内容应尽可能有较深刻的思想性，而以具体经验和计划数字充实和证明之。”

后来，毛泽东起草的这个通知稿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后，于9月7日正式发出。

9月6日，中共中央将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各副秘书长、农村工作部各副部长和秘书长，征询修改意见。

9月6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廖鲁言对这两个草案进行了两次修改。

9月7日，毛泽东将他在9月4日晚为中共中央转发福建省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所写批语，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下中农》的党内指示，发往全国各地。

夏末秋初的一天，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钟灵在中南海怀仁堂筹办全国第一届美展。毛泽东要亲自看一看美展。

那一天，钟灵去菊香书屋迎接毛泽东。毛泽东一见钟灵，就高兴地说：

“噢，钟灵啊，是你在办这件事！”

毛泽东来到怀仁堂，同工作人员一一握手，与大家交谈，在钟灵和美协领导蔡若虹、王朝闻、张谔等人陪同下，漫步于美展展厅，他逐幅观赏，十分仔细。毛泽东指着一幅木刻问：

“木刻就是版画吧？”

旁边的王朝闻说：

“木刻只是版画的一种。”

王朝闻给毛泽东讲了版画的种类。毛泽东认真听着，时不时点点头。

参观结束了，众人在送毛泽东上车时，毛泽东邀请蔡若虹、王朝闻、钟灵、张谔说：

“我请你们几位去当当参谋。”

不等众人表态，工作人员就把他们请上了车，直驶勤政殿而去。进了勤政殿西门，只见贺龙、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叶剑英等人都在这里，毛泽东对贺龙等人说：

“我请来了几位美术家，也听听他们的意见。”

原来，人民解放军即将实行军衔制，今天是军委领导在这里审定军服的式样。毛泽东请钟灵他们来，是以美术家的眼光审视军服。

毛泽东和大家一起来到军服陈列厅，大家边看边议。贺龙指着北洋军阀的服装说：

“这种服装太难看，不能仿照。”

众人来到新式军服展柜前，彭德怀说：

“样子嘛，是见过的了，今天就是要看看穿起来怎么样，有没有一点威武之师的气派！”

一位领导指着新式军服的军官肩章说：

“这肩章倒是挺漂亮的，但是戴上它就不好参加劳动了，一挑担子，一背筐不就压坏了。”

贺龙说：

“你就不能脱下军服再劳动吗？”

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军衔办公室负责人李平将毛泽东引领到身穿大元帅服的模特前，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打量着“大元帅”。李平说：

“主席，这是大元帅服。”

毛泽东脸上露出了不以为然的样子，诙谐地说：

“大元帅？你靠边站吧！”

他又指着其它新式军服问钟灵等人：

“以你们美术家的眼光看这军服式样如何？”

钟灵等人都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毛泽东最后对众人说：

“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样式好看、统一、正规，又要节约。”

就这样，实行军衔制的新式服装算是审定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制定的初步方案，以毛泽东为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在元帅之列，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也在大将之列。总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宋任穷和副部长赖传珠随着彭德怀、罗荣桓（总干部部部长、总政治部主任——笔者注）来向毛泽东汇报授衔授勋工作。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说：

“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要评军衔为好！”

毛泽东指着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说：

“总理和少奇同志，你们在部队搞过，也是元帅。”

刘少奇见毛泽东已经发表了意见，就说：

“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

“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

周恩来、邓小平连忙都摆手说：

“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毛泽东又转身问几位过去长期在军队担任领导职务，后来到地方工作的邓子恢、张鼎丞等人说：

“你们几位的大将军还要不要评啊？”

邓子恢等人也都说：

“不要评了。”

在讨论元帅问题提到粟裕时，毛泽东说：

“我看粟裕可以授元帅军衔。战功、资历、品德、才干、威望，粟裕都够当元帅。解放战争时期，谁不知道华东战场的粟裕，蒋介石的几大金刚谁不害怕粟裕！”

刘少奇说：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领导的苏中根据地和1师，在新四军中打的仗最多，消灭的敌人最多。”

朱德说：

“解放战争5年的任务3年提前完成，粟裕的功劳很大啊！他指挥打的大仗最多，消灭蒋介石的军队最多，给军委提出的好建议最多。”

有人提出异议说，解放战争时期粟裕是华东解放军副司令。毛泽东马上纠正说：

“粟裕两让司令，品德高尚，全军有名。1948年中央已经决定粟裕担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他再三请求中央把陈毅留在华野，实在不成，最后提出陈毅在华野的职务保留。中央只好同意。他当了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实际做的工作，担的责任与司令员兼政委没有两样。”

周恩来说：

“可是粟裕已经提出请求辞帅，态度很诚恳。他说，我党我军许多老前辈在，他们资历更老，威望更高，贡献更大，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有利于全党全军团结。”

毛泽东一听此话被深深的感动了，他说：

“两让司令，再辞元帅，粟裕高风亮节！”

周恩来建议说：

“粟裕不当元帅，大将还是要当的。”

毛泽东依然在激动着，他说：

“而且是第一大将！”

会议最后决定：授10位元帅，10位大将。粟裕居大将之首。

许光达得知自己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连3次提出要求降低军衔的申请书，军委一致意见不予批准。许光达在申请书中写道：

军委毛主席、各位副主席：

授我以大将衔的消息，我已获悉。这些天，此事小锤似的不停的敲击心鼓，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带4星，心安神静吗？此次按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功绩授勋，回顾自身历史，1925年参加革命，战绩平平。1932年至1937年，在苏联疗伤学习，对中国革命毫无建树；而这一时期是中国革命最艰难困苦的时期：蒋匪军数次血腥的大围剿，3个方面军被迫做战略转移；战友们在敌军层层包围下，艰苦奋战，吃树皮草根，献出鲜血生命；我坐在窗明几净的房间吃牛奶面包。自苏联返回后，有几年是在后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行列里，在中国革命的事业中，我究竟为党为人民做了些什么？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10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心安，为了公正，我曾向贺副主席面请降衔。现在我诚恳的慎重的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许光达

1955年9月10日

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举着许光达的降衔申请书，对朱德、彭德怀、贺龙等人说：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

毛泽东越说越激动，他大步走到窗下，双手推开两扇窗户，说道：

“500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神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许光达，原名许德华，1908年11月19日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少年时在大伯资助下入小学读书，后考入长沙师范学院，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春，许光达到广州考入中央军事政治学院，即黄埔军校，1927年2月，毕业于黄埔军校第5期炮兵科。

后来在1965年军队取消军衔制时，许光达坚持把自己应定的行政4级降低为行政5级。

这个时候让衔的还有董其武，当他得知要给他受上将衔，就找到杨成武说：“杨司令，你是有功，我是有罪；你当上将，我不能当上将。我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请你帮我转递一下，无论如何我不能当上将。”杨成武将董其武的信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了以后说：“成武啊，你告诉董其武两句话：杨成武是共产党员，当不当上将无所谓。董其武一定要当上将。”杨成武向董其武传达了毛泽东的两句话，董其武痴痴的望着杨成武，嘴角抽动着，泪水像小河一样往下淌，终于控制不住情绪，嚎啕大哭起来。

第二天，杨成武在中南海紫光阁参加国防委员会会议，见到了傅作义，他问：“傅先生，昨天董其武先生的事，你知道不知道？”傅作义激动地说：“知道了，知道了。我也只有两句话：毛主席伟大，共产党伟大！董其武昨天晚上在我那里折腾了一夜，又哭又笑，反复讲的就是这两句话。”

再说毛泽东在中将问题上讲话说：

“中将定的多了，年轻的同志以后还有机会。”

卢仁灿的名字从开始拟定的中将部分移到少将里面。卢仁灿没有任何怨言。有人为自己的军衔找过领导，甚至上书中央，也有人替卢仁灿打抱不平，说在海军的将军里论起来，卢仁灿的年龄的确算年轻，但是，他的资历不浅、能力不低。

按照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应当被授予上将军衔，后来因需要减少上将名额，他立即提出，自己是主抓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要求降为中将。

徐立清，1910年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彭德怀几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都坚持把自己降为中将。在兵团级干部中，他是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在军委研究中将、少将军衔时，根据皮定均的资历和历史职务，最初定为少将军衔。军委把名单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一直记着皮定均在解放战争中，率领中原军区第1纵队第1旅，孤军千里突围的赫赫战功，他大笔一挥，在皮定均的名字下面写了6个字：“皮有功，少晋中。”

孙毅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

“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我投身革命决不是为了升高官、要厚禄。”

军委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还是决定授予他中将军衔。

此一时期，与让衔的领导人相反，在一些人眼里，授衔就如同梁山好汉一百单八将排座次一样重要，有人哭了，有人笑了。毛泽东听说了这些情况，他很不高兴地说：

“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可以不要，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要闹，有什么意思？哪像共产党！”

朱德笑笑说：

“肩上少了一颗豆，脸上不光彩，回家没法向老婆说呀。”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衔时。粟裕两让司令再辞帅，高风可嘉！”

且说在9月10日，毛泽东在批转河北省委的一个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这个报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除合作化规划之外，作了全省的农业增产规划，请你们着重的加以研究。中央要求全国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一律仿照河北办法……对自己区域的农业增产问题，经过研究，做出全面的规划，报告中央，是为至要。”

9月11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试行草案。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继续审阅修改后的决议草案，一直到12日清晨4时才审阅完毕。他接着写了一个批示，要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陈伯达在12日将决议草案看完，尔后由杨尚昆立即把它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等人，并同时派飞机分送各省市区党委，征求修改意见，要求他们在月底来京参加七届六中全会时把修改意见带来。

9月13日下午，毛泽东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听取李先念关于召开9省粮食会议的汇报。

9月14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了北戴河。

9月15日，毛泽东开始着手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

此时的北戴河，秋风中已带有几丝寒意，但毛泽东游泳的兴致依然很高，他每天都要下海，风雨无阻。

有一天，天上下着瓢泼大雨，海面上被狂风卷起的巨浪有一人多高，毛泽东还是坚持下海游了10分钟。

9月17日，国务院第18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从1955年10月1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佩戴军衔肩章、军兵种和勤务符号，按照国家规定的新的服装制式着装。

9月25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写好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一。他写道：

“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是：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同时对于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这个过渡时期大约需要18年，即恢复时期的3年，加上3个五年计划。在我们党内，对于这个总路线的提法和时间的规定，从表面上看，大家都是同意的，但是在实际上是有不同意见的。这种不同意见，在目前，主要的表现在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上。”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本书里所收的，都是各省、市、区的实际例子，共有120几篇。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1955年1月到8月的，一小部分是1954年下半年的。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是从各省、市、区的党内刊物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从报纸上取来的，有几篇是下级党委或者是工作同志向上级党委的报告，有一篇是请了一个合作社社长到北京谈话的记录。对于这些材料，我们只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内容都照原样。在一部分材料中，我们写了一点按语。为了区别于在有些材料上原来刊物的编者所写的按语，我们写的按语，用了‘本书编者’的名义。”“这些材料告诉我们，运动是健康的。出乱子的地方都是党委没有好好去指导。”“这些材料很有说服力，它们可以使那些对于这个运动到现在还是采取消极态度的人们积极起来，它们可以使那些到现在还不知道怎样办合作社的人们找到办合作社的方法，它们更可以使那些动不动喜欢‘砍掉’合作社的人们闭口无言。

在几万万农民中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的改造，是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就全国来说，时间还不算很久，经验还不算很多。特别是我们还没有在全党进行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这就使得很多的同志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提起注意，不明了这个运动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使得党内的意志还不统一。现在我们党的六中全会很快就要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即将作出关于这个问题的新的决议。我们应当根据这个决议做一次广泛有力的宣传工作，使得全党的意志统一起来。这本书的出版，对于这一次宣传工作，可能是有些帮助的。”

这一天，毛泽东从北戴河返回到北京。

9月26日，毛泽东在中央农村工作部9月22日的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检讨报告上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你们脑子里藏着相当严重的资本主义思想。”“实际上你们有一条路线，有一个方针，而这是和中央的路线和方针相抵触的，所以在长时间内中央总是不能说服你们，即使经过严重的批评还是说不通，还是要坚持你们自己的东西。直到8月1号的会议才开始认真的转变过来，是否彻底也还是问题。

送刘、周、陈、朱、彭真、邓小平、陈伯达、廖鲁言即阅，退邓子恢。”

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时决定授予一批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里，和将被授予元帅衔的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人，正在海阔天空的谈笑风生，只有林彪一个人郁郁寡欢、一言不发，蜷曲在柔软的沙发上。毛泽东走近他身旁，关切的问他的身体如何？林彪说：身体很差，怕光、怕风，怕水，怕声音，见风感冒，见水拉稀。

后来，毛泽东指示卫生部副部长、军委总卫生部副部长及中华医学学会会长傅连璋，组织专家为林彪做一次全面细致的检查和会诊。会诊前，林彪让叶群出面，暗示傅连璋为林彪开一张生病的证明。傅连璋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会诊后，说林彪无大病，应该多进行一些户外活动。他还关切的劝林彪，一定要戒掉用吗啡的习惯；要治病，有别的办法，吸毒是万万要不得的。林彪由此对傅连璋忌恨在心。

傅连璋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说在林彪身上没有发现重要器官的严重器质性病变，许多症状与精神因素有关。毛泽东得知林彪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一时沉吟不语。他为了鼓励林彪，曾特意抄录了曹操的《龟虽寿》一诗赠给林彪，希望他振奋精神，有所作为。

再说9月27日下午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

人大常委会典礼局局长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奏国歌。

人大副委员长兼秘书长彭真，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授予朱德等10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

毛泽东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朱 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 龙、陈 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

毛泽东又将勋章授予十大元帅。

9月27日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在国务院礼堂隆重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官军衔的授衔、授勋典礼。

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宣读了周恩来总理的授衔命令。

周恩来分别把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一一授予粟裕、徐海东等在京将官。

徐海东主动提出受之有愧，高了。周恩来说：

“海东同志，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恰当。”

毛泽东亲自为在京的将官们授勋，授予傅作义、董其武、陶峙岳等人一级解放勋章。董其武心中极不平静，连声说：

“感谢毛主席、周总理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感谢你们的恩情。”

后来，陶峙岳被任命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手捧一级解放勋章走到少将李贞面前时，李贞想跟毛泽东说几句话，却激动得说不出来。周恩来赶紧说：

“祝贺你，李贞同志，你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将军啊！”

9月28日，国防部举行授衔典礼，国防部长彭德怀授予在京部分校级军官军衔。

后来从11月开始到1956年初，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授衔典礼，相继在各领导机关所在地举行，贺龙、聂荣臻、叶剑英以及其他高级将领，代表中央军委、国务院和国防部，分别授予各单位将官、校官和尉官军衔。贺龙代表毛泽东授予邓宝珊一级解放勋章。

同时，各部队还举行了授予军士和兵军衔的典礼。

再说这次授予10大将军衔的是：

粟 裕 徐海东 黄克诚 陈 赓 谭 政 萧劲光 张云逸 罗瑞卿 王树声 许光达

授予55人上将军衔，按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王 平 王 震 王宏坤（海军） 王新亭 韦国清 乌兰夫 邓 华 叶 飞 甘泗淇 吕正操 朱良才 刘 镇（空军） 刘亚楼（空军） 许世友 苏振华 李 达 李 涛 李天佑 李志民 李克农 杨 勇 杨至成 杨成武 杨得志 萧 华 萧 克 宋任穷 宋时轮 张宗逊 张爱萍 陈士榘 陈再道 陈伯钧 陈明仁 陈奇涵 陈锡联 周 桓 周士第、周纯全 赵尔陆 洪学智 钟期光 贺炳炎 郭天民 唐 亮 陶峙岳 阎红彦 黄永胜 谢富治 董其武 彭绍辉 韩先楚 傅 钟 傅秋涛 赖传珠

后来王建安在1956年、李聚奎在195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上将人数上升至57人。

授予177人中将军衔；按照姓氏笔画排列，他们是：

丁秋生 万 毅 王 诤 王必成 王近山 王尚荣 王宗槐 王秉璋 王恩茂 王道邦 王辉球 王紫峰 韦 杰 文年生 方 强 方正平 邓逸凡 孔从洲 孔石泉 孔庆德 甘渭汉 卢 胜 田维扬 邝任农 皮定均 成 钧 毕占云 匡裕民 朱 明 朱辉照 向仲华 庄 田 汤 平 刘飞 刘 忠 刘少文 刘西元 刘兴元 刘先胜 刘志坚 刘转连 刘金轩 刘昌毅 刘浩天 刘培善 刘道生 孙 毅 孙继先 朵噶.彭措饶杰 杜平 杜义德 杨秀山 杨国夫 杨梅生 苏 静 李耀 李天焕 李成芳 李寿轩 李作鹏 李雪三 萧向荣 萧望东 萧新槐 旷伏兆 吴先恩 吴克华 吴法宪 吴信泉 吴福善 吴瑞林 何德全 邱会作 邱创成 余立金 余秋里 张 震 张 藩 张才千 张天云 张仁初 张令彬 张达志 张池明 张贤约 张国华 张经武 张南生 张祖琼 张翼翔 陈 康 陈仁麒 陈正湘 陈庆先 陈先瑞 阿沛.阿旺晋美林维先 范朝利 欧阳文 欧阳毅 罗元发 罗舜初 周 彪 周仁杰 周玉成 周希汉 周志坚 周赤萍 周贯五 冼恒汉 郑维山 胡奇才 赵 镕 赵启民 钟汉华 钟赤兵 饶子健 饶正锡 饶守坤 姚 喆 贺 诚 秦基伟 袁子钦 袁升平 莫文骅 聂凤智 聂鹤亭 顿星云 晏福生 钱 钧 倪志亮 徐立清 徐深吉 徐斌洲 郭 鹏 郭化若 唐天际 唐延杰 陶 勇 黄火星 黄志勇 黄新廷 曹里怀 常乾坤 崔田民 康志强 阎揆要 梁从学 梁必业 梁兴初 韩 伟 韩练成 韩振纪 彭 林 彭明治 彭嘉庆 覃 健 程世才 傅连璋 温玉成 曾绍山 曾泽生 曾国华 曾思玉 谢有法 赖 毅 鲍先志 詹才芳 蔡顺礼 廖汉生 廖容标 谭甫仁 谭希林 谭冠三 谭家述 赛福鼎.艾则孜滕海清

其中有两人是后来授予的。

授予800人为少将军衔，其中有：

丁 盛 马 宁 王 猛 王 新 王六生 王良太 王砚泉 王蕴瑞 王耀南 尤太忠 邓 岳 甘祖昌 叶运高 向守志 刘 丰 刘 镇 刘华清 刘振华 江腾蛟 李 贞（女） 李 觉 李 真 李水清 李丙令 李德生 李耀文 萧全夫 吴 忠 汪 洋 汪东兴 张廷发 张树芝 张耀祠 陈坊仁 陈其通 钱信忠 郭林祥 傅崇碧 栗在山 康健民   

后来，少将中有2人晋升为中将，另授560名少将。到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后总共授少将以上将军衔1614人，其中有原国民党军官159名。

1955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周年的纪念日，首都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和阅兵仪式。毛泽东从北戴河回京参加了庆典。

这一天，所有登上天安门城楼或观礼台的军人，参加阅兵的部队，都换上了新的制式军装，分别佩带了从元帅、将军到校、尉、列兵不同的军衔肩章。

毛泽东仔细端详着身穿大将军服、佩带大将军衔的粟裕，亲切地说：
    “我们的粟总长一身戎装，气度不凡。新中国成立6周年了，解放军应该改一改战争年代的土气了。”

粟裕笑笑说：

“穿着这样一身服装，很不习惯！”

周恩来说：

“慢慢就习惯了。这是形势发展的需要啊！”

10月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回复了一封信，并寄去了一首和诗。

原来，周世钊在6月20日陪同毛泽东游览岳麓山后，写出了一篇题为《难忘的一天》的日记和几首诗。后来，他给毛泽东寄来了一封信和他所作的几首诗，其中有一首题为《七律.从毛主席登岳麓山至云麓宫》，诗云：

滚滚江声走白沙，飘飘旗影卷红霞。直登云麓三千丈，来看长沙百万家。

故国几年空兕虎，东风遍地绿桑麻。南巡喜见升平乐，何用书生颂物化。

毛泽东接到周世钊的来信和诗作后，因国事繁忙，一直未回复。直到10月4日这一天，才写了这封回信，他写道：

惇元兄：

惠书早已收读，迟复为歉。承录示程颂万遗作，甚感，并请向曹子谷先生致谢意。校额诸件，待暇当为一书，近日尚未能从事于此。读大作各首甚有兴趣，奉和一律，尚祈指正。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

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顺问近佳！

毛泽东

毛泽东诗中的“卅年仍到赫曦台”一句，是指他在1925年自韶山赴广州，途经长沙，曾游岳麓山一带，作《沁园春。长沙》；到1955年重登岳麓山，恰好间隔30年。

10月4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以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区党委、地委书记，中共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负责人，共计451人。

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讨论关于召开党的“八大”的问题。

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彭真、邓小平等80人在全会上发言，另有167人作书面发言。

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在会议上介绍湘潭地区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位地委书记，列席中央全会并讲话，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此前，华国锋曾先后写出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充分研究农村各阶层的动态》、《在合作化运动中必须坚决依靠贫农》3篇报告。这些来自故乡的报告，毛泽东读起来尤感亲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注意到华国锋的名字；也是安排他在这次全会上发言的主要原因。后来，毛泽东在路过湖南时，曾经接见了华国锋，他说：

“你是我的父母官呢!”

毛泽东的幽默语言，流露出了对华国锋的赞赏。

再说在全会上发言的人们一致拥护毛泽东一再修改的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批评了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出现的右倾错误；一致主张加快发展农业合作化。朱德说：

“我听到同志们的讲话都很有信心，叫我这个素来乐观的人更加乐观了。我估计在全国农村中基本上完成合作化，可能会比中央预定的速度要快些。”

刘少奇也说：

“根据各省委地委同志对农业合作化所作的规划的报告，大约将在今后3年至4年内基本上完成全国半社会主义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发展的速度，可能大大超过我国五年计划中所规定的合作化的速度，也可能超过毛泽东同志在7月31日报告中所提出的速度。”

邓子恢在发言中作了检讨。

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决议中写道：

“现在农村中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即将到来。党面临的任务就是要大胆的和有计划的领导运动前进。1957年春以前，70 %到80％的参加合作社，即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全国大多数地区，在1958年春以前，基本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在新疆地区实现合作化则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基本完成。”

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总结讲话。他说：

“我们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我们党的总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同志们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应当有这么一次大辩论。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我们的党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这个辩论，要在农村中间展开，也要在城市中间展开，使各方面的工作，工作的速度和质量，都能够和总路线规定的任务相适应，都要有全面规划。”

关于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说：

“1950年，我在三中全会上说过，不要四面出击。那时，全国大片地方还没有实行土改，农民还没有完全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就向资产阶级开火，这是不行的。等到实行土地改革之后，农民完全到我们这边来了，我们就有可能和必要来一个‘三反’、‘五反’。农业合作化使我们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而不是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基础上，巩固了同农民的联盟。这就会使资产阶级最后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有些同志太慈悲，不厉害，就是说，不那么马克思主义。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6亿人口的中国绝种，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在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毛泽东提出了防止“左”的倾向，他说：

“省（市、区）一级、地区一级、县一级，这3级必须时刻掌握运动发展的情况，一有问题就去解决。”“专门喜欢事后批评，缺乏临机应变的指导，这是不好的。如果遇到情况不对，怎么办呢？情况不对，立即刹车。或者叫停车。”“省、地、县都有刹车的权力。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以后在发展合作社的工作上，我们要比什么呢？要比质量，比规格。数量，或者速度，有前面所说的那个规定就行了，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本是什么呢？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怎样才会增加生产，怎样才会不死牲口？就是要遵守自愿互利的原则，要有全面规划，要有灵活的指导。”“我们务必避免苏联曾经犯过的大批杀掉牲口的那个错误。”“请你们各位注意，务必不要出大问题，不要发生死一批牛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拖拉机还很少，牛是个宝贝，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工具。”

毛泽东在谈领导工作方法时，说到了他编辑《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情况，他说：

“我用11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文章。先是请廖鲁言同志同农村工作部的同志他们看了一千几百篇，选了一百二十几篇，然后我对这一百二十几篇搞了11天，包括改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毛泽东鉴于有些省委书记在会议上提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中的材料已经过时了，应当补充新的材料，他说道：

“《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你们可以带回去，看一看，把你们要增的材料送来，哪些应该抽掉的提出来，应该修改的地方加以修改，按语有不对的地方也提出来修改意见。限10月25日以前报送中央办公厅。”

关于思想斗争问题，毛泽东说：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性质属于右倾的错误，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邓子恢同志作了自我批评，虽然各小组会上有些同志觉得他讲得还不彻底，但是我们政治局的同志，还有一些同志，谈了一下，觉得基本上是好的。在现在这个时候，他有了这样的认识，已经是好的了。邓子恢同志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做过许多工作，有成绩，应当肯定。”

在回答有人提出的“将来趋势”问题时，毛泽东说：

“在上一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也讲过了，大约在50年到75年的时间内，就是10个五年计划到15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在50年到75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我们这一辈子有过多少冲突，武装的，和平的，流血的，不流血的，你能说以后就没有？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很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是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这是不是一定呢？我看是一定的。按照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定的。那个资产阶级已经给自己造好了掘墓的人，那个坟墓都挖好了，它不死呀？要讲趋势，比较粗枝大叶一点说，就是这么一种趋势。”

正是：毛公前瞻发宏论，今人读来可惊心？

      六十春秋铸铁证，“将来趋势”必成真！

再说10月13日，毛泽东在第3次修改《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时，加写了一些话，他写的是：

“注重合作社的质量。”“反对单纯的追求数量的偏向。”“有些地方是可以暂停一下，从事整顿的；有些地方是可以边发展、边整顿的。有些合作社的部分社员可以让他们退社，个别的合作社可以让它们暂时解散。”

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由林山荣吉率领的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来的客人是我们的邻舍，左邻右舍，是很接近的一个邻舍。日本朋友到中国来，从你们日本家里到我们家里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感谢。中日关系的历史是很长的，人类几十万年以来过着和平的生活，我们的祖先吵过架，打过仗，这一套可以忘记啦！从法律上说，中日就是处于战争状态。你们把恢复中日关系放在第一条，这是很好的。就人民的利益要求，应尽早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

“你们现在难以承认我们，我们是谅解的，我们不会责备你们。我们彼此间可以先搞些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以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一步一步的就会建立起邦交。按照你们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做，如果暂时不能承认我们，我们可以等待，有误会的可以慢慢解释。”

毛泽东还说：

“美国说我们是殖民主义，讲我们的坏话，说我们争夺他们的市场。这是不对的。因为第一，中国没有抢夺各国市场，而是美国人在抢夺各国市场；第二，不是中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而是美国在各国建立军事基地；第三，中国没有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而是美国派军事顾问团到各国去，中国没有同各国订立不平等条约并附有政治条件。”

“中日两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美国压在我们的头上。美国的手很长，它抓住我们的台湾，也抓住日本、菲律宾、南朝鲜。亚洲这样大的地方它都想抓。这件事情终究不能持久的。这里是我们的地方，这里的事情应当由我们的人民来管。现在我们要求它放手，把手拿走。放手以后，我们再来拉手。”“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自己管，这是个真理。”

10月27日下午，毛泽东趁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在北京开会的机会，在中南海颐年堂约见了陈叔通、章乃器、李烛尘、黄长水、胡子昂、荣毅仁。他在谈话中说：

“中国的统一战线有很久的历史，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反帝反封建，到现在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是经过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的。我看统一战线有好处，又反帝反封建，又赞成社会主义，为什么要把人家赶走呢？是人多好些，还是把许多积极因素赶走好些？还是把积极因素团结起来好。要把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村的、城市的）、宗教家等等都团结起来。团结了更多的人，阻碍就少些，事情就容易办得通。至于选举，不选民主人士不好，要说服选民，使他们了解这样做对劳动人民没有坏处而有益处，是可以说服他们的。当然也还有‘左’派，门关得紧点，对他们也可以说服。”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同其它国家的不同，从孙中山起就为建立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后来我们接手，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中外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都有过积极的作用，曾经革命的力量对生产发展都有作用。”

“关于私营工商业改造的时间问题，有人说，现在锣鼓点子打得紧，胡琴也拉得紧，担心搞得太快。我们说，社会主义改造是3个五年计划基本完成，还有个尾巴要拖到15年以后，总之是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苹果不熟摘下来吃就是酸的。现在是协商办事，这样大的事情，与全国人民有关的大事，当然要协商办理。如果大家不赞成，那就没有办法做好。有些事缓点比急要好，但是否现在锣鼓点子就不要打紧了，戏就不唱了？不是的。现在还是要劝大家走社会主义道路。”

“现在中国正处在大变革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农民的个体所有制要变成集体所有制，资本家也要改变其私人所有制，许多人掌握不住自己的命运。其实要掌握是可以掌握的，即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的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人们考虑的，不外是一个饭碗，一张选票，有饭吃不会死人，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这对地主来说是突然转变，没有思想准备的。对资产阶级则不同。马克思说：无产阶级要解放自己，就要解放整个人类。如果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不解放，无产阶级本身就不能解放，必须全人类都解放，变成一个新制度，无产阶级才能最后解放自己。”

毛泽东讲完了，他请大家提意见。章乃器就发言说：

“骂社会主义来得早的固然有，但我要乐观些。我认为欢迎社会主义早来的多些，因为他们在过去受过官僚资本的压迫。”

毛泽东说：

“不一定见得，国民党并没有搞掉他们的剥削制度。”

章乃器说：

“他们对制度感觉不到，他们注意的是工作、生活。”

黄长水插话说：

“还有下一代。”

章乃器接着说：

“帝国主义同官僚资产阶级要毁灭他们，我们则安排他们，少数人不舒服，多数人好了，生产增加，利润多了，收税的人来了不发抖。”

毛泽东说：

“你是主张红色资本家的，我们大有合作之势。”

章乃器说：

“因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些人怕共产主义不如解放之初怕共产党。我是乐观派，主张调查一下。过去帝国主义倾销，官僚资本搞金元券，没有安排，反被挤垮。”

毛泽东说：

“总有人要被挤下台的。我们民主党派上了台不会下台，除非做了坏事。多数人是能改变的，对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像对官僚资产阶级、地主一样打击。究竟是先挤垮后收容好呢，还是不挤垮好呢？现在不先挤垮，抵触、破坏可以少一些。这样做看起来似乎慢一点，但整个生产力是向前发展的。农业也是一样。必须增加生产，使一些人的忧虑慢慢减少，说服家属朋友，波浪式的扩大。不要误认为今天谈了，明天回去就要共产。少数人开了会回去做宣传，有想得通的，有想得比较通的，有想不通的，会参差不齐。”

李烛尘说：

“几年来工商联做了工作，有成绩。一般工商业家与解放初期不同，但对他们宣传教育不够，方法不好，惩罚多、奖励少。政府方面也有些干部平时没有说清楚，开会就批评坏的，甚至抓人。公私合营企业的干部，对资方有错不当面讲，要人自己去体会，资方就怕了。”

毛泽东说：

“有意见，要讲清楚、明确。”

陈叔通、胡子昂都说，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了。黄长水接着说：

“积极分子是越来越多的。学习很重要，广州工商界参加有组织的学习的5000多人，每周3小时学习时间，工商讲座可发展到10000人。参加了学习的，违法就少了。”

毛泽东说：

“不是天生要违法的，是政府工作没有做好。”

荣毅仁说：

“政府干部批评工商业者有‘三靠’思想，即业务靠国营，资金靠银行，生产靠工人。靠要受批评，不靠又不好。现在工商业者在政治、工作、利润等方面都有些问题。政治上有些距离，工作上职权有问题，利润方面有些比较困难。”

毛泽东说：

“宣传要具体，只有批评没有鼓励不好，要估计，要分析，要肯定主要的方面。”

胡子昂说：

“‘三反’、‘五反’以后，资本家是两头小中间大，多数人是大势所趋，得过且过。总路线宣传以后，情况有些转变，主席的合作化问题报告发表后，工商界很感兴趣。”

毛泽东说：

“把鬼讲开了就不怕了。”

胡子昂说：

“现在怕基础不稳，希望工商业改造也来个高潮，政府加强领导，工商界大起胆量。现在有基础。”

此时，吃饭的时间到了，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共进晚餐。晚餐后又继续座谈。毛泽东说：

“中心的目的是要经过一批先知先觉做思想准备，要大家掌握自己的命运。在旧社会连蒋委员长自己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现在要大家逐渐减少吊桶，改用抽水机，不要吊桶。我是宣传共产主义的，要走向共产主义，就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真正富强的国家。”

10月28日，毛泽东在给彭真、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明日下午4时勤政殿的会集，在京各中共中央委员及各副秘书长，似宜邀集到会，陈伯达亦宜通知到会。座位挤一点，能有300人左右为宜。是否可以，请酌定。我觉得此次座谈有重要意义，时机是好的。”

10月29日下午，因为参加座谈会的人员太多，会议改在中南海怀仁堂进行。参加座谈会的人员有中华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全体委员，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人民团体及中央各部门负责人。

陈云首先讲话，他主要是讲私营工商业的生产安排和改造问题。

接着，毛泽东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即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工商业者应该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只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有前途。只有把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才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的目标是要使我国比现在大为发展，大为富、大为强。现在，我国又不富、也不强，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包括地主阶级。地主过了几年之后，就有了选举权，他就不叫地主了，叫农民了。资产阶级，总有一天，大约3个五年计划之内，就不叫资产阶级了，他们成为工人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那种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情况，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应该逐步结束。”

“对共产这个问题要讲开，要说穿。要经常说，朋友们几个人在一起扯一扯，就不怕了。我看，共产这个事情是好事情，没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会知道的，会看到的。全国统筹兼顾，这个力量大得很。资本主义私有制大大妨碍统筹兼顾，妨碍国家的富强，因为它是无政府性质的，跟计划经济是抵触的。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个东西要说开。当然也要注意，不要一说开就晚上睡不着觉，就神经衰弱，说是明天早上就要共产了。不是的。我们讲几年准备，要经过几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加工订货；第二个步骤，公私合营；第三个步骤，那个时候我们再议嘛。究竟哪一年国有化，我们总是要跟你们商量嘛。国有化不会是像扔原子弹那样扑通下地，全国一个早上就全部实现，而是逐步实现的。现在来说，还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通过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的做工作，慢慢的使我们的新制度往大家的脑筋里面钻进去一点，把不安的心理逐步减少，增加核心分子，扩大核心集团，让大家认识到新制度确实可行，确实有益。”

毛泽东还说：

“我们现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就是运用从前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提出过的赎买政策。它不是国家用一笔钱或者发行公债来购买资本家的私有财产（不是生活资料，是生产资料，即机器、厂房这些东西），也不是用突然的方法，而是逐步的进行，延长改造的时间，比如讲15年吧，在这中间由工人替工商业者生产一部分利润。……大概是1年几个亿吧，10年就是几十个亿。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么一种政策。全国资本家的固定资产的估计，有这么一笔账：工业方面有25亿元，商业方面有8亿元，合计是33亿元。我想，如果15年再加恢复时期3年共18年，工人阶级替资产阶级生产的利润就会超过这个数字。”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是采取1949年对官僚资本那样全部没收、一个钱不给这个办法好呢，还是拖15年、18年，由工人阶级替他们生产一部分利润，而把整个阶级逐步转过来这个办法好呢？这是两个办法：一个恶转，一个善转；一个强力的转，一个和平的转。我们现在采取的这个办法，是经过许多的过渡步骤，经过许多的宣传教育，并且对资本家进行安排，应当说，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美国只有1亿多人口，我们有6亿多人口，我们应该赶上美国。李富春同志做过报告，不是说赶上美国不要100年吗？这个看法我也赞成。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是50年吧，也许75年，75年就是15个五年计划。哪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全国各界，包括工商界、各民主党派在内，都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我们在整个世界上应该有这个职责。”

接着，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副主任委员李烛尘、荣毅仁、黄长水、胡子昂先后作了重要发言。

李烛尘在发言中还说：

“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同志们，在庄严的怀仁堂，当着毛主席的面，每个人应提出保证，一定要把核心工作做好。大家如无异议，请大家起立表示决心。”

工商联全体执委立即起立，高声欢呼。

毛泽东仔细的听完工商联各位负责人的发言后，再一次讲话说：

“听了好几位的讲话，觉得很好。”“关于回去传达的问题，我感觉有些地方需要请诸位注意。就是讲，不要搞一阵风，说是要搞共产了，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人员不齐，进步程度也不一致。搞一阵风，一点破坏都没有不可能。总而言之，不要说是要共产了，引起一阵风，好像刮台风一样，那样不好。关于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包括思想准备、宣传教育等许多工作在内，要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而不是一阵风，以免招致可能的某些损失。我们要力求保障损失越小越好。”

“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有成绩的，将来还可以看见有很大成绩。我们商店的柜台上、货架上货品很多，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没有断过。经过这样大的革命，我们货品没有断过，这是了不起的大事。很多外国人看见我们货品充足，很羡慕。”

“现在不是讲社会主义高潮吗？我就怕没有准备好，一个高潮来了一阵风。请诸位注意这一点。”“你们都是先进分子，说要来一个高潮。但是，大中小资本家有几百万人，那些小商小贩有几千万人，会有各种动摇、各种犹豫的，最后达到不动摇、不犹豫，是要经过好多次反复的。”“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总是要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这样看起来慢，实际上反而快。早两天我跟朋友们说过，就是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这样的话是好话。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就比较自然。这不是‘听其自然’的那个‘自然’，而是经过说服，经过教育，经过批评，克服许多困难而达到的‘自然’。”“总而言之，社会主义改造要减少损失，要有步骤有秩序的进行，要充分准备，准备工作越充分，这个事情就越能办好。”

1955年11月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召开第2次会议。会议传达和讨论了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讲话。

与会者在讨论中，纷纷表示一定要掌握好自己的命运，把个人的前途与国家的前途结合起来，分析对比了解放前和解放后资本主义企业不同的发展道路，认识到只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才是唯一光明的道路。

11月1日下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写道：

“从现在起，全国各地的要求，主要是合作社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数量问题。因为数量问题已经引起全党注意，而质量问题则还没有引起全党注意。”

尔后，毛泽东就陈嘉庚的来信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

陈嘉庚在10月9日给毛泽东的来信中，叙述了他9月再访延安途中拜谒黄帝陵和轩辕庙时看到的情况，提议政府采取措施，保护黄帝陵庙。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周总理：

此件阅后，请提交有关机关处理。我看陈先生的提议是有道理的。

毛泽东

这天晚上9时25分，毛泽东离开北京乘专列南下，视察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及城市工商业等情况。11时50分，专列抵达天津，停车1小时。毛泽东在车上召见天津市委书记黄火青、副市长万晓塘，听取了汇报。

11月2日清晨6时58分，专列到德州车站，停车1小时。毛泽东召见德州地委书记谈话。

上午10时43分，专列抵达济南。毛泽东召见谭震林和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谈话到下午1时结束。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与济南市委书记、副书记、市长谈话，9时55分结束。

晚11时56分，专列到达泰安。毛泽东在专列行进中，与被召上专列的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谈话。

11月3日凌晨1时54分，专列到达兖州，毛泽东结束了与泰安地委书记、副书记的谈话。2时25分，毛泽东与兖州地委书记、副专员谈话。

凌晨6时45分，专列抵达徐州，停车1小时。毛泽东与徐州地委书记、专员谈话。

上午9时40分，专列到达符离集，毛泽东与地委书记和专员谈话1小时又10分钟。

11时45分，专列到蚌埠，毛泽东与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副省长张恺帆谈话，至下午1时30分结束。

11月4日凌晨1时45分，专列到滁州。毛泽东与滁州两位地委副书记谈话，2时50分结束。

凌晨3时，专列到浦口。25分钟后，毛泽东与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省长惠浴宇及南京市委书记、市长谈话，5时28分结束。

7时21分，专列到镇江。毛泽东与镇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8时18分结束。

上午10时45分，专列到无锡。毛泽东与无锡市委书记、市长谈话，11时55分结束。

中午12时47分，专列到苏州。毛泽东与上海局书记柯庆施、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苏州地委书记、副书记及苏州市委书记、市长谈话，下午2时30分结束。

下午4时25分，柯庆施、许建国与毛泽东同行抵达上海。毛泽东下车到游泳池游泳1小时候后，上了专列。柯庆施、许建国随毛泽东继续前行。

11月5日晨6时，毛泽东与柯庆施、许建国及上海市其他领导人谈话；吃过早饭，又谈到9点40分。

中午，毛泽东下车游泳1个小时。

下午2时45分，专列到松江。毛泽东与松江地委书记、专员谈话，3时37分结束。

下午7时，毛泽东终于抵达了目的地——杭州。

从北京到杭州不过区区4000余里，毛泽东的专列竟然走了整整4天4夜，他一路上先后召见了省市委书记、副书记、省长、副省长、市长、副市长及地委书记、副书记、专员、副专员等大大小小40多名地方领导人。一时间，空中电波频传，地面上有关人员闻讯奔走，你来我往，川流不息，此情此景，蔚为奇观也！

这正是：五天走京杭，一路连夜日。宵旰为底事，专列人如织？

且说11月的杭州，正是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美丽时节，毛泽东游兴很高，接连攀登了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顶、莫干山，五云山。

北高峰在西湖附近。毛泽东在攀登途中，常常要停下来略作歇息，学习英语。他第二次攀登北高峰，很有感触。最后一次登临，心情极佳。他健步踏过数百个石级，盘绕26道弯，登上山顶。上面平旷如盘，高塔矗立。四外远眺，入目而来的是群山屏列，西子湖云光倒垂，波平如镜。整个杭州城尽收眼底，高楼大厦，比比皆是，往来汽车，蠕动如蚁。毛泽东立于山颠，随口吟道：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飞凤亭边树，桃花岭上风。

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莺。

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马上将此诗记录了下来。毛泽东解释说：

“这里的‘扇子’是指扇子岭，‘佳人’就是美人峰喽。”

说罢，他又翻开了英语课本，说：

“现在，既不热也不冷，只有学习喽。”

据陪同毛泽东的王芳回忆说，毛泽东三上北高峰是在第一次到杭州期间；还说《三上北高峰》一诗写于1955年：

“根据主席不走回头路的习惯，三次我们分别从北高峰的正面和东、西两侧爬上去，再从不同方向下山的。主席为什么对北高峰特别感兴趣，连去三次？我分析是北高峰是杭州近郊最高的山峰，主席喜欢登高望远，站在北高峰顶，放眼远眺，湖光涟艳、山色空朦，涛涛钱江、烟波浩茫。主席诗人气质，对这景色的感受肯定和常人是不大一样的。

社会上有人传说，一些小报过去也捕风捉影，说主席在北高峰的庙里抽过签，说他有帝皇之相。那是胡编乱造。我清楚记得，第一次我陪主席去北高峰，是从北高峰的正面即灵隐后面，经上天竺过韬光寺上去的，李敏和毛远新也跟去了。当时他们还都是小孩子，对在天竺庙里有人抽签算命感到很新奇。主席上山热了正在擦汗。毛远新、李敏跑来对主席说有不少人在庙里抽签算命的事。主席说，这是一种迷信活动，等你们长大就见不到了。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去试一试，若干年后你们就体验不到了。主席这句话的意思是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这种封建迷信活动很快就要取缔掉了。他是让孩子们作为生活体验去接触一下这种东西的。

第二次登北高峰是从玉泉经凤来亭过桃花岭上山的。往留下方向下来时天色已晚，望见村烟缭绕，正是农家点火做饭的时候。我们下山路过一户农舍，只见门户紧闭，不见一人。尽管这种情况事先我就知道，此时我心中仍就觉得有些矛盾和不安。主席外出，既要确保绝对安全，又要能够接触群众，如何处理好其中的关系，我们在工作中不断努力和探索，但离主席的要求还是很远。主席和我们站在农舍旁的几棵大松杉下休息。这种松杉不仅长得高，树冠大，冬天不落叶，春天长新叶，掉老叶，风一吹，树叶纷纷落下。主席站在树下闷声不响，似在思考什么问题。我准备挨主席的批评。这时，忽然从房后跳出一只大公鸡，它见人也不害怕，迎面向我们走过来。这时主席笑着对我说：‘厅长，厅长，你把群众管住了，却没有把大公鸡管住。是这只大公鸡不听你管，还是你管不住它？我们到这里，没有群众欢迎我们，还有大公鸡欢迎我们呢！’主席用这种风趣的方式批评我们，对警卫工作脱离群众表示不满。

主席第三次上北高峰，是从留下老东岳上去的。那条路是石板铺成的，年代久远，多有破损，路面长满杂草，但相当陡，两旁没有树木。已是三月中旬，那日天气晴好，空气有些闷热。登山时身上微微出汗，主席敞开衣裳，手里拿了把扇子。由于当时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浙江又是蒋介石的老巢，敌人的破坏活动很频繁。中央指示公安机关要提高警惕，严防阶级敌人破坏捣乱。因此，我们对主席的警卫工作也特别小心。为保万无一失，在主席活动经过的地方，我们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那天上山前，我们事先派人对游人做了疏散和布控。主席一路上见不到群众，他很不高兴，也不啃声。那首《五律.看山》的诗歌，我估计就是那天打的腹稿。

主席在诗中写的‘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指的是他三次登上北高峰，远望杭州一座城，不见杭州老百姓，在北高峰上，只看到‘飞凤亭边树’，吹到‘桃花岭上风’，凤来亭，桃花岭，原名飞凤亭，桃源岭，主席在诗中把它名称改了。这些地方本来是人们来往休息的地方，但此时却见不到群众。‘热来寻扇子，冷去对佳人’两句，意思是冬去春来，杭州西湖更美。他记得二上北高峰时，在大松彬树下休息，春风吹来，‘一片飘飘下，欢迎有晚鹰’，在门户紧闭的农舍旁，只有一只大公鸡来欢迎他。主席由此感受到一个领袖人物，一个党的领导干部，从现实生活中到思想上、感情上，如果不能和群众紧紧在一起，以致脱离群众，远离群众，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且说11月7日，毛泽东与警卫一中队的江苏、浙江籍7名战士座谈，了解农村情况。

11月10日，毛泽东与刚刚探家归队的几名战士座谈，了解他们家乡农民们的情况。

这一天，毛泽东在全面的调查研究之后，召集华东、中南地区9个省市委书记和有关人员柯庆施、陈伯达、王任重、吴芝圃、刘顺元、陶铸、邵式平、舒同、曾希圣、周小舟、江华、陈丕显、张劲夫、张霖之、李丰平等19人，专门研究农业发展规划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为起草决议做准备。

11月12日，毛泽东要陈伯达打电话给北京的陈云，征求他对起草决议的意见。

杭州会议经过讨论，搞出了一个《农业十五条》。

同时，毛泽东和陈伯达、柯庆施经过讨论，由陈伯达执笔，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草案中写道：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区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

1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50万人口以上的大中城市的党委负责人代表会议，准备讨论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

11月17日，毛泽东派人把印出来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送给刘少奇、邓小平。他在给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中写道：

“这个文件是陈伯达、柯庆施和我3人讨论，由陈伯达执笔写成的，因为时间仓促，来不及过细修改。陈伯达可于18日或19日飞回，可以帮助你们再加斟酌。这个问题，因为各省市委缺乏思想准备，似以作为草案于这次会后先行发出，待明春开中央全会时再行通过，较为适宜。因为是一个大问题，故以全会决议的形式为好。这些，统请政治局加以酌定。我准备日内回京参加这次会议的末尾一、二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给黄炎培回了一封信。

原来，此前的黄炎培因病住院动手术，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说：“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活动力安全恢复以后，将发挥新的精神，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努力。”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任之先生：

从医院给我的信收到了。尊恙痊愈，极为高兴。尚望注意保养，恢复健康。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惟须加强教育，使之普及到大中小城市的各行各业。看来在工商界是可以采用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的，这次工商联合会讨论的经验可以推广。因在旅行中，故未能早复。顺致

敬意！

毛泽东

11月18日，毛泽东离开杭州北上。

11月20日，毛泽东抵达天津。他立即召集北方几个省的省委书记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开会。参加会议的有吴德、乌兰夫、白坚、吴砚农、马文瑞、陶鲁笳、黄欧东、欧阳钦。会议讨论了在杭州搞出的《农业十五条》，又加写了两条，使之成为《农业十七条》。

《农业十七条》的主要内容包括：

1、1956年下半年基本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工作，1959年基本完成合作化的高级形式。2、12年内全国基本消灭荒地荒山。3、12年内各地90％以上的肥料由地方合作社自给。4、12年内粮食亩产，秦岭、黑龙江和黄河(青海境内)以北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500斤，淮河、秦岭、黑龙江以南达到800斤。5、7年内基本上消灭十几种不利于农作物的虫害和病害、若干危害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消灭老鼠、苍蝇、蚊子等四害。6、7年内基本扫除文盲，修好各地必要的道路，并建立有线广播网和乡社的电话网。

《农业十七条》是毛泽东南下视察的主要成果，以后经过不断修改补充，形成为《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简称《四十条》。此是后话。

是日晚，毛泽东由天津回到北京。

11月21日，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2次会议通过了《向毛主席致敬电》和《告全国工商界书》，号召每一个工商业者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会议顺利结束。

11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胡乔木起草、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社论：《统一认识，全面规划，认真的做好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作》。

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商定召开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负总责、彭真、陈毅等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研究知识分子问题10人小组，为即将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准备。

11月24日。毛泽东参加了中共中央召开的由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和大中城市党委代表参加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帝国主义眼前还不敢发动战争，我们要趁着这个机会，加快社会主义改造，加快我国的发展。”

毛泽东批评了党内、特别是领导机关总是思想落后于实际情况的现象，他说：

“右，是我们很突出的一个东西。反右，我想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都是值得注意的。”“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有两个，一是全面规划，二是接近群众。所谓全面规划，就是将许多侧面结合起来研究，这样就可以发现许多问题。但是不能只坐在房子里搞规划。办公室是要坐的，但总坐在办公室里，是危险的，在一年里要有几个星期到外面跑，跟群众接触，这样才可以发现问题。现在中央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在跟群众的接触中发现的。”

他还批评了一封署名为“上海工人”的来信，他说：

“这封信的基本观点是把资产阶级跟地主阶级等同起来，否认它还有积极的一面，不承认资本家能够改造好。马克思主义历来承认资产阶级比地主阶级要进步。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落后，但比封建主义进步，比小生产也进步，因为它是用机器生产，而小生产是用手工生产。这封信是以‘左’的面貌反对党的路线，不能代表工人阶级。不能认为，‘五反’以前资产阶级有积极性的一面，现在实行公私合营了，资产阶级反倒没有积极性的一面了，资产阶级越搞越反动了。恰恰相反，‘五反’以前，它的反动性多一些，它的坏的方面多一些，‘五反’以后逐步减少。现在，它是一只半脚踏进社会主义，人家快要变工人阶级了，已经是半社会主义者了。我们的社论上也写了，一只脚进了门，那一只脚也要进了，到了门槛上了。头一只脚占二分之一，第二只脚进了一半，它只有四分之一没有进来了。那么它积极的一面还有没有呢？现在来一个结论，说是没有了，它坏的方面不是越搞越少，而是越搞越多。这是一种机械的看法，否定了我们党的教育工作。这样看是不对的。”

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欲知毛泽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果如何？请继续往下看。

东方翁曰：本传从抗日战争初期到解放后，按照历史的发展顺序，先后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高级负责人们多次要求军队授衔的整个过程，到1955年9月之际，他们的要求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这一话题终于可以暂且放一放了。

当兵吃粮，论功授衔，光宗耀祖，这是中国几千年军人的追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人们也不例外。从北伐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到后来的工农革命军到红军到八路军到解放军到志愿军，经过了数十年的国内战争、民族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那些领导者们多少年浴血奋战，可谓是九死一生。如今大家早已从被统治阶级转换为统治阶级了，坐在自己打下来的江山上，按功分等级，论资加军衔，本也无可厚非，何况苏联老大哥早就是这样办理的。

毛泽东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尽管他创建这支军队的初衷是要指挥员和战斗员一律平等，甚至在这支军队中，他始终禁忌使用“官”这个词，更不要说要“划分等级”了。可现在毕竟是江山稳固了，经济复苏了，面对着他亲自领导和培养起来的成千上万的功臣们的要求，他已经再没有任何托词了。毛泽东的事业按照他自己的理想，目前还只是万里长征刚刚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还更长、更艰巨，于是乎，他的“猴气”不得不再一次表现了出来。但可以肯定，以后一旦时机成熟，他的“虎气”还是要占上风的。诸君如若不信，请看他在六十年代是如何取消军衔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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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6 19:05

第260章

“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两千

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

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

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

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

看看这个合作社。”

话说1955年11月24日晚，毛泽东给班禅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亲爱的班禅额尔德尼：

你在1955年8月13日给我的信收到了，很感谢！你们那里工作有进步，听了很高兴。希望你们和拉萨方面的团结日益增进和巩固。希望整个西藏一年一年的兴旺起来。此复

顺祝健康！

毛泽东

接着，他又给湖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兼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说：

“你下去跑没有？最好一年下去跑几次，每次两三星期也好。我最近出外跑了一次，觉头脑清新得多。你下去时，不只看学校，还可以看些别的东西。”

11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答复甘肃省委并告其它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电报中写道：

“看来各省群众的积极性都很高，如果今冬明春全国各省入社农户最少的能达到40%以上，则可以肯定1956年下半年全国各省（除新疆自治区）均可以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合作化。”

进入12月份，毛泽东开始动手重新编辑、修改《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田家英在他身边协助他做一些编辑工作。

毛泽东在此后近20天的时间里，全神贯注，仔细精选材料，认真修改文字。有的材料文字太差，他像批改学生的作文一样，在材料中写上了密密麻麻的修改文字。他还把一些冗长、累赘、看了让人头痛的标题，改得鲜明、生动、有力，引人入目，又突出了文章的主题思想。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天津东郊区庄子乡民生、民强农业生产合作社如何发动妇女参加田间生产》，共31个字，毛泽东将其改为《妇女走上了劳动战线》，只用了9个字，简单明了，又抓住了主题。有一篇材料的题目是：《大泉山怎样由荒凉的土山成为绿树成荫、花果满山》，毛泽东将其改为《看，大泉山变了样子！》。

且说1955年12月5日，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各条战线要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他批评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不积极，太慢了”，要求手工业合作化到1957年达到70％到80％。

周恩来、朱德、陈云等人针对手工业改造高潮中出现的问题，都作了阐述。

12月6日，毛泽东在一次主题为反右倾保守的讲话中提出，要利用休战加快建设，做到提早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各项工作要又快、又多、又好、更多、更好、更快的进入到社会主义。

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关于《征询对农业十七条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中央提出准备在1956年1月10日中央召集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

12月15日晚，毛泽东请卫立煌到中南海交谈，征求他对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处理意见。

不久，卫立煌受中共中央委托，看望了关押在北京第二监狱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与他们进行了恳切的谈话，对改造这些人的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

12月20日，毛泽东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的工作全部结束。他前后为这本书写了104篇按语，共计4万多字，其中有写于9月份的19篇未作任何改动，也有一些是在9月所写而在12月又加以修改的，其它的全都是在12月份新写的。

通观毛泽东所写的按语，无论其内容的重要性和广泛性，还是其文字的尖锐性和抒情性，所有在12月写的都远远超过了9月份所写的。他在《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23户贫农只有3条驴腿，被人称为‘穷棒子社’。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在3年时间内，‘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难道6万万穷棒子不能在几十年内，由于自己的努力，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又富又强的国家吗？”

他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别人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进一步。”

他在《谁说鸡毛不能上天》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一篇很好，可以说服很多人。这个地方的党组织，在合作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动摇过。它坚决的支持贫苦农民的办社要求，在和富裕中农的竞赛中取得了胜利，由小社变大社，年年增产，不到3年，实现了全村合作化。富裕中农说：‘穷光蛋想办合作社哩，没有见过鸡毛能上天。’鸡毛居然飞上天去了。这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中国，富农经济很弱（在土地改革时期，征收了他们的半封建的那部分土地，老富农大多数已无雇工，他们在社会上的名声又很坏），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中农的力量却是相当强大的，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在中国的农村中，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贫农和下中农同富裕中农实行和平竞赛表现出来的。”“在富裕中农的后面站着地主和富农，他们是有时公开的有时秘密的支持富裕中农的。在合作社的这面站着共产党。”“几千年以来，谁人看见过鸡毛能够上天呢？这似乎是一个真理。”“‘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在苏联，已经上天。在中国，正在上天。在全世界，都是要上天的。”

他在《机会主义的邪气跨下去，社会主义的正气升上来》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有些人虽然顶着共产主义者的称号，却对于现在要做的社会主义事业表现很少兴趣。他们不但不支持热情的群众，反而向群众的头上泼冷水。”“1955年上半年是那样的乌烟瘴气，阴霾满天。1955年下半年却完全变了样，成了另外一种气候，几千万户的农民群众行动起来，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实行合作化。到编者写这几行的时候，全国已经有六千万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社了。这是大海的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这样。”

他在《在合作化运动中，工人家属的积极性非常高》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也是一篇很有兴趣的文章。想要阻挡潮流的机会主义者虽然几乎到处都有，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的前进，把一切绊脚石抛在自己的后头。”

他在《一个违背领导意愿由群众自动办起来的合作社》一文的批语中写道：

“这是一篇动人的叙述，希望读者好好的看一遍。特别要请那些不相信广大农民群众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同志和那些动不动就想拿起刀来‘砍掉’合作社的同志好好的看一遍。现在全国农村中，社会主义因素每日每时都在增长，广大农民群众要求组织合作社，群众中涌出了大批的聪明、能干、公道、积极的领袖人物，这种情况十分令人兴奋。”“不要重复叶公好龙那个故事，讲了多少年的社会主义，临到社会主义跑来找他，他又害怕起来了。”

他在《高级社利益最大，而且并不难办》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看完这一篇，使人高兴。希望大家细心一读。希望一切条件成熟了的初级社，将这一篇向社员们宣读一遍，并且加以讨论，以便动员他们高兴的并社升级。这个浙江省慈溪县五洞闸合作社的了不起的事例，应当使之传遍全国。”

他在《勤俭办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这里介绍的合作社，就是王国藩领导的所谓‘穷棒子社’。勤俭经营应当是全国一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针，不，应当是一切经济事业的方针。勤俭办工厂，勤俭办商店，勤俭办一切国营事业和合作事业，勤俭办一切其它事业，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这就是节约的原则，节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

他在《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的按语中写道：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3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12月21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经济文化秘密访华团成员，他在谈话中说：

“我们要慢慢的逐步的改进中泰关系。我们只讲和平共处，讲友好，讲做生意，不在你们国家讲共产主义，不挑起人家来反对自己的政府。”

毛泽东还表示，中国可以买泰国的大米和橡胶。

后来，泰国秘密访华团同中国政府签订了《中泰贸易会谈纪要》。

12月21日夜，毛泽东来到杭州，住进了西子湖畔的刘庄，准备主持召开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给上海局、各省委、自治区党委的《征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的通知。《通知》中说：

“今年11月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个省委书记和内蒙自治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的十七条，中央认为应当于1月10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上，加以确定，以便纳入1956年的计划，认真开始实行。为此目的，请你们于接电后即召集所属各地委书记和一部分县委书记详细研究一下：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实现，还是有一部分不能实现，实现的根据是否每条都是充分的；乙、除了十七条以外，是否还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丙、你们是否准备立即纳入你们的1956年计划内开始实行。以上各点，请你们于1956年1月3日以前研究完毕，准备意见。

十七条内容如下：（略——笔者注）

以上各项，请你们和有关同志加以研究，于1月3日以前准备完毕。中央可能于1月4日左右先行邀集若干省委书记开会研究几天，为1月10日的会议准备意见。”

12月27日，毛泽东在刘庄为《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重写了一篇序言，即《序言二》，他写道：

“这是一本材料书，供在农村工作的人们看的。本来在9月间就给这本书写好了一篇序言，到现在，过了3个月，那篇序言已经过时了，只好重新写一篇。

事情是这样的。这本书编辑了两次：一次在9月，一次在12月。在第一次编辑的时候，收集了121篇材料。”“当时，曾经将这些材料印成样本，发给参加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员（扩大）的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和地委的负责同志阅看，请他们提出意见。”“会后，大多数省、市、自治区送来了补充材料。在这些材料中间，有许多反映了1955年下半年的情况。这就需要重新编一次。我们从原来的121篇材料中删去了30篇，留下91篇，从新材料中选出了85篇，共计176篇，约有90万字，成了现在这个本子。”“1955年的下半年，中国的情况起了一个根本的变化。中国的一亿一千万农户中，到现在——1955年12月下旬——已有60%以上的农户，即七千多万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加入了半社会主义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我在1955年7月31日所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提到加入合作社的农户数字是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几个月时间，就有五千几百万农户加入了合作社。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件事告诉我们，只需要1956年一个年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再有3年到4年，即到1959年，或者1960年，就可以基本上完成合作社由半社会主义到全社会主义的过渡。”

“农业合作化的进度这样快，是不是在一种健康的状态下进行的呢？完全是的。”“农民是那样热情而又很有秩序的加入这个运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群众已经看见了自己的伟大的前途。”

后来，《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在1956年1月出版时，毛泽东准备为这本书改一个新书名，他起先考虑叫《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后来又向田家英征求意见说：

“书名叫做《五亿农民的方向》如何？”

田家英说，书中有许多材料是反映反面情况的，并不能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不如仍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好。毛泽东欣然接纳了田家英的意见，遂将该书定名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他还对田家英说，他很高兴，1949年全国解放时都没有这样高兴。

且说12月30日下午，刚刚访日归来的以郭沫若为团长的科学家代表团大部分成员从上海来到了杭州。他们正要吃晚饭，突然接到了一个赴宴的通知，便从宾馆乘车出发了。42岁的物理学、金属学工作者葛庭燧问代表团副秘书长、中宣部办公室主任熊复：

“我们这是到哪儿去呀？”

熊复说：

“我们要去见毛主席。”

天色已近黄昏，车队来到丛林中的一块草坪上，毛泽东正站在圆圆的篱笆门前等候科学家们。他和每一位科学家亲切握手，大家跟着他进了篱笆门，走过一段园林路，来到一间宽敞的大厅里。毛泽东招呼大家落座，他满面笑容，说：

“你们这次出国访问的担子可不轻啊！”

郭沫若向毛泽东汇报了访日的经过情况，还说他们到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一切事情都是在变的嘛！”

郭沫若又汇报了代表团各个团员在日本各地活动的情况，说到了关于武汉长江大桥和三门峡工程的报告深受日本科技界的赞扬。毛泽东满面春风，高兴地说：

“让他们封锁吧，封锁个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了。”

郭沫若把曾经主持修建钱塘江大桥、现任铁路研究院院长兼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茅以升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爽朗地说：

“啊！我们是本家们嘛！”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钱塘江大桥兴建经过。毛泽东说：

“你的钱塘江大桥我已经走过8遍了，你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现在又主持修建武汉长江大桥，希望你再立新功。”

郭沫若指着葛庭燧向毛泽东介绍说：

“他是代表团中最年轻的一员，在日本东京大学和其它城市作的几次学术报告很受欢迎。”

毛泽东说：

“好嘛，要赶上去嘛，要培养年轻人嘛。”

正说着，服务员来请大家到大厅另一端就餐。毛泽东和十几位科学家围坐在一起，葛庭燧就坐在他身边。他亲切的劝大家多吃菜，多饮酒。葛庭燧也端起酒杯向毛泽东敬酒。吃完了饭，服务员端来了桔子。毛泽东让大家吃桔子，还亲手递给葛庭燧一个，让他吃。

众人离开餐桌，回到原来的地方继续谈话。毛泽东拿出香烟招待大家。葛庭燧说：

“我不会吸烟。”：

“青年人不吸烟是好事。你是哪里人呀？”

葛庭燧回答说：

“我是山东蓬莱县人。”

“蓬莱是个好地方，出神仙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那里还出了个吴大帅！”

葛庭燧说吴佩孚是“二七”惨案的罪魁祸首。毛泽东连连点头，说：

“好啊，要学点革命历史啊！”

茅以升向毛泽东汇报了全国铁路建设情况。毛泽东说：

“中国的铁路太少了，今后我们要努力建设新铁路。在今后15年内，应完成8条铁路新线，其中包括成都至昆明、昆明至贵阳、贵阳至长沙等线，用来连通云南、四川、贵州、湖南4省，形成大西南的铁路交通网。”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送科学家们去上车。他边走边问茅以升：

“你是哪里人？”

茅以升回答说：

“镇江人。”

毛泽东笑呵呵地说：

“镇江有个甘露寺，是全国出名的。《三国演义》上说，刘备在那儿招亲，实际不对。孙权是把他妹妹送到荆州成婚的。”

12月31日，陈毅应召来到刘庄，参加即将召开的修改《农业十七条》的会议。是日晚，陈毅来到毛泽东住处，和毛泽东谈了1个多小时。

1955年底，人民解放军完成了从1954年开始的再次裁员100万的工作任务，这是第2次百万大裁军，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向地方各业输送了一大批骨干，减轻了国家的经济负担，支援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发表了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为全面的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首次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

1956年1月1日，首都北京的私营工商业者首先提出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这种申请已不是一户一户进行，而是一个行业又一个行业的进行了。

元旦节上午，陈毅在刘庄听取了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汇报。

这天下午，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江苏省委书记刘顺元来到刘庄，陈毅和他们交谈了两省的情况。

是日晚上，陈毅到毛泽东住所汇报工作。

元旦这一天，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发给他的贺年片后，非常高兴。

1956年，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卫士说：

“你的感觉是李敏好呢，还是李讷好呢？”

卫士说：

“都很好，两个孩子对我们都很尊重，她们没有高干子弟的优越感，她们要求自己也很严格，有上进心。”

毛泽东摇摇头说：

“我看她们不如你们有出息，也不如你们有前途。她们比你吃苦少，能吃苦的人才能有出息。”

卫士说：

“主席，您还想叫孩子们怎么吃苦？她们比普通人家的子女吃苦多了。”

毛泽东说：

“你说的不对。你讲吃苦的时候，思想不对头。因为你首先把她们看成是我的女儿，所以，你就给她们规定了不同一般人家子女的标准。他们吃苦不就是吃大食堂吗？大食堂的伙食要比多数农民家庭的伙食好多了嘛，难道不是这样吗？人哪，生活还是向低的比有好处。不比贡献比享受，那就没有出息。别看她们是我的子女，但是，今后你们要比我的孩子强。”

1月3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谭震林、陈伯达、廖鲁言、陈毅、柯庆施、罗瑞卿、陈丕显、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林铁、黄欧东、李井泉、舒同、曾希圣、刘顺元、江华、江一真、吴芝圃、王任重、周小舟、陶铸、陈漫远、杨尚奎，共计25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审议并修改《十七条》。

1月5日晚，陈毅和廖鲁言将《农业十七条》这个题目改定为《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1月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一切大型水利工程，由国家负责兴修，治理为害严重的河流。一切小型水利工程，例如打井、开渠、挖塘、筑坝和各种水土保持工作，均由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的大量的负责兴修，必要的时候由国家予以补助。”

这一天，经过杭州会议再次修改的《1956 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已经形成为40条的大文章了。这个草案准备提交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

1月9日，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离开刘庄来到上海。

这天晚上7点半，复旦大学数学教授苏步青应邀到南京西路中苏友好大厦来见毛泽东。陈毅介绍以后，毛泽东握着苏步青的手说：

“欢迎数学教授，社会主义需要数学。”

说罢，他示意苏步青落座。在座的还有周谷城和著名医学教授黄家泗及电影界的著名人士赵丹和沈浮。毛泽东问坐在他旁边的周谷城：

“在长沙游泳时的照片还有吗？”

正说话间，上海警备区的欧阳政委领着上官云珠来了。上官云珠见坐在正中沙发上的那位面目慈祥而又似曾相识的老人，正与陈毅和几位社会名流谈笑风生，一下子便楞住了，差点叫出声来，毛主席！这不是毛主席么？

原来，上官云珠与丈夫何路正在建国西路一幢公寓的新家里收拾东西，陈毅的轿车司机突然来找她，递给她一个牛皮纸大信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的名字。上官云珠拆开信封，展开一张竖格8行的毛边纸信笺，只见上面写着：上官云珠同志：请你来一次。陈毅。上官云珠知道陈毅是上海市长，可她还从未和陈毅打过交道，也不认识陈毅的字迹，心中不免有些迟疑。何路接过信看了，劝她还是去看一看，说是不会有人这么大胆敢冒充陈毅的。上官云珠便换了衣服，上了车，来到了中苏友谊大厦，欧阳政委上前迎接。上官云珠问道：“欧阳政委，你知道陈毅同志找我有啥事呀？”欧阳政委笑笑说：“总是好事么，你一到里面就知道了。”

且说毛泽东见上官云珠来了，便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上官云珠急忙上前，双手紧紧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大手，问候道：

“毛主席，您好！”

“你坐这儿。”毛泽东拉她坐到自己的旁边，风趣的笑着说：“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了，‘说曹操，曹操就到’，我们刚才正在说你呢。”

上官云珠不禁又是一愣：

“说我？说我什么呢？”

“说你《南岛风云》演得好。”毛泽东说：“我也看了影片，感觉和大家一样，你把那个女英雄演活了。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娇滴滴的阔太太竟有七十二般变化的本领，一下子给我们变成了一个在风雨中成长起来的女英雄。”

众人闻言，都忍不住笑了。毛泽东接着说：

“这次演了个女战士，我看像个战士嘛！不过，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你一定卖了很大力，吃了不少苦吧。话又说回来，没有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扑鼻香啊。我希望你今后不停留于现在，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让我们看到你越来越好的银幕形象。”

上官云珠连忙说：

“谢谢毛主席，我一定好好努力。”

“上官云珠？这个名字很漂亮。”毛泽东说罢，又问上官云珠：“是你艺名还是真名呀？”

上官云珠回答说：

“我原姓韦，名均荦，字超群。上官云珠这个名字，是我刚刚涉足电影界时一位导演给起的。”

陈毅介绍说：

“她可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哟，在解放前，受过不少的磨难。我听说，上海解放前夕，有人劝她走，她硬是拿定了主意，留下来了。前几年，演员们下工厂，下农村，与工农兵结合，吃苦受累，我们这位艺术家热情还蛮高哩。”

“这就好。”毛泽东说罢，转向上官云珠：“解放前，我们的许多名演员，演惯了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可工人农民呢，演不来，原因就是他们和工农接触少，不了解。但是归根结底，推动历史前进的却是他们。所以，我们的艺术家现在就应该补上这一课。其实，过去在延安时，我们有些人就已经这样做了，他们创作出了一批好东西。虽然那些东西还不见得那么完美，但却是真正的来源于生活，让人看了以后能受感动，能思考一些问题。《白毛女》你看了没有？”

上官云珠说：

“看过了。”

毛泽东说：

“我已看过好几次了，每次都泪流满面。我相信，这些不完美的东西总比那些胡编乱造无病呻吟的好！”

谈话已经进行了1个多小时，苏步青用心的数着毛泽东在这中间就抽了三四根香烟。黄家泗劝毛泽东少抽点香烟，毛泽东笑着问他：

“有没有八九十岁的老人还在抽香烟？”

该吃饭了，服务员端上来酒菜，众人围坐在一个圆桌旁，大家纷纷向毛泽东敬酒，毛泽东举杯一饮而尽，突然脱口说：

“这是水嘛！”

工作人员担心毛泽东喝酒多会影响身体，就悄悄的在他的酒杯里加了大半的白开水，没想到被毛泽东一语道破，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1月10日，北京市召开公私合营大会，宣布全市35个私营工业行业的3990家工厂，42个私营商业行业的13973家商店，共17963户，经批准全部实行公私合营。

1月1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市长陈毅陪同下，要去视察上海公私合营申新九厂。此时，荣毅仁正在公司里上班，陈丕显给他打电话说，要他速回家中。荣毅仁便匆匆赶回，陈丕显已经在那里等他了。陈丕显说：

“毛主席来上海了，要去视察申新九厂，我们马上去厂里。”

他们赶到厂里不久，毛泽东也到了，他一下车，就对荣毅仁说：

“我来了。”

原来在1955年10月，荣毅仁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向毛泽东表示，希望他能抽空到上海去看看。荣毅仁没想到毛泽东果然如约而至了。

毛泽东在申新九厂一边视察，一边和荣毅仁亲切交谈。

是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上海80位工商界领袖。这些人都是私营企业的老板。毛泽东为了使这些企业界的巨头们不受拘束，他说话时语调缓慢，如叙家常。

“你们怎么不抽烟？”他亲切的询问他面前的听众，并且解释道：“抽烟不一定对你们有害。丘吉尔一生抽烟，身体很健康。我所知道的唯一不抽烟而命长的人是蒋介石。”

毛泽东在谈话中说，资本家的表现一直是好的，但最近我在北京听说，有的商业资本家自己提出要国有化，他们不想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过程中拖后腿。毛泽东说我不相信，有怀疑，所以，我来到了上海。想听听诸位的意见。“我今天只带两个耳朵来参加会议。”

在两个小时的会见中，已经嗅出变化的资本家们，竞相表态要转向国营。结果，一个资本家星期一还是私营企业的老板，到了星期五就成了拿薪水的经理了。

在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有一则关于毛泽东的工作方法的故事，在上海各单位流传开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毛泽东召见刘少奇和周恩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们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

刘少奇说：

“这有何难！你让人抓住猫，把辣椒塞进它的嘴里，然后再用筷子捅下去。”

对于这种莫斯科式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很不赞同，他极其厌恶的摆摆手，说：

“绝不能使用武力，每件事都应当是自觉自愿的。”

周恩来一直在听着二人的对话，毛泽东要他谈谈看法。

“先让猫饿上3天，”周恩来回答道：“然后，把辣椒裹在一片肉里，如果猫非常饿的话，它会囫囵吞枣般的全部吞下去。”

毛泽东像不同意刘少奇的办法一样，也不赞成周恩来的办法。

“不能用欺骗手段——绝不能愚弄人民。”毛泽东坚决地说。他认为政治欺骗不能唤起人们的参与热情。他解释说：“这很容易嘛！把辣椒擦在猫的背上，让它感到火辣辣的，就会自己去舔掉辣椒，并为能这样做感到高兴。”

1月11日上午，南京栖霞区十月村的社长何昌椿正在区里开会，区委书记找到他说，有领导到你们社里参观，你赶快回去。何昌椿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快到村口，只见围了一大群人，走近一看，是毛泽东来了，就急忙走上前去，向毛泽东问好。

何昌椿引领着毛泽东在田埂上参观，毛泽东说：

“要把土地平整好，要准备使用机器生产。”

毛泽东环顾了一下四周，手指着北面的山坡问：

“那里有没有栽树啊？”

何昌椿说：

“新栽了一些桑树。”

毛泽东走上山坡，眺望着周围的几个山头，挥着手说：

“把四周的山都栽上树更好，让荒山变果园，荒山变良田。”

这一天，毛泽东还视察了玄武湖农业社。

后来，在毛泽东的鼓舞下，何昌椿带领十月村的社员们开始平整土地。青年女社员在北山的荒坡上挖坑植树造林，被命名为“妇女林”。

社委会还制定了奋斗目标：“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马路铺柏油，喝水摸龙头，走路不小心，果子碰了头。”

1956年1月，毛泽东在长沙专列上接见地方领导，他说：

“沩山我也去过，那里有个万佛寺，即密印寺，建筑得很雄伟，珍藏很多佛经。这个寺在日本也有一点名气。”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又委托陈毅和彭真以中共中央名义，邀请了在北京的工业、 农业、医药卫生、社会科学等各方面的科学家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人士1375人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进行了讨论。许多科学界、教育界、工商界和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先后发言，一致热烈拥护这个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认为这个纲要的提出是十分必要和适时的，其中所规定的各项任务是完全切合实际的，是可以完成的。有关专家在发言中对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所规定的各项工作任务，还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和修改意见。

1月1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

“我们目前的任务，就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把各项工作进行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1月15日，北京市各界20多万人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天安门广场热烈庆祝全市实现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和农业、手工业实现合作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黄炎培等党政领导人出席了大会。毛泽东在城楼上先后接受北京市工商界、农民、手工业者代表送来的报喜信。

彭真市长在会上宣布说：

“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接着，20多万群众举行了盛大的游艺活动。喜庆的群众在东西长安街一字排开，载歌载舞，锣鼓震天，狂欢的气氛弥漫在整个北京城。

1月17日，毛泽东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

1月19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廖鲁言就王任重关于湖北省高级社发展计划打电话给中央农村工作部一事，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

王任重在电话中说：湖北正在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一部分人赞成省委的计划，在春耕前全省发展一万个高级社就停下来，到秋收前后再发展；而另一部分人则主张放手发展，于春耕前在全省基本实现高级合作化。王任重认为省委的计划是比较稳当的。他还说：最近一些报纸的宣传对一部分人的急躁情绪也有某种刺激作用。

毛泽东当即在廖鲁言的报告中批示道：

“同意王任重同志的意见，控制在一万个左右。再送《人民日报》邓拓同志和新华社吴冷西同志，注意在宣传方面加以控制。”

1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最后一天，到会并讲了话。他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中出现的问题说道：

“搞社会主义羊肉不好吃了，这个社会主义就值得考虑了。还有北京的烤鸭，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看来是退化了，还有各种布匹等等，花样少了，质量坏了。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好些。”“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

毛泽东又说：

“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的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文化落后，要实现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必须充分尊重知识和知识分子，无知、愚蠢是不行的。”

毛泽东着重讲了以下几点：

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的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

毛泽东最后说：

“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此后，全国出现了“向科学进军”的高潮。

1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陈毅、李富春及各部委负责人、各省负责人一起，听取中国科学院各部负责人关于各学部所属研究工作的报告。竺可桢作了生物学、地学报告。

1月21日晚，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速度问题。他说：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使事业进行的慢一些差一些的方法； 另一种是使事业进行得快一些好一些的方法。”

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准备提请最高国务会议通过。

1月25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6次会议，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参加会议的除了最高国务会议成员以外，还有各方面的负责人，部分政协委员，一些科学家和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人士。

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国家农业部部长廖鲁言就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作了说明，他说：

“第一，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在全国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蓬勃发展的形势下提出来的。第二，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主要是向农民提出的，并且主要是依靠农民自己的力量来实现的。它向农民指出实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具体计划和关于发展农业的长期奋斗的目标，也描画出我国农村的繁荣幸福的明天。第三，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所提出的各项任务，是积极的，又是可靠的，是有条件的、有根据可以保证实现的，并且可以提前实现或者超额完成的。第四，由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在正确解决了农业合作化问题以后，紧接着又提出了这个基本环节，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更顺利的向前推进。”

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说：

“目前我国正处在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高潮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从1955年夏季以来，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以极广阔的规模和极深刻的程度展开起来。大约再有3年的时间，社会主义革命就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的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对于这种方法，过去在共产党内和共产党外，都有许多人表示怀疑。但是从去年夏季以来，由于农村中合作化运动的高潮和最近几个月以来城市中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他们的疑问已经大体解决了。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过去有些人怕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现在看来，这一关也还是容易过的。

目前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起了根本变化，去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被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我国的第1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完成或者超额完成。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任务，就是在这个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的基础上，给农业生产和农村工作的发展指出一个远景，作为全国农民和农业工作者的奋斗目标。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也都必须迅速赶上，以适应社会主义高潮的新形势。

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同时，要继续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我国人民还要同世界各国人民团结一起，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   

“公私合营走得很快，这是没有预料到的。谁料得到？现在又没有孔明，意料不到那么快。去年李烛老在怀仁堂讲高潮，我那个时候还泼了一点冷水。我说，你那样太厉害，你要求太急了。又对他讲，要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要有秩序有步骤的来，不要搞乱了。”

1月26日，《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人民日报》公开登载。《纲要》（草案）分前言和本文（即四十条）两部分。

1月26日，毛泽东给黄宗潽先生写了一封回信。

黄宗潽是民国时湖南省立第1师范的地理教员，曾是毛泽东的老师。1953年，他由儿子黄筱三接到北京赡养，自觉无大病，精神尚佳，便几次写信给毛泽东，希望能到中央文史馆做点工作。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黄先生：

多次惠书收到，迟复甚歉！文史馆事，已将尊函转去，成否不一定。送上人民币1000元，聊佐杯水之资。

敬颂教祺。

                                    毛泽东

后来毛泽东这封信送达时，黄老先生已在十多天前病故了。

1月 26日，毛泽东致信宋庆龄，他写道：

亲爱的大姐：   

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江青到外国医疗去了，尚未回来。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十分能吃，七分能睡。最近几年大概还不至于要见上帝，然而甚矣吾衰矣。望你好生保养身体。

毛泽东

毛泽东所说江青到外国医疗，是江青在1955年7月第3次去苏联治病。据一个美国人描述说：

“她高烧很重，并且经久不退。体重急剧下降，使她瘦得不像人样。”

江青这次在苏联期间，周恩来曾经去看望她。

后来，江青在苏联没有治好病，就回到了国内。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正式任命军委主席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提名4人，他们是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周恩来又提议加上江青，他的理由是：由江青任秘书，在工作的同时，也适合方便照顾毛泽东的生活。经过常委会讨论同意，最后定下5人为军委主席的秘书。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五大秘书”。“五大秘书”的分工是：陈伯达、胡乔木侧重政治、文书；叶子龙依然是主管机要；田家英、江青为日常秘书，江青侧重于生活方面。

此后，国内的医生为江青会诊，怀疑她是“子宫癌肿”。江青要去苏联放射治疗，于是，她在1957年第4次去苏联治病，终于彻底治愈了。

再说在冬季的一个星期天，天刚刚下过大雪。李敏正在复习功课，江青把她叫到自己的房间里，对她说：

“娇娇，我想让工作人员给你爸爸做个丝绵背心。刚才征求你爸爸的意见，你爸爸生气了，发脾气了，说不让做，你去劝劝他吧。”

李敏说：

“您们间的事儿，我怎么能管呀！”

江青说：

“你爸爸听你的，还是你去劝劝好。”

李敏点点头出了房间，心想：我去劝也准会碰钉子。平时，李敏到爸爸的房间，都是爸爸叫她去的；她要找爸爸，都要经过卫士通报一声，得到允许后，才能进爸爸的房间。这一次，李敏是江青叫她来的，所以就直接进了爸爸的房间。

“爸爸，您好！您……”

“哪个要你来的？”

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生气地说。

“是江青叫我来的。她说……”

“她叫你来干什么？”毛泽东站起来说：“走。你跟我走。”

李敏不知道爸爸要干什么去，赶忙帮助爸爸把棉大衣穿上，把帽子递给爸爸。毛泽东顺手把长长的灰色围巾拿来，折叠一下，用左手一撑，右手一套，左手一拽，在脖子上套好，拉着李敏就往外走。父女俩并排走出院子，漫步在南海的岸边，雪在他们的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你看，我穿着毛衣毛裤，又穿着棉大衣，冷吗？还做什么衣服！你莫听她的。莫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富嘛。能吃饱能穿暖就满不错了嘛。莫搞特殊！”

李敏见爸爸已经知道自己的来意，也就没有再劝他。她陪着爸爸慢慢的走着。毛泽东最喜欢雪，此时，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望着茫茫雪海，心情舒畅了。李敏回头看见卫士站在离她和爸爸不远的地方，就指着卫士说：

“爸爸，他们还在那儿等着哩。”

“走，我们该打道回府了。”毛泽东说罢拉着李敏，笑着向卫士们走去，还关切地说：“我的娇娃受冻了”

他伸出右臂，揽着李敏往前走。

1956 年1月，参加审判日本战犯的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司法部的有关人员，已经集中在香山卧佛寺，开始紧张的筹备工作。 毛泽东对他们说：

“在一定的条件下，在敌人放下武器缴械投降之后，敌人中的大多数是可以改造好的，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办法，要他们自觉改造，不能只靠强迫、压服。

犯了罪的人也要教育。动物也可以教育嘛！牛可以教育它耕田，马也可以教育它耕田、打仗，为什么人不可以教育他有新的进步呢？问题是方法和政策问题：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还是采取镇压的方法。采取镇压的方法，他们宁可死。你如果采取帮助他们的方法，慢慢来，1年，2年，8年，10年，绝大多数人是可以进步的。”

周恩来重述了毛泽东以前的指示，他说：

“对日本战犯的处理，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判有期徒刑的也要极少数。这是中央的决定。”

周恩来还交代说：

“起诉书要把基本罪行搞清楚，罪行确凿后才能起诉。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

1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全国各地的工人、农民、手工业和工商界政协委员，带着各地建设的喜讯，来到北京，向党中央、毛泽东报喜。

毛泽东亲切接见了参加第二次会议全体政协委员。

据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陈冠任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记载：来自安徽省贵池县的政协委员龙冬花，已经是第二次来北京了。

原来这位童养媳出身的龙冬花22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乡亲们走上了互助合作道路。在1952年初春的贵池县乌沙大圩水涝灾害中，这位年仅23岁的互助组长10天10夜不下火线，带领群众抢险，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1953年她又被评为全国妇女积极分子。1954年春，龙冬花在长江沿岸圩区再次遭受的百年不遇的大水灾中，先后救出22人，还抢运出一批粮食，被乡亲们称作“不要命”的“龙恩人”。可她却说：“我是党员，应该这样去做。”是年4月间，她以全国妇女积极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长的身份参加了全国妇女联合会会议，并在怀仁堂幸福的见到了毛泽东。龙冬花第一次见到毛泽东，心情非常激动。合影的时候她在第三排，因为大会规定与会人员不准随便走动，她便无法接近毛泽东。合影结束后，毛泽东等人就要走了，她心里一急就发狠向前挤，由于激动和慌乱一不小心摔倒在了地上。旁边的人笑她说：“干嘛这么急？”龙冬花爬起来，红着脸说：“我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合作化的喜讯呢！”此时毫无察觉的毛泽东已经走远了。摔了一跤还没有和毛泽东说上话，龙冬花十分遗憾。后来她又几次见到了毛泽东，不是相距太远，就是参加接见的人数太多，根本无法靠近毛泽东。

这一次龙冬花来北京参加政协二次会议，再次见到了毛泽东，但一个在台上一个在台下，当面向毛泽东汇报的打算不可能如愿。机会终于来了！就在会议安排毛泽东接见全体政协委员并照相合影时，龙冬花好不容易挤到了毛泽东身边，可她与刘少奇握了手已经激动得不行了。周恩来发现了她，问道：

“哎！姑娘，你是哪里人？”

龙冬花急忙回答说：

“我是安徽省贵池县幸福农业社社长，叫龙冬花。”

她和周恩来握了手，又朝毛泽东那里挤过去，一把抓住老人家的手，使劲的握着，由于过分激动已经说不出话了，两眼目不转睛的仰望着毛泽东那慈祥的面容，等到她被人们挤开时这才醒过来了，后悔了：见到毛主席，怎么那么笨，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啊！

1956年2月1日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出席第2次会议的全体委员们。毛泽东特意让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坐在自己的身边。他在同钱学森的交谈中说：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毛泽东还勉励钱学森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一些科技人员。

钱学森是在1935年8月作为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到美国留学的，专业是飞机设计。在美期间，他与卡门一起最早提出的高超音速流概念——高亚声速飞机采用的公式，就是以“卡门——钱公式”命名的。1943年，他与马利纳合作提出了一份《远程火箭的评论和初步分析》的研究报告，为美国四五十年代研究成功的地地导弹和探空火箭奠定了基础，成为美国复合推进火箭发动机导弹的先驱。钱学森归国前，美国五角大楼的海军部长金布尔声称：“我宁愿枪毙了他，也不让他离开美国！那些对我们来说至为宝贵的情况，他知道的太多了，无论到哪里，他都值5个师。”经周恩来授意王炳南在大使级会谈中与美国政府反复交涉，钱学森才于1955年9月17日踏上了归国的道路，10月8日经香港回到大陆。

且说陈冠任在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治国录：毛泽东与1949年后的中国》一书里，还记载了发生在2月1日招待晚宴上的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说是龙冬花委员与毛泽东只隔着几张桌子，宴会还没有开始，她就急不可待的来到毛泽东身边，向毛泽东敬酒。敬酒者本应站在右边，她却跑到了毛泽东的左边。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说：

“她就是安徽的女社长龙冬花同志。”

毛泽东正聚精会神的查看代表名单，听到周恩来介绍，立即放下代表名单，紧紧握着龙冬花的手，微笑着连连点头，说：

“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点。”

一名摄影记者“咔嗒”按下了快门，拍下了毛泽东接受龙冬花敬酒的那一瞬间。会后《毛泽东和农业劳动模范龙冬花在招待会上》的大幅照片刊载在全国各地报刊上。后来这张照片又被制作成年画，在全国各地流传。

且说龙冬花满满的一杯酒喝下去，激动得泪水涌流。毛泽东问她：

“姑娘，你那儿合作社有多大啦？”

龙冬花慌乱中急忙回答：

“有1000户了。”

毛泽东笑着摇了摇头，疑惑的问了一句：

“不会那么快吧？”

宴会很快就开始了，龙冬花忍不住又跑过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宴会结束后，她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猛然想到：

“糟糕！刚才向毛主席汇报说错了话呀，入社户数只有500户，自己却说1000户了。这还得了！”

她回到宾馆后悔得暗自落泪，却又不敢声张。后来她回到贵池县将此事向县长如实作了汇报，要求组织上批评自己。谁知县长听后哈哈一笑，安慰她说：

“你说得没错！现在你那里入社户数已猛增到2000多户了！你说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龙冬花一块压在心头的石头才算落了地。

再说2月4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面前和他握手，问道：

“你现在哪里工作？”

沈雁冰介绍说：

“他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

周恩来走过来说：

“就是宝成铁路工地。”

陈毅也说：

“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

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

“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的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啰！”

毛泽东说罢，随意而动情的朗诵起来：“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2月6日，清华大学教授、建筑学家梁思成应邀参加全国政协招待宴会。他托周恩来向毛泽东转呈一封信。毛泽东拆开一看，只见梁思成在信中写道：

“一个多月来，我内心不可抑制的要求，就是不仅仅从外面靠拢党，而是要求自己成为党的一个儿子。当我知道在今晚的宴会上将得到最大的幸福，将能陪同您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我不能抑制这‘再生的青年’的兴奋，在感情的推击下写了这封信，向您表达我心底深处最大的愿望和奋斗的最高目标。”

毛泽东看罢，甚是欣慰。他理解这位著名学者渴求进步的心情，明确表示主持梁思成的入党要求。

2月8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讨论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时，讲话说：

“不要只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要多和快，还要好和省，要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

陈云也说：

“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

他还说：

“并错了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

朱德也一直主张稳步前进的方针，对如何解决加快改造带来的问题，曾多次发表意见。

2月10日，毛泽东会见了泰国人民促进友好访华代表团全体成员。这个代表团的成员既有泰国各党议员，还有一些商人和记者。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我们可以等待。目前你们处在困难中，必要时对美国说几句好话，对我们说几句坏话，我们是谅解的。”“各国都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你们的国家和别的国家有了独立自主，发展了经济和文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

2月12日，毛泽东在同藏族人士的谈话中说：

“关于民主改革这一条，这里要讲清楚，不要回去乱讲，说我讲了西藏现在要实行民主改革了。我是要你们回去酝酿，回去报告达赖和班禅，可行即行，你们如果都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我不能一定叫你们做什么，我只是提建议给你们，采纳不采纳是你们的事，不要误会。”

“西藏内部要更加团结起来，看见你们团结，我很高兴。你们回西藏后要多去见达赖喇嘛，听听他的指示，多增长些知识。西藏有两三个头不好，我们尊重班禅的重要地位，也尊重昌都的地位，整个西藏要有一个主席，还是达赖为好。你们已经搞清楚没有？你们是否讲我们偏心达赖？拉萨方面又怕我们偏心班禅，我们没有这些。主席让达赖喇嘛当，这样办好，对团结有利。西藏这些年有了很大进步，要承认这个进步，然后逐步发展，就有希望。”

2月14日，苏联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都派出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了由朱德、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和新任驻苏大使刘晓组成的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

2月14日，毛泽东开始听取国务院有关工业、农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还有国家计委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一直到4月24日才结束。在那繁忙的43个日日夜夜里，国务院34个部委的负责人们和国家计委的负责人鱼贯而入，来到中南海颐年堂，向他做了详细报告。此一时期，毛泽东为了听汇报，不得不改变他长期形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几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一起床就开始听汇报，每次四五个小时才结束。周恩来除了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都要参加。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各部都事先把汇报内容写成书面材料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听取口头汇报时，不断插话，提出问题，发表意见，进行评论。

毛泽东第一个听取的是主管重工业的国务院第3办公室的汇报。他首先说道：

“我去年出去了一趟，跟地方同志谈话。他们流露不满，总觉得中央束缚了他们，地方同中央有些矛盾，若干事情不放手让他们管。他们是块块，你们是条条，你们无数条条往下达，而且规格不一。他们若干要求，你们也不批准，约束了他们。”

当第3办公室的负责人汇报到设计问题时，毛泽东说：

“设计是客观实际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反映不可能就是那么完全，因此就要在实践中修正。世界上没有圣人那种人，有贤人就了不起了。事先什么事情都知道得很清楚，特别是地下的情况，不可能嘛。”

是日，毛泽东给远在莫斯科大学数学系学习的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亲爱的思齐儿：

给我的信都收到了，很高兴。希望你注意身体，不使生病，好好学习。我们都好，勿以为念。国内社会主义高涨，你那里有国内报纸否？应当找到报纸，看些国内消息，不要和国内情况太隔绝了。

祝好！

得胜

2月15日上午，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关于一长制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为什么对一长制那么感兴趣？党委领导就不好？可以找两个厂子分别试一下看，一个是一长制，一个是党委集体领导制，看后者是不是就一定搞得那么坏。你们讲一长制这一段，依靠党的领导问题只有8个字。把党的领导问题同依靠群众、精通业务等问题并列，这种提法不妥。苏联有些东西就不能学，内政部可以不受党的领导，这样一个武器不要党的领导，那还得了！一个工厂几千人，很不容易搞好，没有党的领导，很容易形成一长独裁。任何情况下，党的集体领导这个原则不能废除，如果企业可以除外，那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就变成了有头有肚子没有脚。”

2月15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首次来华访问的柬埔寨首相西哈努克亲王。西哈努克亲王深深的弯下腰，双手合十，向毛泽东致意。毛泽东以其特有的幽默方式，表达了他的欢迎之情，他微笑着说：

“我是人民的儿子，是农民出身的共产主义者，但我为有你这样的亲王做朋友而感到荣幸。”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会见西哈努克。他向西哈努克讲述了中国的外交政策。他强调说，真正独立的国家可不要让别的国家所控制。他还说：

“中国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原则。很小的柬埔寨完全可以同很大的中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做朋友，并且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嘛。”

毛泽东又说：

“柬埔寨采取中立乃是最好的方针。中国会一如既往支持这种方针。”

2月16日，毛泽东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他在插话中再一次批评了一长制，他说：

“家庭也不能搞一长制，没有商量是不行的。工厂总比家庭复杂些。工厂要有一定的纪律，按时、按量、按质完成任务。为达此目的，没有集体领导，个人负责是不行的。单有一个集体领导也不行，还要有个人负责，又对立又统一才行。两者缺一不可。只统一没有个人负责不行，是集体领导基础上的个人负责制。单讲集体领导，不讲个人负责，或者单讲个人负责，不讲集体领导，都很危险。”

关于好大喜功，毛泽东说：

“好大喜功好像是坏事，历来骂汉武帝好大喜功，可不名誉哩。木船变轮船，马车变汽车、火车，都是好大喜功。不加区别的说好大喜功都不好是不妥当的。”

2月17日，毛泽东继续听取第一、第二、第三机械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到1962年国防材料将全部由自己生产时，就断然说道：

“全部自给，不仅1962年不可能，1967年也不可能。脑子太热不行。”

毛泽东还批评了只讲多快、不讲好省的片面性，他说：

“多快好省必须全面，是在好省、在有充分根据的基础上多快。你们只讲多快，不讲好省，谁干？”

他又说：

“我们搞革命，很长时间不上轨道。从1921年到1941年整风以前，有20年不上轨道。经过整风才上轨道。搞建设究竟要多少年才上轨道？应该缩短。1953年各部还没有方向。1952年就提出总路线，未公布。财经会议中心问题是总路线。经过1953、54、55几年，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手工业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尚未上轨道。中央这期间没有怎么管工业。去年由于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迅速发展，反过来推动了建设。搞建设，想缩短犯主观主义的时间。看样子3个五年计划可能加快，3个五年计划变成两个五年计划，甚至还要缩短，这是可能的。”

2月1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号召说：

“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专门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有关部门派出医务人员，赴疫区为广大患者实行免费治疗。

后来，毛泽东还亲自到广东、上海、安徽等地视察，接见从事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工作的专家教授，他号召说：

“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

2月18日晚，西哈努克亲王来到中南海勤政殿，郑重的将柬埔寨国王诺罗敦.苏拉马里特的赠勋证书，交给毛泽东、周恩来，又把柬埔寨王国最高勋章大十字勋章分别为毛泽东、周恩来佩带在胸前。

赠勋仪式结束后，周恩来和西哈努克亲王签署了联合声明。毛泽东为西哈努克举行宴会，庆祝他访华获得圆满成功。

2月19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委员会负责人的汇报。万里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紧张。毛泽东为了缓和气氛，就问他是哪里人？万里说是山东人。毛泽东又问他

“你看过《水浒》和《金瓶梅》没有？”

万里说没有看过。毛泽东说：

“《水浒》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他的话使会场的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了。

2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真、邓小平、陈伯达、陆定一写了一个批示。

原来在1956年2月1日，中宣部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说中山大学党委反映，有一位在中国讲学的苏联学者，向中国陪同人员谈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他不赞成毛泽东对孙中山世界观的评价，他认为孙中山是唯物主义者。这种议论有损于我党负责同志的威信。中宣部请示中央，是否有必要跟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谈一谈。

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给刘少奇等人的批示中写道：

我认为这种自由谈论，不应当去禁止。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因此，不要向尤金谈此事。如果国内对此类学术问题和任何领导人有不同意见，也不应加以禁止。如果企图禁止，那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

2月20日，毛泽东听取建筑工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1日，毛泽东听取城市建设局和二机部负责人汇报。万里问毛泽东：

“北京远景规划是否摆大工业？人口发展到多少？”

毛泽东说：

“现在北京不摆大工业，不是永远不摆。按自然发展规律，按经济发展规律，北京会发展到1000万人，上海也是1000万人。将来世界不打仗了，和平了，会把天津、保定、北京连在一起。北京是个好地方，将来会摆许多工厂的。”

2月22日，毛泽东听取二机部负责人关于原子能工业的汇报。

2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材料上对刘少奇、彭真批示道：

“刘、彭真阅，交北京市委酌处。我觉得可以吸收梁思成入党。”

后来，梁思成教授终于在1959年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激动地说：“我生命中的第二个青春开始了。”

2月24日夜晚至25日凌晨，赫鲁晓夫在没有通知各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苏共二十大会议上，向苏共与会代表作了长达4个半小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的这个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赫鲁晓夫还说：

“我们必须极其认真的考虑个人崇拜问题，请不要把这个问题泄露到党外，尤其不要泄露给报纸。我们之所以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讨论，其理由正在于此。我们应当知道限度，不要给敌人制造武器，不要把家丑外扬到敌人面前。”

早在二十大开幕式上，赫鲁晓夫还建议全体代表起立悼念斯大林；赫鲁晓夫在他所作的政治报告中也还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旗手。可是转眼几天时间，还是这个赫鲁晓夫，一反过去的态度，只讲斯大林的错误，不讲斯大林的功绩，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完全归咎于斯大林身上。

苏共二十大结束后，苏共中央派人向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宣读了一遍赫鲁晓夫的报告，而后就把原文拿走了。获悉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后，朱德同意对斯大林的这种指责，邓小平则心存疑虑。于是，他们便把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大致内容发回北京，在没有得到毛泽东的指示之前，他们不好做出反应。

毛泽东获悉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消息，气愤地说：

“一个十月革命时期还不是布尔什维克的人，有什么资格评论一个伟大的革命领袖呢？在这个赫鲁晓夫面前，我还得给他摆摆老资格。”

2月25日，毛泽东听取重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展速度问题，他说：

“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中国有两条好处，一曰穷，二曰白，一点负担没有。美国在华盛顿时代，也是白，所以发展起来是很快的。要打破迷信，不管是中国的迷信，外国的迷信。我们的后代也要打破对我们的迷信。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所束缚。我们可以超过它，理由有四：国际条件不同；国内条件不同；技术水平不同；中国人口多，农业发展快。同样，即使在技术发展方面，在现代技术发展方面，也可以超过苏联，有社会主义积极性，有群众路线，少搞官僚主义。我们有群众工作的传统，有群众路线，这是我们的好处。”

周恩来插话说：

“开始几年学他们是必要的。经过这两三年，我们也有些经验了，就应该总结总结。”

毛泽东接着说：

“加上他们揭盖子（指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笔者注）啦，我们开始有些把握，不要迷信咧。”

周恩来说要派人到资本主义国家去学技术，毛泽东说：

“不论美国、法国、瑞士、挪威……，只要他们要我们的学生，我们就派去。”

2月26日，毛泽东在勤政殿听取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和去年9月份曾带团到苏联考察学习的副部长康世恩的汇报。在座的还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

李聚奎刚到石油工业部任职不久，所以这次汇报主要由康世恩来讲。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了康世恩。毛泽东问康世恩是哪里人？又问了他的经历。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接着，他开始汇报，照着提纲念了一段。毛泽东打断他说：

“你不要念了，我这里也有本本，就随便说吧。你讲讲地质年代如何划分，根据是什么？”

康世恩回答说：

“主要是根据地球发展不同时期的古生物标本，这是主要标志。”

“那为什么叫第三纪、白垩纪、侏罗纪呢？”

“这是按照世界某一个代表性的地点和剖面来划分和命名的，比如白垩纪的代表地点是英国，侏罗纪来自欧州的侏罗山，震旦纪来自我国的南口。”

毛泽东点点头，又问道：

“石油是怎样生成的？”

康世恩就讲了世界上石油生成的两派学说，一是有机生成说，一是无机生成说。

毛泽东问：

“你赞成哪一种学说？”

康世恩回答说：

“我赞成有机生成学说。”

毛泽东接着问：

“有机物为什么又会变成石油呢？”

康世恩讲了石油生成的环境、温度和压力等，说是要经历几百万、上千万年，逐步演化才能生成石油和天然气。

毛泽东又问：

“是否有油的地方都有气？有气的地方是否一定有油？”

康世恩一一作了回答。

毛泽东问：

“怎么找油呢？什么叫构造？”

康世恩拿着纸边说边画，说明了各种储油构造。

毛泽东问：

“原油出来后怎么炼制？怎么出来汽油？汽油为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是什么？”

康世恩汇报了炼油的原理和过程，还把汽油、煤油、柴油的分子式一一写了出来。毛泽东很认真的看了。康世恩讲了柴油由于含蜡多少不同，凝固点也不同，寒带用油要低凝固点，不然就冻结了。毛泽东说：

“这非常重要，中国严寒地带不少。”

接着他又问中国怎么找石油？康世恩着重汇报了西北地区石油勘探情况。毛泽东说：

“美国人讲中国地质老，没有石油，看起来起码新疆、甘肃这些地方是有的。怎么样，石油部，你也给我们树立点希望。”

康世恩汇报说：

“我国石油工业还很落后，今年天然石油年产量才42万吨，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些世界先进的石油勘探开发技术还没有掌握；资金也很紧张，一年用于天然石油勘探的投资才2亿多元；新疆、玉门等地都是戈壁、荒滩、沙漠，野外勘探开发工作十分辛苦。”

毛泽东感慨地说：

“搞石油艰苦啦！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

康世恩汇报说，苏联老巴库油田有几十个油层重叠在一起。毛泽东说：

“这是架起来的楼房啊，比单层油田更好，开起来更省钱。你们也要找几个楼房式的油田。”

康世恩汇报说，找油要经历从普查、详探到开发3个阶段，我国才开始第一阶段的普查。毛泽东说：

“在有希望的地方，你们要给每个县发一台钻机，让他们到处凿一凿。这对以后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石油勘探有着重要意义。”

康世恩说，苏联重视区域勘探，整体解剖，所以勘探成果大。我们对区域勘探研究不够，因而未掌握寻找油田的规律。毛泽东说：

“这是经验咧！你们要有全面规划。”

康世恩汇报到苏联一年打井很多，石油投资占总投资比重也大。毛泽东说：

“我们一年也要钻一百万米井。”

康世恩说，我们石油部成立晚，干部少。毛泽东当即对周恩来说：

“调一些给他们。”

2月27日，毛泽东听取地质部负责人的汇报。

2月28日，毛泽东听取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到1955年发电量仅有98亿度时，感慨地说：

“就这么一点，怎么不受人家欺负呢？”

电力工业部负责人汇报说，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我国的年发电量要50年才能赶上美国。毛泽东用肯定的口气说：

“就在这个世纪赶上它，并且超过它！”

2月29日，毛泽东听取煤炭工业部负责人汇报。

1956年3月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轻工业部门的第4办公室和纺织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关于发挥现有企业生产潜力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改造这个问题重要，这方面的潜力很大。”

在谈到对上海、天津等工业基地的利用时，毛泽东说：

“限制发展是错误的，不能限制发展，应该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区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

当汇报到划分中央和地方企业隶属关系时，毛泽东说：

“是不是中央部门想多管一点？要注意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划分的主要根据是供销范围。”

他还嘱咐说：

“轻工业为国家建设积累资金，很重要，能多搞尽量多搞些。”

3月2日，毛泽东听取地方工业部负责人汇报。他首先指着地方工业部的汇报材料说：

“有什么办法使人听了不致忘记？照这样汇报，听过去就忘记了。讲存在的问题，要举事例，把人指出来，不举事例等于无用，别人不好懂。文件重要的是要使人懂，为了使人懂，长一点也不要紧。文字方面不是要反对标语口号吗？就是要有具体形象，有人物。没有具体形象，作品就没有生命。半月来汇报都存在这个问题，这是使我强迫受训，比坐牢还厉害。坐牢脑子还自由，现在脑子也不自由，受你们指挥。只有观念形态，没有物质，要脱离实际。你们这些条条，一定是从许多具体问题的材料中得出来的，应把具体问题写清楚。”

关于沿海地区问题，毛泽东说：

“要采取积极合理发展的方针。有的可以内迁，不能内迁的应该积极合理利用，不要加以限制。有的同志，好像战争就要来的样子，准备着架子等待战争，因此要限制沿海。这样不妥。轻工业70%在沿海，不积极利用还靠什么来提高生产？”

3月3日上午，毛泽东听取轻工业部负责人汇报。当他听说烟叶质量下降时，便批评道：

“你们心平气和，程朱哲学，没有气，没有长角，不敢斗争。农产品质量下降，要向农业部斗争。农业部要设技术作物局。”

关于沿海地区工业的利用和多发展轻工业积累资金的问题，毛泽东说：

“鞍钢、石景山钢铁厂、上海造船厂等沿海的重工业都利用，轻工业为什么不利用？要积极合理利用。”“沿海都要利用。上海赚钱，内地建厂，这有什么不好？这同新建厂放在内地的根本方针并不矛盾。”“多搞些轻工业，就是多搞重工业。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尽量搞。投资1元，回来4元、3元，为什么不搞？”

关于培养干部问题，毛泽东说：

“你们搞得落后了，学校搞得太少了，要开几个学院。这是大问题。要开展科学研究，搞些技术人员自己干。”

3月3日下午1时半，出席苏共二十大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邓小平、谭震林回到北京。

下午4时半，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真、康生、聂荣臻、刘澜涛，听取邓小平、谭震林关于苏共二十大情况的汇报。

3月3日晚，毛泽东看到了中国科学院水生动物专家秉志给他的一封信。秉志在信中建议说：在消灭血吸虫病的工作中对捕获的钉螺应当采取火焚的办法，才能永绝后患。如果还用土埋灭螺的方法，病虫容易复出。毛泽东立即指示说：

“卫生部要把消灭血吸虫病作为当前的政治任务。”

他还指示卫生部要重视秉志的建议，并嘱咐邀请这位专家参加本月将在上海召开的第2次防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3月5日，毛泽东听取手工业管理局负责人汇报。他插话说：

“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国家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现代工业起步较晚，技术水平落后，规模很小，手工业生产在全国经济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个体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我觉得慢了一点。今年1月省市书记会议的时候，我就说过有点慢。1955年底以前只组织了200万人。今年头两个月就发展300万人，今年基本上可以搞完。这很好。手工业的总产值，你们设想在3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长10.9％，似乎低一点。第1个五年计划定低了，吃了点亏，现在可以不更改，你们要在工作中掌握。”

“你们说，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毛泽东还说：

“手工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同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比较，最高最低相差达30多倍。每人每年平均产值，国营现代化工业是20000元到30000元，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合作社就是5000元，百人以上的大型合作社是2000元．小型合作社是1500元，个体手工业是800～900元。把劳动生产率作一个比较，就清楚了：手工业要向半机械化、机械化方向发展，劳动生产率必须提高。”

毛泽东听说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已经失去原有的特色，就说：

“社会主义的羊肉应该比资本主义的羊肉更好吃。”“手工业的各行各业都是做好事的。吃的、穿的、用的都有。还有工艺美术品，什么景泰蓝，什么‘葡萄常五处女’（指以吹制玻璃葡萄而闻名的北京手工艺人常家5位妇女——笔者注）的葡萄。还有烤鸭子可以技术出口。有些服务性行业，串街游乡，修修补补，王大娘补缸，这些人跑的地方多，见识很广。北京东晓市有6000多种产品。

提醒你们，手工业中有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提高工艺美术品的水平和保护民间老艺人的办法很好，赶快搞，要搞快一点。你们自己设立机构，开办学院，召集会议。杨士惠是搞象牙雕刻的，实际上他是很高明的艺术家。他和我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看着我，就能为我雕像。我看人家几天，恐怕画都画不出来。”

“合作社开始时期经济基础不大，需要国家帮助。国家将替换下来的旧机器和公私合营并厂后多余的机器、厂房，低价拨给合作社，很好。‘将欲取之，必先与之’。待合作社的基础大了，国家就要多收税，原料还要加价。那时，合作社在形式上集体所有，在实际上成了全民所有。

国家要帮助合作社半机械化、机械化，合作社本身也要努力发展半机械化、机械化。机械化的速度越快，你们手工业合作社的寿命就越短。你们的‘国家’越缩小，我们的事业就越好办了。你们努力快些机械化，多交一些给国家吧。”

欲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还有哪些重要议论？请诸君耐心往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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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9 11:28

第261章

“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

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

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话说1956年3月6日，毛泽东继续听取汇报，一直到3月9日，他先后听取了国务院主管交通、邮电部门的第6办公室、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民航局各负责人的汇报。

3月10日，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让溥仪到接待室去会见他的亲人，溥仪闻言，不禁心存狐疑：“谁还能来看我呢？”及至他来到接待室推开门一看，顿时楞住了，来人竟是与他阔别了10年之久的七叔载涛和三妹、五妹！载涛告诉溥仪说：

“前些日子开第二届全国政协第2次会议，我见到了毛泽东主席，毛主席和我握过手，说：‘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在管理所看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你可以带家属去看看他嘛！’”

溥仪，笔名植莲，1906年出生于北京。1908年入嗣为中国清朝皇帝，翌年改号宣统，辛亥革命后被迫退位。1932年先后被日本帝国主义扶持为满州国执政与皇帝。1945年8月被苏联红军俘虏，1950年由苏联移交中国，入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他自从被关押的那天起就万念俱灰，从来就没有过再见到亲人的幻想，如今见了七叔、三妹、五妹，已是吃惊不小，又听说是毛主席让他们来看望自己的，心头一热，就禁不住流下了眼泪。

3月13日，毛泽东听取主管农林水利的第7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1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会见了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长征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他在回答《毛泽东选集》第4卷出版问题时说：

“出版之前想把过去写的东西再看一遍，但总懒得看。对已经发表过的东西，完全满意的很少。比如，《实践论》算是比较满意的，《矛盾论》就并不很满意。《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80年是一阶段、后20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论联合政府》则只是把政纲排列起来，加工不多，不好。”

毛泽东又说：

“还说一点，现在传播的关于我的故事，有些并不真实，是不可信的。例如，香港有一家报纸说我应一个快断气的伤兵的要求，曾经在一个深夜到离延安40里地的地方赶去看他，因为他说他死前一定要见一见毛主席。伤兵我是去看过的，但就在延安，而且是在白天。还有一篇故事，说我8岁就不相信神，成为一个无神论者。但当时我还是相信神的，后来又曾经是唯心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那篇文章说的话不符合实际。那也是一种迷信，那样是不好的。”

3月15日、16日，毛泽东先后听取农业部、水利部、林业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17日晚饭后，吴冷西乘车从国会街的新华社总部出发，沿着华灯初放的西长安街东驶，由新华门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下车，来到颐年堂，列席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吴冷西见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中宣部副部长胡乔木、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中联部部长王稼祥，已经坐在了西边小厅里。这几个人也都是来列席会议的。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也陆续到了。

8点左右，毛泽东来到了颐年堂，他坐下后问吴冷西：

“赫鲁晓夫报告全文已发给哪些同志？”

吴冷西说：

“发给了所有政治局同志和有关负责同志。”

前文已经说过，早在苏共二十大结束后，毛泽东就得到了朱德、邓小平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情况汇报，这不能不引起他的高度重视。但是，毛泽东所了解的只是一个大致内容，并没有文字根据，所以一直无法深入研究。直到3月10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这个报告的全文，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中共中央才得到了文字依据。新华社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立即着手翻译，尔后将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开列的名单，分送给中央负责人阅读研究。

再说毛泽东环视了一下与会者，问道：

“大家看了没有？”

好几个人都说没有看完。毛泽东也说：

“我刚开始看，很费力，还没有看完。大家有什么看法？”

邓小平说：

“我们当时在苏联，只是听苏共中央联络部一位联络员让翻译读了一遍，感到内容很乱，逻辑性差，说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破坏法制、肃反中杀错了很多人、对苏德战争毫无准备、在战争中靠地球仪指挥等等，还讲了一个南斯拉夫问题，其它政策性的问题无甚印象。我对苏共中央联络员说：‘此事关系重大，需要向中央报告。’现在再看全文，还没有看完，印象还是不好。现在全世界都议论这个报告，许多兄弟党已表示了态度，恐怕我们党也要表态，采取什么方式可以考虑。”

邓小平说完了，其他人也议论纷纷，有人说：苏共事先不同兄弟党商量，就批评斯大林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人物，是对各国党的突然袭击，引起了严重混乱。有人说：赫鲁晓夫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严重错误的。毛泽东听了大家的议论，就说：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对苏共二十大有保留的意见。我们《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社论。第1篇是根据大会开始时赫鲁晓夫的公开报告写的。那时，我们不晓得他会大反斯大林，从大局考虑给予支持。但社论中只谈了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问题，没有谈和平过渡问题，因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意见。苏共二十大结束的第二天，中央收到代表团发来的电报，报告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但不了解详细内容，不好仓促发表意见。所以在第2篇社论中，我们采取顾左右而言他的方针，只讲他们的第6个五年计划，笼统的表示支持。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特别是这个报告所涉及的问题，以及它在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现在，全世界都在议论，我们也要议论。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二是他捅了漏子。说他揭了盖子，就是讲，他的秘密报告表明，苏联、苏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就破除了迷信。说他捅了漏子，就是讲，他做的这个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或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研究。大家昨天才拿到全文，还没有看完。希望仔细看一看，想一想，过一两天再来讨论。”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18日凌晨1时，会后，毛泽东又留下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康生、杨尚昆，继续讨论到凌晨两点。

3月18日，毛泽东听取气象局负责人的汇报。

这一天，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分析研究西方通讯社对苏联国内情况的报道等问题。

3月19日，毛泽东同陈伯达、胡乔木谈话。

从3月19日到21日，毛泽东听取国务院主管财贸金融的第5办公室负责人汇报。

3月23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研究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全体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参加了会议，列席会议的除了17日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王稼祥、张闻天、杨尚昆、胡乔木和吴冷西以外，又增加了陆定一、邓拓、胡绳。与会者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及其影响、斯大林的错误、中苏两党的关系、个人迷信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在最后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首先谈到了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他说：

斯大林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支持王明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要中国共产党不要反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1949年底我访苏期间，不愿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直到中国志愿军抗美援朝后，他才相信中国共产党是国际主义的共产党。

毛泽东总结了4点意见：

“第一，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算起，于今只有100年多一点。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从十月革命算起，还不到40年。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而又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在这艰巨斗争的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走的是前无古人的道路。我历来是‘难免论’。斯大林犯错误是题中应有之义。赫鲁晓夫同样也要犯错误。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克服自己的错误。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矛盾无所不在，无时不在。斯大林的错误证明了这一点。有矛盾就有斗争，只不过斗争的性质和形式不同于阶级社会而已。

第三，斯大林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有伟大功绩。他在某些方面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但他仍然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著作虽然包含某些错误，但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只不过在学习时要采取分析的态度。

第四，赫鲁晓夫这次揭了盖子，又捅了漏子。他破除了那种认为苏联、苏共和斯大林一切都是正确的迷信，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至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失误，我们要尽力加以补救。”

毛泽东提议说：

“对于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我们党应当表示态度，方式可以考虑发表文章，因为发表声明或做出决议，都显得过于正式，苏共还没有公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而且此事的后果仍在发展中。”

政治局全体委员，都表示赞成毛泽东的建议。毛泽东最后说：

“这篇文章可以以支持苏共20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一些道理，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对斯大林的一生加以分析，既要指出他的严重错误，更要强调他的伟大功绩。对我党历史上同斯大林有关的路线错误，只从我党自己方面讲，不涉及斯大林。对个人迷信做一些分析，并说明我党一贯主张实行群众路线，反对突出个人。文章不要太长，要有针对性的讲道理。最好一个星期内写出来。”

会议决定这篇文章由陈伯达执笔，由中宣部和新华社协助。

3月25日，毛泽东在怀仁堂观看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剧间休息时，毛泽东、刘少奇先后来到休息室里喝茶。卫立煌夫妇与统战部长徐冰本来也准备到休息室喝茶，可卫立煌在门口看见毛泽东已在里面，就有点犹豫了。此时，毛泽东也看见了卫立煌，他便站起身来同卫立煌打招呼，并请他抽烟。刘少奇也马上凑过来同卫立煌握手寒暄。

3月26日、27日，毛泽东分别听取商业部、对外贸易部负责人的汇报。

3月29日，陈伯达将对苏共二十大的评论文章写出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名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陈伯达经与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一起两次讨论，然后再做修改，于4月1日呈送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

1956年4月1日晚10时50分，毛泽东约陈伯达一起商谈《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修改问题，一直到2日凌晨2时才结束。

4月2日4时，毛泽东就印发和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修改稿，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社论已由陈伯达同志写好，请小平于本日（2日）夜间印成清样约20份左右，立即送各政治局委员，各副秘书长，王稼祥、陈伯达、张际春、邓拓、胡绳等同志，请他们于3日上午看一遍，3日下午请你们召集一次政治局会议（有看过清样各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于4日上午修改完毕。4日下午打成第2次清样，由书记处再斟酌一下，即可发稿，争取5日见报。目前有了这篇社论就够了。”

4月2日下午，阳光明媚，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常务副主任兼党组副书记张启龙，同邓辰西、邓飞一起来到菊香书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刘少奇、彭真、李先念、马明方等人也在座。张启龙汇报说：

“供销社对野生植物、小土产的收购，比较重视，例如：红根、笋子、板栗、苍耳子等等，这有几样好处，可以搞活经济，增加农民收入。有的土特产还能出口销售国外，很受欢迎，为国家换取外汇。”

毛泽东听了很感兴趣，他说：

“对红根、苍耳、笋子这类土特产要多收购。多收，农民就可以多种，增加收入，改善生活。苍耳子出油率和大豆差不多。现在大豆不够，听说扩大大豆种植面积不易。种大豆的地可种粮食。收购苍耳子要当成收购大豆一样，苍耳子2斤等于大豆1斤，供销社要设一科学研究机构，研究这些东西。你们这么大的单位，应有科学研究机构和学院。”

张启龙说：

“现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很高，化肥对农作物的增产增收起了很大作用，很受农民欢迎。但国家生产的化肥产量有限，即使从国外进口一些，也远远满足不了需要。我们设想组织地方制造杂肥、细菌肥。今年计划搞2200万吨杂肥，满足农民的需要。”

毛泽东点点头说：

“对，应该这么做，过去注意搞大的，国家也只生产50万吨化肥，而2200万吨杂肥等于多少个工厂的生产啊！你们可以大量制造。如果不搞，河泥、塘泥都要被挖光，墙也不能年年拆吧！”

张启龙说：

“这几年全国掀起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高潮，农村生产形势很好，供销社的生产资料零售额逐年增加，但生活资料零售额却有下降的趋势，各地供销社反映消费品不好卖。”

毛泽东说：

“生产资料增多，难怪生活资料卖不出去。生产资料销售量还要增加，这是合理的。因为要搞生产，要勤俭办社。只要在生产上打下了基础，两年以后，生活资料销量就可能多些。现在被生产的气氛压倒，这是暂时的，将来消费资料还是有前途的。”

李先念插话说：

“现在没有人敢去信用社存款，不敢买酒、烟、百货等用品。”

毛泽东说：

“等二三年吧，中国富农占4%，保守的不是富农，而是富裕中农，富裕中农又是那样多。酒还要喝，我有个朋友来北京，临走时，我还送他2瓶酒。花钱可以合法，要发一个指示，不影响生产，可以自由用钱，不要限制。”

张启龙说：

“经营小商品赚钱不多，又很麻烦，过去供销社不经营，农民群众反映强烈，从为人民服务的角度考虑，供销社应经营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小商品。”

毛泽东问道：

“为什么过去不经营？是否有唯利是图？”

李先念说：

“过去商业部门对小商品注意不够。”

张启龙说：

“过去这些商品私商经营，如果我们经营，把他们挤垮了，无法安排。”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吐了一口气，沉思了一下，说：

“农村这个市场海阔天空，供销社应从方便农民群众生活出发，把小商品纳入自己的经营范围。”

张启龙说：

“供销社现在这种按行政区域进货的做法，不符合商品经济规律，也不适应形势的发展，必须坚决改变。供销社在经营上要扩大‘直达运输’业务。”

毛泽东说：

“‘直达运输’就是不机械的按行政区划进货。这种做法，我同意。过去商人没有什么行政区划，沙市附近的可以从汉口进货，不一定非到长沙进货，江西邻近浙江的可以到浙江进货。按行政区划进货是共产党的倒退，一定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目无行政。要开一个全国性会议，先发个指示，写清楚，要达到什么目的，由先念同志负责。”

张启龙说：

“总社的领导一致认为，为了搞好工作，必须深入实际，多下基层，加强调查研究。”

毛泽东一挥手，说：

“很好，这样做，就有办法了。”

4月3日，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西楼会议厅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大家对陈伯达执笔撰写的对苏评论文章充分讨论修改。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胡绳，一起讨论修改文章。会后，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胡绳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又连夜修改，于4月4日凌晨打出清样送毛泽东。

4月4日，毛泽东在文章中作了多处修改。

4月4日中午，毛泽东再次召集会议，他解释了对稿子的修改，征求大家还有什么意见。与会者又提出了一些属于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让陈伯达等人边听意见边修改。

毛泽东在会议快结束时，又说了一番话，他说：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也是初步的态度。议论以后还会有。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得到什么教益。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的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2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个问题，我几年前就开始考虑。先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考虑怎样把合作社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后来又在建设上考虑能否不用或者少用苏联的拐杖，不像第1个五年计划那样照搬苏联一套，自己根据中国的国情，建设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现在感谢赫鲁晓夫揭开了盖子，我们应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其实，过去我们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看了修改后的文章，他又在题目的下面加上说明：“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毛泽东决定这篇文章由新华社在当天晚上广播，《人民日报》于4月5日全文发表。因为米高扬将在4月6日率苏联政府代表团到达北京。

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曾经毛泽东先后7次作了重大修改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文章末尾的一大段文字便是毛泽东的手笔：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100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39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

这篇文章不用社论的形式，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这种方式很特别，更加引人注目。

4月5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取了粮食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8日，毛泽东听取了农产品采购部负责人的汇报。

4月9日到11日，毛泽东分别听取财政部、人民银行负责人的汇报。

至此，毛泽东用了37天的时间，听完了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

从4月12日到17日，毛泽东又连续6天参观了设在中南海的机械工业展览。每天下午，他少则看上一两个小时，多则看上3个多小时。有时他不满足于讲解员的解说，还找来一些有关的图书和材料进一步研究。

4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第一次观看浙江昆曲《十五贯》。

4月18日，新一轮的汇报又开始了。

这一天，毛泽东听取李富春关于第2个五年计划的汇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也在座。李富春的汇报一直持续到24日，共计6天。

4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中说：

“3个关系必须很好的解决，即：沿海与内地的关系；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真想建设内地，就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他警告说：

“现在的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本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令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也是错误的。”

毛泽东还提出了两个“万岁”的口号，他说：

“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种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毛泽东所谓的“怕”，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接受监督的意思。

4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说：

“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是不可能的。”

他又说：

“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好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

这一天，毛泽东进一步把问题归纳为5个关系，他说：

“除了轻工业与重工业、沿海与内地、个人与集体、地方与中央几个关系，还有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毛泽东还说：

“提出又多又快之后，可能产生盲目性，如在杭州开会时，有些省要种的红薯太多。工业也可能有这种情况。过去我们要他们提高，现在又要他们压缩。”

4月20日晚10时许，毛泽全接到中南海来的电话，要他们夫妇和其兄长毛纯珠一起到中南海与毛泽东见面。

毛纯珠谱名毛泽掌，是毛泽全的胞兄，长毛泽全11岁，在乡下务农，不久前从韶山东茅塘老家来到北京，看望弟弟和弟媳一家。

毛泽全、徐寄萍带着大女儿远慧和小女儿远平，同哥哥毛纯珠一起来到中南海毛泽东的办公室。毛泽东微笑着同他们一一握手寒暄，爽朗地说：

“我刚睡醒，现在是我精神最好的时候，大家先吃饭，饭后再谈吧。”

毛泽全等人早已吃过晚饭，但毛泽东盛情邀请，却之不恭，毛泽全只好答应一起吃饭。毛泽东的办公室房间不大，放了一张办公桌，摆着几张沙发。服务人员就在办公桌旁放了两个不大的方桌，端来盛有茄子、苦瓜、西红柿炒鸡蛋、辣椒之类的几个碟子。毛泽东指着西红柿对毛纯珠说：

“这东西我就不爱吃，可医生说有营养。鸡蛋呢，医生一会说应多吃，一会又说不能多吃，我就不管那一套。医生的话，不可不听，也不可全听啊！”

饭后，毛泽东向毛纯珠询问了家乡合作化的情况，他又问：

“农民对合作化喜欢不喜欢？”

毛纯珠说：

“喜欢。”

“是真喜欢还是假喜欢？”

“真喜欢。”

“每个农业合作社的范围有多大？每户是不是还自家喂猪？”

毛纯珠是个老实忠厚的农民，他尽自己所知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看来目前农业合作社宜小不宜大，回去后告诉乡亲们，每户还是要多喂猪。猪多肥多，地里肥多就能多打粮。”

毛纯珠是个种田能手，他想不到毛泽东对种地、养猪这些事还这么操心，就连声说是。

“婶母身体还健吗？”

毛泽东又问。毛纯珠说：

“我母亲身体还健康，还能喂猪喂鸡，只是下的鸡蛋自己舍不得吃，卖了换钱花。”

毛泽东一听，就动了感情，他说：

“拿200块钱给你，带给婶母买点吃的，补补身子。”

说完就叫秘书去拿钱。毛泽全在一旁急了，连忙说：

“不必了，主席，我们常寄钱回去，不用你管。”

毛泽东这才向秘书招了招手，说：

“那就算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毛泽全说：

“你现在工作任务紧张吗？”

毛泽全说：

“现在正参加总后的干部哲学学习班。”

毛泽东说：

“那正好，你学习完以后，向总后领导请个假，到湖南跑一趟，到你做过工、种过地的地方，去了解一下农业合作化的情况和问题，回来向我汇报。”

毛泽东说完，给毛宇居写了一封信，请毛纯珠带回去。他在信中写道：

宇居兄：

迭次惠书，均已收到，甚为感谢。今托纯珠之便，敬致问候之意。恭祝

兴居康吉！

毛泽东

1956年4月20日

毛泽东写毕，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在上面写着：请带交  宇居兄  毛泽东。将信笺插入信封，一起交给了毛纯珠。

毛泽东又对徐寄萍说：

“上次你不是想拍张合影吗？那天没拍成，今天就拍吧。”

摄影师来了。毛泽东征求大家意见说：

“我们就这样自然的坐着拍好吗？”

徐寄萍笑着说：

“主席，还是站在一起合拍吧。”

“好，依你的意见。”

于是，毛泽东站在中间，毛纯珠站在右边，毛泽全、徐寄萍站在另一边，远慧、远平站在毛泽东跟前。摄影师摆好镜头，按下了快门。

后来，毛泽全几次调动工作，这是他们夫妇和孩子们与毛泽东的最后一次见面，这张合影也成为他们这次见面的珍贵纪念。

4月21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农业机械化实行一部分之后，要看看情况，再考虑发展程度。”

4月23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插话说：

“在第2个五年计划工业投资中，轻工业投资的比重，比第1个五年计划时略有增加，这就是与苏联不同之处，将来历史会判断谁正确些。”

4月24日，毛泽东在听取汇报时进一步归纳出“六大矛盾”，也就是6个关系：1、轻工业与重工业；2、沿海与内地；3、国防、行政与经济、文化；4、个人与集体；5、地方与中央；6、少数民族与汉族。他说：

“这几个矛盾如果调整得好，工作就会搞得更好些，犯错误也犯在这些矛盾上。如斯大林就在第4个矛盾上犯了错误，东欧兄弟国家在第1个矛盾上犯了错误。”

之后，毛泽东在整理调查材料时重新把它概括为“十大关系”，即：1、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2、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非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至此，毛泽东长达43天的调查工作全部结束。这是他在建国后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最周密而又最系统的经济工作调查和总结。

4月25日，毛泽东颁布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在押的1017名日本战犯获宽大释放，另外45名从宽判处有期徒刑的，也允许其家属前来探视。

后来在6月28日，被释放的1017名日本战犯从天津乘“兴安丸”号客轮回国。

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董必武、彭德怀、邓小平等人，接见出席全国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全体代表。

此前，朱学范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他说，会议在5天中，交流了130多种先进经验，还请苏联邮电先进生产者代表团团长索罗金、莫斯科市内电话管理局副总工程师马克西莫娃、莫斯科市中央电报局报务员克利马诺娃介绍先进经验。毛泽东说：

“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广中国自己的先进经验，学习苏联先进经验，都是必要的。对外国的经验，不能照搬，对苏联的经验也不能照搬。学习苏联经验，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你这个邮电部的职工中有不少知识分子，工程技术人员不少，要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要依靠工人、工程技术人员，这样，你这个邮电部长就可以睡得着觉了。”

接见结束后，毛泽东在中直俱乐部第2次观看浙江昆剧《十五贯》。

4月25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8日才结束。

毛泽东在这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重要讲话。他开宗明义地说：

“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10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提出这10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强调说：

“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

谈到“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彭德怀插话说：

“如果将来爆发战争，由我们出军队，苏联出原子弹。”

毛泽东说：

“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说：

“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3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

谈到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他说：

“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的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它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在谈到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的教训时，他说：

“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关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毛泽东说：

“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那样的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关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毛泽东说：

“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的不是重点。”“我们要诚心诚意的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

关于“党和非党的关系”，他说：

“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关于“是非关系”，毛泽东说：

“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毛泽东说：

“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的学，不能盲目的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1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9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做了一些错事。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1949、1950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

毛泽东最后说：

“这10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4月27日，陆定一在讨论毛泽东《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发言中，提起了中国生物学家胡先骕的一篇文章，他说：

“从前我们看重他的政治问题，因为他那个时候骂了苏联，所以我们就生气了。他讲的问题是生物学界很重要的问题，这个人在生物学界很有威望。”

毛泽东问道：

“不是什么人叫我们跟他斗一斗吗？”

陆定一说：

“后来我们把那个东西和缓了，报纸上没有提他的名字，因此还没有和他撕破脸。”

毛泽东问：

“胡先骕那个文章对不对？”

陆定一说：

“他批评李森科的那个东西，很好，那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我们不要去干涉比较好。”

毛泽东说：

“这个人是很顽固的，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年纪七八十了。他赞成文言文，反对白话文。这个人现在还是学部委员吗？”

陆定一说：

“不是，没有给。”

毛泽东说：

“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陆定一在继续发言中还谈到了文艺问题，他说：

“要写新人物，但写一些老人物也可以。如果现在有一个人能把上海30年代社会的变化写出来，我说那是世界第一的小说。”

毛泽东说：

“《乌鸦与麻雀》，那是部很好的电影。我们电影局就是不许它演，这两天可以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见识见识，这是中国一篇很好的历史。”

周恩来问道：

“最近看《十五贯》了没有？”

陆定一说：

“我看过，很好。”

毛泽东说：

“《十五贯》应该到处演，戏里边那些形象我们这里也是很多的，那些人现在还活着，比如过于执，在中国可以找出几百个来。”

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总结讲话。关于修改党章问题，他说：

“现在党章草案已经发给省委、市委和区党委去讨论了，请你们在这上面多提意见。我认为，党章确实应当充分体现纪律性和创造性，体现群众路线。没有纪律是不行的。但是纪律太死了也不行，妨碍创造性的发挥，这样的纪律是不好的，应当不要。

中央究竟是设一个副主席还是设几个副主席，也请你们讨论。少奇同志提出设几个副主席，现在的这个党章草案上是说设一个副主席。还有，是否可以仿照人民代表大会的办法，设党的常任代表。我们有人民的国会，有党的国会，党的国会就是党的代表大会。设常任代表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一年开一次代表大会。我们已经有10年没有开党的代表大会了，有了常任代表制度，每年就非开会不可。是不是可以考虑采用这个办法，比如5年一任。这还没有写到党章草案上去，提出来请大家考虑，看是否可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百花齐放’是群众中间提出来的，不晓得是谁提出来的。人们要我题词，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百家争鸣’，这是两千年以前就有的事，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此前，毛泽东在社论中加了一句话，他写的是：

“百家争鸣是说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说，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

4月2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他在谈话中说：

“我很高兴见到同志们。跟同志们见面是不容易的，南北美洲同中国相距很远，中间隔着一个太平洋，再加上美国的人为的障碍。目前中国同世界上很多国家还没有建交，特别是同南北美洲的国家，商务和文化的往来也少。但是，我们相信外交关系是可以逐步建立的。”

“你们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可能你们还没有感觉出来。美国是不放心中南美洲的，怕你们起来造反。美国到处有火药库，亚洲是一个，欧洲是一个，非洲是一个，你们中南美洲也是一个。”

是年4月间，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正式成立，毛泽东派陈毅为团长、由许多兄弟民族的代表组成庞大的中央代表团，到西藏祝贺和慰问。毛泽东还为西藏题写了锦旗：

“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在此前后，西藏受到周围藏区工作的影响，社会有些不安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在1962年以前，西藏不再进行民主改革。毛泽东说：

“按照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十七条协议，社会制度的改革必须实行，但是，何时实行，要待西藏大多数人民群众和领袖人物认为可行的时候，才能做出决定，不能性急。现在，已决定在第1个五年计划期间不进行改革。在第2个五年计划期间是否进行改革，要到那时候看情况才能决定。”

4月底，程思远应邀来北京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设宴招待他。饭后，周恩来在谈话中说：

“请你转告所有在海外的国民党军政负责人员，我们的方针是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这样一句古话：‘和为贵’。”

周恩来还说：

“我们欢迎李宗仁先生在他认为方便的时候回来看看。也欢迎国民党军政负责人来大陆探亲、访友、观光，我们将给予各种方便和协助，并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后来，程思远一回到香港就给在美国的李宗仁写了一封信，把周恩来的话转告给他。

1956年5月1日上午，应邀来华访问的日本友人宫峙龙介参加了“五一”劳动节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周恩来把宫峙龙介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握着宫峙龙介的手说：

“还是学生的时候，我曾给滔天先生写过一封信。”

宫峙龙介听了毛泽东的话，既兴奋又不知如何应对。他心想，怎么没有听父亲说过此事呢，既然毛泽东这样说了，肯定确有其事。

读者诸君可能还记得，宫峙龙介的父亲就是本传在第一卷中所提到过的宫峙寅藏，其人自号白浪滔天，也就是毛泽东这一次所说的“滔天先生”。毛泽东所说的信，是指他在1917年3月和萧三即萧植蕃写给“白浪滔天”的联名信。其内容已在第一卷中，恕不重复。

宫峙龙介回到日本后，立即在父亲的遗物中寻找那封信，终于在一箱书信堆里找出了毛泽东那封用毛笔书写的手迹。1967年7月3日，这件毛泽东早年的手迹首次发表在日本《朝日新闻》上。原迹至今保存在日本。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7次会议上再次讲了《论十大关系》，他还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

“我们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市区委书记会议上还谈到这一点，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在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这个问题曾经谈过。百花齐放是文艺界提出的，后来有人要我写几个字，我就写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两千年以前那个时候，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大的范围内，让杜威来争鸣好不好？那不好嘛。让胡适来争鸣好不好呢？也不好。那么说胡适要回来可以不可以呢？只要他愿意回来，是可以回来的，让我们批评过他以后再回来，就批评不着他了嘛，批评已经过去了嘛。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香港报纸、台湾报纸在北京出版是不是许可？应该不许可，不许可有好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楚，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

毛泽东还说：

“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的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斗争又团结的方针。一切善意的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同灏这样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欲知毛泽东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待下面各章慢慢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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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19 11:32

第262章

“我们的政策没有变，我们的经是一部好经，是一些小和尚、歪嘴

和尚念错了经！就是下边搞错的，我们也有责任，有错一定要改。”

话说1956年5月3日早晨，毛泽东乘8205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经武汉去广州。

毛泽东此次出行，是在4月25日提出的，并且坚持要乘坐由本国飞行员驾驶的飞机。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据此在4月30日向驻京专机飞行团团长胡萍下达了执行毛泽东专机的飞行任务，由胡萍亲自担任机长，飞行员为陈锦忠，领航员为张振民，通信员为柳昆尚，机械师为舒执章。专机选定飞行团按专机要求改装过的两架苏制里-2运输机中较好的8205号飞机。因为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乘坐人民空军的飞机出行，所以中央对于这次飞行特别重视，8205号飞机经过了仔细的维护和试飞。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坐8205号专机飞行4个半小时后，于12时30分在武昌南湖机场降落休息。下午2时30分，专机又从南湖机场起飞，飞行3个半小时后，于下午6点在广州白云机场降落，安全到达目的地。

毛泽东在广州期间，先后接见了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区领导人，主持召开了华东地区书记会议，又视察了广东水产馆和广州造纸厂，对发展沿海地区的工业、处理好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5月26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根据毛泽东所确立的“双百”方针的基本精神，向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作了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系统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

我们所主张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中有独立思想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我们主张政治上必须分清敌我，我们又主张人民内部一定要自由。

5月29日傍晚，毛泽东在广州珠江乘坐小船溯流而上。小船绕过狭窄的河道，江面顿时开阔了。从附近几只小渔船上传来了热烈的欢呼声：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向肤色黝黑的渔民们挥手致意，尔后纵身跃进珠江。他搏击着江水，忘情的高声呼喊：

“我自由了！”

他的保健大夫非常着急，眼睁睁的看着人们围着毛泽东悠闲的漂流着。

后来，毛泽东在海边散步时，又突发奇想，他要马上去武汉游长江。同行的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立刻回去安排准备工作。毛泽东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游泳不要告诉他们。”

毛泽东所说的“他们”是指罗瑞卿等人。卫士长李银桥感觉事情重大，就立即报告了罗瑞卿。罗瑞卿马上来劝毛泽东，他说：

“长江水情复杂，有危险，不要去游吧。”

罗瑞卿还说：

“主席，我是不同意您游的，我是您的大警卫员，我要负起责任。您去游长江，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只要到外地视察，或在公开场合露面，总是由罗瑞卿亲自护驾，不离左右，衣食住行，工作、休息、会客，都由罗瑞卿亲自安排。为了陪毛泽东在大江大海中游泳，罗瑞卿到了50岁，坚持学会了游泳。许多高级领导人都说：“罗瑞卿是毛主席最好的警卫员。”

毛泽东见罗瑞卿不赞成他游长江，就满脸不高兴，说道：

“你这个大警卫去‘警’国民党好了，不要‘禁’长江。”

罗瑞卿也倔得很，坚持说：

“主席，这不是您个人的事情，游长江这么大的事情要经过组织研究，组织上是不会同意的。”

毛泽东一听，怒火中烧，训斥罗瑞卿说：

“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你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连忙解释说：

“主席，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是不同意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许有。”

毛泽东冷笑一声，说：

“哪里一点风险没有？坐在家里，飞机可能扔炸弹呢，房子还有可能塌呢！”

罗瑞卿见劝不住毛泽东，就退了出去。他知道，只要自己不点头，毛泽东发再大的火也没有用。毛泽东毕竟高人一筹，罗瑞卿说不能游吗？他就派人到武汉做实地调察，看看到底能不能游。

第一次，毛泽东派警卫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武汉了解水情。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去游泳的，他到武汉问了问老百姓，都说不能游，就回来向毛泽东报告说，不能游。毛泽东问韩庆余：

“你下水试了没有？”

韩庆余回答说：

“我没有下水。”

毛泽东大怒道：

“你没有下水，怎么知道不能游？你怎么不说话了？把孙勇叫来！”

孙勇来了，毛泽东指着他说：

“你再去，你亲自看看长江到底能游不能游？”

副卫士长孙勇到了武汉，见到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说明了来意，莽撞的陈再道立刻带着孙勇等人，跳到江里逆流而游，他喝了好几口水，差点溺水。护卫人员赶紧将他救上船来。孙勇回来如实向毛泽东报告了情况。毛泽东有了根据，就理直气壮的对罗瑞卿说：

“这就对了么，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尝。谁说长江不能游？孙勇不是游了吗？”

罗瑞卿无奈，只好同意了。毛泽东又提出要马上乘飞机到武汉。罗瑞卿说：

“中央有规定，为了您的安全，不能乘飞机。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全党和全国人民。”

毛泽东又火了，他说：

“我9次不属于个人，总得有1次属于我自己吧？”

罗瑞卿只得再让一步。行前，毛泽东说：

“这个老韩哪，不讲真话，他没有下水去体验就说不能游。我们去游，不叫他去。叫他离开这里。”

就这样，韩庆余离开了一中队，不让他见毛泽东了。事后，毛泽东也觉得有点过分，他说：

“老韩是个好人，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就是反对我游泳。唉，这件事办得不好。”

5月30日，毛泽东来广州不知不觉已经近一个月了，他决定乘8205号专机从广州返回北京。

这天上午，毛泽东乘专机到了长沙，在长沙大托铺机场降落。他稍事休息，便召集省委书记座谈，了解他这次在广州主持召开的专门研究华中5省工作会议的贯彻情况。主人用清明节前刚采制的清茶招待毛泽东。

由于天气闷热，毛泽东要去湘江游泳。罗瑞卿陪同到了江边，只见湘江水势平稳，水质清澈，就放了心。

湖南省公安厅长跑在最前边，去安排船只。他跑过一片草地时，没想到被毒蛇咬了一口，大概是太紧张太激动了，他根本没有发觉，等他跑到江边，才喊了一声：“准备好，来了！”突然一屁股坐倒了。眨眼的功夫，他那条腿已经全肿了。大家立刻把他抬上车送医院，好在医治及时，没有什么大碍。

毛泽东故地重游，精神焕发，乘船行到河中心就下了水。他游姿翩翩，自由自在，好像是办公坐久了伸个懒腰一般。

毛泽东在湘江里畅游着，一直游到了橘子洲头。捧着照相机在岸边跟踪毛泽东的侯波，一不小心掉进了一个粪池子里，她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涮，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

毛泽东上了岸，披着浴衣踩着烂泥走。他登高远眺，洲上的人们看到了他，立刻跑过来将他团团围住，抢着和他握手，殷勤问候，亲切异常。毛泽东同大家频频招呼，用家乡话和乡亲们谈着故乡的山山水水和生活情况，情趣盎然。他们谈到了大家正在培育的蔬菜，又由蔬菜的品种谈到了一旁生长茂密的茄子，在核对茄子两字的乡音的笑声里，毛泽东告别了依依不舍的乡亲们。

毛泽东带着满腿满脚的泥巴，顺着河岸边一条小路来到一户人家门前。这家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

“给我点支烟吸。”

一名卫士给毛泽东递烟点火，另一名卫士借来了一把椅子让他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他看热闹。毛泽东看见一个小娃娃手里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问他：

“给爷爷看看好吗？”

那孩子是个鬼精灵，他双手捂得紧紧的，往上一举说：

“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呀，“咔嚓”，侯波按下了快门。在这张照片上，毛泽东的腿上脚上糊满了泥巴，睡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那件睡衣“现代化”了一点，真可以说是一幅“农家乐”了。

毛泽东在长沙还亲自请杨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到蓉园吃了饭。

毛泽东一直惦记着杨老太太，他在全国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都是按期从工资中给杨老太太寄去生活费，以尽半子之义。

5月31日，毛泽东乘8205号专机飞抵武汉。当飞机在南湖机场降落时，他特意从空中观察武汉长江大桥的桥墩施工情景。在武汉期间，他决定上午和夜间工作，下午去长江游泳。

这天上午，毛泽东听取了省委书记王任重的工作汇报，还视察了武汉国棉一厂和湖北省工农业展览馆。

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召开调查座谈会，中心议题是对农业合作化的经验进行总结。安排座谈会的负责人，原来在会场上的安排是：会议记录者与毛泽东坐在正面的主席台上，其他人的座位都安排在主席台的对面，地委书记们是第1排，省委的负责人们坐在第2排。

会议3点开始，毛泽东进来了，他看到这样的座位安排后，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说：

“这不是搞‘三堂会审’吗？还是按圆桌会议好，没有主席台，不要记录席。”

毛泽东等工作人员重新安排好座位后，这才坐了下来，他问道：

“同志们接到提纲没有？现在不按会前准备的提纲发言，各人畅所欲言，一不划右派，二不扣帽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讲真话，不要讲假话，否则，我就会上当，就会浪费时间。”

他说完后，会场上有15分钟无人发言，后来发言的人也大多是一个调子，大唱赞歌。毛泽东听得很不耐烦，就说：

“今天休会，明天再讲。”

毛泽东叫住一位省委的负责人，问道：

“今天的会议开得怎么样？是否畅所欲言、言无不尽了？”

那位负责人说：“没有。”

“何以为据？”

“都是一个调。”

毛泽东用铅笔在纸上写了两句话：

“真是可惜，时间浪费了。”

他接着说：

“可惜呀，大家说一样的话，千篇一律，这个不是党的传统。开一大时就在争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都是如此。党魁这么讲，下面就跟着讲，人们不用自己的语言讲，而用领袖的语言讲话。所以，第一我还是不能死掉，我还得搞一段。第二，怎么提高我们党的理论水平。延安整风后，我快活了一阵子，指导思想统一，领导机构改善了，七大开成了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今天开的是重复发言的小会，耽误时间的小会。你把我的意思转告王任重同志，明天开会，中心议题是否能搞生产规划，要畅所欲言。”

1956年6月1日上午，座谈会继续进行。省委主要领导人就农业生产发展规划问题进行了重点发言，举出实例，说明这个规划的制订是符合实际的。与会者在会上畅所欲言，言无不尽。毛泽东在笔记本上不停的记着，脸上露出了笑容。最后，他高兴地说：

“好，同志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昨天的会议使我失望，今天的会议使我高兴。你们不能看眼色行事，尤其不能看我的脸色办事。我的脸色是千变万化的，蒋介石是以不变应万变，我是以万变应蒋介石的不变的。”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正在施工，毛泽东要到大桥工地视察。大桥工程局局长彭敏问：

“是岸上看还是水上看？”

毛泽东说：

“水上看。”

此时，武汉长江大桥水中的桥墩已全部建成，从汉阳江岸开始，钢梁正在向江中延伸。毛泽东乘上“武康”号轮船，经汉阳晴川阁，从2、3号桥墩间穿过，驶到鹦鹉洲附近的江面，又折回下行，从3、4桥墩间穿出。毛泽东回到船舱里听彭敏汇报工作，他一面听，一面翻阅材料。彭敏详细报告了中苏技术人员共同创造的世界桥梁史上史无前例的大型管柱基础和管柱钻孔法。毛泽东问：

“参加修建钱塘江桥的老工程师，现在还有谁？”

彭敏回答说：

“还有茅以升、罗英。”

毛泽东在一张纸上记了下来。杨尚昆问道：

“什么叫覆盖层？”

毛泽东解释道：

“就是岩面上的沙层。”

毛泽东又问彭敏，是不是这样？彭敏点头称是。毛泽东还询问潜水工如何在水里沉下去，在水里怎样进行烧割和电焊？彭敏一一作答。毛泽东又问道：

“为什么铁路桥1957年10月通车？公路桥要到年底？”

彭敏说：

“铁路桥在下层，钢梁架完后，铺轨即可通车；公路桥在上层，钢梁架设后，还需要一段时间铺路面。”

“长江上还要修哪几个桥？”

有关人士回答后，毛泽东说：

“将来长江上修上20个、30个桥，黄河也修上几十个，到处都能走。”

毛泽东这次听取汇报历时3个小时。尔后，他准备横渡长江，周恩来、林彪得知这一消息，都试图劝阻他。可是毛泽东决心已定，谁的话他也不听。武汉江面很宽，斜着游过去距离更长。可毛泽东就是坚持要横渡过去。

6月1日下午，毛泽东第1次横渡长江，他要在长江南岸武昌的蛇山一带下水。

这天下午，天气闷热，气浪蒸人。毛泽东兴致勃勃的来到了蛇山，马上被群众认了出来，顿时，成千上万的群众向毛泽东涌来，好几万人挤成一团，都想看看毛泽东。这下子可把罗瑞卿急坏了，他怕群众挤倒毛泽东，就和王任重及随行人员挽起手臂，拼命的承受着群众的压、推、挤，保护着毛泽东来到停在长江边的一艘船上。毛泽东打趣地问：

“游长江有危险吗？”

罗瑞卿挺着伟岸的身躯说：

“在长江里游泳，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就不怕，我们同主席在一起历经艰险，每次都能化险为夷。”

大家听他二人一问一答，都笑了起来。毛泽东说：

“长江大海能吓得住人吗？！”

他说着就顺着汽艇甲板放下的软梯，爬下黄色江水中，众人一起跟随着下了长江。毛泽东为了避免陈再道逆流而游的错误，决定顺流而下。他在水中先扎个猛子，把全身在水中浸一下，然后就把头露出水面，以侧泳式两臂左右交替着，一直游向前方。此时，江面上刮着6级风，风大浪高，水深流急，波浪滔滔，时有漩涡。毛泽东泰然自若，轻浮水面。有时水面稍稍平稳，他便缓缓仰泳，面对蓝天，极目远望，悠然自得。

长江岸上的行路人，突然看到有这么多人在江里游泳，又是在中流激浪中顺流而下，也不知要游到何方，都以惊奇的目光望着这少见的景象。有许多人想看个究竟，就跟着在岸边奔跑，有的人还边跑边喊，也不知喊些什么。两岸上的人流越聚越多，直到岸上的建筑物挡住了去路，人们才停下脚步，还踮着脚尖瞭望，不肯离去。毛泽东游过了建筑物，在前面的岸上，又同样聚集了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在鼓掌，有的人发出惊奇的赞叹。

毛泽东游兴起时，如蛟龙戏水，顺流而下，以至岸上追随的人们都追赶不及。

时已夕阳西下，毛泽东游到对岸汉口的谌家矶。此时，侯波迅速的换了一卷胶卷，随手将空盒子扔在水中。谁知毛泽东看见了，他游过去一把抓起盒子，身子一翻，平躺在了水面上，仔细端详起来，口中还念念有词。他念的竟是英语。侯波见状一惊，她用的是进口的柯达胶卷，盒子上印的是英文说明书，想不到毛泽东竟然认识不少英文单词，把柯达胶卷的英文说明给念了出来。

毛泽东因两岸陡峭不能上岸，这才上了船。他指着侯波，笑着问：

“你没有下江吗？”

侯波说：

“我不会游泳。”

毛泽东说：

“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毛泽东身上滴着泥水，心满意足了，得意的对他的卫士们说：

“胆量小的人，常在风浪里锻炼，胆子也会大起来的。罗部长不叫我来游，我偏要来，还不是来了吗？明年6月份我还要来。”

毛泽东一气游了13公里，历时2小时零4分钟。他更衣后坐在船头的藤圈椅上，同僚下属都夸赞他水性好。

6月2日下午，毛泽东从汉阳鹦鹉洲附近下水，游过龟山一带江面。他游到大桥上游的水域，一边踩水，一边观看正在紧张施工的大桥。

毛泽东临近桥墩，挥臂侧泳，从2、3号桥墩间游过。他还游过了长江、汉水的汇合处——龙王庙水域，战胜了旋涡，突破了急流，顺利的游到了武昌八大家附近。游程14公里还多，用了两个小时。在大家的劝说下，他才肯上了岸。

6月3日下午，毛泽东第3次横渡长江。

此时，毛泽东已经从汉口搬到东湖下榻，大家准备让他在东湖游泳，他不同意，说：

“长江是一个天然的最好的游泳池。在大江里游，随便它漂去。”

这一次，毛泽东从汉阳下水游到武昌。毛泽东在江中，时而仰游，时而侧游，有时还潜入水中，又顺利的游过了长江。

史无前例的游泳，超迈前人的胆略，亘古未有的气魄，使毛泽东在武汉的江水中酝酿出了自唐宋以来词家中唯一以游泳为题材的、诗书双绝的著名篇章《水调歌头.长江》：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馀。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据陈再道多年后回忆说：“我陪同毛主席畅游长江，聆听了毛主席吟诵《水调歌头.游泳》的辉煌诗篇，深刻的感受到了一位伟大革命者征服大自然的宽广胸怀。给我印象很深的还有另外一件事。有一次，毛主席和我们围在一起吃苹果。有一个同志刚抓起水果刀要削皮，被毛主席看见了，他笑着亲切的对大家说：‘吃水果的时候，最好不要削皮，把它洗净就可以了。如果你要削皮，也只要薄薄的削一层。因为靠皮和靠核的果肉，是最有营养的。’说完，他便拿起洗净的苹果，大口大口的吃起来。”

且说毛泽东连续3次横渡长江的传闻，一时间不翼而飞，轰动了整个武汉。第4天午时刚过，长江两岸就已经聚集了无数观望的人群，有的人带了望远镜，有的人拿着照相机，谁不想亲眼看一看领袖搏击风浪的风采呢！可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于6月4日下午6时前离开了武汉。

这天下午6时许，毛泽东乘坐专机从汉口王家墩机场起飞，飞到河北衡水附近上空时，突然遭遇雷雨云阻断航路。雷雨云是垂直发展达数千米的云层，飞机一旦误入这样的云层，就会受到强烈的扰动和冰雹与雷电的袭击，即使是设备先进的飞机和技术高超的飞行员也不敢闯入这种危险的云层。喷气式飞机可以爬升到8000米高度以上，从云顶越过。但对于升限只有5600米的里-2飞机来说，就只有改变航线，绕过雷雨云区。8205号的空勤组经过研究，果断地改变了航向，先是飞向天气比较稳定的沧州机场上空，躲开雷雨云后，再改向北飞，回到北京西郊机场降落。这绕云飞行的过程约有40分钟，飞机与地面失去了联系，地面雷达也无法找到空中的飞机。守候在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的中央领导人和在指挥塔台上的刘亚楼，以及所有在场人员都焦虑万分。失踪的飞机终于出现在西郊机场的上空，缓缓降落。当毛泽东放下手中的书卷，从容走下飞机的时候，人们才松了一口气。

后来有人说，正是因为这次“空中历险”，中央政治局便严格控制毛泽东乘坐飞机。为了保证他的安全，中央政治局一致决定，以后所有的外出考察，一般不允许他坐飞机，一律改乘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这些传说其实都不符合历史真实。依毛泽东的性格，政治局岂能限制他的出行自由。对此，谢静宜曾经做了一个解释，她说：“毛主席每次离京都是乘坐火车外出，也就是专列。极少乘坐飞机，并不是出于个人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从工作出发的。有一次，主席曾对我谈到此事，说‘乘火车就可以掌握主动权，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想停就让火车找个支线停下来，下车去看看，或者找当地领导谈谈都行。’”

欲知毛泽东回京后工作上遇到了什么样的阻力，他又是如何处理这些政务的？请看下一章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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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24 09:41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要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

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像翻译的一样。

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

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

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

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

话说1956年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全国科学发展规划会议的与会代表们，他在讲话中说，感谢科学家们为祖国科技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他还赞扬了数学家华罗庚所取得的成就和忘我的工作精神。

华罗庚听了毛泽东的讲话深受鼓舞。

6月1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

现将两件调查材料发给你们参考。一件是谭震林同志关于湖南攸县农村情况的报告，一件是河北省委关于河北省农业和副业产值中各种产物所占的比例。两件材料都说明，有必要号召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立即注意开展多种经营，才能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社员每年增加个人的收入，否则就是一个很大的偏差，甚至要犯严重错误。河北省的粮食产值只占该省全部农业产值的百分之二十八多一点，而粮食以外的农产物则占百分之七十一多一点，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数目字。河北省产棉花较多，产粮食较少，其它各省情形与此有些不同，但是粮食产值似乎不会超过百分之五十，而粮食以外作物及副业的产值至少占百分之五十，或者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我们如果不立即注意这个问题，不论在社员的收入方面，合作社的积累方面，国家的积累方面，势必都要大受影响。因此请你们自己，并且通知专、县、区、乡直到合作社，都对这个问题做一调查，加以分析，算出一笔粮食与非粮食产值比例的账，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中央

6月中旬，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此时经济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6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届第3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大会上就经济建设问题作了政府工作报告。他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提出了克服急躁冒进是经济建设中急待解决的问题。

6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央宣传部起草、经刘少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审定的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

社论中说：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在有些工作中发生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种情况是值得我们严重注意的。

社论对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倾向进行了公开的批评，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的方针，强调“在执行中央的这条方针的时候，不能只注意多和快，而不注意好和省。”

此前，这篇社论成稿后，经过刘少奇等人的审阅修改，最后又由刘少奇定稿，尔后才送给毛泽东审阅。身在外地的毛泽东早已知道了北京反冒进的新动向，他一见《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个题目，就很不客气的在他的名下批道：“不看了。”

也就在6月20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上海西郊的一个别墅里，接见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

此时，刘大杰正在学术上就蔡琰的《胡笳十八拍》与郭沫若争鸣，又为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问题与茅盾展开了讨论。毛泽东见到刘大杰，幽默地说：

“你现在和沫若不睦，和沈雁冰矛盾。你这个战斗精神，希望能继续发扬下去嘛。你参加百家争鸣，不要怕丢掉名誉地位。”

毛泽东在谈到李商隐时说：

“李商隐的《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他在谈到《贾生》一诗时，问刘大杰说：

“你能背得出吗？”

刘大杰立即用湖南乡音吟诵道：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毛泽东听罢，感叹道：

“写得好哇！写得好！”

毛泽东最后就学术争鸣问题，鼓励刘大杰说：

“要多商量，宁肯存疑，不要轻易做结论。真理是会越辩越明的。还是要投入到百家争鸣当中去。”

6月28日，毛泽东会见了罗马尼亚驻中国大使尼古拉.乔洛尤，他在谈话中说：

“你可以找我们政府各部、军队、党和群众团体的负责人谈谈。你希望同谁谈，你就可以找谁。如果同你谈的人只谈成绩，不谈错误和缺点，那么他们就没有反映现实的真实情况。经验多一些的人是不会相信这些的。我们不要迷信，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事物都有两面：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在我们的社会里，一定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有好人，也有坏人，有先进的，也有落后的。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要进行改造，把坏的东西改造成为好的东西。我们必须准备着还有坏的东西，否则一个问题出来了，就会认为不得了了。过去认为苏联是没有错误的，现在斯大林问题出来了，许多人就惊讶不止。世界是美丽的，但也不是美丽的，世界上有斗争，有矛盾。希望一切都是好的，这是我们的主观，而现实是客观。世界上有好的东西，也有坏的东西，自古以来是这样，一万年后也会是这样。正因为世界上有坏的东西，我们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们不会把一切都做好，否则我们的后代就没有工作可做了。”

“我们要使错误小一些，这是可能的。但否认我们会有错误，那是不现实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

1956年7月6日至14日，毛泽东先后6次召集起草委员会，讨论八大政治报告初稿。

7月14日，毛泽东会见了危地马拉前总统阿本斯，在谈话中提出了“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说：

“美国到处打着反共的招牌，为着达到侵略别人的目的。

美国到处欠账。欠中南美国家、亚非国家的账，还欠欧洲、大洋洲国家的账。全世界，包括英国在内，都不喜欢美国。广大人民都不喜欢美国。日本不喜欢美国，因为美国压迫日本。东方各国，没有一国不受到美国的侵略。它侵略中国的台湾省。日本、朝鲜、菲律宾、越南、巴基斯坦，都受到美国的侵略，其中有些还是美国的盟国。人民不高兴，有些国家的当局也不高兴。

一切受压迫的民族都要独立。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整个历史证明这一点，人类阶级社会的几千年的历史证明这一点：强的要让位给弱的。美洲也是这样。

只有帝国主义被消灭了，才会有太平。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个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的来。比如它有10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9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8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的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的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看样子，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要帝国主义干什么？中国人民不要帝国主义，全世界人民也不要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无存在之必要。”

7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16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林克一起读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其中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毛泽东指着这段话说：

“可惜教条主义者不懂得这个道理。”

毛泽东几次对林克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

1956年仲夏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在北京开会的周谷城到中南海去。汽车一直开到中南海露天游泳池旁边。毛泽东身穿浴衣，坐在凉棚底下，见周谷城来了便站起来，紧紧握手。寒暄之后，毛泽东问：

“你能游泳吗？”

周谷城说：

“少年时在家乡的小河里或池塘里，也可以浮游几十码，不知现在还浮得起否？”

毛泽东说：

“试试看。”

于是，两人换了泳装，一同下水。毛泽东从深水处下水，周谷城则从淹到脚背的浅水处小心翼翼的往下走，一直不敢到能够没顶的深水里去。在深水区悠然自得的毛泽东见周谷城仍在浅水区里，便招呼道：

“来呀！”

周谷城打趣地说：

“我这个人哪，是既不能由浅入深，也不能深入浅出。”

毛泽东只好叫工作人员用竹竿递给周谷城一个救生圈。二人游了多时，方才上岸休息。

毛泽东坐在藤椅上，拿起一本线装的《汉书》，翻到列传第39《赵充国》那一段，他说：

“赵充国这个人，当年主张西北边疆屯田，很能坚持真理，坚持正确的主张。”

赵充国是汉武帝时的大将，是中国历史上在西北屯田戍边的一个著名人物。毛泽东接着说：

“赵充国的主张，开始时赞成者不过十分之一二，反对者达十分之八九。可是到了后来，他的主张逐渐被人接受了，最后，赞成者十之八九，反对者只有十之一二。可见真理要被人接受，总要有一个过程，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是现在，都是这样。”

周谷城告辞时，毛泽东又鼓励他在学术上要敢于争论，不要害怕犯错误。

7月1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八大政治报告草稿。

7月23日下午5时，毛泽东到了北戴河海滨。此后，他几乎每天都要下海游泳，有时一天下海两次。

在北戴河的28天里，毛泽东先后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八大两个报告的起草委员会会议，对政治报告、党章、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进行仔细推敲和认真修改。

1956年夏，王鹤滨从苏联回国度假，他一家4口到北戴河看望在那里开会的毛泽东。

王鹤滨接到通知去看毛泽东时，已经过了午夜。王鹤滨爬上了一个小山坡，来到一所房屋的大门前，这所宅院原来是张作霖的别墅。值班卫士把他让到院内。此时，毛泽东从北房中间的门里出来了，他抬头看了一下高悬的明月，抬起双手把单衣领口的扣子扣上。王鹤滨向毛泽东轻轻的靠近了一步，毛泽东发现了他，惊喜地喊道：

“咳呀！这是谁来了呀！”

说罢，转过身去，对着北房门喊道：

“江青，你看是谁来啦！”

他又对王鹤滨说：

“王医生，毕业回国啦？”

他把手伸向王鹤滨。王鹤滨双手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说：

“回国过暑假，来看望主席，还有1年多就毕业了。”

江青从北房里走了出来，她穿着一身深色的衣裙，与王鹤滨打过招呼后问道：

“王医生，我们的信你收到了吗？”

王鹤滨说：

“收到了。”

江青说：

“主席和我很感谢你去莫斯科看了岸青。我去莫斯科疗养时，接到你的电话，你说来，怎么没有来呀？”

“我出了大使馆，没有找到去克里姆林宫医院的路，又不好意思请大使馆派车。”

王鹤滨解释了以后，见江青没再说什么，就问候毛泽东说：

“主席身体好吧？”

“很好，很好。工作之余就下海游泳，益处很大，虽然跌了几斤肉，但却感到身体很好，精神也很好！”

毛泽东说罢，笑着看看自己的双臂，又用手摸了一下。王鹤滨也高兴地说：

“主席的身体看上去很好，很好！在海水中游泳，是非常好的体育运动。”

毛泽东说：

“游泳的确很好，你来北戴河要多住几天，好好的在大海里游游泳吧！”

他忽然又问：

“吃住安排好了吗？”

王鹤滨说：

“安排好了，由保健处安排的。”

王鹤滨感觉毛泽东要工作了，不便久留，就向毛泽东和江青告辞。毛泽东说：

“那好，你要多住几天。”

1956年8月16日，中国政府发表了关于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的长篇声明。

此前，毛泽东在声明稿中批示道：

“似应有几句劝告英、法政府不要做出违反世界人民和平意志的事，不要过于激动和走极端，致使事态扩大，不利于世界和平，也不利于英、法。”

8月20日，毛泽东从北戴河回到北京。

8月22日，毛泽东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七中全会第1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的政治报告时说：

“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3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关于大会发言问题，毛泽东说：

“可以组织一些短稿子，比较生动。对工作要有批评，要有自我批评，要有分析，5分钟的发言也可以有分析。如果我们开一次会议没有批评，净讲一套歌功颂德，那就没有生气，那无非只有一个‘好’字就行了，还要多讲干什么？但不是说，每一个稿子一定要批评什么东西，如果没有批评根本就不许讲，那也不好。”

8月24日，毛泽东审阅了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的一部分草稿及刘少奇的信。刘少奇在信中说：“这是我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和统一战线的一段，下面还有民族问题和国家工作中若干问题在继续写。特先送上这一部分，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这一段的题目还没有想好。”

毛泽东批示道：

“此件已经看了一遍，改得很好。我又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觉得文中还有一些重复拖累的地方，还可以删节一些，可待下月上旬去改。

这里已经讲了统一战线，李维汉写的关于统一战线那部分，似乎可以不要了。”

8月24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东北角一间平房里同周恩来、朱德、陈毅、周扬、夏衍一起，同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谈话，他说：

“艺术上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原则，也可以用外国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要完全照外国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地球上有27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的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贺绿汀插话说：

“美国只有一二百年的历史。”

毛泽东说：

“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搞掉几乎是百分之百，根据地和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的胜利推迟了好些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的缘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

“民族形式可以掺杂一些外国的东西。小说一定要写章回小说，就可以不必；但语言、写法，应该是中国的。鲁迅是民族化的，但是他还主张过硬译。我倒赞成理论书硬译，有个好处，准确。”“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与参加全国音乐工作会议的2000多名音乐工作者一起合影留念。

黎锦晖参加了全国第3次音乐工作代表大会。毛泽东知道后，单独接见了他。毛泽东回忆了当年他们青年时代在长沙求学的往事。

黎锦晖，字均荃，出生于1891年，在黎家排行老二。他曾与老大黎锦熙一同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后入省立优级师范习绘画音乐科。20年代末在上海创办中华歌舞专门学校，后又组建明月歌舞社。他是著名的现代音乐家和音乐教育家。

毛泽东对黎锦晖说：

“陈毅同志在井冈山和中央苏区时期，曾用你创作的《桃花江上美人多》的曲子填词，把“桃花千万朵，比不上美人多”，改成“红花千万朵，送给红军哥”。

毛泽东说罢，两人相对笑了起来。

8月29日凌晨3时，刘少奇把修改后的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民族问题、共产党、国际支援3部分送给毛泽东审阅。他在附信中说：“昨天早起把以前写的稿子推翻了，所以这段稿子今天才写好。有4700多字。请审阅，看是否可以这样写？请看完后要高智通知我到主席处谈一谈如何修改这一大段的问题。前面统一战线部分有些同志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有些原则性的问题，要请示后才好修改。”

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复信中写道：

“这一部分改得很好，字数不多，清爽好看。前一部分盼能迅速加以修改。今天晚上10时左右准备开书记处会议谈一些事。”

8月30日，毛泽东审阅刘少奇送来的八大政治报告序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3部分修改稿，以及政治报告各部分的编排顺序。刘少奇在附信中说：“这一段已加修改。按实际计算不到12000字，按版面计算有13000多字。请再加审阅。在各节的编排上是否这样做？请考虑。其中国防问题排在华侨问题后面，似不大妥，但不这样，华侨问题又不好放在其它地方。似还可以考虑把华侨问题同民族问题合成一节，它们联系虽不多，但可以摆下。请酌定。”

毛泽东在复信中写道：

“可以这样编排，将来再考虑是否变动。在国防问题上还可以讲几句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斗的鼓励话。”

8月30日晚，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1次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今天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预备会议。预备会议要开十几天，要做的主要事情，一是准备大会文件，二是进行中央委员会的预选，三是准备大会发言稿。”

“这次大会要解决什么问题，达到什么目的？总的说来，就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

“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党，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我们的革命是伟大的革命，我们的建设事业是伟大的事业。6亿人口的国家，在地球上只有一个，就是我们。过去人家看我们不起是有理由的。因为你没有什么贡献，钢一年只有几十万吨，还拿在日本人手里。国民党蒋介石专政22年，一年只搞到几万吨。我们现在也还不多，但是搞起一点来了，今年是400多万吨，明年突破50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要超过10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就可能超过2000万吨。我们要努力实现这个目标。”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赶上和超过美国的设想，他说：

“美国只有一亿七千万人口，我国人口比它多几倍，资源也丰富，气候条件跟它差不多，赶上是可能的。应不应该赶上呢？完全应该。你六亿人口干什么呢？在睡觉呀？是睡觉应该，还是做工作应该？如果说做工作应该，人家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2万万吨、3万万吨钢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那你就不那么光荣，也就不那么十分伟大。美国建国只有180年，它的钢在60年前也只有400万吨，我们比它落后60年。假如我们再有50年、60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

关于继承党的优良传统问题，毛泽东说：

“这次大会应当继续发扬我们党在思想方面和作风方面的优良传统，把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切实反一下，此外，还要反对官僚主义。官僚主义那个东西我今天不讲，只讲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两个东西，扫了又发生，发生了又要扫。”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现在我们的工作中还经常有许多这样的事情。主观主义就是不从客观实际出发，不从现实可能性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出发。”“现在，我们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观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一定要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果不结合，那就不行。这就是说，理论与实践要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一万年，一万万年，只要人类不毁灭，总是有的。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

在谈到反对宗派主义的时候，毛泽东幽默地说：

“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全局，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全局，一个地球有一个地球的全局。现在地球以外不去讲，因为交通路线还没有打通。如果发现火星或者金星上有人，那个时候我们再来交涉关于团结他们，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

“反对宗派主义，特别值得谈一下的，就是要团结那些跟自己做过斗争的人。他跟你打过架，把你打倒在地，你吃了亏，脸上无光，而你并不那么坏，却封你一个‘官’，叫机会主义者。至于打得对的，那就应该打，你本来是机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打呢？”“所谓团结，就是团结跟自己意见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闹过别扭的，跟自己做过斗争的，自己在他面前吃过亏的那一部分人。”“从前我讲过，对于任何有缺点的人，犯过错误的人，不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帮助他改，一为看，二为帮。”

关于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选举王明路线和立三路线这两位代表人物是表示什么呢？这是表示我们对待这种犯思想错误的人，跟对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那些人）有区别。”“七次大会的时候，我们说服了那些同志，选举了王明、李立三。那末，七大以后这11年来，我们有什么损失没有？毫无损失，并没有因为选举了王明、李立三，我们的革命就不胜利了，或者迟胜利几个月。”“如果我们‘八大’对他们两位采取的态度还是同‘七大’的态度一样，那我们党就可以得到一种利益，得到一种好处，就是对于改造全国广大的小资产阶级比较容易些。这在全世界也有影响。”

8月31日凌晨3时，毛泽东审阅完了八大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修改稿。他在给陈伯达、刘少奇的信中写道：

“此部分修改得很好，可以作为定稿了。我只做了一些小的修改，请酌定。请伯达即行着手对‘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修改，在9月5日以前改好，打清样于9月5日晚上送阅为盼！”

清晨6时，毛泽东致信胡乔木并刘少奇，他写道：

“请你利用今天上午的时间，将报告的头几部分——导言，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总路线，过细修改一下，缩小到8000字左右就好。改好后，即送少奇同志汇总看过，送我一看，以便下午或晚上会谈时和其它部分编辑付印。”

1956年9月4日，毛泽东嘱咐陆定一把八大政治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部分的修改稿送给陈云，并要求在5日晚10时以前把陈云的修改意见送给他看。

9月4日这一天，毛泽东接见由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率领的旧军人代表访华团。他在谈话中说：

“你们虽然过去和我们打过仗，一切愿意再来看看的旧军人我们都欢迎。……比起那些左派人士，我们更愿意见到右派人士，特别是远藤先生这样的军人。”

后来，远藤三郎回国后组织了日中友好旧军人会，为促进中日友好关系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5日，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有几个地方与定一、乔木商量后改了一下。商业一节，还有一些修改，稿子在乔木处，由他改好后送我看，再送你。”

9月6日凌晨2时，毛泽东看罢经陈云修改的稿子，立即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语：

“建设部分，除商业外，又看了一遍，用铅笔作了一些修改。请你将商业部分改好，于今天下午送我一阅，再送少奇同志。”

9月7日晨6时，毛泽东要人将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给周恩来。他在给周恩来的信中写道：

“政治报告头几部分修改了以后，请你继续修改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这几部分今天一定要修改完毕，今晚一定要交付翻译，否则就来不及了。”

上午10时，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你担任的建议和报告两件，亦须于9日交付翻译，请将最后修改本于8日交我看一下。”

毛泽东在信中所说的“建议”和“报告”，是指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以及关于这个建议的报告。

9月8日凌晨，毛泽东给陈伯达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请你将我准备讲的那段话，加以修改，并请让你的秘书给我抄正一张，于下午交我为盼！”

原来，毛泽东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八大政治报告上，他准备在八大上的开幕词动手写过两次稿子，但都没有能够写完，所以他不得不让陈伯达代为修改了。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他的那段话，主要内容是这样说的：

“大家知道，要将一个在经济上文化上都落后的农业国，改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式的工业国，需要许多的条件，例如人民群众的拥护，社会制度的改革，国家的巩固，党的巩固，统一战线的巩固，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条件。除了这些条件以外，我们还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呢？我们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和平环境，还需要朋友帮助。”

“到那时，即到1967年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工业产值将占百分之六十几，农业产值将占百分之三十几，这样我国就可以说基本上有了现代工业了，就可以说初步的工业化了。但是我国是一个具有6亿人口的国家，到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的时候，按照每年增加1200万人口计算，那时将有7亿几千万人口，按照每人占有各项主要工业产品的数量来说，我国要进一步工业化，要接近或者赶上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那就需要几十年才有可能。”

“为了建设还需要有一个和平环境，这是不是可能的呢？我们认为是可能的。当然，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认为，只要世界上的垄断资本存在一天，战争的可能性总是存在的，不承认这一点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是一方面。但是还有另一方面，即制约战争的因素现在已经强大起来，并且还会继续增强。这些因素中，第一个，是以苏联为首具有9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第二个，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第三个，是西方国家的革命的和反对战争的工人运动的发展。第四个，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或者有强大垄断资本存在的国家，对于战争的态度是不一致的，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的利害冲突。社会主义阵营、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世界的人民运动这3个力量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是互相支援、互为同盟军的。我们还可以利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利害冲突，作为间接的同盟军而为和平服务，使对战争最感兴趣的美国好战分子处于孤立地位。……这样看来，需要一个持久的和平环境，并且愿意为和平事业努力，争取避免再发生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们，占了人类的大多数，这种趋势还会发展。这样就制约了战争趋势，使它不易，使它日益孤立，不得人心，因而使新的大战不容易打起来。”

毛泽东起草的这两个未完成的开幕词草稿都围绕着一个主题：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这也是八大政治报告的主题，也是整个八大会议的主题。

再说9月8日晨，周恩来将修改完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两部分送毛泽东过目。

上午9时，毛泽东将这两部分转送给刘少奇，并在周恩来的改稿上批示道：

“恩来同志的改本送上，我看改处均可用。如你同意，请让人将改处准确的抄在一个本子上，和你我改的合在一起，立即付印，付翻译。”

这天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2次会议，审议提交“八大”的重要文件。

是日晚，毛泽东审阅了陈伯达送来的开幕词修改稿。他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交给田家英修改，并嘱咐说：

“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

9月9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作了一些小的修改。

9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预备会议第2次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现在是搞建设，搞建设对于我们是比较新的事情。早几年在中央范围内就谈过，我们希望建设中所犯的错误，不要像革命中所犯的错误那么多、时间那么长。我们搞建设，是不是还要经过14年的曲折，也要栽那么多筋斗呢？我说可以避免栽那么多筋斗。因为过去栽筋斗主要是个思想问题，是不认识、不觉悟的问题。

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安排经济，对人、对资本家、对民主党派、对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比较学会了，我们有22年根据地的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6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2个五年计划和第3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

我们要造就知识分子。现在我们只有很少的知识分子。旧社会留下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只有10万，我们计划在3个五年计划之内造就100万到150万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到那个时候，我们在这个方面就有了18年的工作经验，有了很多的科学家和很多的工程师。那时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成分也会改变，中央委员会中应该有许多工程师，许多科学家。现在的中央委员会，我看还是一个政治中央委员会，还不是一个科学中央委员会。所以，有人怀疑我们党能领导科学工作、能领导卫生工作，也是有一部分道理的，因为你就是不晓得，你就是不懂。现在我们这个中央的确有这个缺点，没有多少科学家，没有多少专家。”

关于增强党内的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党内的关系如何，关系极大，关系到能不能团结全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所以，这一次的大会有一点跟七大相同，就是要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

“对于那些冤枉和委屈，对于那些不适当的处罚和错误的处置，比如把自己打成什么‘机会主义’，撤销自己的职务，调离自己的职务等等，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从此消极，很气愤，不满意；另一种态度是把它看做一种有益的教育，当做一种锻炼。”

他为了说服没能进中央委员会的高级领导干部，就现身说法讲了他在井冈山当民主人士的往事。他说：

“开除党籍了，又不能不安个职务，就让我当师长。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因为你是个党外民主人士了，没有办法，我就当了一阵师长，后来又说这是谣传，是开除出政治局，不是开除党籍。啊呀，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接着说：

“你晓得，这个世界就是这么个世界，要那么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现在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是这么看，也许我比较悲观。有那么一些人非常乐观，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点矛盾也没有了，我就不相信。有矛盾，就要出主观主义，就要犯错误。那些人并不是跟我们前世有冤，今世有仇，从前都不认识，他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因为思想不同，对问题的看法不一样。后来证明，政策问题上思想统一了，就完全团结了。所谓不团结，都是思想上有距离，政治问题、政策问题上有争论。除开极个别的别有用心钻到党内来破坏的敌对分子以外，所有犯错误的人，不管他犯的错误怎么严重，哪怕是路线错误，也只是思想不对头。既是思想问题，那么改正错误就是改正思想的问题，就是整风学习的问题，讨论研究的问题。而各种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会都是难免的。那怎么办呢？我们就是力争求得一个比较的公平。应该说，我们党的七大的选举，七大以后到现在，党内是比较的公平一些。凡事都是有比较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公平或者绝对的不公平，是不可能的。如果地方的同志说中央搞得不好，那么，地方同志的事情是不是搞得十全十美，一点不公平都没有？我就不相信。有些事情想不到，有些事情想错了，有些事情安排不恰当，是难免的。”

“应该肯定，我们的中央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央，我们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我们的党能够领导民主革命，这已经在历史上证明了，又能够领导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也证明了，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胜利了。我们党能够领导经济建设，这一点还没有完全证明，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现在我们已经差不多完成第1个五年计划了，连恢复国民经济的3年，搞经济建设也有7年了。根据我们在革命时期自己的觉悟，即觉悟到过去犯的错误是什么，后头改正错误应该怎么改法，现在我们虽然还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的残余，这些东西是可能减少的。完全肃清很难说，肃清了还会有，但是可以减少，可以大为减少。”

9月13日，毛泽东看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稿，批示道：

“你的报告全文很好。只是觉得头一部分（总结第1个五年计划时期经验）写得不甚清楚，不大流畅，不如以下各部分写得好，似乎出于两个手写的。如能在今明两天请一位（乔木没有工夫）文笔流畅的同志改一下，那就更好。如不可能，也就罢了。”

9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怀仁堂主持召开七届七中全会第3次会议。他在谈到“八大”文件的起草修改过程时说：

“第1次推翻你的，第2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用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毛泽东接着说：

“大会的几个主要文件大体上都准备好了。根据预选的统计，大家基本上赞成中央提出的名单。现在，中心转到发言问题。所有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发言要精彩，生动，多样性，还要短。要有内容，要有表扬，有批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解决的办法，不要千篇一律。这个文章是可以做的，比如政治报告，原来是10万字，一砍就是4万多字，现在不到5万字了。所以，文章可以这样写，也可以那样写，可以用第3种写法，也可以用第4种写法。如果我们的发言稿能有比较高的水平，我们这个会议就会开得好。现在，这几个文件是相当有水平的，选举也会选举得好。文件是大家参加意见，集体创作。这样，大家也都有精神准备。没有精神准备，就要强加于人。我们对党外人士也是这样。我们每个重要法律，比如《共同纲领》和后来的宪法，土地改革法，农业合作社章程，都是经过了长期的酝酿的，根据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为什么我们通过一个东西总是大家举手？人家莫名其妙，‘这不是强迫命令’？土地改革法，刘文辉都举了手。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事先听大家的意见，改过来，改过去，讲通了，这样办事办得快，步伐比较整齐，就团结统一了。”

会议讨论通过政治报告和其它几个文件后，接着讨论选举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我说我们这些人，包括我一个，总司令一个，少奇同志半个（不包括恩来同志、陈云同志跟小平同志，他们是少壮派），就是做跑龙套工作的。我们不能登台演主角，没有那个资格了，只能维持维持，帮助帮助，起这么一个作用。你们不要以为我现在打退堂鼓，想不干事了，的确是身体、年龄、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别人了。我是属于现状维持派，靠老资格吃饭。老资格也有好处，因为他资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写文章，登台演说，就不行了。同志们也很关心我们这些人，说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这种舆论是正确的。那么，什么人当主席、副主席呢？就是原来书记处的几个同志。这并不是说别的同志不可以当主席、副主席，同志们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习惯，暂时就是一个主席、4个副主席。我是准备了的，就是到适当的时候就不当主席了，请求同志们委我一个名誉主席。名誉主席是不是不干事呢？照样干事，只要能够干的都干。”

“上一次也谈过，中央准备设4位副主席，就是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陈云同志。另外还准备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名单还没有定，但总书记准备推举邓小平同志。4位副主席和总书记的人选是不是恰当？当然，这是中央委员会的责任，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但是要使代表们与闻，请你们去征求征求意见，好不好？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党，这样的大国，为了国家的安全，党的安全，恐怕还是多几个人好。请同志们酝酿酝酿，看这样是否妥当。中心的目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多几个人，大家都负一点责任。至于秘书长改为总书记，那只是中国话变成外国话。”

邓小平插话说：

“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众人说：

“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大家如果都赞成，就顺了。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我今天给他宣传几句。他说他不行，我看行。顺不顺要看大家的舆论如何，我观察是比较顺的。不满意他的人也会有的，像有些人不满意我一样。有些人是不满意我的，我是得罪过许多人的，我想起来就不舒服，今天这些人选我，是为了顾全大局。你说邓小平没有得罪过人？我不相信，但大体说来，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

至于陈云同志，他也无非是说不行，不顺。我看他这个人是个好人，他比较公道、能干，比较稳当，他看问题有眼光。我过去还有些不了解他，进北京以后这几年，我跟他共事，我更加了解他了。不要看他和平得很，但他看问题尖锐，能抓住要点。所以，我看陈云同志行。至于顺不顺，你们大家评论。他是工人阶级出身，不是说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工人阶级成分少吗？我看不少，我们主席、副主席5个人里头就有1个。”

“党章上现在准备修改，叫做‘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4位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少奇同志感到孤单，我也感到孤单。一个主席，又有4个副主席，还有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几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准备那一手。同时，多几个人，工作上也有好处。”

毛泽东最后说：

“请你们在代表里头酝酿一下，因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席、副主席要一道提出一个整个的名单，要一道选。至于常委，准备就由主席、副主席和总书记组成。这不是说别的人不可以当常委，别人也可以，因为要提一个就可以有第二个，还可以有第三个，所以暂时用这么一种办法。这就是把过去的书记处变成常委，只是比过去多了一个总书记。还要设一个书记处，书记处的人数可能要多几个，书记、候补书记可以有十几个人。很多事情要在那里处理，在那里提出议案。政治局委员的名额也要扩大，不是13个，要扩大到20人左右。因为我们的中央委员会是170人，也许170多。看是不是可以这样安排？今天不做决定。”

9月14日凌晨，毛泽东审阅前一天刚刚修改排印出来的政治报告稿，并作了部分文字修改。尔后，他在报告稿的封面上用钢笔写了一个批语：

“即送少奇同志：1、国际部分的一段增加和一些其它字句的修改，请即令人抄正付翻译，并另打清样。2、党的部分，本日12时前伯达等修改，已要他们直接付翻译。因为我们要下午才能起床，我们看了有意见，可以再改。”

他考虑到时间已经很紧迫了，便又在封面的另一个空白处写道：

“你在其余地方有修改，请直付翻译，并打清样，不要送我看了。”

清晨4时30分，毛泽东审阅完田家英送来的开幕词修改初稿，他在上面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他接着给杨尚昆写了一封信，嘱咐说：

“此件请打清样（校正错字），并付翻译。清样请于本日上午12时以前送各书记处同志以及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请他们再做修改，于9月14日下午3时交田家英汇集酌定交我。这件是否讲，要看15日我睡眠的情况才能临时做决定。所以暂时不要印发各代表和外国人，请注意。”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中国共产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隆重开幕。会场主席台中央破例没有悬挂毛泽东的画像。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021名，代表着全党1073万党员。

苏联、南斯拉夫、法国、意大利等56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国内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应邀列席了会议。

宋庆龄、黄炎培等应毛泽东之邀，在主席台上就坐。宋庆龄激动地说：“这是我毕生中感到最光荣和最愉快的事。”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宣布大会开幕，并致开幕词。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的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在我们的许多同志中间，仍然存在着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作风，这就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工作上的官僚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这些观点和作风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是不利于党内和党外的团结的，是阻碍我们事业进步、阻碍我们同志进步的。必须用加强党内的思想教育的方法，大力克服我们队伍中的这些严重的缺点。”

“我们现在也面临着和苏联建国初期大体相同的任务。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我们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们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毛泽东的开幕词，总共不到3000字，与会者热烈鼓掌竟多达32次。

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黄炎培情不自禁的即席作七绝4首，题为《东方红遍环瀛》，祝贺共产党“八大”的召开。其中第4首诗云：

天安国庆延佳节，万水千山念苦辛。杖策延安如昨梦，《东方红》已遍环瀛。

在会议休息时，一些代表走到毛泽东面前，称赞开幕词写得简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泽东说：

“这不是我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我的秘书，叫田家英。”

前边已经说过，这篇开幕词是毛泽东和陈伯达、田家英、胡乔木以及书记处诸人集体创作的结果，毛泽东之所以这样说，是有意提携和鼓励田家英。众所周知，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手笔，他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以及他的所有文章，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他亲自动手写的。这篇开幕词应该说是他一生中的唯一的一个例外。当然，田家英功不可没，开幕词中那一句“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确是田家英的得意之笔，也是毛泽东很喜欢的一句话。

再说毛泽东致词后，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政治报告》中说：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在革命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经验，不能够用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

早在政治报告起草时，薄一波说，稿子只写了反对保守主义，没有写反对冒险主义，有片面性。他建议作为中共中央的政治报告，两种倾向都应当提到。刘少奇认为薄一波的意见很好，就把反对冒险主义也加进去了。

《政治报告》中仅仅有4次提到毛泽东的名字。报告反复强调的是加强党的集体领导。早在1945年中共中央“七大”上，刘少奇在他的报告中曾经有105次提到了毛泽东的名字。

9月16日，邓小平在八大会议上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为此，“八大”新党章中删掉了原党章中党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报告结束后，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2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报告。

此后，大会对3个报告进行了热烈讨论。

朱德、陈云、董必武、彭德怀、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等68人在大会上作了发言，还有45人提交了书面发言。

罗瑞卿的发言内容是《我国肃反运动的主要情况和若干经验》。毛泽东对罗瑞卿的发言很满意，带头为罗瑞卿鼓掌。

宋庆龄也在大会上致辞说：

“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将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终于会成为全世界的一种通行的社会制度。”

彭德怀在会议期间，和米高扬进行了一次谈话，彭德怀说：

“米高扬同志，为什么斯大林生前你们都喊他天才、英明、万岁，可他死后你们又骂他漆黑一团？他的错误既然那么严重，为什么不在他生前提意见，人死了才算旧账？他还能听得到能改正吗？”

米高扬说：

“当时谁敢提呀。”

彭德怀说：

“这是对党对人民对领袖负责的态度吗？”

米高扬说：

“谁提了谁就要掉脑袋。”

彭德怀说：

“怕死还当什么共产党员！”

9月17日，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埃及首任驻华大使哈桑.拉加卜，接受了拉加卜呈递的国书。他在致答词时说：

“你们收回苏伊士运河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纳赛尔总统最近最好不要到没有警戒的地方去，因为帝国主义的计划失败后，他们会采取各种手段，像暗杀等等。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此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范围。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

毛泽东请哈桑.拉加卜大使转告纳赛尔：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将尽一切可能支持埃及人民维护苏伊士运河主权的英勇斗争，我们的帮助没有任何条件。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我们能力所及，一定帮助。我们对你们的帮助，你们能还就还，不能还就算了，我们可以给无代价的援助。当然，埃及是个有民族自尊心的国家，如果接受我们的援助还是要还，那么现在可以记账，以后再说，或者过了100年以后再还吧。埃及现在遭受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我们也经历过这种封锁，深知埃及人民的艰苦。中国在抗美援朝时，花了不少钱，死了不少人，现在没有战争了，可以尽力帮助埃及。”

9月17日这一天，毛泽东给黄炎培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黄炎培在9月9日将老朋友张叔通所作的书画册送给了毛泽东，并附信说：“八大快要召开了，这一时期想紧张得很。希望缓和些紧张，谨奉上书画册一本，公余浏览一下，可能增进些神情的潇洒。这书画册，是一位80岁老画师一年画成，每幅自加跋语的。我在这上边写了一首长古，为他介绍，他和我是新闻记者同事20年，他在抗日时期，吃了很大的苦，他的爱国热情是可敬的。他能画而很少作画，惜墨如金，最近为了农村和工商界对领导上一片颂声而作。”

毛泽东在复信中表示“十分感谢”，还询问“张先生是否生活上有困难？是否愿意接受援助？”“请便告之。”

黄炎培回信告诉毛泽东说，张叔通生活非常穷困。毛泽东立即写信给黄炎培，托他转送张叔通500元钱。

9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同参加八大的苏共代表团团长米高扬谈话。毛泽东谈到了对党内犯错误的人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米高扬说：

“您方才讲的对待犯错误的人应当采取的这种正确的态度，我在1949年2月来中国时，就曾经听您说过。当时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回到苏联后，曾经一字不掉的对斯大林讲过，我当时是想使斯大林懂得您的意思。可是，当我说完了以后，斯大林并不做声。他的办法同您的相反，他虽未说话，可是心照不宣。我知道，他是不以为然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又会见了参加八大的以波立特为团长的英国共产党代表团。波立特说：

“你们那篇文章（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笔者注）是共产主义运动中关于斯大林问题的最好文章，是对共产主义的伟大贡献。”

毛泽东说：

“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指出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历史的、社会的以及思想的根源。在这次刘少奇同志的报告中，虽然没有提斯大林的名字，但对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作了说明，主要原因是认识不符合实际，其它原因是次要的。为什么列宁没有犯错误呢？当时苏联受到帝国主义的包围，白军的叛乱，他面临的问题更为困难，更为复杂，但是他并没有犯错误。到了斯大林时期环境更好了，斯大林却犯了错误。在斯大林时期，阶级没有了，社会已进入了没有阶级的社会，反革命更少了，但是斯大林的思想仍停留在旧社会的时代。我认为这样才能够解释他的错误，即是认识的错误，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

“我们的胜利只有7年。我们的政权专政的职能，即对反革命分子的专政，只剩下10%了。由于没有这样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专政的范围缩小了。”“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解放生产力。生产力首先需要人。要人们不恐慌，要党内不恐慌，要民主党派不恐慌，要全国人民不恐慌。其次，是保护生产力。”

毛泽东在八大期间，每天下午都要像这次一样在政协礼堂主席团休息室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一个下午一般是两个代表团，有时是3个。每次会见，少则1个多小时，多则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他先后一共会见了2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团。会见结束后，他又常常接着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和各代表团团长会议，直至深夜。其紧张而繁重的工作情况由此可知。

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时说：

“苏联在阶级消灭以后，当国家机构的职能丧失了十分之九时，当阶级斗争已经没有或已经很少的时候，仍找对象，大批捉人杀人，继续行使它们的职能。”“客观形势已经发展了，社会已从这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这时候阶级斗争已经完结，人民已经用和平的方法来保护生产力，而不是通过阶级斗争来解放生产力的时候，但是在思想上却没有认识这一点，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这就是错误的根源。”

9月2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以乌布利希为团长的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乌布利希说：

“第8次党代会对我们有很大教育意义，不仅了解了中国，并且对我们是一种鼓励和支持。你们在经济、哲学问题的提法上很有趣。”

毛泽东说：

“要互相参考。只可参考，不可硬搬，好像我们不能硬搬苏联一样，硬搬就危险，我们曾经硬搬而吃了大亏。”

乌布利希说：

“我们的道路相同，而走法不一样。”

毛泽东说：

“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是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共产国际很长时期犯了很大错误，把我们的革命搞掉了90%。共产国际解散了，就搞出一个新中国来。我们不是不相信马列主义，而是更相信了。共产国际搞教条主义，情报局又搞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就不是马列主义。”

这次谈话结束后，毛泽东有意同时会见了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

原来，在1956年的早些时候，波兰共产党改选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要求让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进入波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他说只有这样人士变动，苏联才能接受。但是，波兰共产党抵制了赫鲁晓夫的干涉，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罗科索夫斯基落选，未能进入政治局。赫鲁晓夫紧急通知中共中央，说波兰党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入西方集团的危险，要求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去莫斯科商谈。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了莫斯科，向赫鲁晓夫转告了毛泽东提出的一个商量意见，即苏联对东欧国家是不是可以采取一项根本的政策，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让他们自己来搞，不要干涉他们，不仅对波兰、匈牙利，而且，对保加利亚、罗马尼亚，都满足他们独立自主的要求。在军事方面，可以主动撤回驻在那里的苏军，华沙条约可以和他们商量，问他们是否要华沙条约，一是完全不动，二是撤军，必要的时候再去。三是完全不要军队。刘少奇说，毛泽东提这个意见，是要跟苏联同志商量，看怎么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巩固苏联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巩固华沙条约，帮助苏联同志取得群众拥护。这是我们的好意。社会主义国家目标一致，大方向都一致，首先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不是以大压小、以大国控制小国关系，那样的话，团结反而搞不好。结果，赫鲁晓夫完全把毛泽东的建议当作了耳旁风。

毛泽东这次召见苏联代表团团长米高扬和波兰第一书记奥哈布，首先谈到了抗美援朝前夕的情况，他说：

“战争（指朝鲜战争——笔者注）开始后，我们先调去3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5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说：

“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从前我是睡不着觉的。一切都还不上轨道，穷得很。人总是不高兴。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开始高兴了。工作比较上轨道了，党内问题，也比较上轨道了。”

接下来，毛泽东在交谈中明显偏向波兰，甚至还赞扬被苏联诅咒的哥穆尔卡。他半开玩笑的对奥哈布说：

“中国也有哥穆尔卡，但绝不会把他开除出党，仍把他留在党的中央委员会里。尽管总是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经常征求他的看法。好像不谋而合。中国和波兰一直是好伙伴。我们对此很满意。”

坐在一旁的米高扬越听越有气。奥哈布受到毛泽东的鼓舞，也不客气的大胆的就“波兹南事件”批评了莫斯科。米高扬不同意奥哈布对“波兹南事件”的分析。奥哈布反驳说：

“波兰人比苏联人更清楚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

米高扬大发雷霆，他说：

“发表如此反苏言论的人，只能被当作敌人来对待，这也适用于那些喜欢听这样宣传的人。”

奥哈布感到很难堪，与毛泽东握了握手，离开了毛泽东的房间。这时候，毛泽东也和奥哈布一起走了出去，米高扬被冷落在那里。气急败坏的米高扬没有继续参加“八大”，当天就乘飞机飞回了莫斯科。

9月24日晨5时，毛泽东致信杨尚昆，要他通知各代表团团长和各小组组长，立即阅读由陈伯达、胡乔木起草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草案，并于下午2时以前，各小组开会讨论一次，由秘书处将修改意见汇总送交胡乔木，再作修改。

这天下午，毛泽东会见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关于对斯大林的批评，他说：

“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

“自由、平等、博爱，是资产阶级的口号，而现在我们反而为它斗争了。是父子党，还是兄弟党？过去是父子党，现在有些兄弟党的味道了，但也还有些父子党的残余。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残余不是一天就能搞清的。去掉盖子以后，使人可以自由思考，独立思考。现在有点反封建主义的味道。由父子党过渡到兄弟党，反对了家长制度。那时的思想控制很严，胜过封建统治。一句批评的话都不能听，而过去有些开明君主是能听批评的。你们南斯拉夫想来也有过这样的君主，别人指着鼻子骂他都行。资本主义社会就比封建时代进了一步，美国两党——共和党和民主党可以互相骂架。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想些办法。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能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这也有缺点，就在于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我们政治局的同志都在考虑这些问题。”

毛泽东应南斯拉夫客人的要求，回答了中国的前途问题。他说：

“关于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50到100年的时光。现在已不存在障碍中国发展的力量。中国是一个大国，它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它对人类的贡献是不符合它的人口比重的。将来这种状况会改变的，可是这已不是我这一辈的事，也不是我儿子一辈的事。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是要看发展的。中国也可能犯错误，也可能腐化，由现在较好的阶段发展到不好的阶段，然后又由不好的阶段发展到较好的阶段。当然即便不好总不会像蒋介石时代那样黑暗，是辩证的，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样曲折的发展下去。”

9月25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党的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美帝国主义是你们的对头，也是我们的对头，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美帝国主义要干涉我们比干涉你们是困难一些。美国离我们很远，这是一种因素。但是，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很长，伸到我国的台湾，伸到日本、南朝鲜、南越、菲律宾等地。美国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冰岛、西德都驻了兵，在北非和中近东也有它的军事基地。它的手伸到全世界。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它是全世界人民的反面教员。全世界人民要团结起来，互相帮助，在各个地方砍断它的手。每砍断它的一只手，我们就舒服一点。”

接着，毛泽东重点讲述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些经验、教训，最后强调说：

“共产党人不要怕犯错误。错误有两重性。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的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失败是成功之母。失败如果没有好处，为什么是成功之母？错误犯得太多了，一定要反过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物极必反’，错误成了堆，光明就会到来。”

9月26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于哥夫率领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团，他问客人：

“你们觉得这个会怎么样？”

于哥夫回答说：

“提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我们研究。”

毛泽东说：

“时间开的太长了，砍掉一半就好了。主要是总结一些经验。11年时间（从1945年的七大到这次八大——笔者注）是很长，斗争很丰富。这次大会的空气，是反映人民的希望，建设工业。”

9月26日晚10时30分，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大”主席团常委会，讨论政治报告决议草案和新一届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这次会议一直开到27日凌晨1时55分才结束。

9月27日凌晨2时，毛泽东在决议草案的封面上给胡乔木写了一个批示：

“照此付印，付翻译。我在第5页上加了‘各人民民主国家’几个字。”

下午1时10分至1时50分，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就是在这个期间，陈伯达、胡乔木急急忙忙将经过修改的政治报告决议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见决议稿上又增加了一句话：“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此时离八大闭幕式开会只有1个小时了，他略一沉吟，就同意印发了。

关于决议中临时增加的这一句话，据胡乔木在1980年10月9日回忆说：“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我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州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我和陈伯达去找毛主席，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据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邓力群回忆说：“我记得，大概是（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州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陈伯达向我们传达过毛主席讲的这个意思。”

再说这天下午，八大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1945年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中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这句话，在新党章中删去了。整个八大都没有再提“毛泽东思想”。

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

在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选出了97位中央委员和73位中央候补委员，组成新的中央委员会。

王稼祥、王明、李立三均当选为中央委员。

本来，王明早已在1956年1月又以治病为由再次去了苏联，从此一去不复返。他因为对毛泽东一直心怀不满，所以在苏联经常写诗词批评攻击毛泽东。可是，毛泽东对王明仍然采取团结的方针，他在“八大”上多次做工作，才使许多代表投了王明的票，以至于王明在缺席的情况下，仍然当选为中央委员。然而，王明并没有因此而感激毛泽东的宽宏大量，反而骂毛泽东骂得更凶了。在他撰写的《中共五十年》中，全面系统的歪曲、篡改中国共产党历史，污蔑毛泽东，为自己的错误翻案，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无中生有的造谣说毛泽东多次谋害他，企图加速他的死亡。后来，王明终于在1974年3月27日死于苏联，在他死亡的前4天，他还在写文章，大骂毛泽东。

与王明相反，李立三在大会上将自己准备发言的稿子呈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后，只作了一些文字上的改动，就批示说“可用”。于是，李立三在大会上发了言，他深刻的检讨了自己在历史上的错误，讲述了对“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的深切体会，表达了对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感激之情，决心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奋斗。

后来在1958年初，身为工业部副部长的李立三，深入工厂调查研究，发现了鞍钢总工程师马宾等人总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工作经验，即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相结合。李立三对这一经验非常重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提法，也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批示在全国进行推广。

马宾，原名张源，1913年出生于安徽省滁州市，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后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编译组组长、新四军军部军法处科长（经历过皖南事变）、射阳县委书记（陈云曾为其撰写《学习马宾式群众工作方法》的社论）、松江省军区民运部部长、哈东地委书记、辽宁省委秘书长、民运部部长等职。他在东北解放后，任鞍山钢铁公司总经理，1956年毕业于苏联西伯利亚钢铁学院，归国后任鞍钢总工程师。

再说9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同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团团长乔治乌一德治的谈话中，提到了李立三在八大上的发言，他说：

“前几天在会上的发言，很受外国同志的欢迎，民主人士听了很欣赏，犯过错误的同志听了也高兴。他的错误也有破坏作用和教育作用两面，现在剩下的也只有教育作用的一面了。”

毛泽东提起了1949年2月他会见米高扬时的谈话，他说：

“我们曾经和苏联同志谈过，如果过去对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甚至托洛茨基，不采取赶走他们和枪毙他们的办法，而仍留他们在党内，仍选举他们做中央委员，是否会更好一些。苏联同志也认为恐怕会更好一些。”

9月28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1次全体会议。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林彪 邓小平 林伯渠  董必武 彭真  罗荣桓  陈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龙  李先念

政治局候补委员有：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生  薄一波

政治局常委有：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云  邓小平

全会还选举了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书记处书记有：邓小平  彭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政  黄克诚 李雪峰

候补书记有：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中共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全会结束后，从不愿打扰毛泽东的王稼祥就去找毛泽东，他说：

“主席，请把我在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职务，让给比我更有贡献的老同志、好同志。”

毛泽东听了，笑着说：

“稼祥同志，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当一名中央书记处书记，是完全应该的，你就不要谦让了。”

王稼祥继续申述自己的理由，他说：

“在政治上教育我挽救我，使我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中解脱出来的是党；我负伤以后，又被从死亡线上抢救下来的还是党；长征开始时，‘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曾想把我抛弃，但是后来终于被抬着上了路，使我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一直活着和健康的成长着，仍然是党！而我奉献给党的，根本比不上党所给予我的，我觉得有负于党。”

毛泽东见王稼祥坐着不动，笑着问：

“你今天找我，还有别的事吗？”

王稼祥说：

“我就是为这件事来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你也就不必再谈了！”

9月29日，毛泽东会见了南共联盟代表团的维塞林诺夫等人，他在谈话中说：

“在国际上，我们反对大国主义，工业虽少，但总算大国，所以就有人把尾巴翘起来，我们就告诉这些人：‘不要翘尾巴，要夹紧尾巴做人。’过几年工业化后，翘尾巴的可能性就更大了……将来中国如果要翘尾巴，翘到一万公尺以上，要批评它，要监督中国，要全世界都来监督中国。”

9月30日下午，印度尼西亚有“独立之父”之称的总统苏加诺应毛泽东之邀，来到北京进行国事访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苏加诺。

早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建交以后，印度尼西亚第1任驻华大使莫诺努图，拜访毛泽东并向毛泽东递交国书。那天上午10时，莫诺努图在紫禁城的朱红大门前，受到中国礼宾司司长的欢迎，乐队奏起中国和印尼国歌。莫诺努图的6名随从留了下来，被领进另一个房间，去喝香槟、吃中国甜点心。莫诺努图被领进一个古色古香的大厅。大厅两旁摆着明代瓷花瓶，一条巨大的红色地毯铺在中间。莫诺努图穿过大厅，一扇门轻轻打开，他走进装饰相同的第2个大厅。这时，又一扇门打开了，毛泽东就站在那里，他高大、沉着、慈祥。

在接见外国大使前，罗瑞卿见毛泽东穿着浅色衣服和一双棕色皮鞋，就说：“主席，你还是换上深色衣服和黑皮鞋吧。”

毛泽东问：

“为什么？”

罗瑞卿说：

“按照国外惯例……”

毛泽东打断了他的话，不肖地说：

“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要按国外惯例呢！”

毛泽东宁可不经意的穿着旧衬衫、旧裤子。最后，他还是接受了一种折中方案：穿中山装和棕色皮鞋。

毛泽东接受了大使递交的国书。一直陪同在旁的周恩来，把大使领进隔壁的房间。在房间里，毛泽东和莫诺努图就爱国主义与和平问题，进行了简短的交谈。例行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起身离去。莫诺努图随着周恩来从另一个门走了出去。

且说9月30日下午2时，苏加诺的座机在北京西苑机场徐徐降落，他迈出舱门，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上前去，和苏加诺亲切握手。苏加诺是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他们互相拥抱，就像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毛泽东把他身边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苏加诺一一作了介绍。机场上奏起两国国歌，毛泽东陪同苏加诺检阅三军仪仗队。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苏加诺登上敞篷帕卡德轿车，缓缓驶出机场。从西苑机场到新华门，20公里的道路两旁有数十万群众夹道欢迎。毛泽东面带微笑，挥动右手向路边欢迎苏加诺的群众们致意。苏加诺也微笑着向群众做手势。欢迎的人群站在离敞篷车5英尺远的路旁抛撒着鲜花。路两边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而那些漫步而行的警察并不阻拦他们。

下午6时，稍事休息后的苏加诺一行由周恩来陪同在中南海勤政殿拜会毛泽东。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开门见山的对苏加诺说：

“万隆会议是一次很好的会议，万隆会议真了不得。一年多来，整个世界都有很大变化。你感觉到这一点没有？”

“是的，的确如此。”苏加诺肯定地说：“我不论到哪里，大家都提到万隆会议。”

毛泽东说：

“读了你在美国的演说，我们都特别高兴。在那样的国家，讲那样的话，非常好。你代表了整个亚洲。”

毛泽东所说的演说是指苏加诺不久前在美国国会讲坛上发表的严厉谴责现代世界殖民主义罪行的演说。苏加诺见毛泽东如此赞赏他，便自信地说：

“我也认为我是代表亚洲说话的。”

“实际上，你是代表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他接着问道：“美国的招待还好吧？”

苏加诺回答道：

“一般的说，美国人欢迎得还是相当热烈的。但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大多不高兴。因为我说的话，是他们不喜欢听的。不论他们喜欢不喜欢，事实我还是要说出来的。在美国不论走到哪里，都有记者问，印尼对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采取什么态度？我们的回答是坚决的，中国必须加入联合国。我们还补充说，联合国如果没有代表6亿人民的中国参加，就变成了演滑稽戏的场所。”

毛泽东又问：

“你认为中国加入联合国，是早一点好，还是迟一点好？”

“越早对联合国越好。”

苏加诺不假思索的回答。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

“我们曾经想过另外一方面，不参加也不坏。”

“印尼认为，越早越好。”

“早参加，迟参加，这两条我们都要准备。”

苏加诺说：

“很想了解主席的想法。”

毛泽东说：

“英国、美国、法国都是帝国主义国家、殖民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我们迟一点在国内给它们合法地位，就好一点。”

苏加诺说：

“但是，问题是这3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抱有坏的企图，如果在联合国里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参加，那么，帝国主义国家会更猖狂。帝国主义国家想控制联合国，中国参加了以后，就可以反对他们控制联合国的企图。”

毛泽东说：

“迟一点加入联合国，主要是台湾问题。6亿人民的代表没参加，台湾却参加了。这是不公平的。联合国里只能有一个中国，不能有‘两个中国’，而那个中国是我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在联合国里有一个小小的台湾，我们就不进去。如果联合国里有台湾的代表，我们一万年也不进去。”

他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分析道：

“现在我们是大国，是弱国，不是强国。美国怕苏联，但是不怕我们，它知道我们的底子。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只有6亿人口。人家看不起我们，而且它们手里还有一个大东西，叫做原子弹。我们连一个小的都没有。解除禁运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天天要求解除禁运，但是迟一点解除也可以。实际上，最好是再迟几年解除。说老实话，我们没有好多东西，无非是一些苹果、花生、猪鬃、大豆。不解除禁运，我们也睡得着，吃得饱。因此，何必急呢？对待美国要有两条，一条是坚决斗争，一条是不要着急。

你认为我们做工作，交朋友，重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我认为，应该放在3大洲，那就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另外还有大半个欧洲。剩下来的，只有小半个欧州，半个美洲，一个澳洲。它们不赞成我们，我们准备等候它们100年。对我们来说，最好再等五六年。6年之后，我们的第2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最好是等11年，那时候我们的第3个五年计划就完成了。到那时候，解除了禁运，承认了中国，让中国进入联合国，然后他们到中国来一看，他们会后悔的，也就是说，它们发现已经无能为力了。主动权始终在我们手里，在朋友手里。

至于台湾的前途，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通向华盛顿，另一条是通向北京。根据整个国际局势，第一条路走不通，终有一天，美国会出卖台湾，他们将被最亲密的朋友抛弃。我们要同他恢复友好和合作的关系，我们过去合作过两回，为什么不能合作第三回呢？因为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我让你知道这个底子。”

苏加诺听罢毛泽东这一席话，非常钦佩地说：

“主席的话很有道理，很实在，也很好理解。”

是日晚，毛泽东和苏加诺一起出席了国务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周年举行的盛大招待会。席间，苏加诺和毛泽东先后举杯致了祝词。苏加诺还与毛泽东开玩笑说：

“在抽烟方面，毛主席堪称第一，从抽烟中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泽东想起周恩来给他介绍的苏加诺爱吃辣椒的生活习惯，于是手举着香烟，望了周恩来一眼，说：

“湖南人喜欢吃辣椒，我是湖南人，但在吃辣椒方面，我就不如苏加诺总统，因人各有长处嘛。”

毛泽东一番话，说得宾主开怀大笑。

1956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举行盛大国庆典礼。毛泽东和苏加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

一阵礼炮轰鸣过后，由50万各军兵种和群众组成的16排纵队的游行队伍，冒雨在广场上接受检阅。在天安门上空，国产超音速喷气式歼击机呼啸而过；毛泽东自豪地对外国朋友说：

“我们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

广场上，隆隆坦克、如林枪支、喧天锣鼓。运动员翻着筋斗。游行的人们一会儿挥舞彩扇，一会儿又举起鲜花或标语，人海花海，令人目不暇接。

毛泽东在休息期间，亲切接见了应邀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的茅以升及其家人。

毛泽东在城楼上休息室里对刘少奇说：

“党的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上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

毛泽东认为，现在提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又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以要努力发展经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刘少奇没想到八大刚刚结束，毛泽东这么快就提出了政治报告决议里的问题。正像王光美后来所说的那样，刘少奇听毛泽东如此一说，表现出十分震惊。他说：

“哟，《决议》已经通过了，那怎么办？”

刘少奇又说：

“所有的事情都做得太匆忙，”“没有时间去修改。”

毛泽东知道，大会一旦通过，这个决议就将会字字如镂，不可更改了。

欲知毛泽东何时改变八大政治报告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待以后慢慢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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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24 09:46

第264章

“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

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

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话说1956年10月1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兴致勃勃的观看了焰火，回到中南海已经10点多了。他稍事休息后，在颐年堂会见了杜克洛率领的法国共产党代表团。他问杜克洛道：

“你在中国还要待一阵？”

杜克洛回答说：

“去广州、上海。返北京后回法国。满脑子里装满了你们的东西。”

毛泽东说：

“中国是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杜克洛说：

“有意思的东西很多。”

毛泽东说：

“中国的前途是好的，但有艰苦的任务。”

杜克洛说：

“中国人民的力量超过了这些任务的重荷。”

毛泽东说：

“从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工业化国家，并不容易。你们是先有了工业和无产阶级，再革命，等到你们革命胜利了，东西是现成的。我们就不同。你看法国政府能否摆脱美国干涉，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在贸易上能把成套设备卖给我们，是很久还是不很久？你如何估计？”

杜克洛说：

“这样的情况比一般人想象的会早一些，目前政府的政策正在破产？”

毛泽东又问道：

“技术和装备出口的可能性怎样？”

杜克洛说：

“法国资本家也很着急。”

毛泽东说：

“不是指一般的做生意，是说替中国设计工厂、提供装备、安装装备，并教会中国工人开动机器。”

杜克洛说：

“现在都有一些可能，可以转弯抹角的搞一些，不过美国还在阻碍。”

毛泽东说：

“现在瑞典已经答应替我们设计、准备、安装造纸厂。”

杜克洛说：

“我们在这方面可能做些推动的工作。”

毛泽东说：

“请帮助。”

这次会见结束时，已经是10月2日凌晨2时35分了。

后来尽管由于美国的阻挠，直到1964年1月中法建交后毛泽东的这个愿望才得以逐步实现，但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依然像他以前的一贯做法一样，时刻要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即使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也不失时机的努力寻求外援，甚至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而后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却颠倒黑白，称之为闭关锁国，岂不是胡说八道？

正是：毛公一生，从不保守；青史昭昭，天地可鉴。

自力更生，立为根本；科技引进，早着先鞭。

再说10月2日晚，毛泽东举行盛大国宴，招待苏加诺总统一行。他在讲话中称赞印度尼西亚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热情歌颂印尼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进行的伟大斗争；还高度评价了苏加诺在万隆会议及国际事务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说，中国和印尼必须团结起来，使殖民主义者的阴谋彻底破产。

苏加诺在讲话中颂扬中国和印尼两国人民不是新朋友，已经相识了几百年，有着共同的经历和苦难遭遇，曾经互相支持和同情，两国在各自国内事务和国际事务中都具有许多共同点，今天和明天为我们提供了相互联系的条件。他还说，此次访华确定的两国友好关系的任务不难完成。

席间，宾主频频举杯，祝两国人民的友谊地久天长。

国宴结束后，毛泽东邀请苏加诺一同欣赏著名京剧艺术家谭富英、裘盛戎等人的精彩表演。

10月4日，毛纯珠在京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起毛碧珠的生活情况，得知他已经加入了农业合作社，十分高兴，当即给他写了一封短信，托毛纯珠捎回去。信中写道：

笔珠兄：

纯珠兄来说你已加入了合作社，甚为高兴。望你努力工作，顺祝

安康！

毛泽东

1956年10月4日

前文已经说过，毛碧珠又叫毛笔珠，系毛宇居、毛智珠的胞弟，土改时被勉强划为富农成份。毛泽东此信话语不多，余意不尽。毛智珠看后感激涕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10月6日，苏加诺一行将要离开北京到中国其它地方去访问，毛泽东一大早就去了机场，为苏加诺送行。在机场上，毛泽东与苏加诺握手话别。苏加诺盛情邀请毛泽东访问印度尼西亚，他还说：

“我希望不久就在印度尼西亚见到你，印度尼西亚人民正在等待着你。”

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他的邀请。

在送走苏加诺后返回的路上，警卫车辆在前面先过去了，当司机周西林开着车子行至阜成门外时，毛泽东突然对他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和秘书高智（一说是罗光禄——笔者注）说：

“快7点钟了，肚子饿了，想吃饭。”

高智知道毛泽东工作了一个通宵，还没有来得及休息，又忙活了一大早，确实应该吃点东西了，便说道：

“主席，不远了，快进城了，咱们回到家，别的什么也不搞，先吃饭。”

毛泽东拿着李银桥给他点上的烟，吸了一口，拉长声调说：

“不！找一个饭馆，到饭馆里面去吃。”

高智见他态度坚决，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就说：

“主席，听罗部长说过，新街口有个陕西羊肉泡馍馆子，我们去吃羊肉泡馍吧？”

“好！”

毛泽东高兴了。高智对周西林说：

“老周，你逐渐减速，把车子开慢些。”

周西林放慢了车速，前面的车子见毛泽东的车慢下来，不知出了什么事，就停下来等候。待两车渐渐靠近，周西林将车停了下来，高智拉开门准备下车。毛泽东问：

“高智，干什么去？”

高智说：

“咱们去吃羊肉泡馍，得先有人去看看，安排一下。”

毛泽东“哦”了一声，交代高智说：

“到了饭馆不要说是什么人，免得警察把人们赶走。”

说罢就继续抽烟。高智见坐在前面车子里的警卫局副局长王敬先和王荫清跑了过来，就走上前对他们说：

“主席要去新街口吃羊肉泡馍，请你们赶快去安排一下。注意，一定不要把吃饭的群众撵走，安排好就在门口等着，找个适当的地方停车。”

王敬先、王荫清应声去了。李银桥和高智看看街上行人不算太多，便指挥着周西林尾随前面的车辆，停在了一家普通的饭馆旁边。警察一看来的车辆，知道是大首长的车子，马上指挥其它车辆让开了。毛泽东带了个口罩，在王敬先和王荫清的引导下，和一左一右的李银桥、高智一起径直往里走。正在吃早点的群众，各人低头吃着喝着，谁也顾不上看看新到的这几位不速之客。店主人热情的招呼他们在里间的桌子上用餐，并手脚麻利的先为客人沏上茶。李银桥见饭一时还上不来，就为毛泽东点了烟。毛泽东吸了一口，随口问道：

“你们现在工资多少啦？。”

“不到100。”

高智小声回答。毛泽东说：

“都不少啦，现在老百姓还达不到。”

此时高智是行政16级，100元钱可以养活七八口人。说话间，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端起一碗说：

“我吃不了这么多。”

高智用筷子把毛泽东碗里的馍给李银桥和自己拨了一点，毛泽东便津津有味的吃了起来，还边吃边问道：

“这羊肉泡馍多少钱一碗？”

邻桌的一位顾客随口答了一句，连头也没有抬。等毛泽东几人吃完饭，算账时才发现谁也没有带钱。高智只好和店主人商量说：

“实在对不起，我们是在路上临时决定吃饭的，没带够钱，明天一上班，我就送来，行不行？”

此时物价便宜，几碗羊肉泡馍也才只有6元3角9分钱。店主人连连答应说：

“行，行，没问题，你们走吧！”

这一餐，毛泽东吃得很满意，享受到了与群众共同生活的乐趣。

1956年的国庆节刚过不久的一个下午，有一辆黑色轿车驶进湖南长沙中南矿业学院，在文风良家门口停下来，车上下来两个人，问道：

“这是文风良同志家吗？”

文风良连忙答道：

“正是。”

“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在家吗？”

“他们今天游麓山去了，等会就回来。”

“我们是省委交际处的。北京中南海来电：毛主席欢迎文涧泉3位老人去北京，并请你护送他们赴京。请你转告3位老人，让他们做好准备，明天上午我们开车来接。”

文风良，生于1922年，系文运昌之次子。他于1949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湘中纠察队，任第2大队6中队政治指导员。后转到地方工作，参加了土地改革和组织农会等工作。1951年9月入湖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工作。

此前，在国庆节前夕，文涧泉和文梅清来到中南矿业学院侄儿文风良处，邀请他父亲文运昌一道去北京。文风良婉转的劝道：

“毛主席是一国之主，他老人家日理万机，工作很忙，如果你们像农村串门一样，经常去打扰他老人家，这恐怕有些不妥。再则，你们即使要去，也应该先取得他老人家的同意。否则，不就成了不速之客。”

文风良如此一说，3位老人顿时沉默了。少顷，文涧泉用征询的口气说：

“风良，你讲的都在理，可是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到了这里，难道要我们扫兴而归不成？”

文风良见他们不愿就此罢休，便劝文涧泉、文梅清先住下，自己先写封信去请示毛泽东，待到有回示后再定行止。文涧泉兄弟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是，文风良不揣冒昧，寄出了他平生第一次写给毛泽东的信。文风良没有想到一星期后，毛泽东就来了邀请。

第二天上午，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两辆轿车来接文涧泉4人，他们赶忙把送给毛泽东的礼物带上了轿车。这些礼物有：一条10多斤重熏得金黄金黄香喷喷的腊鱼，几瓶永丰辣酱，几斤衡阳豆豉和几包韶山清茶。

两天后，文涧泉一行4人到了北京，住进了西郊宾馆。他们先是由中央办公厅秘书派人陪同，游览北京的名胜古迹；后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客厅接见了他们，王季范也在座。毛泽东说：

“今天，我请你们来，不是为了别的，而是想通过你们了解一些农村的情况。中国历来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6亿人口，80%以上的人口在农村。”

毛泽东点了一支香烟，接着说：

“常言道：‘民以食为天’。人民的吃饭问题，是一件至关重要的大事。如果农业搞不上去，怎么能解决吃饭问题呢？因此，只要我们把人民的吃饭问题解决好，那就什么事情都好办了。”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吮了吮嘴唇，问表兄文涧泉说：

“今年你们那里的粮食收成如何？”

“托主席的福，今年的收成很好，亩产比往年都高。只是6月欠雨水，旱情比较重，唯有车水救禾。你晓得唐家圫前面的6亩大丘，是有名的‘干鱼脑滩’，从我家屋门前塘里车水上6亩滩，要4、5道车才车得上水。我们日夜轮班车水，硬是屁股都磨起了泡！”

毛泽东听后，对旁边的两个女青年说：

“你们听到没有，农民种粮，付出的是辛勤和汗水，要知道粮食来之不易啊！这位老人所讲的，是你们书本上难得找到的东西。”

毛泽东又问文涧泉说：

“你们那里合作社的情况如何？”

文涧泉说：

“农民对合作社都非常拥护，我们那里大多已由初级社过渡到高级社。”

“农民的生产情绪怎么样？”

“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很不一致。”

文梅清插话说：

“如果是以时记工，有的人磨洋工，出勤不出力。如果是定额记工，就省事图快，只顾工分不顾质量。这样对增产增收大有影响。”

文运昌接过话茬说：

“这样的人如果是少数，还不要紧。俗话说：‘三勤一懒，懒也会仿’。如果这样的人是多数，那就成问题了，所谓‘三懒一勤，勤也会懒’，所以，能会不影响生产么？”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你们所说的这个问题，是有代表性的。所以，我曾说过：‘重要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问题’。这要通过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来提高农民的觉悟，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促进和发展农业生产。”

他又问：

“农村生猪发展情况如何？农民有肉吃吗？当前肉猪、架子猪和仔猪的行情价格如何？”

文涧泉回答说：

“近年来农村生猪生产发展很快，生猪存栏数逐年增加，行情稳定，价格合理，农民吃肉已不成问题。”

文运昌也说：

“今年4月的猪肉吃不完，他们加工成腊肉运到长沙来销售，可先登记称肉，再分期付款。我家都称了几十斤哩！”

毛泽东感到很满意，爽朗地说：

“生猪生产应该加速发展。不是说猪多肥就多、肥多粮就多吗？”

毛泽东又点燃了一支香烟，说道：

“我也种过田，种田就要肥料。猪、羊、牛和家禽的粪便就是上乘肥料，它既能改良土壤又能促进植物生长，所以，要大力发展养殖业。现在农民在秋收后种油菜和绿肥的积极性如何？农民在稻田里种荞麦、拖泥豆，在田边种花豆等杂粮作物，既不占全地，收获又可观，现在还种吗？”

文涧泉和文梅清都说：

“如今推行双季稻，拖泥豆不种了，其它仍继续播种。”

毛泽东含笑道：

“常言道：‘菜好半年粮’。所以，对各种杂粮的生产，要大力提倡，不能使田地荒芜。我记得你们那里的芭蕉潭上有一片油茶林，现在还有吗？”

“还有，并且依然生长得很好，每年茶仔收入可不少。”

毛泽东点点头说：

“油茶是多年生的油料植物，不似油菜一年一度，只要管理得法，年年有收。所以，有条件的山区和林区可大力发展。”

毛泽东和文家诸位亲人的谈话已经过了3个小时，一位工作人员走到他跟前说：

“晚餐已准备就绪，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随即起身，招呼大家入席。于是，文涧泉等人随毛泽东步入餐厅。餐桌上摆满了清蒸鸡、红烧肉、黄焖鱼、炖羊肉、海鲜、鱼肚片、鱿鱼、香菇、寒菌、玉兰片、辣酱等菜肴，还有茅台酒和葡萄酒。

酒过三巡，王季范站起身来，提议大家举杯，祝毛泽东长寿。毛泽东亦起身举杯祝各位表兄长寿，祝大家健康。饮罢酒，毛泽东指着碗里的饭，问工作人员：

“这米是不是四川来的？”

工作人员说：“是。”毛泽东点头称好，说：

“你可以告诉他们，就说是我说的，这米质地好，可以推广。”

饭后，客人们拥着毛泽东回到会客室，有的品茶，有的吃水果，无拘无束，谈论着新中国的建设成就。毛泽东忽然想起家乡韶山的仙女峰，便问起山上那座石庙的情况。文涧泉说：

“石庙早被拆毁了，现在只有些残留石壁。”

毛泽东甚感惋惜，又问道：

“韶山的几个庵子还在不在？比如西边的莲花庵，东边的慈悦庵，仙女峰下的仙女庵。”

文涧泉和文梅清说：

“这几处庵堂，在土改时，作为住房分给了附近的农户，改动改建，拆的拆迁，因此原貌已不存在了。”

毛泽东说：

“其实这几处也可算是韶山的名胜。各处地势较好，周围古树参天，山泉潺潺，曲径通幽，晨钟暮鼓，响彻群山，风景蔚为壮观。”

毛泽东又兴致勃勃地问：

“过去农村作兴在正月耍龙灯、狮灯和花灯，现在还搞吗？”

文梅清说：

“为了闹新春，有的地方仍然作兴，有的地方不搞了。”

毛泽东说：

“其实玩民间传统灯的意义不仅是闹新春，还可以活跃农村文化生活，盘龙舞狮还有不少艺术性呢。”

10月12日晚，毛泽东会见了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南斯拉夫联邦国民议会副主席申特尤尔茨为团长的妇女代表团，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波波维奇也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在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有百分之十二是妇女；在基层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十七。在北京、上海、天津3个中央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中，女代表占百分之二十。

将来女同志的比例至少要和男同志一样，各占百分之五十。如果女同志的比例超过了男同志，也没有什么坏处。这个目标只能在全世界不打仗了，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那时生产有了高度的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才可以完全实现。不尊重妇女权利的情况，是在阶级社会产生后才开始的。在阶级社会出现以前，有一个女权时代，妇女是占统治的地位，听说那时候她们不需要打扮，而相反的男人却要打扮，以获得她们的欢喜。只有当阶级社会不存在了，笨重的劳动都自动化了，农业也都机械化了的时候，才能真正实现男女平等。”

会见将要结束了，申特尤尔茨真诚地对毛泽东说：

“感谢毛主席今晚的接见，我们能有机会同你谈话，觉得很高兴。在中国期间，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看到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看到了工人们高度的热情。你们对工人福利的关怀，对母亲和孩子的照顾，给我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我们是到了一个友好的和同志般的国家，在各地受到中国人民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热烈欢迎，就好像置身在老同志和老战友之间。”

波波维奇也说：

“我也要感谢毛主席和其他在座的同志们。每一个南斯拉夫的代表团来到北京时，毛主席总是予以接见，南斯拉夫政府的领导人和人民深切感谢毛主席这一盛情的表示，他们非常懂得这种表示的意义。”

10月19日下午，毛泽东会见了18日到京来访的巴基斯坦总理苏拉瓦底。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参加了会见。毛泽东对苏拉瓦底说：

“我们愿意进一步搞好我们两国的关系，如果你们也有同样的愿望，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可以搞好的。亚非各国，根据万隆精神，都应该建立和平共处和友好的关系。”

毛泽东对巴基斯坦参加马尼拉条约和巴格达条约（巴格达条约即1955年2月在巴格达签订的《伊拉克和土耳其间互助合作公约》；英国、巴基斯坦、伊朗等国于同年相继加入——笔者注）表示了中国的态度，他说：

“我们原来希望你们不参加这两个条约，但是你们已经参加了，没有办法。你们有自己的政策，我们只能作为朋友提出建议，不能干涉，无权告诉你们采取什么外交政策。我们建议你们不反对中国和印度，而且对整个亚非地区国家都以团结为重。”

10月20日上午，新华社负责人吴冷西接到中央办公厅会议科通知，要他列席下午在颐年堂召开的政治局会议。吴冷西不知道这次会议的内容是什么，但他想起最近几天的国外动态有些反常：从10月17日开始，外国通讯社就传说，苏联与波兰关系骤然紧张，苏军在波兰边境调动频繁，正向波兰东部移动，苏联的波罗的海舰队也正向波兰海域前进，华沙空气非常紧张。10月18日，杨尚昆打电话告诉他说：新华社要注意收集这方面的消息，迅速报告中央。自此，吴冷西及新华社各有关部门一天24小时值班，一有重要消息，马上报告总理办公室和中央办公厅。吴冷西估计这次政治局会议与此事有关。于是，他马上到参考资料编辑部了解最新消息。

下午3点钟，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除了长期因病请假的林彪、林伯渠、刘伯承、康生外，全部到会；王稼祥、胡乔木、杨尚昆、田家英和吴冷西列席了会议。与会者正谈论着从莫斯科发来的电报。毛泽东穿着睡衣缓步走进颐年堂，落座后，一讲话就开门见山，他说：

“苏共中央给我党中央发来一份电报，说波兰反苏势力嚣张，要苏军撤出波兰。苏联根据华沙条约有权驻兵波兰，有义务保卫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苏联不能允许反苏事件继续发展，准备调动军队来解决问题。苏共在通知中表示想知道我们党对此有何意见。看来，苏联要对波兰实行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情况很严重，很紧急，所以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苏共中央。”

毛泽东说罢，回过头问吴冷西：

“有什么新消息？”

吴冷西报告说：

“今天收到外国通讯社的消息，说波兰军队已动员，保安部队也处于紧急状态，华沙工人也纷纷拿起武器。同时，从斯德哥尔摩、赫尔辛基传出消息说，除苏联军舰已到达波兰港口格但斯克港外，原驻在苏联西部和民主德国东部的苏军也在调动中。”

毛泽东听了，说道：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儿子不听话，老子打棍子。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对另一个社会主义邻国武装干涉，是违反最起码的国际关系准则，更不说违反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毛泽东一说完，与会者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亲者痛仇者快的严重事件；有人说，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尽最大努力加以制止；有人建议，中央采取紧急措施，向苏共中央发出严重警告，表明我们坚决反对苏联武装干涉波兰。

正在此时，吴冷西接到他的秘书从新华社打来的电话，说外国通讯社报道：苏联一个代表团到达华沙与波兰谈判。吴冷西马上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说：

“事不宜迟，我们应马上警告苏方，坚决反对他们对波兰动武。”

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决定。毛泽东说：

“会议到此结束，马上约见苏联大使。胡乔木、吴冷西留下作陪。”

胡乔木见毛泽东仍旧穿着睡衣，就说：

“主席，您是不是换上中山装？”

毛泽东说：

“就这样也没什么关系！”

大约有半个小时，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召到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和尤金是朋友，过去两人多次在一起讨论哲学问题。尤金见毛泽东穿着睡衣，表情严肃，预感到这次紧急召见非比寻常。他刚一坐下，毛泽东就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的政治局刚才开过会，讨论了你们中央发来的通知。我们政治局一致认为，苏联武装干涉波兰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中共中央坚决反对苏共中央这样做，希望你们悬崖勒马。如果你们竟然不顾我们的劝告，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将公开谴责你们。就是这几句话，请你立即打电话告诉赫鲁晓夫同志。情况紧急，时间无多，谈话就此结束。请你赶紧去办。”

尤金满头大汗，连声称是，迅速退走了。毛泽东转对胡乔木、吴冷西说：

“你们也没事了。新华社要密切注意情况发展，有新消息随时报告。”

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说波兰情况极为严重，要求中共中央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共中央和波兰党中央的会谈。

这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波兰问题。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李富春、彭德怀、王稼祥、康生、李维汉、薄一波、李先念出席会议。

零时45分，毛泽东紧急约见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在座。毛泽东答复尤金说，我党同意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并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对波兰问题的意见。

尤金走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进行，决定由刘少奇、邓小平、王稼祥、胡乔木组成代表团，于23日前往莫斯科。代表团的任务是调解。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是：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方式是分别同苏共或波兰党会谈，不参加他们两党会谈。

10月2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讨论波兰问题。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又一次约见尤金，对他说：

“看来波兰还不像马上要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加入西方集团。他们要改组政治局似乎是坚决的。对于这种情况，苏联方面到底采取什么方针？无非一种是软的办法，一种是硬的办法。所谓硬的办法就是派军队，把他压下去，比如武装干涉；软的办法是劝告。劝他，他不听，剩下一个就是让步。他要改组政治局，就让他改组，承认哥穆尔卡为首的中央，同他打交道，在平等的基础上跟他合作。他不是要独立要平等吗？就让他独立，跟他讲平等。这样，就可以争取到波兰留在社会主义阵营里面，留在华沙条约里面。”

尤金立即通过电话将毛泽东的谈话报告给赫鲁晓夫。

10月23日，毛泽东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

“斯大林是要批评的，但是批评的方法，我们有不同意见。还有若干问题，我们是不同意的。”

10月23日晚，刘少奇、邓小平一行飞抵莫斯科，在苏波之间进行斡旋。

世间的事情可真是无独有偶，这边苏波关系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刚刚趋于和缓，那边匈牙利又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事态。

原来早在10月21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受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改组的影响，纷纷要求效法波兰，走独立发展的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群众也对拉科西时代的错误政策严重不满。一些右翼团体也乘机活动。10月23日，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爆发了20万人的示威游行，各种反动分子、亲法西斯分子混进了示威群众队伍。一些军警同示威群众发生了冲突。一些示威游行者在右翼势力的煽动下，提出了反政府口号，占领了电台和一些军事设施，冲击劳动人民党和政府机构。就在这天晚上，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领导机构，纳吉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此时，正在莫斯科同苏共领导人会谈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闻知匈牙利发生了暴乱，由刘少奇立即通过电话将这一消息报告给毛泽东。

10月24日，毛泽东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事件，并直接与刘少奇保持电话联系。

10月25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选举卡达尔为中央第一书记。

10月2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来到中国代表团驻地。在双方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发展。苏方最终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承认了过去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这一天，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从米高扬来自匈牙利的报告中得知，匈牙利的形势继续恶化，纳吉政府已经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多党制，解散保安队和保安机关，人民民主专政的体制已经解体。暴乱分子烧死、绞死、活埋保安队人员和共产党人。全国出现了无政府状态。

就在这严重的局势面前，苏共领导却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决定从匈牙利撤军。中国代表团获悉了这一情况后，由刘少奇立即报告给毛泽东。

10月30日晚，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电告在苏联的代表团：立即约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声明他们是受中共中央的委托，反对苏联军队从匈牙利撤退。

此时，苏共领导对匈牙利已经完全绝望，他们认为匈牙利政变已经完成，反革命已经取得了政权，没有采纳中方的意见。

10月31日，刘少奇、邓小平会见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再次表达了中共中央在匈牙利问题上的态度。

这天晚上，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就要归国了，赫鲁晓夫在送刘少奇去飞机场的汽车上，告诉刘少奇说：

“主席团开了一整天的会，最后决定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牙利党和人民保卫社会主义。”

此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也到机场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送行，他们纷纷表示说，中国共产党在波兰问题上帮助了他们，现在又在匈牙利问题上帮助了他们。

正是：百年孱弱每受欺，一从朝战始扬眉。民族之林三鼎立，问尔称霸敢是谁？

再说10月31日晚，邵力子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了《在中山先生爱国感召下重新团结起来》的广播演说。

此前，北京为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成立了“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主任，邵力子担任副主任兼秘书长。

1956年11月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苏联政府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

这一天，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代表团莫斯科之行的汇报。汇报结束后，毛泽东说：

“代表团的同志们长途飞行劳累，现在暂时休会，改日再开。”

11月2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这次会议的时间不长。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的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的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现在摆在世界各执政党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的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了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问题。”

11月3日，中国政府就10月29日下午5时英法帝国主义不顾中苏的多次警告，指使以色列军队向埃及的西奈半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侵略行为，向英法和以色列提出严重警告，坚决要求英法和以色列立即停止对埃及的侵略，从埃及撤走侵略军。

在此后的几天之内，中国各大城市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英、法、以色列侵略者滚出埃及”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以色列军队向埃及发动进攻后，不几天便占领了西奈半岛；英法军队也在11月5日开始进攻苏伊士运河的北口重镇塞德港。

美国出于独霸中东的战略需要，也出面反对英法、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后来，在中美苏三大国一致反对英法以侵略、声援埃及的情况下，埃及的纳赛尔在惨遭失败之后戏剧性的取得了最后胜利，成为埃及的民族英雄。

再说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

这一天，应卡达尔的请求，苏联军队重新回到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和匈牙利全国各地的暴乱很快被平息下来，卡达尔政府重新稳定了国内局势。

11月4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列席了会议。周恩来说：

“当前西方世界利用匈牙利事件大肆反苏反共，各兄弟党内出现动摇分子以至变节分子。苏共领导人表现软弱无力。我们党应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毛泽东说：

“苏共二十大后，我们在4月间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回答已经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经过半年之后，事实证明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但又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做出回答。可以考虑再写一篇文章。”

毛泽东提出问题后，与会者发言活跃，纷纷提出需要回答的问题，有西方宣传机器污蔑攻击的问题，也有属于国际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泄露后，各兄弟党先后发表声明和文章，或作出决议。我们已经收集起来出版两本集子。这些都是正式发表他们的观点的，我们可以仔细研究。还有最近波兰和匈牙利问题发生后，又有许多材料需要研究，看看有哪些主要问题需要回答和如何回答，以后再开会讨论。乔木同志、冷西同志和家英同志可以预先准备，开过二中全会之后再议。”

11月8日，毛泽东的外家亲戚文家兄弟子侄4人在西郊宾馆已经住了一段时间，转眼到了晚秋季节，北京的风变得有些刺人了，他们因未带暖衣，有些抵挡不住了。一天早饭后，文涧泉将侄子文风良叫到跟前，轻声说：

“风良，现在天气冷了，寒气侵人。你能不能给办公厅打个电话，要他们想点办法？”

文风良说：

“试试看吧。”

11月10日，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周恩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作了《1957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对1957年的基本建设规模作适当的压缩，并调整各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以适应国家的财力和物力的可能性。

刘少奇就时局问题作了报告，他详细叙述了代表团与苏共中央关于波兰、匈牙利问题商谈的经过和中共中央采取的方针，分析了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

11月10日下午，毛泽东秘书处派一辆小车来到西郊宾馆，来人对文风良说：

“主席今晚要接见你们，他老人家吩咐，要你先去一步。”

来人又对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老人说：

“请你们稍等一会儿，我们少顷就会来接你们。”

文风良来到了中南海，独自步入毛泽东的会客厅，见毛泽全正一个人坐在那里。毛泽全见他来了，忙起身让座。正说话间，毛泽东人未到声已至：

“嗬，风良来了。”

只见毛泽东缓步走来，文风良急步上前，双手握着毛泽东伸过来的手，恭恭敬敬的叫了一声：“毛主席！”毛泽全也上前向毛泽东问安。毛泽东用左右手拉着毛泽全和文风良走向他的座位，让二人坐在左右侧，给他们各送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

“你们来了多久？生活过得惯吗？在北京参观了那些名胜？你涧泉伯伯他们有什么反映？”

毛泽东问文风良，文风良一一作了回答，并且说：

“他们说，北京是祖国的政治、文化中心，这几年变化真快，他们每来一次，就有新的感觉。他们初来北京时，这里大都是四合院的平房，是一座地道的消费城市。现在北京已成为一个新型的工业城市。”

毛泽东笑着问道：

“他们还说些什么呢？”

“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是建国以来祖国各地和首都建设的辉煌成就，除此以外，他们没有说过其它什么了。”

毛泽东“嗯”了一声，以怀疑的口气对文风良说：

“我却不信他们就只谈这些，难道他们就没有谈论别的东西吗？”

文风良正要回答，王季范领着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人进来了，他们同毛泽东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宾主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吮了吮嘴唇，笑着说：

“听风良说，你们这次来京，游览了北京各处名胜，还有不少感想是吗？”

文涧泉说：

“是的哩，风良没有讲错。俗话说：‘乡里人上趟省，嘴巴都讲穷。’咱们这次上北京的见闻，3天3晚都讲不完呢！”

“那好啊！”毛泽东笑着说：“你们回去向乡下的亲友们演讲演讲，3天讲不完就讲4天嘛！不过，你们可要实事求是的讲。切不可讲大话吹牛皮啰。你们大家知道，解放前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境地，我们从蒋介石手里接过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既要医治战争创伤，又要恢复国民经济，一切都是要从头做起。解放前的中国，连一架缝纫机也要靠进口，一盒火柴加洋字，说成洋火，煤油都要说成洋油，一匹机织布也要说成洋布，一双纱织袜子也要叫它洋袜子。水泥成洋泥，还有什么洋枪洋炮等等。其实，像指南针、火药以及造纸、印刷、纺织技术都是中国发明的，输出到国外后，便变成了‘洋’的。”

毛泽东喝了一口茶，接着说道：

“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还只有7年，我们花了3年时间来恢复国民经济，1953年开始了第1个五年计划，到今年是第1个五年计划的第4年，在这短短的几年中，我们的工农业、国防科技、交通运输、文教卫生等事业都已初具规模，原来靠进口的东西现在也能造了，包括飞机、火车、汽车、轮船等等。当然我们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根本的差距。不过我们中国地大物博，人才众多，因此，我们完全有信心在不久的将来赶上他们，甚至超过他们。”

他还对文涧泉、文运昌和文梅清说：

“你们都是年逾花甲的人了，有的工作是大不从心了，可是就凭你们的一张嘴，做做宣传工作，还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因此，你们回去后，面向群众，把你们那些3天3夜说不完的事，再加上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向群众宣传宣传。不过，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任重而道远的。我们的今天来之不易，我们的事业是坚持继续革命。还有一条，就是我先讲过的，要实事求是的讲，不说大话、空话、假话。”

时针已经指向晚上7点。一位工作人员走到毛泽东跟前说：

“请主席和客人就餐。”

毛泽东笑着说：

“今天，我特意要他们加了个燕窝汤，让大家尝尝。”

于是，大家在餐厅依次入座，毛泽全和文风良依然坐在毛泽东的两侧，负责为各位老人夹菜。

饭后，大家随毛泽东回到客厅，品尝茶点、水果。毛泽东对文风良说：

“我有一笔稿费存在中央特别会计室，我很想对唐家圫各家的老人在生活上给与一些帮助，但不知道他们的实际情况，你给我参谋参谋好吗？”

文风良如实的将文泮香十阿婆、文南松二十阿婆寡居，文涧泉十一阿公老年无伴，文梅清十七阿公和十七阿婆老年膝下无子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说：

“帮助。我看还是平均主义的好，不然他们会有意见的。”

文涧泉插话说：

“主席，你还有表兄暮陶十八老倌，他辛勤一生，现在脚残疾，家境亦不佳哩。”

毛泽东问文风良：

“这情况属实吗？”

文风良说：

“涧伯说的全是实情，暮陶十八叔勤劳节俭，可算是唐家圫的典范。”

毛泽东点头称好。文涧泉又插话说：

“主席，唐家圫的堂屋已是百年的老屋了，年久失修，堂屋中的椽木已有好几根断了，如不及时抢修，将可能酿成大患。可是唐家圫各家目前的经济状况又无力维修。”

毛泽东转向文风良询问道：

“你说呢？是不是要急于抢修？”

文风良本来觉得涧伯不应该提这些问题，见毛泽东问他，只好随声说：

“堂屋椽木多数断了，急于维修，这是实情。”

毛泽东说：

“既然如此，那么经费就由我来支付。你们回去后，好自为之。”

文梅清乘着酒兴，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

“主席，你刚才讲到飞机，这家伙飞在天上，我们看是看见过，可硬是没有坐过哩。”

毛泽东听了，说：

“嗬！看来你们还想坐飞机啰。”

在一旁的秘书叶子龙趁机说：

“主席，正好明天有架飞机去武汉。”

毛泽东说：

“那好，明天就让他们坐飞机回去嘛！”

叶子龙又向毛泽东报告说：

“照相的来了。”

“来了就照吧。”

毛泽东说罢，起身与各位客人合影留念。他对文涧泉说：

“从乡下到我这里来的人，不要东西的还只有风良。”

他转对叶子龙吩咐：分别给文涧泉、文运昌、文梅清3位表兄弟每人人民币各300元；给文泮香、文南松二十阿婆和文暮陶十八阿公各200元；给文风良150元；再给堂屋维修费200元。由叶子龙点交给文风良，再由文风良转交各位老人。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9点钟了，秘书提醒毛泽东该休息一会儿。毛泽东就对各位表兄弟说：

“好吧，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

客人们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和毛泽东握手告别。

次日清晨，文风良护送3位老人离开宾馆，由叶子龙陪同去机场。由于昨晚下了一场小雪飞机不能按时起飞。叶子龙领着众人步入候机室。约一个小时后，天气转晴。忽听得机场上人声喧哗，大家临窗一看，只见周恩来站在一架大型客机的舱口，正在向为他送行的刘少奇、朱德、陈云等中央领导人挥手告别。叶子龙告诉大家说：

“今天是周总理出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各国。”

周恩来的座机启航后不到5分钟，叶子龙把毛泽东的客人送上一架小型飞机，飞向南方。

11月12日，北京各界举行盛大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大会。

由于邵力子等人在筹备活动中出了很大的力，使这次纪念大会和整个纪念活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毛泽东对邵力子做出了很高的评价。

11月12日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

毛泽东在文章中对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同时又写道：

“事物总是发展的。1911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过45年，中国的面目完全变了。再过45年，就是2001年，也就是进到21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96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6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45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消灭大国主义。”

11月13日，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长会议上说：

“1956年的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就业有所增加，人民是高兴的。但是，人民生活的改善，必须是渐进的，支票不可开得过多。过高的要求和暂时办不到的事情，要向人民公开的反复的解释。”

“钱和材料只有这样多，1957年的年度计划，在某些方面必须比1956年做适当压缩，以便既能保证重点建设，又能照顾人民生活需要。压缩的重点在中央，地方也应尽可能压缩。”

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一次会议休息时，吴冷西走入政治局常委休息室，见毛泽东正和常委们议论铁托于11月11日在南斯拉夫西部海滨城市普拉的演说。铁托在这次演说中，从匈牙利事件讲起，攻击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分子”。他还说：“问题不仅仅是个人崇拜，问题是使得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制度”，“在于官僚主义的组织机构”。他号召把各国党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赶下台。

毛泽东见到吴冷西，就说要他让新华社把铁托讲话的全文译出来，还说让在座的胡乔木和吴冷西一起，研究起草文章回答铁托。

11月15日，八届二中全会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发表了重要总结讲话。关于经济问题，他在谈到第1个五年计划和国家预算时说：

“我们对问题要做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看电影，银幕上那些人净是那么活动，但是拿电影拷贝一看，每一小片都是不动的。《庄子》的《天下篇》说：‘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70岁干什么都合乎客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犯一点错误也并不坏。成绩有两重性，错误也有两重性。成绩能够鼓励人，同时会使人骄傲；错误使人倒霉，使人着急，是个敌人，同时也是我们很好的教员。”

关于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就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呢，自食其果，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关于大民主小民主问题，毛泽东说：

“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

“现在再搞大民主，我也赞成。你们怕群众上街，我不怕，来他几十万也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是古人有言，其人叫王熙凤，又叫凤姐儿，就是她说的。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

“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搞不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

“我们党有成百万有经验的干部。我们这些干部，大多数是好的，是土生土长，联系群众，经过长期斗争考验的。我们有这么一套干部：有建党时期的，有北伐战争时期的，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有抗日战争时期的，有解放战争时期的，有全国解放以后的，他们都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产。东欧一些国家不很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没有这样一套干部。我们有在不同革命时期经过考验的这样一套干部，就可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要有这个信心。”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

八届二中全会决定：增补黄克诚、粟裕、陈赓、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许光达、萧华、刘亚楼、洪学智为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欲知八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如何继续处理国际关系？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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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31 19:05

第265章

“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

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

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

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话说1956年11月16日，全国人大第51次常委会决定，任命聂荣臻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科学技术工作。

原来在11月间，原子能工业部（1958年以后改为第2机械工业部——笔者注）已经正式成立，宋任穷任部长，刘杰、袁成隆、刘伟、钱三强、雷荣天为副部长。

再说在全国人大开会期间，毛泽东约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邓宝珊到寓所吃饭长谈。邓宝珊自建国后每到北京开会，毛泽东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这一次，毛泽东还是以老朋友相待，两人从中苏关系、高饶事件到甘肃省的工作，一直谈到深夜。邓宝珊就苏共20大全面否定斯大林一事问毛泽东说：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毛泽东说：

“斯大林功大于过，应该三七开，全面否定是错误的。”

邓宝珊点点头表示赞赏。毛泽东喝了一口酒，问道：

“听说邓先生对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国民党甘肃省教育厅厅长宋恪有意见？”

邓宝珊坦率地说：

“这个人本来是可杀可不杀的。”

毛泽东说：

“既然这样，当然还是不杀为好。希望邓先生以后见到什么，还是要不客气的提出来。”

11月19日，毛泽东为《我们一个社要养猪两万头》一文写了一个批语，他写道：

请各省市区负责同志注意：

如果你们同意的话，就把这篇文章印发一切农业合作社以供参考，并且仿照办理。要知道，阳谷县是打虎英雄武松的故乡，可是这一带没有养猪的习惯。这个合作社改变了这种习惯，开始养猪，第一年失败，第二年成功，第三年发展，第四年大发展，平均每人约有两头，共计两万头。这个合作社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别的合作社不可以这样做呢？

毛泽东

11月24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的小会议厅里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分析铁托11日的演说和一些共产党对它的评论。

此后，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召开，只隔了一个26日、28日，到30日先后一共开了5次常委扩大会议。这几次会议大多是在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里开的。毛泽东在他的卧室里开会时，通常都是穿着睡衣靠着床头，半躺在床上，其他常委在他的床前围成半圆形。参加会议的人数包括列席人员，一般在10人左右，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张闻天、王稼祥、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这些会议，朱德因年纪大，一般不参加；陈云和林彪也没有参加。毛泽东在会议上针对南斯拉夫铁托的观点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无非是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也无非是指赞同斯大林的人。那么请问，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怎样？我们认为斯大林的思想和观点基本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虽然其中有些错误，但主要方面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次要的。因此，所谓斯大林主义，基本上是正确的；所谓斯大林主义分子，基本上也是正确的，他们是有缺点有错误的共产党人，是犯错误的好人。必须把铁托的观点彻底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斯大林主义非保持不可，纠正他的缺点和错误，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掉。”

在大家广泛的讨论后，毛泽东提出了一些意见，他说：

“第一、十月革命的道路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谁不走十月革命道路，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方法解决各自的问题。这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一样，每棵树长的也不一样。要有个性，没有个性，此路不通。但条条道路通莫斯科。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这就是苏联的基本经验，即十月革命的道路。

第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加以明确的肯定。他有缺点错误是难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部分宪法，但没有破坏全部宪法，民法、刑法也没有全部破坏，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国家，毕竟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成功吗？说苏联都是官僚阶层是不能说服人的。

第四、区别敌我矛盾，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对南斯拉夫犯了错误，把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但后来苏共改正了，用对待自己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现在铁托同志不能采取过去斯大林对他的方法对待犯错误的同志。在我们共产党人之间，在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存在着矛盾，这是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处理敌对矛盾的方法处理。

我们下一篇文章的题目，可以考虑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现在仍有重大现实意义。我们的目的是加强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团结。现在还是离不开斯大林问题。”

毛泽东越说语调越深沉，他说：

“我一生写过3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1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2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3篇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是悼词。这3篇文章，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从感情上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别人祝寿。

第1篇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1次王明‘左’倾路线和第2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为和缓苏德关系而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受到西方国家舆论的攻击，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有生气。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发动内战，斯大林要我们不要自卫反击，否则中华民族会毁灭。新中国成立之后，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1949年我去莫斯科祝贺斯大林70大寿，不歌颂他难道骂他吗？我致了祝词，但斯大林仍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

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我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文。斯大林一生，当然是丰功伟绩，这是主要的一面，但还有次要的一面，他有缺点和错误。但在当时情况下，我们不宜大讲他的错误，因为这不仅是对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更主要的是对苏联人民和苏联党的问题，所以还是理智的那样写了。

现在情况不同了，赫鲁晓夫已经揭了盖子，我们在4月间的文章，就不单是歌功颂德，而是既肯定了斯大林主要的正确的方面，又批评他次要的错误方面，但并没有展开讲。现在要写第2篇文章，就是进一步把问题讲透，既肯定他的功绩，也分析他的错误，但又不是和盘托出，而是留有余地。

以上意见请大家考虑。过几天再来讨论。请乔木同志先起草1个提纲给我看看。”

11月30日，毛泽东接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他说：

“斯大林同志执政时期的根本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方法对待自己的同志。”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吟咏了清朝人张英写给家人的那首诗中的后两句：

“万里长城今尚在，哪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在这首诗中，劝解家人不要与邻家争地界，诗中前两句是：“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毛泽东吟罢未作解释，翻译也是直译。恐怕尤金大使未必能够真正理解毛泽东的意思。

1956年12月2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西边小会议厅召集刘少奇、陈云、陆定一、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吴冷西开会，他一开始就准备要写的第2篇文章发表了意见，他说：

“文章的题目可以仍然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也可以考虑同4月间写的文章衔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表明我们的观点是一贯的，是4月间文章的续篇。乔木同志拟的提纲使我的想法进了一步，整篇文章可以更富理论色彩，但政论的形式不变。

1、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先讲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但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是共同的。

2、讲清楚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人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指出，如果要讲‘斯大林主义’，那他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的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3、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的沙文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沙文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4、首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种事件的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反苏、反共浪潮是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表现。要区别敌我矛盾和我们内部是非这两者性质的不同，要采取不同的方针和不同的解决方法。

5、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指出，斯大林的著作仍然要学，苏联的先进经验还要学，但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共产党吃过教条主义的大亏，不讲别人如何。我们党一贯反对教条主义，同时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的某些观点和做法，助长了国际范围内修正主义的泛滥。

6、文章从团结讲起，以团结结束。没有理由不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妨碍团结的混乱思想。

整篇文章包含着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方面，肯定正确的，否定错误的。对敌对营垒好办，问题是内部是非，要讲究方法。比如对斯大林和铁托，都要加以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合乎实际，有分析，还要留有余地。这里用得着中国古人做文章的方法，一个叫做‘欲抑先扬’，一个叫做‘欲扬先抑’。所谓‘欲抑先扬’，就是说，你要批评他的错误时，先肯定他的正确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取这个方法。对于斯大林，现在世界上都骂斯大林，我们要维护他，方法宜于‘先抑后扬’，即在论述他的功绩以回答对他的全盘否定时，先要讲斯大林有哪些错误，这样才能说服人，使人易于接受。”

毛泽东讲完了，征求大家的意见，与会者无不赞成毛泽东的思路。于是，毛泽东说：

“那好！就由乔木同志和冷西同志负责起草这篇文章，家英同志也参加。在12月12日以前写出初稿。”

12月初，毛泽东接到黄炎培一封来信。黄炎培在信中汇报说，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1月5日至16日召开了一届二中全会，他在会议上号召工商界和民建，以亲密的伙伴关系，帮助、团结、教育民族工商业者，认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与会者在讨论中，对一些原则问题辩论得很热烈，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在思想上取得了一致。

12月4日。毛泽东给黄炎培复了一封信，他写道：

任之先生：

惠书敬悉。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谨致祝贺之忱！

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方法竟在你们党内，在全国各地工商业者之间，在高级知识分子之间行通了，并且做得日益健全，真是好消息。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这说的是特务破坏分子）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包括党派内部的，党派与党派之间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即是说还没完全解决，表现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还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另外，还有少数特务分子也将在一个长时期内存在），所有人民应当团结起来。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高兴的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样方法。

国际间麻烦问题不少，但是总有办法解决的。我是乐观主义者，我想先生也会是这样的。顺致

敬意！

毛泽东

毛泽东又附笔道：

去年（应为前年，即1954年——笔者注）和今年各填了一首词，录陈审正，以答先生历次赠诗的雅意。

毛泽东书赠黄炎培的两首词，一是《浪陶沙.北戴河》，一是《水调歌头.长江》。

12月5日凌晨，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惇元兄：

两次惠书均已收到。情意拳拳，极为高兴。告知我省察情形，尤为有益。校牌仍未写，因提不起这个心情，但却时常在念，总有一天要交账的。时常记得秋风过许昌之句（指周世钊在1950年赴京途中所作的《五律.过许昌》——笔者注），无以为答。今年游长江，填了一首水调歌头，录陈审正。

（诗词内容不再赘述，故略去——笔者注）

暂时不会出国门，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问好！

毛泽东

现存的《水调歌头.长江》的手稿，就是毛泽东在这封信中书写的。后来在1957年1月由《诗刊》发表该词时，毛泽东将题目改为《水调歌头.游泳》。

且说12月5日晚8时，毛远耀、胡觉民夫妇和儿子毛臻及毛远耀的胞弟毛远翔一行人来到了中南海颐年堂，等候毛泽东接见。

毛远翔是赴京参加全国工商企业公私合营代表大会的。毛臻则是由沈阳黎明机械厂派到北京航空学院进修的。

9时许，毛远耀等人走进大厅，毛泽东刚送走陈叔通，正在那里等候他们。

“主席！”“三叔！”

毛远耀等人喊道。毛泽东身穿棕色呢大衣，满面笑容，神采奕奕的向他们走来，同他们亲切握手。毛远翔自我介绍说：

“三叔，我是远翔。”

毛泽东欣喜地笑道：

“呵，你是远翔，我看到了你的照片和信，好，好！”

毛泽东和客人离开大厅，走进一间简朴的小客厅，毛远耀、毛臻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上，胡觉民和毛远翔侧坐在毛泽东的对面。毛泽东向在座的杨得志将军作了介绍后，又对毛臻说：

“世美啊，你怎么几年了才到北京来一次？怎么不来看我呀？”

毛泽东又询问了他们的工作情况，说：

“你们几个人都很年轻，世美才28岁，远翔才20出头，远耀和觉民才40多岁。你们正值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时期，应该好好学习，增长知识才干，为祖国的建设多出力。你们可以学学外文。目前，我正在学习英语哩。”

毛泽东指着刚进屋的秘书林克说：

“这是我请来的英语老师！”

前面已经说过，林克是在1954年10月来到毛泽东身边的，他担任毛泽东的英语老师，兼做秘书工作。

林克听毛泽东这样说，连忙向客人们点头致意。毛臻说：

“我也在学外语。”

毛泽东说：

“好，好。”

毛泽东听说毛臻在大连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时，与杨开英过从甚多，就询问了杨开英的情况。毛臻说：杨开英已经调任大连第三中学副教导主任，现在病情不轻，经济拮据，生活艰难。

原来，杨开英自从离开北京后，因为不愿打扰毛泽东，就很少给毛泽东写信。毛泽东对杨开慧、杨开明的这位妹妹很是牵挂。听说她现在是如此境遇，非常挂念。

毛泽东又问起了家乡的情况。他对毛远翔说：

“你父亲我还有印象，智珠兄51年来北京住过一个时期，还去过秦皇岛。你母亲是什么样子，我记不太清楚了。后来，接到你寄来的照片，我才记起来了，她是一个非常忠厚的人。我很想回去看看，我去了一定请乡亲们的客。不过，请客没有那么大的地方摆宴席啰。”

毛泽东说完，发出了爽朗的笑声。他又问道：

“你们去过乡下不？”

毛远翔说：

“去过。”

“那里的情况到底如何？”

毛远耀说：

“农民生产搞得不错，生活水平也有了提高。”

“那么，合作化要不要搞？猪和鸡是分散喂还是集中喂的好？”

时间已到了11点，工作人员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就请大家吃饭。他拿起一瓶葡萄酒为大家敬酒，举杯祝几个晚辈工作好，身体好。毛远翔不会喝酒，还是勉强喝了。几个晚辈端起酒杯，齐声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远翔一边吃饭，一边说：

“主席，您老人家说话，还是韶山腔。”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个老顽固分子，保守党人。”

饭后，毛泽东让大家吃蜜桔，他逗着几位晚辈说：

“我们是穷人出身，过去吃不到水果，现在翻了身，也要讲究饮食卫生。吃点水果，好助消化。”

毛泽东的谈兴正浓，他兴奋地说：

“如今城里搞了公私合营，资本家翻不起来了；农村里搞了合作化，地主富农也翻不起来了。这种做法的结果，就是消灭阶级，使大家共同富裕。

经济问题要全面分析。有人提出：我们是上马还是下马？我说：走路总是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绝无两脚一并前进，是有进有退的，但主要的是前进，波浪式的。上马多，下马少……”

他还说：

“任何事物都有统一性和独立性，……成绩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不好的一面是做出了成绩会使人骄傲。缺点也有两重性，好的一面是总结了教训，能使人进步；不好的一面是弄坏了事情。”

他最后好像是要告诫几位晚辈，他说：

“一个人要有帮助人的思想，缺乏帮助人的思想，是不正派的人。别人犯了错误，你不去帮助，还去幸灾乐祸，是错误的！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倒是容易犯错误，因为他的尾巴翘得太高了。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不要整得太过分，否则会整到自己头上来。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犯错误的人，究竟采取什么态度？是敌视还是帮助？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标志。

孔夫子说七十不逾矩，我说，不一定。因为一个人的经验总是不足的。孔夫子又说，三十而立，我说，也靠不住，一些年轻人，三十几岁还吊儿郎当。你们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人在世上要多做点有益的事情，有益于社会和人民，要懂得，每个人天天都在写着自己的历史，这历史的好坏，全在于自己而不在于他人。”

时间已到了凌晨3点，秘书进来提醒毛泽东休息。毛远耀等人只好起身告辞。毛泽东披了件大衣，笑着和大家道别，一直送到大门口，直到毛远耀等人上了车。

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进行了座谈。

原来，在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政府对资本家们的资产和负债，根据“公平合理，实事求是”原则，进行了清理和估价，将其核定为资本家的私股股额，并按年息5%的利率发给他们这些股东们定息。此时，资本家心存顾虑，不知定息能拿几年。毛泽东在12月5日已经召见了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听取了他们的意见。所以他在7日的谈话中，开门见山，一开始便说：

“大家提了一些问题，现在我讲一讲。

在1955年10月的工商界座谈会上，我曾说：《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临走时还爱惜家具是有道理的。后来我去济南、徐州调查，还到曲阜、宿县、蚌埠、南京、苏州、上海、松江、杭州等地调查，他们说，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全部完成，不是到1962年的问题，几个月就差不多了。上海的马天水说，工商界两头小，中间大，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六十、二十。苏州的一位女副市长，她先讲工商界有4条优点，再说缺点，先鼓励后批评，又鼓励又批评，很好。据山东济南对2600个工商户的统计，先进的占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占百分之五十，落后的占百分之二十五。当地的同志还很不满意，说中间的、落后的这么多。我就很满意，落后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五嘛。今年1月杭州会议上，发现了‘三反’、‘五反’以后大家心里有些害怕。”

“定息拿多长的时间？这个问题，应当说八大已经解决了。七年之病，三年之艾。原则是要解决问题，时间服从原则。这问题处理得好坏，影响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知识分子、宗教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国际上也有影响。共产党不想在这上面省几个钱，要说服工人，向他们说明定息的时间长比短好。可以虎头蛇尾，七年虎头，五年蛇尾，到第3个五年计划。如果还需要延长，到第4个五年计划还可以拖下去。”

12月8日，毛泽东第3次召见全国工商联代表人士座谈，他在谈话中说：

“今天你们提出的许多问题，很好，对我帮助很大。你们要解决的问题，政府会和你们商量，协商一个办法。凡是能够解决的总要解决。有些问题我没有研究，不能答复。你们把问题都提出来，政府来研究，陈云副总理来考虑，解决一些能够解决的问题。

我看公私合营以来，工商界有很大进步，我们感觉比过去更加熟悉了，更加靠拢了。公私合营以后，资本家只剩下了定息问题，在社会上的名誉也不同了，并且学习的热情很高，学习政治，学习本事，学习技术和管理方法。听说各地都办了学习班，每个城市一期有几百人，上海一期有9000人，10期就有90000人，学习班里大中小资本家都有。这表现出很大的爱国主义，愿意为新的国家做工作。我对资本家的看法比过去有了进步，从前认为改造很困难，你们自己也可能没料到变化会这样快，学习中还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去年工商联开会时，许多人作了自我检讨。自我批评是我们共产党的办法，后来想在民主党派中试行。现在民主党派内搞开了，民建最近的一次会议，也用了这个办法，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人民内部解决问题的方法。共产党、政府、民主党派、工人、农民、工商界，包括恢复了选举权的地主，都属于人民内部。在人民内部，有缺点，有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提出意见，提出要求，解决问题，达到团结。”

“关于定息的时间问题，大家很关心。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原则，就是要解决问题，不要损害资本家的利益，特别是不要损害大资本家的利益。”

“定息到底搞多长时间，中共中央讨论过，认为时间太短了不好，赎买就要真正的赎买，不是欺骗的。花不了多少钱。有人问究竟还有多少年？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以7年为期”。

毛泽东掰着指头一个一个数：

“即今年、明年、加上第二个五年计划共计7年。”“我说还可以拖一个尾巴，拖到第3个五年计划，你们看怎么样？7年是虎头虎身，如果还没有解决问题，还可以拖长一点，总要天理人情讲得过去。”

后来，据1956年底统计，领取定息的私股股东共有114万人，国家共为定息支付1亿2千万元。毛泽东高兴地说：

“出这么一点钱，就买了这样一个阶级。”

7年过后，国务院又宣布说，从1963年起，延长3年，到期再议。后来到1969年9月，终于停止了支付定息。此是后事。

再说12月10日上午，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来自湖南的老年学者、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的同学、现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熊子容；另一位是周文楠后来的丈夫王英樵。

王英樵在1940年任延安保育院小学部教导主任，后任校长。保育院小学是一所干部子弟学校，毛泽东为保育院小学题写了一个很有趣的词，他写的是：“又学习，又玩耍”。朱德、张闻天、任弼时也都为保育院小学题了词。中央领导、部队领导和烈士的子女，像毛泽东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刘少奇的儿子刘允斌、女儿刘爱琴，李维汉的儿子李铁映，方志敏的儿子方宁柏、方宁竹等人，均在这里学习过。

王英樵后来在1942年春天与边区政府干休所党支部书记周文楠结婚。1945年9月，王英樵、周文楠携女儿王肯随西北局和抗大干部队伍奔赴东北。1954年，王英樵任哈尔滨城市建设局局长兼党组书记。他这次是在1956年11月来北京参加全国城市建设工作会议的。行前，他的岳母周陈轩和妻子周文楠、还有到哈尔滨作客的毛泽民遗孀王淑兰商量，一起联名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们在信中说：王英樵系周文楠的丈夫，现在哈尔滨市城建局工作，他过去在延安工作过，主席的侄儿毛华初、侄女毛远志都跟他念过书。现在来北京开会，特托他带上几斤东北兴凯湖特产烟熏马哈鱼，让主席尝尝。主席如有时间，希望能接见他一下。

王英樵到北京后，住在西郊宾馆，他先去拜访王季范，王季范去海南视察去了，王季范的儿媳萧凤林接待了他，并将王英樵带来的信及礼物转送到中南海菊香书屋。12月8日，城建会议一结束，中南海即给王季范家里打电话说，毛泽东9日接见王英樵。王英樵因外出，未接到电话。12月9日上午，中南海又给王季范家里打来电话，王英樵又外出了。9日晚，中南海第3次打来电话，要王英樵于10日上午11点在宾馆等候，有车来接。在西郊宾馆住着的还有前边说过的熊子容教授，他是专程来看望老同学的。就这样，王英樵和熊子容一起来到了菊香书屋。毛泽东的秘书看了看表，说：

“主席现在有事，大约等15分钟，就可以出来接见你们。主席的时间安排得很紧，往往过了20分钟就接见不上了。”

王英樵打量着会客厅里的陈设，只见靠后墙摆着一张条几，两边摆了6把椅子，两头各放了一盆君子兰，靠西侧还放了两套沙发。整个屋子显得简单朴素。

过了十几分钟，毛泽东从会客厅后边的房子里出来了，他一见王英樵和熊子容，就亲切的和他们握手，满面笑容地说：

“你们来了，坐下，坐下。”

二人有些拘谨，说：

“请主席先坐。”

毛泽东说：

“你们还是些知识分子的习气，坐下吧。”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问王英樵：

“你在延安工作过，那时干什么工作呀？”

王英樵说：

“在延安保育小学当教员。”

“那我们还是同行哩！”

“您是主席，怎么和我是同行呢？”

毛泽东笑了，他说：

“你不知道，熊教授可知道哩。当年我在长沙工作时，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当过教员。不过，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比你在延安保小当教员的时候，要早得多啰。”

毛泽东又问起王英樵家人的情况：

“你岳母周外婆身体还好吗？生活有困难没有？”

王英樵说：

“周外婆今年90岁了，身体无大病，精神很好。我和周文楠工资收入不低，也只有一个女孩，没有什么困难。”

毛泽东听了，满意的点点头，转身对熊子容介绍说：

“周外婆叫周陈轩，是周文楠的母亲。她带着毛泽覃的儿子毛楚雄，在韶山住过十多年。1950年我写信给周文楠，赞成她接老人到东北去住。老人抚育革命后代呕心沥血，历尽苦辛，生活很艰苦，在韶山人民中很有威望，韶山人民都称赞她是一位很好的老人。”

毛泽东又嘱咐王英樵，好好照顾周外婆的生活，让她安度晚年。接着问熊子容说：

“你是留学美国的，在美国学什么？”

熊子容说：

“我在美国学的是资产阶级形式逻辑——哲学。”

毛泽东幽默地说：

“我是搞唯物主义——辩证法的。那咱们两个还是对立面的呀！最近，国际上发生了些变化，在匈牙利发生了暴乱。对这一事件，你们怎么看呀？”

毛泽东见对方没有回答，就接着说：

“你们一定认为是坏事。我认为是好事。因为坏事可以变好事嘛。我们也可借鉴，从中吸取教训。”

熊子容没有接毛泽东的话茬，而是提出另一个话题。他说：

“中国人口增长太快，应该提倡晚婚，修改婚姻法。因为建国初期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是男20、女18，这不利于节制人口的增长。”

毛泽东笑了笑，指着身边的秘书说：

“你问他同意不同意？他今年24岁，已经结婚有小孩了。”

熊子容仍坚持自己的见解，他说：

“最好提倡晚婚，男的二十五六结婚，女的二十三四结婚为好。”

毛泽东因为话不投机，就没有吱声。王英樵为了打破尴尬，就说：

“我从哈尔滨来时，给主席带了点东北特产马哈鱼，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点点头，问：

“是不是日本向苏联出口的那种鱼呀？”

“是的。”王英樵回答后又说：“我给主席带了一本关于哈尔滨新修的儿童铁路的画册，不知主席看到没有？”

毛泽东说：

“看到了，这是全国第一条儿童铁路呀。你们是不是学习苏联的？”

“是的，是利用林区作废的小铁路改造的。”

接见时间已经过了半个小时，快到12点了。王英樵就说：

“主席很忙，耽误了主席的时间，我们告辞了。”

毛泽东挽留道：

“不要走了，午间就在这里吃饭。”

中央办公厅秘书处长叶子龙也说：

“主席请你们在这里吃午饭，已经准备好了，不要走了。”

王英樵、熊子容跟着毛泽东来到了小餐厅，毛泽东让两位客人坐上座，两人让毛泽东坐上座，毛泽东说什么也不坐上座，两位客人也不好意思坐上座。叶子龙说：

“你们是客人，主席让你们坐，就坐下吧。”

宾主这才在餐桌边坐下来。餐厅坐东朝西，四方餐桌摆在餐厅正中，熊子容坐在东边，毛泽东坐南边，王英樵坐北边，叶子龙坐西边。桌子上摆着4菜1汤：一碗红烧肉，一碗清蒸鱼，两碗素菜和一碗汤；还有一碟辣椒，两盘桔子、苹果，每人1杯葡萄酒；饭是两样，1盘大米饭，1盘馒头。

毛泽东一边吃饭，一边不断的向客人让菜、敬酒。他的口味不错，大块的肉和鱼，吃得津津有味。还兴致勃勃的问叶子龙：

“带来的马哈鱼怎么没有吃呀？”

叶子龙说：

“马哈鱼是熏成的，所以没有吃。”

饭罢，宾主洗了手，王英樵、熊子容请毛泽东休息，毛泽东也不推辞，把二人送出了会客厅门外，嘱咐秘书把客人送回宾馆。

12月10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

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复信中写道：

子珍兄：

历次惠书并寄照片均已收到，甚谢。敬问老太太及阖家安吉。

毛泽东

12月13日下午，毛泽东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再次讨论由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写出的第2篇文章初稿，与会者提出不少意见，主要是正面阐述不充分，辩解过多。

后来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根据大家的意见，又用了四五天的时间才拿出了修改稿。

12月16日，毛泽东给杨开慧的堂妹杨开英写了一封信，同时寄去200元钱。他在信中写道：

开英同志：

很久以前接你一信，甚为高兴，拖延未复，以后查不到你的地址了。近日毛世美他们来看我，知道你在大连的育英中学做教务长，又说你患肺病，甚为系念。寄上一点钱以供医药之用。如有所需，希望告我。我的情况尚好。杨老太太及杨子珍夫妇和我仍有联系。便时望以你的情况见告。

祝好！

毛泽东

12月16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给西藏工委的复电中加写了一段话，他写的是：

“改革一定要得到达赖、班禅和僧侣领导人的同意，要各方条件成熟，方能实行。现在无论上层和人民条件都不成熟，所以目前几年都不能实行改革，中央认为第2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3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目前应把在6年内不改革的方针在党内在西藏上层普遍加以宣传。”

毛泽东鉴于这一年平息的康区叛乱情况，又写道：

“如果受外国指挥的反革命分子不通过协商而一定要通过反叛和战争破坏十七条协议，把西藏情况打烂，那就有可能激起劳动人民起来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人民民主的西藏。”

12月19日和20日这两天的下午及晚上，毛泽东连续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第2篇文章的修改稿。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大多数成员都参加了会议，提出了不少修改意见。毛泽东说：

“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捍卫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4月间的文章中，讲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分清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应当采取不同的方法解决，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应当采取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文章的出发点是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向帝国主义斗争，在这个大前提下，讨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是非问题。”

“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第一，先讲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第二，再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然后，第三讲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

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趁机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从另一边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也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捡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

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子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

12月22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对又修改了一遍的稿子再次提出了一些意见，认为基本可以，决定再提交政治局讨论。

12月23日和24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修改稿采取读一段讨论一段的方法。毛泽东又发表了一些重要见解，他说：

“不能照搬苏联那些具有民族特色的做法，更不能照搬那些已经证明为错误的做法。人家犯了的错误你还要犯吗？人家丢掉不要的坏东西你还要捡起来吗？今后不要迷信苏联一切都是正确的了，凡事都要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了。别人有无教条主义，我们不讲，只讲我们自己要吸收我党历史上犯教条主义错误的教训。”

毛泽东还说：

“上篇文章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现在的文章要进一步讲这些矛盾不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从非对抗性矛盾转化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二是我们要为苏联两个阶段的历史辩护，不仅要维护苏联革命阶段的伟绩，还要维护苏联建设阶段的伟绩。苏联的革命和建设，不仅是一国的民族现象，而且是具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它的伟大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国范围，是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运的财富。既然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取得伟大的成就，如果说它是斯大林主义的，那么，这个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

在修改稿中，有一段文字专门讲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考虑再三，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中苏两党的重要分歧之一，在目前情况下，中苏要共同对敌，不宜向全世界公开这个分歧，最后还是决定删去了这一段。毛泽东说：

“要留有余地，以后还有机会提出来。”

政治局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这篇文章，还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将题目定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会后，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在胡乔木家中，进一步修改稿子。

12月2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康生、张闻天、王稼祥、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开会，讨论再度修改的稿子。大家又提了一些文字上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两篇文章都是围绕斯大林问题。这个问题的争论还没有完，估计本世纪内，甚至21世纪还有争论，因为这是关系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问题，我们要准备长期论战。”

毛泽东要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马上动手修改，他说：

“修改一段送我一段，今晚要定稿，明日登报，今年的事今年了。”

散会后，吴冷西3人在中南海食堂吃了饭，来到毛泽东住所背后的居仁堂开始工作，修改完一段，就由田家英给毛泽东送一段。毛泽东一直在卧室等着，随到随看随改随定稿。就这样，胡乔木他们紧张的工作了一个通宵，一直到28日上午9点多才把最后一部分改完，3人一起来见毛泽东。毛泽东看完后吩咐说：

“马上将修改的地方，告诉翻译的同志，中文已定稿，译文也可定稿。新华社于28日晚发稿，中英文广播也同时播出，《人民日报》在12月29日见报。”

12月29日，《人民日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由毛泽东组织起草、并亲自主持反复修改、八易其稿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再论》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通称《一论》）一样，在标题的下面注明：

这篇文章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由《人民日报》编辑部写成的

长达2万字的《再论》驳斥了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攻击，答复了人民群众和党内由于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引起的某些不理解和怀疑，维护了十月革命胜利的道路及其基本经验，分析了斯大林犯错误的原因和社会历史条件，正确评价了斯大林的一生功过是非问题。

毛泽东在文章的引言中第一次比较完整的论述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写道：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而且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或者斗争获得解决，从而在新的条件下得到新的团结。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互相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毛泽东还第一次敏锐而明确的提出了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文章中加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斯大林错误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导致教条主义的发展。各国共产党的队伍在批评斯大林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由于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并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从而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这种修正主义思潮，是有利于帝国主义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攻的。帝国主义也正是利用这种思潮向社会主义进攻。我们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坚决反对修正主义。”

12月29日，毛泽东给周世钊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东园兄：

信及诗收读，甚快。我尚好。某先生楚辞，甚想一读。请你代候蒋竹如兄。又请你代候曹子谷先生，谢谢他赠诗及赠南岳志。

顺祝

平安

毛泽东

这一封信是草书，有书家刘锡山评论说：“毛泽东的草书已经很好了，草势放纵，遒美流畅，枯笔尤为精彩，云烟满纸。字的结构，中锋行笔，已有张旭、怀素的气息。而且一上手，就是自家面目，不承习旧路，‘读’、‘蒋竹如’、‘南岳志’尤为动人。”

12月31日，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迎新年宴会，赫鲁晓夫对中国驻苏大使刘晓说：

“我读了中国发表的文章，它写得好极了，我同意里面的每句话和每个字。”

接着，赫鲁晓夫亲自把刘晓请上主席台，安排在他和莫洛托夫之间就座。

赫鲁晓夫在宴会上发表了长篇祝酒词，他说：

“斯大林犯了严重的错误，但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对待敌人方面，我们同斯大林是完全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

关于匈牙利事件问题，赫鲁晓夫说：

“现在有人想逼我们后撤，不，我们决不后撤，社会主义阵营的边界只能向前推进，决不后撤。”

欲知毛泽东此后的重要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详细叙述。

东方翁曰：做文章的人要学会写政论文，首先应该读一读毛泽东在1956年12月2日晚上关于如何撰写《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那一篇讲话，看一看毛泽东为了写好这篇文章是如何反复修改的整个过程。即使不写文章的人，在教育孩子学会说话的策略与技巧时，也应该读一读毛泽东那段讲话的后半部分。

毛泽东是写文章的大师，他在创办《湘江评论》时已经充分的表现出来了。此一时期，他不厌其烦的和那些不怎么会写文章的政治局常委成员们开会，不厌其烦的向他们及秀才们讲解如何写好这篇文章，应该说，一是因为事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事；二是他也是借着写文章和修改这篇文章的机会，教育他的党内的伙伴们；更确切地说，这也是他在党内的一贯的民主作风的重要表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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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7-31 19:14

第266章

“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

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

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

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

从前就是这个主张。”

话说1956年，在毛泽东的正确指导下，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全面高潮的势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的结果，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些历史学家曾经评论说：到1956年底，中国在农业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了。过去几个月来，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意料。1956年夏季以前，在农业方面存在的许多困难情况现在已经基本上改变了，许多曾经认为办不到的事情现在也可以办了。毛泽东领导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在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没有造成生产力破坏的前提下，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变革，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伟大创举。它的胜利，使中国广大农民彻底摆脱了小块土地私有制的束缚，走上了合作经济的广阔发展道路，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新时代。

1956年岁末，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南方视察。

毛泽东在湖南长沙视察时，与和他同行的周恩来一起，乘一辆小轿车游览长沙市容。车子行驶到橘子洲，毛泽东故地重游，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他回忆起青年时代与同学们纵论天下大事的情景，不免想起了自己早年的诗句。

“‘橘子洲头……’”毛泽东深情地吟罢，又对周恩来解释说：“这橘子洲又称橘洲，水陆洲，水鹭洲，长岛。还有人也曾用这水陆洲之名写过一幅楹联。”

说罢，他不由得灵机一动，便微笑着对周恩来说：

“恩来，我出一上联，你能对下联吗？”

周恩来说：

“主席请讲。”

毛泽东吟道：

“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

周恩来一听，知道毛泽东是触景生诗，将眼前穿梭般的船只与千古不移的江洲自然融入一联，自己一时也难以想出合适的下联，正在思索间，车子已经开到了天心阁。他看到天心阁石桩上镌刻着刘策成撰写的一副对联，道是：

天心阁，阁落鸽，鸽飞阁不飞；水陆洲，洲泊舟，舟流洲不流。

周恩来顿时高兴起来，心想：主席在这儿等着我呢。你将下联易了5个字作上联，我何不将上联易1个字来对你的上联呢！想罢，他便对毛泽东说：

“主席，我的下联有了。你的上联是：‘橘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我的下联可对：‘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

毛泽东此时也正在观赏这一楹联，听周恩来如此一说，甚是佩服他的机巧灵敏，二人会意的相视而笑。

后来不久，也就是在1956年冬，原对联的作者刘策成得知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视察长沙时的这一趣事，便非常兴奋的给他的朋友柳明泉写信说，周恩来总理赞扬了我的对联。

1957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和全军组织编制调整方案。

这次裁军的重点是陆军，陆军中又重点裁减步兵部队，以及技术兵种中尚未装备起来和装备陈旧的部队，还有平时没有迫切需要的勤务部队。通过裁军，到1958年底，人民解放军总定额已经降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低点。这就是毛泽东领导的第3次百万大裁军。

1957年1月7日，毛泽东因受赫鲁晓夫之托，决定由周恩来和国务院副总理贺龙、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率领中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与调处苏、波、匈矛盾。

周恩来临行前，毛泽东特别交代说：

“只要苏联共产党内部稳定，我们的事情就好办了，但还是要好好的批评一下赫鲁晓夫。”

周恩来说：

“我也是这么想的，对兄弟国家战略上是联合，但在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

周恩来一行人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苏联党政领导人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萨布洛夫、苏斯洛夫、勃烈日涅夫等全班人马的热烈欢迎。

周恩来在从机场到克里姆林宫去的汽车上，劝赫鲁晓夫做一些自我批评。赫鲁晓夫无可奈何地说：

“我们不像你们那样做自我批评。如果那样做，我们现在的领导就成问题了。”

周恩来等人在苏联进行了一系列的说服工作后，赫鲁晓夫建议周恩来和铁托一起去做匈牙利的工作，周恩来立即发电请示毛泽东，毛泽东回电说：

“你和铁托一起去的时机尚未成熟，还是由你们单独前往为好。”

于是，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单独率领中国代表团去访问波兰和匈牙利。

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中央经济五人小组的通知》，通知说：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组成5人小组，陈云任组长，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

1月12日，毛泽东复信给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诗刊》主编臧克家和《诗刊》副主编及全体编委，他写道：

克家同志和各位同志：

惠书早已收到，迟复为歉！遵嘱将记得起来的旧体诗词，连同你们寄来的8首，一共18首，抄寄如另纸，请加审处。

这些东西，我历来不愿意正式发表，因为是旧体，怕谬种流传，遗误青年。再则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既然你们以为可以刊载，又可为已经传抄的几首改正错字，那末，就照你们的意见办吧。

《诗刊》出版，很好，祝它成长发展。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且不易学。这些话仅供你们参考。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1月14日上午11时，《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袁水拍打电话给臧克家，他说：

“毛主席要召见我们，下午3时我坐车去接你。”

这天下午3时许，臧克家、袁水拍乘车驶入中南海，直达勤政殿门前。他们进入殿门，只见空阔的房间里寂无一人，对面有一副屏风，别的没有任何摆设，长长的沙发，一个又一个，十分简朴。不一会儿，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东边门里出来，一步一步向臧克家他们走来。臧克家、袁水拍一见毛泽东，赶忙起身迎上前去。毛泽东安详和蔼的和他们一一握手，让座，从烟盒里抽出香烟让他们抽。臧克家说：

“我不会吸。”

毛泽东笑着说：
“诗人不会吸烟？你在北大教书？”

“不是，我在作家协会工作。”

“你在《中国青年报》上评论我的‘咏雪’词的文章，我读过了。”

臧克家趁机问道：

“词中‘原驰腊象’的‘腊’字怎么解释？”

毛泽东反问道：

“你看应该怎样？”

臧克家说：

“改成‘蜡’字比较好，可以与上面“山舞银蛇”的‘银’字相对。”

毛泽东频频点头，说：

“好，你就替我改过来吧。”

毛泽东的神态和谈话，使臧克家的心平静怡然了，心和心贴近了，于是便向毛泽东提出了《诗刊》创刊后的印数问题，他说：

“现在纸张困难，经我们一再要求，文化部负责人只答应印1万份。同样是作家协会的刊物，《人民文学》印20万，《诗刊》仅仅印1万，太不合理了。”

“你说印多少？”

臧克家说：

“公公道道，5万份。”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好，5万份。”

“请主席给黄洛峰同志打个电话。”

袁水拍赶忙给臧克家递了个眼色，又对毛泽东说：

“不用了，不用了。”

接下来，毛泽东谈到了一些国际重大事件，臧克家和袁水拍都知之甚少，只能静静地听着，无法插嘴，可没想到毛泽东突然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

“几百年后，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还有没有斗争？”

“不知道。”

“主席看呢？”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看了臧克家、袁水拍一眼，慢慢地说道：

“我看，还是有斗争的，但不在战场上，而在墙壁上。”

臧克家、袁水拍会意的点着头。毛泽东把话又转入到主题上，他说：

“《诗经》是以四言为主体的。后来的民歌是五言，现在七言的多了，这是顺着时代演变而来的。现在的新诗，太散漫，我以为新诗应该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求发展。我个人喜欢用词的形式写作，习惯了，用起来得心应手。”

他还说：

“杜甫诗写得不少，好的不多。他们给我弄了部《明诗综》，我看李攀龙有几首诗写得不错。”

毛泽东的湖南口音太重，李攀龙这名字臧克家没听明白，袁水拍给他重复了一下，他才明白了。眼看已经5点钟了，臧克家、袁水拍起身告退。毛泽东把他们送出殿门，站在那里向他们招手，高声嘱咐道：

“把你们的诗集送我一份呵！”

后来，毛泽东的信在《诗刊》上发表后，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说毛泽东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为“贻”。毛泽东虚心的接受了这一意见，马上给《诗刊》编辑部打招呼，请予以更正。

再说1月17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受赫鲁晓夫之托，率领中国代表团先后访问了波兰和匈牙利，取得了可喜的成果，顺利返回莫斯科。

周恩来在向赫鲁晓夫介绍了访问波兰和匈牙利的情况后，真诚地说希望赫鲁晓夫能够克服某些缺点。赫鲁晓夫闻言跳了起来，他粗鲁的咒骂东欧国家领导人。周恩来一见赫鲁晓夫如此暴躁，忍不住说：

“赫鲁晓夫同志，对兄弟党的领导人不能这样。有什么话当面讲，不能在背后随便怀疑别人，这不利于兄弟国家的团结。”

赫鲁晓夫没想到周恩来也教训起自己来，立时涨红了脸，他说：

“你不能这样跟我说话。无论如何，我出身于工人阶级，而你却是资产阶级出身！”

周恩来也没想到赫鲁晓夫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于是就不动声色的反唇相讥道：

“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你出身工人阶级，我出身资产阶级，但是，你我有共同的地方，我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

赫鲁晓夫受到周恩来的当头一棒，不得不转换话题发起进攻，他说：

“据说在越南、柬埔寨、老挝，中国人多。”

周恩来知道赫鲁晓夫另有用意，就平静地说：

“不少，国王的父亲也是中国血统的。访华的代表团中也有几个人是中国血统的。”

赫鲁晓夫说：

“西哈努克说，他们那里中国人很多，他担心中国的影响太大。”

周恩来这才明白，赫鲁晓夫转来转去是要攻击中国也有大国沙文主义，马上含讽带刺地说：

“所以，我们强调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使他们安心。五项原则加上一条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对各兄弟党、各兄弟国家是平等的，没有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

1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后人把这次历时10天的会议称作“一月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要讨论的问题主要是3个：思想动向问题，农村问题，经济问题。今天我讲一讲思想动向问题。”

“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3级才起床。”“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种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像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20%。全国恐怕也差不多。”“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以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180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应。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墙上一蔸草，风吹两边倒。”“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台风一刮，动摇分子挡不住，就要摇摆，这是规律。”“他们中间有相当多的人，虽然艰苦奋斗多少年，有所锻炼，但是马克思主义学得不多，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还是跟稻子一样，风一吹就要摇。”

毛泽东最后说：

“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几个学生娃娃一冲，党政军就全部瓦解，那除非我们这些人完全是饭桶。所以，不要怕大民主。出了乱子，那个脓包就好解决了，这是好事。帝国主义，我们从前不怕，现在也不怕。我们也从来不怕蒋介石。现在怕大民主？我看不要怕。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总而言之，去年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国际上是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闹风潮的一年，国内是社会主义改造很激烈的一年。现在还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还要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1月27日，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总结讲话。他一共讲了7点意见：要足够的估计成绩；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国际问题；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闹事问题；法治问题；农业问题。

关于国际问题，毛泽东在谈到中美关系时说：

“我还是这样看，迟几年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为好。这比较有利。苏联跟美国建交，是在十月革命之后17年。1929年爆发世界经济危机，持续到1933年。这一年，德国是希特勒上台，美国是罗斯福上台，这个时候，苏美才建交。我们跟美国建交，可能要在第3个五年计划完成以后，也就是说，要经过18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我们也不急于进联合国，就同我们不急于跟美国建交一样。我们采取这个方针，是为了尽量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使它处于没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不要我们进联合国，不跟我们建交，那么好吧，你拖的时间越长，欠我们的账就越多。越拖越没有道理，在美国国内，在国际舆论上，你就越孤立。我在延安就跟一个美国人讲过，你美国100年不承认我们这个政府，101年你还不承认，我就不信。总有一天，美国要跟我们建交。那时美国人跑进中国来一看，就会感到后悔无及。因为，中国这个地方变了，房子打扫干净了，‘四害’也除了，他们再找不到多少朋友了，散布一点细菌也没有多大作用了。”

毛泽东在谈到中苏关系时说：

“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

“依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5000万吨钢，4亿吨煤，8000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10倍，加100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也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统统捅出来。”

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我看还是对的，是合乎辩证法的。”“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做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扩大《参考消息》的发行范围，准备从过去的2000份扩大到40万份，并且赞成出蒋介石全集。他说：

“要见世面，要经风雨，不要藏在暖室里头，暖室里头长大的东西是不牢固的。”

1月29日，毛泽东在公安部党组就处理在押病残战犯问题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考虑到刘焕东等12名蒋介石集团的战犯在关押期间患有重病，有的因病致残，而表现一般较好，公安部与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商妥，拟准予保外就医。

毛泽东批示道：

“不但这些人应当处理，其他战犯凡犯罪较轻、表现较好的，都应考虑判决释放，因为已关了七八年了，只留下犯罪较重的和最重的两类，待后处理。请公安部将战犯全体审查一下，定出一个方案送中央审阅。”

1957年2月11日，毛泽东在复黄炎培的信中写道：

“惠书盛意可感！那些东西，既已发表，不改也可。游长江2小时漂30多里才达彼岸，可见水流之急。都是仰泳侧泳，故用‘极目楚天舒’为宜。”

毛泽东是在1956年12月将《水调歌头.游泳》书赠黄炎培的，黄炎培收到赠词后，在给毛泽东的来信中曾问及何以用“极目楚天舒”一词，又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毛泽东故有是答。

2月14日晚，毛泽东由周恩来等领导人陪同，在勤政殿接见了全国学联主席和5位副主席，同他们交谈了40多分钟。接着，他又接见了参加全国学联第16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全体学联委员。他同大家一一握手，并合影留念，尔后坐下来同大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

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报刊、作家协会、科学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座谈文艺思想问题。在参加会议的28人中，有几位是党外人士。周恩来、邓小平也参加了座谈。毛泽东在谈话中一开始就说：

“王蒙最近写了一篇《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这篇小说有缺点，需要帮助他。对待起义将领也要帮助，为什么对青年人不采取帮助的态度呢？王蒙写正面人物无力，写反面人物比较生动，原因是生活不丰富，也有观点的原因。有些同志批评王蒙，说他写得不真实，中央附近不该有官僚主义。我认为这个观点不对。我要反过来问，为什么中央附近就不会产生官僚主义呢？中央内部也产生坏人嘛！用教条主义来批评人家的文章，是没有力量的。”

“我们对人民中的错误采取如何处理的方针，有大量的人是没有弄清楚的。”“属于精神世界的问题，属于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斗争，只能用说理的方法和争鸣的方法来解决，决不能用压制的方法来解决。列宁是怎么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他是以大量的材料充分说理的。”

关于批判胡适的问题，毛泽东说：

“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煞。”

他又说：

“对思想上有严重错误的人，有敌对思想的人，也要团结他们，改造他们。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贯彻‘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以便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应该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笔下也是如此。”“片面的打，不能锻炼出真正好的文学艺术。只允许香花，不允许毒草，这种观念是不对的。香花是从和毒草作斗争中出来的。香花和毒草齐放，‘落霞与孤鹜齐飞’。斯大林的教条主义不是两点论，而是一点论，我们的同志看事物应该是两点论。同时，一点里面又有两点。”

“我们要充分收集材料，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要有准备才有说服力。有这么多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我们要靠少数人教育多数人。开除很简单，但这绝不是好办法。应该懂得坏分子里面也有两重性。一是不好，一是可以当‘教员’。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始有终。如果马列主义叫永恒的真理，就不叫马列主义。马克思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列宁也看得不久。苏联有成绩，也有问题。社会主义的时间不长，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许多问题要创造，要发展。不要怕交锋，真理是越斗越明。我们的同志应该记住，我们要警惕采用简单化。”

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批评了当年的“小人物”李希凡，他说：

“过去当小媳妇时兢兢业业，到了高级机关当了婆婆后就板起面孔了，吃党的饭，说党的话，写文章也不讲理了。”

原来早在1954年，领导上为安排李希凡的工作问题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向邓拓和周扬表示，愿去文学研究所。毛泽东说，那不是战斗的岗位。于是李希凡就在1955年被调到了《人民日报》社文学艺术部，担任了编辑工作。在不久前的2月9日，他写了一篇棒杀文章《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发表在《文汇报》上，毛泽东看了很不满意，由此引出了毛泽东上面的批评。

且说毛泽东在谈话中接着表扬了姚文元，他说：

“最近姚篷子的儿子叫姚文元，写了一篇文章，登在2月6日的《文汇报》上，题目是《教条与原则》，我看是不错的。”

姚文元，祖籍浙江省诸暨县姚公埠，父名姚梦生，笔名姚篷子，母名周修文。姚文元1931年出生于上海，姚篷子用祖父姚宝槐当年秀才匾上“文元”两字为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姚文元，意思是希望儿子将来也能成为“文中魁元”。

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夜已经很深了，卫士封耀松还陪伴在正在工作的毛泽东身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提纲，毛泽东早先已经修改了4遍，后来经过7次征求意见，他也都一一作了修改，现在依然在修改着。

毛泽东每临大事总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生活便毫无规律可言。卫士长李银桥交代封耀松说：

“你得想个办法让主席休息一会儿，老人家又是两天两夜没睡觉了。这两天两夜只吃了一顿正经饭，喝过两茶缸麦片粥。”

封耀松嘴里答应着，却不敢去打扰毛泽东。过了许久，封耀松见毛泽东放下笔，身子靠着椅背，将头往后一仰，两只手在额头上揉了揉，捏了几下，又打了个哈欠，深深的吸了一口气，便抓住时机，赶紧走上前去，问道：

“主席，你已经很长时间没吃饭了，给你搞点吃的来吧？”

毛泽东又作了一个深呼吸，先是摇摇头，后来又点点头，勉强说：

“不用搞别的了，你给我烤几个芋头来就行。”

说完，又埋头写起来。封耀松赶紧来到厨房，向侯师傅说明了情况。侯师傅一听就不高兴了，他嚷道：

“你胡闹！主席一天没吃饭了，你怎么烤几个芋头？”

“主席说让烤几个芋头么。你不胡闹，你做饭你送。”

侯师傅没办法，只好烤熟了6个小芋头，放在一个小碟子里。封耀松端着碟子回来了，谁知他一进门，就听见了响亮的鼾声，近前一看，毛泽东斜靠在床垫上，左手拿文件，右手抓着笔，就那么睡着了。封耀松不敢打扰，便把碟子轻轻的放在暖气片上，退到门口坐下等候。十几分钟后，毛泽东咳嗽了一声。封耀松忙进屋去，手捧碟子小声说：

“主席，芋头烤好了。”

毛泽东放下笔和文件，双手搓搓脸，说：

“噢，想吃了，拿来吧。”

他拿起一个芋头认真的剥着皮，自得其乐的吟诵起他很早以前写的一首诗：“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

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封耀松在外边隐隐约约听到了呼噜声，他蹑手蹑脚的进屋，见碟子里只剩1个芋头了，毛泽东头歪在右肩上睡着了。封耀松踮着脚走过去，端起盘子准备退出，突然感觉到毛泽东的呼噜声与往常不一样，就探过头去打量了一下，揉揉眼睛仔细一瞧，不由得大吃一惊：天哪！毛泽东嘴里竟然含着半个芋头！那半个芋头随着呼噜声在不住的颤抖着！另外半个芋头还拿在他的手里。封耀松鼻子一酸，眼泪就出来了。他赶紧放下碟子，轻轻的去抠毛泽东嘴里的芋头，芋头抠出来了，毛泽东也被惊醒了。他那一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盯着封耀松，气冲冲的大声问：

“怎么回事？”

封耀松叫了一声“主席”，就哭了，手里捧着那抠出来的半个芋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唉——”毛泽东看着封耀松，叹了一口气，说：“我不该跟你发火。”

“不，不是的，主席，不是因为你……这芋头是从你嘴里抠出来的。你必须睡觉，必须休息了，我求求你了。”

毛泽东勉强笑笑，抬起右手，手指在头顶上划两个圈，说：

“天翻地覆，天翻地覆。”

他又望着封耀松，说：

“好吧，小封，我听你的，我休息吧。”

后来，封耀松曾经回忆了毛泽东的生活情况，他说：“毛主席多数时间是一个人吃饭，或在书房，或在卧室。由我用饭盒提来，2菜1汤，1碗二米饭（大米小米蒸在一起），两个小碟，辣椒和酱豆腐。除非有客，毛主席吃饭总是手不离卷。有一天，毛主席在吃饭时，他斜坐在木椅上，左手拿着一张报纸，两眼紧紧盯着报纸，右手像一只机械手，在盘子和嘴之间来回运动，筷子始终落到盘子的一个位置上。那是一盘空心菜，他已经夹走了半边的菜，另一半的菜眼看就夹不住了。我悄悄转动盘子，让他的筷子能落在有菜的位置上。毛主席全然没有感觉到菜盘的变化。停了一会儿，我又将荤素两个盘子调一个位置，毛主席依然没有察觉到饭桌上的变化。‘嗯？’毛主席嚼了几口，突然一怔，说：‘味道不对呀？’说着，他想吐掉嘴里的菜。我赶紧说：‘是我把两盘菜调个过儿。’‘嗯！’毛主席咽下嘴里的菜，说：‘我说不对劲儿。刚才还咯吱咯吱的，一下子变得那么软绵呢。’人们都知道，毛主席的饮食既随便又艰苦，简直太苦了。好了么，4菜1汤；差了么，1碗面条。很多时候只是用搪瓷缸子在电炉上烧1缸麦片粥，就着生活秘书叶子龙做的酱豆腐喝下去。这情况如今讲给周围人听，他们多数不信。他们习惯拿身边的某局长、某书记或某某县太爷作比较，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毛主席当时情况确实完全如此。我们在毛主席身边，他老人家入口的东西是必经我们之手的，我跟毛主席身边的十几年中，他老人家没吃过任何补品，若一定说他吃了什么补品也可以，当他脑力消耗过渡、饥饿感强烈时，必定吩咐一声：‘来碗红烧肉吧，肥点的，补补脑子。’卫士中有个小李，现在某公司任副经理，与外商少不了饭桌上的交道，他曾感叹道：‘唉，我经常一顿饭吃掉主席一年半的伙食费哟，我是没有脸去见他老人家啦！’”

且说2月26日下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0次会议上就他整理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纲先讲了一遍。参加这次会议的有37人。

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

这天下午从3点到7点，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长篇讲话，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除刘少奇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

毛泽东的讲话共分为12个部分：1、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2、肃反问题。3、农业合作化问题。4、工商业者问题。5、知识分子问题。6、少数民族问题。7、统筹兼顾、适当安排。8、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9、关于少数人闹事问题。10、坏事能否变成好事？11、关于节约。12、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讲到第7部分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时，专门讲到了计划生育问题，他说：

“我们这个国家有这么多的人，这一点是世界各国都没有的。它有这么多的人，6亿人口！这里头要提倡节育，少生一点就好了。要有计划的生产。我看人类自己最不会管理自己。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他有计划。对于生产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全场大笑）这个政府可能要设一个部门，设一个生育计划部好不好？（又是一阵大笑）或者设一个委员会吧，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的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组织个人民团体来提倡。因为要解决一些技术问题，要拨一笔经费，要想办法，要做宣传。”

此后，毛泽东又谈到了解决失业问题，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等，说这些都需要统筹兼顾，适当安排。讲到这里，毛泽东提议休息。15分钟后，会议继续进行。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一些高级领导人起身离开会场，以示抗议。

《人民日报》报道这次会议所发的照片，既没有刘少奇的，也没有朱德等5位政治局委员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毛主席的这个讲话，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对我这个当年在现场的聆听者来说，却是言犹在耳。毛主席讲话激情洋溢，风趣幽默，各种典故，信手拈来，随便什么问题，他借典故一点就就通彻透亮。整个讲话气势非凡，高屋建瓴，振奋人心。大家都全神贯注，生怕少听了一个字。这个讲话，在我看来，不但在当时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作用，就是在今天和将来的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具有伟大的理论和实践指导意义。著名作家、翻译家傅雷当年也在现场听了主席的原始讲话，他也对主席的讲话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还在一封家信中说到当时激动的心情。他说毛主席‘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毛主席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的人’。”“1957 年 6 月 19日，《人民日报》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题，发表出来了毛主席的这篇讲话。但是，它不是原始讲话，它是由胡乔木、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根据毛主席的原始讲话文件修改而来的，与原始讲话有很大的不同。”“主席当时提的是应该在全国搞民主，没有什么反右派，没有什么六条，没有什么钓鱼，都没有。反右派是后来根据整风运动中右派的乘机进攻的情况加上去的，是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同意吸收不同意见补充上去的。主席是真诚地希望大家帮助党整风。主席说了，人们总是会有些不同的意见，就是有些不对的，也不要紧，不用怕。”“傅雷看到正式发表的文章就大失所望了。这个翻译家很是可惜，他真心爱人民，真心拥护毛主席，但他不知道中央上层有那么复杂的情况。社会上确有右派进攻，主席受到他上下左右人的影响，要平衡各种力量和意见，包括他的那些老战友、老部下和他们的意见，所以才同意修改他的原始讲话，违心放弃一些本来合理的主张。傅雷若是了解和理解了这些情况，或许就不会自杀（在文革初期——笔者注）了。”

且说2月28日，出席扩大会议的全体人员分组讨论毛泽东的重要讲话。

1957年3月1日，是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的最后一天。

上午，各组继续讨论毛泽东的长篇讲话。

下午，进行大会发言。发言的人有李济深、章伯钧、黄炎培、马叙伦、陈嘉庚、陈叔通、郭沫若、程潜、马寅初、许德珩、达浦生、刘文辉、车向忱、盛丕华、孙蔚如、黄琪翔，共16人。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作了45分钟的总结讲话，其内容有的是对27日讲话的补充，有的则是对讨论中提出的问题的答复。针对有人在讨论中提出马克思主义能不能批评的问题，毛泽东答复说：

“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马克思主义如果能够批评倒，能够证明马克思主义不是真理，那么这个东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

针对老干部可不可以批评的问题，毛泽东说：

“老干部如果批评倒了，那就是该批评的。怕批评，总是有弱点就是了。我看，老干部、新干部都有弱点，弱点方面都应该批评，并且要成为一种习惯。人们范围之内的事，人民是有批评的权力的。我们只是不把这个权力给反革命。批评对了当然很好，批评不对也没有事，这就是言者无罪。”

针对有人提出2月27日的讲话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讲得不够，毛泽东说：

“这讲得对，这也是一种批评。前天没有大讲这个问题。什么叫‘长期’？就是共产党的寿命有多长，民主党派的寿命就有多长。如何监督？就是属于批评、建议。主要的方法就是批评，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把工作改善。”

接着，毛泽东讲到了小民主和大民主，他说：

“现在工作方法已经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实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没有，横直是官僚主义。这样逼出一个大民主来了，于是乎罢工、罢课。我们不提倡罢工、罢课，提倡在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使用批评的方法来解决。如果个别地方官僚主义十分严重，在这样一种范围内允许罢工、罢课。我们把罢工、罢课、游行示威、请愿等，看做是克服人民内部矛盾、调整社会秩序的一种补充方法。”

针对有人提出的单纯技术观点抬头的问题，毛泽东说：

“技术观点是好的，就是要发展科学技术，要有科学技术观点，要发展到大家都热心。但是，不要搞单纯技术观点。希望我们的同志们关心新的政治，关心新的大局。我们有些所谓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无非是一种教条主义的，没有说服力，引不起他们的兴趣。所以，应该改善我们这个政治工作。”

在会议结束几天后，李立三由于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把他和陈独秀、张国焘、王明等同而论，而且还把他作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典型的坏例子，告诫全体党员要加强学习，加强改造，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当然是错误的，任何时候都可以当成坏的例子来教育全体党员引以为戒。但是，作为党员的李立三，不能因为犯了路线错误就永远是一个坏党员，永远是一个反面教员。允许一个同志犯错误，更允许一个同志改正错误，这是您的一贯思想。我现在是一个服从党中央领导的党员，我更争取做一个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党员。为了表达我对党的忠诚，今天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如实向您汇报，不对请批评指正。”

毛泽东看了李立三的信，接受了他的意见，当即修改了其中一些欠妥的有关段落。

后来，毛泽东又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稿子寄给老朋友李达征求意见，李达十分感动地说：

“毛主席真是谦虚极了！这样的著作，我只能好好学习，哪里还能谈得上提意见呵！”

再说3月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破例邀请科学、教育、文学艺术、新闻、出版等方面的党外人士160多人参加。会议主要议题是传达贯彻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

与会者首先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录音，然后分组讨论。毛泽东则在与会者讨论期间先后召开了5个座谈会。

3月7日晚8时4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普通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钱俊瑞、张际春、董纯才、罗承烈、曲乃生、何启君、刘建飞、古棵、周世钊、吴江声。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各省教育厅的负责人。彭真、康生、胡乔木也参加了座谈会。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不少问题，他说：

“我们的教学计划、教科书都是全国一致的。这种做法是不是有问题？各省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教材？各省是不是感到受限制？各省是不是还有私立中学？私立中学还是可以办的，办了之后政府不要去接收。私人办了，又被接收，私人办学的积极性就高不起来了。办戴帽中学还是一种好办法。中学办在农村是先进经验，农民子弟可以就近上学，毕业后可以回家生产。”

会议一直开到晚12时零5分才结束。

3月8日晚8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沈雁冰、老舍、巴金、周信芳、徐平羽、方纪、于黑丁、周钢鸣、常苏民、蔡楚生、路坎、胡采、赵丹，座谈文艺界的问题。彭真、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新观察》上有一篇《在惠泉吃茶记》的文章，你们看过没有？”

沈雁冰看了看周扬说：

“我们没有注意到。”

毛泽东说：

“就在1月份第2期上，我建议你们去找来看看，作者叫姚雪垠。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很讲求艺术技巧。作者姚雪垠，你们知道不？”

周扬说：

“他在30年代就是作家，现在的政治态度为中间偏左！”

沈雁冰补充说：

“他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写过轰动一时的小说。”

毛泽东说：

“看来，姚雪垠很会写文章。但他的文章也有毛病，阅后给人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觉。恐怕作者有知识分子的清高吧。他轻视那些喝茶的群众是不对的，这就是‘君子’、‘小人’的观点。‘君子’在那里喝茶，‘小人’也来了，文章就显得这个作家在群众中落落寡合的样子。驳他的文章，我也看了一些，有个姚文元，写得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我还得看下去。还是要帮助姚雪垠。”

他还说：

“中国自觉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曹丕的《典论.论文》和曹植的《与杨德祖书》开始的吧？以后有《文心雕龙》等。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昭明文选》里也有批评，昭明太子萧统的那篇序言里就讲‘事出于沈思’，这是思想性；又讲‘义扫乎翰藻’，这是艺术性。单是理论，他不要，要有思想性，也要有艺术性。”

“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力量。不要怕。出一些《草木篇》（流沙河的一组散文诗——笔者注），就那样惊慌？你说《诗经》、《楚辞》是不是也有草木篇？《诗经》第一篇是不是《吻》（曰白的一首诗——笔者注）这类的作品？不过现在发表不得吧？那《诗经》第一篇，我看也没有什么诗味。不要因为有些《草木篇》，有些牛鬼蛇神，就害怕得不得了。”

整个座谈会充满着宽松活跃的气氛，开到晚11时55分就结束了。

3月10日下午3时，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邓拓、金仲华、徐铸成、赵超构、杨永直、范瑾、吴象、李超、常芝青、朱穆之、舒新城、曾彦修、黄洛峰、王芸生，座谈新闻出版方面的问题。康生、陆定一、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毛泽东在谈话中说：

“前年年底，北京几天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本来对这样的消息就要好好考虑，后来一广播，各地不顾本身具体条件，一下子都干起来，就很被动。”

有人反映，现在报纸编出来群众不爱看。毛泽东说：

“报纸是要有领导的，但是领导要适合客观情况。群众爱看，证明领导得好；群众不爱看，领导就不那么高明吧！”

毛泽东联想到主持上海《新民晚报》的赵超构提出的“软些，软些，再软些”的办报方针，就说：

“报上文章，‘短些，短些，再短些’，是对的；‘软些，软些，再软些’，就要考虑一下，软到哪里去呢？不要太硬了，太硬了人家不爱看，可以把软和硬两个东西统一起来，要软中有硬。文章写得通俗、亲切，平等待人，不摆架子，由小讲到大，由近讲到远，引人入胜，这就很好。板起面孔办报不好。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现在有些作家不敢写，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我们没有为他们创造敢写的环境，他们怕挨整；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本身唯物论没有学通。是彻底的唯物论者就敢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我的同乡成仿吾他们，对他就不好。国民党压他，我们上海的共产党员也整他，两面夹攻，但鲁迅还是写。”

关于在报纸上如何开展批评？毛泽东说：

“对人民内部问题进行批评，锋芒也可以尖锐。我也想替报纸写些文章，但是要把主席这个职务辞了才成。我可以在报上辟一个专栏，当专栏作家。文章要尖锐，刀利才能裁纸，但是尖锐得要是帮了人而不是伤了人。在报纸上开展批评的时候要为人家准备楼梯，否则群众包围起来，他就下不了楼。反对官僚主义也是这样。‘三反’的时候，有许多部长就是中央给他们端了梯子接下楼来的。过去搞运动是必要的，不搞不行，但是一搞又伤人太多，我们应当接受教训。现在搞大民主不适合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有些人对别人总想用大民主，想整人，到了整自己，民主就越小越好。我看在文学、新闻等方面，解决问题要用小小民主，小民主之上再加上一个‘小’字，就是毛毛雨，下个不停。”

这次会议开到傍晚6时40分结束。

3月11日晚8时30分，毛泽东在颐年堂邀集部分大学负责人座谈。参加的人员有：杨秀峰、陈望道、彭康、匡亚明、彭迪先、冯乃超、杨献珍、冯友兰、胡锡奎。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在座。

冯友兰来到会议厅，毛泽东微笑着对他吟诵道：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

在场的人见毛泽东如此幽默，全都被逗笑了，冯友兰也笑了。原来在不久前，冯友兰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发表了一些新议论。显然毛泽东是看过了冯友兰的文章。冯友兰见毛泽东在百忙中还这样关注他的研究成果，倍感荣幸。

这次座谈会开到晚上11时25分才结束。毛泽东送冯友兰到门口，握着他的手说：

“友兰先生，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好好的鸣吧，你写的东西我都看。”

3月12日下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一共讲了8点意见。他说：

“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有几亿人口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运动。”“广大人民群众热烈的拥护这个大变动，因为现实生活证明，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说：

“整风就是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现在共产党中央做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党外人士可以自由参加，不愿意的就不参加。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评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这次整风的方法同抗日战争时期的整风一样，就是先研究一些文件，每个人在学习文件的基础上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揭发缺点和错误的方面，发扬优点和正确的方面。”

关于“‘放’还是‘收’”的问题，他说：

“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不许人家发表错误的意见，发表了就‘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扩大矛盾的办法。”

毛泽东还说：

“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但是，这种批判，应该是充分说理的，有分析的，有说服力的，而不应该是粗暴的、官僚主义的，或者是形而上学的、教条主义的。”

“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产阶级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曾经参加了这次会议的著名作家和翻译家傅雷，在他的一封家书中这样写道：“毛主席的讲话，那种口吻，音调，特别亲切平易，极富于幽默感；而且没有教训口气，速度恰当，间以适当的Pause（停顿），笔记无法传达。他的马克思主义是到了化境的，随手拈来，都成妙谛，出之以极自然的态度，无形中渗透听众的心。讲话的逻辑都是隐而不露，真是艺术高手。沪上文艺界半年来有些苦闷，地方领导抓得紧，仿佛一批评机关缺点，便会煽动群众；报纸上越来越强调‘肯定’，老谈一套‘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次要的’等等（这话并不错，可是老挂在嘴上，就成了八股）。毛主席大概早已嗅到这股味儿，所以从1月18日至27日就在全国省市委书记大会上提到百家争鸣问题，2月底的最高国务会议更明确的提出，这次3月12日对我们的讲话，更为具体，可见他的思考也在逐渐往深处发展。他再三说人民内部矛盾如何处理对党也是一个新问题，需要与党外人士共同研究；党内党外合在一起谈，有好处；今后三五年内，每年要举行一次。他又嘱咐各省市委也要召集党外人士共同商量党内的事。他的胸襟博大，思想自由，当然国家大事掌握得好了。毛主席是真正把古今中外的哲理融会贯通了的人。”

3月13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闭幕。这天晚上8时许，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科学界的部分知名人士座谈。参加的人员有：郭沫若、童第周、钱三强、谈家桢、潘梓年、向达、费孝通、沈志远、翦伯赞、张劲夫、于光远。另有彭真、康生、陆定一、陈伯达、张际春、胡乔木、周扬、钱俊瑞、杨秀峰、黄松龄也在座。

毛泽东问北京大学副校长兼历史系主任翦伯赞：

“在高等院校做领导，有什么问题和意见？”

翦伯赞反映说：

“现在是重理轻文。”

毛泽东说：

“从我们的历史和现状来看，重理有道理，但轻文就不对了。”

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来得比较晚，他一走进接见厅就看见毛泽东正满面春风的同早已来到的人们交谈着，于是就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到毛泽东面前。陆定一起身介绍说：

“这位是谈家桢先生。”

“哦，”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握住谈家桢的手，不住的摇着说：“你就是遗传学家谈家桢先生啊！”

说罢，请大家坐下，他问谈家桢：

“谈先生对贯彻双百方针，和对遗传学研究工作有什么意见？”

谈家桢说：

“在1956年青岛遗传学工作座谈会上，大家都认为，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使遗传学和遗传学工作者获得了新生。”

原来，谈家桢是世界生物遗传学和基因工程的基因学说创始人摩尔根的入室弟子。他提出的“异色瓢虫斑嵌镶显性遗传理论”，受到国际遗传学界高度重视，被认为是对摩尔根遗传学说的一大贡献，成为中国在世界上最负盛名的遗传学家。可是就在谈家桢即将归国的1948年，刚刚结束的苏联农科院大会，宣布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基因理论是“反动唯心主义”的遗传学说。新中国建立后，苏联以“米丘林生物学”倡导者自居的李森科的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1950年，苏联遗传所副所长努日金教授来华讲学，指名道姓要与在1948年底归国的谈家桢讨论，要谈家桢“从反动的遗传学圈子里跳出来”。国内有人写文章，对摩尔根遗传学进行公开批判，谈家桢感到了沉重的压力。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李森科的理论才开始遭到科学界的反对和清算。1956年8月，毛泽东促成了由中宣部和中科院及高教部共同主持召开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此前，毛泽东在一份有关反映东欧共产党内对遗传学问题看法的报告上，批示道：“此件值得注意。请中宣部讨论一下这个问题。讨论时，邀请科学院及其有关负责同志参加。陆定一同志回来，请将此件给他一阅。”这一天，毛泽东还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这样，有116位专家教授参加的青岛遗传学座谈会，一开就是15天，谈家桢心情特别舒畅，以至举杯痛饮，酩酊大醉。所以，这一次，谈家桢见到毛泽东，就说是双百方针挽救了中国的遗传学。

毛泽东鼓励谈家桢说：

“谈先生，你们青岛会议开得好嘛！过去我们学习苏联，有些地方很不对头，现在让大家搞嘛！你一定要把遗传学研究工作搞起来，要坚持真理，可不要怕。”

他还问：

“把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有什么困难吗？”

“没有。”

谈家桢显然很有信心。毛泽东高兴地说：

“那好。希望你继续努力，在遗传学研究工作中做出新成绩。”

坐在旁边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建议说：

“为了尽快把中国遗传学研究搞上去，我们是不是把谈先生调来北京，主持中科院遗传所的筹备工作？”

此时的谈家桢是复旦大学生物系的主任。毛泽东尚未表态，在座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立即表示反对，他说：

“你们把高校的名教授都挖走了，我们的大学还怎么办？”

众人见郭沫若和杨秀峰这两个耳背的人争了起来，便戏言他们是“二龙抢珠”。毛泽东见双方争执不下，也笑着向他们摆摆手，风趣地说：

“我看还是这样，从现在开始划一条‘三八线’，到此为止，以后科学院不得再从高校中挖人。”

不久，谈家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复旦大学重新开设了遗传学课。

欲知毛泽东在宣传会议结束后有何重要活动，请慢慢往下看。《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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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11 18:34

第267章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

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

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

马克思这一家不鸣。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话说1957年3月17日上午10时，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南下，他此行的目的是向一些地方党员干部宣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以及双百方针。

17日中午，毛泽东到了天津，召见了天津市委负责人黄火青、吴砚农、万晓塘、李耕涛、李华生。

是日晚，毛泽东来到天津市人民剧院，在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讲‘双百’方针吧！这是全党关心的问题。党内有赞成的，有不舒服的，有怀疑的。”

接着，毛泽东说：

“过去几十年，从有我们这个党以来，一直到去年上半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们党的精力主要是放在阶级斗争上。现在有些人说，共产党搞科学不行，大学里头教书不行，医院里头当医生不行，工厂里头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不行。我说这个话讲得对，讲得合乎事实，就是我们没有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大学教授。这是我们不行的方面。但是他们这个话也是不全面的，讲对了一半，还有一半是不对的。就具体的业务、具体的技术来说，我们是不能领导；就整个科学的前进这方面，我们能够领导，就是以政治去领导，以国家计划去领导。我们只有一个出路，就是向他们学习。有10年到15年，就可以学到。不仅在政治上领导他们，而且在业务上、在技术上领导他们。

现在，阶级斗争这件工作基本上结束。所谓基本上结束，就不是完全结束。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党的八大说了。我们全党要来搞建设，要学科学，要学会在大学里头当教授，在科学研究机关里头做实验、研究科学。要学会当工程师，当技术人员，当医生。要率领整个社会跟自然界作斗争。要把中国的面貌加以改变。为了改变中国的政治面貌，我们花了几十年时间。要大体改变经济面貌，也要有几十年时间。我们过去不会搞阶级斗争，经过许多失败，经过许多变化，我们学会了，善于搞阶级斗争了。现在我们搞建设也要几十年，是不是可以比我们在学习阶级斗争时所付出的代价少一点？如果我们不重复从前的错误，那末我们在建设的时候就可以付出比较少的代价，可以避免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事情。

因为阶级斗争基本结束而显露出来的各种东西，各种不满意，许多错误的议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我们应该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讨论中、在辩论中去解决。只有这个方法，别的方法都不妥。而现在党内有一种情绪，就是继续过去那种简单的方法，你不听话，就‘军法从事’。那是对付敌人的，那个方法不行了。凡是科学方面的问题，思想方面的问题，精神方面的问题，都不能用粗暴的方法。有两个方法，一个叫压服，一个叫说服。是采取压服的方法，还是采取说服的方法？现在我们有一些同志等不及了，大有要压一下的想法。压是压不服人的，只会使我们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用压服的方法，我们就没有理，就站不住脚，我们就输了。我们要学会说理，学会写说理的文章，学会作说理的报告。曾经有个同志跟我讲：‘搞那么多道理，老子就搞不惯。老子就是一冲。’我说你一冲呀，不能解决问题，要加以分析，要研究，写出有说服力的文章才行。至于各种错误的意见在报纸上、刊物上发表，开座谈会评论，会不会把我们的天下搞乱，把人民政府搞倒？我说完全不会。因为他们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他们中的大多数愿意跟我们合作，只有极少数人是敌视我们的。”

毛泽东又从扩大《参考消息》发行范围问题，讲到了党内党外都应该受锻炼，见世面。他还强调说：

“不要把自己关在房子里，把眼睛封起来，把耳朵封起来，那很危险。马克思主义是同它的敌对力量作斗争中创造出来的，发展起来的。现在还要发展。比如我们中国办事情，如果我们不发展马克思主义，那末事情就办不好。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到中国来实行的时候，就要带有中国的色彩，就要按照具体情况解决问题。如采取压服的方法，不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那就会使我们的民族不活泼，简单化，不讲道理，使我们的党不去研究说理，不去学会说理。马克思主义要跟非马克思主义作斗争才能发展起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之所以需要，就是这个道理。”

这天晚上，毛泽东离开了天津，继续南行，六下济南。

3月18日清晨，毛泽东到了济南。他不住宾馆，而是与山东省委书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舒同住进了临铁路线的一幢房子里。毛泽东说：

“我在北京不愉快。”

他们在一起除了谈工作，就是谈诗词，谈书法。关于乾隆的书法，毛泽东说：

“他的字有筋无骨，到处写，我不怎么喜欢。”

他说舒同的字有风度，有出处，好看。他们有时还谈中医。毛泽东说：

“我看中医少说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西医有多少年？就算100年吧，那1900多年老百姓怎么过的？还不是靠中医中药，应该说中医中药是有功的。中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中医中药要用现代科学知识去整理、研究、提高。取长补短。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派。阴阳五行为什么不能拿现代术语表达？一代人搞不清两代人行不行？10代人行不行？

他还说：

“鲁迅的父亲病了，请中医看，可是药引子难找，像经霜3年的甘蔗；要吃破鼓皮丸，用打破的鼓皮制成的；还要蟋蟀一双，要原配。”

说罢，他自己先笑了，点着一支烟，吸了一口，接着说：

“后来他父亲病死了，鲁迅对中医很有看法，不信中医。他的这个观点不大对。他找的是庸医，不要受这个影响。中西医要很好的结合。”

是日晚7时50分，毛泽东来到山东省政府大礼堂，对省级机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讲话。他说：

“去年下半年以来，我们党里头，社会上，人们的思想有一些乱，比如批评共产党的人多了，党外人士敢于讲话了，敢于讲我们党的缺点了。有人说共产党能不能领导科学？对社会主义有没有优越性也发生怀疑了。有一些人讲没有优越性，合作社办得不好。有一些知识分子讲，美国比中国好，比苏联好。去年这一年，特别是下半年，人民内部闹事也发生了不少。报纸上，小品文、讽刺文章多起来了，批评缺点、冷风热嘲多起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跟着资产阶级走，否定一切，不加分析，把情况看得比较坏。另外一些共产党员就不服气，说：‘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条闹出来的’。所以，我们党里头有两种人。一种人，外面讲什么，他们也跟着讲；另一种人就想收，谁不听话的时候就想压一下子。这是现在的情况。”

对于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外国的事情对我们有影响，比如苏共二十大把斯大林批评了，后头发生波兰、匈牙利的事件，国际上有反苏反共的风潮。还有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无论是肃反、土改、合作化、社会主义改造的工作中间，都有主观主义的错误，有官僚主义的错误，也有宗派主义的错误。这些引起一些人的思想混乱。有外国的影响，但主要还是我们国内的原因。我们现在处在这么一个时代，就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第8次代表大会作了结论的，这个结论是合乎情况的。我们过去反对蒋介石，解放战争，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是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阶级斗争。这么一场大斗争到去年上半年基本上结束了，人民内部的问题就显出来了。基本的原因是这个原因。人民内部的问题多起来了，就暴露出来许多思想问题，就有一些乱了。过去是不是有思想问题呢？过去有的，实际上我们刚进城那几年更乱一些。但是，那些不同的意见，那些意见分歧，被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掩盖了。”

关于“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这一结论，毛泽东解释说：

“所谓基本上结束，就是说还有阶级斗争，特别是表现在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只说基本结束，不说全部结束。这一点要讲清楚，不要误会。这个尾巴要吊很长时间。特别是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阶级斗争，就是无产阶级思想跟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把它当作内部矛盾来处理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任务转到什么地方？转到搞建设，率领整个社会，率领6亿人民，同自然界作斗争，把中国兴盛起来，变成一个工业国。”

关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谁胜谁负的问题，毛泽东说：

“按照八次大会所说的，基本上分了胜负的，就是资本主义失败了，社会主义胜利了。是不是最后胜利了呢？那还没有。最后胜利还要有一个时期，大概要3个五年计划。至于两种思想的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同无产阶级思想，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那就要更长一点了。我今天讲的总题目叫做思想问题，这是有理由的。尽管社会制度起了变化，但是那个思想还相当顽固的保存着。特别是在世界观这方面。是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是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唯心论，还是唯物论；是形而上学的唯物论或者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还是辩证唯物论。这样两种思想方面的斗争，时间还要更长一些。”

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说：

“在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是相当值钱的，我们一天也离不开他们。所以，我们要争取他们，在世界观这个问题上，要使他们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大约需要经过3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到那个时候，马克思主义就可以取得决定性胜利”

毛泽东最后讲到了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争取知识分子，要争取党外人士，先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先把自己的作风整顿一下。今年准备，明年一年，后年一年，下点毛毛雨，吹点微微风，把我们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吹掉。我们是从保护同志出发，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适当的批评，达到新的团结。”

“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听说去年评级的时候，就有些人闹得不像样子，痛哭流涕。人不是长着两只眼睛吗？两只眼睛里有水，叫眼泪。评级评得跟他不对头的时候，就双泪长流。在打蒋介石的时候，抗美援朝的时候，土地改革的时候，镇压反革命的时候，他一滴眼泪也不出，搞社会主义他一滴眼泪也不出，一触动到他个人的利益，就双泪长流。听说还有3天不吃饭的事情。我说，3天不吃饭，没有什么要紧，一个星期不吃饭就有点危险了。总而言之，争名誉，争地位，比较薪水，比较吃穿，比较享受，这么一种思想出来了。为了个人的利益而绝食，而流泪，这也算是一种人民内部的矛盾。有一出戏，叫《林冲夜奔》，唱词里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我们现在有些同志，他们也是男儿（也许还有女儿），他们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评级时。这个风也要整一下吧。”

毛泽东在他讲话结束1个小时以后，乘专列离开了济南。

3月19日清晨，毛泽东到了“其山嵯峨，其土颖多”的古城徐州。他问及徐州辖区内的刘邦故乡沛县，并提议去那里看一看。尔后，毛泽东从徐州乘飞机到南京去，徐州古城的风物人情，依然在他的意念中盘桓。他看见秘书林克在看书，就问道：

“你读没读过萨都剌的徐州怀古？”

林克说：

“没有读过。”

毛泽东就把林克手中的书拿过来，在书的扉页和窄窄的书边上，写下了元朝人萨都剌的《彭城怀古》一词的全文：

古徐州形胜，消磨尽，几英雄。想铁甲重瞳，乌骓汗血，玉帐连空。楚歌八千子弟兵散，料梦魂，应不到江东。空有黄河如带，乱山回合如龙。

汉家陵阙起秋风，禾黍满关中。更戏马台荒，画眉人远张敞，燕子楼空。人生百年如寄，且开怀，一饮尽千盅。回首荒城斜日，倚栏目送飞鸿。

毛泽东写完了，停下笔，对林克说：

“萨都剌是蒙古人，出生在现在的山西雁门一带。他的词写得不错，有英雄豪迈、博大苍凉之气。这首词牌叫木兰花慢，原题是彭城怀古。彭城就是徐州，就是那个传说活到800岁的彭祖的家乡。重瞳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司马迁《史记》中提及项羽其貌不凡，铁马重瞳。他的坐骑叫乌骓，起初兵多势大，可惜有勇无谋，不讲政策，丧失人心。最后，兵败垓下，自刎乌江。”

毛泽东说到这里，又在林克的书上写道：

“项羽重瞳，犹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

毛泽东放下笔，又说：

“湘东一目，指的是梁武帝年间的湘东王萧绎，幼年时瞎了一只眼。他后来好学成才，平定侯景，即位江陵。‘戏马台’原是项羽阅兵的地方，刘裕北伐时也曾在此大会将校宾客，横槊赋诗，气势如澜。‘画眉人’用的是西汉张敞的故事。此人直言敢谏。‘燕子楼’为唐朝驻徐州节度使张焙所建。张焙袭父职驻节徐州，结识彭城名姬关盼盼，收娶为妾。她歌舞双绝，犹工诗文。张死后归葬洛阳，盼盼恋张旧情，独守空楼10余年。小楼多燕子，故名燕子楼。诗人白居易过徐州，因此故事写了一首七绝：‘满窗明月满帘霜，被冷灯残拂卧床。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萨都剌写了这些有关徐州的典故，吊古伤今，感慨人生，大有英雄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乱山川的情调。初一略看，好似低沉颓唐，实际上他的感情很激烈深沉。”

毛泽东说完了，吸了一口烟，又说：

“请老师教Eng-lish。”

此时，摄影师趁毛泽东在学英语时，为他拍摄了一张照片，后来被称作是《飞机上的工作照》。

3月19日中午12时，毛泽东飞抵南京，住在原美国驻华使馆。他在稍事休息后，立即召集江苏、安徽两省和上海市的负责人座谈，了解情况。座谈会结束后，毛泽东细心的写下了一个讲话提纲。他还特别在提纲的下面注明是：“1957年3月19日于南京”。

3月20日上午8点，坐落在南京市中心长江路中段的大会堂里，身着清一色蓝制服的江苏、安徽省市党政机关党员干部和身着戎装的南京军区的领导人，济济一堂，可以容纳3000多人的大会堂，楼上楼下，座无虚席。

毛泽东在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等人的陪同下，缓步来到主席台上，微笑着频频挥手。会场里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也经久不息。毛泽东落座后，江渭清走到台前，激情地说：

“今天召开党员干部大会，请毛主席来给我们作重要讲话。”

江渭清的话音刚落，台下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毛泽东摆摆手，他习惯的擦根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开口便说：

“我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来到处讲一点话。”

他顿了一下，接着说：

“南京这个地方，我看是个好地方：龙蟠虎踞。但有一位先生，他叫章太炎，他说这龙蟠虎踞是‘古人之虚言’，是古人讲的假话。看起来，这在国民党是一个虚言，国民党在这里搞了20多年，就被人民赶走了。现在在人民手里，我看南京还是个好地方。”

毛泽东又吸了一口烟，环视了一下全场，说：

“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转变时期，就是过去的一种斗争——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基本上完毕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对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的斗争，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也是阶级斗争。后来呢，我们又搞社会主义运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它的性质也是阶级斗争的性质。从总的来说，过去我们几十年就干了个阶级斗争，改变了一个上层建筑，旧的政府，蒋介石的政府，我们把它打倒了，建立了人民政府；改变了生产关系，改变了社会经济制度。从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说，我们的社会面貌改变了。”

毛泽东说到这里，环顾了一下这个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召开“国民大会”的场所，说道：

“你看，我们这个会场在座的人，不是国民党而是共产党。从前，我们这些人，这个地方是不能来的，哪一个大城市都不许我们去的。如此看来，是改变了，而且改变好几年了。阶级斗争不仅仅改变了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它也能为改变另外一件事开辟道路，就是为发展生产、为建设开辟道路，为人民生活的改善、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开辟道路。

我们现在是处在这么一个变革的时期：由阶级斗争到了向自然界作斗争。要改变生活，要搞建设，就要向自然界作斗争。由革命到建设，由过去我们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和后头的社会主义革命，到技术革命，到文化革命。这个方面，我们过去使用手工，用手使用的工具来做桌椅板凳的，用手去种粮食种棉花的，一切都是用手。现在要改为用机器，使用机器那么一种技术，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革命。没有这样一种革命，我们这个国家单是政治改变了，社会制度改变了，我们国家还是一个穷国，还是一个农业国，还是一个手工业、手工技术的国家。为了这个，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技术革命。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文盲国家，有80%的文盲，全国人民都要提高文化，这就要进行一个文化革命。现在，似乎还有一些人不认识这么一种变化。

有些人讲，到了社会主义，大概是要过好生活了。这就是不懂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立好。至于用主要力量搞生产，我们才刚刚开始。没有生产就没有生活，没有多的生产就没有好的生活。”

毛泽东扫视着全场，满怀豪情地说：

“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100年吧。要分几步来走，大致说来，有十几年要稍微好一点；有个二三十年就更好一点；有个50年可以勉强像个样子；有100年那就了不起，那就和现在大不相同了。要100年，我就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就不能享福了。要进行艰苦奋斗、白手起家的教育。我们现在是白手起家，祖宗给我们的很少。让我们跟全国人民一道，跟国家一道，跟青年们一道，干它个几十年。这个世纪，上半个世纪搞革命，下半个世纪搞建设。现在的中心任务是建设。”

毛泽东讲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人民闹事如何处理。他说：

“对人民闹事，要采取完全新的方法。对犯了法的人，应该按照法律程序处理。其他的人，应该说服教育，不要开除。你这里开除，是以邻为壑。许多同志对于人民跟我们闹事没有精神准备。因为过去我们跟人民一道反对敌人，现在敌人不在了，看不见敌人了，就剩下我们跟人民，他有事情，不向你闹，向谁去闹呢？对于人民闹事，有主张用老办法对付的，就有几个地方叫警察抓人。我说，学生罢课叫警察抓人，这是国民党的办法。也有束手无策的，完全是没有办法。不怕帝国主义，不怕国民党，就是怕老百姓。过去那一套，他是好手。要讲对付人民闹事，他没有学好，这一课没有上过。要跟党内党外公开的提出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办法就出来了。”

他还说：

“现在存在的两种观点都不妥当。一种是右的观点，认为世界上太平无事了，对于一些应该处理的反动分子和坏人不依法处理。这方面，现在各省都有发生，应该注意。另一种是夸大的观点，‘左’的观点，说现在还有很多反革命。现在还有暗藏的反革命，这一点要肯定。但是过去肃反根本上是正确的，我们中国不会出匈牙利那样的事情，其中有一条原因，就是我们肃清了反革命。”

毛泽东讲的第三个问题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加强思想教育的方针。关于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问题，他对面前的这几千个跟着他出生入死的工农出身的大老粗部下，谆谆告诫说：

“对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我们如果看不起他们，如果以为可以不要他们，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我们离不开他们。我们离开这几百万知识分子，可以说一步都不能走。这几百万知识分子，是有用之人，是我们的财产，是人民的教员。对这些人不能搞唯成份论，对他们的进步应该肯定。”

毛泽东讲的第四个问题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他说：

“现在党外人士深怕我们‘收’，说我们‘放’的不够。我们的同志则有一点想‘收’。中央的意见是应该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应该‘放’，而不是‘收’。高压政策不能解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取高压政策。这样做会不会‘天下大乱’？会不会像匈牙利事件那样把人民政府打倒？不会！中国的情形跟匈牙利不同，共产党有很高的威信，人民政府有很高的威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是批评不倒的。”

毛泽东最后讲的是整风问题，他说：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这种现象不好，应该对这些同志进行教育。”

毛泽东讲话结束了，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他离开座位，缓步走到台前，向他的基层指挥员们挥手告别。

3月20日下午1时，毛泽东乘飞机由南京飞往上海，途经镇江上空时，他触景生情，想起了宋朝人辛弃疾的词作，情之所至，奋笔手书了《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一幅酣畅淋漓的毛体书法作品写出来了，他又兴致勃勃的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解说了辛弃疾这首词的典故。他说：

“京口北固亭在镇江东北；京口曾是三国时吴国孙权建都的地方。这首词里的‘不尽长江滚滚流’，是借引杜甫诗的句子。‘生子当如孙仲谋’，是借引曹操的语言。《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刘备问：‘谁能当之？’曹操以手指刘备后自指说：‘当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

毛泽东顿了一下，又说：

“刘备比曹操所见略迟，但刘备这个人会用人，能团结人，终成大事。”

不少工作人员以前多次听毛泽东讲过三国故事，但这一次看着他又是龙飞凤舞的书写，又是绘声绘色的评说，仍然是百听不厌，感奋不已。

毛泽东飞抵上海后，没有休息，而是驱车到海边游了一会儿水。

下午5时，毛泽东前往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在上海市党员干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这是他此次南下的第4次讲话，其内容和在南京的讲话大致相同，但相比较更为系统一些。关于当前阶段的基本特点，他又强调说：

“在我们目前的新的任务，就是建设，建设也是一种革命，就是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要团结整个社会的成员、全国人民，向自然界作斗争。当然，在建设过程中还是离不了人与人之间的斗争，在目前的过渡时期中，人与人之间的斗争还包括着阶级斗争。我们说阶级斗争基本完结，就是说还有些没有完结，特别是在思想方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要延长一个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样一种形势，我们党是看到了的。在党的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大会的决议都说到，大规模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了。随着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开始比过去显露了。但是至今还有许多同志对于这种形势不很清楚，还用过去一些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

应该说在过去一个时期内，中央对这个问题也没有做详细说明，这是因为，这个变化还是在不久以前才成熟的。比如我在去年4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了十条关系，其中有两条，一条是敌我问题，一条是是非问题。在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阶级斗争基本上结束了，到了去年下半年党召开代表大会的时候，才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点。现在情况更明白了，就需要更加明白的告诉全党：不要使用老的方法来对待新的问题，要分清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必须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我们今天应该公开讲这个问题，不但在内部，在党内，而且在报纸上讲清楚这个问题，作出适当的结论。”

上海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关于知识分子问题，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说：

“我们的任务就是争取他们，要在比如3个五年计划之内（还有11年），使整个知识分子在学习马克思主义、跟工人农民结合的问题上，前进一步。其中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或者入了党，或者是党外积极分子。然后再进一步，争取其余的知识分子。我们要这样分步骤的改变知识界的状况，改变他们的世界观。”

关于文艺的工农兵方向问题，毛泽东又强调说：

“文艺当然是工农兵方向，没有别的方向。你还能搞那个地主方向，资产阶级方向，帝国主义方向？”“现在怀疑工农兵方向的知识分子，还是反映了资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富裕阶层的思想。”“我们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团结争取过来，条件是完全充分的。但是也还需要时间，要有十几年二十几年那么长的时间，不能快，不能忙。马克思主义只能逐渐说服人，不能强迫灌进去，灌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关于中央的“放”的方针，他强调说：

“不但在纯粹科学艺术的问题上，而且在涉及政治性的是非问题上，只要不属于反革命一类，也应该让他们自由讲话。”“一般人民说错了话，或者闹了事，不能对他们使用专政的方法，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

关于整风问题，毛泽东强调说：

“我们跟党外人士的关系，应该比过去进一步，这也是整风的任务之一。现在是隔着一层。党与非党有一点界限是必要的，没有区别是不好的。应该有区别，这是第一；第二，就是不要有一条深沟。现在的情况就是有许多地方党内党外这个沟太深了，应该把这个沟填起来。要跟他们讲真心话，这样，他们会进步得更快些。不要讲一半，还留一半在家里。”

毛泽东最后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采取上面所说的这些方针，会不会妨害党的领导？”“我们希望造成这样一个中国，希望把我们国家变成这样一个活泼的国家，使人们敢于批评，敢于说话，有意见敢于说，不要使人不敢说。”“我们采取这样的方针，我相信，人民的政治情况，人民跟政府的关系，领导者跟被领导者的关系，人民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就将是一种合理的活泼的关系。这样我们的文化、科学、经济、政治，我们整个国家，就一定可以比较快的繁荣发展起来。我们国家就会变成一个有近代农业的、工业化的国家，人民的生活会要好起来，我们的希望就一定可以实现。”

3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上海约见了周谷城、金岳霖、郑昕、贺麟、王方铭几位学者。

周谷城家居上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史学会会长。毛泽东对上海市副市长许建国等人说：

“周谷城是我的老朋友，我认识他比认识你们还早得多。”

周谷城受宠若惊，赶紧申明说：

“许副市长，我是个不争气的人。我怕死。”

毛泽东不以为然，他说：

“不要紧，没有人怪你。”

周谷城所说的怕死，是指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上海以译书、卖文为生的那段经历。

毛泽东谈到了中国革命的实践，他说：

“中国革命开始是很困难，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等人跟着别人跑，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一个又一个的失败。直到1949年，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的时候，还有人阻止，据说千万不能过长江，过了，就会引起美国出兵，中国就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点着烟，接着说：

“我没有听他们的。我们过了长江，美国并没有出兵，中国也没有出现南北朝。如果我们听了他的话，中国倒真可能出现南北朝。后来，我会见了阻止我们过长江的人，他的第一句话就说：‘胜利者是不应该受责备的。’我没有听他的话，他并不责怪，反而肯定了我们是胜利者。”

“可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实事求是、独立思考的胜利。陈独秀、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张国焘，都不能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却盲目的跟着别人的指挥棒转，所以，他们只能把中国革命引向失败。

搞科学研究，也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千万不能把自己的脑袋长在别人的脖子上。对老师不要迷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老师的成绩和优点，应该学习，应该继承发扬；老师的缺点和错误，要善意的批评指出。”

是日晚9时10分，毛泽东乘专列离开上海，于子夜时分到达南行的终点站杭州。

此时，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都在杭州。毛泽东一边休息，一边办公。他先后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7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汇报，李先念关于1956年度财政收支情况和1957年度财政预算的汇报。

1957年4月3日中午，毛泽东驱车来到杭州市郊解放军某部营房。指导员王宝善以为是哪位首长来检查工作的，就跑上前去迎接。待他见到来人是毛泽东，心里猛地一跳，就愣住了。毛泽东握着王宝善的手，亲切地问：

“同志们正在开饭，是吗？”

“是，刚刚开午饭。”

王宝善立刻回答。毛泽东让他领着查看了士兵的宿舍，看看床铺和褥子。战士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端着饭碗拥到食堂门口。毛泽东一路向战士们招着手，走进了食堂，他端起一盘菜，看了看，问身边的战士：

“每顿的菜够吃吗？”

战士们争着说，够吃了！毛泽东又问：

“每天的伙食费多少钱？是4角2分吗？”

“是4角2分。”

毛泽东向战士们招招手说：

“同志们吃饭，吃饭吧。”

说罢，便向食堂外走去，在伙房门口正好碰上了炊事员顾炳甫，他握着顾炳甫的手说：

“啊，你是大师傅，辛苦了！”

顾炳甫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含着热泪笑了。此时已经12点多了，毛泽东和战士们挥手告别，战士们热烈的鼓掌，欢送毛泽东。

4月4日至6日，毛泽东连续3天在南屏游泳池召开有江苏、浙江、福建、安徽、上海4省1市有关负责人参加的关于思想动态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陆定一、谭震林、柯庆施、魏文伯、曹荻秋、刘季平、石西民、江渭清、刘顺元、刘子见、陈书同、余克、方乙、江华、林乎加、吕志先、叶飞、许彧青、杨文蔚、曾希圣、黄岩、吴文瑞、李彬、李继祥。仅将与会者的发言及毛泽东所发表的议论记录抄录如次：

石西民（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少数人说，共产党放长线钓大鱼，要看看市委的态度。

毛泽东：要让人家批评，一点不生气，然后去分析。现在知识分子像惊弓之鸟，怕得利害，他们要看一看，他们是一定要看的，可能看上一二十年，20年以后也还是要看的。我们党内同志也是要看一看的。如“治病救人”一条，过去犯错误的同志也是不相信，经过七大到八大，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才相信。“三反”反出那么多“老虎”，后来80%都降下来了，100元以下的就不算贪污了，太多了嘛。一个人搞百把块钱，一世就完了。“五反”开始也到处是坏人，后来五类一分，打击面就小了。总之，共产党的政策要让大家来考验，领导者也要受被领导者考验。

石西民：党内有一些干部说，现在搞百家争鸣不是时候。有的认为百家争鸣与千百倍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相矛盾，重大政策的传达要求先党内后党外，一下推开感到难办。

毛泽东：八大已做了结论，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时候。党与非党之间有堵墙，墙不拆，如何争取群众？什么叫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是为了争取群众嘛。不考虑争取群众，谈不上政治思想工作。现在党与非党之间有条沟，而且很深。我并不是说党与非党不要有界限，应该有条线，混起来不好，但是不应该变成鸿沟，脱离群众。党内党外一起来好，这样快，就把许多人推上政治斗争舞台，不然两三年也不得解决。现在党外传达很快，党内反而迟，报上也很少反映。回去就要批评《人民日报》，是什么人的报纸？

石西民：有人提出报上开展百家争鸣要有5个条件：必须有领导、有选择，有准备，有说服力，有利。有人不同意这种说法。

毛泽东：这么多条件，叫我也难办。领导要有，搞方向就叫领导了，但不要干涉过多。有领导是肯定的，但毛病一点不出，难。有选择，也会选错的，准备它有错。有准备是对的，也不能准备得那样周到。有说服力很对，这条比较具体。有利，看怎样讲，什么叫有利？百花齐放有利，还是一家独放有利？这几个条件都很难办，但是不要教条主义。

石西民：有人说电影要“力争香花，避免毒草”。有人认为这个口号不妥当。

毛泽东：毒草怎么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怕毒草，而且也难得分辨香花毒草。人们不是以毒草面目出现的，谁会说自己是毒草？其实，毒草也不那么多，似毒非毒的多一些，这是中间人物占多数的缘故。对片面性问题，只能要求逐步有比较多的人使用辩证法，比较能全面一些看问题，少一些片面性，而不是立即要求党内党外人士都避免片面性。凡政策性问题，党内讲的都向他们讲，缺点也向他们讲。我们讲了自己，这样就好讲他们的缺点了。人总有懂得与不懂得的矛盾，马克思也是如此。已知与未知的矛盾，工作做好与做不好的矛盾，永远存在。我在上海是第4次讲，已经比较完整了，你们上海还提出这么多批评嘛。话也难讲啊！你们在省里，不要认为讲一下，人家就举双手。哪有这样简单！

李彬（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的干部听了传达后说，现在事情难办了，不好好学习干不下去了。

毛泽东：不能靠历史吃饭，不能靠威势吃饭。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力服人。理不足，不能服人，势力大也不能解决问题。以力只能服敌。敌人是不和你讲理的，你跟他讲理他不听，他只讲力。对人民只有说理，只要没理，不管势力多大，资格多老，也输了。因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研究，要学习，要教育我们的干部和党员靠道理，靠学问，别的都不靠。这一点要进行广泛的教育，干部靠资格、靠势力是很危险的。

李彬：现在民主党派在学校中发展成员很积极。机关中有的党外副厅长想参加共产党，民主党派拉得紧，自己不愿参加，叫老婆参加应付应付。

毛泽东：知识分子应吸收一批进党内来训练。争取三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入党，已加入民主党派的也可以跨党。只有民主党派的主要骨干应劝他不进党。知识分子入党条件不能太高。现在指定谭震林、陆定一、安子文3人负责，最近开一个会，总结一下知识分子入党的经验，定出发展要求。这里有个政策问题。如不争取一批人入党，将来无人去做争取知识分子的工作，对我们党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工作的总方针不利。“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开放的政策，而组织上是关门的，这不行，不协调。当然，也要稳步的吸收他们参加。

李彬：高等学校里传达了主席的报告以后，有的党外教授反映，想向院里党员领导干部提一下意见，好改变一下过去有些距离的情况。

毛泽东：要改善共产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与知识分子不能共事，这是什么作风？不与知识分子接近是宗派主义的作风。主要原因不是他们，是我们，是第一书记。第一书记不仅要抓思想，而且要看各种文章，要看哲学、历史、经济、文学、逻辑、艺术方面的文章，自己这方面的知识要逐步增长起来，兴趣要养成。（有人插话：工作太忙。）忙，就应该把其它事情让旁人多搞一些，多抽出些时间抓思想工作，思想工作是灵魂嘛，这就抓起纲领来了。

刘子见（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扬州地委政法部长说，不久以前泰兴有人闹事，捕了6个人，开始准备分别判处半年到两年徒刑，现在看判得不当。

毛泽东：我的讲话有这么大的影响！你讲的这个材料很好，看来还是要讲一讲。一听到闹事，就想到敌人，就实行专政。阶级斗争搞惯了，将对付反革命的办法用到闹事的人民身上。过去在革命的时候，我们和人民一起，向封建势力要民主。现在我们胜利了，自己掌握政权，很容易强调专政，忽略民主的一面。

刘子见：有些人听了人民内部有矛盾以后大吃一惊。

毛泽东：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不是讲过了吗？为什么要大吃一惊呢？贫农、下中农、中农、富农不是有矛盾吗？

刘子见：总的看来，目前干部中“左”的情绪是主要的。

毛泽东：“左”的倾向是历史上留下来的影响。因为过去几十年来都是搞阶级斗争嘛。

刘子见：民主党派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很满意，认为这样加重了自己的责任。只是觉得共产党对他们提意见少，成了单方面的监督了。

毛泽东：对民主党派要讲真话，对民主人士要更积极一点。要说的就说，有缺点就向他们提出来。这样比若即若离好。当民主人士也有一大苦楚，不是愿意当的。要看到的看不到，要听到的听不到，共产党的底摸不到，又是有职无权。所以我说党与非党要有一条线，不要有一条沟，要打通它。6亿人口同舟共济嘛。开会让他们一起听，他们就放心了，更加靠拢了。见了面也可以讲一点党内的缺点。打破党内宗派主义的状态，克服不学习的现象，克服不虚心的现象，我看很有必要。

刘子见：在学习主席讲话中，有人反映，八大决议指出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社会制度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现在又讲人民内部的矛盾，对这几种矛盾的关系，不知怎样才是完整的认识？

毛泽东：八大决议关于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说法，是犯了个错误，理论上是不正确的。有的同志说，所谓落后的生产力是与外国比较的，是与将来比较的。为什么要与外国比呢？与外国比有什么意义呢？有矛盾，是指生产力本身由落后到先进。生产力怎能与外国比呢？我们的生产力与苏联、美国比是落后。比中国，怎么能说是落后呢？比蒋介石，比1950年，不是先进了吗？有些同志说这是与将来比的，将来有1万万吨钢。那是将来的事情嘛。如老柯（指柯庆施——笔者注）十几岁的时候衣服很小，现在穿就发生问题了，在当时穿起来是合身的。所以不能这样比。这样比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这个错误如何纠正，请大家想办法。

刘子见：主席说的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这如何解释？

毛泽东：这个问题我说过，但还没有肯定。

陆定一：有两种革命：一种是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一种是一个社会制度内部的革命，如中国封建制度内部多次革命，但生产关系并没根本变化。主席讲的将来的革命，可能是指后一种革命。

毛泽东：不！我讲的革命不是你讲的那种，是讲的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有矛盾的。现在的生产关系是集体所有制，是国家所有制。一万年后生产关系总要改变，最后要以地球为单位，不是国有化，而是“球有化”。当然，总不会回到剥削关系。剥削是生产不足的表现。

吕志先（浙江省委宣传部长）：党外的人士听了主席的报告之后都很兴奋。

毛泽东：党外兴奋，党内呢？

吕志先：我们准备5月开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没有党外人士参加？县里来不来人？（对陆定一）我们的宣传工作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有党内外人士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报道？最高国务会议一声不响，宣传工作会议还不响。《人民日报》对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声不响。

吕志先：我们检讨过去对陈其通等同志的文章（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于1957年1月7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批评了他们认为是违反党的文艺政策的倾向——笔者注）有同感。

毛泽东：陈其通的思想，恐怕代表了党内大多数，90%。所以，我这个报告毫无物质基础，与大多数同志的想法抵触嘛。

吕志先：我们思想上总想极力避免毒草。

毛泽东：这是不可能的。

柯庆施：毒草和错误的东西，批评不批评？

毛泽东：你们不是已经批评了吗？毒草要让它放出来，批评要有说服力，看清楚了就驳，看不清楚的就等一下，不要慌。但是不要等太久。

吕志先：党外人士对我们的肃反有意见。

毛泽东：领导要经得起考验。现在党外情绪高，党内大概会先低后高。任何一个方针、政策，都不是哪个人一讲就行的，灵不灵，要经过考验。到解决了一些问题，取得了经验，看到这个方针灵了，情绪才能高起来。过去教条主义者说自己是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当时俘虏了一些人，经过考验就搞清楚了。应该让干部在工作中试验试验。党的任何一条方针都要拿到群众中去考验。

江华（浙江省委书记）：党外人士问，从最低干部到最高领袖，最高决策，能不能批评？

毛泽东：宪法有规定嘛，让他批评嘛。6亿人口中所有有缺点的人，不管官有多大，都可以批评。讲对了就接受。讲得不对，如果没有害处就算了。

许彧青（福建省委宣传部长）：报社组长以下要求“放”，编委会有顾虑。

毛泽东：我的讲话还是有群众嘛，组长以下还是主张“放”嘛。

许彧青：报纸工作，群众的要求与党委的要求有矛盾。

毛泽东：怕人家批评怎么能办好报纸？人家提提意见有什么不好？文教、报纸、刊物、戏剧，都是教育人民的工具，要经常教。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报纸、学校、戏剧，各地无人管，这种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你们（书记）管得太少了。

许彧青：厦门大学校长王亚南批评我们的大学有3个缺点：1、行政机构太大，工作效率太小。2、用领导机关的办法来领导学校。3、党员干部水平不高，党员的优越性在大学里看不出来。

毛泽东：是嘛，在大学里我们就是没有优越性嘛。要把接管大学的人调出来。要真正配备一个队伍，包括中学在内。我们有些同志靠摆架子，不摆又没有办法。没学问，要做官，就要摆架子，吓唬人。大学中原来去的干部只能留下一部分，留下有用的部分，主要靠重新配备队伍，办法是把教授吸收入党，重新配备队伍。现在要早做准备，多吸收些教授入党，不然外行不能领导内行。

叶飞（福建省委书记）：大家对主席的报告反映很好，都觉得启发很大，但许多问题一接触实际就又不通了，如对人民闹事让他闹够，很多人就想不通。

毛泽东：对于党外党内人的意见都不能采取一下子顶回去的办法，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然会犯错误。有人说，赵超构的《新民晚报》是黄色报纸，我在北京就看了一下，我看不能说是黄色报纸，我看还不错嘛。有人说我们不能领导科学，也不能一下子顶回去，要分析。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一装，人家就说你水平不高，进步不快了。自己不讲人家还是要讲的，自己主动讲不是更好。相当多的党外话是对的，他们讲话是考虑过的。有的讲的不对，是不了解情况。有一部分要分析，有一部分要接受，决不可一下子顶回去。如果采取一下子顶回去，就会处于被动。

有人提出培养年轻人的问题。

毛泽东：赤壁之战，程普40多岁，周瑜20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

4月9日，毛泽东回到了北京，他找来胡乔木谈话，查问说

“《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为什么连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克思这一家不鸣。”

毛泽东说：

“我在南下视察时发现了这个问题，感觉很不妙。”

4月10日中午12时35分，毛泽东召集陈伯达、胡乔木、周扬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还有副总编辑胡绩伟、王揖、林淡秋、黄操良、袁水拍、王若水谈话，他说：

“睡不着，找你们来谈谈。看了今天的社论，虽然发得晚了一些，总算对陈其通4人的文章表了态。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陈其通4人的文章发表以后，《人民日报》长期以来也没有批评。你们按兵不动，反而让非党的报纸拿去了我们的旗帜整我们。过去我说你们是书生办报，不是政治家办报。不对，你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也不是书生办报，应当说是死人办报。你们到底是有动于衷，还是无动于衷？我看是无动于衷。你们在4月6日《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和今天的《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论里，为什么连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会议提都不提？你们多半是对中央的方针唱反调，是抵触、反对中央的方针，不赞成中央的方针。”

邓拓解释说：

“过去中央曾有规定，党的会议不发消息，主席讲话未公布前，也不引用。我对这件事没有抓紧。”

毛泽东说：

“中央什么时候有这个规定？最高国务会议发了消息，为什么不发社论？消息也只有两行。为什么把党的政策秘密起来？宣传会议不发消息是个错误。这次会议有党外人士参加，为什么不发消息？党的报纸对党的政策要及时宣传。最高国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没有声音，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党报被动，党的领导也被动。党报在非党报纸面前丢脸。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目前还不能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的意思写文章。对党的政策的宣传，《人民日报》不是没有抓紧，而是没有抓。”

他在询问了4月10日社论的写作过程以后，接着说：

“写文章要联系当前政治，这篇社论和那篇《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社论，都没有提到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没有发生这回事。中央开的很多会议你们都参加了，参加了会回去不写文章，这是白坐板凳。以后谁写文章，让谁来开会。

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致？几个副总编辑像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论嘛，为什么不和邓拓争论？要民主集中，但内部可以争吵，拍桌子。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

胡乔木解释说：

“《人民日报》曾经搞了个计划，组织过几篇文章，我因为没有把握，压下来了。这事不能全怪报社，我也有责任。”

毛泽东说：

“现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究竟是什么？百家者，两家而已：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知识分子百分之七八十是处在中间状态的。争鸣，就是两家争取这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有人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正在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哪里还会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知识分子的毛可以附在资产阶级的皮上，也可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现在应该附在无产阶级的皮上。

要接近党外知识分子，了解他们。要跟非党知识分子交朋友。我愿意同民主人士、中间派谈，比如李鼎铭。党员的党话太多。近来我在找党外的教授、工程师谈。

现在的知识分子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们的灵魂依旧在资产阶级那方面。小说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操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知识分子要解决这个‘身在曹营’的问题，要在无产阶级的皮上粘得很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争取知识分子，用什么办法？一种办法是压，这不会使人心服，口服心不服。1953年统购统销时，党和农民的关系很紧张。现在，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相当紧张，知识分子魂魄不安。党内也紧张。还要继续紧吗？另一种办法是松，我主张松，这样他们就靠拢我们了，有利于改造。不能紧，越紧他们就和我们的距离越远。过去太紧，现在要松一点，使他们靠拢我们一点。

知识分子大多数是爱国的。反革命有，不多。要允许他们自由发表意见。我们的政策是‘放’，还是‘收’？不能收。很多同志不了解这一点。

《光明日报》接连发表几篇文章，都是讨论当前重大政治情况的。这些情况《人民日报》编辑部也应该讨论。

《新民晚报》赵超构问我，过去提过‘短些，短些，再短些’，可不可以再加一个‘软些，软些，再软些’。我说，有两个‘软些’就够了嘛！当时是怕他们搞黄色的东西。这次出去又看了看《新民晚报》，觉得那个报纸还是严肃的，没有什么黄色的东西。有些东西还硬了些，不敢放开讲。《光明日报》有几个副刊也还好。《文汇报》，《中国青年报》，《新民晚报》或者《大公报》，《光明日报》，最后是《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这样一个名次。《人民日报》标题就不吸引人，有些文章开头一段就不吸引人。《人民日报》社论《教育者必须受教育》，讲了知识分子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就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从引文讲起，总是先讲死人、外国人，这不好，应当从当前形势讲起。马克思的文章较深，不好懂。斯大林的文章通俗，但斯大林的文章有教训人的味道，不平等，动辄‘由此可见’，‘这就是说’，论述不够，说服力不强。从马克思到列宁，越来越通俗。今后写文章要通俗，使工农都能接受。”

有人提出，希望有位中央委员、最好是一位政治局委员来《人民日报》坐镇。毛泽东说：

“编辑工作困难是有的，但在现在条件下，还可以改进。《人民日报》树大招风嘛！需要有一个政治局委员主持工作，内外都能顶住，但现在还没有适当人选。”

有人提出杂文难写。毛泽东说：

“杂文要有，整个报纸的文风要改进。杂文也可以写得全面一些。鲁迅的杂文就很全面。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以后，可以给你们写些文章。”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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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11 18:38

毛泽东在谈话结束前，提出了6点总结意见，他说：

“1、报纸的宣传，要联系当前的政治，写新闻、文章要这样，写社论更要这样。如2月间最高国务会议和3月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及其以后的发展，报纸的宣传要围绕这个当前最重要的政治来做。

2、中央的每一重要决策，报纸都要有具体布置，要订出写哪些社论、文章和新闻的计划，并贯彻执行。2月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当时来不及整理发表，但可以根据讲话要点写文章、社论来宣传，在这方面，《人民日报》有充分的条件可以得风气之先。现在这个讲话已作了多次修改，差不多了，只有几个地方还要斟酌一下，再过几天就可以发表。《人民日报》就要准备做系统的宣传。

3、《人民日报》要在现有条件下努力改进工作，包括领导工作。编委会可以扩大些，开会要讨论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实质问题，可以争论。报纸的编排和文风，不要刻版，要生动活泼。文章要写得短些、通顺些，标题要醒目些，使读者爱看。

4、要吸收报社以外的专家、学者、作家参加报纸编辑工作，要团结好他们。理论版和文艺版请了一些顾问，这办法很好。这两个版要设专门的编委会，请报社外的人参加，属半独立性。

5、将来可以考虑，中央调一个政治局委员到《人民日报》工作，从根本上解决领导问题。

6、公报等等肯定要登。已经出了8个版，也不要轻易减少，这牵涉很大，大家还要多写东西。”

这次谈话进行了4个多小时，一直到下午5时10分才结束。

4月10日晚，刘媛英等人集聚在王季范家里拉家常。王季范的秘书走过来说：

“请先生去接电话，是中南海打来的。”

王季范连忙起身离去，不一会儿，他回到客厅，兴奋的对大家说：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主席回来了，昨天下午回来的，请你们今晚去吃晚饭。”

几位客人听了，极为高兴。他们来京已经两个月了，就是盼着毛泽东回来。

原来早在2月份，春节刚过，毛泽东的又一批客人就从唐家圫出发了。她们是文泮香的老伴十阿婆黄桔香，文梅清的老伴十七阿婆文赵氏，十阿婆的儿媳刘媛英、女婿王先槐，刘媛英的小儿子文泽湘，还有十七阿婆的长女文凯元。

此前，文凯元也想到北京看看毛泽东和她的老师兼表伯的王季范，因为她嫁的是一个地主家庭，便遭到了大家的一致反对。文凯元一直追到了长沙，人们还在劝她回家去。文凯元说：

“地主又怎么样？如果主席不见我，我就去见老师，那总可以吧！”

大家无奈，只好让她一起同行。在这一行人中，除了王先槐和文泽湘是男人外，其余的都是乡下老太太，就连刘媛英、文凯元也都是50岁上下的人了。他们大多没出过远门，只有刘媛英去过一次北京。

刘媛英一行6人到北京后，王季范派车到车站把他们接到了头发胡同7号王宅里。王家小院里一下来了6位客人，热闹非常，王季范一边接待客人，一边安排他们的住处，忙得不亦乐乎。由于人太多，只好分住3处：文十七阿婆母女俩住王季范家；刘媛英陪婆婆住表妹章淼洪在头发胡同9号的家里；王先槐和文泽湘则住他儿子王文章处。

那时侯，毛泽东不在北京，到济南、南京、杭州视察去了。大家不便打听毛泽东的行踪，只好先游览京华名胜。闲暇时，王季范就告诉大家见到毛泽东时，应注意的一些事项，他说：称呼要先称“君”后称“亲”，平辈要称“泽东同志”或“泽东主席”；侄辈要称“主席三叔”；侄孙辈要称“主席三公”。谈话时，要先问“主席身体好吗？”然后问“江青夫人好吗？”其余就不用多问了。如此这般训练了好几天，直到客人们都运用自如时，王季范方才罢休。

现在，终于等到这一天了。中南海开来了3辆小车，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身着中山装的干部，跟王季范和章淼洪打了招呼，他就是毛泽东的秘书高智。

“你们好！”高智热情的对客人们说：“主席派我来，今天请你们吃晚饭。”

他掏出小册子，对照上面的名单清点人数。乡下来的6位客人，均在邀请之列。还有王季范、章淼洪作陪。由于毛泽东请客是有严格规定的，没有邀请的人不能去。王季范另外两位客人和章淼洪的孩子也想去看看毛泽东，被高智拒绝了。

轿车进了新华门，放慢了车速，在丰泽园门口停了下来。高智领着客人们穿过草坪，来到北房客厅，叫大家坐在沙发上休息。

大家刚落座，毛泽东从侧面的书房掀开布帘走了出来。客人们一齐站了起来，向他致意。毛泽东缓步走过来，满面笑容地说：

“欢迎欢迎！”

王季范向毛泽东一一介绍客人：

“这是十表嫂。”

“十嫂。”

毛泽东喊了一声，握着文十阿婆的手，端详着，分别数十年，已经认不出这位表嫂了。

“这是十七表嫂。”

文十七阿婆是小脚，由女儿搀扶着走过来，喊了声：

“主席三表弟！”

“十七嫂。”

毛泽东握着了她的手。

“这是她的女儿，叫八妹子。”

“噢，八妹子。”

“这是赐生二嫂。”毛泽东握着刘媛英的手，说：“认识认识。”

毛泽东对大家说：

“请坐请坐。”

宾主落座后，毛泽东说：

“听说你们来了很长时间了，我又不在家,你们一直等着。昨天我才回来。今天请你们来，见见面，说说话，一起吃顿饭。”

王季范向毛泽东介绍了客人来京的经过和住所。毛泽东说：

“这可委屈了你们啰！”

刘媛英说：

“主席，我们到北京来，心里多高兴呀！别说是分开住，就是住在低等的饭店、旅社，我们也都满足了。”

“你们来北京生活习惯吗？”

两位年纪大的老太太初次见到毛泽东，不免有些拘谨，加上王季范事先叮嘱她们不要多讲话，所以，她们也就一直不说话。毛泽东倒是很愿意和她们说话，总是问长问短，想打开她们的话匣子。还是十七阿婆先开了口，她说：

“主席，您不晓得呢，农村条件艰苦，没有钱用，连饭都没得吃啊！”

“噢？”毛泽东脸上露出惊讶。他点点头，示意她继续讲下去。文凯元却接着母亲的话说：

“三叔，农村世道艰难啊！我们每年只能吃到半年的粮食，吃不饱，就靠红薯充饥。还有，乡下那些干部恶得很。”

“照你们讲的，乡下的日子苦得很啰！”

毛泽东说完，起身给大家递烟。王季范说：

“我不抽烟。”

“你还是只知道发财啰。”

毛泽东还是非常风趣。王季范扶了扶深度近视眼镜，也笑着说：

“你看我发了什么财呀？”

这时候，秘书走了进来，对毛泽东说：

“主席，吃饭了。”

“好。”毛泽东站了起来说：“今天晚上，请大家吃顿便饭。”

从客厅到餐厅仅有一墙之隔，中间垂着绿绒布。客人们掀开绒幕，来到小餐厅，围坐了一大桌。桌子上摆着一些酒菜，酒是白酒和葡萄酒，菜是湖南风味，有扣肉、腊肉、火烙鱼、炒粉丝等等。

毛泽东先给客人们敬酒，只有王季范、章淼洪、刘媛英能喝几盅白酒，其余的人全喝葡萄酒。乡里人不懂城里敬酒的规矩，不等碰杯就一口干了。毛泽东也不介意，他和王季范、章淼洪碰杯、干杯。

毛泽东又给客人敬菜，先是给每个客人夹了一块扣肉，叫他们多吃菜。又给每个人夹了一个大辣椒，说：

“湖南人喜欢辣椒，我就最喜欢吃这个。可在北京很难吃到。这是北京的炸辣椒，味好，就是只能给你们每人吃一个。”

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一边吃菜，一边想着刚才杯子里那橘红橘红的液体，不觉有些醉意，就问毛泽东说：

“主席，你给我们喝的是不是糖水？”

王季范闻言连忙朝她俩眨眼睛，示意她们不要多讲话。来前就交代过她们，见了毛泽东不要多讲话，谁知还是说出了这样的话来。毛泽东并不介意，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回答说：

“十嫂，十七嫂，这是葡萄酒，你们在乡里没喝过吗？”

“没喝过。”

“那就多喝一杯吧。”

“不喝了，谢谢主席。”

文十七阿婆说话时，似乎没有注意到王季范的表情，她仍然说：

“三哥，台湾怎么不拿回来算了？”

毛泽东笑了，他耐心地说：

“十七嫂，台湾是要拿来的，只是要等待时机。”

毛泽东吃完饭，又端起杯子对大家说：

“吃过饭，都喝一杯酒。这样好，饭上加酒，那里都有！”

毛泽东说完，喝完了杯中的白酒。大家也都跟着喝了一杯红酒或白酒。

众人回到客厅，工作人员已经在桌子上摆上了香烟和新鲜的水果。

“你们吃吧。”毛泽东指着香蕉、苹果说。秘书走过来和毛泽东耳语了几句，毛泽东站起来，说：“摄影师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们一起照个相。”

于是，众人就在客厅垂下的绿绒布前分成两排，前排坐着毛泽东、王季范、文十阿婆、文十七阿婆；后排依次站着刘媛英、章淼洪、文凯元、文泽湘、王先槐。照完相，王季范对大家说：

“主席很忙，不要耽误他太多时间。”

客人们闻言，开始向毛泽东告辞。毛泽东也不再挽留，把他们送到大门口，他想起文桂香之妻和文涧泉的娘还没有来过北京，就笑着对刘媛英说：

“赐生二嫂，这次你的任务完成得不错，明年你再来，再带几个人来北京看看，一个是九阿婆，一个是瑞人阿婆。”

刘媛英一行6人又住了一段时间。过了五一劳动节，中南海又派来两辆小车把她们接去看电影。仍旧是在毛泽东的客厅里，毛泽东同她们一一握手，请她们就座，还未来得及寒暄，窗帘便拉下来了。这天放的是一部苏联电影，根据高尔基同名小说改编的《母亲》。

看完电影，毛泽东送她们从后门出来，等她们上了车，毛泽东还在向她们挥手。

且说4月11日中午，毛泽东召见了来京的老朋友周谷城，就《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一文与他进行了讨论。

原来早在1956年，周谷城因为不赞成苏联方面一些有关逻辑的著作，所以就撰写出了一篇题目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文章，发表在《新建设》杂志上，没想到文章一发表，立即引起了学术界一片哗然。《新建设》杂志编辑告诉周谷城说：“反对你的文章太多了，怎么办？”周谷城起初对这种学术争论并不以为然，他说：“只要杂志给我篇幅，我可以辩论到底。”后来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多了，他这才慌了手脚。

毛泽东非常赞赏周谷城的文章，鼓励他在学术讨论中要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要田家英把冯友兰和另外一些在京的哲学家王方铭、贺麟、金岳霖、费孝通接到颐年堂，共同探讨关于形式逻辑在争鸣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尔后，毛泽东与大家共进午餐，他指着服务人员端来的饭菜，风趣的对众人说：

“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的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

大家边吃边谈，无拘无束。毛泽东对周谷城和王方铭说：

“你们两个人的观点很接近，可以做学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

他还对大家说：

“搞科学研究，必须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能让自己的脖子上长别人的脑袋。即使对老师，也不要迷信。”

饭后，毛泽东像老朋友一样，一直把客人们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他们驱车而去。冯友兰不禁想起当年与蒋介石一起吃饭时的情景，那时的自己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如履薄冰，心中顿时生出了无限的感慨。

4月15日下午，艳阳当空，和风轻拂，春意盎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以及数万群众，在北京南苑机场迎候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

下午3时许，一架图-104喷气式专机徐徐降落在跑道上，76岁的伏罗希洛夫出现在机舱门口，只见他白发银须，神采奕奕，挥动着手中的帽子向欢迎的人群致意，尔后缓步走下舷梯。毛泽东迎了上去，和伏罗希洛夫热烈握手，并热情地说：

“你的身体真好啊！欢迎你，全中国人民欢迎你，今天的天气也在欢迎你。”

伏罗希洛夫也风趣的回答道：

“从我们乘飞机飞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起，美好的天气一直伴随着我们。所以我的身体更加健康了。”

说罢，他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一一握手问好。

在毛泽东的陪同下，伏罗希洛夫检阅了三军仪仗队。毛泽东在欢迎仪式上致欢迎词，伏罗希洛夫也致了答词。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同乘一辆绿色敞篷车驶向中南海，沿途受到近百万群众的夹道欢迎。在天安门广场，数万群众围绕着领袖的车辆热烈欢呼，时间长达近一刻钟。

下午5时10分，毛泽东、伏罗希洛夫乘坐的车辆才进入新华门，到达伏罗希洛夫的下榻处勤政殿。

是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会见了伏罗希洛夫和苏联代表团其他成员。

“亲爱的毛泽东同志，我有几个问题，可以提吗？”伏罗希洛夫露出一脸的关切和隐忧，他看到毛泽东笑容可掬，就接着说：“你们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么！”

会见结束后，毛泽东提议明天晚上在欢迎宴会结束后让苏联客人观看由昆曲演员侯永奎演出的《林冲夜奔》。有人说：昆曲难懂。毛泽东说：

“昆曲听不懂，难道京剧听得懂么？昆曲载歌载舞，而且这出戏有积极的政治意义。”

4月16日晚，毛泽东在怀仁堂举行盛大国宴，欢迎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访华。参加宴会的有所有在京的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委员会、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领导人，以及各国驻华使节和经济代表团团长等270多人。

晚上6时30分左右，伏罗希洛夫及其随行人员在朱德的陪同下，从勤政殿漫步来到怀仁堂，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门前迎接。周恩来向伏罗希洛夫介绍陈毅说：

“这是陈毅同志，最近从华东调进中央，今后准备由他来主持外交工作方面。”

毛泽东接着说：

“他是多年同我一道工作很好的同志。”

周恩来还向伏罗希洛夫介绍了卫立煌。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

“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

周恩来说：

“国共两党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

毛泽东接着说：

“我们还要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毛泽东陪同客人们步入宴会大厅，乐队立刻奏起了欢快的乐曲，大厅里的人们全部起立鼓掌，欢迎苏联贵宾。毛泽东首先致词说：

亲爱的伏罗希洛夫主席，亲爱的苏联同志们，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同我们伟大的盟邦的代表、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和其他苏联来宾们欢聚一堂，感到非常高兴。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他这次来到我国访问，给我们带来了伟大苏联人民的兄弟友谊，我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向我们的贵宾们表示热烈的欢迎。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40年来，苏联人民不但在国内进行辉煌的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整个世界和平和进步事业做出了无可比拟的贡献。全世界劳动人民从苏联人民身上看见了自己解放和建立人类幸福社会的光明道路。我们中国人民正是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取得今天的胜利和成就的。中国人民一贯把中国革命看做是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并且以此为莫大的光荣。

中国人民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获得了苏联人民兄弟般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胜利之后，苏联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又给予全面的、巨大的援助。这些都是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的。我愿意在这里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再一次向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长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建设过程中，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巨大财富，中国人民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和目前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都从苏联学到许多宝贵东西，今后，中国人民还要继续加强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以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伟大的中苏两国人民是最亲密的兄弟和最可靠的朋友。在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事业中，我们中国人民同苏联人民是坚决的站在一起的。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挑拨和破坏我们两国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但是事实证明，他们这些阴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得逞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把我们分开。中苏8亿人民的友谊是永恒的，牢不可破的。

让我们举杯，为中苏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伟大团结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为一切爱好和平和自由的国家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日益发展，为世界和平，为苏联共产主义建设的更辉煌的成就，为伏罗希洛夫主席的健康和长寿，干杯！

大厅里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泽东端起酒杯，走到伏罗希洛夫面前。伏罗希洛夫微笑着说：

“你这样夸奖我，将来不是要成个人崇拜吗？”

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是什么？不能没有，也不可多有。”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譬如，我就尊敬毛泽东，我没有什么理由说毛泽东不好嘛。”

伏罗希洛夫说着有些动情了。毛泽东说：

“有时不能不崇拜，如对马克思、列宁等，就不能不崇拜。”

“对呀，不能不崇拜。”

伏罗希洛夫挥动了一下手臂，重复了一句。二人会心的笑了起来，将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宴会结束后，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陪同伏罗希洛夫观看了演出。当侯永奎唱到【折桂令】中的“……管叫你海沸山摇”一句时，他那几个漂亮的鹞子翻身，快、脆、帅，一下子把观众带入了特定的悲壮氛围之中，为林冲的悲愤心情所震颤。毛泽东带头起立鼓掌，诺大怀仁堂里，热烈的掌声顿时响了起来。

4月17日，《人民日报》在发表的关于这次欢迎伏罗希洛夫酒会的电讯中，以明显的题目标出：“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3次国共合作”。

这是毛泽东关于第3次国共合作的第2次公开谈话（第1次见毛泽东和苏加诺的谈话——笔者注），《人民日报》却是首次将这一信息公诸于世。

后来，正当卫立煌决心为国共新的统一战线做贡献的时候，不幸因病医治无效，于1960年1月17日在北京逝世，1月20日，首都各界举行会议，公祭卫立煌。由周恩来主祭，张治中致悼词。毛泽东送了花圈。

4月19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门和国家机关各党组：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各地正在讨论。请将党内党外赞成、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你们自己的意见，你们对整个形势的估计，地县两级态度如何，你们委员会和书记处或党组是否深刻的多次的讨论了这个问题；第一书记和中央一级党员部长或副部长（指党外人士当部长的那些部）是否自己将这个极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认真抓起来了，还是依然委托二、三把手去管，自己仍和过去那样不大去动脑筋；第一书记和各书记和各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将报纸刊物和学校管起来没有，看过报纸刊物上有关这类问题的文章没有，重要社论在发表之前你们看过没有，动笔修改过没有；党和党外人士（主要是知识界）间的不正常的紧张气氛是否有了一些缓和，你们对人民闹事采取了什么态度；党内某些人中存在的国民党作风（即把人民当敌人，采取打击压迫方法，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骗人的空话，即是说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着反动的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是否开始有所变化；你们向学校学生和工厂工人做过讲演没有，做过几次，效果如何。以上各项问题，请即写成报告，在接此电报以后15天内用电报发来。北京各部门的报告，用书面送来。

中央

4月20日，毛泽东给袁水拍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水拍同志：

你的《摇头》写得好（陈毅的六言诗也好），你应该多写些。我感到你做编辑不如出外旅行。可以请人代理你的职务，出外跑几个月回来，做几个月的编辑再出去。是否可行，请加斟酌，并和领导同志商量。李希凡宜于回到学校边教书，边研究。一到报社他就脱离群众了，平心说理的态度就不足了。请你和他商量一下。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袁水拍拿着毛泽东的信给李希凡看，征求他的意见。李希凡说：

“我不会教书，也不愿意去教书，我自己给主席写信。”

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毛泽东的批评作了检讨，表示愿意经常到生活中去，克服脱离群众的缺点，同时表明不想去教书的愿望。过后李希凡问袁水拍：

“主席看过我的信后表示了什么意见？”

袁水拍苦笑着说：

“你不想去，主席还能怎么办，不是说和你‘商量一下’么？”

李希凡闻言，沉默了许久，依然留在了《人民日报》社。

4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日本社会党以浅沼稻次郎书记长为首的访华亲善使节团全体成员，他握着浅沼稻次郎的手说：

“久仰大名，欢迎你们。”

浅沼稻次郎是日本卓越的爱国政治家，是在战后日本人民反对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争取日本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斗争中的一位积极的战士。同时，他非常重视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为促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争取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今日一见毛泽东如此亲切随和，坦诚友好，激动不已，他说，自己对过去未能阻止日本的侵华战争表示非常抱歉，对日本现在仍然处在美国的统治下不能完全自己做主，甚为遗憾。

毛泽东对浅沼稻次郎的自责精神表示赞赏，他说：

“我们可以说是朋友。两国要友好，这是重要的。要恢复邦交，中国只有一个，没有两个，亚非国家的团结是非常重要的。”

浅沼稻次郎认为，两国邦交不是不能恢复，但由于两国的现状，这条路可能长一些。他还说：

“比如我今天去八达岭，路很难走，我脱了鞋，费了很大的劲，终于爬上去了。这说明只要做下去就一定能成功。”

“我赞成你的意见，” 毛泽东说：“穿着鞋子上不去的地方，脱了鞋就能上去。台湾问题是一个困难，可能时间会长一些，是两国之间的障碍。因为这不是蒋介石的问题，而是美国的问题。”

他还说：

“美国在日本遍设军事基地，不仅在日本有，在世界上许多地方都有。日本是很有力量的，取消军事基地有可能首先从日本冲破。日本是世界上10个工业化的大国之一，这样一个国家，不可能长期受外国控制的。现在中国很穷，拿什么和你们交换？再过7年、8年、10年，我们才可能和你们多做些生意。”

浅沼稻次郎说：

“日本经济是靠美国的，贸易是单方面的。我认为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民族的独立。值得我们考虑的是，中国有丰富的大米、大豆、煤、盐，但我们还要从美国买。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日本有先进的工农业技术，中国有丰富的资源，如果能合作交流，一定能使两国繁荣，希望这一天能早日到来。”讲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但也不是说日本和美国就不做生意，中国只是一方面，应该和很多国家做。”

“您对日本侵略如何看法？”

坐在浅沼稻次郎身边的胜间田清一向毛泽东提问道。毛泽东回答说：

“世界变大了，进行侵略也不容易。日本扩张的结果，对日本人民也是不利的。但是，没有这个扩张，日本人民得不到教训，中国、世界人民也得不到教训。所以我和日本朋友说，你们占领了半个中国，当然对我们是不利的，但也有另外的一面，也对中国有利，帮助了我们，这就是引起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你们和我们所共同反对的军国主义，有促进中国人民觉醒的作用，也有促使日本人民觉醒的作用。”

4月24日，毛泽东从这一天开始，着手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稿，只要没有其它重大活动，他就专心致志的做这个工作。整个修改工作，历时近两个月。详情容后再叙。

4月25日凌晨，毛泽东在游泳池同彭真谈了他对已经起草出来的中共中央关于整风指示稿的修改意见。

4月27日，毛泽东在4月24日的《大公报》报头上写了一个批示：

乔木阅：

《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它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  

毛泽东

4月2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关于整风和党政主要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

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部委及党组：

现在正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重大问题的公开讨论，这个讨论可能延长几个月。党的整风指示，日内即可发出，即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发扬正确的思想作风，纠正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的思想作风。党的另一通知日内也可发出（后来推迟到5月10日——笔者注），这个通知提倡县区乡3级党政主要干部，凡能劳动的，每年抽一部分时间下田参加生产，从事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县以上各级党政军主要干部（不是一般干部），凡能劳动的，也要这样做，每年以一部分时间，分别下田、下工厂、下矿山、下工地或者到其它场所，和工人农民一道从事可能胜任的一小部分体力劳动（哪怕是很少一点）。这样一来，党和群众就打成一片了，主观主义，官僚主义，老爷作风，就可以大为减少，面目一新。此外，请你们注意，对党与（1）工人、（2）农民、（3）学生、（4）解放军战士、（5）知识分子、（6）民主党派、（7）少数民族等7个方面之间所存在的各项具体矛盾，分别召集会议，加以分析研究，使自己心中有数，由盲目到自觉，以便有根据的说服干部和群众。现将湖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内部矛盾材料一件发给你们阅读，以为参考。本件及4月19日电报均请转发县级、军队的团、城市工厂和学校的党委。

中央

毛泽东在上述指示中所说的这一天发出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着重说明了此次开展整风运动的目的和意义，规定了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和方法。《指示》在分析了党内的状况和开展整风运动的必要性后说，“这次整风运动应当以毛泽东同志今年2月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3月在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两个报告为思想的指导，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作为当前整风的主题。”“这两个报告的传达引起了党内党外的热烈讨论，就我们党内来说，实际上，这就是整风运动的开始。”《指示》要求：对于一般党员，主要的是要求他们懂得：为人民服务，有事和群众商量。吃苦在前，得利在后。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对于知识分子党员，除了上述各项要求外，还着重要求他们联系工农群众，分清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克服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加强党性。

4月30日晨，毛泽东看了《光明日报》29日刊载的北京大学教授李汝祺所写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作者在文章中畅谈了参加青岛遗传学座谈会后的收获和意见。这一时期，中国还有一些人正跟着苏联批判摩尔根，毛泽东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因此，他决定让《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他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

接着，他把李汝祺这篇文章的题目改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原题作为副题；并代《人民日报》拟了一个编者按语，他写道：

“本报编者按：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4月30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2次扩大会议，议题是关于全党的整风运动。出席会议的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计44人。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几年来都想整风，但找不到机会，现在找到了。凡是涉及到许多人的事情，不搞运动，搞不起来。需要造成空气，没有一种空气是不行的。现在已经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题目，分析各个方面的矛盾。”

“这时提整风比较自然。整风总的题目是要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反对三个主义。

中共中央指示中有一条特别的规定，就是要参加生产劳动。这并不是提倡在座的人都去耕田，扫扫街总可以。主要是表明一种态度，要砍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加上一个参加劳动的办法。总的要同工人农民混在一起，多少参加一点劳动。”“群众对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讲的话，不会全是真话。尤其我们都是知识分子，同劳动人民格格不入。有种办法可以同他们一起，即多少参加一些劳动。”

整风会影响党外。规定非党员自愿参加，自由退出。最近两个月就是这个方式，就是整风的办法。我攻你，你攻我，有意见就说，党内外打成一片，此即整风。已经整了两个月。

统战工作中的矛盾几年不得解决，如有职无权等，过去很难解决，现在可能解决了。过去不好解决的原因主要是思想不通。过去是共产党员有职有权有责，民主人士只有职而无权无责。现在应是大家有职有权有责。”“现在党内外应改变成平等关系，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有职有权。以后无论哪个方面，谁当长的就归他管。”

毛泽东说罢，问北大校长马寅初：

“你那里怎么样？”

马寅初回答说：

“过去好在有组织，我的一切都是旧的，如果真管，不能有现在。”

毛泽东又问：

“他们要不要你管？”

马寅初说：

“矛盾是有的。”

毛泽东见马寅初回答得很委婉，便直截了当的挑明说：

“你讲话不彻底，矛盾存在，敷衍过去不能解决。”

他又问了一些情况后，继续说道：

“教授治校恐怕有道理。是否分两个组织，一个校务委员会管行政，一个教授会议管教学。”“这些问题要研究。由邓小平同志负责找党外人士和民盟、九三学社等开座谈会，对有职有权和学校党委制的问题征求意见。”

“现在不要搞唯物辩证法，要搞政治关系，反对三个主义。不要钻到世界观思想方法里头去，以免把政治关系冲淡，唯物辩证法以后再搞。这个问题会影响到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我们不能企图很多人一下子都接受唯物辩证法、马列主义世界观。”“解决世界观问题是一个长期的问题。”

“社会大变动时期，使知识分子吃了苦头，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这里有个经济基础的问题。过去500万知识分子所依附的经济基础，现在垮了。”“有人说，私有制没有了，还有什么两面性呢？这是不对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旧皮不存，毛要附在新皮上，不能吊在空中。要附在工人阶级的皮上。现在500万知识分子是吃工农的饭，吃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饭。”“现在知识分子有些不自觉，他们的墙角（经济基础）早已挖空了，”“旧的经济基础没有了，但他们的头脑还没有变过来。思想是多少年钻进来的。现在毛已经附在新皮上，但思想还是认为马列主义不好。马列主义世界观不要强迫人家相信，要人家相信，要有过程。”

“北京是个好地方，又是不好的地方。共产党的负责人每年要有4个月在外，8个月在北京。你们也可以这样做。中央机关的特点，一是空，二是全面。缺点就是空，一离开北京就舒服了。”

毛泽东最后说到了他不当国家主席的问题，他说：

“明年二届人大，一定辞去国家主席，减少一部分工作，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问题。瑞士有7人委员会，总统是轮流当的。我们几年的一次总可以，采取逐步脱身政策。不赞成也没办法，不能强加于人。如赞成，要透点消息出去，否则老百姓不了解。”

陈叔通和黄炎培都是第一次听说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不由得吃了一惊，二人商量着要写一封信，表明他们的反对意见。于是，二人便在第二天联名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写了一封信。

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5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为什么要整风？》的社论。就这样，一个全党的开门整风运动，在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和组织下，轰轰烈烈的开展起来了。

5月4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组织党外人士继续对党的缺点错误展开批评》的党内指示，他写道：

上海局，各省委、直属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和人民团体各党组：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于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做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的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

这个指示下达后，各地党组织都采取各种形式，请党外人士对党政工作提意见。党外人士热情高涨，与党员一起踊跃参加各种座谈会、讨论会、鸣放会，对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可没曾想，不久便有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为逞一己之私，竟趁机向共产党发起了猖狂进攻，最终惹出了一场大大的祸事。

正是：毛公虚怀若谷，肝胆相照；天日可证。

浑人包藏祸心，琵琶另弹。奈何奈何？

欲知毛泽东领导的开门整风运动引出了一场什么样的大风波，请看后面详述便知分晓。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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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23 14:18

第268章

“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

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

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有千丝

万缕的联系。这就构成了党内的主要危险。因此，我们必须注

意这部分人，坚决的与他们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

话说1957年5月4日晚上，清华大学500多名师生参加了中山公园的“5.4”青年节游园晚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陪同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走进了中山堂前清华师生环绕的舞场里，一时间，清华师生人群沸腾。

周恩来绕场招呼学生们坐下。毛泽东笑容可掬的对一位身着大红色蒙古民族服装的女生说：

“跟伏老跳吧。”

那个女生便大大方方的和伏罗希洛夫下了舞场。另一位女生跑到毛泽东跟前，说道：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也说了一声：

“你好。”

便应邀下了舞场。一曲舞罢，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进入中山堂休息。不一会儿，学生们由刘少奇带着，再度请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跳舞。毛泽东说：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就来。”

不多一会儿，毛泽东和伏罗希洛夫一块儿来到舞场，毛泽东微笑着对学生们说：

“怎么样？我们真的来了吧！”

毛泽东又跳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还对学生们说：

“你们满足了吗？”

5月5日，毛泽东在陈叔通、黄炎培反对他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信中写出了批语。

信中说，现在的“发展超过了巩固，就是不可以说国家已经巩固了，而况台湾尚未解放，国际两大阵营尚在剧烈斗争的时候。”毛泽东批道：

“以上两个理由，因时间太长，连任4年，问题还是存在，故不宜论及。国家的根本巩固，现在已经有了，这个国家已经推不动了。说到国家的完全巩固，依苏联的经验，可能要15至20年，台湾解放和两个阵营对立时间可能更长。”

信中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批道：

“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损。”

信中建议毛泽东再连任一届，“可以解除全国人民的种种惶惑”。毛泽东批道：

“事前在人民中展开讨论，说明理由，可以减少惶惑。那时我将公开声明理由。”

信中说，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将引起国内人心震动、国际间造谣。毛泽东批道：

“造一阵谣言，真相自明，谣言便息。”

信中还提出了修改宪法的问题，建议在国家主席“任期4年”下面，加一句“连选不得超过两任”。毛泽东批道：

“可以考虑修改宪法，主席、副主席连选时可以再任一期，即在今年人代大会修改宪法，请小平同志准备。第一任主席有两个理由说清楚可以不连选：1、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加上人民共和国主席任期已满8年，可不连选。2、按宪法制定时算起，可连选一次，但不连选，留下4年，待将来如有卫国战争一类重大事件需要我出任时，再选一次，而从1958年起让我暂时摆脱此任务，以便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这样，比较做主席对国家利益更大。现在杂事太多，极端妨碍研究问题。现在党内高级领导同志对此事想通了的多起来了，而党外人士因为交换意见太少，想不通的还多，因此，有提出来从容交换意见的必要。”

写罢批语，毛泽东又将此信批转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他写道：

“此件须经政治局同意，然后发出。请少奇同志召集一次有100人左右参加的政治局会议，展开讨论一次，取得同意。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谈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

请小平同志将此件印发给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八大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此事应展开讨论，才能打通思想，取得同意。修改宪法，值得注意。”

5月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已经在中国访问了20天，他即将离开中国去印度尼西亚访问。

这天凌晨3时25分左右，勤政殿里灯光明亮，伏罗希洛夫已经起了床。他身着灰色西服，梳洗得整整齐齐，两手插在裤兜里，在前厅里来回走动着，等待着毛泽东的到来。

4时30分，门外响起了脚步声，伏罗希洛夫整理了一下领带，迎了出去。毛泽东见伏罗希洛夫走了出来，连忙上前紧紧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问候道：

“睡得怎么样，休息好了没有？”

伏罗希洛夫说：

“休息得很好。这个时候还打搅你，真有些过意不去，你早应该休息了。”

“我应该来看看你。”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拉着伏罗希洛夫的手，并肩向客厅走去。到了客厅门口，伏罗希洛夫伸出左手做了一个请的手势，说：

“你到我这里来是客人，请吧。”

毛泽东微笑着谦让道：

“咱们一块儿进去吧。”

伏罗希洛夫把茶桌上的烟灰缸拿过来，放在毛泽东坐的沙发扶手上，亲切地说：

“茶桌离你远了些，这样你就方便了，不用再起来去磕烟灰。”

毛泽东道了一声“谢谢”，关切的问道：

“20天来你累了吧？节目可能紧了一些，你是不是没有休息好？”

伏罗希洛夫高兴地说：

“我最亲近的朋友，毛泽东同志，我一点也不累，一切都好极了。偶尔由于太阳晒，有些头昏。在广州吃了点蛇肉，也许肚子里展开了龙虎斗，刚回北京稍稍感到不舒适，很快就过去了。每当我想到热情好客的中国人民对我们的动人的欢迎和款待，就是有点疲劳也都忘了。我听说你每天熬夜，我真心疼啊！你无论如何也别熬夜了。过去我也曾通宵的工作，结果身体受了不少损失。希望你这样做：太阳一出来你就向它问好，太阳一落你就向它告别，去休息。”

“好，要按太阳的规律办事。”毛泽东微笑着回答，接着他又说道：“不过不要紧，我已经习惯了夜里工作，我是按月亮规律办事哩。”

“不行不行，你不能这样做。”

伏罗希洛夫连连摇着大手。他起身从茶桌上端起一杯泡好的龙井茶，递给毛泽东，又问毛泽东每天吸几支烟，毛泽东说：

“不多，有时把烟拿在手里不抽，或者是燃着了不吸，看着它冒烟，在精神上好像是吸了。”

卫士们为了限制毛泽东吸烟的量，曾经把一支烟折为2节，使他吸完后有所间隔。伏罗希洛夫听毛泽东如此说，摇摇头，真诚地说道：

“我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如果想休息，随时都可以到我们那儿去，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如像南俄的索奇和黑海岸上的克里米亚等地。”

毛泽东说：

“我深深感谢你，你这是很好的意思。”

此时，天边已渐渐现出晨曦。刘少奇、周恩来走了进来，准备一道去机场为伏罗希洛夫送行。

该出发了，毛泽东陪着伏罗希洛夫走到门口，紧紧的握着他的手说：

“我不同你告别，我只暂时说同你再见，祝你一路平安。”

毛泽东把伏罗希洛夫送上汽车，目送着车队渐渐远去。

5月7日，刘少奇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时，说道：

“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性，故意的人为的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种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5月7日这一天，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写出了第一个修改稿，他称为“自修稿第1次稿”。

5月8日上午，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2次稿”。

5月8日这一天，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陈叔通和黄炎培的联名信以及毛泽东对这封信的批示。

政治局扩大会议经过充分讨论，除了个别人有不同意见外，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要辞去国家主席职务的意见。

是日晚10时，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3次稿”。

5月9日、10日这两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自修稿第4次稿”。他把整个修改稿注明为“草稿第1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胡乔木、陆定一、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康生、李维汉，并且写道：

“请收到此件的同志提出修改意见，交陈伯达同志汇总修改。”

5月11日，毛泽东给在湖南长沙第10中学教书的语文教师李淑一写了一封回信。

此前，李淑一看了毛泽东于1957年1月发表在《诗刊》上的18首诗词后，在2月7日把自己记忆起来的、过去毛泽东赠给她丈夫柳直荀一首诗中的几句，抄寄给毛泽东。她在信中附上了自己于1933年所作的怀念丈夫柳直荀的一首《菩萨蛮.惊梦》：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愁多少。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李淑一还在信中索取毛泽东在1920年送给杨开慧的那首《虞美人》。

毛泽东在回信中是这样写的：

淑一同志：

惠书收到。过于谦让了。我们是一辈的人，不是前辈后辈关系，你所取的态度不适当，要改。已指出“巫峡”，读者已知所指何处，似不必再出现“三峡”字面。大作读毕，感慨系之。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不要写了罢。有《游仙》一首为赠。这种游仙，作者自己不在内，别于古之游仙诗。但词里有之，如咏七夕之类。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暑假或寒假你如有可能，请到板仓代我看一看开慧的墓。之外，你如去看直荀的墓的时候，请为我代致悼意。你如见到柳午亭先生时，请为我代致问候。午亭先生和你有何困难，请告。

为国珍摄！

毛泽东

毛泽东赠给李淑一的这首游仙词，就是人们所熟知的堪称千古绝唱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李淑一读罢毛泽东这封来信，激动得热泪涌流。

还须说明的是，毛泽东后来在1961年把曾经婉拒李淑一请求的《虞美人》一词写了出来，送给了他的卫士张仙朋。

且说5月12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说：

“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官僚主义很厉害。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的专制。这个猴王虽经历了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了去一样被人家抓去，后来，他又跳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就是人民。”

5月14日凌晨，毛泽东在5月10日的《解放日报》第二版上给刘少奇等人写了一个批示，他写道：

“少奇、恩来、陈云、小平、彭真同志阅。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

毛泽东所说的“这一整版”是以“大胆揭露矛盾，帮助党内整风”为题，刊登了该报前两天邀请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座谈会的发言摘要。

他又写道：

“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原来在5月8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了第1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到5月13日，座谈会已经举行了5次。在前4次座谈会上，与会者的发言和书面发言，大多是建设性的。有一些意见尽管尖锐，但也比较中肯，与人为善。但在13日的第5次座谈会上，一些人的发言就越来越偏激了。

有人提出了要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意见，他们说：“现在民主党派同共产党只是在政治、法律上的平等，离事实上的真正的平等还遥远得很，因为事实上平等的条件还不存在，还没有物质基础。平等的权利是宣布了，民主党派却没有资格去享受这项权利。”

有人甚至针对“党委（党组）负责制”说：“能做主角的，就让他做主角，否则就让他跑龙套或者干脆不要他在台上。”“用不着再把那些小脚放在台上跳加官。”

毛泽东在批示中所列举的那些报纸都对上述情况作了详细报道。

5月14日，毛泽东签发了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右倾分子的言论，目前不要反驳，以便使他们畅所欲言。我们各地的报纸应该继续充分报道党外人士的言论，特别是对右倾分子、反共分子的言论，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的报道出来，使群众明了他们的面目，这对于教育群众、教育中间分子，有很大的好处。”

是日晚9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讨论整风座谈会上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5月15日，毛泽东开始写一篇文章，原来的题目是《走向反面（未定稿）》，署名是“本报评论员”。看来是要公开发表的。可他在审阅第一次清样时，改变了初衷，又把文章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署名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并且注明：“内部文件，注意保存。”

5月15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6次座谈会，无党派民主人士、北大校长马寅初，民革中央常委陈铭枢，无党派民主人士沈雁冰，民盟中央常委兼妇委主任刘清扬，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无党派民主人士张奚若，先后在会上发言。

马寅初说：“目前有些批评不够实事求是，有否定一切的现象。”“如现在对北京大学的批评，坏的地方说得很详细，好的地方一点也不说，这是无法令人心服的。”“单纯批评党委制不好是不对的，党委制好的地方也要表扬。‘墙’必须从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两方面拆，单靠一方面拆是不成的。”

有人则说，他那个党派没有“墙”可拆。他主张取消学校中的党委制。

张奚若最后一个发言，他批评有4种偏差：第一，好大喜功。第二，急功近利。第三，鄙视既往。第四，迷信将来。

张奚若的这4句话，后来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5月1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他在《指示》中写道：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的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的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90%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意见，并且暂时（几个星期内）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

这就叫：每逢大事有静气，欲擒故纵待蛇出。

5月16日晚9时，毛泽东召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李维汉、康生、陆定一、吴冷西，讨论整风运动中所发生的情况。会议开到次日1时20分结束。

5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他的卧室里，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胡乔木、吴冷西开会。

毛泽东右手拿着香烟，左手扬起一张报纸，冲着吴冷西问道：

“你看过5月13日的《新民晚报》没有？报上有一篇文章，题目叫做《先锋何在？》，署名林放，即赵超构，内容相当尖锐，但文笔比较客气。”

吴冷西说：

“没有看，这几天又是布置机关内整风，又是报道全国大鸣大放。”

毛泽东说：

“搞新闻工作的再忙，也要每天浏览全国报纸。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报，北京的光明日报，尤其非看不可，而且要仔细看，看他们有什么议论，有什么独家新闻，编排怎样，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思想动向。你们新闻工作者协会正在开座谈会，昨天《人民日报》报道了。现在新闻界有许多议论：

1、他们说，新闻要新。现在新闻太少，旧闻太多。

新闻要新，这应当不成问题，因为不是写历史。但是不能没有‘旧闻’，也还要有‘无闻’。这个问题，我在3月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谈过，说要做具体分析。一般讲新闻要新、要快是对的，但有的事情发表太快副作用就很大。比如1955年底，北京市几天时间就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宣布进入社会主义，在天安门开庆祝大会。这样的新闻本来要慎重考虑，但当天就广播了，以至全国各地一拥而上，照北京的办，工作草率、粗糙。所以，新闻太快了有时就出毛病，不如慢一点好。这个问题看来思想上未解决。

2、他们说，现在新闻自由太少，统制太多。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包办一切。

我们的新闻统制，是否比国民党更厉害？很难说。我们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新闻统制比较严，很有必要，因为政权刚拿过来，还不稳固，既搞土改、镇反，又要抗美援朝，死板一点好，就是一家独鸣。现在社会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情况有了变化，应当研究一下，统制太多、太严，要有所改变。

3、他们说，记者应当是先锋，‘先天下之放而放，先天下之鸣而鸣’。过去出过许多名记者，现在没有，个个都是廖化。

《先锋何在》一文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记者是先锋，这在原则上不能说不对，问题是怎么样的先锋。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说现在没有真正的先锋，个个都是滥竽充数，这恐怕不好说。

4、他们说，现在报纸文风不好，教条主义，党八股，引不起读者兴趣。

教条主义很讨厌，我也不喜欢。我在延安整风开始时，就数了党八股的八大罪状。我在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跟新闻出版界人士座谈时也说到，报纸要搞得生动活泼，登些琴棋书画之类，我也爱看。当时《新民报》赵超构提出，要‘软些、软些、再软些’。我也反对太硬，太硬了读者不爱看。但是，我也担心太软了不好，黄色的东西会出来，所以说两个‘软些’就行了。上个月去上海，看了几天《新民晚报》，办得还是比较严肃的。赵超构是有见解而又诚实的人，他1944年访问延安，我同他谈过话，他回去后写了一篇《延安一月》，在国民党统治区影响很大。”

毛泽东说着，从斜躺着的床上直起腰，坐在木床上，用右手扳着左手的指头说：

“看来现在新闻界有3条路线，一条是教条主义，一条是修正主义，一条是马克思主义。现在教条主义吃不开，修正主义神气起来，马克思主义还没有真正确立领导地位。许多人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立足点是新闻学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新闻学是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自由竞争，你死我活，无政府状态，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特点，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对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有害的东西，他们都不发表。现在许多人都说解放前的报纸如何好。其实，大公报、申报从清朝、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统治时期，都是适应当时政权的需要。当然，资产阶级报纸有些东西还是要学习的，不能根本割断传统，像电影那样，有些好东西还要继承和发扬。共产党是把人类有史以来的优秀文化遗产都继承下来，加以发扬光大。但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学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的，这同资产阶级新闻学根本不同。在学习资产阶级报纸的好东西时，只讲一致，不讲区别，忘记了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那是不对的。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同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无政府状态不同。在我们国家里，无论哪一种报纸，都纳入国家计划，都要服从无产阶级利益，都要接受无产阶级领导。这是宪法规定的，因为无产阶级最能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

无产阶级的新闻政策和资产阶级的新闻政策，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新闻有阶级性、党派性。资产阶级报纸只登对他们有利的东西，不登对他们不利的东西。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报纸也不登对我们有害的东西。这都是阶级利害关系，是普遍规律。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秘密报告，资产阶级报纸大登特登，我们报纸就一字不登。西方通讯社有些消息，我们就不采用。它们也不采用我们的东西。倒是我们办了一个《参考消息》，登了许多西方官方和报刊骂我们的东西，可以说天天替帝国主义做义务宣传，目的是使我们的干部接触细菌，增强免疫力。中央决定《参考消息》扩大发行40万份，过一段时间，总结一下经验，加以改进，进一步扩大发行。这是‘有闻’、‘无闻’的问题，涉及阶级利益的问题。”

毛泽东说罢，与会者都很关心《参考消息》扩大发行的情况，议论纷纷。吴冷西作了简要汇报，他还介绍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类似《参考消息》的内部刊物，不过发行量很小，一般干部和大学生看不到。毛泽东接着说：

“有些消息，是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不登报、不广播。如禁止鸦片烟，又如轰轰烈烈的新区土地改革，我们就没有发消息，这也是一种‘无闻’。我的一些讲话，当时并没有公开发表。1955年关于农业合作化的讲话，过了3个月才发表；今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已经过了3个月，还在修改，也许下个月才能发表。这不是‘旧闻’吗？还有去年4月讲的‘十大关系’，已经1年多了，也还不准备发表，将来发表也是‘旧闻’。我这个人就是不想冒险，先讲一讲，看一看反应，再做修改，然后发表。有时修改多次还不满意，只好不发表。

只是因为新闻观点不同，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新闻观点和新闻政策。有‘新闻’，有‘旧闻’，有‘无闻’。第一有自由，凡是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有自由；第二无自由，凡是不符合人民利益的都无自由，即有限制。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只有相对的新闻自由，不自由的情况依据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而不同。因为有自由，先锋总是要出的，不会只是出廖化。有新闻，就可以出先锋，旧闻也不是不可以出先锋。发表《先锋何在》一文的作者本人就起了先锋作用。根本问题是新闻本来就是有阶级性的。新闻的形式并没有阶级性，正同话剧的形式也并没有阶级性一样，汉奸也可以演话剧。白话题材国民党用，我们也用。我有时也写些旧体诗。但是，问题在于内容，表现什么思想、什么主题、什么倾向，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这就有阶级性了。

报纸同政治关系密切，甚至有些形式，有些编排，就表现记者、编辑的倾向，就有阶级性、党派性了。

现在新闻界议论很多，把教条主义攻一下有好处，不攻一下就只能出廖化，不能出先锋。我们要接受正确的批评，认真改进新闻工作。”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对当前运动的领导的指示》，指示中说：

“现在的情况是，在上海、北京等运动已经展开的地方，右翼分子的言论颇为猖狂，但有些人的反对面目还没有暴露或者暴露得不够。”“左翼分子前一时期不宜多讲话，共产党员则采取暂不讲的方针。”“在一个短期内，党员仍以暂不发言为好。”

指示还要求各级党委“立即着手分类研究右翼的反动言论和其他资产阶级论点，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发表一批论文和社论，予以反驳和批判”。

5月20日，毛泽东给德.达姆巴（今译达希.丹巴——笔者注）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亲爱的德.达姆巴同志：

我收到你在1957年4月26日给我的来信。

在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成立10周年的时候，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派来政府代表团参加庆祝盛典，我们感到非常高兴，谨致谢意。

我们研究了你在来信中提到的由中国供给蒙古人民共和国劳动力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应该做的。但是，如你们所设想的，大量迁移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蒙族居民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定居，是有困难的。因为我国内蒙古自治区的居民有870万人，其中700多万人是汉族，而蒙古同胞仅有100多万人……所以，我们设想，只能动员汉族人去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工农业方面需要劳动力的部门的工作。即便如此，我们每年能够派去的人数也不能很多……目前，我们已经派去有8000多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从事各方面的劳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情况，他们之中有不少人违犯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我们对于这些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关机关的协助之下，已经作了一些处理，其中有些人已经调回中国，另一些人，则根据他们违犯法律的情节按照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处理了。我们设想，今后这类事情还是会发生的……如果你们认为有不宜于留下工作的人员，可以通知我们，我们准备随时调动他们回来，以免增加你们管理中的困难。

谨致

兄弟的敬礼！

毛泽东

5月2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8次座谈会，章伯钧在发言中说：

“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4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

5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书案边学习了一会儿英语，休息时和他的英语老师林克谈起了《沁园春.雪》的主题和注家不一的问题。

毛泽东问：

“你喜欢我的哪一首诗词？”

林克想了一想，说：

“我最爱读的要数《沁园春.雪》。”

毛泽东说：

“《沁园春.雪》这首词是反封建的，批判2000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反动侧面。‘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文采、风骚、大雕，是从一个侧面来批判封建主义制度的，只能这样写，须知这是写诗啊！否则就不是写词，而是写历史了。难道可以谩骂这些人们吗？别的解释是错的。末两句，是指无产阶级。”

毛泽东说罢，立刻挥毫书写了《沁园春.雪》全文，送给林克作纪念。

林克得到毛泽东的书作，自然是如获至宝，喜不自胜。可是后来这幅字被田家英看见了，田家英自称是“爱书爱字不爱名”的人，他说他非常喜欢这幅字，一再向林克索要，林克无奈，只好送给他了。

5月22日，北京大学校园里的大字报由几十张激增到几百张。北京大学学生在大饭厅里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是在5月19日，此后，大字报便越来越多。这些大字报的内容很多是要求取消党委负责制，要求言论集会结社绝对自由，彻底开放一切禁书，反对必修政治课等等。学生们的这些举动，被一些人称为“五一九运动”。《光明日报》和上海的《文汇报》在他们的报道中，称其为“北京大学‘民主墙’”。

毛泽东在一连几天的时间里，几乎天天派人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看大字报。他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你看共产党的江山能不能坐得稳？”

5月22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9次座谈会，罗隆基在发言中提出建国初的“三反、五反”镇反运动搞过头了，在党的领导以外设立一个负责平反的领导机构。他说：

“有人提出要党提出保证，在他们对党进行批评以后，不致在将来受到打击报复。要毛主席出来讲话保证，那是笑话。”

罗隆基提出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三反”、“五反”、镇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诉。

章伯钧提出要搞“政治设计院”，这个政治设计院还要有权，像美国的参议院一样，要像美国那样搞多党派的“轮流坐庄”。这实际就是要求共产党下台。

5月23日，“人大”法律系学生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歌颂和散布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她説：

“我认为个人崇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物。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奋斗”，“让每一个人过真正的人一样的生活”，“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方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步就够了。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的一点点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后来在“反右派运动开始后，林希翎的演讲内容通过党内渠道反映到刘少奇那里，刘少奇就批示：‘请公安部门注意。’后来是罗瑞卿亲自抓的她。按照当时的标准，林希翎打成右派，没有什么冤屈（但是，实事求是讲，邓小平掌权后走林希翎要的“特色社会主义”，却不给林希翎平反，那就的确是冤屈了她。林希翎后来也得不到平反这个事实，正好也能说明反右派不是主席一个人的意思，不给右派平反阻力也的确不是来自毛主席。）我从秦城出来后，读到有文章说，1973 年毛主席问吴德，林希翎在哪里工作，一听说是被公安局关起来了，就马上要求‘立即释放，安排工作’。毛主席一贯主张治病救人，不管什么人犯了错误，都要给予出路的。我想，这个事该是真的。这就说明，即使在对待按照当时的标准确定的毫无疑问的大右派林希翎的问题上，毛主席都比其他中央领袖人开明。那么，毛主席又怎么可能去仇恨其他知识分子，去‘引蛇出洞’，还去搞反右派扩大化呢？”

且说5月23日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邓小平关于最近整风鸣放情况和工作部署。邓小平在汇报中说：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运动可不可怕？现在我们确实有些担心，比如我们党校有相当多的高级干部，都是省委、地委的同志，他们在那里很担心。这个担心是有理由的。你说共产党看到那个骂娘的事情心里不着急，我看也难设想，我就有点着急。开始几天，人心里面有点急。后来看到那个反动的东西愈多，心里就安定了，舒服了。有些人担心是不是会出乱子。总的估计是出不了乱子。”

邓小平接着谈到了工作部署。此后，周恩来、朱德、陈云、康生也通报了一些情况。刘少奇最后作了总结，他说：

“小平同志的报告很好，这是在主席那里中央常委确定的，要根据这样的方针、步骤来领导当前的运动。”

5月23日晚，人民大学的一名学生来到北京大学，公开发表煽动性的演说，他称现在的社会是“封建的社会主义”。

5月24日，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二稿”，他要求在更大的范围内征求意见，包括在京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他在批示中写道：

“各同志：此件请即看，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动笔加以修改，于5月26日退回中央办公厅杨尚昆同志，为盼。”

5月25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三稿”，他要求立即印发给在京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还有田家英、胡绳、邓力群及当天到京参加会议的各省市区负责人。他在批语中写道：

各位同志：

这是第三稿，还要修改。请你们在收到后，在你们认为应当修改的地方即动笔加以修改，于6月5日以前将原件退还杨尚昆同志为盼。

毛泽东

又，我在百花齐放部分有一些重要修改。

5月25日下午，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及在京的政治局成员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3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他在简短的讲话中说：

“你们的会议开得很好。希望你们团结起来，作为全国青年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你们这个会议是一个团结的会议，对全中国青年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对你们表示祝贺。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的勇敢的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5月26日，《人民日报》和其它各大报刊都刊登了毛泽东的这一段重要讲话。

5月27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四稿”。他在通知中写道：

“这是第四稿。请看‘百花齐放’那一节，有一段重要的修改。”

5月28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五稿”。他要求在3个小时内，印发给各省市区党委书记，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另发田家英、邓力群、胡绳。

是日下午，毛泽东邀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问题。

1957年6月1日，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六稿。

6月1日下午，中央统战部召开第12次座谈会。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为题发言，他说：

“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依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些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

6月2日，上海《文汇报》在头版全文刊登了储安平的发言。

6月3日，李维汉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结束后，他准备在下一次会议上讲话，就来请示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问要不要反击？周恩来说：

“柯庆施在上海已经有所表示，你可以讲。”

毛泽东一边审阅着李维汉的发言稿，一边说：

“座谈会上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

6月初，也就是毛泽东在5月11日给李淑一写了《游仙》词之后几个星期的某一天，毛泽东在书房里接待了20年代曾给杨开慧和他当过保姆的孙嫂陈玉英。毛泽东握着陈玉英的手，微笑着说：

“隔了30年了，你还是这个样子，你还好健康啊！”

毛泽东帮助陈玉英入座，他情不自禁地说：

“你和开慧在反动派的监狱中很坚强，没有被敌人的严刑拷打所屈服，你们受了很多苦啊！你苦了一辈子，该好好休息一下。你同杨开慧同甘共苦，我今天看见你就像看见了杨开慧一样。你以后可以每年到北京来一次，来看看这里的发展变化也好嘛。你女儿要来，让她来一次，你们就是我家里的人一样。”

毛泽东问起杨开慧在狱中的情况。他听着听着就流下了眼泪。他说：

“开慧是个好人哩，你也是个好人哩，岸英是个好伢子哩。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我家就牺牲了6个，有的全家都牺牲了。”

毛泽东留陈玉英吃了午饭。饭后，陈玉英要走了，毛泽东扶着她起身，扶着她下台阶，还温和的嘱咐她说：

“小心点。”

陈玉英视这种特殊礼遇为理所当然，她还像过去那个时候一样，把毛泽东看作是一家人。她对扶着她的毛泽东说：

“放松点，我老了，走不稳了，你晓得的。”

时隔4天，毛泽东第2次接见了陈玉英，说以后要给陈玉英寄一些钱去，好让她生活过得好一些。

毛泽东将自己的两张照片送给陈玉英和她的女儿孙燕，并提笔在照片上签了字，又在陈玉英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

陈玉英这次在北京住了20多天才回去。此后，毛泽东多次寄钱补助陈玉英的生活，还供养她的女儿孙燕上大学。

后来到了1958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又把她的女儿孙燕接到北京住了半个月，并给孙燕买了一套衣服。1958年6月，毛泽东第2次接陈玉英到北京住了20多天，先后两次接见她。这是后事。

再说6月5日晚，毛泽东约请陈叔通、黄炎培在颐年堂谈话，就准备反击右派给他们打招呼。

此前，陈叔通和黄炎培分别参加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和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6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抓紧时间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指示中要求各省、地、市机关和高等学校按左、中、右3派的标准，抓紧排一下队，同时尽快解决一批能够解决的问题，以便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待时机成熟时反击右派。指示中还特别嘱咐各地负责人说：

“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一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

是日下午，毛泽东看了陆定一送来的《高等学校整风情况简报》。简报上说，北京大学一个学生写了一篇文章，造谣说：中共中央已经开始分裂，有人想逼毛主席下台。文章散发后，引起很大震动。毛泽东当即批示：

“尚昆印发在京各中委一阅。完全造谣，但值得注意。”

就在这个下午，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召集党外人士举行了一个座谈会。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当众宣读了一封他收到的匿名信。

原来，卢郁文在5月25日的民革中央扩大会议上发了言，他说一些人提的意见有摆脱共产党领导的意思。他还说，党和非党之间的墙应由双方共同来拆。他又批评了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提出的“政治设计院”的主张。不久，卢郁文就收到了这封匿名信，信中说他是“为虎作伥”，辱骂他是“无耻之尤”，恫吓他如不“及早回头”，就“不会饶恕你的”。匿名信中还说：“共产党如果只认你这班人的话”，“总有一天会走向灭亡”。

卢郁文读罢这封恫吓信，说道：

“我不理解有人为什么只许说反面话不许说正面话，对讲了正面话的人就这样仇视。”“我们应当深思，我们对共产党的批评究竟是从什么地方出发？要到什么地方去呢？”

他还说，他不怕辱骂，不怕威胁，他还要讲话。

接着，国务院参事李仲公在发言中说，他因为批评了对中国共产党提意见的人，也收到了一封对他进行威胁的匿名信。

6月7日上午，胡乔木通知新华社社长吴冷西说，毛泽东要和他们二人谈话。胡乔木叫吴冷西下午先到他的住处去，然后二人一起去见毛泽东。

在这个初夏的下午，中南海显得特别幽静。胡乔木和吴冷西沿着小路走过居仁堂，来到勤政殿后面的一个小门旁，走进菊香书屋，到了毛泽东的卧室里。毛泽东似乎是刚睡醒不久，他斜躺在用两张单人木床合并而成的大床上，正翻看着这一天的《文汇报》，那些已经看过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放在左手一边的木板床上，那里还堆满了近期看过和将要看的书，有古籍，也有新书。右边的床头桌上还放着好些其它报纸。

毛泽东见二人进了屋，就放下手中的报纸，招呼他们在床前的椅子上坐下，问道：

“你们看过今天的报纸没有？现在报纸很吸引人，许多人高谈阔论，说要帮助共产党整风。”

胡乔木、吴冷西刚坐下，毛泽东不等他们回答，便又兴高采烈地说：

“今天报上登了卢郁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他说他收到了一封匿名信，信中对他进行攻击、辱骂和恫吓。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动反击右派的好机会。这封恫吓信好就好在他攻击的是党外人士，而且是民革成员；好就好在它是匿名的，不是某个有名有姓的人署名。当然署名也可以作为一股势力的代表，但不署名就更可以使人们广泛的联想到一种倾向，一股势力。本来，这样的恫吓信在旧社会也为人所不齿，现在我们邀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这样的恫吓信就显得很不正常。过去几天我就一直考虑什么时候抓住什么机会发动反击。现在机会来了，马上抓住它，用《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动反击右派的斗争。社论的题目是《这是为什么？》，在读者面前提出这样的问题，让大家来思考。虽然社论把我们的观点摆明了，但还是要让读者有个思想转弯的余地。鲁迅写文章常常就是这样，总是给读者留有余地。写文章尤其是社论，一定要从政治上总揽全局，紧密结合政治形势。这叫政治家办报。”

毛泽东将话题一转，对吴冷西说：

“今天找你来，主要不是谈这些，而是商量一件事，就是想调你去《人民日报》主持编辑工作，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去。”

此时的《人民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是邓拓。吴冷西一听说是要自己去代替邓拓，就说：

“我毫无思想准备。”

毛泽东看看吴冷西，又看看胡乔木，说：

“两个月前，我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宣传我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的精神，批评《人民日报》对最高国务会议无动于衷，只发了两行字的新闻，没有发社论，以后又不宣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甚至连新闻也没有发。结果《文汇报》、《新民晚报》和《光明日报》把旗帜抓了过去，大鸣大放，真是百家争鸣，唯独马家不鸣。我在上海发现这个情况，就回北京来查此事。先找乔木谈，第二天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谈。我当时说得严厉了一些，说他们不仅不是政治家办报，甚至也不是书生办报，而是死人办报。这样猛击一掌，为的使他们惊醒过来。我当时列举几个例子证明我的看法：《人民日报》当天的社论和几天前的社论，都没有提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好像世界上根本没有发生这回事。”

毛泽东对着胡乔木严厉地说：

“中央党报办成这个样子怎么行？写社论不联系当前政治，这哪里像政治家办报？”

胡乔木解释说：

“这件事情我也有责任。《人民日报》在最高国务会议后订了宣传计划，也起草了几篇社论，但我感到写得不好，修改了几次，仍然没有把握，所以就耽误下来了。”

毛泽东对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任务很繁重，很需要增加领导力量，经过再三研究才考虑让你去。”

吴冷西说：

“我虽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和研究了2年，又在抗大和陕北公学讲过马列主义课，但十多年来一直搞新闻工作，没有搞过理论，学术问题、文艺问题懂得更少，不适合到《人民日报》去。”

毛泽东说：

“我们党内许多负责党员怕教授，这很不妥当。中央想调你到《人民日报》，可以同时兼着新华社社长，你再考虑考虑，给你10天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个月，时间很紧，工作很需要。10天以后再谈。”

毛泽东又在他起草的《这是为什么？》一文上改了几个字，交给吴冷西和胡乔木，要新华社当晚向全国广播，要胡乔木在6月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

6月8日，《人民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社论在分析卢郁文事件时写道：

“我们所以认为这封恐吓信是当前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因为这封信的确是对于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这封信告诉我们：国内大规模的阶级斗争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在思想战线上尤其是如此。”

“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趁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的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除《光明日报》和上海《文汇报》以外，各主要报纸都转载了这篇社论。

6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他写道：

“省市级机关和高等学校大鸣大放的时间，大约15天左右即足。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以大字报为战斗武器，双方在斗争中取得经验，锻炼人才。反动分子人数不过百分之几，最积极疯狂分子不过1%，故不足怕。不要为一时好似天昏地暗而被吓倒。”“要召集工厂主要干部及老工人开会，说明有一些不好的资本家，不好的知识分子及社会上的反动分子正在向工人阶级及共产党猖狂进攻，要推倒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切记不要上他们的当。”

“这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只有这样做，我党才能掌握主动，锻炼人才，教育群众，孤立反动派，使反动派陷入被动。”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

6月9日凌晨2时，毛泽东改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稿第七稿。他把这一稿称作“6月8日修正稿”，并批示道：

“即打清样35份，于本日上午9时交杨尚昆同志，即分送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及田家英。另即刻付翻译。”

6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目为《工人说话了》的社论。

6月9日晚，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请李达（此李达乃毛泽东的老朋友，非部队李达——笔者注）谈话，就发动反击右派分子斗争问题给他打招呼。

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指示中特别强调说：

“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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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23 14:24

第269章

“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

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

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话说1957年6月12日，毛泽东将5月15日撰写并经过多次修改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中写道：

“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斗争的结果，走向自己的反面，建立新的统一，社会生活就前进了一步。共产党整风，是一个统一体两种作风之间的斗争。在共产党内部如此，在整个人民的内部也是如此。

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他们也有缺点，但不严重。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克服了这种片面性，他们就会大进一步。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因为他们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他们向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否定一切，他们与社会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评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教条主义应当受到批判，不批判教条主义，许多错事不能改正。现在应当开始注意批判修正主义。教条主义走向反面，或者是马克思主义，或者是修正主义。……批判教条主义的有各种人。有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有括弧里面的‘共产党人’，即共产党的右派——修正主义者。有社会上的左派、中间派和右派。社会上的中间派是大量的，他们大约占全体党外知识分子的70%左右，而左派大约占20%左右，右派大约占1%、3%、5%，依情况而不同。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右派的企图，先争局部，后争全部。先争新闻界、教育界、文艺界、科技界的领导权。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这方面不如他们，情况也正是如此。”“新闻界的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这一次批评运动和整风运动是共产党发动的。毒草共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这是我们所料到的，也是我们所希望的。毕竟好的是多数，坏的是少数。”“有反共情绪的右派分子为了达到他们的企图，他们不顾一切，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7级以上的台风。他们越做得不合理，就会越快的把他们抛到过去假装合作、假装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反面，让人民认识他们不过是一小撮反共反人民的牛鬼蛇神而已。那时他们就会把自己埋葬起来。这有什么不好呢？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要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两条，他们早就承认了，现在有些人想翻案，那不行。只要他们翻这两条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没有他们的位置。那是西方世界（一名自由国家）的理想，还是请你们到那里去吧！”

6月13日凌晨，毛泽东看过了姚文元于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他决定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他又亲自为14日的《人民日报》写了一篇社论：题目叫《<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

6月13日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电话通知吴冷西说：

“主席要找你谈话，要你马上就去。”

吴冷西不敢怠慢，马上从颐年堂进去，向东走过一段回廊，来到菊香书屋的西门，走进毛泽东的卧室，见胡乔木已经在座。毛泽东见吴冷西来了，开门见山地说：

“你这几天考虑得怎么样？去不去《人民日报》？”

吴冷西说：

“从我本身的条件看，我认为我去《人民日报》是不适宜的。但我是一个党员，中央如果作出决定，我只有服从。我希望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能考虑我的个人意见。”

毛泽东说：

“没有那么多好考虑的了，中央已经决定调你去《人民日报》，担任报社总编辑，仍兼任新华社社长，而且今天就要去。”

毛泽东接着同吴冷西谈起他在4月10日和《人民日报》负责人的谈话，重述了他那次谈话提出的4点意见。说罢，他背诵了《汉书》卷九《元帝纪》中的一段原话：

“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弃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他接着又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据《史记》载，刘邦称帝之初，曾问群臣：何以他得天下而项羽失天下？群臣应对不一。刘邦均不以为然。”

毛泽东又抑扬顿挫的背诵出刘邦的一段话：

“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

毛泽东诵罢，接着说：

“高祖之后，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为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

“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毛泽东说刘备属于寡断的人，是在他读卢弼的《三国志集解.陆逊传》时，看到卢弼引用清代学者钱振鍠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用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破蜀军呢？毛泽东看到此处，甚不以为然，于是就写下了一段批注，道是：

“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灃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以为，刘备在彝陵之战的失败，正是他寡断缺点的表现。

“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对吴冷西说：“领导的任务不外决策和用人，治理国家是这样，办报纸也是这样。

你先作为乔木同志的助手去试试看，帮他看大样。你看了他再看，由他签发。这样工作一段时间，中央将正式宣布任命你当总编辑，同时还继续兼任新华社社长，把两个单位的宣传统一起来。今晚就同乔木一道去上班，拿这篇文章去。”

毛泽东说着递给吴冷西一篇打字稿，吴冷西接过来一看，是一篇用《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写的社论，题目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毛泽东还交代说，这篇社论在明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连同姚文元6月10日发表在《文汇报》上的《录以备考》一文，在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接着说：

“上次批评《人民日报》时，我曾许下诺言，说我辞去国家主席职务后，可以有空闲给《人民日报》写点文章，现在我还没有辞掉国家主席，就给《人民日报》写文章了。

要政治家办报，不是书生办报，就得担风险。你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会碰到不少困难，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

他扳着指头一个一个数着：

“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受到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司马迁受宫刑乃发奋著《史记》。

我在讲打游击战的十六字诀时，并没有看过《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讥讽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从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

毛泽东笑着问吴冷西：

“你怕不怕老婆离婚？”

吴冷西说：

“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

“不怕老婆离婚是对男的说的，对女同志就应该不怕丈夫离婚。总之，这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自这天晚上开始，吴冷西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就到《人民日报》社上班了。

后来，也就是在这次谈话的半个月以后，邓小平召集《人民日报》和新华社两个编委会开会，宣布仍由邓拓任《人民日报》社社长，由吴冷西任总编辑。他还说，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努力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此后，邓拓分工主管评论、理论和文艺，吴冷西分工主管新闻和版面。

再说6月14日，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在《人民日报》发表。

这一天，毛泽东改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征求意见第八稿，他注明是“6月14日修正稿”。

6月16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只做了少量的文字修改，形成了第九稿。他注明“6月16日定稿”。

6月17日，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做了一次修稿，成为第十稿。他注明是“最后定稿”。至此，毛泽东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修改工作全部结束。从他最初的3个“自修稿”到这一天的第十稿，共有13稿。

6月19日，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这一天，苏联《真理报》全文刊载了这篇文章；苏联其它几家重要报纸刊载了文章的摘要。后来，美国《纽约时报》也全文刊载并发表了社论。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世界电讯与太阳报》、《华盛顿邮报》等都刊载了关于这篇文章的消息。

6月21日下午，许志行乘车来到了北京。他按照毛泽东信中的指点，到中南海找到了叶子龙，叶子龙派高智将他安排在前门招待所里。

6月22日傍晚6时30分，高智带着许志行来到菊香书屋，在宽敞的书房里等候毛泽东。不一会儿，走进一位身材高大的人，许志行站起身来，激动得叫了一声：

“毛主席！”

“志行兄，我们见面太晚了！太晚了！”毛泽东走上前去，一把抱住分别了整整30年的许志行的双肩，注视着许志行，感慨地说：“接到信后应该早点来嘛！等你好长时间了，我多么想见见旧时的朋友啊！”

许志行拘谨地说：

“您日理万机，我担心影响您的工作，所以就迟迟没有敢来打扰您。”

毛泽东拉着许志行坐在他身旁，许志行望着满架满架的书，颇有感触地说：

“毛主席，您还是这样喜欢书！”

“不要叫主席啰！还是叫我润之，或者叫毛泽东吧！”毛泽东爽朗的笑着，又望着桌上的一些线装书叹了一口气，说：“我工作太忙了，只得抽空读一点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读书的机会还多些哩。”

毛泽东问及老朋友在武汉分手后的经历，许志行感慨万千，向他万万没有想到的眼前的这位中国人民领袖诉说了自己曲折的经历，倾吐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

毛泽东问他在北京还想探望些什么人，许志行说准备看望一下教过他书的谢觉哉谢老。毛泽东说：

“好，那就请他来聚聚。”

半个小时后，谢觉哉果然来了。许志行紧紧握住谢觉哉的手问候道：

“谢老，您好！”

谢觉哉对眼前这个35年前的学生印象很深，他们回忆起在长沙一师附小的一些趣事，说到高兴之处，禁不住哈哈大笑。

吃饭时间到了，工作人员端上来4菜1汤，有炒青椒、韭菜炒肉丝、番茄炒蛋、红烧肉。毛泽东要许志行不要客气，多吃菜，并亲自给他夹菜。还说要许志行在北京多住些日子，看一看故宫、颐和园，游一游香山、长城。

6月26日，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议上作了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政府工作报告。报告中肯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成绩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绩，批驳了在整风运动中出现的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

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打击、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前些日子，向工人阶级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现在开始溃退了。我们必须认真的组织群众，组织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和‘中左’分子，趁热打铁，乘胜追击，紧紧的抓住已经暴露出的这伙阶级敌人，实行内外夹击，无情的给他们以歼灭性的打击。”

6月的一天晚上9点多钟，毛泽东派两辆车接冒广生到了中南海（周恩来说他见冒广胜是在政协刚闭幕后）。

冒广生是明末四公子之一冒辟疆的后代，光绪甲午举人。他在戊戌变法时主张革新，列名保国会中。清末，冒广生任农工商部郎中，以不趋附权贵著称。民国初，冒广生曾任农商部全国经济调查会长，抗战前任中山大学教授。他还是著名的国学专家和诗人，才华文采为人所折服，一生著作颇丰。

周恩来与冒广生乃是世交。陈毅在新中国建立后，曾与冒广生多有交往。

冒广生在儿子舒湮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毛泽东趋步亲迎，与冒广生握手问好。李维汉、吴冷西、胡乔木也早已等候在那里，众人寒暄过后，毛泽东引领客人步入客厅落座，

毛泽东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对目前整风的一点意见》说起。他说：

“老先生讲得好啊！你讲，如果说共产党员没有偏差，那何必整风？批评是帮助党员纠正错误。我们这次整风，正如你所说，是‘爱人以德，相见以诚’。”“你们过去提倡革新，我们后来号召革命，大家都是为了救中国，是一条道路上的人。”

冒广生说：

“我对主席提出的‘双百’方针，起初怀疑会不会把思想搞乱。后来一想，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自不能强人以苟同。国家有道，则庶人不议。人民敢说话是好事，不因其语近偏激而以为忤。只要以国家为前提，而不是以个人为目的，那就叫争鸣也好，叫和鸣也可。”

毛泽东以肯定的语气，郑重地说：

“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个方针一定不变。”

此时，朱德也信步踱入客厅，毛泽东向他介绍了冒广生。冒广生指着舒湮说：

“我儿子访问山西八路军总部时，总司令曾款待过他。他后来在上海写了个话剧《精忠报国》，把秦桧影射汪精卫。汪精卫向我要人，幸亏他早跑了。”

毛泽东看着舒湮说：

“南宋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是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读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的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引用文徵明的《满江红. 拂拭残碑》一词，全文是：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果是功成合死，可怜事去难言赎。最无辜堪恨更堪怜，风波狱！

岂不念，中原蹙；岂不惜，徽钦辱。但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古休夸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舒湮听毛泽东如此一说，对他的旁征博引和他那超凡脱俗的真知灼见，佩服到了极点。

由此，大家的话题又转到了诗词方面的一些问题时，冒广生借机将他所著的《疚斋词论》、《四声钩沉》、《宋曲章句》、《倾杯考》4大册稿本，送给毛泽东看。

冒广生告辞时，毛泽东送到走廊上，边走边问：

“冒老先生今天来，可有一言相赠？”

冒广生说：

“现在党内正在整风，我是经历了几个朝代的人，共产党能把中国搞得这样强大，譬如一头雄狮，身上也不免长几只虱子。古人云：‘虮虱虽小，为害亦大焉’。可得提防呀！”

毛泽东连声说：

“讲得好，讲得好，我一定记在心里。”

毛泽东一直把冒广生送上汽车，还亲自用手遮住车门的上沿，生怕冒广生碰到车顶。

6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一两个月后吸收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入党的通知》。通知中说：

“我们为着加强对于教育、文化、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党的领导，为着进一步团结和教育知识分子，同时给反共派一个有力的答复，就必须继续在高级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必须唤起各级党委充分的认识到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应该同党的团结知识分子的政治方针相符合，应该是向知识分子开门，而不是向他们关门。”

是日晚9点，毛泽东派人把许志行接到的办公室里来谈话。一见面，毛泽东就笑盈盈的问他：

“这几天你玩了些什么地方？玩得痛快吗？”

毛泽东在谈话中向许志行了解了上海知识界的一些情况，最后又告诉许志行说：

“过几天我要到外地走走。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要求提出来。”

许志行说想去韶山看看。毛泽东说：

“好，到那里去看看，代我问候家乡的亲人们。”

说罢，提起毛笔，给韶山乡人民政府写了一封信，请他们“以朋友的态度接待他，告诉他一些事情”。

许志行临走时，毛泽东要秘书拿出500元给他作路费，并说还可以买一些纪念品。许志行执意不收。毛泽东说：

“这是我的稿费，是我以个人名义送给你的。我决不慷国家之慨！放心收下吧。”

6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指示中说：

“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的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在对前者进行批评的时候，要完全采取说理和与人为善的态度，不要轻率的扣以右派的帽子。这样做，对于安定和争取、团结中间分子，对于打击、孤立和分化极右派，都是十分必要的。”

6月29日上午9点，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畔召见了上海《新民晚报》总编辑赵超构。

早在3月份，毛泽东在谈话中曾批评赵超构办报要“软些”的方针，他提出办报的方针要“软中有硬”。赵超构没有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写了一些杂文，毛泽东并不满意。

这一次，赵超构在早上接到毛泽东召见的通知后，心想，自己犯有错误，再也不能做新闻工作了。没想到两人一见面，毛泽东就和颜悦色的和他握手寒暄。

赵超构说，他想辞去《新民晚报》总编辑的职务。毛泽东毫无责备之意，笑道：

“那你干什么呢？”

赵超构回答说：

“听从组织安排。”

“最好还是回去当总编辑吧！” 毛泽东说罢，又关心的问他：“你当总编辑，是不是有职有权哪？”

赵超构回答说：

“我如果没有权，就不会犯错误了。”

毛泽东很风趣地说：

“恐怕还有点‘形格势禁’吧！”

毛泽东的宽厚和理解，使赵超构感动得流出了热泪。毛泽东既亲切又严肃的对赵超构说，办报要分清无产阶级办报路线和资产阶级办报路线，还勉励他以后要改正自己的缺点。赵超构主动谈起了他最近两个月在报纸上发表的杂文。毛泽东说：

“我很喜欢杂文，也想经常为报纸写杂文。如果让我选择职业的话，我愿意做一个杂文家。可惜我现在无此选择的自由。写杂文不容易呀！”

他停顿了一下，又说：

“因此，我想保护几个杂文家。”

毛泽东在送别的时候，叮嘱赵超构说：

“听说你平时常常到城隍庙去坐茶馆，这个，我倒并不反对，但总不能整天泡在茶馆里吧！希望在你有空的时候，多接触接触工农群众。”

1957年7月1日清晨，毛泽东乘专机飞往杭州。

7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为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社论中写道：

“自本报编辑部6月14日发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以来，《文汇报》、《光明日报》对于这个问题均有所检讨。

《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的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联，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极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一些人清醒，多数被蒙蔽，少数是右翼骨干。因为他们是右翼骨干，人数虽少，神通却是相当大的。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

7月5日，苏共中央特使米高扬来到杭州，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通报了苏共中央于6月全会作出《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情况。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这个决议表示支持，并公开发表了致苏共中央的支持电。

7月6日，毛泽东到达上海。市委负责人要为毛泽东安排一场京剧演出，问他看什么剧目？毛泽东想了想，说：

“还是看《白蛇传》吧。”

这天晚上，毛泽东来到上海干部俱乐部礼堂。观众们一见毛泽东来了，纷纷立起身来热烈鼓掌。毛泽东一边招手一边由工作人员引导着走向前排的领导席，在自己的座位前站定，转身向后面的观众招一下手，便坐了下来。因为肚子太大，一坐下他就感觉到皮带勒得有些不好受，李银桥照例帮他松开了裤带，并为他点上了一支烟。

大幕拉开了，毛泽东目不转睛的盯着舞台上的演出。他入戏很快，一支烟还没有吸完就悄悄的掐灭了。他每每看到精彩处就忍不住要鼓掌，他一鼓掌，观众们也跟着他一起鼓掌。

随着老和尚法海的上场，毛泽东的脸色渐渐的沉了下来。他的嘴唇微微张开，随着剧情的深入，下唇时而轻轻的抽动一下，齿间还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声响。

许仙和白娘子生死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毛泽东已经完全进入了这古老而感人的神话故事中，他的鼻翼开始翕动，泪花开始在眼圈里聚集，瞬间变成大颗大颗的泪珠，扑簌扑簌的顺着脸颊滚落。李银桥急忙轻轻的咳了两声，提醒他这是在演戏。可此刻的毛泽东，任何提醒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动静越来越大了，泪水已经不是一颗一颗往下滴，而是一道一道往下淌，鼻子也堵塞了，呼吸受阻，嘶嘶有声。李银桥只得又轻咳了一声。没想到毛泽东竟忘乎所以的哭出了声。那是一种颤抖的抽泣声。他还毫无顾忌的擦眼泪，擤鼻涕。看到这种情景，身边的卫士们也只得顺其自然了，只盼着这场戏早些演完。就在老法海将要把白娘子压到雷锋塔下的那一刻，毛泽东的惊人之举再度发生了，他将大手重重的拍在沙发扶手上，一下子立起了身，吼道：

“不革命行吗？不造反行吗？”

这猝不及防的举动，顿时惊动了周围的观众。更要命的是，就在他起身的一刹那，裤子一下子脱落了下来。亏得李银桥眼疾手快，纵身向前，抓住毛泽东的裤子，一把提了起来，双手颤抖着帮他系上了腰带。而此时的毛泽东却浑然不知，依然沉浸在剧情中。

演出结束了，全场热烈的掌声终于将毛泽东从戏中唤了回来，他鼓着掌，大踏步向舞台走去。毛泽东毫不掩饰自己的好恶，他将两只手同时伸向嫉恶如仇的“青蛇”，尔后又和“白蛇”与“许仙”握了手，而对于那个倒霉的老和尚“法海”，他却是始终不予理睬。

7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吉林省委关于在高校反右斗争中的情况报告。吉林省委在这个报告中说：

“先前在第一线公开向我们进攻的右派分子，主要是一批虾兵蟹将，更凶恶的‘鲨鱼’，多在暗地活动。”

报告中还说：吉林地区高校教师中（讲师以上，有的是老讲师以上）右派分子占7％和15％不等。

中共中央在转发批语中写道：

“发现‘鲨鱼’一点很重要，请各地都注意。”

7月8日晚，毛泽东出席上海市干部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3月间，我在这个地方同党内的一些干部讲过一次话。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0天了。这100天，时局有很大变化。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打了一仗，人民的觉悟有所提高，而且是相当大的提高。当时我们就料到这些事情了。比如，我在这里说过，人家批评起来，就是说火一烧起来，岂不是疼吗？要硬着头皮顶住。”

毛泽东指了一下自己的脑袋，说：

“人这个地方叫头，头有一张皮，叫头皮。硬着头皮顶住，就是你批评我，我就硬着头皮听，听一个时期，然后加以分析，加以答复，说得对的就接受，说得不对的加以批评。

我们总要相信，全世界也好，我们中国也好，多数人是好人。所谓多数人，不是51%的人，而是90%以上的人。在我国6亿人口中，工人、农民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共产党里，青年团里，民主党派里，学生和知识分子里，多数人总是好人。他们的心总是善良的，是诚实的，不是狡猾的，不是别有用心的。”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孔夫子的《论语》传下来了，‘五经’、‘十三经’传下来了，‘二十四史’都传下来了。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是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个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来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农民算什么呀？你们就是阿斗，又不认得几个字’。但是，大局问题，不是知识分子决定的，最后是劳动者决定的，而且是劳动者中最先进的部分，就是无产阶级决定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知识来源于群众。”

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接见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毛泽东一见到谈家桢，就亲切地说：

“老朋友啦，谈先生！”

谈家桢为自己在整风运动中曾经说了一些错话而感到很惭愧。毛泽东见他满脸汗水，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又风趣地说：

“辛苦啦，天气这么热，弦不要拉得太紧嘛，咱们可是老朋友喽！”

此时是谈家桢已经被内定为“右派”，他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接见他。如今听到毛泽东如此幽默的话语，这才如释重负。此后，他被“内定右派”的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了。

毛泽东在谈话中鼓励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在反右派斗争中要站稳立场，坚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

1957年夏，章士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政协把他定为大右派，他不服气。

原来，章士钊在全国政协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引用了一句“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的古语，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永保廉洁奉公、不谋私利的优良传统。有些人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说他的发言是反党言论，要他写检讨。章士钊写了好几次都通不过。政协把他内定为像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一样的大右派。

章士钊在信中说：自己为党提意见是一片好心，希望毛主席为我主持公道。

毛泽东看完信，立即批示给全国政协说：

“章老先生的用意是好的，不要再批判了，再不要划成右派了。”

后来，全国政协不再追究章士钊了。章士钊十分感激地说：

“只有毛主席才了解我的一片真心。”

7月17日至21日，毛泽东在青岛市主持召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进一步部署反右派斗争。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谭震林、陈伯达、胡乔木、李维汉、徐冰、田家英、李井泉、张仲良、张德生、陶鲁笳、陶铸、周惠、王任重、张平化、马国瑞、潘复生、舒同。

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

“不要脱离群众，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

毛泽东在会议期间，写出了《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他在文章中写道：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的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确定整风分为4个阶段：大鸣大放阶段；反击右派阶段；着重整改阶段；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

此时，毛泽东在青岛患了感冒，久治不愈。山东省委书记舒同请来了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为他诊治。毛泽东见了刘惠民，一问他的名字，就说：

“你是施惠于民啊！”

刘老先生给毛泽东开了方子，舒同和夫人亲自抓药，煎药，送到毛泽东床前，直到毛泽东服完药入睡了，他们才悄悄离开。

山东省委另一位领导对舒同说：

“你胆子太大了……”

结果，毛泽东一连服了几天药，病情终于好转了。

7月26日至30日，毛泽东在青岛主持召开另一部分省市委书记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陈云、李先念、邓子恢、张鼎丞、陈伯达、陈正人、田家英、柯庆施、江华、江渭清、曾希圣、舒同、欧阳钦、黄欧东、吴德、乌兰夫。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7月31日下午3时，家在青岛的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工作。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很高兴，他说：

“劲光同志，你怎么不请我吃饭呢？”

萧劲光说：

“主席日理万机，工作那么忙，我怎么好请你吃饭呀？”

毛泽东笑着说：

“我今晚就到你家吃饭。”

萧劲光出来就对秘书张志文说：

“毛主席今晚要到家中吃饭，你回去准备一下，要清淡简单。”

张志文回到萧劲光家中，赶紧与萧夫人、厨师韩成顺研究菜谱。张志文还不放心，打电话给叶子龙，问毛泽东在饮食上有什么习惯。叶子龙说：

“越简单越好，主席是很随便的。”

萧劲光回到家里，到伙房又关照说：

“不要到街上买菜，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

韩成顺师傅作了6菜1汤，加上毛泽东的工作人员送来的一捆小油菜和一点海参及1碗熬好的小米粥，凑成了8个菜和一个紫菜汤，没有备酒水。

傍晚7点，毛泽东偕江青、李讷来到萧家，萧劲光和夫人在门前迎接，子女们也在客厅里欢迎客人。毛泽东亲热的和他们握手寒暄，问孩子们的名字、年龄，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

毛泽东、江青、李讷和作陪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及夫人，在萧劲光一家的簇拥下，来到2楼就餐。大家边吃边谈，江青说：

“主席真有意思，在延安靠萧司令吃饭，现在又向萧司令要饭吃。”

饭后，萧劲光说：

“海军的领导同志大都在青岛，请主席接见。”

毛泽东愉快的答应了。

1957年8月1日凌晨，毛泽东读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两首词后，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銅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8月2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帮助各民主党派整风的意见》。

8月3日，毛泽东撰写并修改了11稿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作为党内文件印发给各地。文章中写道：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的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10年至15年。只有经过10年至15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10年至15年内基本上解决。”

8月4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林克：

请找列宁《做什么》、《四月提纲》（1917年）两文给我一阅。我这几天感冒未好，心绪不宁，尚不想读英文，你不感到寂寞吧！你可看点理论书，你需要学习理论。兴趣有，似不甚浓厚，应当培养，慢慢读一点，引起兴趣，如倒啖甘蔗，渐入佳境，就好了。供参考。

毛泽东

列宁的《做什么》一文，写于1907年，后来译为《怎么办？》。列宁在文章中特别强调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只有受先进理论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

8月4日，毛泽东给刘思齐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刘思齐是从苏联回到国内度暑假的，她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要求从苏联转回到国内的大学学习。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回来了，很高兴。转学事是好的，自己做主，向组织申请，得允即可。如不得允，仍去苏联，改学文科，时间长一点也不要紧。不论怎样，都要自己做主，不要用家长的名义去申请，注意为盼。

祝你进步

父亲

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8月9日，毛泽东复信给刘思齐，他在信中写道：

思齐儿：

信收到。我在此间有事，又病，不要来。你应当遵照医生、党支部、大使馆的意见，下决心在国内转学文科。一切浮言讥笑，不要管它。全部精力应当集中在转学后几年的功课上，学成为国服务。

此嘱   

父亲

8月11日，毛泽东从青岛返回北京。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说：“1957年夏天，中央召开青岛会议，江青陪同毛主席去的。青岛风光好，主席有江青陪同，江青请主席到她故乡游玩，主席一路本该是高兴的。可是，江青后来对我说过：‘主席这一个夏天都是闷闷不乐，我给他讲青岛的事，他都没有心情听。’我问，因为什么事？她说，还不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放了一炮，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结果弄得党外进攻，党内不满意。我在现场听过主席的那次讲话，也看到了那之后党内和社会上发生的种种事情，非常理解主席为什么心情不好。一方面，正是因为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了话，让大家畅所欲言，才出现一个全国性的大鸣大放的宽松的政治气候。等这个气候出来了，党又要把它消灭，还要毛主席用自己的原始报告来做成枪炮把它消灭。这不等于是让毛主席自食其言吗？何况党内的官僚主义作风还没有解决！另一方面，他那个时候也派人下去看了一些事情，也了解到在自己的讲话出来后，社会上的确是出来各种言论，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裴多菲俱乐部’中国的确也是有的。主席也是不希望右派翻天的。但是，弄得不好，就要把好不容易出来的民主气氛压制下去。这是一种党内外夹击的复杂局面。群众意见、民主党派友好人士的意见以及右派的攻击，其实还是好处理的，难的是党内高层的批评意见不好处理。那时，刘少奇是党内已经认可的接班人，邓小平是毛主席自己亲自点将到北京后不两年就担任党的总书记的，彭真虽然在延安时期就是很左的，但对于党在延安时期的拨乱反正贡献是很大的，自那时以来党内地位也很高。还有大批同志跟在他们后面，也一样对毛主席的讲话有这样那样的埋怨。这些能都不管吗？这样一来，主席自然就没有心思只顾游览青岛的风光了。党外是右派发动进攻，反社会主义的东西纷纷出笼，党内是一致要求反击右派的进攻。毛主席在党内外夹击这样一种情形下，同意发起反右派运动。《人民日报》先在 1957 年 6 月 8 日发表社论，后又连续发了几个社论，反右派运动就这么在党的集体意志下，在 1957 年 6 月中旬发动起来了。”“江青还曾告诉过我，说主席在青岛的时候对她还说过这样的一番话：‘别人说我引蛇出动。我没有引蛇出洞，我搞的是阳谋。毒草出来了不要紧，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总会有些问题，不要紧。我都说了，农民种地也有毒草的嘛。花点药，除了就是了。我不是阴谋，我是阳谋。’主席这个意思是说是人家强加给他的，实际上是莫须有的‘引蛇出洞’。可后来写历史的人，就说主席是自己都承认搞‘引蛇出洞’、搞‘阳谋’。”

8月17日，中央转发北京市的报告，报告说到8月7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7511人，其中高校有4230人。

8月18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稿上，加写了一句话，他写道：

“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才，应大力争取过来。”

8月18日至2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召集陈伯达、田家英等人研究修改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做准备。

8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央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

8月间，毛泽东约见张治中，他说：

“我很关心，听说有人给你写了大字报？”

毛泽东没等张治中回答，又接着说：

“也有人出我的大字报。”

张治中问：“谁？”毛泽东说：

“是湖南湘潭东山中学，他们寄来大字报一叠。主要说，韶山中学要求题字你题了，我们要求就不题，这是偏心。我只好都题了，承认不对。”

张治中知道毛泽东是有意宽解他，要他不必对大字报太介意。

欲知整风反右运动后来情况如何？待下面慢慢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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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28 18:43

第270章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

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

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

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

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话说1957年9月3日，毛泽东开始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他的第一站是河北省。

9月6日傍晚，从汉口方向驶来20多辆轿车，沿龟山山腰公路一直开到汉阳桥头凉亭旁。

毛泽东身穿一套灰色的中山装，脚上穿着一双布鞋，走下汽车。他的后边跟着王任重。等候在桥头的武汉大桥工程局副局长杨在田和政治部主任杜景云，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

毛泽东神采奕奕的走上公路桥，俯瞰武汉三镇。杨在田汇报说：

“武汉长江大桥为公路铁路两用桥，全长1670米，正桥长1156米，8墩9孔，每孔跨度为128米。”

毛泽东问：

“修这个桥用了多少钢，多少混凝土，花了多少钱？”

杨在田说：

“一共用了5万吨钢，一亿三千万元钱。”

“不太多。”毛泽东说着往前走，往上游指着江中问：“鹦鹉洲不是在江中间吗？”

王任重说：

“从前在江中间，现在汉阳江边就叫鹦鹉洲了。”

“啊？那看不到鹦鹉洲了，黄鹤楼呢？”

“古代的黄鹤楼早已经毁了，现在所谓的黄鹤楼，实际上是在晚清时期所建的奥略楼，建筑简陋，因修大桥已经拆了，现在正计划重修，恢复古黄鹤楼的雄姿。”

“应当修，这是历史古迹。”毛泽东走到大桥中间，看着栏杆旁漆着灰、黑、天蓝3种不同的颜色，问道：“怎么还漆3种不同颜色？这是让谁看的呀？”

杜景云回答说：

“这是让群众看的，我们征求群众意见，看漆哪种颜色好。”

毛泽东笑了笑，称赞道：

“好啊，你们搞建设还走群众路线！”

毛泽东问王任重：

“你是湖北的主人，你看漆什么颜色好？”

王任重说：

“我还没想好呢！”

毛泽东说他赞成灰色，还说灰色与江水比较协调。他接着转移了话题，问杨在田说：

“你们工人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杨在田说：

“有13000人。”

“技术人员有多少？”

“300多人。”

“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来了多少苏联专家？”

“24个。”

“有苏联专家在这里，可以修这样的桥，如果没有苏联专家，现在可以修吗？”

“可以修。”

“可以修了吗？”

毛泽东又重复的问，杨在田非常肯定地说：

“能修，能修。我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武汉三镇闪烁着初上的灯光。毛泽东走到栏杆旁边，看着汉口方向说：

“灯火辉煌，灯火辉煌，好啊！”

他又问杨在田：

“这里从水面到桥面有多高？”

杨在田说：

“有40公尺高。”

有人插话说：

“40公尺高，游泳时可以当跳板。”

王任重说：

“当跳板太高了。”

毛泽东说：

“对，不行，跳下去要落到岩层上了。”

众人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毛泽东来到武昌桥头堡的凉亭处，问道：

“从这里可以下去吗？”

杨在田说：

“梯子上的电灯还没有安好？”

毛泽东说：

“好，这次不下去了，以后再说吧。”

杨在田将一本《武汉长江大桥工程》画册，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接过画册，说：

“这是给我的呀？你们还有吗？你们不够就留着自己用。”

杨在田说：

“这本书里还有一封信，是全体职工写给主席的。”

杨在田又拿出笔和纸，请毛泽东题词，毛泽东认真地说：

“这可要好好想想。”

王任重说：

“主席，你就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写上吧。”

毛泽东说：

“到东湖考虑考虑再写。”

几天后，毛泽东派人给大桥工地送来了一幅“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的题词。

9月11日上午10时许，毛泽东从杭州住地驱车到浙江海宁县七星庙，观赏著名的钱塘江大潮。此时的潮水不是很大，但还可以看。毛泽东看了一会儿，便来到七星庙临时休息之所，赋《七绝.观潮》一首：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下午2时，毛泽东离开七星庙，在返回的路上要到钱塘江游泳。一行人便来到了大桥警卫部队驻地。毛泽东乘上船到了江心，立即脱衣下水，逆流而上。王芳等人不敢怠慢，也纷纷下水，尾随其后。毛泽东游过了钱江大桥桥孔。此时浪高水急，水又很凉，王芳等人都为他的安全担心。毛泽东一面游，一面笑着说：

“潮急一点，水凉一点，没关系嘛，这样才能锻炼人的意志呢！”

毛泽东一直游了将近两个小时，到了闻家堰才回到船上。

后来毛泽东又去游过三、四次，其中有一次还是陈毅在汇报外事工作后陪他一起去游的。毛泽东这几次游泳，每次都是游过钱江大桥到六和塔才上船的。

且说9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9月16日，95岁的著名画家齐白石病逝于北京。

齐白石晚年唯一的愿望是要活到120岁，他要用自己在艺术上的辛勤耕耘，来报答人民和领袖毛泽东。毛泽东在齐白石病重期间，写信劝他说：

“从心所欲，静屋休养，要节劳，少见客。”

毛泽东还多次派秘书田家英代为探望齐白石。齐白石对田家英说：

“希望在身体恢复健康之后，能够有机会到毛主席身边，照一张合影像。”

然而，遗憾的是齐白石的这一愿望最终没有能够实现。他在弥留之际，留下遗言说：要将自己珍藏的字画、作品和用过的东西，献给毛泽东。

9月中旬，毛泽东在刘伯承、贺龙、陈毅、叶剑英几位元帅及徐特立、林伯渠几位老人陪同下，从杭州到上海视察。上海市委在展览馆电影院楼下西厅设宴为毛泽东等人洗尘。

此后，毛泽东请陈毅先后邀集来30余位教授、学者、专家座谈，周谷城也在其中。

周谷城来得比较晚，他刚一进屋，毛泽东就招手要他到近前。陈毅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位是历史学家周谷城教授。”

“老朋友，老朋友。”毛泽东微笑着拉周谷城在他身边坐下，又关切的问周谷城：“你还在复旦吗？怎么样？身体吃得消吗？”

周谷城回答说：

“还在复旦，身体倒还好，只是书不易教好。尤其在解放以后，不易教好。”

“不要紧，慢慢来，总要有一个过程，书总是会教好的。”他见周谷城点点头，又问道：“材料呢，地下的，还是……”

周谷城知道毛泽东是问他用不用考古发掘的地下材料，便说：

“我教世界史。除了从外文书上找一些图片，供自己参考外，很少用其它地下材料。”

毛泽东拿出一本《新建设》杂志，对周谷城晃了晃，说道：

“关于逻辑，我看你的论文说得最明确，要继续争鸣下去。”

周谷城见毛泽东还是像以前那样鼓励他，便苦笑着摇着头说：

“不得了，火箭炮似的批评都冲过来，我可真有些受不啦。”

毛泽东把手按在周谷城的肩头上，说道：

“有什么受不了的，辩论就是嘛！”

周谷城说：

“我的意见赞成者很少，我很孤立，成了众矢之的。”

毛泽东笑笑说：

“你不孤立，你的意见有人赞成。”

周谷城半信半疑地说：

“怕不见得。如果有人赞成，那当然可以鼓励我继续下去。”

毛泽东说：

“人民大学里有一个刊物，好像叫《教学与研究》的杂志上，有人写文章，引了你的意见，可见你是不孤立的。”

周谷城既惊讶又佩服，毛泽东每天要处理许多国家大事，对于一个知识分子，对于学术界的一些争论情况，还是这样了如指掌，便惋惜地说：

“我没有看见。”

“我可以叫人寄给你看看。”

周谷城说：

“意见虽然有人赞成，但火箭炮冲起来总不好受。”

毛泽东说：

“有什么了不起，不要害怕，要积极的写。”

说话之间已到了吃饭的时间，毛泽东起身对工作人员说：

“我请客，周先生同我坐一起。”

周谷城随着毛泽东来到餐厅，坐在毛泽东右边，两人一边用饭，一边交谈。提起青年时代，周谷城说：

“在五四运动时，我曾同清华大学的学生开过一次两小时的辩论会，我主张人类社会中不应有单独的知识阶级存在。”

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望着周谷城说：

“嗳，几十年马克思主义的训练呵。”

9月17日晚，毛泽东在上海虹桥路一个宾馆里会见了党外人士舒新城、赵超构和束世微。他们一见面，毛泽东就指着赵超构诙谐的对在座的人介绍说：

“宋高宗的哥哥来了。”

一句话消除了赵超构的拘谨。毛泽东转对赵超构说：

“你写了两篇检查，我看过了，大家认为你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这就很好。”

他又问赵超构：

“写检查的心情怎样啊？”

赵超构坦率的回答说：

“写了两次检讨，花了两个礼拜时间，那两个礼拜的日子很难受，连晚上也是睡不好啊！”

毛泽东听了，笑起来了，他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说：

“好啊，紧张一下好，好就好在晚上睡不着，那就可以多想想嘛。狗肉是很香的，但没有吃过狗肉的人总是怕吃，当吃过一次之后，才感到其味无穷，常想再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点像吃狗肉一样，从不习惯到习惯有一个过程，等到习惯了，就会领略到它的好处了，应当养成自我批评的习惯啊！”

毛泽东再一次提出，希望赵超构到群众中去呼吸新鲜空气，更好的改造自己，为人民服务。他用自己的体会告诉赵超构说：

“我一到下面去跟群众接触，就感到有了生命。”

毛泽东和众人一起共进晚餐。

9月18日上午10时，毛泽东在柯庆施的陪同下来到了上海国棉一厂。厂长黄宗林和厂党委书记迎上前去，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连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说要看看工人们的大字报，黄宗林领着毛泽东一行人来到大字报区。毛泽东首先看到的是一位老工人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批驳了整风中的错误言论，还提出要对这些错误言论进行讨论。毛泽东认真看了这些内容，他说：

“好啊，老工人讲得对！”

他问身边的黄宗林：

“鸣放已经1个多月了，现在全厂正在展开争鸣吗？”

黄宗林作答后，毛泽东又停在一张题为《百丑图》的漫画前面，边看边问漫画中几个人物的错误言论。

此时，毛泽东来厂视察的消息已经传开了，下了早班的工人们纷纷拥来，围在毛泽东周围，热烈的鼓掌，“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也响了起来。毛泽东微笑着向人群招手。

毛泽东继续看大字报，他在一张批评黄宗林和党委书记的大字报前仔细的看着。黄宗林介绍说：

“我平时接近群众不够，待人接物方面比较生硬，因此有一部分职工反映，看见我就害怕，甚至在我下车间巡视时，他们有意躲避我。这大字报就是批评我这种作风的。”

毛泽东说：

“我们应当更多的接触群众。”

毛泽东在食堂门口看着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批评食堂管理不善，卫生不好的。黄宗林告诉毛泽东说：

“我们已经组织了21个人的食堂检查组，正在处理群众提出的意见。”

毛泽东一行经过托儿所、医务室，走向南纺工场的走廊。正在那里排队等候的工人们立刻鼓起掌来，队伍里也响起了“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毛泽东缓缓的走着，举起右手，微笑着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

毛泽东离开上海国棉一厂，返回北京。

9月19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这次全会如何开？整风是一个纲。其它问题，工业、农业、商业、学校、机关，不仅是作风问题，而且是制度问题，要花几天功夫讨论。”

关于两类矛盾和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

“整个过渡时期，总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我们过去一个时期，主要是提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没有提。甘肃省委去年提出两个矛盾究竟哪个矛盾为主？当时没有答复，要看一看。现在看来，两个矛盾都同时存在。去年所有制是改变了，但人并没有改造。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中，包含两类矛盾（指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笔者注）。八大讲目前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现在看来也对，但只能是在经济方面的，如从政治方面、思想方面来看，就不能这样说了。”

关于农业问题，毛泽东说：

“几年来偏重于工业的宣传，这在当时也对，好处是把工业搞起来了。现在要宣传农业。农业是工业的基础。有两只手，一只手抓工业，一只手抓农业。要偏一下才能平衡。”

9月20日，毛泽东在召开八届三中全会前夕同省市委书记谈话，回忆了反右斗争的情况，他说：

“4个大学没有底之前，天天派人看大字报。匈牙利事件究竟有多大影响，5月20号后摸到底了，才真不怕。”

9月20日下午，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各省的地委书记和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也列席了会议。与会人数共计416人。

会议听取了3个报告：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陈云关于改进行政管理体制和农业增产的报告，周恩来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

9月下旬，毛泽东让工作人员给老朋友周谷城寄去了《教学与研究》等几本刊物。周谷城翻开一看，凡是引用了他的意见的文章，毛泽东不但都替他折了角，还做上了记号。周谷城捧着杂志，自言自语地说：“有毛主席支持我，我不怕。”

1957年10月2日，毛泽东给林克写了一封信：

林克：

多日不见，有些寂寞吧？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于你我都有益。略为偏重一点理论文章，逐步培养这一方面的兴趣，是我的希望，年纪大起来了，是下苦功学习的时候了，但以不损害健康为原则。请你找一部《六朝文纂》及其他六朝人各种文集给我为盼！

毛泽东

10月7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全会各组负责人开会，他说：

“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一半，所有制问题解决了，但是上层建筑问题（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意识形态上）还没有解决。”“八大文件上是肯定基本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现在看，这也没有错。基本上解决，并不是说完全解决。所有制解决了，政治上思想上还没有解决。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富裕中农中的一部分人不服，八大没有完全看清楚。”“那时对阶级斗争强调得不够，因为他们表现服服帖帖；现在他们又造反，所以又要强调，青岛会议文件是一个补充。”

“阶级矛盾与敌我矛盾有区别。资产阶级同我们的矛盾，有对抗的和非对抗的两面。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富裕农民仍作为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是非对抗性的，但处理得不好也会转化成敌我矛盾。阶级矛盾，重要的是在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及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三部分人民中间，他们有的不对抗，有的对抗。”“人民内部矛盾包括着阶级矛盾（因为资产阶级还有选举权）。敌我矛盾是阶级矛盾，但阶级矛盾不一定就是敌我矛盾。”“阶级矛盾内有敌我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

最后，毛泽东又谈到了八大决议关于主要矛盾的表述问题，他说：

“八大决议的那句话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它不妨碍生产，不妨碍反右派，同时也反映了一个要求，要求加强物质基础（和国外比较，我们是很落后）。既然没有害处，现在就不必去改它，否则引起麻烦和争论。将来再做适当的解释。”

10月9日，是中共中央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的最后一天。会议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有关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闭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

关于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的修改问题，毛泽东说：

“过几年还要修改。不可能不改。我看大概是3年一小改，5年一大改。有一个规划总比没有好。”

“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将来，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有的县现在已经是亩产千斤了，半个世纪搞到亩产2000斤行不行呀？将来是不是黄河以北亩产800斤，淮河以北亩产1000斤，淮河以南亩产2000斤？到21世纪初达到这个指标，还有几十年，也许不要那么多时间。”

正是：一家之主当自强，精打细算费思量。毛公斯言已有证，青史岂能容人谤？

毛泽东在讲话中又强调了培养科技人才问题，他说：

“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庞大的技术队伍和理论队伍，社会主义是不能建成的。我们要在这10年内（科学规划也是12年，还有10年），建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我们的党员和党外积极分子都要努力争取变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说：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去年下半年一股风，把这个口号扫掉了。我还想恢复，有没有可能？请大家研究一下。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现在又‘复辟’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会，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我看国民党是促退委员会，共产党是促进委员会。去年那股风扫掉的促进委员会，现在可不可以恢复？”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的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10月13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说：

“我们说要坚定的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90%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2%左右。”

“我说我们这个国家是完全有希望的。右派说没有希望，那是完全错误的。他们没有信心，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那当然没有信心。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是完全有信心的。”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通知》中规定：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

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民主集中制。攻击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和人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否定‘五大运动’的成就；反对对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人事制度和干部政策；要求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代替社会主义的政治法律和文化教育。

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反对共产党对于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的领导；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的攻击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污蔑工农干部和革命积极分子、污蔑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和组织原则。

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分裂人民的团结。煽动群众反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煽动工人和农民的分裂；煽动各民族之间的分裂；污蔑社会主义阵营，煽动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之间的分裂。

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

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机密。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

1、  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首分子、主谋分子和骨干分子。

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

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辞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对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的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一度盲目的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以后，迅速的站在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的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凡是介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10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协定规定：由苏方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0月间，刘思齐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办好了转学手续，进入北京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学习。

毛泽东一直为刘思齐的婚事操心，可是劝儿媳改嫁的话又很难出口，于是就在刘思齐转学后，趁着她和李敏、李讷等几个小姐妹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故意提醒她们说：

“你们可要考虑找对象啰！”

“没人要呀！”

“上哪儿去找啊！”

“我们找不着哇！”

几个女孩子往往害羞的乱嚷一通。毛泽东就笑着说：

“那你们就主动点嘛！”

“怎么主动呀？”

“那你们闭着眼睛上街抓一个呗！”

毛泽东依然笑眯眯的。刘思齐也开玩笑说：

“那抓个麻子怎么办？”

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毛泽东却说：

“只要人品好，又有什么不好！”

10月下旬的一天，毛泽东在散步时问身边的俄文翻译李越然：

“李银桥呢？”

“我在这儿。”

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过来。毛泽东站住脚，指着李越然和李银桥说：

“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

李越然和李银桥忍不住都笑了。原来，毛泽东即将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杨尚昆为了使李越然能够更好的完成翻译任务，特意安排他来到毛泽东身边，让他进一步熟悉领袖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

毛泽东望了二人一眼，又对李越然说：

“今年5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笔者注）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

李越然赶紧说：

“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

毛泽东说：

“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

10月29日，毛泽东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参加了会见。

原来，苏联在前些时提出要利用各国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的机会，召开一次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他们并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在遭到南斯拉夫的反对后，又于10月28日向中共中央征求意见。

毛泽东就这份宣言草案表明了中共中央的态度，他告诉尤金说：

“我们讨论了一次，有些初步意见。就宣言本身来讲，对这个宣言草案，大部分意见我们是同意的，文件本身应当缩短。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准备到莫斯科和赫鲁晓夫同志交换意见。现在就其中几个问题和你谈谈，请你转告苏共中央。”

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毛泽东说：

“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存在着两种可能性的。第一，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我们提出这种可能性，表示我们并不提倡战争，并不提倡要用暴力来推翻政府。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如果资产阶级要用暴力来镇压无产阶级，要发动内战来反对无产阶级，那么无产阶级就将被迫以内战来回答。这样就使无产阶级一只手争取和平过渡，另一只手准备对付资产阶级的暴力镇压，不致没有准备而推迟了革命。”“这两个可能性要同时提出。”

关于对社会民主党的估价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问题要讲得恰当。对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是一定要做的，要争取社会民主党和它们影响下的工人阶级中的大多数，这样革命才有希望。同社会民主党建立统一战线很重要，很必要。还有，是否可以笼统的提出和资产阶级各种还有民主性的党派进行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关于在宣言中是否要提及苏共宣布为反党集团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名字，毛泽东说：

“有反党集团，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既然不愉快，是否就不提他们的名字了，只提反党集团。不提名字，一般干部和群众容易接受。就我们党内来说，许多同志不了解：这样一个老党员，几十年一直为革命斗争，怎么会反党？”

毛泽东最后说：

“在各国党的会议上要不要提出这个文件（指宣言草案——笔者注），值得考虑。

现在看来，南斯拉夫是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的，波兰也可能不同意。这次庆祝大会，到会的人很多，全世界各国的党都会派人来参加。根据这些情况，我们提出一些想法，请你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考虑。我们认为有两种方式，从中选择一种。第一是求同。要使得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铁托在内，都能接受，要使这次庆祝会和会议表示出我们的团结，搞一个简短的公报，写上几点大家都能接受的东西，比如：1、要团结；2、要和平，反对战争；3、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各国的正义斗争，支持进步事业；4、如果有可能的话，写上‘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至于其它的大家意见一致的问题，当然也可以写在公报上。第二种方案，就是把原来的文件（即宣言草案）加以修改和缩短后，让大家讨论。大多数同志同意，一两个国家不同意。发表这个文件就会告诉全世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是团结的，有一两个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和我们是有分歧的。

他又强调说：

“如果这个文件提出讨论，大家意见不一致，不能通过，帝国主义一定会大肆宣传。所以，需要考虑是否不提出来为好。”

1957年11月2日清晨，毛泽东和宋庆龄分任正、副团长，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祝活动；同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及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其他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

此前，毛泽东还点名要山东的老中医刘惠民随行，刘惠民带了一大堆中药来到了北京。

莫斯科派了两架图-104飞机来接中国代表团。毛泽东穿着工作人员为他此次出国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他做的一套衣服，脚上穿的却还是1948年那一双橡胶底皮鞋。他和宋庆龄、翻译李越然、李银桥等卫士及医务人员同乘一架飞机，邓小平、杨尚昆等人则乘另一架飞机。

毛泽东的专机降落在莫斯科伏努克机场，赫鲁晓夫快步上前，与毛泽东热烈握手，又是拥抱，又是吻面颊，似乎没有什么隔阂，场面依旧感人。

迎接中国党政代表团的还有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等苏联党政领导人以及胡志明等其它国家领导人。毛泽东把宋庆龄、郭沫若、沈雁冰介绍给他们，说道：

“他们现在虽然不是党员，但我们是把他们当成我们党的同志一样看待的。”

初冬的莫斯科已是寒气逼人。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苏联方面组织了200万人上街欢迎他。毛泽东谢绝了，他说：

“能省的节目最好都省去，最多只能让300人欢迎我，再加上仪仗队。”

赫鲁晓夫表示尊重毛泽东的意愿。苏联方面在机场举行了简朴的欢迎仪式。毛泽东发表了简短的演讲，对苏联的盛情邀请表示感谢。他还说：

“40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列宁和伟大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这个胜利，创始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在40年的建设过程中，苏联异常迅速的获得了辉煌的成就，许多方面都站在世界各国的最前列，为追求进步和幸福的人民树立了卓越的榜样。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美国人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为什么连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

毛泽东所说的人造地球卫星是在1957年10月4日发射的。他说着伸手指指头顶，在场的赫鲁晓夫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听到翻译的话，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就在毛泽东说过此话不久，美国人在1957年12月6日发射“先锋号”卫星，果然就地爆炸。1958年1月，苏联又把重达1120磅的第2颗卫星送上了轨道。美国在这一年的2月1日成功发射的“探险者一号”卫星，也仅仅只有8.2公斤。闲话打住。

再说毛泽东在演讲中又说：

“以伟大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是一切不愿意受帝国主义压迫和奴役的人民的忠实朋友。”

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在机场检阅了苏联三军仪仗队，尔后，二人同乘一辆小轿车，驶向克里姆林宫。

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成员，被安排在捷列姆诺伊宫，这原是过去沙皇的住处。宋庆龄被安排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毛泽东则被特意安排在沙皇的寝宫下榻。他拒绝使用盥洗室，坚持用自己从北京携带来的马桶。

苏联人因为有了1949年12月毛泽东访苏时不吃死鱼的教训，这一次早早准备好了活鲤鱼。就这样，毛泽东看了为他的下属安排的房间后，还是以不喜欢豪华为由发了火。他叫来翻译李越然，说：

“你去告诉苏联同志，说这间房子太大。请他们给调一下。”

李越然没有办法，只得去找杨尚昆，让杨尚昆好好去劝劝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与郭沫若、胡乔木及十来个工作人员一道吃饭，大家议论到了三国时打仗死了多少人的问题，郭沫若说：

“史书载，黄河流域，‘户口骤减，十不存一’。三国合计，人口大约有六七百万。”

毛泽东说：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曹操回到原籍，他所见到的情景是：‘旧土人民，死丧殆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现在有人害怕战争，这一点不奇怪。打仗这东西实在把人害苦了。第1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第2次世界大战死了多少人？比比么，三国又死了多少人？原子弹和关云长的大刀究竟哪个死人多？为什么要打仗哟！应该防止它，打不起来再好不过。可是光顾怕，也不行。你越怕，它就越要落在你头上。我们要着重反对它，但不要怕它，这就是辩证法。”

此后，毛泽东便全力投入到了外事工作，尽管工作很紧张，但他仍然坚持学习英语，往往在天色未明时，邀秘书林克到他的寝室帮他学英文。有时在休息时间，也把林克叫来，帮助他学习。他对林克说：

“决心学习，至死方休。”

11月3日晚，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进行会谈。赫鲁晓夫说：

“尤金同志已经把你们的意见转告给我们，我们正在根据你们提的意见修改原来的草案。我们同意你们提出的意见，比如说，不要提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的名字，把文件搞短一些等。各国共产党都同意在会议上通过这样一个文件，而且哥穆尔卡已表示同意在文件上签字。”

毛泽东说：

“现在的稿子可以压缩一半。从内容上来说，原来文件中90%或更多一些，我们都同意。我建议，由我们的小平同志，还有陆定一、陈伯达、胡乔木同志，和苏联同志一起研究修改这个宣言。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党，可否在文件的适当地方或者在末尾提这么一段话：文件中的各点，对12个执政党（不包括南斯拉夫）来说，是必须执行的，它们对文件负有责任。而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来说，所提到的事情只作为建议提出。因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情况很复杂。这样提一句，会使这些国家的党能机动一些，更多的让他们自己去考虑自己的问题。”

毛泽东还建议推迟会议召开的时间，使修改宣言的时间更加充裕。赫鲁晓夫表示同意。

赫鲁晓夫又提出要办一个指导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刊物，要成立一个统一的组织。毛泽东说：

“这样的刊物用处不大，而且也不容易办好，评论其它国家的情况很难，评论也不容易恰当，过去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在原则上不反对成立组织。我们又考虑，暂时不搞组织，可以使一些国家安心一些。我不是指帝国主义，而是指亚非国家。”

他建议用定期召开会议的方式交换意见，由苏共作为会议召集者。

赫鲁晓夫考虑到波兰同苏联的关系比较紧张，他说希望由毛泽东出面同他们谈谈；他还说：

“你们的处境好，你们的意见波兰同志能听得进去。”

赫鲁晓夫又说意大利、法国、英国共产党领导人也都提出想见见毛泽东。毛泽东欣然同意了。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赫鲁晓夫殷勤招待他，与他交谈，并多次陪同他进餐，联络感情。据毛泽东的俄语翻译李越然后来回忆说：

“赫鲁晓夫向毛主席谈起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情况，说斯大林当年对南方前线的指挥有错误，使得某次战役惨遭失败；又说某某元帅胆小如鼠，一见到斯大林，两条腿像麻杆，吃败仗就是由于只会报告和俯首听命。而他自己又是如何如何的勇敢，向斯大林提出过正确的作战方案，遭到了拒绝。每当他津津乐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毛主席不是吃饭不做表示，就是把话题引开。当年只是一名中将的赫鲁晓夫自吹他比斯大林还高明，竟在指挥过千百次战役的毛主席面前显示他个人的军事才能，确实很不得体。”

毛泽东在和赫鲁晓夫谈话时，不断劝说赫鲁晓夫，敦促他不要与西方进行裁军谈判。他还说：

“如果苏联遭到西方的袭击，你们不应当抵抗，而应该后撤。”

毛泽东的观点使赫鲁晓夫大为惊讶，他问道：

“你说的‘后撤’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平静地解释说：

“就是有目的的撤退，准备打1年、2年甚至3年的持久战。如果你们后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就可以参战。”

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国内事务时，说道：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赫鲁晓夫问道：

“有人接替吗？”

“有。我们党内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毛泽东搬动第2个手指头，指着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继续说：

“第二个是邓小平。你看到那位小个子了吗？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说：

“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

毛泽东说：

“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说罢扳下第3个指头，接着道：

“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矛盾。但是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弱点是原则性不够强。但他是个好人。

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要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做是你们的朋友。”

赫鲁晓夫告诉毛泽东说：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布尔加宁现在工作不得力。”

毛泽东问：

“谁可以代替他？”

赫鲁晓夫说：

“将由柯西金取代他。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赫鲁晓夫把柯西金介绍给毛泽东，于是，两人走到一起攀谈起来。

11月5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拜谒了坐落在莫斯科红场的列宁墓和斯大林墓。

11月6日上午，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和由彭德怀率领的中国军事友好访苏代表团以及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应邀出席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赫鲁晓夫在大会上作了长篇报告。

中午，苏共在克里姆林宫的大厅里举行午宴。毛泽东举杯向各国代表团团长祝酒。他走到南斯拉夫的卡德尔面前时，说道：

“我们同你们的区别，只是你们有胡子，我们没有胡子。”

“你们不断的攻击斯大林，我们就不攻击他。我可以告诉你们，斯大林给我们造成的危害比给你们造成的危害大得多。但今天，他在世界上是说明一点东西的偶像。你们又何必使这样一个偶像同自己作对呢？”

毛泽东利用午间休息的半个小时，第一次会见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

下午，毛泽东在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上作为外宾第一个发表了演说，他说：

“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曾经是世界上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千百年来的梦想。十月革命破天荒的第一次在世界上五分之一的土地上，把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

“苏联的道路，十月革命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来，是全人类发展的共同的光明大道。”“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从来就是十月革命所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革命有自己民族的特点，估计到这些特点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不论在革命事业中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都充分的利用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丰富经验。”

关于如何对待苏联的经验问题，毛泽东说：

“事情很明显，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的、创造性的利用这些经验，那末，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的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那末，他就会或者陷入教条主义的错误，或者陷入修正主义的错误。我们需要同时反对这两种错误倾向，而在目前，反对修正主义的倾向尤其是迫切的任务。”

毛泽东最后说：

“亲爱的同志们！从世界各国来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代表今天在这里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的盛会，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世界人民力量的伟大团结，就象征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旺发达。让我们继续努力增强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增强全世界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去迎接新的伟大的胜利！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友谊万岁！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的国际主义旗帜万岁！

全世界无产者和爱好和平的人民联合起来！”

毛泽东的演讲，先后赢得了全场23次暴风雨般的掌声。当他从讲台上回到座位上的时候，赫鲁晓夫立刻激动的上前与他握手、拥抱，感谢他的夸奖。

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述了这一天纪念会议上的一些情景，他写道：“今天主席出现在纪念会上，大受欢迎。主席一出场，全体即起立致敬。下午大会时，主席第一个讲话，全场起立，在他讲话中不断的鼓掌，讲完了全场又起立，为纪念会致最高敬意的表现。其余各兄弟党代表讲话，都是鼓掌没有起立。”

再说这天晚上，毛泽东同波兰的哥穆尔卡继续会谈。关于苏共起草的宣言草案问题，哥穆尔卡说，草案中一些措词可能会刺激美国等西方大国，使国际形势更加尖锐化。毛泽东说：

“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方面互相都怕，但总的说来，他们怕我们怕得多一些。第2次世界大战以后，有些时候美国占上风，有时又是势均力敌，现在是我们占上风，是东风压倒西风。”

哥穆尔卡担心这次会议通过共同宣言，会使共产国际或情报局复活。毛泽东解释说：

“这个共同宣言实际就是我们的纲领，它不涉及具体事，提的都是原则问题，并不管波兰和中国具体怎么做法。这次开会实质上就是成立一个新的国际，但是没有机构，由各国的领导人参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经过大家同意，不能强迫接受，每国的党也并不是其支部。”

11月7日上午，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阅兵典礼活动。

毛泽东被安排在检阅台极为显眼的位置上，他的左边是赫鲁晓夫，右边是主持阅兵典礼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宋庆龄、邓小平也站在检阅台上。而在其它国家的代表团里，只有一人被安排在检阅台上。

苏联的群众游行队伍，在行进到中国代表团面前时，都情不自禁的高呼：

“苏中两国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万岁！”

7日下午，毛泽东第一次会见了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陶里亚蒂就苏共要法、意两党在共同宣言上签字的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这样会造成一个印象，在资本主义世界里从事共产主义运动的只有这两个国家的党。他表示不愿意在宣言上签字，但可以单独发表声明，对宣言表示原则上赞同。

陶里亚蒂的意见，与毛泽东3日与赫鲁晓夫谈话时提出的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党的态度的主张不谋而合。毛泽东表示赞同陶里亚蒂的意见。毛泽东又说：

“关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进行革命的问题，原来的文件比较强调和平过渡。我们和苏联交换了意见，最好两个可能性并提：一个是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我很关心这个问题。一年以来，我们没有表示态度，因为没有机会与苏共中央交换意见。”“和平过渡包括激烈的阶级斗争。或许到一定的国内和国际条件下，可以通过群众斗争逼得资产阶级无法使用暴力。但是，我们不大相信。现在的资产阶级都是武装起来的。还是两个并提：我们要和平，被迫的时候也要使用暴力。关于后者谈上几句，不会解除我们武装，我们就有两只手。要用战争的一只手，是从防御出发的。”

陶里亚蒂表示，基本上同意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接着说：

“现在的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社会主义力量走在前面了，资本主义力量后退了。这包括亚非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因素，也包括法、意、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民与政府、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不一致或不完全一致的因素，还包括资本主义世界不一致的因素，这些因素是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的。

我在1946年就注意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力量与资本主义力量彼此都怕，我怕你，你怕我，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觉得是资本主义怕社会主义多一点。”

陶里亚蒂赞同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正处在转折点的判断，但他又说：不能低估帝国主义国家克服自己一部分失败的努力。

毛泽东和陶里亚蒂虽然没有在所有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在主要问题上已经达成了共识。

11月7日晚上，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共中央委员会、苏联部长会议在克里姆林宫联合举行的招待会。

毛泽东在招待会上成为一位最受大家尊敬的领袖人物。他的言谈举止，使与会者们无不倾倒。

11月8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参加了由苏联各界劳动人民举行的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会。宋庆龄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博得了阵阵掌声。

是日下午，毛泽东和法国共产党总书记多列士举行了会谈。双方在主要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毛泽东最后说：

“我们的心是一致的，我们和苏联、你们的心是一致的，现在和意大利也一致了。”

这一天，毛泽东还会见了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

11月9日下午，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总书记高兰继续会谈。他在会谈中还谈到了中、苏、美、英关于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的问题，他说：

“苏联在15年后，将会在总产量方面和按人口平均的产量方面超过美国。中国在15年后将超过英国。我们今年的钢产量是520万吨，第2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1200万吨，第3个五年计划之后将是2000到2500万吨，第4个五年计划之后，也就是15年之后，将是4000到4500万吨。英国现在的钢产量是2000万吨。你们看，15年后能增加到多少？顶多3500万吨吧！”

高兰回答说：

“15年后，顶多增加到3000万吨。”

11月10日，中苏双方对起草的宣言草案达成一致意见，作为苏中两党共同提出的草案，于次日印发各代表团征求意见。

11月13日，中方会同苏方讨论修改后的宣言草案。

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记述了讨论时的情况，他写道：“5时，小平、伯达、乔木、我去苏共中央大楼会商，苏方出席的以苏斯洛夫为首，其余人员与10日会议相同。大家态度都很认真，每页每页的讨论。到9时左右，主席来电话，要我与伯达回去。”“与主席谈话后，再返回会场，开到10时，因有些问题需与主席商量，我方提出休会1小时，经苏方同意后，我们大家返回。”“11时再到会场，开到12时半才散。”“回来后向主席汇报。”

这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中说：

“有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

这是中国的“大跃进”一词首次见诸于报刊，并且这第一次是出现在具有很高权威的《人民日报》社论里。在苏联参与访问的一位中央负责人，对毛泽东说：

“主席，现在某某某他们提出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提法很好，拿来我看看。”

那位领导人立即拿来了刊登有《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社论的《人民日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读了这篇社论，非常高兴地说：

“这是个伟大的发明，这个口号剥夺了反冒进的口号。”

他说着在这篇社论的旁边写下了一个批语：

“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大跃进’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11月14日，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越南、民主德国、中国、朝鲜、蒙古、波兰、罗马尼亚、苏联、捷克斯洛伐克12国党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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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8-28 18:48

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言说：

“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合作互助，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外部情况说，更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如果我们是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即使党的一个小组，如果不举出一个小组长，那么这个小组也就开不成会。我们面前摆着强大的敌人。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当然，世界上常人多，疯子少，但是有疯子。偶然出那么一个疯子，他用原子弹打来了你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既然需要一个首，那么，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按照字母？阿尔巴尼亚？越南，胡志明同志？其他国家？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我们有革命的经验，没有建设的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是个小国。我们半个卫星都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苏联共产党是一个有40年经验的党，它的经验最完全。苏联共产党在几十年来，总的说来，是正确的，这甚至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它的经验分两部分：最大的基本的部分是正确的；一部分是错误的。这两部分都算经验，都有益于全人类。有人说，只有好的经验就好，坏的经验就无用。我觉得这样看不妥。缺点作为教训对各国也很有帮助。有些同志因为苏联在斯大林时期犯了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的印象就不大好。我看这恐怕不妥。有些错误现在没有害处了。从前是有害的，但现在它的性质转变了，转变得有益于我们了。它使我们引以为戒。至于大量的正确的经验，大家都知道，我就不需要多讲了。

各国共产党过去相互关系中间有些不愉快的事，不仅别的国家有，中国也有。但是我建议我们要看大局。要讲心里有气，我也有一肚子，主要是对斯大林。但是我没有讲过，我今天也只是讲有气就是了，什么气我也不准备讲。实际上现在我也没有气了，至少是气不多了，时间过去了，斯大林死了。应该承认，现在苏联同志的作风有很大改变，并且还会改变，还会进步。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曲线，它是按照辩证法走路的。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的形而上学（若干部分，相当大一部分），现在又回到辩证法。我很高兴，看见苏联同志们的一些辩证法文章，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相互间的矛盾。斯大林时代就不敢讲。我到莫斯科来了两次，头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党’那是一句话，讲得好听，实际上不平等。现在我感觉到有一种平等气氛。不知同志们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譬如我们讨论文件，征求过意见，现在还要征求意见。刚才赫鲁晓夫同志不是提出组织起草委员会吗？没有采纳的意见可以提出第2次，第3次。最后如果大多数认为不能采纳，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间来看究竟那个对。如果实践证明提意见的对，而我们错了，比如讲，苏联、中国两党共同提出的这个草案错了，那么，我们就承认错误。这就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11月15日，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成员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代表组成的宣言起草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宣言草案。在此次会议上，大家争论了一天，在几个问题上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意见。波兰方面认为，宣言草案对美国的一些提法说得太过分，调子太高，他们不主张提“美帝国主义”，不要讲它“称霸世界”，不要讲它是“反动中心”。

下午5时，中方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会议上讨论的情况。

下午6时半，毛泽东在杨尚昆陪同下来到哥穆尔卡的住处，与他进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说：

“今天，天上地上随便谈，参加的人由你们定。”

哥穆尔卡也直截了当地说：

“今天我想谈谈关于宣言的事。”

毛泽东问道：

“起草委员会开得有成绩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

哥穆尔卡没有直接回答毛泽东的提问，而是说：

“我们提出了4个有原则性的修正意见，有一个被采纳了，还有3个存在分歧。关于修正主义问题取得了协议，因为都作了些让步，提出主要的危险在于修正主义，但也须反对教条主义，各国的主要问题有各自决定。”

哥穆尔卡接着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美国侵略集团依靠实力政策企图独霸世界”的说法。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能独霸；侵略集团不只是美国，还有别的国家。

毛泽东说：

“其它国家，如英法可以分开提，突出美国是合乎事实的。讲美国是指问题实质，因为美国是他们中最强的，其次才是英、法、葡萄牙。可以把‘独霸世界’改为‘独霸世界大部分’。”

哥穆尔卡发牢骚说：

“我们认为在起草委员会的情况是：全体反对一国。”

毛泽东说：

“也可以说是一国反对全体。”

哥穆尔卡说：

“是这回事。”

毛泽东耐心的劝道：

“还是应该进行协商。”

哥穆尔卡说，波方不同意宣言草案中所写的“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这句话，他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复辟资本主义非通过战争方式不可，波兰有部分反动分子正是想通过战争在波兰复辟资本主义。他建议将这句话改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反对这些国家的敌对行为”。

毛泽东说：

“这话不是对帝国主义及反动分子说的，而是对那些不愿使资本主义复辟的人民讲的。如果不说‘复辟’，也可改为‘颠覆活动’。”

哥穆尔卡表示同意。他又说，波方不同意说“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

毛泽东解释说：

“敌人虽多，但最大的敌人是美国。这符合事实。现在世界局势已经紧张，讲出了这点会更形成紧张，我们的意见正是这样，你紧我也紧，结果倒有可能不紧张。”

哥穆尔卡说：

“刚才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应该用强硬回答强硬，这才能促使国际局势的缓和。”

毛泽东说：

“不是用炮弹而是用口。”

哥穆尔卡说：

“美国统治集团对人们宣传说，共产党和苏联要消灭美国，他们不说要消灭帝国主义，而是说要消灭美国这个国家。”

毛泽东说：

“我们说不说，反正他们都会这样宣传的，还得靠打文字仗。你来我去，决不能对英美不还枪，这叫唇枪舌战。”“我们如果说出来，那会更好的争取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

关于‘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这句话，毛泽东建议，可以改为‘美帝所采取的侵略政策企图使它成为世界反动中心’。哥穆尔卡表示同意。就这样，双方在3个有分歧问题上的修改，基本上都接受了波方的意见。毛泽东说：

“这样提对你们可能接近些，我们是退了一步，这表示我们是想妥协的。这次应创造一种有事能商量的气氛。都需要让些步，需要大家取得一致。我们和苏联也都互相让了步。我感到这次苏联同志有很大进步，也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他们和我们都放弃了一些自己的观点，都接受了一些对方的观点，这才拟出了双方的共同草案。我已与哥穆尔卡同志谈过两次，你感觉到我想对你施加压力吗？”

哥穆尔卡笑着回答说：没有。毛泽东接着说：

“我只是想说服你，你也想说服我，我们都没想施加压力。”

哥穆尔卡说：

“我没有这种感觉。”

毛泽东最后申明说：

“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一下。”

哥穆尔卡真诚地说：

“什么时候你有空我想来看你一次，可以吗？”

毛泽东说：

“我准备见你一次。”

此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3个半小时的会谈取得了重要进展。

11月16日上午，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会议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赫鲁晓夫宣布开会。毛泽东第一个发言，他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方法达到目的，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坚持了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灵活性的统一。这么一种进行协商的气氛现在形成了。在斯大林的后期不可能。”“我们现在用说服的方法代替了压服的方法。费的时间不算少，但是这点时间是需要的。我们采取协商的方法并不是主张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辩论的俱乐部。我们的方法是又有中心，又有大家，中心与大家的统一。没有中心，比如没有苏联共产党，那么就会变成无政府主义；没有大家提意见，只是一家提意见，那么就总不会完全。现在是又有中心，又有我们大家；在一种意义上，也可以说又有集中，又有民主。不能说我们这一次会议没有民主。我认为有充分的民主。”

毛泽东又说：

“这个宣言是正确的，是一篇马克思列宁主义性质的宣言。它没有修正主义或者机会主义的因素，也没有冒险主义的倾向。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最近几年的经验。有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这些痛苦教育了我们。我们不要对于这些痛苦生气。相反，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因为它使我们开动脑筋，想一想，努力去避免那些痛苦。果然，我们就避免了那些痛苦。”

会议在结束前通过了宣言草案。这个宣言又被称之为《莫斯科宣言》。

这天下午，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隆重开幕。

11月17日，毛泽东同法国共产党书记杜克洛举行第2次会谈。双方的会谈记录如下：

毛泽东：法国国内以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力量现在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还是不大不小？

杜克洛：现在已经开始有所发展。

毛泽东：据你们看，法国的革命单独胜利的可能性如何？是不是一定要等世界形势的巨大震动？

杜克洛：这很难说。

毛泽东：比利时、荷兰、卢森堡这3个国家是更倾向于英国，还是更倾向于法国，还是更倾向于美国？

杜克洛：对这3个国家，法国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主要是英、美之间的斗争。

毛泽东：关于英国，它倾向于美国，还是倾向于法国？英、法资产阶级之间有没有共同点？是不是都不要战争？

杜克洛：他们都怕战争。

毛泽东：这就好。英法资产阶级有共同点。德国军国主义现在是想打仗呢，还是不敢打仗？

杜克洛：不一定想发动战争，但它正在扩张自己的势力，这表现在共同市场上，它的经济力量非常雄厚。

毛泽东：欧州共同市场形成了没有？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

杜克洛：需看情况的发展。

毛泽东：西德的侵略矛头是指向东方还是指向西方？

杜克洛：如果西德向东方发动战争，首先就得打德国人自己。

毛泽东：归根到底就是一条，能不能有10年到15年的和平。我觉得西方资产阶级心里很不安，也恐慌，包括美国在内。这次会议有六十几个国家参加，表现大家的信心很高。一个国家的党不自己形成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理论基础的核心骨干是不行的。在这次会议的宣言上，我们提出加上一句话，各国党的事情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对各党就没有束缚了。各个党都会自己坚持原则。不要为别人起草决议，马列主义原则比什么决议都好。

11月17日，这一天是星期日，头天刚下过大雪，太阳高高升起，天气格外晴朗。

下午6时，毛泽东在邓小平、彭德怀、乌兰夫、陈伯达、杨尚昆、胡乔木及驻苏大使刘晓的陪同下，来到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受到了在莫斯科及其它城市读书的3500多名中国留学生和实习生的热烈欢迎。

被接见的一名留学生记录了现场的详细情况和毛泽东讲话的内容，节录如下：

“下午6点钟，大礼堂中各个角落的水银灯一起放光，在人们还没有来得及注意的时候，毛主席第一个安详的从主席台左手的小门中走了出来，紧跟着的是其他的同志，这时我们只顾欢腾。大礼堂中一下子充满了这样的欢腾，以至大家只顾一个劲的看哪，笑哪，鼓掌，却没有一个人像在走过天安门时那样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我自己是笑得合不拢嘴，所以没法打招呼，也没法喊。毛主席一下就走到主席台的最边缘上来和大家亲切招手。这时我只觉得毛主席的步伐稳重而矫健，水银灯光映着毛主席的面孔红喷喷的，原来毛主席也是笑得合不拢嘴，他老人家多高兴啊？

毛主席从广阔的台上由左边一直走到右边，这才绕到桌子后边，却还没有就坐下来，轻轻的拿起水瓶来，向玻璃杯中倒了一杯水，端起来慢慢的喝。这时在最前边的人就一边鼓掌一边喊：‘毛主席！您好！’毛主席听见了就故意把杯子举向前面，高高的，好像要和大家碰杯的样子。这时我们真是想跳起来奔向前去，当然，没有一个人实际上这样做。等着毛主席喝了这杯水，安详的把双手在胸前一握，站到了扩音器旁边时，我们马上安静下来。

首先是由毛主席向大家介绍代表团的全体成员。等全体都介绍过后，大家依次坐下来，只有毛主席仍旧安详的站在扩音器旁。这时我们有多激动啊！生平第一次当面就要听到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毛主席好像也了解了我们这一点，所以第一句话就亲切地说：

‘同志们！我问你们好！’

接着毛主席右手轻轻一抬向前推动了一下说：

‘世界是你们的！’

好像用他那巨大的手掌把这样一个深湛的鼓励与期望稳稳的送给了我们似的。毛主席接着又补充了一句说：

‘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稍停了一下，毛主席自问自答地说：

‘为什么说世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而不是我们的呢？你们看，像我们这些人都老得不成个样子了嘛！’

这一下子我们可就哄嚷起来了，高声说：‘毛主席不老！不老！不老！’毛主席轻轻摇了摇头说：

‘不然，各人有各人的想法。我们这些人老了，也有我们的长处，那就是富有经验，老于世故！’

这一下我们才又连笑带鼓起掌来。毛主席看到这么热烈的情形，又说：

‘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毛主席接着又半开玩笑地说：

‘你们有朝气，我们有暮气，这叫各有长短。’

一句话惹得大家又笑起来了！毛主席这时像谈家常似的向大家说：

‘最近几天在莫斯科开了个会，你们知道吗？’

其实我们只是几小时以前才听代表团同志讲的，这时就连声答应说：‘知道，知道！’毛主席说：

‘这次会开得很好，苏联同志很能够和各国同志商量问题，会议开得生动活泼，和8年前我那次来时很不相同，既有集中，又有民主，这就是列宁的民主集中制。’”

“‘现在世界上的风向变了，去年的气候对我们很不利，今年的气候好了。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不是西风压倒东风，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两句话是谁说的呀？你们读过《红楼梦》吗？（有人说读过）这两句话是《红楼梦》里的一个人说的。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个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一个中间地带。据联合国的统计，全世界共有27亿人口，我们社会主义阵营约有10亿，帝国主义阵营约有4亿，剩下的该是多少呢？（台下有人说，13亿）对！你们都是数学家，一下就算出来了。这13亿基本分布在3个洲：亚洲、非洲，拉丁美洲。13亿当中已经有7亿多取得了民族独立。像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缅甸、埃及、苏丹、突尼斯、摩洛哥，还有个黄金海岸等等。剩下的还有6亿，像日本、伊朗、南朝鲜、南越、土耳其等。帝国主义阵营中间德、意现在不想打仗，也打不起来。英、美、法不合作。中间地带这13亿人口，两个阵营都在争夺。现在看起来，他们大多数是倾向我们的，我们的影响比帝国主义的影响还是大一些。因为英法有老殖民主义，美国有新殖民主义，我们却什么殖民主义也没有。’”

“‘我们中国现在是6亿4千万人口。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在政治上我们是个大国，在经济上我们是个小国，和比利时一比较，我们还比不上呢！同志们，你们听了不高兴吗？’

真的有人说：不高兴！这时毛主席大声说：

‘我们说，比得上就比得上，比不上就比不上，有什么可以高兴不高兴的？’

这样我们才又大鼓掌了！

‘同志们！这次庆祝十月革命节40周年，一共有64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来参加。这是自从马克思、恩格斯以来的共产主义运动中最盛大的一次集会。这几天，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在开会，商量了很多事情，决定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不反对吧？（当然，我们就大声嚷：不反对！）这两天在开64个国家共产党的会议，今天是星期日，休息一天，估计明后天就能结束。’”

“‘同志们！目前是世界局势的一个转折点。在人类历史上，十月革命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此外还有很多转折点，像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2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现在，苏联有两个人造卫星上天，64个国家的共产党开会，又是一个大的转折点，这是世界上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转折点。从今以后，西风压不倒东风，东风一定要压倒西风。’

听了这样振奋人心的语句，怎能让人不尽力欢呼和使劲鼓掌呢？

‘你们年轻人应该具备两点：一是朝气蓬勃，二是谦虚谨慎。’

我们就使劲鼓掌，表示我们一定要照着毛主席的话去做。

‘今年在我们国内5月到6月间是乌云满天，右派分子骂我们共产党不行，什么都搞糟了。那时我们有一招，叫做硬起头皮顶住。’

说着说着毛主席用自己的手指向宽阔的前额上一指，而且用力向前顶了顶，大家体会了中央这一英明的方针，不由得又会心的大笑了。

‘右派的进攻被我们打垮了，但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还是存在的。8年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是有的。这次整风就是要改正这些错误和缺点，所以是一件大事，我们要认真的改。同志们，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我们的目的就是让全国6亿4千万人一起动手，人人振奋，移风易俗，改造我们的国家。要做到这一点，当然不是很轻易的，问题很复杂。你们看过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没有？（回答：看过！）现在新的四十条出来了。我们要在第2个五年计划内使全部合作社在生产和消费上都超过富裕中农。我曾和不少的省委书记、地委书记谈过话，问他们能否做得到？他们都说完全可能，有的还说能超过。我们现在生产力还很低，钢只有520万吨。过了第2个五年计划后，将有1200万吨。再过一个五年计划，钢的产量可以到2200到2400万吨。到第4个五年计划完成时，就会有4000多万吨。我问过波立特同志，再过15年英国的钢产量可以到多少？他说现在是2000万吨，再过15年顶多达到3000万吨。那么，再过15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那时候世界的面貌就要大大改变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需要15年，或者为了保险起见，再加一个小尾巴，说：再经过3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我们要在钢产量上超过英国。这个责任就落在你们身上了，你们要好好的完成五年计划。我也有个五年计划：再工作5年；如果能再活15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

这下子我们可就喊起毛主席万岁来了，喊得毛主席也笑起来了。他老人家说：

‘如果能超额完成任务，那当然更好。可是还得估计到：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也是自然辩证法。’

这时我们不少人还接着喊毛主席万岁！等稍微平静一点，不知哪个小伙子直着脖子猛喊了一声‘毛主席万岁！’声音真响，毛主席听了又笑了，好像是向着这个小伙子似的说：

‘什么？假如孔夫子到现在还不死，两千多年前的人到现在还都活着，那还得了啊！那你们可怎么活着呢？那不就不成一个世界了吗？所以我一开头就说了，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再说一遍：祝贺你们！世界是你们的！！’

这时我们又不由得从心底涌起来无限的欢欣，的确，世界是我们的！还有什么比这更高兴的令人无限振奋的展望呢？

毛主席离开了扩音器，安详的坐下来，又和前排的同志们聊起家常来了。虽然没有扩音器广播，但是大家都极安静，所以声音仍是清晰得很。毛主席问：

‘你们怎样锻炼身体的呀？你们喜欢爬山运动吗？我今年登过黄山，还有别的山，一共5次。’

又问：

‘你们有湖南人吗？在湘江里游泳过吗？我去年游过3次，还横渡过长江两次。’

说着毛主席用他的大手轻轻比划了两下，好像横渡长江丝毫也不费力似的。这时前排有几个同学齐声说：‘祝毛主席身体健康！’毛主席又问：

‘你们和苏联同志相处得怎么样呀？’

又嘱咐说：

‘你们一定要和苏联同志结成亲密的朋友！’

终于，毛主席向左右环顾了一下，说：

‘怎样？咱们走吧！’

说着，其他同志也都依次站起来，我们也跟着一起站起来，为了再多看毛主席一眼，多留一个幸福的印象，礼堂后边的人索性就站到椅子上去。我们目送着毛主席离开我们，所有水银灯光又都集中到主席台，仿佛主席台上留下了一片五彩的云锦。”

在莫斯科大学读书的研究生王蕙菁则详细记录了毛泽东此后的活动：

“由于莫斯科大学大礼堂容纳不下而在楼下俱乐部剧场里坐着的几百名留学生，只是通过麦克风听了毛主席的讲话，并未亲眼见到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同志，同时，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也想见见他们，于是毛主席在大礼堂讲完话后，便专门从大礼堂走向俱乐部剧场。在那里，他微笑着向留学生们说：

‘我只给你们讲3句话，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之后，毛主席一行从俱乐部出来，上楼到位于大礼堂楼上的莫斯科大学学生宿舍参观。而我是从大礼堂出来向楼上自己的宿舍走去。这时，我发现他们显然正朝着我的宿舍方向走来，顿时，我的心又一次激动起来，我立即跑步迎上前去，向中央领导同志们问好，我伸出手先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您好，欢迎您！’

他用那宽大的手与我握手，并说：

‘你好！’

随后，他们便陆续走进我的房间。一进屋，毛主席先看了看我书桌上放着的书，然后看到沙发上放着的11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他关心的问：

‘你们这里能看到哪些中国报纸？’

我一一作了回答，并说：

‘从北京来的报纸最快的只要两三天，很及时，这张《人民日报》就是11月14日的报纸。’

他老人家听后很满意。之后，他便坐在沙发上，乌兰夫、彭德怀、杨尚昆等同志也先后入座。我的房间不大，十多位领导同志已坐得满满的。这时，我发现邓小平同志还在站着，而长沙发上毛主席右侧身旁还有一个空位，我便请邓小平同志入座。他示意自己不坐，让我坐。可我怎能让中央领导同志站着，而我却坐着呢，所以，我还是请他就座。这时，毛主席风趣地说：

‘你坐这里吧！他是总书记，就站着吧！你们还是先后同学呢！’

这句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于是，我就幸运的坐在毛主席身旁右侧。”“看到他真是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像是一位长期在阳光下劳动的工人、农民那样的红润、健康，并带有光泽，只是两鬓略有少许白霜。看到这，我非常高兴。这时，他问我：

‘你是哪里人？’

我说：

‘祖籍是河北省。’

然后，他又指着代表团的同志们问我：

‘这些同志你都认识吗？’

我笑着回答说：

‘认识，是从报纸上见过。’

于是，他从自己的左侧坐着的同志一一向我介绍，说：

‘这是我们党蒙古族的优秀党员乌兰夫同志’，‘这是彭德怀同志’，‘这是杨尚昆同志’……

接着，他又关心的问起我的生活，毛主席风趣的谈话时而引起我们大笑，气氛轻松。后来，我想为领导同志们备茶，毛主席说：

‘不喝了，看看你的邻居。’

于是便走向与我同在一个单元的苏联研究生谢斯卡科娃的房间，并同她亲切谈话。

当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走出来的时候，走廊里已经站满了闻讯前来的苏联和其他外国留学生。宽敞的走廊通道挤得水泄不通，他们把毛主席围起来，争着伸出友谊的手，问候着，毛主席和他们握手，问好。聪明的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留学生手里拿着俄文版的《毛泽东选集》，请毛主席签名留念，毛主席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在晚上8点钟左右，当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代表团的同志们走向莫斯科大学正面大门时，人们越集越多，纷纷向他们致意，欢送毛主席一行，待他们的车队渐渐远去，直到消失，大家才从门口返回楼内。”

11月18日，毛泽东在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坐在他的位置上发表了即席讲话。他说：

“同志们，我讲几句话。请同志们允许我即席讲话。因为我在几年前害过一次脑贫血症，最近两年好一些，站起来讲话还有些不方便。

我想讲两个问题：形势问题，团结问题。

现在我感觉到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世界上现在有两股风：东风，西风。中国有句成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40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

他列举了第2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发生的10件大事，证明上述判断。这10件大事是：打败希特勒；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美国只好坐视蒋介石失败；朝鲜战争迫使美国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越南战争，法国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输；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对埃及的进攻被制止；苏联制止了美国在叙利亚的冒险；苏联两颗人造卫星上天，把美国甩在后面；英国退出亚洲、非洲很大一片土地；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

毛泽东由此得出结论说：

“问题是不能用钢铁数量多少来做决定，而是首先由人心的向背来做决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如此。历史上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

他在谈到1946年蒋介石向解放区进攻时说：

“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我这话是特别想同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因为他们现在还处在困难中，有些党很小，有些党有成批党员退出党。我说这不足为怪，也许是好事。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是按照螺旋形上升的。”

他还说：

“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疯子。现在还要估计一种情况，就是想发动战争的疯子，他们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他们摔，我们也摔，这就打得一塌糊涂，这就要损失人。问题要放在最坏的基点上来考虑。”“原子弹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看它也是纸老虎，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因素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也是靠人去掌握的。打核战争，肯定要死不少人，即便这样，我们还是能最后赢得战争。”“我们中国还没有建设好，我们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好横下一条心，打了仗再建设。每天怕战争，战争来了你有什么办法呢？我先是说东风压倒西风，战争打不起来，现在再就如果发生了战争的情况，作了这些补充的说明，这样两种可能性都估计到了。”

关于团结问题，毛泽东说：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我高兴哥穆尔卡同志昨天的演说，他说，承认苏联为首是一个真理，不是人为的，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我又高兴南斯拉夫的同志们在第二个宣言上准备签字。他们在六十几个党的和平宣言上签字表示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12国宣言上签字，使13国缺少了1国。他们说有困难，我们想也可以，我们不能强加于人。”

他又说：

“我说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那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他们要采取辩证的方法，而不应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什么叫辩证的方法？就是对一切加以分析，承认人总是要犯错误的，不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就是对立面的统一。承认这个观点，对犯错误的同志怎么办呢？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是要斗争，要把错误思想彻底肃清。第二，还要帮助他。一曰斗，二曰帮。从善意出发帮助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有些人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找到’矛盾，我看这个提法不对。不是什么找到或者找不到矛盾，而是充满着矛盾。”“你看在原子里头，就充满矛盾的统一。有原子核和电子两个对立面的统一。原子核里头又有质子和中子的对立统一。质子又有质子、反质子，中子又有中子、反中子。总之，对立面的统一是无所不在的。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观念，关于辩证法，需要作广泛宣传。我说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在钢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问题，毛泽东说道：

“中国人是想努力的。中国从政治上、人口上说是个大国，从经济上说现在还是个小国。他们想努力，他们非常热心工作，要把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的大国。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2000万吨钢。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在15年以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归根到底，我们应当争取15年的和平。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

毛泽东一个小时的演讲结束了，会场里立刻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

11月18日晚上，毛泽东在他的住地与陶里亚蒂举行第2次会谈，毛泽东问道：

“你们有多少党员？意大利有多少人口，城乡人口的比例如何？意大利还有封建势力吗？意大利有多少钢？可不可以说你们的社会主义革命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陶里亚蒂一一作了回答。毛泽东说：

“我觉得意大利革命的希望很大。”

陶里亚蒂说：

“是的。有两个因素促成：资产阶级力量弱，有广大的农民同盟军。”

毛泽东问：

“社会党在工人中的力量怎样？社会党左派和中间派的力量对比如何？天主教党有没有派别？有没有开明的民主派？意大利有没有保皇党？力量怎样？你们对教廷的态度怎样？”

他听了陶里亚蒂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后说：

“你们一面反对教廷干涉政治，主张政教分离，一面不提出打倒宗教的口号。好，灵活。宗教既已存在，提出打倒的口号就会脱离群众。

你是否认为现在局势的特点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所指的是革命的暴雨。西方国家的心理状态是有把握呢，是无把握呢，还是有些把握但信心不足？你觉得有没有世界震动，例如战争的震动？能不能在意大利实现革命？”

毛泽东听了陶里亚蒂的回答后，又说：

“世界是一定要爆炸的。有两种爆炸的方法：一个是战争的方法。如果苏联、中国发展很快，这种爆炸的可能性就不大了。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大大减少了。第二种爆炸是革命的爆炸。美国虽然也会出来干涉，但是这种爆炸的可能性最大。欧州会不会有这种爆炸性矛盾呢？”

陶里亚蒂说：

“不是不可能的。殖民主义制度将继续受到打击。殖民主义制度的瓦解和革命爆炸的可能性有密切的联系。”

谈话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又问道：

“你觉得这次会议怎样？”

陶里亚蒂说：

“会议的结果很好。虽然仍有些分歧，但是不可怕。主要的是团结。会议的宣言也使我满意，里面吸收了我们的一些修正意见。”

毛泽东说：

“会议宣言没有涉及各国的具体问题，宣言一般谈的是原则问题，这样灵活性就大了。”

陶里亚蒂说：

“我完全同意。”

11月19日，64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结束。除了南斯拉夫以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在《莫斯科宣言》上签了字；64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团在《和平宣言》上签了字。那时，宋庆龄就坐在毛泽东的旁边。

是日下午，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说：

“中国在经济上还受束缚，政治上已经消灭了束缚。至少要有15年的和平时间，我们才能消灭经济上的束缚。”

11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哥穆尔卡率领代表团来看望毛泽东。这是双方的第3次会谈。哥穆尔卡一开始提到了毛泽东18日的演讲。毛泽东解释说，他曾经害过一次脑贫血症，站着讲话不方便，只好坐着讲。他还说：

“这样坐着吹牛可以吹几个钟头，站着说就要倒了，尤其不能念稿子，那要死了。”

哥穆尔卡说：

“我们就是照稿子读，这是个缺陷。”

毛泽东说：

“我在国内也是这样，紧张得要命，人是死的。这次来莫斯科不读稿子了，这才活过来。今后我不愿读稿子了。”

哥穆尔卡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同意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他认为：毛泽东提出的“原子弹是纸老虎”观点，“这意味着对帝国主义的力量估计不足”。他还抱怨说：

“你们中国人多，可我们波兰呢？我们只有5000万人口，叫我们怎么个死法？”

毛泽东耐心的解释说：

“谢谢你对我的批评。不过你的批评还不够。对于帝国主义我不是什么估计不足的问题，而是根本就把它踏在脚下。”

他又坦率的对哥穆尔卡说：

“我们是讲人们的精神状态。帝国主义天天在那里张牙舞爪，你怕它，它就老实了吗？所以我们说，在战略上要藐视它，它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在一个个的具体问题上，必须认真对待，不容轻率，这就是要在战术上重视它。哪个讲它就是个纸糊的玩艺儿，一揑就碎？这样，还叫马克思主义吗？”

赫鲁晓夫同哥穆尔卡一样没有听懂毛泽东18日关于原子弹的论断。后来，他说毛泽东是“疯子”，是“战争狂人”。与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不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听懂了毛泽东的意思。他曾叹息着对白宫办公厅主任帕森斯将军说：

“原子弹的最大威力是在发射架上，而不是飞出去之后。毛泽东是一个极难对付的人物，恐吓、威吓对他没有用。”

再说毛泽东在会谈中将话题转到了这次会议上，他问哥穆尔卡：

“你们对这次会议的看法怎样？是否感到受了委屈？你们有没有感到苏联同志在协商作风和与各国党的关系上有进步？还是认为没有进步？”

哥穆尔卡说：

“我们感觉到这种进步。”

毛泽东说：

“在走以前，我还要与赫鲁晓夫同志谈对外国党进行批评的问题。一般的讲，我们是不赞成公开批评的，各个党及民族都很敏感，如批评得不对固然坏，如批评对了也不好。假如有错误的话，那为什么不通过本国的党出来批评呢？”

毛泽东又说到了共产国际，他说：

“第三国际头和尾巴好。头是列宁，他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起了作用。尾巴是季米特洛夫。但头和尾巴都不长，而身子却有这么长。”

哥穆尔卡说：

“在我们也难说尾巴是好的，因为解散了我国共产党。”

毛泽东说：

“共产国际解散了，这应感谢上帝。历史也很怪，社会主义国家的成立都是没有国际的。去年3月米高扬到北京，来解释为什么要批判斯大林时，我同时也向他提出问题。他们建议成立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局来代替情报局，并且要出个刊物。我建议不要成立联络局，也别出刊物。我说，你们召集会就是了。你们苏共中央有事召开会议，我们来参加，谈些必须讨论的事，有事则开，无事则散，不要有像共产国际和情报局这样的固定机构，成立了会害死人的。”

毛泽东还谈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验，他说：

“我们是犯了‘左’倾及右倾机会主义这两个错误后才教会了我们这个党，才教会了领导干部。结果使这两个阶段的革命有很大损失，这当然不好，但这只是一个侧面。第二个侧面是很好的，有益的，它成了教员。没有这两次的失败，我们教育不过来，没有比较，在人们的脑子中不会引起很大震动，就不可能找出不‘左’又不右的道路。

我是吃过苦的，你们也吃过苦，一定知道时间是不能短的。我们党现在这个核心领导是经过多少年才形成的？从1935年遵义会议开始，到1957年共23年，这么久的时间。现在要动摇它是很难的。”

毛泽东最后说：

“今天谈得很有兴趣。我们的心是相通的，互不损害。我没有损害你的意思，你也没有损害我的意思。我们是互相支持的，这很需要。”

哥穆尔卡说：

“我们特别需要你们的支持。”

毛泽东说：

“自力更生为主，外国支持为辅。虽然为辅助，但还是要支持，这并非依赖。要分别依赖及依靠。我们是互相依靠嘛，决不依赖。今天谈话的缺点是我讲多了，下一次吧。”

11月20日中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为毛泽东和中国代表团举行了隆重的送别宴会。毛泽东在告别讲话中，再一次号召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他说：

“我们开了两个很好的会，大家要团结起来，这是历史的需要。”

他还对前来送行的60多个国家共产主义的头领们说：

“中国有个古语：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用水调和，再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任何一个人都要人支持，一个好汉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荷花虽好，也要绿叶扶持。这是中国的成语。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我看赫鲁晓夫同志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持的。中国还有一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单独的一个诸葛亮总是不完全的，总是有缺陷的。”

是日晚，苏共中央还在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娜大厅安排毛泽东与苏联各界著名人士见面。

回到驻地，毛泽东征询赛福鼎的意见说：

“你打算从北京回去呢，还是从这儿直接回去呢？”

赛福鼎回答说：

“我打算从这儿直接回去，顺便去中亚几个加盟共和国看看。”

“也好。”毛泽东点点头，又说：“俄罗斯人过去压迫中亚的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俄罗斯人对这些少数民族人民做了些什么？我们汉族人也压迫过你们新疆的少数民族人民，现在应该给你们做些什么？你去实地看看他们做了些什么，学学他们的经验再回去。新疆人民生活的改善，不仅要赶上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还要超过他们的生活水平。”

11月21日，毛泽东、宋庆龄率领代表团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国。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

“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

“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就这样，毛泽东乘坐二等舱回到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回国后的活动情况，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刘日新同志在《中国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恢复计划经济——答某某周刊记者问》中说：“‘一五’计划规定，1957年粮食产量计划为3856亿斤，实际完成3901亿斤，超过计划45亿斤，超额1.2%完成计划；棉花产量计划为3270万担，实际完成3280万担，超过计划10万担，超额0.3%完成计划。计划制定的精确度如此之高，真是不可多得，对经济发展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

刘日新同志在这次答记者问中还说：“计划经济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由于苏联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积极性高，五年计划四年提前完成（1928-1932）。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正爆发三十年代经济大危机，美、英、德、法、日等大国的生产力倒退几十年，而苏联五年计划四年完成，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苏联由一个经济落后的沙皇俄国，逐步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进大国，钢产量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这些伟大成就，吸引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和进步人类，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有光明前途。同时，苏联及后来中国的计划经济也影响了若干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市场经济陆续向计划经济学习。

美国总统罗斯福为挽救三十年代经济危机，实行新政，在不改变私有制的基础上，学习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由实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变成了实行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甚至开辟田纳西州作为计划的实验区。这一切对美国的经济复苏起了很好的作用。

二战后，法国的戴高乐总统走第三条道路，也学苏联的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计划的法国，比不搞计划的英国、美国的经济速度要快很多。1951年-1955年平均每年工业增长速度法国为6.6%，美国为4.4%，英国为3.8%。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日本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搞国民收入倍增等国民经济五年计划。日本的计划对二战后经济的迅速恢复，促进他们的经济在不太长的时间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起了重要作用。六十年代，韩国的经济企划厅也学苏联、中国计划经济的某些做法，编制和实行国民经济计划。经过六个五年计划，韩国即由一个农业地区变成了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影响是巨大的。”

刘日新同志所说的这些铁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不肖子孙都不能掩盖、不能抹煞的。后人读一读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听一听这种铿锵有力的声音，能不振聋发聩吗？《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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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9-10 15:25

第271章

“反对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

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

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话说1957年11月25日，毛泽东复信给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他在信中写道：

张明霞同志：

来函收到，迟复为歉！“蝶恋花”一阕，同意在你们刊物上登载。游仙改为赠李淑一。

祝你们好！

毛泽东

毛泽东随信附寄了张明霞等人抄呈给他请求他校核的原词，并用两种笔在上面加了标点，改正了一个错字。

原来，长沙岳麓山湖南师范学院的学生张明霞和她的几个同学在语文系成立了一个“十月诗社”，她们还创办了一个油印诗刊《鹰之歌》。她们通过长沙市10中的小读者薛守淳及她们在10中实习的同学、诗社成员萧幼艾，抄写了毛泽东写给10中教师李淑一的词，并表示要在《鹰之歌》上发表。李淑一说，最好先请示一下毛泽东。于是，张明霞就在6月1日，给毛泽东寄出了有她们诗社9位成员签名的请求信。

当张明霞收到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信时，她们的《鹰之歌》已经在反右斗争中停刊了。所以，由《鹰之歌》发表毛泽东的《蝶恋花》一词，就成了她们终生的遗憾。

1957年11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接见了他幼年上私塾时的老同学毛裕初。

毛裕初和毛泽东回忆起他们一群学生在1903年夏天背着老师去洗澡、塾师邹春培要他们对对子惩罚他们的情形。毛裕初说：

“他出了个上联——‘濯足’，叫同学们对下联。同学们都对不出来，你对的是‘修身’，先生十分满意，才没有处罚同学们。”

毛泽东听到这里，一下子想了起来，高兴地说：

“对了！‘修身’对‘濯足’。这个‘濯足’，就是洗脚，越洗越干净。《孟子.离娄上》讲：‘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楚辞.渔父》也说：‘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那个‘修身’就是修身养性，努力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礼记.大学》上讲：‘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先生批评我们不该玩水，我们说这样既可以锻炼身体，又可以提高修养。先生当然拿我们没有办法。”

1957年12月份前后，警卫战士马维探家后回到中南海丰泽园，他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一并交给了毛泽东。他对毛泽东说：

“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手有些发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掰一块放到嘴里，慢慢的咀嚼，嚼着嚼着，泪水立刻溢满了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李银桥他们几个人，说：

“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人吃的粮食啊……”

李银桥将窝头放进嘴里，感到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他嘴里喃喃地说：

“怎么是这样呢？为什么？翻身了，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毛泽东时时思考着这个问题，无论是散步、吃饭或是睡觉，他多次自言自语地说：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1月底，毛泽东收到了山东胶县农民送来的4棵特别大的白菜，他立即挑选出两棵最好的，让江青分别送给宋庆龄和张治中。宋庆龄收到的这棵大白菜重达二十七八斤，她非常高兴，就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她写道：

敬爱的毛主席：

承惠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您回来后一定很忙，希望您好好休息。

此致敬礼！

宋庆龄

1957年12月1日

江青送给张治中家的这棵大白菜也重达二十七八斤，张治中夫妇舍不得吃，就把它用大花盆栽下，陈列在客厅里。后来，这棵大白菜抽苔开花，高有二三尺，人人见了无不称奇。

12月2日，中国工会第8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刘少奇在开幕式上致词说：

“我国工人阶级和我国人民在今后10年到15年内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农业同时并举的方针，把我国建成一个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在15年后，苏联的工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期，在钢铁和其它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自此以后，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赶超英国的口号，响彻了大江南北。全国工人阶级热烈拥护这个口号，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热情，工业战线的大跃进逐步出现了。

12月8日，毛泽东在和民主党派负责人、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时，介绍了莫斯科会议的情况。关于国际形势，他说：

“基本的情况是帝国主义不敢打。但是，也要估计到有少数疯子闹乱子。”

毛泽东还向他们通报了关于在15年内赶超英国的设想。

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冒进了，行不通；有的人说，1956年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1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竟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的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此后，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批判了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的一股右倾风，提出了“苦干10年，实现四十条”的口号。会议要求全国从省到县、区、乡、合作社，都要做出贯彻四十条的规划。

12月中，毛泽东准备外出，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把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尽量搜集给他，大约有50余种。

12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准备召开有华东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1次杭州会议。他要叶子龙通知华东地区的那些省、市负责人赶来杭州集中。

1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与华东地区的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等人，一起阅读、座谈《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

12月18日，毛泽东主持座谈会继续进行。

12月18日晚，毛泽东在彭德怀转呈的副总参谋长陈赓12月9日关于台湾飞机进入大陆活动情况和加强内地防空作战部署的报告上批示道：

“请考虑我空军1958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12月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请浙江省委的江华及田家英谈浙江省委报告的修改问题，并对报告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尔后，他指示由《人民日报》全文发表。

后来《人民日报》于12月28日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全胜》为题，发表了浙江省委的报告。

12月25日清晨，毛泽东给在北京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乔木同志：

除四害通知尚有缺点，不扎实，轻飘一些。这是因为没有研究各地已经取得的丰富经验，你脑子里对此问题还很不懂的缘故。现在有大批经验了，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将全国各省市县见于报纸的经验一齐找来仔细看一遍，边看边想，形成成套思想，然后下笔成文。至少改3遍、5遍，找彭真、刘仁及北京有经验的除害干部二三人及科学家二三人开一两次会，发表意见，修正文件，字斟句酌，逻辑清楚，文字兴致勃勃。文件可以长一点，达1000字至2000字左右也可以。总之使人看了感觉解决问题，百倍信心，千钧干劲，行动起来。内容要把人人振奋，改造国家，带动消灭人病、牲口病、作物病的道理讲清楚，这是理论。然后讲方法，也要讲得入情入理，使人觉得切实可行，没有外行话。要写这一部分，也要认真研究，下苦功钻一下。然后讲到书记动手，报纸、刊物、广播、定期扫除、定期检查等事，作为结束。两星期内写好、通过、发出也就好了。送我看一次。

莫斯科讲话，请打字送我再看一次，还觉得有需要修改之处。

毛泽东

12月25日8时

末了，他又加了一句：“到济南时，可歇一宿，认真谈一下。那里的斗争文件，工业、农业计划，找一份带回去，认真看一遍。”

12月25日这一天，卫士张木奇和江苏籍的张相松探家结束回到毛泽东身边，他们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的情况。张相松说，他家乡的农民每月平均是8元的生活水平。毛泽东扭头问张木奇：

“你们曲阳是多少？”

张木奇说是5元。毛泽东沉思着说：

“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元的也要提高到8元，8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而且要逐步消灭差距！”

毛泽东又问张木奇说：

“你父亲已经是近60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

张木奇说：

“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活，算个半劳力。”

毛泽东深深吸了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

“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64岁生日，厨师用叶子龙从家乡带来的腊肉、腊鱼等土产品烹制了几道菜，其它还有毛泽东爱吃的带辣味的湖南家乡菜和红豆二米饭。大家把毛泽东请到饭桌上，一起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饭。

12月28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至厦门的铁路正式通车，极大的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

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元旦社论《乘风破浪》。这篇社论是根据毛泽东在莫斯科会议上的多次讲话精神写成的。

社论中明确提出：从1958年起，全国人民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方面来，用15年时间赶上和超过英国。社论再次强调“多快好省”的方针，号召全国人民掀起大跃进运动。社论还强调说：“事在人为”，“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扫除消极、怀疑、保守的暮气。”

毛泽东在1958年读《旧唐书.刘蕡传》时读到刘蕡的策论，批道：“起特奇。”并作诗一首赞之：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

这首诗最早发表在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版的《毛泽东诗词集》中，是根据毛泽东审定的抄件刊印的。由此可见，他对在“万马齐喑”中“叫一声”的精神，是十分赞赏的。

且说在1958年元旦这一天，毛泽东书赠李淑一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在《湖南师院》特刊上首次发表了。

章士钊看到毛泽东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后，曾经向他请教词中的“骄杨”一词作何解释，毛泽东沉痛地说：

“女子革命而丧其元，焉能不骄！”

后来有一次，毛岸青和邵华请毛泽东为他们写一幅《蝶恋花.答李淑一》，以作纪念。毛泽东欣然提笔，写下了“我失杨花”4个字。岸青、邵华十分不解，以为父亲写错了，忍不住问道：

“爸爸，不是‘骄杨’吗？”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

“称‘杨花’也很贴切。”

然后，毛泽东笔走龙蛇，一挥而就。写完了，他十分郑重的交给了毛岸青夫妇。

“骄杨”、“杨花”，是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礼赞和怀念。杨开慧忠魂有知，亦当含笑九泉。

1月3日，毛泽东翻阅《光明日报》，看到了王佩琨撰写的《十五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一文。王佩琨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英国经济的特点，比较了中英两国在钢铁、煤炭、机床、化肥等生产方面的差距，认为中国在15年后赶上或超过英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是可能的。

毛泽东阅罢，对这篇文章批示道：

“江青阅，此件很好，可惜未比电力。”

1月3日和4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了有周恩来等中央部分领导人和华东5省1市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第2次杭州会议。会议着重讨论进行技术革命和解决党委领导生产建设的方法问题。毛泽东在两次讲话中先后提出了17个问题让与会者讨论，他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他在杭州会议上，再一次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

“没有1956年的突飞猛进，就不能完成五年计划。”

毛泽东阐述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认为只有坚持不断革命，不断提出新任务，才能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他特别强调要开展技术革命。他说：

“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是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要革地球的命，现在我们只能革地球表面的命。在整风以后，要准备把注意力逐渐引到搞技术革命上。”

毛泽东还说：

“整风反右斗争以后，一定要把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业、林业、渔业、牧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科学、文教、卫生等行业都抓起来，还要反对严重的浪费现象。”

这次会议的内容，后来成为毛泽东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重要材料。

1月4日傍晚，毛泽东让工作人员到上海去接周谷城、赵超构和谈家桢3人来谈话。

在上海的周谷城突然接到统战部的一个电话，说是要他马上去统战部。市公安局长黄志波接待了他，说毛泽东要约他与赵超构、谈家桢一起去杭州聊天。3人聚齐后，在江湾机场上了飞机，连夜飞往杭州。

谈家桢在专机上看到机舱里的陈设，如同他见到的毛泽东在飞机上工作的照片背景完全相同，就猜想到是毛泽东派专机来接他们的，一问工作人员，果然是毛泽东的专机。工作人员还告诉客人：“主席交代说，派我的专机去上海，不要怠慢了老朋友。”3位客人闻听此言，心情都特别激动。

是日晚，西子湖畔，皓月当空。10点多钟，周谷城3人乘车来到一所水木明瑟的庭院里。毛泽东刚开完了一个会议，已经站在门口等候，他对谈家桢说：

“谈先生，老朋友啰！”

毛泽东把客人们迎进室内，里面陈设十分简朴，只有1张方桌，4把椅子。毛泽东和3位客人各据一席，相向而坐。工作人员上了茶水，转身去了。毛泽东见客人都有些拘谨，便笑着问老朋友历史学家周谷城：

“你知道关公姓什么？”

周谷城见毛泽东突然提出这样的问题，不免一怔，便反问道：

“是姓关吗？”

“你错了，”毛泽东开玩笑说：“关公本不姓关。他原先在家乡杀了人，逃到了潼关，潼关守将盘问他姓什么，他抬头看见潼关二字，于是灵机一动就说自己姓‘关’，从此也就真的姓关了。”

大家见毛泽东如此绘声绘色将民间传说演绎了一遍，都忍不住大笑起来。毛泽东见气氛缓和了，便问赵超构：

“你是哪里人？”

赵超构回答说：

“温州。”

毛泽东说：

“好，你别老呆在报馆里，你可以到那里去跑跑嘛。”

这已经是毛泽东第3次建议赵超构到群众当中去了。后来赵超构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回到自己的家乡温州地区，深入群众参观访问，写出了《吾自家乡来》一文，在《新民晚报》上连载，其中写道：“我是一个旧知识分子。从我的身上可以看到，毛泽东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是一贯的，特别是对于犯了错误的知识分子，总是热情帮助，一帮到底毫不嫌弃。”

且说毛泽东见赵超构点头同意，就又对谈家桢说：

“当教师的也不要老关在书房里，也要到群众里面去走一走。”

他还关切的问谈家桢：

“把遗传学搞上去，还有什么困难和障碍？”

谈家桢说：

“感谢主席的支持，我本人已经可以开课讲授了。但是有人把这看成是‘统战需要’，说是‘对高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在思想上并没有尊重摩尔根遗传学派，进一步开展研究工作，仍然是阻力重重。”

毛泽东沉吟了一下，坚定地说：

“有困难，我们一起解决嘛。一定要把遗传学搞上去！”

到了深夜，毛泽东邀3位客人共进晚餐。这时，周谷城他们才知道毛泽东还没有吃晚饭哩。4人边吃边谈，吃完饭又继续谈下去。毛泽东精神极好，侃侃而谈，直到凌晨3点，还兴致勃勃，毫无倦意。他看了看表，煞住了话头，说：

“已经3点了，你们太累了，该休息了。我们明天再谈吧！”

从毛泽东住处到上车的院子门口，有一段几百米长的曲折小径。毛泽东披着大衣，坚持要把周谷城3人送到门口，他兴致勃勃地说：

“今晚的集会，也可以算是一段西湖佳话吧！”

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车旁，等他们上了车这才回去。

1月5日早上8时许，毛泽东打来电话，邀请周谷城3人一同吃午饭。

这天中午，毛泽东叫谈家桢坐在他身边，边吃饭边谈问题。毛泽东特别谈到了中国科学技术，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

1月5日午后，毛泽东送走客人，又到杭州饭店接见了外宾，便准备离开杭州了。浙江省委的几个负责人来到杭州饭店，看看他还有什么事情要吩咐的。毛泽东突然说，要看看杭州市的卫生状况。浙江省委副书记吴宪就说：

“小营巷的卫生搞得最好。”

毛泽东说：

“去看看吧。”

这个时候，毛泽东的一些警卫和工作人员已经提前去了笕桥机场，在他身边的只有叶子龙和省厅的王芳等几个人了。王芳立即告诉杭州市公安局长易成铸去小营巷部署一下，并通知杭州市委书记王平夷到场等候。他还交代司机说，路上车子要开慢一点。

　　小营巷居民区住着200多户居民，房屋比较陈旧，大多是太平天国时期建筑的，一个不大宽阔的墙门里往往住着十几户人家。解放前这里卫生条件极差，人们都说那时的日子是“荒年缺柴米，丰年少棺材。”解放后小营巷居民摆脱了贫困和传染病的缠绕，“讲卫生、爱清洁”蔚然成风，成了杭州市卫生先进单位。

且说车子一到小营巷，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大衣下了车便来到陈炳文住过的61号院，见两个小姑娘正在下棋，就走到她们跟前，轻声问道：

“我到这里来看一看你们的卫生工作，好吗？”

两个小姑娘随口应到：

“好，好，欢迎。”

其中一个叫戴桂芳的小姑娘，抬头一看，说话的人竟是毛泽东，她非常惊讶，说：

“你……是……毛主席？”

旁边的卫士朝戴桂芳点点头。毛泽东说：

“你们做向导，带我参观参观好吗？”

两个小姑娘连声说“好，好。”便引着毛泽东走进过道。毛泽东问：

“你们这里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蚊子？”

姑娘们说：没有。毛泽东走进一个大厨房，这是10多户人家公用的厨房，虽然有些拥挤，但锅灶、煤球炉和一应用具，却摆放得很整齐。

毛泽东走出61号，进了56号院，看到客厅、卧室都收拾得干净整齐。他走进屋后的菜园，看到菜园里有一个粪缸，就问：

“这粪缸会不会生蛆？”

卫生员说：

“夏天也不会生蛆。”

“怎样才不生蛆呢？”

“用石灰撒在上面，3天撒一次。”

毛泽东又走进一户人家。这家的主人外出了，只有一个小孩在家。毛泽东说：

“我来随便看看。”

说着顺便拿起那小孩的课本翻了一下。小孩认出了毛泽东，高兴地说：

‘“您是毛主席！”

毛泽东笑了，反问道：

“你看我像吗？”

小孩肯定地说：

“您是毛主席！”

说罢转身跑到门外，大声喊道：

“毛主席来了！”

一些居民闻声赶了过来。毛泽东又到一个军属家里小坐了一会儿，看了当日的《杭州日报》，还和军属拉拉家常；又看了居民俱乐部的墙报。此时小营巷的男女老少都知道毛泽东来了，大家都奔到巷子里来，把门墙外围得水泄不通。王芳心里不免有点着急，他催着毛泽东赶紧走，毛泽东却说：

“还早嘛，别急。”

他在众人簇拥下走出大门，大门口的人群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好几位胆大的年轻人伸过手来和他握手，毛泽东立即把手伸过去。有一位白发老人想挤过来和他握手，毛泽东赶紧走上前去握住老人颤抖的手，说：

“你们这里的卫生搞得不错。”

老人感动得直流眼泪。叶子龙、王芳赶紧拥着毛泽东上了车，他还挥着手向群众告别。人们主动让出道来，不断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离开了小营巷，在省委负责人的陪同下，又驱车到杭州市郊外的浙江省农业科学研究所及其上千亩试验田视察。

研究所里显得格外宁静。值班所长娄宗光接待了毛泽东一行人。毛泽东看到大楼走廊里有一部淡绿色的双轮双铧犁，就弯下腰摸摸，问道：

“这是不是你们改进的那种双轮双铧犁？”

娄宗光说，是的。毛泽东又问：

“改进的犁臂是不是已经装上了？”

娄宗光没想到毛泽东对他们的改革工作这么了解，就说，已经装上了。毛泽东走进休息室，落座后，点上一支烟，说道：

“要做好研究工作，你们设立一个专门机构，开展农具研究工作好不好？”

娄宗光说，好。毛泽东把脸转向坐在一边的省委负责人说：

“他是同意了，你赞成不赞成？”

那位负责人说，赞成。

毛泽东说：

“那好，你们就向省委提个建议吧。”

“你是学什么的？”

毛泽东又问娄宗光；娄宗光说：

“我学的是土壤农化。”

“你可以借一本关于土壤学方面的书给我看吗？我想了解一下，农作物所包含的元素，以什么元素的比重最大。”

毛泽东心里装着一件事，那就是怎样提高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产量。这种调查研究和虚心的请教，终于使他在这一年里提出了“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合理密植）、保（植物保护）、管、工（工具）”。

毛泽东离开休息室，来到大楼前的试验田里，观看工人和技术员们演示双轮双铧犁的操作过程。他走到工人张有根面前，问：

“你会耕地吗？”

“我会耕地。”

“好哇，你就耕吧。”

毛泽东看着张有根牵了一下牛绳，两头牛就顺从地拉着双轮双铧犁笔直的前行。这种新式工具确实比旧式木犁更省力而且耕得也很深。毛泽东非常满意，他赶上前去，从张有根手中接过犁扶手和牛绳，亲自操作了一会儿。

毛泽东终于要离开杭州了，他握着担任警卫处处长伍一的手说：

“杭州的山好、水好、人更好，我每次到这里就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走了，又想着什么时候能再回来。”

1月5日傍晚，毛泽东离开杭州，乘飞机到了长沙。晚上，他看了木偶剧和花鼓戏。

1月6日，毛泽东会见了程潜。此时程潜以湖南省省长兼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他对毛泽东说：

“北京与湘相距甚远，不便兼顾，我想辞去省长一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担任。”

毛泽东微笑着说：

“颂公怎么要提出辞职？是不是以为用了右派而引咎辞职呀？这不要紧嘛，我不是也用了右派吗？以后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湖南，夏初秋末在北京住，春冬两季在长沙住。”

他吸了一口烟，又严肃地说：

“现在大局安定，领导班子不能随意调换。颂公是中央的人，我们没有把你当巡抚看待，您德高望重，还是您担任省长为宜。”

程潜听毛泽东如此说，便连连点头，说道：

“我听主席的安排，尽力而为，尽力而为。”

这一天，毛泽东又从长沙飞到了广西南宁，下榻于明园。

1月6日，邓小平在北京中南海居仁堂里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主要内容是传达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居仁堂是一座小巧玲珑的宫殿，坐落在中海和南海的交界处，在丰泽园的北面。相传清末慈禧太后经常在此接见外国使节。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在这里办公。

吴冷西列席了这次会议，彭真递给他一个召开南宁会议的通知。吴冷西接过一看，乃是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通知，不禁大吃一惊，只见上面写的是：

“吴冷西、总理、少奇、李富春、薄一波、黄敬、王鹤寿、李先念、陈云、邓小平、彭真、乔木、陈伯达、田家英、欧阳钦、刘仁、张德生、李井泉、潘复生、王任重、杨尚奎、陶铸、周小舟（已到）、史向生、刘建勋、韦国清、毛泽东，共27人，于11日、12日两天到齐，在南宁开10天会，20号完毕（中间休息2天到3天，实际开会7到8天）。谭震林管中央，总司令挂帅，陈毅管国务院。”

吴冷西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前面！他心想：我是《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这次会议可能同报纸和通讯社有关：《人民日报》几天前发表的元旦社论《乘风破浪》，只是经过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定稿，因为毛泽东那时在杭州，所以就没有送他审阅，是不是社论内容有什么重大问题？可是，听邓小平传达的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所谈的17个问题，都没有涉及到报纸和通讯社呀！想到此，他就问胡乔木和杨尚昆：

“南宁会议通知名单，主席为什么会这样排列？”

胡乔木和杨尚昆说：

“不了解开会通知的名单排列有什么特殊意义。”

吴冷西从胡乔木的神态上，明显的感觉到他似乎也在担心，可能要发生什么事情。

1月7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要到邕江里去冬泳。

此时，运动员梁亚华和他的几个青年伙伴，正在南宁市水上游泳池进行冬季训练，只见教练员急匆匆走来，把梁亚华叫上岸，带到一位负责人面前。那人告诉梁亚华说：

“有紧急任务，陪一位首长游泳，你马上做好准备！”

梁亚华不敢怠慢，立即将“205号”小汽艇准备妥当，带上伙伴，开往邕江岸边。他们远远看见有几个警卫员模样的年轻人，正在紧张的测试江水的温度。

20分钟后，几辆轿车来到了江边。毛泽东在省委领导人的陪同下，先后下了车。卫士张木奇向毛泽东报告说：

“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了笑，说：

“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毛泽东更衣后穿着睡衣，登上“205号”汽艇，驶向江心。他站立船头，一是浏览两岸景色，而是要适应一下气温。不一会儿，汽艇来到预定地点，早有梁亚华和几个运动员划着舢板来接。毛泽东和卫士们上了舢板，开始做下水的准备。卫士们穿着泳裤不停的搓着身子，尽管如此，浑身还是起满了鸡皮疙瘩。毛泽东则是先用毛巾沾着江水擦抹前胸和脊背，然后又把双脚浸到水中。岸上的人问：

“主席，冷不冷？”

“下决心就不冷。”

毛泽东说罢，就扶着舢板的边沿下了水。梁亚华几个人也随着跃入水中，护卫在毛泽东周围。毛泽东朝卫士们招呼说：

“不要怕嘛，越怕越哆嗦。下来一游就没事了。”

卫士们听他如此说，只得下了水，冻得他们一时透不过气来，尽管如此，他们个个还都要咬着牙坚持着，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真的就比较适应了。毛泽东摆动双臂，做了几个轻松自如的动作，朝卫士们看了一眼，脸上泛着孩子般的得意，说道：

“不过如此！”

毛泽东时而蛙泳，时而侧泳，时而又踩水，游至酣畅处，还拿出了他的独门绝技：面向蓝天，手脚不动，仰卧在水面上长达几分钟。

半个多小时过去了，卫士们的脸色有些发青，有几个实在耐不住了，缩着身子就往岸上跑，手忙脚乱的往身上套衣服。毛泽东的随身医生对着毛泽东喊道：

“主席，上来吧。”

“再游10分钟。”

毛泽东坚持说。10分钟过去了，他已经游了1000多米，到了沙石公社新码头附近，经大家再三劝说，这才上了船，披着衣服，神态自若的坐在船头晒太阳。张木奇活动着身子问毛泽东：

“冷不冷？”

毛泽东看了他一眼，说：

“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

毛泽东抽了一会儿烟，转脸问李银桥：

“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了摇头，说没带。毛泽东平常不大喝酒，就是喝也只是来点葡萄酒。这次出来游泳，李银桥自然想不到要准备点酒。他知道毛泽东也感到冷，于是就拧一条热毛巾替他擦身子，张木奇也马上拧了一条热毛巾来给毛泽东擦身子。毛泽东朝他们笑了笑，没有吭声。

1月10日下午2点多钟，毛泽东再次游邕江。

他这次是从凌铁渡口登上“喷水2号”小汽艇，由南宁航运分局船员周桂南驾着“205号”汽艇护卫。毛泽东下水后，有10多名随行人员陪游。他们游过了水深流急的母猪湾，到津头渡口上了岸。

毛泽东一行人驱车来到广西军区303医院。在医院后门西面的2棵大树下，毛泽东接见了一些医护人员和伤病员们。他看到战士们自觉的排起了整齐的长队，非常高兴的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

毛泽东对他在邕江两次冬泳颇为得意。后来，他在和老朋友周谷城谈话时这样说：

“我在南宁时，打算游水。南宁的同志这也怕，那也怕，就是不愿意让我游。其实，凡水皆可游，南宁的水是水，南宁的水也可游。这不是很合乎三段论法吗？当然，在大前提下应该加上下面几个条件：水只有一脚背深的游不得，近沸腾了的游不得，结成冰块了的游不得。”

欲知毛泽东在即将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发出了何等的宏论，且待下一章详细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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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9-27 14:35

第272章

“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

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

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

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话说1958年1月11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央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部分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性质的“南宁会议”。毛泽东通知的27人中，陈云、邓小平、潘复生3人因故没有到会。周恩来则是在中途到会的。

毛泽东的住处离广西自治区政府交际处大楼不远，这栋建筑是经常接待越南胡志明的别墅式的高大平房。他主持的会议就在这间大平房的客厅里举行。

南宁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和预算问题，以及在社会主义建设出现高潮的形势下，如何改进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问题。

会议印发了22个参考文件，其中有周恩来在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上报告的记录稿，有李先念在人大一届三次会议上报告的有关反冒进部分，有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摘要，作为有错误的材料供与会者批判。

毛泽东在社论摘要材料上加了这样的批语：

“庸俗的马克思主义，庸俗的辩证法。文章好像既反‘左’又反右，但实际上并没有反右，而是专门反‘左’，而且尖锐的针对我的。”

吴冷西见毛泽东如此批评《人民日报》社论，他马上找到胡乔木，问毛泽东批评的《人民日报》社论是怎么回事？胡乔木说他也不清楚。两人商量后，当晚打电话回北京，要《人民日报》编辑部把1956年6月20日社论的全部过程稿，送到南宁，还要写一个关于社论起草与修改、定稿过程的简单说明。第二天，吴冷西收到《人民日报》编辑部送来的材料，他和胡乔木一起查看了社论的整个起草过程。原来，这篇社论最初是由《人民日报》编辑部起草的，中宣部在讨论时，陆定一认为不能用。他请示了刘少奇，刘少奇要他根据政治局会议精神组织中宣部起草。后来，中宣部的初稿由王宗一起草，中宣部讨论修改后，由陆定一送刘少奇和周恩来审阅。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作了一些修改，还提出了一些意见。陆定一又做了一些修改，再送刘少奇。刘少奇在个别地方修改后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后，未改一字，只在最后定稿的清样上圈了他的名字，批上了3个字：“不看了。”

1月11日晚，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批评说：

“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我有两年没看了。只给成品，不给原料，不行。要离开本子讲问题，把主题思想提出来，进行交谈。财经部门不向政治局通情报，没有共同语言。为了反对分散主义，我编了一个口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集中，只能集中于党委、政治局、书记处、常委，只能有一个核心。”

毛泽东又说：

“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1956年冒进，1957年反冒进，1958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首先没有把指头认清楚，10个指头，只有一个长了疮，多用了一些人（工人、学生），多花了一些钱，这些东西要反。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3条，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是属于政治，不属于业务。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没有搞清楚6亿人口的问题，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破破烂烂的一个中国，蒋委员长20年只搞了4万吨钢，理应失败。”

1月12日清晨，毛泽东在翻看新到的全国各地报纸后，挑了几份送给广西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书记韦国清，并给他们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刘建勋、韦国清二同志：

送上几份报纸，各有特点，是比较编得好的，较为引人看，内容也不错，供你们参考。

省报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值得认真研究，同《广西日报》的编辑们一道，包括版面、新闻、社论、理论、文艺等项，钻进去，想了又想，分析又分析，同各省报纸比较又比较，几个月时间就可以找出一条道路来的。精心写作社论是一项极重要任务，你们自己、宣传部长、秘书长、报社总编辑，要共同研究。第一书记挂帅，动手修改一些最重要的社论，是必要的。一张省报，对于全省工作，全体人民，有极大的组织、鼓舞、激励、批判、推动的作用。请你们想一想这个问题，以为如何？

毛泽东

1958年1月12日上午7时

1月12日上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一开头就说：

“8年来我们为这样一个工作方法而奋斗。”

他所说的工作方法是指多快好省。接着，他继续批评反冒进，说道：

“在杭州会议上，我当着恩来发了一通牢骚。1955年12月，我写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的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

“财经工作有很大成绩，10个指头只有1个不好，讲过一万次不灵。工作方法希望改良一下子。这一次，千里迢迢请同志们来一趟，是总理建议的。本来我不想多谈，有点灰心丧志。”

毛泽东又说：

“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是方针性错误，是政治问题。6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慌起来了。什么‘今不如昔’，‘冒进的损失比保守的损失大’。”

他还说：

“一个时期搞得快一点，多一点，调整一下是可以的，但不要提出‘反冒进’的口号。‘反冒进’挫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农民的积极性，是错误的方针，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的。”“最怕的是6亿人民没有劲，抬不起头来。”

毛泽东再次批评了分散主义，他说：

“我对付分散主义的办法是消极抵抗，还要小会批评，当着众人批评。事先要通一点情报，总是说没有搞好，实际上是封锁。开会前10分钟把文件拿出来，要人家通过，不考虑别人的心理状态。”“我不是攻击所有的人，是攻击部长以上的干部，攻击下倾盆大雨的人。”

1月12日晚，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信中写道：

“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

1月13日，周恩来乘飞机到达南宁。

是日晚，毛泽东同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1月14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第3次讲话，主要内容是工作方法问题，共有24条。他说：

“我们的工作计划，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净讲平衡，不打破平衡是不行的。反冒进就是讲平衡，却不知道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兴修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劲了。”“要注意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区别，一定要抓住主流，抓错了就不好。‘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种做法，历史上吃过大亏。教条主义这样搞过，因小失大。”

1月15日，各省市党委第一书记和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负责人，开始在会议上汇报1958年的工作安排。这一天，毛泽东在会议上插话说：

“什么时候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人民日报》今年的元旦社论写得好，因为它的主要精神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这也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问题。”

这天晚上，毛泽东找胡乔木和吴冷西到他的住处谈话。他一开始就问：

“今年的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乔木说：

“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冷西说：

“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乔木说：

“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泽东说：

“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要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毛泽东又重提1957年春天《人民日报》不宣传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他说：

“《人民日报》能结合形势写出这样好的元旦社论，为什么去年就成了死人办报？”

他对着胡乔木说：

“我当时很生你的气。我先一天批评你，第二天批评总编辑邓拓和副总编辑。当时在气头上，说话有些过重，很不温文尔雅。因为不这样就不能使你们大吃一惊，3天睡不着觉。去年4、5、6月，实际上是我当《人民日报》的总编辑。你也上夜班，看大样，累得不行。后来我想，这也不是办法，才找个人给你做助手。找不到别人，就派吴冷西去。”

毛泽东又转对吴冷西说：

“当时我对你说过，如果在《人民日报》呆不下去，就回到我这里当秘书。看来派你到《人民日报》去没有错。现在大家对《人民日报》反映比较好，认为有进步。评论、新闻都比较活泼。但是还要努力，不要翘尾巴，还是要夹着尾巴做人。”

吴冷西说：

“现在《人民日报》采取各编辑部包干写评论的办法。”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的评论要大家来写，各编辑部在他们分工的范围内包干的办法是好的。但包干也要有个统帅，你这个总编辑就是统帅。你的任务是组织大家写，自己也写。有一些重要的评论你要亲自主持写，像我们前年起草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编辑部文章那样，是我亲自主持写的。”

毛泽东说到这里，提起他在12日写给刘建勋、韦国清的那一封谈要办好省报问题的信。他说：

“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鉴于《人民日报》的经验教训，不仅中央报纸，而且省级报纸，也要认真办好，关键是党委要抓紧。

你们采取包干的办法写社论，可以避免一个人独揽一切，既有分散，又有独揽，这也是一种生产关系，一种工作方法。总编辑同各编辑部主任的关系应该这样，有统有分。各编辑部和各版可以展开竞赛，半年或1年评比一次，看谁搞得好。

写评论要结合形势，结合当时的政治气候。要看得准，抓得快，抓得紧，转得快。要像今年元旦社论这样，不要像去年2、3、4月那样，对我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毫无反应，闻风不动。评论要写得中国化，有中国气派，不要欧化，不要洋八股，不要刻板，要生动活泼。形式要多样化，有编者按语，有短评、时评，有专论、社论，有评论员文章，有观察家文章，编辑部文章，等等。评论是说理的，但不排斥抒情，最好是理情并茂。”

毛泽东说罢，问吴冷西：

“最近有没有到地方上走走？”

吴冷西说：

“我到《人民日报》后一直忙于内部工作，还没有到地方上调查研究。”

毛泽东严肃地说：

“《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头头，一定要经常到地方上去，呼吸新鲜空气，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搞好同省委的关系。你2月份就下去，到两广和福建跑一跑，既当记者，又做地方工作，你不要老呆在北京。北京官气重，只能做加工厂，没有原料，原料来自下面。你的位置应该活动一下，经常到各地跑跑。2月份下去1个月或2个月都可以，八大二次会议时再回来。《人民日报》是中央一个部门，有任务经常联系地方，还有任务经常转载地方报纸上的好东西。这对地方报纸是鼓励，也使地方上的同志非看《人民日报》不可，而且还可以把一个地方上的好东西向全国推荐。你们前些日子介绍上海梅林食品厂和浙江桐庐县的经验就很好。上海、广东和浙江省委的3个报告，要《人民日报》考虑转载。这3个报告也不是都写得很好，报纸可以摘要发表。”

吴冷西报告说：

“《人民日报》准备有计划的在第5版发表一些思想评论。”

毛泽东说：

“《人民日报》是中央机关报，不能简单的报道各项具体工作、具体业务，它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政治上影响全国。我赞成你们写思想评论，而且要当作一项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来做，认真做好。比方说，红与专的关系是一个重大问题，你们可以就这个问题展开议论，要号召全国各地、中央各部门、党政军民学都来注意红与专的问题。”

毛泽东又询问了《人民日报》内部的情况，吴冷西汇报了报社内干部的基本状况。毛泽东对他说：

“要学会用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长处和短处。要善于用他的长处，帮助他克服短处。你不要搞一言堂，要让不同的意见能充分发表。古人就提倡‘兼听’，共产党人应该更能‘兼听’。‘兼听则明’，听到各方面的反映，就能够从中吸取各方面的营养，减少工作中的失误。”

胡乔木插话说：

“我在去年初没有抓紧宣传主席讲话，主席批评我浅、软、少，是对的。”

胡乔木趁机汇报了1956年6月《人民日报》那篇社论起草的整个过程，并说他那时正在起草八大政治报告，无暇顾及此事。毛泽东说：

“这不关你的事。那篇社论写好后曾经送给我看。我在清样上写了‘不看了’几个字。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这次谈话已经进行了近2个小时，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说他还要准备明天的讲话，胡乔木和吴冷西就起身告辞了。

1月16日，会议听取柯庆施的汇报。毛泽东在插话中先从柯庆施1957年12月25日在上海市一届二次党代会上的报告讲起。他说：

“这一篇文章把我们都压下去了。”

原来，柯庆施的报告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此文曾经毛泽东亲笔修改。后来，他又要求将此文全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毛泽东接着说：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资产阶级首先在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这样的文章，北京不是没有也，是不多也。”

他转向周恩来问道：

“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周恩来说：

“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说：

“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他又转向大家说：

“周恩来的报告（指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一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笔者注），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问题是如何说成绩与缺点。省委书记要研究理论，培养秀才，要研究文法、考据、词章，一人每年搞个把篇文章，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文件不重视理论，没有理论兴趣，不讲哲学，文法也不对，光说些事务上的事情。领导干部也要研究文法，什么叫介词、连接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都是连接词。研究词章之学，这是文法。不讲这些东西，于革命事业不利。要学理论，读点书，还要学习一点外文。没有理论，凭什么做领导工作？领导干部要自己动手，集体创作，开动脑筋，不搞出点理论不行。”

“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省委，任何一个军委，特别是报纸，一定要学理论，做理论工作。各个部门、党委和报纸的主要负责人，要经常挤出时间来学习理论，学习各方面的知识。

这次我特意指定吴冷西来参加会议，因为他是党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他应该了解全面的情况。报纸是新闻纸，对许多事情的反应要快，但勉强求快就会出错。现在《人民日报》反应中央的意见比较快，比较好，但还要进步。有些重大问题自己没有把握，就应多加斟酌，不可草率从事。不仅报纸的重要文章要多加斟酌，中央各部门、各地方党委给中央的文件，应该像中央前年写《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两篇文章那样认真讨论，认真修改。如果不这样认真，那么你这个部长，你这个省委书记，早晚有一天要垮台。

现在大家都说很忙，为党为国，夜以继日。但是，只搞些数字，不搞理论，不搞辞章学，不搞考据学，不搞逻辑学，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大堆数字、材料，没有把心思放在理论方面，这种情况很不好。《人民日报》总编辑更要重视理论，不要被日常流水一般的新闻报道淹没了。”

“要破暮气，讲朝气。暮气，就是官气，我们都相当的有一些。世界大发明家，往往不是大知识分子，都是青年。王弼22岁死，颜回活了32岁，‘后生可畏’。周瑜二十几岁、李世民十几岁当‘总司令’。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要讲革命朝气，保持旺盛的斗志。”

毛泽东在1月16日的讲话提纲中说，学《楚辞》，要先学《离骚》。、

后来，他批示将《离骚》印发给与会者们。

正是：一生知音惟恐少，高山流水谁与闻。耳提面命人不倦，和者盖寡是阳春。

再说1月17日将近午时，毛泽东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他于两年前横渡长江后在《水调歌头》中描绘的宏伟蓝图，也就是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设想还能够实现吗？据薄一波反映说，关于此项水利工程，还有一些人表示反对；而且在水电、水利两个部门之间，也有许多矛盾难以协调。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争论的双方即长江水利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水利专家林一山和主管水电建设的李锐找来，让他们当面鼓对面锣，各抒己见，说个清楚。已经是中午了，去北京、武汉接李锐、林一山的专机，也该回来了吧。

1月17日下午，会议听取李先念汇报。毛泽东又一次批评反冒进。他拿着《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念一段，批驳一段。他说：

“《人民日报》的社论是6月20日发表的，距离李先念同志在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3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社论发挥了‘反冒进’的思想。”

他接着念了社论中的一段话：

“急躁情绪成为当前的严重问题，因为它不但存在于下面的干部中间，而且首先存在于上面的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间，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是上面逼出来的。全国农业纲要40条一出来，各系统都不愿别人说自己右倾保守，都争先恐后的用过高的标准向下布置工作，条条下达，而且都要求很急。各部门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绩。中央几十个部，每个部一条，层层下达，甚至层层加重，下面便受不了。现在中央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纠正这种不分轻重缓急、不顾具体情况的急躁情绪。”

他念完了这段话，说道：

“这是说，中央已经下决心反冒进了。”

说罢，继续念社论中的另一段话：

“现在，中央已经采取措施纠正这种情况了，各部门、各地方工作中的冒进倾向，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没有纠正，或者纠正的不彻底，但作为一种思想倾向不是一下子所能彻底克服的，需要我们今后经常注意。”

他读完了这一段，又边评边读边议论：

“这些话的意思是说，还要继续‘反冒进’。急躁冒进究竟从何而来？《人民日报》的社论说：‘在反对保守主义之后，特别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针和发布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后，在许多同志头脑中就产生了一种片面性（急躁冒进）。’这一段话是尖锐的针对我的。

这篇社论说的是既反右又反‘左’。你不能说它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好像有一点。社论说：‘右倾保守思想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害的，急躁冒进思想对我们的事业也是有害的，所以两种倾向都要加以反对。今后我们当然还要继续注意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的各种表现，以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受阻碍的向前发展。’你说这些话不对？这是对的啊！但是，这是庸俗的马克思主义。你看，这篇社论下面接着就说：‘但是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我们也不应当忽略或放松了对急躁冒进倾向的反对。只有既反对了右倾保守思想，又反对了急躁冒进思想，我们才能正确的前进。’这篇社论的落脚点是落在反对急躁冒进，反‘左’而不是反右上面。社论的作者把文章做在了‘但是’后面。

社论引用了我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中的一些话。看来作者的用意一来不要冒犯我，二来是借刀杀人。但引用时又砍头去尾，只要中间一段，不引用全文，因为，一引用全文就否定作者的观点了。我写的序言全文的主要锋芒是对着右倾保守的。社论引了我说扫盲‘用急躁冒进的办法是不对的’这些话，用来作为反对急躁冒进的根据。社论表面上既反‘左’也反右，没有重点，实际上重点落在‘反冒进’上面。作者引用我的话来反对我。”

“我并不反对对某些搞过了头的东西加以纠正，但反对把1个指头的东西当作10个指头的东西来反。对过急过多的东西加以调整是必要的，但在全国范围内把急躁冒进当作主要倾向来反对就错了，这实际上是反对多快好省的方针。《人民日报》的社论反冒进，使用的是战国时代楚国一位文学家宋玉攻击登徒子大夫的手法，攻其一点，不及其余。

这个故事的起因是，登徒子大夫在楚襄王面前说：宋玉此人‘体貌闲丽，口多微辞，又性好色’，希望楚襄王不要让宋玉出入后宫。有一天楚襄王对宋玉说：登徒子大夫说你怎么样怎么样。宋玉回答说：‘体貌闲丽，所受于天也。口多微辞，所学于师也。至于好色，臣无有也。’楚襄王问：‘你说自己不好色，有什么理由呢？’宋玉回答说：‘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国，楚国之丽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东家之子。东家之子，增至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着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束如素，齿如含贝，嫣然一笑，惑阳城，迷下蔡。然此女登墙窥臣3年，至今未许也。’宋玉说这样一个绝代佳丽勾引他3年，他都没有上当，可见他并非好色之徒。接着，宋玉攻击登徒子说：‘登徒子则不然，其妻蓬头挛耳，齞（yan）唇厉齿，旁行踽偻，又疥且痔。’意思是说登徒子的老婆头发蓬蓬松松，额头前突，耳朵也有毛病，不用张嘴就牙齿外漏，走路不成样子而且驼背，身上长疥疮还有痔疮。宋玉问楚襄王：登徒子的老婆丑陋得无以复加，登徒子却那么喜欢她，同她生了5个孩子。请大王仔细想想，究竟是谁好色呢？宋玉终于打赢了官司。他采取的方法就是攻其一点，尽量扩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整个故事见宋玉写的《登徒子好色赋》。昭明太子把这篇东西收入《文选》，从此，登徒子成了好色之徒的代名词，至今不得翻身。”

毛泽东在散会后，指示把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印发给与会者们。

据薄一波回忆说：“当时，大家心里在纳闷，这到底是批评谁？少奇同志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1月17日晚上，毛主席约富春、先念同志和我谈话，明确讲到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再说这一天晚饭后，毛泽东在离明园不远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专门研究三峡问题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陈伯达、胡乔木、吴冷西、田家英；还有各大区和中南各省的负责人及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

林一山、李锐像应试的考生一样，都坐在毛泽东面前长条桌的对面。毛泽东要林一山、李锐二人先发表意见，他问林一山：

“你要讲多长时间？”

林一山说：

“要2个小时。”

他又问李锐：

“你要讲多少时间？”

李锐说要半个小时。之后，林一山、李锐两人之间免不了要推让一番，于是，林一山就先发言了。

搞三峡工程是林一山朝思暮想的宏大志愿，他在来南宁之前，就在文件箱里满满的装上了有关三峡的勘察资料。林一山又是一个博学的人，他侃侃而谈，先从汉朝的贾让治水说起，历数长江的洪水灾害，又讲到长江流域也有旱灾；讲到水力发电是工业的主要资源，以及为了15年赶上英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要求与电力增长要求之间的比列；讲到国内航运事业的落后以及以三峡枢纽为主体的长江流域规划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后又讲了三峡工程投资的可行性及三峡工程在技术上的可能性。

李锐在发言中则是首先对黄河与长江两者不同的洪水、泥沙最大与最小流量之差做了比较，说明长江自古以来就是一条好河。他说三峡工程只能控制长江流域50%的面积，而对湖南4水及赣江、汉江则无能为力，对宜昌以下中下游平原地区的涝灾，更是望洋兴叹。他又说，堤防是中国自古以来也是世界各国行之有效的最好的防洪措施，既不可贬低它的作用，也不可放松它的作用。防洪标准只能随着国力的增长逐渐提高，长江防洪最重要的措施，在于加固堤防和分蓄洪水，想以一个三峡工程一下子解决百年、千年一遇洪水，是不现实的。他还说，修建三峡工程需要移民100多万人，是个极其严重极为困难的问题。国家应利用水力资源极其优越的条件，尽力开发水力，电力工业长远方针应该是“水主火辅”的道路。

李锐把随身带来的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摊在桌子上让大家看。他说，国家财力的许可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左右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重要因素。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电力而不是防洪，像三峡这样大的工程，要在几十年后才可能有此需要。另外，还有地质情况及工程技术等很复杂的问题，不容有任何忽视。三峡工程同国防与世界形势，也有不容忽视的关系。

争论双方的理由陈述完了，该毛泽东表态了。因为李锐的最后一句话，深深地触动了他，于是，他就点点头说：

“三峡这样的工程当然会吸引敌人的注意，绝不能遭到破坏。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今天讲了还不算数，你们两人各写一篇文章，不怕长，3天交卷。第3天晚上，我们再来开三峡的会。”

1月18日凌晨1点多，空军雷达部队突然发现国民党的一架飞机正由海上向南宁方向飞来，随毛泽东一同到南宁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非常紧张。他心想，难道是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知道了南宁会议的安排？事态紧急，不敢怠慢，他立即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立即起飞，无论如何也要拦住敌机，把他干掉。他又要求南宁市全部断电熄灯，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

此时，毛泽东正在看书，电灯却突然灭了。李银桥和其他卫士也在此时冲进毛泽东的卧室，简单说明情况，请他速进防空洞。毛泽东把手一挥，说：

“我不去，要去你们去。”

李银桥说：

“我们要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毛泽东说：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怎么样呢？我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你去把蜡烛给我点着。”

李银桥坚持劝毛泽东去防空洞，他说：

“主席，还是防备万一，去防空洞吧。”

毛泽东显然有些不耐烦了，脱口说道：

“我不去！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到我门口它就不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他是那样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似的。

1月19日，毛泽东在一份关于王实味、丁玲写的《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的报告材料上写了一个按语，他写道：

“‘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

原来，丁玲在1955年被作家协会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在1957年又被定为“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打成右派，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送往北大荒农场劳动。

后来，丁玲在毛泽东逝世后曾经回忆起这些往事，她非常冷静的写道：

“我的案子，当然是文艺界的一些人捏造出来的，汇报上去的。但是，不经上边，也就是毛主席的‘御笔’，他们打不倒我。”

“毛泽东统帅革命大军，创业维艰，需要知识分子，也需要作家。他看出这群人的弱点、缺点，从个人角度，可能他并不喜欢这些人，但革命需要人，需要大批知识分子，需要有才华的人。他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和这些人交朋友，帮助这些人靠近无产阶级，把原有的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立场，自觉的转变过来。”

再说1月19日晚，毛泽东单独与周恩来谈了一次话。尔后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在会上发言，对反冒进承担了责任。周恩来说：

“主席是从战略上看问题的，而我往往从战术上看问题。”

刘少奇说：

“《人民日报》反冒进的社论，基本方针上是错误的，经过我发表的，我负主要责任。对于当时社会主义建设方针有所动摇，没有感到是方针问题。有这个错误感到沉重，对主席的意图体会不深，感到很难过。沉重又高兴，看到群众高潮高兴了。解放以来，我们党领导革命领导建设，右倾是我们的主要危险。”

这次会议开到次日凌晨1时结束。

1月20日，会议听取分管计划、财政和经济的3位副总理李富春、李先念和薄一波的工作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要采取使中央和地方的意见相结合的开会方法。北京是一种空气，地方又是一种空气，要使这两种文章，中央的和地方的相配合。”

1月20日晚上，毛泽东主持的关于三峡工程的会议继续进行，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此时，林一山、李锐的文章，早已印发给各位与会者。林一山的文章洋洋洒洒2万多字，题目是：《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步意见》。内容是：1、长江概况。2、综合开发长江水利资源的迫切性和对我国经济建设的重大作用。3、以长江三峡水利枢纽为主体的流域规划。4、有关兴建三峡枢纽若干重要问题的研究。而李锐的文章则只有3000字，题目为《大力发展水电以保证电力工业十五年赶上英国和修建三峡水电站的问题》。李锐在文章中除了论述电力工业赶上英国的4个问题外，着重对三峡工程提出了6点看法：1、控制三峡工程修建时间的主要因素是什么？2、投资问题。3、105万人的搬迁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4、三峡与国防的关系。5、三峡的技术问题。6、关于“围堰发电”问题。

这次会议的结果，正像李锐在1992年发表的《关于三峡问题的“御前”争论——忆毛泽东亲自主持的1958年南宁会议》一文中洋洋得意的描写的那样：“大概有点像围棋什么名人战、天元战的结局一样，胜负已分，只待主持者宣布结果，会议不到半个小时就散了。”

毛泽东最后做了总结，他说：

“中央并没有要修建的决定。对三峡我还是有兴趣的，如果今后15年能够建成，那是赶上美国的问题。还有原子弹问题，太集中了也不好，还得有别的电站。水力用之不竭，应当多搞水电，加快发展水电。‘水主火辅’嘛，没有水力的地方，当然要搞火电。”

毛泽东指着李锐说：

“我们要有这样的秀才，大家都要注意培养秀才。”

他又转向李锐说：

“你当我的秘书，我需要你这样的秀才。”

李锐忙说：

“我当不了，水电业务忙得很。”

毛泽东说：

“你是兼职嘛。”

散会后，周小舟对李锐说：

“你中了状元了！”

1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主要讲工作方法60条。

他的讲话提纲中借用了《离骚》的词句，说明文件写作中的“概念”和“判断”的问题。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一篇很好的哲学短文。

1月22日，是南宁会议的最后一天。

这一天毛泽东还要去南宁人民公园接见4万名各族群众。说来也是天不凑巧，接见活动安排在下午4点开始，可是还不到2点钟，天上就下起雨来。南方雨水勤雨量多，一下起来就淅淅沥沥没完没了。毛泽东望望屋外，让卫士把刘建勋、韦国清叫来，对他们说：

“这雨老是不停，别让群众淋坏了，我们还是早点去吧。”

安排4万多人的聚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公园里早就披上了盛装，接受检阅的4万名群众，也早已按照指定位置排好了队伍，此时尽管风吹雨淋，他们依然是翘首以待，期盼着毛泽东的出现。

下午2点多，毛泽东冒雨提前来到公园，4万名群众顿时沸腾了，他们欢呼着，跳跃着，一遍又一遍的高呼：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穿着风衣，脸上滴着水珠，接过青年们敬献的鲜花，迎着人群走去，不住的向群众挥手致意。

接见很快就结束了，毛泽东对刘建勋、韦国清说：

“天还在下雨，别让群众淋着了，快叫他们先回去吧！”

欲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后还有何重要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

东方翁曰：关于毛泽东在南宁会议期间就三峡工程所做的结论，李锐后来曾经评价说：“由此可见，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批判‘反冒进’的形势下，三峡这样具体问题争论的结局，同这种形势完全不协调，可见只要言之成理，毛泽东那时还是很听得进反面意见的，尤其是小人物的反面意见。”

应该说，李锐并不了解毛泽东的全部历史，也不可能知道毛泽东一贯是喜欢兼听的。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从进入湖南一师的时候开始，后来一直到暮年到逝世前，他都喜欢同别人讨论问题，甚至是争论问题，谁说的对就照谁的办。李锐可能还不清楚，他在这个问题上之所以能够“取胜”，仅仅是在于他那个“国防问题”的一点提示，使毛泽东开始顾虑原子弹的破坏问题了。毛泽东在第一次论证会上就说：“那可是下游几千万人民生命安全问题。”那时的中国，尚不具备对原子弹的防御能力，否则的话，论证会可能就是另外一种结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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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0-2 16:13

第274章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

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

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

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

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

话说1958年1月23日，毛泽东乘飞机飞往广州。

1月24日，毛泽东给金日成写了一封回信，他写道：

金日成首相同志：

1957年12月16日和25日两次来信都已经收到了。来信中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问题所提出的两个方案，我们已经仔细的研究过。我们觉得，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动提出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要求，然后由中国政府响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是比较适宜的。因此，我们认为采用12月16日来信中所提出的方案较好。对于这个方案，我们提出一些具体意见。这些意见，我们已经同苏联政府商量过，他们表示完全同意。现将这些意见函告如下，请你和朝鲜劳动党中央考虑是否妥当。

一、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写信给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军撤出朝鲜，的确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因为这样可以便于苏联作为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在联合国内提出主张，推动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这个方式也有缺点，那就是把整个联合国作为同我们敌对的一方，而实际上派出侵略军队组成联合国军的，只是少数联合国的成员国。因此，我们建议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个公开声明。声明中根据朝中方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基本主张，提出以下的建议：

1、联合国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时撤出朝鲜。

2、由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协商，以建立和发展南北朝鲜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并且筹备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3、在外国军队完全撤出南北朝鲜以后的一定时期内，在中立国机构监督之下举行全朝鲜的自由选举。

二、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了公开声明以后，中国政府接着发表声明，支持朝鲜政府的主张，并且正式表示准备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协商分批定期撤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同时要求联合国军方面有关各国政府采取同样的步骤。

三、苏联政府接着也发表声明，支持朝中政府的声明，强调联合国军方面各国政府应该像中国政府那样响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要求，并且建议召开有关国家的会议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四、今年2月中，周恩来同志代表中国政府访问朝鲜期间，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在联合公报中宣布，中国政府已经商得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同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分批撤出朝鲜。在联合公报中，朝中两国政府可以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联合国军之前撤出朝鲜，是为了和缓紧张局势，便于朝鲜南北双方在对等的基础上协商朝鲜的和平统一。因此，联合国军应该采取同样的行动。同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表声明表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是唇齿相依、患难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决不是对朝中人民休戚相关的利益置之不理。如果李承晚和美国重新进行挑衅，越过停战线，那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将毫不犹豫的再一次同朝鲜人民军并肩击退侵略。

五、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时间表，我们初步拟定如下：

1、1958年3月至4月，在朝中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以后，撤回三分之一，其余的三分之二均放在第2道防线，由朝鲜人民军全部接防第一线。

2、1958年7月至9月，撤回第二个三分之一。

3、1958年年底以前撤回最后的三分之一。

六、在朝中两国政府联合公报发表后，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的两瑞（指瑞典、瑞士——笔者注）方面很可能再次提出撤销监察委员会的要求，届时，我们可以根据联合国军尚未撤走的理由，请他们留一最小限度的人数在板门店执行监察任务，但是也要准备他们会不顾而去。

以上各点意见，请你们研究后答复。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26日，毛泽东离开广州返回北京。

1月2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第14次会议，讨论1958年的预算和经济计划，为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他首先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使得广大群众感觉到光明的前途。几亿人口，精神发扬起来。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把一些问题搞清楚，任务也提得适当了，比如15年赶上英国，又多、又快、又好、又省之类。四十条农业纲要重新发布，给群众很大的鼓励。许多认为做不到的事情，现在群众觉得做得到。”

“我们这个民族在觉醒起来，好像我们大家今天早晨醒来一样，在逐步觉醒。因为觉醒了，才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打掉；因为觉醒了，才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因为觉醒了，才进行整风，批评右派。现在还要革掉一个东西：我们是又穷又白。白纸好写字，穷就要革命，要干，就有一股干劲。现在的生产节约，各种社会风气的改革，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现在的情况完全不相称，还比不上比利时，比利时有700万吨钢，我们只有500多万吨，粮食水平很低，不识字的人很多。因此，现在这个觉醒，群众这个热潮，我们要好好注意。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

“有群众这么大的热潮，15年赶上英国是完全可能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有一股干劲。”

毛泽东特别赞扬了元旦社论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一口号。他还重提了在1957年整风座谈会上时任教育部长张奚若所说的“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他说：

“我很欣赏这几句话。这几句话是好人说的，说这个话的人并非右派，我很喜欢这一位，这个人是个有正义感的人。”

“不好大喜功不行。但是要革命派的好大喜功，要合乎实际的好大喜功。不急功近利不行。《易经》上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曾子也说：‘夏禹惜寸阴，吾辈当惜分阴’。这都是圣人之言。我们要的是革命的、合乎实际的平均先进定额（指标）。过去的东西不轻视不能活下去。历史是要的，但对过去不能过于重视。人类历史是50万年。拿现在来比，倒数上去，总是一代不如一代，这才叫进化，才叫进步。所以，轻视过去，在这一点意义上讲完全必要。还有一个迷信将来。人类就是希望有个将来，希望也总是寄托在将来。所以说，‘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这4句话，恰好是正确的。”

他还说：

“现在我们是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地球开战，工作重心转到技术革命，要革地球的命。15年赶上英国，这个事情要变成一个主要的事情。”

毛泽东又谈到了反对官气的问题，他说：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与长江的源头。‘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1月31日，毛泽东为他所主持完成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写了一段前言，他写道：

“这里所说的几十条，并不都是新的。有一些是多年积累下来的，有一些是新提出来的。这是中央和地方同志1958年1月先后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上共同商量的结果。这几十条，大部分是会议上同志们的发言启发了我，由我想了一想写成的。一部分是直接记录同志们的意见。有一个重要的条文（关于规章制度）是由刘少奇同志和地方同志商定而由他起草的。由我直接提出的只占一部分。”

“这几十条现在只是建议，还待征求意见。条文或者要减少，或者要增加，都还未定。请同志们加以研究，提出意见，以便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批准，方能成为一个正式的内部文件。”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了“不断革命”的思想，他写道：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7月1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15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5年，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10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15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

“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7月1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主要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面去了。”

他在草案的最后一条中，还提出了不做国家主席的问题。他写道：

“今年9月以前，要酝酿一下我不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先在各级干部中间，然后在工厂和合作社中间，组织一次鸣放辩论，征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取得多数人的同意。这是去掉共和国主席这个职务，专做党中央主席，可以节省许多时间做一些党所要求我做的事情。这样，对于我的身体状况也较为适宜。如果在辩论中群众发生抵触情绪，不赞成这个建议，可以向他们说明，在将来国家有紧急需要的时候，只要党有决定，我还是可以出任这种国家领导职务的。现在和平时期，以去掉一个主席职务较为有利。关于这个请求，已经得到中央政治局以及中央和地方许多同志的同意，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所有这些，请向干部和群众解释清楚，免除误会。”

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向全党传达，更没有放到群众中去辩论。

1月31日这一天，81岁高龄的黄炎培将自己所作的《平地深埋》一文分别送给了毛泽东和农业部长廖鲁言。毛泽东立即复信称赞他的这一倡议，并建议把这一倡议作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提案。于是，黄炎培就向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著名的《提倡平地深埋，避免可耕地的浪费》的提案。

1958年2月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先念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的报告，听取了薄一波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的报告，还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国外交政策的报告。

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社论，社论中写道：

“正因为我国又穷又白，我国人民特别迫切要求革命，要求改变我国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要求建设繁荣、富强、幸福的生活，而具有这样强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的六亿人民，勇敢勤劳，正是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在这股伟大的力量面前，高山也要让路，河水也要低头。”

2月3日中午，毛泽东给他的小女儿李讷写了一封信。

此前，李讷得了急性阑尾炎，疼痛难忍，需要尽快住院治疗。以往李敏、李讷看病都是由江青负责安排的。这一次，江青恰巧不在北京，她到广州去了，这就需要毛泽东亲自联系处理。他为了避免医院对李讷特殊照顾，就告诉工作人员说，不许李讷在医院报真名，更不许提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就对医院讲是他身边工作人员沈同的女儿沈娟。就这样，李讷以沈娟的名字住进了北京医院，由院长计苏华和外科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一起为她做手术。

李讷小时候因病打针，医生不小心把针头弄断在她的肉里头，当时因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取出。这次需要动手术，医生们经过商量，决定两个手术一块儿做。

李讷的阑尾手术做得非常顺利，可是，在医生为她寻取断针头时，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医生开刀后，发现那根断针头已经移动了位置，花了很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只好又把她抬进X光透视室。最后，好不容易才把那根已经生了锈的针头取了出来。

李讷的手术是在无菌室外进行的，因此，又引起了感染，她发烧了。毛泽东知道后，十分挂念。这一天，他忙得通宵未睡，到中午了，吃了几片安眠药，还是不能入睡，就给李讷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定，我也常常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变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9小时，你跑出房门在走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

李讷，再熬几天，就可以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你知道吗？你大概10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息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2月3日上午12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2月5日上午10时，毛泽东利用人大会议的间隙，乘专列到了济南。他在住地召集山东省委书记、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莱阳和聊城的地委书记、泰安县委书记、历城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社长、寿张县的一个农业合作社的驻社干部座谈农业问题。

2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同省委、莱阳地委和济南市委的负责人谈话。

是日下午，毛泽东返回北京。

2月10日上午，毛泽东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

原来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等人的谈话中，刘少奇说：他在南方巡视中，遇到了职工夫妇分居两地的问题，于是，他就在一次讲话中引用了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以此说明唐朝像贺知章这样当大官的人，进京做官都不带家属，因此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属。自古以来就是那样，我们把家属接进城里不容易马上办到。

毛泽东听了刘少奇的说法，总觉得不甚妥当，但一时又没有论据可以说服对方。他一回到家里，就查找了资料，而后写信帮助刘少奇纠正这一说法。他在信中写道：

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86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4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摒弃眷属。但一个90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家眷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家眷的充分证明。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24），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属臆测，毫无确据。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

正是：改造中国为子任，事关主义细考论。民生从来无小事，谁个先辈不是民？

2月10日这一天，黄敬因精神病复发，病逝于广州，年仅46岁。

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闭幕。毛泽东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任命陈毅以副总理兼任外交部长。

此前，陈毅对毛泽东说：

“我这个人干外交恐怕不行。”“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毛泽东鼓励他说：

“你临事而惧正是优点。”

且说2月11日下午，毛泽东接见了从外地来中南海做客的青年学生孙燕，他问孙燕，在音乐专科学校爱好什么课？孙燕说，爱好音乐、美术、体育、文学，还说她曾经演过几个戏中的一些角色。毛泽东笑着说：

“你还蛮爱好艺术，从全面发展来看，你是有几项行的啰！很好，我们国家各方面的人才都需要。”

孙燕说：

“在初中毕业前夕，我写了封信给您，希望您写封信到中南音专去了解一下学校的情况，我接到了您的回信，您说不宜向学校写信，还给我寄了钱。”

毛泽东说：

“是的，我不好向学校写信，我写信去，人家会说是我推荐你去的，违反了学生要凭考试入学的原则，所以我写信去安慰你。”

孙燕说在音专学音乐，就是离家远。毛泽东鼓励她说：

“要离开妈妈，这对你是个锻炼。要学本事，就不要怕离开家。”

毛泽东又问了一些学校的文艺活动、老师讲课的情况和体育锻炼问题，接着问道：

“你会不会游泳？”

孙燕说不会。毛泽东说：

“是怕？还是妈妈不让游？游泳其实很简单，只要掌握了本领，下水不要怕，很容易学会的。”

他最后还语重心长的对孙燕说：

“一个人要懂得多方面的知识，要全面发展，就要大胆学习。我们国家有演戏的，唱歌的，写历史的，写剧本的，写小说的，画画的，研究科学的，这些人都是国家的财富。”

2月11日晚，毛泽东在给杨开智的回信中写道：

子珍同志：

几次来信，均已收到。听说贵体有些毛病，望好好养息。两位老太太高寿健康，甚为高兴，敬致问候之意。

并问尊夫人好！

毛泽东

毛泽东信中所说的两位老太太，是指杨老太太和她的姐姐。

2月12日下午5时，辽宁省省委的黄欧东、沈阳市委的焦若愚等领导人，冒着天上飘落的雪花，在沈阳机场等候毛泽东的到来。

专机出现在机场上空，滑向跑道。黄欧东一行人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身穿大衣，精神饱满的走下飞机，与黄欧东等人一一握手。他吩咐说：

“先到黎明机械厂去看看。”

按照预先的安排，毛泽东一行是先到宾馆去休息。黄欧东说：

“主席旅途疲劳，还是休息吧，再说工厂事先又没做安排。”

毛泽东说：

“先去工厂，没安排也可以看嘛！”

焦若愚也过来劝道：

“天黑了，都下班了。”

毛泽东不高兴了，反问道：

“工人不是三班倒吗？”

黄欧东、焦若愚眼见毛泽东执意要去，只好陪同他直接从机场乘车到了东塔黎明机械厂。

黎明机械厂是解放后才兴建起来的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先进的大型工厂了。这个厂在兴建前，工厂的筹建者们曾经将沙盘模型送到了中南海，让毛泽东亲自过目并给予指导。

毛泽东对陪同在侧的黎明机械厂总工程师程华明说：

“总工程师管很多的事情哟，像总理一样，什么都得管。”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的光荣榜前，看了一会儿。程华明说：

“这光荣榜上的下放人员，有些是到农村定期锻炼，有些则轮流到一线当工人。”

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说：

“要把干部参加劳动作为一件大事，坚持下去才好。”

车间里贴着不少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大字报。毛泽东指着大字报问：

“你们这里也有浪费现象吗？”

程华明说：

“有时也出废品的。”

“有停工现象吗？”

“有的时候由于原材料、零件供不上，出现局部的停工。厂里还有一部分剩余生产能力。”

“我看你们最大的浪费就是开工不足，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

“我们打算生产一些供农村做动力用的机械。”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样很好，生产农业机械是个方向，像你们这样的大厂，不支援农业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在宾馆里和黄欧东、焦若愚及鞍山市委书记等人谈了话，尔后，他一直工作到午夜1点多还没有休息。负责安全工作的辽宁省公安厅副厅长张铁军，看看手表，轻轻的走进毛泽东的房间，催他休息。毛泽东说：

“我有些事情还没办完，你们辛苦了，先休息吧。”

2月13日清晨4点多，毛泽东还在看书，张铁军再一次催他休息，他却说：

“天快亮了，安排今天的活动吧。”

毛泽东这一天的日程是视察松陵机械厂和抚顺，然后去长春。

天气放晴了。毛泽东简单用过早点，于7点半到达松陵机械厂。厂长牛荫冠资历比较老，毛泽东在抗战时就听说过他的名字，于是握着他的手，端详片刻，说：

“噢，你就是牛荫冠，是山西人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牛荫冠说：

“47岁。”

毛泽东笑着说：

“还是青年团员嘛。”

毛泽东在总装车间看到黑板报上的时事专栏，就伸出一个指头，点点说：

“应该注意时事。”

他又指着板报上一个“关于7003号废品卡片”的标题问：

“这写的是什么？”

车间干部说：

“是批评官僚主义的。”

毛泽东说：

“官僚主义应该批判。群众没贴你们的大字报？要充分相信工人群众，依靠工人群众，才能管好企业。”

他又问车间主任：

“你出国学习过没有？”

车间主任说：

“没有，是在厂里学习的。”

“那么，有没有工程师帮助你呢？”

“有一个助理工程师，是车间副主任。”

牛荫冠说：

“我们的办法是让一个工人固定一门技术，这样学得快，但有一个缺点，就是占用的人多。”

毛泽东问：

“那你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叫工人再学会第二套本领。”

“对，每个工人学会两套本领就可以少用人嘛。”

随行人员提醒毛泽东，时间已经不早了。于是，毛泽东就离开了松陵机械厂。他听说沈阳小型开关厂是在设备非常简陋的条件下，由几百个工人硬是靠牛头刨、皮带床、老虎钳子等工具，造出了供机床控制用的电器开关，就说：

“我要去看看。”

于是，他的视察活动，在计划外又到这个小工厂视察了一番。

车队离开开关厂，朝抚顺方向奔去，到了高坎乡旧站村，毛泽东叫停车。他下了车，直奔村里，和生产队长赵文泉聊了起来。当他听说社员们在去年入冬后，破土动工打了高坎乡第一眼机电井时，立时来了兴趣，就拉着赵文泉的手说：

“走，你领我们看看机井去。”

一行人踏着积雪，来到了工地。毛泽东探身望着挖了9米多深的井筒，问道：

“你们为什么要打机井？”

赵文泉说：

“因为机井坚固，用水泥灌的。井打得深，水量大。”

“能浇多少亩地呀？”

“能浇300多亩呢。”

“电力从哪里来？”

赵文泉指指远处高压线的大铁架子说：

“就从那里引来，电柱子都开埋了。”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就叫集体化！机械化！”

他又转对省委领导说：

“辽宁的工业比重大，还要再把农业搞上去。”

毛泽东离开旧站村，又风尘仆仆的去了抚顺。

9点刚过，毛泽东一行来到了抚顺煤矿的西露天矿。抚顺市委书记处的负责人和煤矿负责人迎上前来，毛泽东一边和他们亲切握手，一边询问他们的名字，还向煤矿党委书记葛玄吾、矿长王齐芳了解生产情况。

毛泽东上了观望台，俯视露天矿全景，瞭望抚顺市全景。他详细询问露天矿的生产过程及资源情况，对举世闻名的180米厚的煤层，以及丰富的人造石油资源——油母页岩，表示出极大的兴趣。

毛泽东走下观望台，来到招待所。他在谈话中说：

“对于煤的综合利用问题，要好好的研究，这是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11点10分，毛泽东乘车来到电解铝厂，参观了第二车间，观看了工人们的操作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中午，毛泽东接见了抚顺市委负责人。

下午，毛泽东返回沈阳，从沈阳乘飞机去长春。

这一天，长春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下午1点30分，毛泽东乘坐的伊尔—14型4204号专机来到了长春，他走下飞机，没有休息，便驱车直奔汽车厂。

此前，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研究长春汽车厂的建设工作，决心结束中国不能生产汽车的历史。他批示了力争1年建成长春汽车厂的文件，亲笔题写了“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纪念”11个大字。

3点多钟，毛泽东来到汽车厂。他戴了一顶单帽，穿着灰色的呢大衣，脚上是黄皮鞋，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向工人们频频招手。工人们簇拥着领袖，掌声、欢呼声经久不息。

毛泽东在省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厂长的陪同下，首先视察铸造车间。他在走廊里看到墙壁上贴满了墙报，有反浪费、反保守的内容，有对领导干部善意的批评，有对整改的合理化建议，有对新人新事的赞扬，还有诗歌、漫画、数字图表，便从头到尾看了几分钟，兴奋地说：

“又有理论又有实物，这好！”

青年工人万国忠见毛泽东来了，激动得不知说啥好，只是一步一步的跟着往前走，就想多看领袖几眼。在毛泽东停下脚步的一瞬间，摄影师按下了快门。万国忠怎么也想不到，他竟然能够和毛泽东在一起，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毛泽东视察了底盘车间齿轮工部，他在一台机床旁边停下来，微笑着观看操作工人李文学的操作，又用手摸摸李文学加工的齿轮，他鼓励工人们说：

“好好干！”

毛泽东又来到总装配车间，年轻的装配工人们纷纷向他问好：

“毛主席，你好！”“毛主席，你好！”

毛泽东也向大家挥手致意，亲切地说：

“同志们好！”

他转向厂领导问道：

“这里的工人都是多大年龄？”

厂领导说：

“大多数是青年工人，20岁左右。”

毛泽东说：

“青年人很多，要好好教育。”

他走到21岁的装配工萧荣刚身边，同萧荣刚握手。萧荣刚激动地说：

“毛主席，您好！”

毛泽东观看了一辆辆刚装配好的解放牌汽车，非常高兴。

是日晚，毛泽东在住处与吉林省委书记等人谈了话。

2月14日上午，毛泽东吃过早饭，在住所接见了吉林省和长春市党政负责人，和大家一一握手，询问每个人的名字，是哪个地方的人，做什么工作？他高兴地说：

“好啊，你们是五湖四海呀，哪个省来的都有。做革命工作嘛，不一定都在家门口，可以多跑几个地方，可以多做些工作嘛。”

毛泽东这次来长春时，随身带了不少农业书，他还让吉林省委的人帮助借了一批关于土壤学的著作阅读。所以，在这次谈话中，他主要是谈农业问题，他说：

“你们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搞不上去，其它工作都会受到影响。用小农经济的办法不行，要搞大农业，要改善生产条件，要实行科学种田。”

毛泽东问大家有没有看过土壤学方面的书籍，他还向大家推荐了中外土壤学的几个版本。他又说：

“我赞成一位土壤学家的观点：‘没有瘠薄的土地，只有拙劣的耕作技术’。地薄不打粮，人可以改良土壤嘛。”

毛泽东给大家讲了土壤的团粒结构，接着说：

“要加强对农业的研究，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土壤就会变得板结，要注意研究土和水的关系。”

毛泽东询问吉林省有哪些肥源，他对大家提出的草炭很感兴趣，又询问草炭的形成和效用。他说：

“要多搞农家肥。”

毛泽东又讲到肥料被农作物吸收的道理，说这是细菌帮助的结果。他顺便又提出一个问题：1斤土壤里有多少细菌？在场的所有人都没有回答上来。他又问：

“东北地冻天寒，冬季搞不搞农田基本建设？怎么个搞法？”

一位负责人介绍了吉林省常用的“拉刀切土”法：即头一天在挖开的暖土上划出深格，第二天表层虽然冻实了，但沿着格印，就很容易把冻土一大块一大块的撬起来，露出下面的暖土。他一听就打听：附近有搞的吗？他还打算前去看看。

此时的吉林省，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比较低，有人主张放弃一部分土地，集中力量提高单产，但这样总产量就会有所下降。省委负责人问毛泽东怎么办好。毛泽东说：

“还是根据你们的具体情况决定。你们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确定我们的农业发展方针。要苦战三年五载，一定把农业搞上去。”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来到了长春电影制片厂办公大楼前，他和亚马厂长握手寒暄。他一边走一边问亚马：一年生产多少片子，全国各个制片厂一共拍多少片子？亚马说：全国共计划拍50多部。亚马建议说：

“请主席看看我们拍片的情况。”

毛泽东问：

“拍什么片子？”

“红孩子。”

“什么内容？”

亚马介绍了影片的内容。他说，这部故事片《红孩子》的内容是红军主力部队撤离中央苏区后，列宁小学的几个学生组织起来，夜晚机智的勒死了敌人的哨兵，获得了武器。

毛泽东来到第6摄影棚，亚马向毛泽东介绍了导演苏里、摄影师李光惠。他又指着小演员们问毛泽东：

“这些就是我们的红色儿童团员，请毛主席看看，像不像当年瑞金根据地的红孩子？”

毛泽东笑了。他亲切的问小演员是哪里人，在哪个学校上学？孩子们把毛泽东团团围住，有的拉着他的手，有的使劲鼓掌。扮演细妹和冬伢子的两个最小的演员，紧紧的靠在毛泽东身边。这时，新闻纪录片的摄影师开动了机器，毛泽东发现后，风趣的笑着说：

“不要把我当戏拍了进去呀！”

毛泽东在摄影棚内沿着布景里的小路转了一圈，指着一些人工制做的树叶和青草问：

“这些是什么东西？”

亚马说是拆下来的旧布景片。毛泽东问：

“能不能再用？”

“能用。有些要改做别的布景用。”

“在保证艺术质量的前提下，注意节约。我们要勤俭办一切事业。”

毛泽东来到影片《悬崖》的拍摄现场，和导演、演员们握手后，询问了影片的内容。

此时片场表演的场景是：一个青年渔民得了重病，医生正在为他看病，渔民的老妈妈无比忧愁。毛泽东一出现，演医生的演员竟然忘了看病，眼睛直瞪瞪的望着毛泽东，片场里顿时一片欢腾。毛泽东笑着说：

“医生把儿子的病治好了，老太太高兴了哇！”

众人都哄笑起来。扮演渔民的演员，光着脚从床上跳下来，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笑着说：

“是毛主席来了，我的病好了。”

毛泽东也笑着说：

“噢，我还有这么大的本领！”

毛泽东又到第一录音室，看了秦腔戏曲片《火焰驹》的录音，他对秦腔演员们说：

“你们是从陕西来拍电影的，很好！”

此时，录音室外已经挤满了人，厂里的演员、职工听说毛泽东来了，都想看看他。毛泽东手拉着秦腔剧团一个带红领巾的小演员，从录音室出来，向大家招手致意，穿过狂欢的人群，走到汽车旁，又环顾四周，向人们挥手告别。

这天下午，毛泽东乘飞机返回了北京。

欲知毛泽东在东北考察后又有何重大决策？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2月10日上午10时写给刘少奇的考证信，就其认真负责、坦诚友好而言，与本传第二卷中所记述的他在1921年1月28日晚写给老朋友彭璜的劝诫信，何其相似乃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写给刘少奇的这封信中，从贺知章的年龄到贺知章儿子的年龄（旧时代人们婚育早，几乎是20年甚至不到20年就是一代人）到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唐明皇的关系，从贺知章的性格特征及其所处的时代惯例，又从多种史料中的细心考证，并联系到当代齐白石老人的事例，推翻了“断定”“禁带家属”古已有之的“臆测”。他以近乎职业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读来真是令人叫绝。他所论证的虽然仅仅是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科学，关心群众生活之立场，由此可见一斑。

《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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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0-7 09:51

第274章

“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

设社会主义。只要路线正确，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

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建设速度是客观的，凡是能办到的要争

取，办不到的不要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

话说1958年2月18日，即旧历年的大年初一。《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中的中心任务》的社论。社论中说：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贴出了25万张大字报；北京市31个企业20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出了20万张大字报，提出43万条意见。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

2月18日下午，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京的政治局成员、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各部党员部长或副部长，共计119人。

会议的主要内容是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和讨论《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此前，毛泽东在2月17日给刘少奇的信中曾说：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中央内部的整风”。话休絮烦。

且说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一开始就说：

“今天的会议就叫团拜会。”

接着，他说：

“我们在南宁开会，有华东、中南、华南3个地区的人参加。东北找了个欧阳钦，华北找了个刘仁，西北是张德生，西南是李井泉。下一次我们准备到成都，大概是3月上旬，去谈一谈。因为《六十条》里有一条，一年要抓4次。东北我没去过，就是有一年路过，那不算去。华北的山西也没有去过，绥远也没有去过，河北的事情我也过问不多，西北根本没有去过，西南没有去过。所以我这几天又到了济南，又到了沈阳，又到了抚顺，又到了长春，这就多了一点了。等几天我还要跑。”

“今年是一个很大的生产高潮。以前没有解放，一部分上层建筑，一些环节，有错误、缺点，生产关系上不完善。因为整风，就改善了，攻破了，破坏了不好的，建立了比较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平等了，能讲话了，可以贴大字报了，老爷气少了，这样，群众就高兴了，就来了一个生产高潮。现在这个高涨的群众情绪，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没有见过。1956年春季是有一个高涨，但是没有现在这一次高涨。”“我赞成这个冒进。这个冒进好嘛！这使农民的水利多了嘛！工人的气刚刚上来，1956年夏季就来一巴掌。11月二中全会以后就好一些了，因为二中全会也算挡了挡。没有几个月情况就改变了。冒是有点冒，而不应该提什么反冒进的口号。有一点冒是难免的。

同志们，今年下半年，你们就会看到，要有一个大冒就是了。我看是比哪一年冒进还要利害，为了对付这个情况，我们怎么办？处在这个大的群众高潮面前，中共中央，共产党要采取态度。”“以后反冒进的口号不要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要提。反冒进这个口号不好，吃亏，打击群众。反右倾这个口号为什么不会打击群众呢？反右倾所打击的就是一部分人的那些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一些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这些东西应该加以打击。”

接下来，毛泽东着重讲了打掉官气、以平等的态度待人、改进领导方法的问题，他说：

“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不论你官多大，无非是当主席，当总理，当部长，当省长，那么大的官，但是你只能以一个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样，你的官更好做，更多得到人民拥护。”

他还说：

“在北京做官，官气比较重，下去的时候很要注意，不要学‘巡按出朝，地动山摇’那一套。”“要消灭官僚主义，消除资产阶级作风，要使得大家感到，现在是真正的解放了，建立起真正的平等关系。以前，我们的相互关系，如在基层，厂长、党委书记、工会主席和职工中间，并不平等，群众把他们称为‘官’，党、政、工、团是‘四大领袖’。而现在，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情况就改变了。群众看到，这些人可以批评，他们也真改正缺点。于是群众也纷纷起来改进工作，落后的职工批判了自己过去只为人民币服务、只为‘五大件’服务的错误态度。经过运动，他们认识到应该为人民服务了。于是劳动热情高涨，干劲十足。这样，我们解决‘相互关系’这个中间问题，就进一步巩固了所有制，同时也使得分配问题容易得到解决。”

毛泽东最后说：

“群众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革命热情。所以，我们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要适应这种情况。工作方法要改变，不改变就不能继续前进。”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大家对《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发表了意见，同意下发征求各省和各部门的意见。

陈云在发言中就反冒进中财贸工作的问题作了自我批评。他说，在财贸工作中，对毛主席和政治局采取了“倾盆大雨”和“本本主义”的办法。

会议结束前，毛泽东再次讲话，回顾了《农业四十条》的形成过程，他说：

“四十条，开头无所谓四十条，不晓得怎么在杭州一次会上七议八议提出十五条，然后天津一次会加了两条，十七条。在1956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上讲了一下，然后，再到第2次杭州会议（指毛泽东1956年1月3日至9日在杭州召开的会议——笔者注。）才形成四十条。一年半以后，到去年夏季，在青岛会议上有各省同志参加，中央也有同志参加，提出修改意见。然后经过去年9月三中全会，大家觉得可以，也提了些意见，加以修改，就形成现在这个草案。”

据陶鲁笳回忆，毛泽东还说：

“写一个文件没有实际工作经验是写不出来的。《农业40条》是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七议八议议出来的。其中只有1条‘除4害’是我的，其余都是别人的。”

毛泽东又谈到了《论十大关系》，他说：

“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1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34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渐形成了那个十条。如果没有那些人谈话，那个十大关系怎么会形成呢？不可能形成。”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个大事。我是历来主张虚君共和的，中央要办一些事，但是不要办多了，大批的事放在省同市去办，他们比我们办得好，要相信他们。现在的情况是下面比较活泼，中央部门中的官气、暮气、骄气、娇气就多些。我就有这么个企图，在南宁会议上，觉得要把这些气革一下，要老百姓化，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资格出现。”

他还谈到了1957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的起草过程，他说：

“那个东西在访苏前就开始写了，因为没有写完，带到莫斯科去了。‘闲来无事江边望’，有点闲工夫，就在我们代表团中间先读一读。回来又经过斟酌，政治局还有一些同志看过才发表的。多快好省，这是代表中央的，是党的一个路线，是我们搞建设的一个路线。”

毛泽东再一次肯定了周恩来1957年6月26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他还说：

“虽然总理有那篇报告，但是这个问题人们还不那么了解，所以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这个炮，我看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何必那么十分紧张。南宁会议我们就讲了的，就是这么一件事，一个时期，一个问题。1956年反冒进，这是个什么事情呢？这是大家在正确的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2月20日，也就是在正月初三这一天，毛泽东给杨开英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1958年2月，43岁的杨开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经人介绍，她与化工部橡胶工艺设计院工程师李辉由相识到相爱，已经结为伴侣，由大连调来北京，在第69中学任教务主任。她的病情也有所好转。

毛泽东看罢信十分高兴，提笔在回信中写道：

友妹：

来信收到，很高兴。结婚了，病也好了，为你祝贺。好像是在1956年，听了胡觉民同志说你又穷又病，曾付一信，并寄了一点钱给你，不知收到否？我还好。江青有一点病。谢谢你的问候。祝你努力为人民服务，同时注意身体。并问李同志好！

毛泽东

2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说：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3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我跟好多人说过，跟章士钊也说过，我说：你们讲共产党等于秦始皇，不对，超过一百倍。所以，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1958年初，毛泽东一直惦记着西柏坡乡亲们种稻子直播的事，他给西柏坡村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说他们村种稻技术落后，让农业部邀请他们派人去涿县参观学习，秋后把收成情况直接给他汇报。

西柏坡村党支部看了毛泽东的来信，后来派两个人去学习了一个星期，回到西柏坡后全村所种稻子都改成了插秧。

1958年3月4日，毛泽东乘专机离开北京，经西安，于下午飞抵成都。这是他第一次到成都来，准备在这里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毛泽东有个习惯，他在外出时总是喜欢随身携带几大箱子的书籍，而且他每到一地，还要借一些地方志之类的书籍来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他还要兴之所至的下去走一走，看一看，而不喜欢刻意安排的视察活动。这不仅是出于他那无拘无束的个性，更主要的是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毛泽东这次到了成都，立即借来了《四川省志》、《蜀本记》、《华阳国志》等书籍。以后他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边读边在书上批、画、圈、点。

3月5日下午，毛泽东兴致勃勃的去郊区农村察看了庄稼的长势。他听说成都量具刀具厂就在附近，提出要去看看，还交代说：

“不要告诉工厂党委了，他们很忙，请一位工人带路就行，只看一个车间就走。”

此时已经是下午4点多，量具刀具厂备料车间主任王站明，正趴在那儿写材料，一个工人跑来说：毛主席已经到了车间门口。王站明不相信，他说：毛主席怎么可能到我们这儿来？工人说：这是千真万确！王站明这才慌了，急忙跑出门去，只见几辆小汽车果然停在车间门口，毛泽东穿一身银灰色制服站在那里。王站明迎上前去，毛泽东握着他的手，含笑问道：

“你是车间主任吗？”

王站明说是。毛泽东说：

“我看看你们的车间，可以吗？”

王站明被毛泽东谦虚和气的话感动了，他激动得说不出话，只是点头微笑。毛泽东进了车间，指着正在操作的锻工，比划着问：

“你会干这个吗？”

王站明说：我是车工。毛泽东看着锻工谢钦荣操作着150公斤重的空气锤，一起一落，火红的锻件迸发出火化，四处飞溅。王站明介绍说：这台机床是沈阳制造的，边上那一台大的是太原的产品，都是国产，效率很高。毛泽东听着很高兴，不住的点头。

毛泽东来到调直台前，问：

“这是什么？怎么用？”

王站明一边介绍，一边上台示范操作，旋转上边的把手，把一根微微弯曲的铁棒压直。

工人们渐渐的围拢上来，毛泽东握着一位青年工人的手，问他叫什么名字，多大年纪？这位工人激动地说：

“我叫吴朝武，今年19岁了。”

毛泽东看完了备料车间，走到铣刀车间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此时，厂党委书记和厂长闻讯也赶来了，毛泽东向他们解释说，怕影响他们工作才没有通知他们。毛泽东看着车间黑板报上的生产跃进保证书，回头问道：

“什么是文明生产？”

厂长回答说：

“文明生产就是要贯彻对机器的维护保养，做到安全、清洁、卫生和生产有秩序。”

毛泽东称赞道：

“很好。”

3月7日下午4时，杜甫草堂的工作人员突然跑来对负责人林延年说：

“快去接待吧，有客人来草堂参观，已经从草堂寺进来了。”

“是哪一位客人没从大门进而从草堂这边过来了？”

林延年一边猜想，一边走向浣花祠甬道，只见有一群人已经穿过了花径，为首一人，身材高大魁伟，踏过小桥，步上柴门的台阶，往工部祠而去。林延年仔细一看，那人不是别人，正是毛泽东！不由得为之一愣，赶紧往工部祠迎候。

毛泽东看了杜甫草堂题咏的诗句石刻，看了题壁，浏览了祠内杜甫的泥塑、石刻像，然后来到诗史堂。他问林延年：

“这是什么地方？”

林延年说：

“这是诗史堂，是后人为纪念杜甫而修的。”

毛泽东站在诗史堂正中一尊古铜色的杜甫全身塑像前，一面端详着，一面点燃一支烟，慢慢的吸着。他又走进杜诗版本展览室，仔细的观看一部用雪白的宣纸影印的宋本杜工部集。林延年告诉毛泽东说：

“这是最近上海收集到的版本，发行到成都来的。”

毛泽东问：

“有多少本？”

“发行到成都来的约有10多部。”

“太少了。”毛泽东看了诸多版本后，自言自语地说：“是政治诗。”

他又来到“大廨”前面，在一排栏杆前找了一个带有靠背的“飞来椅”，坐下来休息。他吐着烟，四下环顾，突然又站起身，走到通堂式的敞厅前，看悬挂的一副对联，以轻微的声音念着上联：

“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

他自言自语地说：

“是集杜句。”

接着又看下联，看完了，指着对联，微笑着说：

“好联！”

毛泽东想到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忍不住诵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他还笑着说：

“看来，高级知识分子的住宿困难问题，是古已有之的。”

第二天，毛泽东派人到杜甫草堂借来了楹联书10余种。

后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期间，还借阅了各种版本杜甫诗集共12部108本。他还为会议期间编印的唐宋诗人有关四川的诗词集拟题，并亲自校勘稿样。编入的诗词里，有杜甫诗14首。

3月9日，毛泽东在成都郊外金牛坝宾馆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1958年经济发展计划及发展地方工业、实现农业发展纲要等问题。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大部分常委，政治局部分委员和候补委员，书记处的个别书记，还有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各省的第一书记，中南和华东个别省委书记，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们是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彭真、李富春、罗荣桓、陈伯达、薄一波、谭震林、胡乔木、田家英、黄欧东、吴德、欧阳钦、张德生、张仲良、汪锋、王恩茂、林铁、陶鲁笳、乌兰夫、刘仁、黄火青、李井泉、周林、谢富治、柯庆施、王任重、陶铸、阎红彦。后来又增加了王鹤寿、彭涛、滕代远。

中央政治局常委住在各个小别墅里，其他人员住在4层楼的宾馆里。毛泽东想起到会的中央候补委员阎红彦，曾在“七大”期间为反对高岗篡改个人历史，混进中央，受到了刘少奇、任弼时的批评，就专门把阎红彦叫到身边，向他道歉：

“阎红彦同志，很对不起，把你冤枉了10多年，当时只怪我看错了人。”

他还对身边的人说：

“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

次年，阎红彦便被任命为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兼昆明军区第一政委。

且说3月9日这一天，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了25个问题让大家讨论。这25个问题，可以说是从政治到经济、从理论原则到工作方法都谈到了。但他讲话的重点，仍是放在对1956年反冒进的批判上。毛泽东说：

“现在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在南宁会议上批判了反冒进的错误。究竟采用哪一种？我看应采用‘冒进’，很多问题都可以这样提。也就是采用1958年‘大跃进’这个方法好。执行计划，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20年搞完，一种方法是10年计划二三年搞完，哪种方法好？是1956年的‘马克思主义’好，还是1958年的‘冒进’好？”

他批评了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他说：

“少奇同志在南宁会议谈了规章制度问题。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陈云同志让他亲戚煮饭，警卫部门认为不得了。”“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搬，要有分析，不要硬搬，硬搬就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的教条主义的教训。”“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是不择其善者而从之。”

由于毛泽东定的调子很高，成都会议一开始就比较紧张。

毛泽东鉴于通县1956年农业生产高指标的教训，在讲话中告诫与会者们说：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提出要在一年内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这也无大害处，屁股不要打那么重。现在跃进，有无虚报和不切实际的毛病？现在不要去泼冷水，而是要提倡实报、喊实，要有具体措施，保证口号的实现。”

毛泽东针对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458、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计划，还有辽宁省要在1年内实现3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的计划，说道：

“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误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4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部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5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1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为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1年完成，你也说1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1年，有什么要紧。此事关系重大，我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1955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1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55年，也不是56年，而是57年，不是也蛮好吗？”

“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提倡干部要讲真话，他说：

“屈原是敢讲真话的人，敢为原则而斗争，虽然不得志。”

毛泽东还说：

“报纸如何办？中央、省、专区的报纸如何改变面貌，办得生动活泼？《人民日报》提出23条，有跃进的可能。我们组织和指导工作，主要依靠报纸，单是开会，效果有限。”

3月1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坚持原则与独创精神，进一步批评教条主义，他说：

“学习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专门模仿，一种是有独创精神，学习与独创相结合。硬搬苏联的规章制度，就是缺乏独创精神。”“全国解放后，1950年至1957年，在经济工作和文教工作中产生了教条主义，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经济工作中的教条主义，主要表现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和统计工作方面，特别是重工业和计划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横竖自己不懂得，只好搬。”“商业搬得少些，因中央接触较多，批转文件较多。轻工业中的教条主义也少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农业合作化未受教条主义影响。”

关于教条主义产生的原因，毛泽东分析说：

“1、重工业的设计、施工、安装，自己都不行，没有经验，没有专家，部长是外行，只好抄外国的，抄了也不会鉴别。2、对苏联和中国的情况都不了解。对苏联的经验、情况、历史发展不甚了解，既然不了解只好盲目的学他们。3、精神上受到压力。1956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菩萨比人大好多倍，是为了吓人。戏台上的英雄豪杰一出来，与众不同。斯大林就是那样的人。中国人当奴隶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的像，总比斯大林矮一些，盲目的屈服于苏联的精神压力。马列主义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但是，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也是一种压力，中国共产党大多数人是不同意的，还有一些人屈服于这种压力，要打倒个人崇拜。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批判斯大林后，使那些迷信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对苏联的经验，一切好的应接受，不好的应拒绝。现在，我们已学会了一些本领，对苏联有了些了解，对自己也了解了。4、不懂得比较法，不懂得树立对立面。对许多规章制度，我们许多同志不去设想有没有另外一种方案，择其合乎中国情况者应用，不适合者另拟，也不做分析，不动脑筋，不加比较。”

他又说：

“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5条是主要的。”“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全民整风、反右派、群众性的对我们的批评，对人们思想的启发很大。”“1958年，在杭州、南宁、成都开了3次会。会上大家提了许多意见，开动脑筋，总结8年的经验，对思想有很大启发。南宁会议上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国务院各部门的规章制度，可以改，而且应当该。怎样改呢？一个办法是和群众见面，一个办法是搞大字报。另一个问题是地方分权，现在已经开始实行。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同时存在，能集的则集，能分的则分，这是去年三中全会后定下来的。”

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他说：

“有些人对反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班必须崇拜班长，不崇拜不得了。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有人反对列宁，说列宁独裁，列宁回答得很干脆：‘与其让你独裁，不如我独裁好’。”

从这一天开始，成都会议听取各省市区党委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在中间有许多插话。在乌兰夫发言时，毛泽东先后插话说：

“蒙汉两族要亲密合作，要相信马克思主义。各族要互相相信，不管什么民族，要看真理在谁方面，马克思是犹太人，斯大林是少数民族。蒋介石是汉人，但很坏，我们要坚决反对。不要一定是本省人执政，不管哪里人——南方或北方，这族或那族，只问哪个有没有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有多少？这一点要向少数民族同志讲清楚。”

“汉族开始并非大族，而是由许多民族混合进来的。汉人在历史上征服过少数民族，把他们赶上山。应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民族问题。究竟是吃民族主义的饭，还是吃共产主义的饭？首先应当吃共产主义的饭，地方要，但不要地方主义。”

3月15日前后，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到总路线时，他提醒吴冷西说：

“《人民日报》2月3日的社论题目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话很好，但还不够。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干劲，在去年反击右派以后，早就鼓起来了，现在的问题是鼓得够不够，责任在领导。这里有一个数量问题，是鼓起三分、五分还是七分、八分？领导的责任是因势利导，使干部和群众的干劲鼓得足足的。所以，我们的总路线应该叫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这就比较完全了。”

3月16日下午6点10分，一辆小车沿着成都至灌县的公路开到郫县合兴乡，左转弯驶上乡村马路，在距离红光社办公处500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的有毛泽东和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等人。郫县县委书记刘致台、农村工作部长潘兆清、红光社社长周桂林和副社长刘贤松，快步向前迎接。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说道：

“这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啊！”

李井泉一众人等陪同毛泽东，走上一条小路，毛泽东说：

“我们先看一户人家好不好？”

周桂林说：好。于是，毛泽东向着一户人家走去，他指着路边的一堆泥，问道：

“这是肥料吗？”

周桂林说：

“这是社员们最近从成都推回来的塘泥，是很好的肥料。”

毛泽东又指着路边的菜园问：

“这是些什么菜？”

刘贤松回答说：

“这是社员的自留地，种的是莴笋、莲花白。”

毛泽东一行人来到温老太太家里，围坐在一张方桌四周的板凳上。毛泽东就坐在这位60多岁的老太太对面，他用四川话对老太太说：

“我们摆一摆龙门阵好不好？你家入社没有？”

老太太没有认出毛泽东，她还以为是外省来的干部，就回答说，入了。

“什么时候入的？”

“1954年。”

“你们一个人1年分多少粮食？”

“分几百斤。”

刘贤松说补充说：

“分450斤。”

毛泽东对温老太太说：

“他们说的不算，你们分多少？够吃吗？”

温老太太说：

“我们1年1人分四五百斤粮食，不浪费就够吃了。”

“你认不认得你们社长？”

“怎么不认得？这是周社长，那是刘社长，还有两个社长。”

“社长欺不欺负你们？”

“我们几个社长见人都是笑眯眯的，欺负啥子哟。”

“你知不知道除4害？”

“知道。我们是除7害。”

“你们除哪7害？”

“麻雀，老鼠，苍蝇，蚊子，跳蚤，臭虫，还有偷油婆。”

“为什么要除7害呢？”

“麻雀、老鼠要偷粮食吃，蚊子、跳蚤、臭虫吸人血，苍蝇腿杆上有细菌。”

“偷油婆呢？偷油婆有什么害处？”

“偷油婆到处爬，脚上也有细菌，它爬过的东西还有臭气，吃了要发呕。”

“你还懂得科学知识哩！”

毛泽东说罢，想看一看偷油婆是个什么样子，几个干部就围着碗柜找了一遍，没有找到。毛泽东也在碗柜前看了一下，他说：

“再看看你的房间好不好？”

这间房子不算大，毛泽东环视了一下，房间里很整洁，家具也齐全。他走出房间，笑着问身边的人：

“这家是地主还是富农啊？”

温老太太接过话头说：

“我们是贫农。”

说得毛泽东和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走到院子里，看到猪圈里只有1头猪，就说：

“如果喂两头就好了。”

毛泽东出了温老太太的家，问起灭蚊灭蝇的方法，周桂林介绍说：

“茅坑里生沙虫子，把打破碗花花铡碎丢到茅坑里，就可以杀死沙虫子，以后用这粪水浇烟，可以治土蚕子，也可以治螟虫。”

毛泽东问：

“什么叫打破碗花花？现在有没有？”

周桂林让人扯来一株带花的野草，毛泽东看了看说：

“它并没有打破碗，为什么叫打破碗花花？”

潘兆清介绍说：

“这种花有毒，从前为了防止孩子们摘它，农民就对孩子们说，摘了这种花，就要打破碗，打破碗就吃不成饭，打破碗花花就这样得了名。”

毛泽东高兴地说：

“这是一个重大发现，是群众的一个创造，好办法，要推广。打破碗花花多不多？”

大家说：

“多得很，沟边、河边、坟地边，到处都有。”

省农业厅驻红光社的处长梁禹久插话说：

“打破碗花花在书上叫野棉花，有毒，可以杀虫。”

毛泽东说：

“你这一说，接触了科学道理。你今天动手写稿，明天写成，后天审稿，再后天登报。”

毛泽东来到麦田边，他蹲下身子，左手握着一墩麦苗，右手一根一根的数它的分蘖，问道：

“一棵麦子能发几根？”

周桂林说：

“一般发三四根。”

毛泽东走到马路上，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中华牌香烟，递给同行者每人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吸了一口，问刘致台说：

“你是哪里人？”

“山西人。”

毛泽东又问潘兆清：

“你呢？”

“我是本地人。”

“你们本地人与外地人打架不打架？”

大家都说：不打架！毛泽东高兴的笑了。他又问周桂林说：

“你们社里有没有女社长？”

周桂林说，有啊。女社长萧绍群就在附近的人群中，周桂林派人把她叫了来。萧绍群激动的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又问，你们乡里有没有女乡长？刘致台说没有，他指着一位女干部介绍说：

“她是乡妇联主任游福群。”

毛泽东问游福群：

“你们三八节开会没有？”

游福群说：

“三八节开了妇女积极分子大会。”

毛泽东又指着刘致台、潘兆清，笑着问游福群：

“斗争他们没有？三八节女人斗争男人。”

下午7点20分，毛泽东与众人一一握手告别，乘车回了成都。

3月19日这一天，毛泽东听完了各地方党委负责人的工作汇报。

是日晚，他在重新选编的印发与会者的学习材料上写了一个说明，全文如下：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1955年9月和12月写的，其中有一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1955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1955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3月20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第3次发表讲话。关于汇报中提到的改良农具的群众运动，他说：

“这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群众性的创造是无穷无尽的，是从下而上搞起来的。我们发现了好的东西，就要加以总结推广。”

他鼓励与会者们说：

“要有创造精神，去掉各种怕的思想，要办刊物，要敢于到中央来工作。”

他还说，陈伯达“过去死也不肯办一个理论刊物，胆子太小，这次才振作精神，下决心办。”

对于河南省提出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毛泽东说：

“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是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可以让河南实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如果一年实现‘四、五、八’，消灭文盲，也可能缺点很大，起码是工作粗糙，群众过分紧张。我们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贯彻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就一定能把事情办好。只要总路线正确，那么1年、2年、3年乃至5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算不荣誉。建设速度是客观的，

凡是根据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能办到的，就应当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办不到的不勉强，要波浪式的前进。急与缓是对立的统一。现在有股风，10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高指标，没有措施，那就不好。”

他还说：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点已经有了，但还在创造中。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觉得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是将信将疑，或者说是不自觉的。对于我们来说，从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例如工农业有相当的增产，工作也有相当的成绩，多数人心情舒畅），认为这条路线是正确的。但四十条还没有实现，15年赶上英国还只是口号，一五六项尚未全部建成，‘四、五、八’大部分尚未证实，全国工业化尚未实现。第2个五年计划搞几十万项，县县都办起工业来，结果如何？会不会生产过剩？在我的脑筋里存在问题。是好，还是天下大乱，我现在没有把握。所以，现在要开会，要每年抓4次，看到有问题就调节一下。这个路线开始形成，由于两个原因，根本的是群众斗争的创造，其次是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总路线开始形成了，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以说已经最后完成了。”

毛泽东讲完话从会议厅出来，吴冷西赶上去问：

“主席，这次会议讨论不讨论《人民日报》的23条？”

毛泽东想了一下说：

“这次会议讨论很多问题，光印发的工农商方面文件就有两大堆。文教方面的人没有来，《人民日报》的问题以后有机会再讨论。”

3月21日，毛泽东乘坐一辆黑色轿车，在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的陪同下，去视察都江堰。

上午11点，几辆小轿车驶进灌县离堆公园，毛泽东穿着一身灰色中山装，下了车。李井泉将地委书记宋文彬、县委书记陈彬和都江堰管理处处长张建中，介绍给毛泽东。然后，众人又乘车去都江堰。

车队爬上玉垒山山腰，毛泽东下了车，他拿着望远镜，望着山下滚滚的岷江，俯瞰着都江堰的雄姿。这是一座古代水利工程，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规模宏大，闻名中外。毛泽东环顾四周，说：

“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

他指着都江堰问李井泉：

“每年维修给不给民工钱？”

李井泉说，要给的。毛泽东说：

“这就好，共产党是要给人民钱的，做了工不给钱还叫什么共产党！修一次需要多少民工啊？”

张建中回答说：

“大概要100万民工。”

“今后应该改用机器修，用卷扬机，掘土机，这样就省人力了。” 毛泽东说罢，又指着索桥下的都江鱼嘴对张建中说：“今后还要想办法，用现代化的工程，把泥沙控制起来。”

毛泽东一行人又乘车回到离堆公园，步行来到公园西头的伏龙观，这是建筑在离堆上的李冰祀祠。毛泽东在伏龙观仔细的观看了都江堰水利工程沙盘模型和都江灌溉区域图。张建中介绍了飞沙堰溢洪排沙的情况，毛泽东指着飞沙堰说：

“在这里修个闸不是更好吗？是不是？”

大家都说：

“毛主席考虑得真周到，很好。”

张建中指着内江对毛泽东介绍说：

“都江堰每年都要修，就在这里挖泥淘沙。”

毛泽东说：

“那100万年以后，成都平原的泥沙就没处堆了。”

一句风趣话，逗得大家都笑了。张建中说：

“将来岷江上游修水库，泥沙就会减少。”

毛泽东点点头。他来到伏龙观背后的宝瓶口。宝瓶口就是凿开玉垒山形成的口子，它是内江的咽喉，是都江堰主要水利工程之一。四川之所以成为天府之国，全靠了此水的浇灌。毛泽东手扶木栏杆，俯视着滔滔江水，问道：

“这里有多深？”

张建中回答说：

“这里有8米深。”

“有没有人下去游过？”

“没有。”

“我想下去。”

毛泽东此话一出，大家都吃了一惊。毛泽东看看众人的表情，自信的微微一笑。他知道大家不会让他下去，吁了一口气，有一种英雄不能用武的无奈。他又指着离堆问：

“这岩石会不会被水冲毁？”

“不会的，这是粒岩，很坚硬。”

毛泽东笑着问道：

“100万年以后，可能要被冲毁吧？”

这一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中午时分，毛泽东一行人来到井福街一家饭馆用餐。入座后，毛泽东掏出一包香烟，给在座的每人一支，他也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

“今天谁请客？”

李井泉说，我请客。宋文彬也说，我请客。毛泽东哈哈一笑，说：

“还是由我来请吧。”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这顿午饭非常简单，主菜是豆花和回锅肉。吃过饭，毛泽东对服务人员和厨师张金良亲切地说：

“谢谢，你们辛苦了。”

毛泽东在灌县视察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县城传得沸沸扬扬。不少人从四面八方涌向井福街，把井福街堵了个水泄不通。人们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一个劲的往前挤，都想看一看毛泽东。毛泽东出了饭馆，微笑着向群众频频招手，在保卫人员的簇拥下，上车离开了灌县县城。

在返回成都的路上，行至灌县新城乡莲花1社，毛泽东看见公路边在田里劳动的社员，就让车停下来，下了车，跨过路边的小石桥，直奔庄稼地。正在锄草的冉贵全第一个看见毛泽东，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毛主席住在北京城里，怎么会来到这里？正在疑惑间，毛泽东像一个熟识的乡亲一样和他打招呼了：

“要把草锄干净哩！”

说着走进麦田，蹲下去拔杂草，问冉贵全：

“每亩能收多少斤？”

冉贵全还没有反应过来，毛泽东伸出4个手指，说：

“400斤？”

冉贵全这才说：

“差不多，每亩四百二三十斤。”

“割了麦子种什么？”

“种水稻。”

“水稻每亩收多少斤？”

“600多斤。”

毛泽东转向李井泉说：

“400多加600多，就是1000多，这可了不起。”

他又转向冉贵全问：

“粮食多了怎么办？”

冉贵全毫不犹豫地说：

“卖给国家。”

“卖给国家你们赞成不赞成？”

“当然赞成！”

毛泽东哈哈一笑，逗趣地说：

“我看你就有些不大赞成吧？”

冉贵全吭哧吭哧正想说什么，毛泽东已经上了田埂。社员高渤然迎面走来，毛泽东迎上去打招呼，还问他今年多大了，孩子读没读书？高渤然说今年已经58岁了，两个孩子都上了学。毛泽东高兴的拍着他的肩膀，说：

“好哇！”

毛泽东沿着田埂走过去，跨进一块苕菜地，问几个女社员说：

“你们摘什么？”

王应岗回答说：

“摘苕菜。”

“我帮你们摘点好不好？”毛泽东说着弯下腰，摘了一些嫩绿的苕菜尖尖递给王应岗，问：“这行不行？”

王应岗忙站起来，双手接过，连声说：行，行！

其她几个女社员也停下了手中的活，想和毛泽东说话，可又激动得说不出来。毛泽东走出苕菜地，沿着一条杂草丛生的干沟朝前走，几个孩子嬉笑着跟在他身边跑。毛泽东停下脚步，问一个孩子：

“你认得‘打破碗花花’吗？”

那个孩子叫任国民，他说：认得。毛泽东弯下腰随手摘了一株“打破碗花花”，递给他，说：

“你敢不敢拿？”

“敢拿！”

任国民毫不犹豫的伸手接了去。毛泽东看着这个勇敢的孩子，由衷的笑了。他返回到公路上，准备上车，地里的社员们都拥上来送行。毛泽东很愉快的和大家握手告别。一个社员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

“一辈子也难得这样的机会哩！”

3月22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发给与会者每人一本由他编辑的书：《苏报案》。此书共编入4篇文章，《革命军》是其中之一。他一生对章太炎、邹容的革命精神和笔锋犀利的文章深为赞佩，在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和7月间，先后4次阅读过那些文章。他还收藏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在扉页邹容的肖像旁，亲笔书写着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掺手，乾坤只两头。”

且说毛泽东在这一天的讲话中说：

“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要有势如破竹、高屋建瓴的气势。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工作中的基本矛盾。但我们的同志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尊重，但不要迷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一有迷信就把我们脑子镇住了，不敢跳出圈子想问题。”

毛泽东提议将会议延长两三天，专门谈谈思想问题，解放思想，提高风格。他还说：

“不要怕教授。有些同志进城以来相当的怕教授，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自古以来，创新思想、新学派的人，都是学问不足的青年人。孔子不是二三十岁的时候就搞起来？耶稣开始有什么学问？释迦牟尼19岁创佛教，学问是后来慢慢学来的。孙中山年轻时有什么学问，不过高中程度。马克思开始创立辩证唯物论，年纪也很轻，他的学问也是后来学的。马克思开始著书的时候，只有20岁，写《共产党宣言》时，不过30岁左右，学派已经形成了。那时马克思所批判的人，都是一些当时资产阶级博学家，如李嘉图、亚当.斯密、黑格尔等。历史上总是学问少的人，推翻学问多的人。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看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17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20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恬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康有为亦如此。刘师培成名时不过20岁，死时也才30岁。王弼注《老子》的时候，不过十几岁，死时才22岁。颜渊死时只32岁。青年人抓住一个真理，就所向披靡，所以老年人是比不过他们的。梁启超青年时也是所向披靡。”

毛泽东又说：

“有话不说，就很危险。要选择说话的机会，不讲策略也不行。例如明朝反魏忠贤的那些人，不讲策略，自己被消灭，当时落得皇帝不喜欢。历史上讲真话的如比干、屈原、朱云、贾谊等，这些人都是不得志的，为原则而斗争的。不敢讲话无非是：一怕封为机会主义，二怕撤职，三怕开除党籍，四怕老婆离婚，五怕坐班房，六怕杀头。六怕不好。难道为了这些就不说话了吗？我看只要准备好了这几条，看破红尘，什么都不怕了。我们应当造成一种环境，使人敢于说话。我的企图是要人们敢说，振奋精神，势如破竹，把顾虑解除，把沉闷的空气冲破。”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欧阳钦、陶铸、李先念、林铁也先后发了言。

从3月24日起，成都会议的安排是上午召开大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不出席。在大组会议上，大家漫谈思想，结果又走向总结1956年反冒进的教训，发言的人差不多都作了自我批评，各大协作区区长都讲了，政治局委员也讲了，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都谈了经验教训，彭德怀也说很受启发。

3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从思想方法问题谈起，他说：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看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要说得太多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作自我批评，作为方法问题的一个例子来讲是可以的。”

“唯物论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我们的主观世界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观反映客观是不容易的，要有大量事实，在实践中反复无数次，才能形成观点。一眼望去，一下抓住一两个观点，并无大量事实作根据，是不巩固的。”“要真真实实的听下级的话，个别交谈，小范围交谈。省委解决问题如此，中央也如此。”

“反冒进也是一种客观反映。反映什么呢？主持反冒进的同志，是把个别的、特殊的东西，误认为一般的全面的东西。只听少数人的意见，而不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见，把特殊当作一般来反。辩证法是研究主流与支流、本质与现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过去发生反冒进等错误，即未抓住主流和本质，把支流当主流，把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的矛盾来解决。国务院开会对个别问题解决得多，但有时没有抓住本质问题。

我们许多同志不注意理论。究竟思想、观点、理论从何而来？就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所固有的规律，人们反映它，不过是比较的合乎客观情况。任何规律即是事物的一个侧面，是许多个别事物的抽象，离开客观的具体事物，哪还有什么规律？

这次会议把过去许多问题提出商量解决了。也就是说，这次会议抓住了本质和主流，克服了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工作中的缺点。”

毛泽东称赞冶金部党组吸收部分大企业的十几个人开会，谈了几天解决了许多重要问题。他还说：

“两种因素加在一起就起变化，空气就不同了。中央开会，有地方同志参加，除省委书记外，再加若干地、县委书记，就有了新的因素。中央下去的同志，同省委书记谈还不够，还要找地、县委书记，学校、合作社的人谈谈，一竿子到底。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就是要打掉官气。当了‘老爷’不愿向人请教，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各级都有。越是向人请教的多，提出来的东西，就比较有把握些，但还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没有证明。许多事情，我自己就半信半疑。‘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建设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5年。”

“1956年发生的几件事没有料到，就是国际上批判斯大林和波匈事件，国内是反冒进。今后还要准备发生预料不到的事情。我看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河南今年4件事都想完成，也许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和自己留有余地。我们一些同志在热潮下面被冲昏了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要求压缩空气，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想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正是：金玉良言，唯物辩证。谆谆教诲，耳提面命。惜乎惜哉！对牛弹琴，苦心白用！

再说毛泽东最后又批评卫生部说：

“他们替《人民日报》写的关于除四害的社论，写了很久还是没有写好，替中央起草的除四害指示根本不能用。卫生部不卫生，思想上并不相信四害真的可以除掉。后来还是乔木同地方上的同志合作，才把中央指示写成了，社论也写好了。”

他还批评《人民日报》社的教条主义说：

“《人民日报》过去学真理报，照搬洋教条一套，连标题也模仿，不独立思考，像3岁孩子一样，处处要人扶，否则就丧魂失魄，没有主见，没有独创，连中国人办报的好传统（如讲究版面的编排和标题等）也丢掉了。后来才有所改变。”

毛泽东讲话结束后，张德生、胡乔木、柯庆施、邓小平、陶鲁笳、周恩来、薄一波、滕代远、刘少奇、彭德怀也先后就思想方法和理论问题发了言。

3月26日，成都会议就要结束了，毛泽东在讲话中说：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但事先未准备虚实并举，实业多了一点，虚业少了一点。这也有好处，一次解决大批问题，而且是跟地方同志一起谈的，也就比较合乎实际。”“过去我们太实了。要引导各级领导同志关心思想、政治、理论问题，红与专相结合。”

“现在有些问题，还是不摸底，农业比较清楚，工业、商业、文教不清楚。”“煤、电、油、机械、建筑、地质、交通、邮电、轻工业、商业没有接触，财贸还有文教历来没有摸过。林业也没有摸过。今年这些要摸一摸。政治局、书记处都摸一摸。”

“希望各省第一书记，恐怕还要加上一个书记及其他某些同志，从繁忙工作中解放一点出来，做一些研究工作，注意一些重大问题。比如吴冷西同志，我们谈过几次，要他学大公报的张季鸾，到处串门子，打听消息，聊聊天，看看市场，参加这样的会议。中央的报纸也好，省市的报纸也好，总主笔不能每天沉埋在那些事务工作里头，必须解放一点。如何解放法，大家去研究。总而言之，少管一点事，少管一点就能多管一点。”

成都会议先后讨论制定了37个文件，准备提交给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在这些文件中，主要有《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的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等。

在成都会议结束的这天晚上，田家英在吃晚饭时告诉吴冷西说：

“主席说，你送给他的《<人民日报>苦战三年工作纲要》23条，这次会议来不及讨论了。主席说他将去武汉，要你随他一道去重庆，下三峡，将在武昌议一议《人民日报》的问题。”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如何召开，且看下一章详细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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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0-14 15:00

第275章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

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

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

话说1958年3月27日上午，随同毛泽东一起到武昌开会的中南和华东的一部分协作区长们，另乘专列先行出发了。

这天中午，毛泽东乘着过去蒋介石曾经专用的专列，从成都驰往重庆。随行人员除了王敬先率领的警卫人员和服务人员外，还有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重庆市委第一书记任白戈，《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秘书田家英和梅白。

毛泽东在专列上看着报纸，侯波就坐在他的对面。侯波举着相机时刻注视着他的表情，准备为他拍照。毛泽东忽然从报纸的上方抬起眼皮，叫了一声：

“侯波。”

侯波“哎”了一声，抬起头。毛泽东皱着眉头说：

“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侯波认真地说：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哦，”毛泽东笑着说：“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列车在飞驰。毛泽东突然叫停车，说是要去隆昌气矿去看看。

此时，天上正下着雨。毛泽东来到隆昌气矿的招待所，矿长刘选伍、党委副书记张惠民闻讯赶到了。毛泽东和他们握了手，就向车间走去。他背着手，稳步走下山坡，正要上车，矿党委书记安增彬也赶来了。汽车向槽黑车间的山坡驰去。毛泽东和他熟悉的刘选伍谈论着化学问题。

毛泽东到了槽黑车间，和当班的车间副主任梁锡远打招呼。梁锡远打开一号火房第18格的门，毛泽东弯腰观察了一会儿，因为风刮得太大，无法看清楚里面天然气燃烧的情况。

毛泽东来到车间最后面的21号火房，梁锡远打开中间的门，毛泽东蹲下身，观察着天然气的火焰。他指着火嘴问道：

“一个火房有多少个火嘴？”

梁锡远说：

“按照设计是1728个，现在实际只用了1632个，最后的18格没有点。”

7点20分左右，天渐渐黑下来，雨也越下越大了，毛泽东的衣帽都淋湿了，不断的往下滴水珠。他询问着炭黑生产的情况，又询问了天然气的采气情形，尔后才和人们挥手告别。

3月28日凌晨1时50分，毛泽东一行人的专列抵达重庆，此时依然是万家灯火。

这天下午4点半，毛泽东来到重庆钢铁公司大轧钢车间的停车场，他下了车，微笑着向欢迎他的工人们点头挥手。

毛泽东来到解放后中国人自己生产第一根钢轨的轧钢车间，看着工人们用电焊烧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标语，很高兴。他走到钢板段，询问了钢板的生产情况。又到平压机前看了一会儿，就来到轧钢段，询问生产些什么，有多少种类，然后走到中剪机旁，站在开车台上，仔细的观看着工人们把红彤彤的钢坯一节一节的剪断。接着，毛泽东来到冷剪机旁，观看工人们剪钢板。

毛泽东从大轧钢车间出来，向大平炉车间走去。路两旁几千工人欢迎毛泽东，毛泽东一再挥手向工人们致意。

大平炉车间在20多天来，已经实现了生产上的三级跳——接连试制成功了双包出钢、双槽出钢和三槽出钢。毛泽东被工人们拥着走上平台，他拿着蓝色眼镜，接连3次凑近炉口，观察炼钢的情形。

下午5点40分，毛泽东驱车来到重庆建设机床厂，参观了几个车间，直到黄昏才离去。

晚饭后，随毛泽东同行的梅白将他所写的《夜登重庆枇杷山》一诗送给毛泽东，请毛泽东指导。毛泽东接过来一看，只见梅白写的是：

我来高处欲乘风，夜色辉煌一望中。几万银灯流倒影，嘉陵江比水晶宫。

看罢，他笑着说：

“如果把‘辉煌’二字改为‘苍茫’，则显出了夜色的动态，为‘水晶宫’作伏笔，写得辉煌而不那么‘露’。诗贵含蓄和留有余地啊！‘几万’应改为‘百万’，以显示山城新貌，这里应鲜明，而不应含蓄。‘流倒影’不如‘摇倒影’，也是为了显示夜景的动态，也采取对比手法，写出嘉陵江并不是那么平铺直叙，而是风翻浪卷，显示了嘉陵江的性格，因此应改‘比’为‘似’，这又是用虚笔写实。总之，诗贵意境高尚，尤贵意境的动态，即变化，才见诗的波澜、辐辏。这正是唐以来的格律诗的优越性。这样，你的这首诗就成了这样的组合：

我来高处欲乘风，暮色苍茫一望中。百万银灯摇倒影，嘉陵江似水晶宫。

怎么样？你比较一下，有比较才能有鉴别。诗要改，不但要请人改，而且主要靠自己改。放一个时候，看了，想了，再改，就有可能改得好一些，这就是所谓‘推敲’的好处。当然也有改坏了的，经过修改不及原作的。”

是日晚23点，毛泽东穿着浅灰色呢制服，来到了重庆市委举办的晚会上。他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和人们一一握手，在一群年轻人的簇拥下坐了下来。毛泽东问道：

“你们是哪个单位的？”

陈家俊回答说：

“我们在共青团市委工作。”

“全市有多少团员？”

“11万。”

毛泽东回头问黄启在团委哪一部门工作？黄启说在少先队部。毛泽东说：

“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

黄启说：

“是的，天津有个叫黄心平的右派分子，就主张取消少先队。”

“你们同不同意？”

“绝不同意。孩子们知道右派分子想取消少先队以后，举行了声讨大会，大家更热爱红领巾了。”

“共青团里有没有右派？”

“有，我们把他们全部都清除了。”

毛泽东听说坐在他身边的女青年刘克莉，是川剧《五难新郎》里的女主角，就问刘克莉，川剧有多少曲牌？刘克莉回答着，毛泽东还扳着指头一一数着。他又问身边的另一位女青年：

“你在哪里工作，叫什么名字？”

女青年说：

“我叫王静，是重庆市歌舞团演员。”

“你演过什么节目？”

“我们团把一出川剧传统节目《放斐》改编成歌舞，去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会上演出，获得了银质奖章。我在其中演了一个角色。”

3月29日清晨5点多钟，毛泽东从重庆出发去武汉。几辆小车驶入重庆朝天门码头。“江峡”号轮船上的客运组长殷正禄，连忙上前迎接客人，可他没想到今天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吃惊不小，一时之间竟然手足无措，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毛泽东和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被安排在头等舱里。

6时15分，船开了，毛泽东先后同涪陵地委书记、万县地委书记谈了话。

王任重在日记中写道：“今晚要住万县。主席昨晚只睡了一个多小时，到现在未睡，想晚上睡觉，以便白天看三峡。看来主席的精神很愉快。”

是日晚，毛泽东吸着烟，与柯庆施、李井泉，任白戈一起，坐在3楼船尾上眺望两岸夜景。王任重引着船上的大副杨大福和女三副石若仪，来到毛泽东跟前。毛泽东招呼他们坐在自己身边。他问石若仪：

“你看过画报上刊登的一位苏联女船长的故事吗？有没有遇到过那么多的困难呢？”

石若仪说：

“看过，我的情况和她不完全一样。当然，困难是有的。”

“学习驾驶困难吗？”

“开始上船时，一点也不懂，真感到害怕。”

“现在呢？”

“现在懂得了一些，也没有那么害怕了。”

“是啊，当你对一件事物还不了解时，往往是害怕的。正如蛇一样，当人们还不了解它、没有掌握它的特性时，感到十分害怕。但是一旦了解了它，掌握了它的特性和弱点，就不再害怕了，而且可以捉住它。”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又问石若仪：

“你在船上工作了多久？”

石若仪说4年了。毛泽东转过脸问杨大福：你呢？杨大福说：30多年了。毛泽东又对石若仪说：

“要好好向他们学习，他们这些老工人是你的好师傅，水上经验都丰富，许多知识是书本上学不到的。”

他问石若仪：

“三峡有个白帝城吧？”

石若仪说，有的。

船到奉节航段，石若仪指着北岸小山上一座已经坍塌的古老城垣和庙宇，对毛泽东说：

“那就是白帝城。”

此时，夜色苍茫，毛泽东望着依稀可辨的白帝城，兴奋的背诵起李白的《早发白帝城》：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他背诵完了，又教石若仪学这首诗。他说一句，石若仪学一句，学完了，他说：

“你背诵给我听听。”

石若仪立即背了一遍。毛泽东满意的点点头，说：

“好，很好。”

船上的人们都休息了，吴冷西和田家英问毛泽东的服务员：

“主席休息没有？”

服务员说：

“主席正在填一首词，是用铅笔写的，尚未完成，放在床头上。”

吴冷西问：

“主席写的是什么内容？”

服务员说：

“匆忙间我也没有记住。”

3月30日早晨，“江峡”号轮船进入瞿塘峡。快到三峡时，毛泽东吃过早饭，穿着睡衣来到驾驶室，与船长李吉成、见习船长莫家端和舵工贺理富攀谈起来。他问道：  

“三峡这一段开船是不是最危险？”

李吉成回答说：

“枯水季节在这一段开船是困难不小的，有时也会遇到危险，不过走熟了，出危险是很少的。”

毛泽东说：

“如果我开船，我就喜欢走这险要的地方开。一潭死水好，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我看还是不尽长江滚滚来好，人的生活平平淡淡没有什么意思。”

他又问：

“有没有船撞在石头上的情况？”

李吉成告诉他说：

“近几年开展了航道整治工作，通过各种治理，不仅过去一些不能通航的险滩地带能顺利通过，而且由于设立了航标，轮船大都能通夜航行了。”

毛泽东问：

“你们的航标灯是怎么管理的？”

陪同在一旁的长江航运局负责人说：

“我们专门设有航道处，下设航道区、段站。”

毛泽东说：

“为什么航标灯不能用电呢？”

“过去试过。可是干电池容易受潮，亮度没有保证。”

说话间，正面江心中出现一块突兀的大石头，舵手全神贯注，稳操舵把，灵巧避过。毛泽东问：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

李吉成说：

“要炸。解放后已经炸掉了不少，今后还要炸的。”

毛泽东说：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很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

李吉成说：

“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行就更加便利了。”

轮船快到巫峡时，毛泽东从船长手中接过望远镜，非常留意的从几个侧面观看了神女峰。他对吴冷西等人说：

“宋玉在《神女赋》中说：‘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阳之渥饰。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有见过神女，但宋玉的浪漫主义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轮船要经过计划中的三峡大坝坝址了，船长李吉成奉命让减低航速。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对选址默默的看了又看，直到轮船驶出很远。

毛泽东一直到快过完西陵峡时，才回到舱内客厅，同吴冷西、田家英闲谈起来。他说：

“你们都知道，我在成都会议时，收集一些明朝人写的有关四川的诗，选了十几首印发给与会的同志。”

毛泽东特别赞赏杨慎的诗，说他是明朝一位很有才学的人，因议论朝政被流放云南30年，以至老死，很可惜。毛泽东又说，四川历代人才辈出，我们党内好些将帅是四川人。”

他问吴冷西：

“你们办报的人都知道邹容其人吗？”

吴冷西说：

“有些人知道一些。”

毛泽东说：

“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论战。

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纸，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章太炎当警察拿着黑名单来抓人时挺身而出，说：‘别人都不在，要抓章太炎，我就是。’从容入狱。邹容本未被抓，待知道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年仅20岁。《苏报》当时的主编章士钊倒没有被捕。

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他英年早逝。

章太炎活了60多岁，前半生革命正气凛然，尤以主笔《民报》时期所写的文章锋芒锐利，所向披靡，令人神往，不愧为革命政论家。后来虽一度涉足北洋官场，但心在治经、治史，以国学家称著。鲁迅先生纵观其一生，评价甚高。但对他文笔古奥，索解为难，颇有微词。他出版一本论文集，偏偏取名《訄书》，使人难读又难解。

至于章士钊，这位老先生是我的同乡，湖南长沙人，也是清末民初的著名政论家，除担任《苏报》主笔外，还给其它许多反清报刊写文章。其后赴欧州游学，回国后在北洋政府任过教育总长等职。他的文章比章太炎的好读，没有那么古奥、怪僻，也较梁启超严谨而有条理。抗战中一直同我党保持联系，建国后同我党合作，他自己说他‘反动而不反共’。”

3月31日，轮船过荆江，毛泽东把宜昌、沙市的领导人叫到船上，询问了一些情况。

1958年4月1日凌晨2时，毛泽东到达武汉。此时，正下着雨，天气相当冷。毛泽东下榻于东湖宾馆。他交代他的临时秘书、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梅白说：

“有一个人要见我，你们谁也不能挡驾。”

“哪个？”

梅白问。毛泽东神秘的一笑，卖了一个关子：

“你猜。”

梅白想了想说：

“是不是李达同志？”

毛泽东说：

“我叫他鹤鸣兄，他叫我润之，只要他来，随来随见。”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主持召开华东和中南地区省委书记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李先念、谭震林、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吴冷西、田家英。

会议主要内容是听取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广西壮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福建省委第一书记叶飞、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汇报他们各自的工作计划。

会议首先听取吴芝圃的汇报。吴芝圃说，河南省要苦战1年，实现“四、五、八”，实现水利化、绿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的工作计划。毛泽东问道：

“你们怎么能一年实现绿化？”

劝他把指标修改一下，把规划调整一下。吴芝圃同意不再提一年实现绿化、一年消灭四害。但他仍然坚持要一年实现“四、五、八”。

此后，会议每天只开半天，其余时间让大家看成都会议的文件，或由谭震林、柯庆施和陶铸介绍成都会议的情况。

在此期间，李达果然闻讯来到东湖宾馆看望毛泽东，一见面，他本想叫“毛主席”，可是因为不习惯，一连叫了几次“毛主”、“毛主”，一个“席”字还是没有吐出口。毛泽东见老朋友如此这般，便走上前去，握着他的手微笑着说：

“你主、主，主什么？我以前叫过你李主任（李达曾任‘一大’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职务——笔者注）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吗？”

李达见毛泽东依然如故，便连连称是。毛泽东拉着他入座叙话，李达惭愧地说：

“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毛泽东说：

“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的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

在送走李达后，梅白乘兴问毛泽东：

“主席，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

毛泽东说：

“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

且说4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波兰政府代表团时说：

“我们中国赶上英国，可能不要15年，可能只要10年或11年。”“再有20年就赶上美国。”

4月2日下午，会议听取曾希圣的汇报。他主要讲安徽省大搞水利突击的情况，还拿出水利建设规划给毛泽东看。毛泽东说：

“你们能3年改变面貌很好，但是我表示怀疑。多搞几年也不要紧，你讲得有道理，我不能完全不信。河南人多，你们恐怕赶不上，不要蛮干。不要过早宣布水利化，要留有余地。宣布完成水利化、绿化、‘四无’是危险的，只能宣布基本完成。”

毛泽东针对这两天在汇报中提出的不切合实际的做法和浮夸现象说：

“现在说苦战3年改变面貌，其实苦战3年之后还要苦战5年，才能完成四十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3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些。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生产要务实，不要搞得不实在。报纸宣传应实际、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华而不实不好。整风挂帅，生产是当前的中心工作，以此带动其它工作。”

4月3日下午，会议听取舒同的汇报，他只说了一些数字，一些材料，证明山东省苦干3年实现40条有把握。毛泽东说：

“只谈情况，不谈观点，是开材料仓库。人的头脑是加工厂，没有材料不行，有了材料要经过加工，要产生观点，用观点统率材料。”

“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说苦战3年就水利化了，我是怀疑的。3年基本改变面貌，我看只能初步改变。《人民日报》不要随便轻易宣布什么‘化’。”“苍蝇、蚊子一年如何能搞得掉？争取明年少一点，5年搞掉就是大胜利。”“粮食到手，树木到眼（看得见），才能算数。要比措施，比实绩。”

4月3日傍晚7点多钟，在武汉素有名气的老通成餐馆里，一个3岁小男孩王熙滨和他的4个哥哥姐姐，还有爸爸妈妈一家7口人，正围着一张桌子用餐。

突然，门外响起了一阵汽车的停车声，首先推门进来的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后边跟着一位高大魁梧的人。小孩子眼尖，王熙滨用小手指着来人，扯着嗓子喊：“毛主席，毛主席。”他马上跳下椅子向前跑去，姐姐哥哥们一看，也一拥而上。5岁的小姐姐王江，用手扯扯毛泽东的衣角，问：

“毛主席，你是不是从北京来的？”

“是呀。”毛泽东弯下腰，笑着与几个孩子一一握手，抚摸着他们的脑袋。王熙滨的爸爸妈妈也慌忙上前，先后和毛泽东握手问好。毛泽东握着王熙滨妈妈刘燕如的手说：

“你们一家人，真是其乐融融啊！”

前厅里的喧闹，早已惊动了饭店的经理万书明和服务员，他们也都拥到餐厅来看毛泽东。毛泽东正在一条一条的看着墙上贴着的除四害和大跃进的标语。他问万书明：

“这是你们写的吗？”

万书明回答说是，毛泽东称赞道：

“好，好。”

他看着这堵墙有些与众不同，就用手敲敲墙壁，满有兴趣地问：

“这墙是用什么东西做的？”

万书明回答说：

“用刨花板做的，很经济。”

毛泽东走进厨房，向厨师们招呼道：

“辛苦了，辛苦了！”

厨师们没有想到是毛泽东来了，大家都楞住了。毛泽东问正在做汤包的师傅钟生楚：

“这是什么包子？”

钟生楚激动得手足无措，竟然忘记了回答。毛泽东又问了一句：

“这包子是谁做的？”

钟生楚此时才反应过来，忙说：

“是汤包，是我做的。”

毛泽东走到大师傅曾延龄面前，问：

“那你是做什么的呀？”

曾延龄说：

“我是做豆皮的。我准备专门做点好的豆皮，请您老人家尝尝。”

毛泽东说：

“你太细心了。”

曾延龄说：

“总是愿您老人家健康啊！”

毛泽东走到做菜师傅李汉卿的炉灶前，用手摸了一下灶台，然后看看手指上有没有灰尘。他称赞说：

“这个炉灶很干净嘛。”

毛泽东和李汉卿师傅及其他一些人聊了一会儿，饭菜已经上桌了。

这一顿饭菜中，老通成最出名的三鲜豆皮和汤包自然是少不了的。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围成一桌，他指着面前的碗碟，向一些外省籍的人员说：

“你们那里可没有这个，这是真正湖北的风味。”

众人吃完饭已经8点多了，毛泽东站起身，看看表，准备离开。经理和厨师们都围上前来送毛泽东，毛泽东和他们握手告别，还问他们：

“你们是合作社，还是公私合营？”

经理万书明说是国营。毛泽东说：

“国营的要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4月4日下午，会议听取江渭清的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报纸宣传，不要尽是规划，宣传工作要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注意了多、快，但对好、省注意不够。大话不须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

4月5日下午，会议听取周小舟的汇报。他说，湖南也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毛泽东分析了全国出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原因，他说：

“一是从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有了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

他还说：

“一年要实现几‘化’，不要说是‘过火’了，只是某些口号要调节，登报时要小心。空气还是那么多，一点不少，不过是压缩一下。反冒进把空气砍掉了一半。我们不要砍，只是把空气压缩一下。我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群众会泄气，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此事要向地、县委书记讲清楚，如果收成不好，计划完不成怎么办？要有精神准备。要看结果，吹牛不算。不要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

毛泽东又说：

“现在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一个剥削阶级是国际上的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另一个剥削阶级是国内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它不同于前一个剥削阶级。我们的方针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前一个剥削阶级。阶级斗争依然存在，还会有反复。”

4月6日上午，武汉地区5000多名科教工作者在武汉体育馆举行科教界大跃进誓师大会。12点42分，大会执行主席向代表们宣布说：

“现在报告大家一个最好的消息，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马上就要来到我们的会场，和大家见面……”

他的话音未落，全场的人都站立了起来，热烈的鼓掌。

12点43分，毛泽东应老朋友李达之邀，在李先念、王任重的陪同下，从会场东面入口处进入科教大会会场。毛泽东一出现，会场里再次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

毛泽东穿着银灰色制服，红光满面，满头黑发，神采奕奕的走上主席台，和主席团成员们一一握手。当毛泽东把手伸向中国建筑学会武汉分会理事长鲍鼎的时候，鲍鼎激动的紧紧握着毛泽东的手，含着泪说：

“我第1次见到您是在1950年，8年后的今天，第2次见到了您。我感到对不起您，8年来我进步很慢。我今天向您保证，一定要飞跃的前进。”

毛泽东微笑着说：

“很好，很好。”

毛泽东又走到主席台前，向参加会议的人们招手致意。几个青年女科学工作者走上台来，把一束束鲜花献给毛泽东。一时间，会场里全体人员唱响了《东方红》的歌曲。

毛泽东问旁边的李达：

“出席会议的是哪些单位的？”

李达说：

“科学院武汉分院，企业研究单位，大专学校。”

毛泽东高兴地说：

“青年小伙子不少啊！”

李达说：

“他们大都是青年研究人员和助教。”

12点53分，毛泽东在欢呼声中离开会场。他刚走到出口处，70多岁的老教授谭戒甫赶上前来，喊了一声：“主席！”毛泽东马上停住脚步，握着他的手，关切的问道：

“你现在身体还好吗？”

谭戒甫激动地说：

“还好。”

毛泽东又问：

“还可以做研究工作吗？”

谭戒甫回答说：

“可以。”

此时，毛泽东又被青年科教工作者们包围了，工作人员马上分开人群，护卫着毛泽东离开了会场。

这天下午，毛泽东听取刘建勋的汇报，他插话说：

“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究竟怎样？两条道路的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还有一个长期的反复，必须估计到。要估计是否还要出大问题，如国际出现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作乱。但阶级斗争的基本战役已经打过了，基本胜利已经取得了。”

4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合并农业合作社的指示，指示中说：

“我国农业正在迅速的实现农田水利化，并将在几年内,逐步实现耕地机械化。在这种情况下,把小型农业合作社,有计划的适当的合并为大型合作社是必要的。”

这天下午，会议听取叶飞汇报。毛泽东插话说：

“大鸣大放，是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都不敢做的事，只有我国才敢实行。不怕发动群众是真正的列宁主义态度。”

叶飞在汇报中批评了中庸之道、不敢跃进和求稳的思想。毛泽东说：

“所谓求稳可靠，实际上，既不稳当，又不可靠。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当派有个办法，到一定的时候就提出新的口号，不断提出新口号，使他无法稳。”

4月9日，是武昌会议的最后一天。上午，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柯庆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专门讨论《人民日报》23条改进工作纲要。

吴冷西在会议上介绍了起草纲要的目的，说希望各省书记多提意见。到会的8个省和上海市的书记们先后发言，各自提出了他们的看法和建议。

下午，会议照常进行，毛泽东出席了会议。他问身边的柯庆施说：

“上午谈《人民日报》的问题谈得怎样？”

柯庆施说：

“大家提了一些意见，冷西同志都记下了。”

毛泽东转对与会者们说：

“《人民日报》要经常注意搞好同全国各省委的关系，多听省委的意见，认真研究和解决他们提出的问题。《人民日报》要办得好，不仅要同中央各部门搞好关系，还要取得各省的支持和帮助。《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中央自然得管，各省委也有责任帮助它办好。我们的一贯方针是全党办报。

《人民日报》的23条改进工作纲要，可以作为草案先实行起来，到年底再总结经验，加以修改。农业40条写于1955年，其后经过多次修改，还要再修改，才提到八大二次会议去。”

武昌会议结束后，毛泽东仍留在东湖湖滨别墅休息。东湖对岸是珞珈山，武汉大学就建在山麓。毛泽东每天早晨和傍晚都沿着湖边散步。

有一次，卫士张仙朋陪毛泽东散步走到一棵古松下，毛泽东停了下来，问道：

“张仙朋，你这名字有意思。我问你，我们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

张仙朋说：

“我们是住在地上，怎能是天上呢？”

“不，我们是住在天上。我们从地球上看别的星球是在天上，如果别的星球上也有人，他们一看我们，我们不也就是在天上吗？整个宇宙，到处都是又在天上，又在地上。”

他稍一停顿，又问道：

“我们算不算神仙？”

“不算。”

“不对。神仙是住在天上的。我们住在地球上，既然也算住在天上，为什么不算神仙？如果别的星球上有人，他们不是也把我们看成神仙吗？”

他接着又问道：

“中国人算不算洋人？”

张仙朋笑着说：

“外国人才是洋人呢，我们不是。”

毛泽东说：

“不对。既然外国人是洋人，我们看外国人是洋人，外国人看中国人不也是洋人吗？”

这才是：层层递问真绝伦，三段论法笑煞人。穷天达理尚有谁？至今仍拜天洋神。

4月11日上午，毛泽东吃罢早饭，散步后回到东湖湖滨别墅，叫来吴冷西和田家英，一起坐在湖边凉棚下闲聊。毛泽东从长江大桥谈到八七会议、武昌起义、黎元洪以至张之洞，还再一次谈到了章太炎。他说：

“章太炎曾一度应张之洞之请到武昌办报，但因与张之洞的观点不同，不肯就任主笔，终于离开。像章太炎这样的激进革命派，开始也并未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分清营垒，而是同他们一起办报。章太炎就曾给梁启超主办的《时务报》、《清议报》写文章，共同主张维新，是后来才分道扬镳的。”

他还说：

“在近代史上，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需要自己的舆论工具，都热心于办报。清末民初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是这样，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也是这样。”

说罢，他问吴冷西：

“你是不是广东新会人？”

吴冷西说，是。

毛泽东说：

“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

梁启超是在两次赴京会试落第之后，才同康有为、谭嗣同等一起搞‘公车上书’的。戊戌变法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办《清议报》，其后即逐渐失去革新锋芒，成为顽固的保皇派，拥护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后来，他拥护袁世凯当总统和段祺瑞执政，但也反对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欧战结束后出洋游欧，回国后即退出政坛，专心著作和讲学。

梁启超写政论往往态度不严肃。他讲究文章的气势，但过于铺陈排比。他好纵论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给人以轻率、粗浅之感。他自己也承认有时是信口开河。

写文章尤其是政论，最忌以势吓人，强词夺理。梁启超那个时候，写文章的人好卖弄‘西学’，喜欢把数学、化学、物理和政治相提并论，用自然科学技术的术语来写政论，常常闹出许多笑话。做新闻工作既要知识广博，又要避免肤浅，这不容易做到的。但一定要努力学习做到。

梁启超创办《时务报》，开始确实很辛苦。他自己写评论，又要修改别人来稿，全部编排工作和复校工作，都由他一个人承担，这是很不容易的。后来才增加到七八个人，其中3位主要助手也是广东人。”

毛泽东自然也想起了他创办的《湘江评论》。那时候，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点了一支烟，又说：

“现在我们的报社，动辄数百人、上千人，是不是太多了？”

毛泽东讲完了，顿了一下，转换了话题，他问吴冷西：

“柯庆施主持的会议，各省委书记谈了些什么意见？”

吴冷西根据自己的记忆，作了简单扼要汇报。他还说：

“《人民日报》同各省委的关系，总的来说还是比较正常的。只有几个省委对《人民日报》在1955—1956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批评他们省里的某些工作有意见，一度关系比较紧张，所以在会上还旧事重提。”

毛泽东说：

“对省委提的意见，要做分析。对的要接受，认真改进。你们认为不对的，可以提到小平同志主持的书记处会议上讨论，然后向有关省委做必要的解释。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接受批评，你们在报纸上公开批评省委的某项工作中的缺点，人家有意见是正常的，何况你们的批评有时不免不够实事求是。因此，你们的批评应当十分慎重，事实力求八九不离十。涉及省委本身的，事前可以听听中央书记处的意见。批评一般工作中的缺点，你们编辑部自己负责，当然也不要鲁莽行事。无论如何，你们要经常告诉记者、编辑，要搞好同各省委的关系，这是按党的原则办事的关系，不是庸俗化的关系。”

毛泽东又谈到了《人民日报》的宣传问题，他说：

“武昌会议，还有成都会议的精神，就是《人民日报》宣传的大纲。有些具体意见，我在这两个会议上都谈到了。还有几点同报纸关系密切的：

1、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现在各省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象在飞机上看到的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1年实现的，有说3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1年或2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3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1年。

3、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辑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5、报纸的问题带有普遍性，不仅《人民日报》存在，省报也存在。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告中央书记处。”

毛泽东最后对吴冷西说：

“你要离开北京到外地走走看看，在八大二次会议后就下去一两个月，回来就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

后来，吴冷西把毛泽东说要召开全国报纸总编辑会议的意见，告诉了宣传部长陆定一。陆定一说：

“夏天太忙，秋天再说。”

欲知毛泽东在武昌会议后还有什么重大活动，请看下一章叙述。《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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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0-21 11:24

第276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

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

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

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

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话说1958年4月11日傍晚，毛泽东冒着蒙蒙细雨，参观东湖畔的武汉市地方工业产品展览会。展览会上展出的都是在大跃进中的新创造和新产品。他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书记处书记张平化、武汉市委第一书记宋侃夫的陪同下，走进了机电工业和农产品展览馆。他看到工作人员用火柴一点，沼气灯就像60支光的电灯一样亮了，高兴的笑了，说道：

“这要好好的推广。”

他看到“X光传片箱”卡片上面写着：“武汉首创”的字样，很感兴趣，问道：

“这是手工业合作社的产品吗？”

展览馆的人员说，这是第5五金生产合作社的产品，毛泽东赞许地说：

“很好。”

毛泽东看见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改良农具，有五用耕种器，有手握喷雾车，还有竹节点头喷粉器和水田除草器，他一样一样拿起来细细察看。

市供销社所属各厂利用鸡毛、废电池、废铁末、废蚌壳、废胶和牛马骨头制成的新产品，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他看到武汉电池厂利用花生壳、棉籽壳制成的空气灯，详细询问了这种灯的制造方法，高兴地说：

“这种灯可以推广。”

毛泽东又看了纺织工业馆利用野生纤维脱胶后与棉花混纺的棉纱，织成的棉布，以及烈军属工厂生产的代替铁纱的棉纱窗布。尔后来到休息室，他说：

“这些新产品，有很多都不是由工程师和专家发明创造的。要鼓励大家好好干。”

毛泽东休息后，又看了万能拖拉机，看了消防机械厂制造的方向云梯消防车，这才离开了展览会。

4月12日，毛泽东一行离开武汉，乘专机到了长沙。

这一天，长沙的天气格外晴朗。毛泽东要去视察解放军驻湖南部队某部独立营1连。他为了能够看到连队日常生活的真实情况，不让事先通知连队，也不坐车，和湖南省委的领导人们及其他随行人员一起，步行来到了营房。

这天正是星期六，连队的干部战士有的在读书看报，有的在自学文化，有的打篮球，有的在挖菜地。毛泽东径直来到了正在挖地种瓜的副连长身边。那位副连长不经意间抬头看到毛泽东来到了自己身边，急忙放下锄头，向毛泽东立正敬礼。毛泽东亲切的握着副连长那沾满了泥土的手，副连长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就喊了一声：

“毛主席来啦！”

干部战士们闻声而至，大家一起鼓掌，向毛泽东问好。毛泽东扬起大手，也向战士们问候道：

“同志们好！”

毛泽东与干部战士们亲切握手。他在大家的簇拥下，一边走，一边和身边的战士谈话，问他们叫什么名字？何时入伍？

毛泽东来到一个宿舍门口，看到小凳子上放着一本打开着的书，拿起来一看是《论列宁主义基础》，很高兴，就问这本书是谁读的？政治教育上什么课，有多少人能自学马列的书？几位老战士说：他们是入伍那年速成识字扫的盲，后来又在连队业余文化学校读了两年课本，现在可以看报，可以读毛主席的书和马列的书。毛泽东非常赞成战士学马列，他说，连队要把理论教育搞好，办好夜校。

毛泽东来到一个班的宿舍里，战士们搬凳子让他坐，他没有坐，径直走到一个战士的床前，伸手摸摸床上的垫子，看看有多厚，问战士们铺的够不够？又拿起棉被在手上掂了掂，问有几斤重，够不够暖？

毛泽东又来到3班，要看看战士们的武器。他走到枪架前，看了看说：

“光看表面不行，要看里面擦得净不净。”

他拿起一支五三式步枪，拉开枪机检查了一遍，又检查了一支冲锋枪，没有发现油泥和锈蚀，满意地说：

“你们的枪械保养得很好。”

毛泽东又检查了3班的内务，他说：

“3班的内务整洁，什物放置有序。”

他用手指点着床位一个一个的数，一共是12张，问战士们说：

“你们一个房子里12张床，睡着挤不挤？”

战士们说，不挤。

他点点头，看看地面，说：

“就是地潮湿了些。”

毛泽东出了宿舍，要离开军营了。他走到院门口，问连长说：

“连里查铺查哨的制度还有没有？”

连长说，还有。毛泽东笑着问战士们：

“你们连长晚上还给不给你们盖被子？”

有的战士说：

“过去盖，现在不经常盖了。”

毛泽东说：

“要经常盖才好。干部要爱护战士，战士要尊重干部。”

连长说：

“今后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

毛泽东又对连队的干部们说：

“要经常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队要种菜、养猪，搞好战士们的伙食。现在可以种苋菜，长沙人有句话说，六月苋菜胜过鸡。”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战士们在笑声中，送走了自己的领袖。

下午5时，毛泽东要去看看火宫殿，他说：

“坡子街有个火宫殿，是长沙拉水拉车的劳动人民吃饭的地方。”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大衣，脚上是一双半旧的黄皮鞋，神采奕奕的来到了火宫殿李合记饭馆。他一走进营业厅，店里服务人员立刻认出了他，都非常激动的向他问候：

“毛主席，您老人家好！”

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尔后坐下来和他们亲切交谈。他问火宫殿这房子是什么时候建筑的？以前的老工人还在这里不，生活好不好？还问米多少钱1斤，肉多少钱1斤？站在毛泽东身边的当地干部一一作了回答。

饮食店里不少服务人员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他们听着毛泽东的话语，倍感亲切。回想旧社会，饮食工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称作“茶房”、“饭拐子”，每日两头不见天，劳累不顾命，俗语说：“养崽莫学饮食行，乞讨小费养儿郎。三年没睡年半觉，一世冒睡有边床。”如今，伟大领袖来了，还问寒问暖，连柴米油盐问题都十分关心，心里无比激动。他们提出要给毛泽东做顿家乡饭菜，让老人家尝尝。毛泽东也不推辞，还亲自伸出手和大家一起铺桌布。

两个钟头过去了，毛泽东让随行人员付了饭钱，遂起身告辞，又一次和工人们一一握手，嘴里不住地说着：

“谢谢，辛苦了！”

人们望着毛泽东的身影，目送他上车，车子开动了，越走越远，直到看不见了，大家才回到店里。

4月13日，毛泽东离开长沙，乘专机去了广州。

4月15日，毛泽东在广州写出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此前，中共河南封丘县委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应举合作社的事迹深深的感动了毛泽东，他看后异常兴奋，欣然命笔，在文中写道：

“《一个苦干两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6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6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毛泽东在文章中还写道：

“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这一天，他写罢此文，又给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胡乔木、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10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10年可以赶上美国，说‘25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5年到7年的余地的。‘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4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康生、陆定一、胡乔木、田家英、胡绳、邓力群一行人到达广州。

是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会议，讨论由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稿。

4月23日，毛泽东在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临时通信》中写道：

“请你们立即将第2个五年计划期内关于你们省市区的地方工业指标大体研究一下，到1962年你地方重工业、轻工业产值可能达到何等高度，做成一个表，在5月5日前开党大会期间带来北京，以便谈一谈。”“1957年工业和农业的产值比例如何，1962年工农业产值可能的比例如何，这两项也请你们研究一下，连同前项列在一张表内。表之外，请你们做一个二至三千字的文字说明，附在表后。”“你们（代表）到京后，谆嘱留守干部（有能力者）继续研究工业，不要间断。4、5、6这3个月内省市自治区党委的工作应当依照成都会议、武昌会议商定的，把注意力的重点放在工业、运输业、财金贸、文教、军事几项过去被忽视了的方面。”“农业方面在目前几个月内可以委托管农业的一位书记主持，第一书记注意方向，讲几句话安排一下也就可以了，因为去冬今春已经做了大力安排。”

4月2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陈云、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想在这几天内谈一下工业问题，除富春已答应来此以外，你们几位是否有时间，是否愿意来此谈一下。如果可以来的话，请于25日或26日南来。又想邀王鹤寿，彭涛，滕代远，张霖之（煤炭部长），刘澜波，石油部长余秋里，地质部刘景范，水利部李葆华来此一谈，并请带李锐同志一道来。”

4月27日凌晨，毛泽东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了一个便函，他写道：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读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毛泽东在读《贾谊传》时，称赞贾谊是“英俊天才”。他对贾谊33岁郁郁而死，深表惋惜。他在书上批道：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毛泽东把《贾谊传》推荐给自己身边工作的人看，意在鼓励他们也要解放思想，勇于作为，要向历史上年轻有为的贾谊学习。

4月27日下午2时40分，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会议，讨论工业问题。6时15分，他和与会者们来到珠江边上了船，继续开会。6时50分，会议休息，毛泽东下水游泳，7时10分上船，7时30分就餐。8时，会议在船上继续进行，10时25分回到住地，会议一直开到12时30分才结束。

此后，毛泽东每天除了开会，还要到珠江游一次水。

4月29日，广州会议结束。

这一天，毛泽东写出了《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

“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这些，只要管现实可能性……吹上1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

“收获多少就多少，不可讲不符合实际的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对人民有利，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自己，二害人民，总是吃亏。”

4月30日下午，毛泽东在文冲至莲花山一带的江面上游了泳，通体舒泰，由于日晒的缘故，脸上呈现出黑红色，显得格外健康。他决定去郊区的棠下农业社看看。

3点45分，毛泽东一行3辆轿车由西而东来到棠下村口南边的公路上。早已聚集在路边的村民纷纷喊着：“来了，来了！”

毛泽东身穿白衬衫，灰色长裤，坐在第二辆车上。他人未下车，脚上的浅口黑色布鞋已伸了出来。他平日里最喜欢穿的是两双合脚的鞋，一双是这个布鞋，另一双是已经很旧了的棕色皮鞋。他不论是去哪儿，都是两双轮流着穿。卫士们几次要他换新鞋，他都谢绝了，再说多了，他就要发脾气。

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和广州市市长朱光，正待要把农业社的干部介绍给毛泽东，可几百名社员呼啦一下子就围了上来。村干部费了很大劲才开出一条小道，让毛泽东等人走在前面，众人紧随其后，一起簇拥着往村里走去。

农业社支部书记梁富、社主任钟叙本，把毛泽东让进办公室，室内室外的人已经挤得满满的了。毛泽东问道：

“你们今年的生产还可以吧？”

钟叙本回答说：

“今年比去年好多了。”

“社里养了多少头猪？”

“3800多头。”

毛泽东点点头，说：

“那样好，我赞成。合作社应该多养些。”

陶铸对干部和社员们说：

“你们今天能够见到毛主席，今后生产要搞得更好啊！”

毛泽东又问：

“你们合作社会散伙吗？”

村支部书记梁富说：

“散不了。铁打江山！”

“散不了？为什么？”

钟叙本说：

“第一，我们社的收入增加，比单干户好。入社前，按照上中农水平，大小人口平均计算每人1年纯收入107元4角。”

“现在呢？”

“去年我们每人平均纯收入164元。”

“啊，从107，增加到164！”

毛泽东显然感到很满意。陶铸问钟叙本：

“还有第二呢？”

钟叙本清清嗓子，说：

“第二就是有共产党，有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大家都笑了。毛泽东注意到桌子另一边有几个干部一直没吭声，就问朱光：

“这几位同志是谁呀？”

朱光忙介绍说，他们是广州市郊区党委书记、乡党委书记。陶铸打趣说：

“现在是4级干部在一起。”

毛泽东也笑着说：

“哪里是4级？连你，我，我们是6级干部在一起了。”

毛泽东要去看看干部试验田，众人向村西北角走去，社里的群众也尾随而至。毛泽东来到一棵榕树不远处的稻田前，问道：

“这禾长得不错嘛，每亩能收多少斤？”

负责试验田的钟文炳回答说：

“大约700斤吧。”

“会倒伏吗？收成有没有保证？”

“只要搞好排灌，倒伏不了的。”

毛泽东沿着田埂往前走。此时的广州已经是火一般的炎热了。乡党委书记潘湛递给毛泽东一顶遮阳帽。这是一顶极普通的南方常用的竹编帽，农民们下田都戴着它。毛泽东接过帽子，端详片刻，戴在头上，细心的系上带子，环视了一下众人，说：

“你们看，我也像个农民了。”

毛泽东指着菜地边上的一种植物问：

“这是什么？”

社干部说，这是一种菜，叫藿香。他们又介绍了田里种的黄瓜、豆角、生姜。毛泽东说：

“好，这样，土地的利用率就很高了。”

毛泽东来到干部试验田边，农业社副主任钟礼向他介绍说：这试验田一造计划收1600斤。毛泽东反问道：

“一造也可以收获这么多吗？”

钟礼正要回答，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妇女满头大汗的使劲拨开人群，挤到毛泽东身后，将一把布伞撑开，小心的遮在毛泽东头上。毛泽东向她道谢，她并不开口，只是笑笑。毛泽东发现不远处的田埂上站着20多个红领巾，乌溜溜的眼睛盯着他，却不敢靠近。毛泽东乐了，走上前去，拉着一个叫任溥华的学生的手，问道：

“你们是哪里来的娃娃？来这里做什么？”

任溥华告诉毛泽东，他们是广州市第30中学的学生，是到棠下社参加勤工俭学来的。毛泽东又问：

“你们劳动得好吧？每天能赚多少工分？”

学生们笑笑，不好意思回答。毛泽东又问农业社干部：

“你们欢迎他们吗？”

大家都笑了，一个人说：

“社里的劳动力不够，我们双方订好了合同的。”

太阳已经西沉，毛泽东结束了近1个小时的视察，离开棠下社，又顺道视察了广东省农具改革展览会，看完了耕耘、水利、土壤肥料和水产4个馆。他在水产馆前，对陶铸、朱光等人说：

“南海水产资源很丰富，大有可为，应很好的开发利用。”

至此，毛泽东结束了广州之行，连夜乘飞机北返。

1958年5月1日凌晨，毛泽东乘专机飞抵武汉。

这一天，毛泽东为回京后解决中南海的“八司马事件”，就找来林克谈话。

这个“八司马事件”，《戚本禹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毛主席当时在广州要找他的英文秘书林克，找来找去找不到，再找，就有人说这个人犯了错误，是‘反党小集团’分子，正在接受隔离审查。主席大吃一惊。他信任的英文秘书成了‘反党小集团’分子，在受审查，还隔离了，连他都不知道，他能不吃惊吗？主席一直和林克谈得很多很好，对林克很了解，说林克反党，主席当然不能相信。主席叫人把林克找到广州去。这样林克就在隔离中被放出来，赶到广州。林克见到主席后嚎啕大哭，把中南海发生的事情，自己被打成‘反党小集团’分子，要下放新疆劳改的事情都给主席说了。毛主席熟通历史。我们受到工作组打击的人正好是8个科级干部（林克、戚本禹、李公绰、朱固、马芷荪、吕澄、王象乾、沈栋年——笔者注），田家英和彭达彰两个人级别比我们高得多，在观点上又是支持我们的。所以，毛主席在听了林克的申诉后就联想到唐朝的‘二王八司马事件’，还说：‘现在我们这个中南海又出现了新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我不允许这种历史上的反动事件在我身边重演’。这是林克后来跟我说的。‘中南海的（二王）八司马事件’也因此得名。主席在通过林克的汇报了解到秘书室存在两派的争论和我们这些人遭到斗争的具体情况之后，就让秘书徐业夫、高智，去把两派的大字报抄写来看看，凡是说林克他们是反党的和林克他们申辩的都抄来。徐业夫、高智连夜就来抄了，抄的很认真。主席身边的秘书来抄大字报了，这是一个特别的信号。工作组本来已经准备要宣布我们为反党集团了，还给在新疆的王震打好了招呼，让他准备接收我们去新疆劳动改造，一看主席过问这件事了，就马上停下来看风向，连开会斗争也暂时不搞了，都等着毛主席那里的消息。”

再说毛泽东在和林克谈话时问道：

“世界上有许多鬼，也有许多人怕鬼。鬼是怕它好呢？还是不怕它好呢？”

林克没有理解毛泽东的话，随口说道：

“我不相信鬼神，所以不怕鬼。”

“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聊斋》上有一个故事，”

毛泽东仍然沿着自己的思路说下去，他还边说边比划着：

“一个狂生夜坐，有个鬼披头散发，面黑似漆，很难看，瞪着眼睛，吓唬狂生，舌头伸得这么长。狂生怎么办呢？他笑着研墨，把墨涂在脸上，涂得象鬼一样黑，也伸出舌头，目光如炬，和鬼互相瞪视着。就这样对视了1小时、2小时、3小时，那个鬼见吓不倒狂生，就跑掉了。作者蒲松龄是在告诉我们，不要怕鬼，越怕越不能活，鬼就要出来把你吃掉。狂生不怕鬼，就把鬼征服了。”

毛泽东把这个故事讲完了，意犹未尽，又问林克：

“《席方平》的故事你看过没有？”

林克说：

“我看过《聊斋志异》，但不记得这个故事。”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接着讲故事：

“席方平的父亲席廉为人憨直，得罪了邻里羊姓富翁。羊某早死几年，贿赂了阴司官吏，使席廉忽然暴死。席方平悲痛欲绝，决心到阴间为父亲伸冤。席方平来到阴间一牢狱门口，远远看见他父亲望着他哭诉：狱吏全受贿赂，日夜拷打他。席方平就向城隍、郡司告状。因城隍、郡司都受了贿赂，不仅案子不受理，而且还使席方平受尽了拷打，又将他押回阳间。席方平又溜回阴间，告到阎王那儿，阎王不容他诉说，就责令打席方平几十大板。席方平大喊：

‘谁叫我无钱，应该挨打！’

阎王恼羞成怒，教鬼卒把席方平放到烧得通红的铁床上去烤。阎王问席方平：

‘还敢告吗？’

席方平说：

‘大冤未伸，寸心不死，一定要告。’

阎王大怒，叫两个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锯成两半。席方平痛不可忍，但硬是一声不吭。鬼卒说：

‘真是条硬汉子！’

拿锯的小鬼同情他是个孝子，不忍锯到他的心，锯子曲折而下，保存了他的心，身子被锯成两半。阎王叫鬼卒把席方平的身体合起来去见他。阎王问席方平：

‘还告吗？’

席方平恐再遭到毒刑，谎说：

‘不告了。’

席方平又被押回阳间。席方平想告到玉皇大帝那里，他听说二郎神是玉帝的贵戚，聪明正直，便又回到阴间找二郎神。谁想又被阎王抓住，把他强行投胎为婴儿。席方平愤怒啼哭不吃奶，活了3天就夭折了。他的灵魂又跑到阴间告状，结果碰上玉帝殿下的九王，九王叫二郎神赶快判决。最后，二郎神判决，将贪赃枉法的阎王、郡司、城隍、助纣为虐的鬼役以及为富不仁的羊某，分别治罪。同时表彰了席廉父子的善良、孝义，并增加席廉阳寿3纪。”

故事讲完了，毛泽东喝了口水，点着烟，又说：

“老实人，虽然历经磨难，只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敢于斗争，问题终会弄清，冤案终能昭雪。共产党人要有坚持原则的勇气，在大是大非面前要旗帜鲜明。要有‘六不怕’的精神，即不怕撤职、不怕劳改、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只要准备了这几条，就什么都不怕了。”

5月3日，毛泽东从武汉飞回北京，当晚便着手解决中南海“八司马事件”。

据《戚本禹回忆录》中记载：“他在回来之前，就已经看了所有抄去的材料了，回来后也不马上表态，而是亲自作调查，当晚就在他居住的菊香书屋亲自召开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直机关党委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副书记曾三、刘华峰，中直机关人事处处长晓岚；秘书室领导田家英、彭达彰；林克、李公绰等涉事的8个科长；还有邓力群（中央办公厅政治研究室主任）和李东冶（中南海党总支书记）、王刚、阎草等人。

那是我第一次以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主席亲自召开的会议，加上知道已被工作组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很紧张。正式开会之前，毛主席对事件中一些不熟的人问一下情况。他先问李公绰是哪里来的？什么学校毕业？李公绰说他是东北大学毕业的。然后就问我。我有点不好意思，回答说：‘我没上过大学，是个中学生’。不料，主席竟高兴地说：‘我和你一样，也是中学生。师范毕业，还当过小学教员呢！’听了主席的话，我原本七上八下的心一下子就平稳下来了，就觉得事情可能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主席不会跟一个反党集团的人这么说话的。

主席让工作组的人先讲，王刚不吭声，晓岚就出来说话，她讲述了我们如何进行非组织活动，如何揪住老干部不放，如何写大字报攻击党的领导等等。她讲完了，主席接下来就叫我们讲。我知道他们在抓李公绰历史上的把柄，李公绰讲话可能底气不硬，田家英、彭达彰又不便讲，林克已经都跟主席讲过了，不用再讲了，剩下只有我讲了。我就站起来说，我们是响应主席的号召，主席的2月讲话（指毛主席 1957 年 2 月底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是怎么怎么讲的。毛主席一边听一边点头说：‘我是这么讲的。’这样一来，我就更有勇气申辩了。我说，我们是响应党的号召才给领导提意见的，目的是帮助领导改进作风，搞好工作。秘书室和中央办公厅的一些领导高高在上，不肯接见群众，就是官僚主义，肯接见群众的是彭达彰，田家英那么忙，可也接见过群众（这时，田家英接过话头，说自己也是有官僚主义的）。我们给他们提意见，他们就把我们说成是右派，是反党，而真正的右派，像林希翎，他们倒不反对，还说她是‘大胆、勇敢、有才华’，支持她。林希翎在北大作演讲，他们还派了王文去参加。林希翎当场就讲，中央办公厅今天派了人来听我的报告。这不是长右派志气，灭左派威风么（主席听了频频点头）。所以说，右派他们不反对，反右派的人他们倒说是右派，是反党小集团。

主席听了我讲的这些，就问他们：‘那么，他们（指我们这些人）还有什么反党的事吗？’杨尚昆、王刚他们都没有说什么。这时，晓岚又讲话了：‘他们攻击中直党委，他们的大字报就是对着杨尚昆同志的，反对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这还不是反党吗？”主席一听，就说：‘噢，反对杨尚昆就是反党？’杨尚昆连忙说：‘不对，不能这么说，我是在主席领导下的，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才叫反党。’

主席接着说：‘你们是两派，代表对立的两派，左派和右派，一派打的是红旗，一派打的是黑旗。我是站在左派一边，是支持左派，反对右派的，主张拔黑旗，插红旗。’毛主席又问：‘谁是王刚？’王刚站起来，主席看了看他说‘久仰大名’，紧接着就毫不客气批评说：‘你是一派的领袖，包庇右派，打击左派，干尽了坏事。上边还有人支持你，总支、中直党委都支持你嘛！不然你也兴不起那么大的风浪。你们的错误，不是一般性错误，而是方针路线的错误。你们继续执行了何载的路线，按照何载的《建议书》办事。你们插的是什么旗？是红旗、灰旗还是黑旗？我看不是红旗，也不是灰旗，而是黑旗，道道地地的黑旗。我的意见，今天立即召开秘书室全体工作人员大会，把我的意见传达下去，展开讨论，揭盖子。’——‘八司马事件’又叫做‘黑旗事件’，就是根据主席这一番讲话来的。主席这里所说的何载建议书，是指前面交代过的何载（1957年3月，戚本禹最先贴了何载的小字报，之后他和林克等人贴了何载的大字报，又不点杨尚昆的名贴了办公厅的大字报。反右开始后，何载和他背后的杨尚昆开始追查大字报的问题。是年秋，全国反右接近尾声，中南海的问题还没有解决。1958年初，中央办公厅派王刚接替了何载的工作，经杨尚昆同意，又组成以王刚、晓岚为正负组长的工作组，从3月到4月份，批斗戚本禹、林克8人，直至定性——笔者注）曾向王刚、晓岚工作组建议，说他自己是有错误，但不是反党，而我们这些人则是反党。我们这些人是利用他的认识上的错误来企图打倒老干部，反对党的领导。所以建议王刚、晓岚对我们开展斗争。

主席还问杨尚昆知不知情。杨尚昆这个人相当有经验，一看到这个架势，知道气候不对，就说‘这个事情，我一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抓，没有很好了解’。彭达彰把方世郁盯梢的事说了，主席听了勃然大怒，说：‘把对付敌人的手段拿来对付人民群众，在中南海搞法西斯、贝利亚，决不允许。’说完他拿眼睛看着杨尚昆，杨尚昆低头不语。

看到局面有些僵，邓力群就出来打圆场。他先说了把青年积极分子打成反党集团是不对的，接着又说青年人容易偏激，贴大字报，有点类似延安时代的轻骑队。他认为两方面都有缺点，两方面应该团结起来搞好整风和反右派。主席听了后说：‘哦，各打50大板。青年人给领导提意见有什么错？如果给领导提意见就要挨板子，那么这样，他们都还年轻，我老了，那就先打我的板子好了。因为是我号召开展整风的。’听主席这么讲，邓力群就马上起来作检讨（后来我调到《红旗》杂志社时，已在《红旗》杂志社担任副总编的他还热情地对我说：‘当年八司马事件，我说应该各打50大板，挨了主席的批评，那是我错了。青年人响应党的号召参加整风，何错之有！’）。

当晚8时多，秘书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杨尚昆这次还是很实事求是、原原本本、一字不漏地把毛主席的讲话向全体人员作了传达。许多人听了以后热泪盈眶，有的甚至痛哭失声，直至午夜仍不肯离去。这情形和文革初期的一幕是很相似的。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他们在北京搞了‘50多天的白色恐怖’，很多群众和学生被打成右派和反革命，毛主席得知后，就返回北京主抓了给群众和学生的平反。在全国各地平反会上，很多人也是在获得平反后痛哭流泪，齐唱‘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主席’的歌曲，久久不离开会场。”

再说是日晚，毛泽东解决了“八司马事件”后，在颐年堂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开会，讨论即将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有关问题。

5月4日，毛泽东在给埃及总统的复信中写道：

“不管帝国主义者怎样敌视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它们也决不能阻止贵国和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前进。”“我的心向着阁下和贵国人民，向着整个阿拉伯民族的全体人民。”

5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2、关于莫斯科会议的报告。3、通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

这一天，刘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在会议上作了工作报告。

5月8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说：

“我讲一个破除迷信。刚才不是有的同志讲破除迷信嘛。我们有些同志有好些怕，其中有的怕大学教授，整风以后慢慢就不那么怕了，或者怕的没有那样利害了，有的人已经接受了大学教授的聘书，我在报上看到柯庆施同志接受了复旦大学的聘书去当教授。这就是不怕的表现。还有的也准备去当教授。这是讲怕资产阶级教授，是否也怕无产阶级教授？我看有的。譬如说怕马克思，他住在很高的楼上，要搭好几层梯子才能爬上去，我这一辈子没有希望了。我在成都会议上讲过，不要怕，原因马克思也是人，他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一个脑子，跟我们差不多。不过他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的书给我们看。我不一定都要看完。杨献珍同志在不在？（杨答：在）。你看完了没有？你看完了，你上到楼上去了，我没有看完，还在楼底下。我们没有看完他的著作都是楼下人，但不怕。马克思的东西，不一定都要看完，读一部分基本东西就够了，但我们做的，超过了马克思。列宁说的做的许多地方都超过了马克思。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所以在实际方面是超过了。他那时有那时的条件。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革命。我们的实践也超过了马克思。在实践中就会产生出道理来。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我们革成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

“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我常常和一些同志谈，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了100多年，帝国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封建主义宣传那一套：要服从孔子。总觉得自己不行，对孔子来说我们也不行。”

“从古以来，很多学者、发明家，在开始都是年青的，都是没人看得起的，学问比较少的人，被压迫的人。这些人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学问多的人。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大部分如此。他们为什么能变成发明家、学者、英雄呢？是因为他们方向对。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

“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

“中国战国时期秦国有个甘罗，大概是甘茂的孙子，他12岁当丞相，还才是个少先队员，红领巾，童子军。当时吕不韦是个大政治家，但没有主意，甘罗给他出了个主意，叫他亲自出马到赵国去，后来事情果然成功，才成了丞相。

汉朝有个贾谊，17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3次官，后来贬到长沙，他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鵩鸟赋》，又回到朝廷，写了两本书，叫《治安策》和《过秦论》。我看他是古时的秦汉历史专家。范文澜同志在场不在场？对不对，请你去考证一下。他写了几十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和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死时才只有33岁。”

“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孔明27岁当军师。周瑜也是青年人，孙权的老将程普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先不服气，但后来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36岁。”

“最近出名的那两个发明家杨振宁、李政道也是年轻人，年龄不过30岁。台湾成立了一个科学院，胡适当院长，把他俩弄去当院士。”

“现在的许多优秀的乡干部、社干部，有很多是青年人。总之，有为的青年多得很。

到此为止，举这么多的例子，目的就是说明青年人胜过老年人，没有学问的胜过有学问的。不要被大学问家、名人、权威者吓倒。要敢想、敢说、敢做。不要不敢想、不敢说、不敢做，被这种东西所束缚，要从这种束缚手脚的状态中解放出来，要发挥人的创造性，劳动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从来就是很丰富的，要把劳动人民中蕴藏着的无穷无尽的丰富的智慧、创造能力解放出来。”

“我不晓得什么工业，一窍不通，可是我不相信工业就是高不可攀。我和几个搞工业的同志谈过，我说不要把它看得那样严重。开始不懂，学过几年也就懂了，有什么了不起。把它看得那么严重，这种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我看只要15年就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甚至美国，照李富春同志的说法，至多20年也就够了。”

“今天《人民日报》上登的‘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我看这个话很好，高山嘛，我们要你低头，你还敢不低头，河水嘛，我们要你让路，你还敢不让路。这样说说是不是狂妄呢？不是，我们不是狂人，马列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革命者，我们主张俄国的革命热情和美国的求是精神的统一。在文学上，就是要革命的浪漫主义和革命的现实主义的统一。”

“中国应当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国，因为人口多嘛！过去林彪同志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

毛泽东对范文澜说：

“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看可以补充一下，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他主张‘以古非今者族’。”

他接着对与会者们说：

“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叫《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4月28日《人民日报》），我看了很高兴。”

毛泽东说到这里，站起来讲话了，他说：

“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用秦始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他有‘以古非今者’杀全家的禁令。”

林彪插话说：

“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说：

“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多人，我们坑了46000人。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有人骂我们是个独裁统治者，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合乎事实，可惜的是他们说的还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

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从这一天开始，有117人在大会上作了口头发言，有140人作了书面发言。

毛泽东对与会者的发言很重视，几乎每次大会都要出席，而且听得很有兴趣。

5月16日，毛泽东在第2机械工业部党组5月14日的报告上作了一个批示。

报告中说：在争取时间、加快核工业建设速度的问题上，中方人员与苏联科学家之间曾有过争论，出现了两股劲，但经过双方努力，最终实现了两股劲拧成一股劲。

毛泽东在批示中写道：

“这是一个好文件，值得一读。请小平同志立即印发大会同志们。凡有苏联专家的地方，均应照此办理，不许有任何例外。苏联专家都是好同志，有理总是讲得通的。不讲理，或者讲得不高明，因而双方隔阂不通，责任在我们方面。就共产主义者队伍说来，四海之内皆兄弟，一定要把苏联同志看做自己人。大会之后，根据总路线同他们多谈，政治挂帅，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京剧《法门寺》中一身奴才气的人物——笔者注）！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2次重要讲话，主要内容是讲国内外形势和当前的任务。他说：

“国际上乱子很多，帝国主义内部吵架，世界不太平，似乎形势不好，天上有乌云。但我们要有远见，不要被暂时的黑暗所迷惑。中国是国际形势的重要部分。中国形势好，是一片光明，过去思想不统一，现在统一了，过去对多快好省没有信心，现在转变了。只有把中国的形势搞好了，国际形势才会好。但是，也要准备有最大的灾难。赤地千里，大旱大涝，还要准备打大仗。帝国主义的存在，就有战争的可能性。当然现在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但要准备，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作了准备，打起来也就不会大惊小怪，打仗无非是死人，这我们见过，人口消灭一半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好几次。”

5月17日，一位领导人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提到了中国的人造卫星问题，会议的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我们也要搞一点人造卫星！”毛泽东说：“当然啦，我们应该从小的搞起。但是，像美国鸡蛋那样大的，我们不放。要放我们就放他个2万公斤的！”

毛泽东似乎也被自己的话感染了，他的话音刚落，便忽的一下子站了起来。代表们更是情不自禁，站起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

5月18日，毛泽东提议将安东机器厂关于试制成功30马力拖拉机的报告印发给大会代表们。

安东机器厂是一个小修理厂，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工人们土法上马，失败一次再试一次，终于成功的研制出了30马力单缸轮胎式拖拉机。

毛泽东为印发这个报告写了一个批语，题目叫做《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5月20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了第3次重要讲话。他严厉的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官气，他说：

“讲一讲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的问题。这个问题所以要特别提出来，是因为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掉官气，要在干部当中扫掉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不敢作怪了。应该说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则是一种高级趣味，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

毛泽东提出了外行领导内行的观点。他说：

“为什么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呢？因为人人是内行，人人又是外行。世界上一万个行业，一万门科学技术，每人只能精通一行。如梅兰芳会唱戏，但他只会唱青衣，而旦角就有青衣、花旦、武旦、老旦、丑旦五行。五行，梅兰芳只会一行，唱老旦不行，他唱老旦就不如李多奎。”“一个人精通二三行或四五行就很厉害了，就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和薛仁贵一样，对一万行讲还是九千九百八十二行是外行。”

“政治家是搞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是搞群众路线的。这个问题我们要很好研究一下。因为有许多工程师、学者看我们不起，我们有些人也看自己不起，硬说外行领导内行很难。要有点道理驳他。我说外行领导内行是一般规律。如梅兰芳叫他当总统就不行，他只会唱戏。”

毛泽东还讲到了插旗子、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插什么旗子？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世界上任何地方都要插旗子的，从地球的南极到北极都是要插旗子的。凡是有人的地方，都要插旗子，不是插红旗子就是插白旗子，或者还有插灰旗子，不是无产阶级的旗子，就是资产阶级的旗子。去年五、六月间机关、学校工厂究竟插什么旗，双方都在争夺，现在还有少数落后的工厂或工厂的一个车间、合作社、机关、车间、连队、学校或其中的一部分，那里边插的还不是红旗，是白旗或者灰旗。我们要在这些地方做工作，发动群众，大鸣大放，贴大字报，把白旗拔掉，插上红旗。任何一个地方都要插红旗，让人家插了白旗的地方，要把他的白旗拔掉。”

“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学历史的人要有3个条件：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他说的识，就是辨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斯大林讲要有预见性，预见性是指的辨明风向，刮小风时就知道要刮大风。”

“不要怕插红旗，凡应该插红旗的地方赶快去插，每一个山头、村落，都要把红旗插起来。每个党委、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哪里没有红旗，哪里就要插。”

5月22日，毛泽东给张治中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张治中在5月3日将他的《自我检查书》和他在1949年冬口授的一份自述《六十岁总结》送给毛泽东，说是请毛泽东指教。

毛泽东在回信中写道：

文白先生：

5月3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到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

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

毛泽东

5月22日上午7时

5月23日上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通过了提前5年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还通过了“苦干3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出版理论刊物《红旗》杂志。

经毛泽东提名，会议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书记处书记；增选林彪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下午，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第4次重要讲话，他说：

“我们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世界上的事情就怕认真，一认真不管什么困难，都可以打开局面。”

“大会的总路线的制定不可能是某些个人突然想出来，不管地位多高，官多大，多么有名，如果不注意下去联系人民，或者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同志们接触，不与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只要你半年不与人民接触联系，什么也不会知道，就贫乏了。所以规定每年4个月下去是很必要的，下去联系人民，与同人民有联系的干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接触，了解他们想些什么，做些什么，经过什么艰苦，总结上来。”

毛泽东又谈到了辨别风向的问题，他说：

“以后注意辨别方向。大风一来，12级风，屋倒、人倒，这样好辨别，小风就不易辨别，领导干部要特别注意这种小风。宋玉写了一篇《风赋》，有阶级斗争的意思，值得看。宋玉说风有两种，一种是贵族之风，一种是贫民之风，所谓‘大王之风’与‘庶人之风’。风有小风、中风、大风。宋玉说：‘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侵淫谿谷，盛怒于土囊之口。’这里写了一个辩证法。‘起于青蘋之末’，他说风就是从那个浅水中小草的尖端起的。‘侵淫’就是慢慢的，逐步逐步的。‘谿’就是河川，‘谷’就是河谷。‘溪谷’就是在那两个高山中间的山谷。‘盛怒’就是生了大气了。‘土囊之口’大概是三峡那个地方。从四川刮起一股风，通过三峡，叫‘土囊之口’。有书为证，你们去翻那个《昭明文选》第45卷，我昨天还翻了一遍。问题是这个风‘起于青蘋之末’的时候最不容易辨别，我们这些人在一个时候也很难免。‘起于青蘋之末’大概是成都的那个地方。‘侵淫溪谷’大概是隆昌、重庆那个地方。然后到三峡这么一吹，就生了大气。这次我从那里过了一下，我想大概是那个地方。他说的那个‘溪谷’究竟在哪里？可能就是那个三峡。”

欲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后有何重大活动，请诸君细细往下看。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5月20日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所说的插红旗还是插白旗的那些话，是指要在政治思想上占领各个领域各个地方，不给有右倾思想的人们留有任何空间，而不是要这些领导人真的到各地去插什么红旗插什么白旗，这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在八届二次会议结束以后，不少领导人回到地方，还真的搞起了一个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这些人听风就是雨，纯属歪嘴和尚念经，岂非政治笑话？在那些凡是被插上白旗的地方，无不受到了严厉的批判，造成了群众的紧张情绪和灾难。河南省甚至还出现了处于最基层的一些干部和一些社员群众被无情斗争和打骂的现象。应该说，这些领导人不是愚氓就是别有用心，靠这些人领导大跃进，其结果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毛泽东对大跃进中的偏差及时予以纠正，那么大跃进的结果可真是不堪设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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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0-25 08:22

第277章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

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

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1958年5月25日，是北京少有的一个大热天，烈日高照，没有一丝风。

下午1时，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陆续来到中南海怀仁堂集合，差不多每人都是头戴草帽，身着粗布衣。1点40分，大家分乘5辆公共汽车朝着十三陵水库出发了。

与此同时，毛泽东突然来到大女儿李敏的房间，他说：

“走哇，跟爸爸出去走走。”

李敏特别高兴，连忙把桌子上的书、作业本收拾好，跟在爸爸身后出了房门。

原来，毛泽东也是要去视察北京郊区的十三陵水库。他知道李敏周末在家，想让女儿出去换换空气，开开眼界。

李敏跟爸爸单独出去的机会还是很少的，今天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父女俩在车上可亲热啦。毛泽东一会儿问女儿在学校的功课怎样？一会儿问她的生活怎样？李敏也不住的向爸爸讲一周在学校发生的新鲜事儿。毛泽东听得特别高兴，样子还很专注。父女俩一路上都是有说有笑。

李敏看爸爸心情很好，就说：

“爸爸，我是不是和妈妈一样？妈妈这个人性格开朗……”

毛泽东说：

“当年，你妈妈的组织能力很强，特别擅长做宣传鼓动工作。毛笔字写得娟秀端正。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可有股子泼辣劲头，而坐下来后，还真是一个温柔贤淑的姑娘。我的娇娃温柔俊俏、端庄秀气，很像你妈妈当年，就是小嘴巴笨了些，只会说洋话，讲不来中国话，当不了宣传鼓动家喲！”

李敏知道爸爸还是认为自己的中文水平差，表达能力不强，只好对爸爸一笑了之。毛泽东兴致不减，又和女儿讲起遵义会议结束后的情形，他说：

“那晚，你妈妈等我等了好久。当我回到房子里还未坐稳，她就问。我想给她卖个关子吧，可我的心里也高兴，总也憋不住。人一高兴，话就多起来。我背着手在房子里踱着步，慢慢地说：‘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你妈妈两眼紧巴巴的望着我，听得那么入神。那晚，我们好高兴哟！”

汽车飞驰向前，路边的树木、古建筑从车窗外飞快的向后移动。突然，李敏看到了一个乌龟驮着一座石碑，很诧异地问：

“爸爸，那是什么？”

毛泽东也看到了，他让司机停下车，领着李敏绕着石碑转了好几圈，就驻足仔细的看那碑文。他看完了，问李敏说：

“小外国人，你知道王八为什么要驮石碑呢？”

李敏仰着脸看看爸爸，摇了摇头。毛泽东说：

“这里有个故事哩，有一支歌子唱的就是这个故事，歌子的名字就叫王八卖烧酒。”

毛泽东说罢，就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边走边用手打着节拍唱起来：

“望望东来望望西，望见王八驮石碑。我问王八犯什么罪？王八说，因为我呀上辈子卖酒兑凉水。”

毛泽东唱完先自笑了，李敏也笑了。毛泽东见女儿很开心，就又说：

“娇娃，你这个被你妈掺了凉水的烧酒，将来会不会有人要呢？嫁不嫁得出去呢？将来会不会让你妈把你驮着呢？”

李敏还在思索着爸爸唱的那支歌子里的故事，她不解的问爸爸：

“因为它掺水，就让它驮石碑啦？”

毛泽东看着女儿认真的样子，笑而不答。父女俩回到车子里，毛泽东又开始给李敏讲故事：

“驮石碑的不是王八，也不是乌龟，它的真名叫赑屃（bi xi）。神话里传说，赑屃是龙王的儿子。龙王有9个儿子，9个儿子中就数它的力气大，而且性格好，又能背很重的东西。它的身体形状和其它兄弟也不一样，形体像个龟，可头部又像龙。古人为死者立碑时，就想：怎么才能让石碑经久不倒，保存千秋万代呢？于是就想到了它，就把它请来，把碑立在它的背上，想借助它的力气，让人名传千古。明代十三陵的石碑，是功德碑。就是靠它这龙首龟身的赑屃给驮到现在，它还要继续驮下去。有的石碑上面还盖着亭子，叫碑亭。以后别竖那么多碑，叫它驮得太累了。还是多建些亭子好。人们可以夏季避雨乘凉，冬季可以避风雪嘛！”

说话间，车子已经到了十三陵水库工地。此时的水库工程已经进入紧张的施工阶段。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着布衣，脚踏普通的圆口布鞋，从车子里走了出来。

“毛主席来啦！毛主席来啦！”

工地上顿时沸腾起来。毛泽东一边走，一边向民工们招手致意。在千万人的欢呼声中，他健步登上水库东北角的墩台上，凭高远眺。整个工地都沸腾了起来，大家都来看望毛泽东。水库工地政委赵凡向毛泽东介绍说：

“这条大坝高29米，现在已经筑到23米了。”

毛泽东关切的问：

“是不是能保证在洪水到来以前修成呢？”

赵凡说：

“一定能如期完工。”

“有多少人在工作？”

“有10万人，每天运5万方土到大坝上。”

毛泽东高兴的点着头，又向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他走下高坡，在赵凡等人的引导下，来到一个帐篷里。水库工程指挥部不知道毛泽东要来，只好在指挥所这个十分简易的木板工棚内接待了他。

毛泽东在一个土筐上坐了下来。工地上一个叫王惠兰的干事，看到毛泽东热得满头大汗，赶紧递给他一条凉毛巾。毛泽东一边擦汗一边问：

“你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我叫王惠兰。”

“你是不是‘九兰’铁姑娘队的？”

毛泽东所说的铁姑娘队，是由9个名字里都带有“兰”字的姑娘组成的“九兰组”，由于她们的忘我劳动而誉满工地。毛泽东听王惠兰说她不是“九兰组”的，就笑着说：

“加上你就是‘十兰子’了。你们年轻一代，敢想、敢干、敢闯的精神很好。你们要积极劳动，为建设社会主义多做贡献。”

毛泽东兴致勃勃的观看了十三陵水库沙盘模型，认真听取了指挥部负责人关于工程进度的汇报。

由于天气燥热，加上工棚里挤了很多人，人们头上都冒出了汗水。毛泽东和大家一样，依然坐在木板钉的凳子上听着，笑着。他高兴地说：

“你们和10万民工同志们都辛苦了！你们是在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施工，这种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好嘛，工程的进度也不错嘛。”

工程负责人在匆忙中还要请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为水库题词。毛泽东欣然命笔，一连写了五六幅“十三陵水库”，并从中选择了他最满意的一幅作为定稿。

刘少奇写的是“劳动万岁”；周恩来写的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朱德写的是“移山造海，众志成城”。

下午5点30分，毛泽东一行人离开工棚，在大家的陪同下，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参加劳动。毛泽东奋力挥动铁锨，一锨一锨往筐里装土。身边的年轻人劝他说：

“主席，这活我们多干，你指挥就行了。”

毛泽东说：

“今天我不当领导，要做普通劳动者。”

在众人的一再劝说下，毛泽东才放下手中的铁锨。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马上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锨包了起来，他激动地说：

“看到这张铁锨，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

后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参加十三陵义务劳动的消息传出后，不少领导人都先后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了义务劳动。

5月29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讲到了1957年反右前的情况，他说：

“我这个人就是常常有忧愁，特别是去年5月底右派进攻，我就在床上吃饭，办公，一天看那些材料，尽是骂我们的。”

1958年6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此前，毛泽东为《红旗》杂志题写了刊名。他一共写了4幅，在其中的一幅旁边用小字作了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后来《红旗》杂志采用的就是毛泽东作注的这一幅字。

《红旗》杂志在第一期上发表了毛泽东4月15日写的《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

6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协作区工作的决定》。决定将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华南、华中、西南、西北7个协作区，每个协作区成立协作区委员会，作为协作区的领导机构。决定要求各个协作区“根据各个经济区域的资源等条件，按照全国统一的规划，尽快的分别建立大型的工业骨干和经济中心，形成若干个具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经济区域。”

6月初，王鹤滨从苏联留学回国，他安排好工作后和将要在北京医学院毕业的爱人叶阿莉（叶丹），去中南海看望毛泽东。毛泽东留他们在办公室南侧的过厅里共进午餐。毛泽东举起一小杯葡萄酒说：

“祝你们学习胜利！”

王鹤滨和叶阿莉马上站起身，双手举起酒杯和毛泽东碰杯，说：

“祝毛主席身体健康！”

毛泽东一边吃着饭，一边微笑着问王鹤滨：

“王医生，你在苏联看到些什么新闻呀？”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中国，对我们留学生都非常友好，我们回国时，他们都恋恋不舍。可是，苏联领导人在人民群众中则没有威信，大学生们给赫鲁晓夫起了个外号，叫他玉米棒子。”

毛泽东很感兴趣，笑着问：

“为什么叫他玉米棒子呀？”

王鹤滨说：

“赫鲁晓夫去了美国访问，在美国看到了美国人种玉米的好处，他认为找到了发展农业的道路，回国后便在苏联推广种植玉米。可是，因为苏联的多数农业区气温偏低，无霜期短，天寒地冷，致使许多地方的玉米成熟不了，只好做了青饲料。副食品商店里到处都在卖冻嫩玉米棒子，报纸上还宣传说，煮玉米如何如何好。所以，每当赫鲁晓夫发表广播演说时，大学生们就带着讽刺的口吻喊：‘听啊！玉米棒子又讲话了。’嘲弄他在农业上的失败。”

毛泽东两眼一直注视着王鹤滨，很认真的听着。待王鹤滨讲完了，他说：

“他赫鲁晓夫也搞瞎指挥。还有什么新闻？”

王鹤滨说：

“苏联的重工业发展很快，尤其是军事力量增强了。但是轻工业和农业没有得到重视，群众很喜欢中国的轻工业产品，如毛衣、保温瓶。另外，苏联的高级知识分子，如专家、教授、院长，政府的高级官员，薪金高，可以排队买汽车，住房也宽绰，而且在风景区都有别墅，与一般的工人、农民、基层职工，包括一般的工程师、医生，差别很大。工人居住的条件很差，住房紧张。我到一个工人的家里看一位病人，是随着一位苏联医生去的，见一间只有四五十平方米的大房间里，住着3家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每个房角住一家，占去了3个房角，只有临门的那个房角没有住人。每家用一块布挂在床前床侧遮掩，下面可以看到床腿，上面可以看到站在床上穿衣的成年人的胸部。

我曾经问过一个打扫集体宿舍的清洁女工：‘你们为什么对自己国家的领导人那么不尊重呢？’这个女工说：‘你说的是赫鲁晓夫他们吧，那些人是资产阶级！’”

毛泽东听得津津有味，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党的组织生活很松散，不如我们抓得紧，他们党员的组织生活仿佛是俱乐部一样，只要不丢失党证，就算是党员。党在群众的威信不高，年轻人大多数不愿意入党，党内的保密很差，苏共中央一开会，内容很快就在群众中传开了。”

毛泽东又问：

“还有吗？”

王鹤滨说：

“苏联人民对我们的《人民日报》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很感兴趣，认为是撑了他们的腰，在大街上见到我们中国人就伸出大拇指头来。”

毛泽东带着轻蔑和气愤的口气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很蠢的，中苏论战开始之后，我曾向他打过招呼，请他退到二线作幕后指挥，不要亲自赤膊上阵与我们对骂，以后也好有个转弯的余地，他不听！”

毛泽东有点激动了，饭菜也停止吃了，说：

“赫鲁晓夫曾经向我们提出，要在中国开辟一块地方，由他们办水果园。我对他们说了，你们要想吃水果，可以花钱来买吗！通过国家的贸易渠道来解决。中国的水果多得很，卖给你们就是了。”

毛泽东说罢，这才又将饭菜送进嘴里。正在这时，陈伯达来了，说是请毛泽东去开会。毛泽东兴奋地说：

“伯达同志，你也来听听王医生讲的苏联的情况。”

陈伯达白了王鹤滨一眼，看了看手表，对毛泽东说：

“与会人员都到齐了。”

毛泽东赶紧又吃了两口饭，一边嚼着，一边站了起来，用手示意王鹤滨等人继续吃，他要去开会了。

6月7日，毛泽东就苏联请求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做出了批示，他在这一批示中写道：

“钱一定要由中国出，不能由苏方出。使用共同。”“如苏方以高压加人，则不要回答，拖一时期再说。或者中央谈一下再答复。此事须由两国政府签订协定。”

原来早在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赫鲁晓夫的授意下，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所需费用1亿卢布，苏联出费用7000万卢布，中国出3000万卢布，建成后，归苏联控制。

这种要求和条件自然是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小组的通知》。通知中说：这些小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各小组组长是：财经小组陈云，政法小组彭真，外事小组陈毅，科学小组聂荣臻，文教小组陆定一。

6月12日，彭德怀奉毛泽东之命，就苏联4月18日来函复电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共中央讨论了苏联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的长波发报无线电中心和一座远程通讯特种收报无线电中心问题，我们认为，既然苏联认为有必要，我们同意建设长波电台，一切费用由中国负担，可以共同使用，但所有权归中国，否则政治上不好。

此后，苏方又致函中国，提出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所有。这依然是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问题，毛泽东坚决不让步。

6月14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负责人谈话时说：

“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6月14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河南省封丘县著名的应举社社长崔希珍。他在谈话中说：

“不要很久，全国每人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100斤猪肉，20斤油，20斤棉花。再过一个时期，每人每年平均有1500斤粮食，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了。”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留崔希珍一起共进晚餐。这顿饭菜很简单，毛泽东很少吃菜，他吃的是一种比青豆角还细的小辣椒和一盘苦瓜，饭也是极普通的粗米饭。

送走崔希珍，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翻看这一天的《人民日报》，上面刊登有周谷城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六论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略答马特》，内容是针对《人民日报》4月15日发表的马特的《关于逻辑问题的讨论》一文进一步展开讨论的。毛泽东读了很感兴趣，他马上让工作人员用长途电话通知上海的周谷城，请他来北京谈话。

6月1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会议，讨论外交问题。参加会议的除政治局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外，还有外交部负责人和部分驻外大使。毛泽东说：

“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20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101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6月17日，毛泽东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报送的“二五”计划要点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李富春在计划要点报告中提出，第2个五年计划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5年超过英国，10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10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的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线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当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毛泽东

6月17日晚，周谷城应邀来到菊香书屋，毛泽东一见他就说：

“问题移到了《人民日报》上，讨论可能展开。”

周谷城说：

“我把形式逻辑与辩证法连在一块儿讲，却又把它们严格划分，恐怕不易有人信。”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用夹杂着英语的话风趣地说：

“formal-logic本来就是formal的，要把它同辩证法混同，甚至改成辩证法，是不可能的。它是一门独立学问，大家都要学一学。”

周谷城见毛泽东如此说，连连点头，便倡议道：

“对，中学高年班、大学初年班学一点是很好的。只怕教得不得法，学不到手。”

毛泽东对此表示赞同，他说：

“懂不懂，当然也有人感觉是个问题。但入了门，学了一点，自己在生活实践中要用，总会搞通的。”

6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钢产量问题。

关于这次会议的情况，陈云在不久后的8月21日是这样说的：“6月19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6月19号才决定搞一千一。”

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讲话说：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6月22日，毛泽东将中央冶金部党组6月21日关于华东协作区产钢计划的报告及冶金部关于1962年主要冶金产品的规划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冶金部在这一报告中说，华东协作区（不包括山东）将在1958年产钢400万吨，1959年为800万吨。

毛泽东在批语中写道：

“只要1962年达到6000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

毛泽东又将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6月17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

薄一波在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

毛泽东将报告的题目改成一个十分醒目的标题：《两年超过英国》，并在批语中写道：

“超过英国，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两年到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1959年达到2500万吨，我们就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接着，毛泽东还将农业部6月11日的报告批给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印发。他把题目改为《农业大有希望》，并在批语中写道：

“粮食、钢铁、机械是3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3件，别的也就会有了。3件中，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当十分注意农业问题。”

6月24日，毛泽东在转发青海省委关于平叛问题报告的批语中写道：

“西藏要准备对付那里的可能的全局叛乱。乱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动派敢于发动全局叛乱，那里的劳动人民就可以早日获得解放，毫无疑义。”

6月28日，毛泽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座谈会上说：

“海军发展值得研究，……我们要和外国做生意，需要远洋船只，还可造军舰、飞机。我们东边有日本、冲绳、菲律宾，假使敌人在北京、上海扔了原子弹，我们也得报复，要考虑积极防御，也要考虑打垮敌人后的追击问题。还要考虑到抗美援朝问题。目前太平洋实际上是不太平的，将来为我们管了，才算是太平洋。”

1958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生37周年的日子。这天凌晨，毛泽东放下手头的工作，准备休息了。他照例要浏览一下全国各地的主要报纸。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通讯，题目是：《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毛泽东读了这篇通讯，激动得睡意全无，诗兴大发。卫士封耀松看着他全部精力集中在报纸上，嘴里蠕动着，念念有词，发出一串串绵长而又抑扬顿挫的哼哼声，头也不时的轻晃几下。时间长了，封耀松便有些疑惑。只见毛泽东两手伸开报纸，可眼睛并未在报上浏览，他那沉思的目光始终对着一个位置。封耀松觉得奇怪，莫非出了什么大事？他悄悄凑近张望了一下，见那两版上既没有套红，又没有大块黑体字，全是一些“豆腐块”文章啊。此时的毛泽东似乎还不想睡，他将报纸折成两折，起身踱到窗前。东方天际已经露出了鱼白色，毛泽东深吸了一口气，又踱回桌旁的藤椅上坐下来，抬起手中的报纸看，很快又站起来，走到床边，躺下去，上身倚着靠枕，眼望天花板，不久又起来踱步。他显得很激动，时时舒口长气。一会儿，他又回到床上，半躺半坐，又拿起那张报纸看，还要封耀松拿纸笔来。封耀松递给他一张稿纸，一支铅笔。毛泽东将报纸垫在稿纸下边，哼哼两声，便动笔了，可是刚写了四五个字，就划掉了，摇着头又哼，哼过又写。封耀松从未见过他这个模样，大为诧异，却又听不出他哼哼的是些什么。

毛泽东就这样写了涂，涂了哼，哼了又写，涂涂写写，哼来哼去，精神越来越旺盛。封耀松终于听清了两句：“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这才知道他在作诗，心想，今天是党的生日，还有重要会议等着您去参加呢，便提醒说：

“主席，你哼哼啥呀？天快亮了，你还要开会呢！”

“睡不着啊！”毛泽东拿开稿纸，指着报纸说：“余江人民消灭了血吸虫病，不容易呀，真是天大的好事啊！我看了高兴啊！全国所有的疫区如果都这样那该多好啊！别小看这种小虫子，可害人哩。”

说罢，他继续涂涂写写，前后用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写就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并在前面写了一个小序。他放下铅笔，轻轻一拍大腿，说：

“小封哪，你听听怎么样——绿水青山枉自多……”

封耀松文化水平不高，实在懂不了多少，但他听毛泽东念诗，总觉得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就诚心诚意地说：

“真好，太好了。”

毛泽东两眼闪闪发光，也高兴地说：

“告诉你吧，是我们的人民公社好，太好了。”

他接着给胡乔木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睡不着觉，写了两首宣传诗，为消灭血吸虫病而作。请你同人民日报文艺组同志商量一下，看可用否？如有修改，请告诉我。如可以用，请在明天或后天人民日报上发表，不使冷气。消灭血吸虫是一场恶战。”

后来，因为毛泽东对这两首诗又做了反复修改，所以就没有按时发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发表了《送瘟神二首》：

读 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

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

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忆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人民日报》同时在第8版刊登了毛泽东关于这两首诗的手迹。

再说7月1日这一天，《红旗》杂志第3期发表了题目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这篇重头文章。

原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曾经设想将农村的乡、社两级合而为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使之将来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的雏形。本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只是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者的初步构思，并未形成为一个成熟的意见；也没有提交到中共中央会议上去讨论的意思。可是陈伯达听风就是雨，立即撰写了这篇文章，竟然擅自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这篇文章首次宣称：中国已经找到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道路。

7月1日这一天，陈伯达又跑到北京大学,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7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的讲演，再次透露了毛泽东构想的公社思想。他说: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的有次序的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7月1日，毛泽东办公室工作人员持函来到北京图书馆，为毛泽东及他的秘书张经武、田家英3人办理借书证。

原来，北京图书馆决定在1958年夏季换发新借书证，毛泽东知道后，便叫秘书也给他办一个。秘书说：

“您要借书，写个条子叫人家送来不就行了，干嘛非要办借书证呀？”

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他严肃地说：

“正因为我的身份不同，所以更要按规矩办事，不能搞特殊。”

秘书见毛泽东这样认真，只得派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图书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严格的履行了办证手续，交纳工本费4角5分。他们还说，以后将由专人来借还图书。图书馆职工十分高兴，他们特意把毛泽东的借书证编为第一号。

北京图书馆领导人由此受到启发，他们决定为纪念建党37周年，专门成立了一个由高级人员组成的特别小组，为中央其他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人也办理了借书证。

7月2日下午4点25分，天气特别热，毛泽东游泳后上了岸，张木奇帮助他擦身子。毛泽东问道：

“听说河北最近旱了？”

张木奇说：

“旱得利害。”

“前几天不是下雨了吗？”

“零星小雨，不顶事。”

毛泽东望着耀眼的天空，皱起眉头，说：

“雨总是要下的嘛。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个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

张木奇后来回忆起此事，仍然不解地说：“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月6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呐！”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很正常，物极必反，久旱必雨，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巧合罢了。

7月6日晚，毛泽东约周谷城谈话，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三四点钟。在告别时，毛泽东勉励周谷城为繁荣学术而努力工作，他说：

“我建议你最好把西方哲学史上哲学家所讲的逻辑，每一个人的，都给写一篇或几篇说明介绍的文章，从古到今，来它个系统的叙述。把所有的逻辑书，不论是新的旧的，过去的现在的，一律搜齐，印成大部丛书，在前面写几句按语式的话，作为导言。”

周谷城当即表示说：

“鼓起干劲，力争上游。”

毛泽东说：

“干劲要鼓足喏！”

周谷城遂将“起”字改为“足”，又重复了一遍说：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

1958年7月的一天，海政歌剧团的刘芙蓉在周末舞会上见到了毛泽东。舞间休息时，刘芙蓉见毛泽东抽烟抽得很凶，一支接一支，就说：

“主席，听说烟里有尼古丁呢！”

“嗯。”毛泽东不在意，又猛吸一口。刘芙蓉又说：

“那，对肺可不好呀，您别抽了，好吗？”

“哈哈哈……”毛泽东收住笑，说：“你这个小鬼头是别有用心呐，我这烟可抽了几十年啦，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嘛。戒不了，戒不了，这辈子戒不了啰！”

也是在7月的一天，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第一次把男朋友孔令华领回到菊香书屋。

此前，李敏在寒假到上海时，曾经对妈妈提起过这事。贺子珍说：

“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

李敏回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把妈妈的话告诉爸爸，后来时间长了，她也就给忘了。临到快要放暑假了，李敏在一个周末回到家里，才给爸爸讲了她和同学孔令华谈恋爱的事情。毛泽东一听说女儿在恋爱，就关切的问道：

“小孔的父亲是哪个？在那里工作？”

“这，这，我没有问过。他也没有说过。”

李敏为难的如实回答。毛泽东微笑着说：

“家长干什么你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交朋友呢？”

“我是跟他交朋友，了解家长干吗？”

李敏有点不理解。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还是要问一问。了解情况嘛！”

此时的孔令华同样也受到了父亲的责备。当他将和李敏谈恋爱的事告诉爸爸孔从洲的时候，孔从洲立即责备儿子说：

“你和毛主席的女儿恋爱，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事先告诉我们呢？”

孔令华说：

“她姓李叫李敏，我怎么知道她是毛主席的女儿？何况她回家坐的是公共汽车，生活上平平常常，没有什么特殊，更不清楚她的家庭背景。现在关系明确了，知道了这层关系也就告诉你们了。”

后来，李敏见到孔令华，把爸爸的意思告诉了他，两个人都笑了。孔令华就把自己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的告诉了李敏。李敏可记不了那么多，回家就把大概情况告诉了爸爸。毛泽东笑着说：

“噢，小孔的父亲是孔从洲将军。我熟悉，我熟悉。”

“那您……您同意嘛？”

李敏小声问，毛泽东微笑着说：

“好，好。”

且说这一天毛泽东见孔令华来了，就放下手中的书，示意让两个孩子坐在他身旁。服务员端上茶，就退出去了。

毛泽东上下打量着孔令华。孔令华第一次见毛泽东，本来就有些紧张，让毛泽东这么一看，看得他更不自在了。毛泽东看过来，看过去，又扭过头看看自己的女儿，笑了。李敏也会心的笑了。在毛泽东眼里，自己的娇娃是个漂亮的女儿，当然会找一个帅气、漂亮的男友啦！孔令华很帅气，也很漂亮，但似乎眼睛让人觉得小了点。毛泽东这一笑，就像老师改考卷一样：答案全对了，如果字再写得漂亮点，就是十全十美了。

这个暑假，李敏高中已经毕业，马上就要升大学了。江青为了让孔令华帮助李敏复习功课，准备升学考试，让孔令华第一次住进了中南海，住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关照他们，既要好好复习功课，又要注意身体，要劳逸结合，不要为了升学搞垮身体。江青也对孔令华说：

“以后你就是我们家的孩子，跟他们都一样。”

不久，在高考结束之后，李敏被保送到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学习。毛泽东对李敏说：

“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于是，李敏就和孔令华乘车到了南昌，把爸爸的话原原本本转告了妈妈。贺子珍说：

“你爸爸同意，我也同意。”

李敏在妈妈那里住了几天，贺子珍尽管舍不得让女儿走，但她知道毛泽东已经为女儿安排了行程，就让他们尽快乘车到沈阳去了。

沈阳高级炮校校长孔从洲和夫人高高兴兴的接待了李敏，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关心她，爱护她。

欲知毛泽东大女儿的婚事如何办理？待以后慢慢向读者诸君交代。

东方翁曰：毛泽东在1958年6月与留苏毕业归国后的王鹤滨的一段对话，很值得一读。在这段对话中，毛泽东4次提问，特别是他那两句像小孩子提问似的“还有吗？还有吗”的话语和神态，表明了他对了解苏联的真实状况是多么的渴望，而王鹤滨的报告也正是毛泽东急切需要知道的重要情报。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毛泽东为什么会在中国提出防修反修这一个继续革命的重大课题了，也不难理解在建国70多年后的强大的苏联为什么会一朝土崩瓦解了。

君知否？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苏联和东欧的剧变，是一个多么值得人们深思的沉痛教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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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钟声    时间: 2017-10-25 09:09
读后很受启发，为作者点赞！伟人就是伟人。毛主席可以从点滴小事中窥见大的事件及未来，特别是从苏联人民的反映里看到苏共的必然腐朽没落和衰败。这也足以使人们看到，毛主席所以在晚年毅然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创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必然！即毛主席一生都在想着为人民服务，为党不变修，国不变色着想，绝无一点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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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1-19 14:25

第278章

“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

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

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

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

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话说1958年7月12日，毛泽东会见了黑非洲青年代表团，他在谈话中说：

“欢迎你们来，非洲的朋友来得很少。我们都是亚非国家，参加万隆会议的国家。我们亚洲、非洲，还有拉丁美洲，这3个地区过去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非洲同亚洲离得非常近，中间只有一条小水，苏伊士运河，一脚就跨过去了。

世界是被压迫人民的，压迫者是没有前途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是压迫人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也有当地的压迫者，例如土耳其的政府就不是高明的，黎巴嫩的政府也不高明，中国有个蒋介石也不是好人，日本也有坏人。不过压迫者是少数，好人还是占多数的，这是9个指头同1个指头的问题。就是西方的国家里好人也占多数，法国也是好人占多数，压迫者占少数。少数的压迫者是害怕9个指头的好人去反对他1个指头的坏人的。

人民与统治者有区别，这一点很重要，这要经过几十年甚至100年的观察才能分别清楚。我们受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才认识到这一点。过去好几十年中，中国人认为凡是外国人都是坏的。你们认识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取得胜利。你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你们就是接近胜利了。大多数民族是被压迫民族，少数是压迫人的。

西方帝国主义者自以为是文明的，说被压迫者是野蛮的。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非洲也没有占领过欧洲。是欧洲占领非洲，这就很文明了？欧洲不如非洲，它们占领别人的地方不是很野蛮吗？帝国主义占领我们中国，这就很野蛮。”“它们喜欢说我们很脏，很不干净，很不卫生。我看也不见得，我们还干净一点。要有自信心，看不起欧美帝国主义，它们不算数。”

“欢迎你们到中国各地走一走。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我们现在正在开始改造这种落后的面貌。过一个时期，我们的工厂会多一些。你们下一次来中国时，可以看看中国有什么进步没有。解放了的人民是什么都可以创造出来的。只要你们得到解放，你们也会什么都能创造出来的。”

7月15日，美国政府派遣海军陆战队5000人，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并继续调运步兵和海军陆战队前往中东。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与此同时，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蒋介石，也利用这种紧张的国际形势，依仗着和美国人签订的《共同防御条约》做保护，以金门、马祖为基地，“加速进行反攻大陆的准备”，并不断对大陆进行骚扰和破坏。

国际、国内局势再度骤然紧张起来。

从7月15日这一天开始，毛泽东连续2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

7月17日，台湾当局下令陆海空三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金门、马祖与台湾国民党军队先后进行军事演习，同时，加强了空军对大陆的侦查。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声明：要求惩罚蒋军。有的人还写信直截了当的发问：建国这么些年了，连大陆这么大的地方都解放了，近在咫尺的金门、马祖难道就解放不了吗？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考虑的不是这么简单，他是把金门、马祖与台湾问题联系在一起来考虑的。一旦解放了金门、马祖、澎湖列岛，国民党军全部撤回台湾，台湾问题可能会复杂化。

7月17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研究台海局势及对策。

7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正式决定：为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加剧远东紧张局势的阴谋，为了打击蒋介石的反攻政策，将实施炮击金门，摸一摸美国和蒋介石的底牌，看看他们那个《共同防御条约》到底有多大的效能，美国人对蒋介石的保护到底有多大的限度。

是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做出明确指示。他说：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这一次炮击金门，毛泽东仍然点了刚刚离任的福州军区司令员叶飞的将，由他到前线指挥。

中央军委连夜召开会议，决定调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指挥大规模的空军转场入闽行动；调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彭德清到厦门，指挥海军舰艇部队及海军航空兵、海岸炮兵入闽。

7月中旬的东南沿海，正是台风季节，福州的所有部队、机关、学校一齐出动，帮助农民抢收粮食。

7月19日，正在郊区抢收一线的叶飞，突然接到通知，说是要他立即赶回福州，到军区作战室接听从北京打来的保密电话。叶飞不敢怠慢，立即启程。叶飞回到福州，拿起电话机，听筒里响起了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的声音：

“叶飞同志，中央决定炮击金门，指定由你来指挥。”

叶飞闻言，有点纳闷，心想：我已经卸去了福州军区司令员职务，虽然是兼职政委，但工作中心已经转到省委这边了。为什么还要我指挥呢？便忍不住问道：

“是不是中央决定要我指挥的？”

“是中央的决定。”

“是不是毛主席的决定？”

王尚荣说：

“刘培善同志在这里，你可以问问他。”

只听刘培善在那头说：

“是的，是毛主席决定要你指挥。”

叶飞只好说：

“既然这样，那行，我接受命令。”

叶飞放下电话，立即召开省委会议，安排工作，决定由江一真代替他主持省委日常工作。叶飞又赶到福州军区组织前线指挥部。此时，军区副司令员皮定均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不在福州。叶飞宣布由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兼任前线指挥部参谋长。

7月19日这一天，叶飞和军区副司令员张翼翔、副政委刘培善赶往厦门，迅速开展各项准备工作。

7月20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局势和炮击金门的军事准备问题。到会的有政治局委员和军委成员，共44人。

7月21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原子潜艇时，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尤金首先同刘少奇谈了话。

这天下午，毛泽东在游泳池召见了请求会见的尤金。在座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

尤金向毛泽东提出了搞中苏“共同核潜艇舰队”的意见。苏联的理由是，苏联的黑海会被敌人封锁，波罗的海就不用提了，北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面也不能算安全，而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所以，中苏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是最理想的。

毛泽东一听就火了，他生气地问道：

“首先要明确方针，是中国办，苏联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苏联就不给帮助？”

尤金非常熟悉毛泽东的脾气，他一看毛泽东生气了，口气是那样严厉，看来不答复是不行了，可是要答复，自己又做不了主，只好支支吾吾的说了一番外交辞令。毛泽东火气更大了，他说：

“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

尤金只能无奈的摇摇头。毛泽东强抑怒火，说道：

“你讲不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

7月22日上午，毛泽东再次召见尤金，中方在座的还有周恩来、彭德怀。毛泽东沉重地说：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吃饭、睡觉。

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10个指头中，9个指头相同，1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

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话过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

“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0000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

“你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毛泽东见尤金很紧张，便放缓了口气，又说起尤金当年帮助他编辑《毛选》的事，他说：

“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接下来，毛泽东又严肃的阐述了中国的立场，他说：

“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

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指挥。

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就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

“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毛泽东指着周恩来等人说：“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

周恩来插话说：

“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

毛泽东接下来说：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做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手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尤金闻言，吓得满头大汗。谈话结束后，尤金急忙把情况如实的报告了赫鲁晓夫。于是，赫鲁晓夫便决定亲自来中国和毛泽东商谈。

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目为《今年夏天大丰收说明了什么》的社论。社论中宣布说：

“我国小麦总产量已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

社论中还说:

一切以为农业产量只能按百分之几的速度而不能按百分之几十的速度增长的“悲观论调”已经完全破产了。现在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

《人民日报》还发表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宣传报道。

《人民日报》登高一呼，浮夸风立即盛行起来，各地不断的报高产，放卫星，竟然破天荒的出现了小麦亩产7320斤、早稻亩产3600斤、中稻亩产13万斤这样惊人的虚假记录。

7月24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

这一天，叶飞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报告说：福建前线已经完成了一切作战部署。

7月26日凌晨，福建前线参战的30个炮兵营已经全部进入发射阵地。

7月27日清晨，毛泽东致信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他在信中写道：

德怀、克诚同志：

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彼方换防不打，不换防也不打。等彼方无理进攻，再行反攻。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请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见见告。

晨安！

毛泽东

彭德怀、黄克诚立即将毛泽东的信电传给叶飞，叶飞复电表示：坚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办。

7月28日下午，毛泽东从游泳池里出来，遇上刚从广西探亲回来的值班员，他问道：

“你们十万大山的农民，今年还有吃那种叫做黄狗头的野菜吗？”

那名卫士说：

“没有了，我们那里的粮食基本上够吃了。”

“你以后再回家对乡亲们说，那种痛苦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不长的时间内，每人每年平均就能有2000斤粮食，你说这样多的粮食拿到哪里去？”

7月28日，毛泽东阅读外交部新闻司于1958年7月23日编印的《国际时事资料》第141号，上面刊载了《美国的对外贸易、对外‘援助’和私人对外投资情况》一文，他阅后写下了给江青的批语：

江青：

此件看过，有用，由你保存，备我利用。毛泽东

7月28日，毛泽东给老朋友周谷城写了一封回信。

原来在不久前，三联书店准备出版周谷城在毛泽东鼓励下编撰的《形式逻辑与辩证法》丛书，在这部丛书里，按语式的导言还要不要呢？周谷城拿不定主意；而且周谷城还想请毛泽东为该书撰写一篇序言；因此，他便给毛泽东写了两封信。毛泽东因此在7月28日给周谷城写了这封回信。他在回信中写道：

谷城兄：

两次热情的信，都已收到，甚谢。大著出版，可资快读。我对逻辑无多研究，不能有所论列；问题还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可获谅解否？敬复。顺颂

教安！

毛泽东

7月31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第2次来到了北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党政军领导人在南苑机场迎接他。机场上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献花。毛泽东见到赫鲁晓夫自然会想起赫鲁晓夫曾经说过的“与中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只是和他握了手，并寒暄一番。

毛泽东在候机楼小憩时，向赫鲁晓夫通报了中国国内的情况，他说：

“我们现在确实是出现了大跃进，整个农村形势很好。1949年中国解放，我是很高兴的，但是，觉得中国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中国很落后，很穷，一穷二白。以后对工商业的改造，对抗美援朝的胜利，又愉快又不愉快。只有这次大跃进，我才完全愉快了。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完全有指望了。”

赫鲁晓夫耸一下肩，没有做任何评论。刘少奇说：

“我们现在大跃进，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

赫鲁晓夫眯细着眼，不无挖苦地说：

“那不要紧，粮食多了你们不是不好办吗？那就给我们吧，我们有办法。”

赫鲁晓夫一行没有休息，便驱车驶入了中南海。毛泽东在颐年堂同赫鲁晓夫进行了首次会谈。宾主一坐定，毛泽东首先表示欢迎，然后便开门见山的问赫鲁晓夫道：

“尤金大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出于什么个考虑？”

赫鲁晓夫首先埋怨尤金未把苏方的意思解释清楚，然后又慢悠悠的表白了一番，他说：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紧张，美国第7舰队活动频繁，苏联舰队已经进入太平洋，需要在中国建立一个长波电台和……

毛泽东不等他说完，突然抬手做了一个打断的手势，说：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联合舰队？”

“所谓共同么，就是共同商量的意思……”

赫鲁晓夫显然没有估计到毛泽东会如此不耐烦，他只好支支吾吾，遮遮掩掩。毛泽东却是抓住要害不放，追问道：

“请你说明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依然不着边际的解释说：

“毛泽东同志，我们出钱给你们建立这个电台。这个电台属于谁对我们都无关紧要，我们不过是用它同我们的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我们的舰队现在正在太平洋活动，我们的主要基地……”

毛泽东有点恼火了，他不耐烦的站了起来，以严厉的口气说：

“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立刻涨红了脸，很不自然地说：

“我们只不过是来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怒气未息，说：

“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你们是不是想把我国的沿海地区都拿去？”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不要误会。”

“你们都拿去算了！”

“现在是和我们的中国同志商量，如何共同加强防御力量……”

“你这个意思不对，你们明明是搞共同舰队！”

“我们还不过是来跟你们一块儿商量商量，没想到引起你们这么大的误解。”

“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到中国来，中国军队可以到苏联去，苏军可以使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

毛泽东说完，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赫鲁晓夫见毛泽东如此说，便又建议道：

“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的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

毛泽东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断然说道：

“不行！而且我不想再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仍不死心，又厚着脸皮说：

“为了合情合理，假如你愿意的话，毛泽东同志，你们的潜艇也可以使用我们的摩尔曼斯克基地。”

“不要！”毛泽东不耐烦地说：“我们去摩尔曼斯克干什么？我们不想去你们的摩尔曼斯克，不想在那儿搞什么名堂，也不希望你们来我们这儿搞什么名堂。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英国人、日本人，还有许多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我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也恼火了，他说：

“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还在互助合作，北约国家把这看成平常小事，可是，我们却连这样的小事都达不成协议。”

毛泽东说：

“我先后跟你们谈了3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相信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这样，我提出几个方案：第一，你们帮助我们搞，给我们技术资料，派专家帮助我们搞。第二，搞共同舰队，不搞。你们要坚持第二方案，我们不干。第三个方案，撤回我们的请求，没有原子潜艇，没有关系。不搞了，你们又不同意。第四个方案，所有的海岸线都给你们，我们不要海军，我们打游击。第五个方案……”

赫鲁晓夫一听毛泽东说要上山打游击，也反唇相讥：

“游击战在现代世界里已经没有市场了。”

毛泽东更不客气地说：

“如果你一定要捏住中国人的鼻子，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办法？中国曾多次被征服。但是，中国人把所有的征服者都同化了。”

赫鲁晓夫一看此行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了，心中闷闷不乐。

是日晚，周恩来在欢迎赫鲁晓夫一行的宴会上，举起茅台酒提议说：

“为什么我们不来为苏联朋友访问中国这座历史名城北京而干一杯呢？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赫鲁晓夫还在生闷气，他对周恩来的提议不做反应。其他的中苏人员都起身举杯，一饮而尽。毛泽东趁机指着身边的一盘红辣椒，微笑着问苏联客人：

“我们是否应该对共产主义者的红色的党表忠心呢？在党的积极分子周围，是不能没有色彩没有刺激的啊！作为红辣椒的忠实信徒，我要问，谁愿意加入到我的红辣椒党里来？”

说罢，将一个囫囵辣椒填进嘴里，看看赫鲁晓夫，又环视四座。周恩来明白，毛泽东意在与赫鲁晓夫缓和气氛。可是，赫鲁晓夫小肚鸡肠，并不领情。布尔加宁见赫鲁晓夫如此，只好打破僵局，以身试“辣”。他学着毛泽东的样子，一口吃下了辣椒，结果直辣得他是窘态可掬。

毛泽东又说起了红军长征中在贵州遇到茅台酒的故事。周恩来插话说：

“我们那时把手头上所有的瓶瓶罐罐都装满了茅台，一大早才上路。后来，我们一直怀念内地这一池医疗圣水。”

1958年8月1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同苏方举行第2次会谈，赫鲁晓夫再不敢提共同舰队的问题了，他把话题转向斯大林问题上，他说：

“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

毛泽东说：

“不对，实际上是抛了一把金子。”

“别人的金子我不要。”

“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在国际形势方面，赫鲁晓夫向毛泽东提议说：中苏两国能否有个分工，苏联多考虑欧洲的事情，中国多考虑亚洲的事情。毛泽东中肯的劝他说：

“这样分工不行，各国有各国的实际情况。有些事情你们比我们熟悉些，但各国的事情主要还是靠本国人民去解决，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实际情况，别的国家不好去干涉。”

此后，毛泽东在与赫鲁晓夫的会谈中，见好就收，适当的给了苏联人一点面子。双方就经济合作方面，初步达成了协议。

在赫鲁晓夫离京前，毛泽东再一次提醒赫鲁晓夫说：

“中国人是最难同化的。”“过去有多少个国家想打进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结果呢？那么多打进来的外国人最后还是都站不住。”

赫鲁晓夫悻悻然的回了苏联。他一回到国内，就开始骂毛泽东了。

8月3日，中苏双方发表了《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赫鲁晓夫秘密访华，引起外电议论纷纷。美国当局注意到，中苏两国国防部长参加了这次首脑会谈，同时也注意到《公报》有这样一段话：“双方就目前国际形势下两国所面临的在亚洲方面和欧洲方面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充分的交换了意见，并且对于反对侵略和维护和平所应采取的措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协议。”

后来在8月8日，中苏双方还是在莫斯科签订了苏联在技术上援助中国建设和扩建47个工业企业的协议。

再说8月4日，毛泽东带着江青和两个女儿李敏、李讷，还有侄子毛远新，到河北省大跃进的典型县徐水视察。

据报载：徐水县的粮食产量在全国遥遥领先，不少调查团都到徐水调查取经。有的调查小组问农民的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老乡们十分有趣的回答：“我们家的粮食不在屋里，在会计的账上。”

农民没有那么多的粮食，又不敢说真话，也不会说假话，只好说粮食在会计的账上了。

再说毛泽东在徐水县领导干部陪同下，来到南梨园乡大寺各庄农业社俱乐部，他看到俱乐部里挂满了各种奖旗，看了几面，问了问每一次得奖的经过，就在长桌旁坐下来，问农业社干部说：

“今年的麦子收得好吗？”

农业社主任说：

“很好，比那一年都强。”

“每亩平均多少斤？”

农业社党支部书记说：754斤。毛泽东“啊”了一声，赞叹道：

“不少啊！”

他又问到秋作物的预计产量，问了社里，又问全县的。县委书记张国忠告诉他说：

“今年全县要争取大丰收。夏秋两季一共计划要拿到12亿斤粮食，平均每亩产2000斤。主要是山药高产，全县共种了春夏山药35万亩。”

毛泽东听了，睁大眼睛，笑嘻嘻的看了看屋里的人，说：

“要收那么多粮食呀！你们夏季才拿到九千多万斤粮食，秋季要收11亿斤呀！你们全县31万多人口，怎么能吃空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啊？”

张国忠说：

“我们粮食多了换机器。”

毛泽东说：

“又不光是你们粮食多，哪一个县粮食都多！你换机器人家不要你的粮食呀！”

县长说：

“我们拿山药造酒精。”

毛泽东呵呵笑着，他环顾大家，说：

“那就得每个县都造酒精！哪里用得了那么多酒精啊！”

县长说：

“我们只是光考虑着怎么多打粮食！”

毛泽东依然是满脸笑容，他说：

“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其实粮食多了也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5顿也行嘛！”

毛泽东说罢，要到村子里去看看。他先看了粮食加工厂，看了供销社，看了社里的医院和正在扎针的医生和病人；又看了猪场，看了缝纫工厂；接着来到了幼儿园。幼儿园里有几十个孩子，他们穿着崭新的背心和短裤，都很干净。孩子们鼓掌欢迎毛泽东，嘴里不住地喊着：“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摸摸这些可爱的孩子，顺便去看了看他们的宿舍。

幼儿园隔壁是敬老院，住着由社里统一供养的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们。老人们对毛泽东说：

“咱们这真是享了福啦！有了毛主席，咱们可享了福啦！”

毛泽东笑着同老人们告别，尔后来到田间，他看到在地里干活的妇女很多，就说：

“这妇女劳力解放得很彻底哩。”

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

“这里的妇女都脱离了炕台、锅台、磨台、碾台这4台。”

毛泽东说：

“是啊，人人都吃食堂，社社都办幼儿园，这个县是11万多劳力，抽出了4万多搞水利、打机井、办工业，只有7万多人搞农业嘛。这又解放女劳力，又搞军事化，全县农业社搞了90多个团，200多个营，他们就是这个办法哩！”

毛泽东来到棉田，察看了棉花的长势，问道：

“这1亩可以收多少棉花呀？”

农业社主任脱口而出：

“100斤皮棉。”

毛泽东算了算，说：

“那就是300斤籽棉呀！”

毛泽东沿途看到丰收的庄稼，就对乡社干部们说：

“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吗？”

毛泽东回到徐水县委，他在谈话中还说：

“这里的干劲不小哩！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斤！”

8月5日，毛泽东来到河北省安国县视察，听取了地委、县委负责人的汇报。在红星农业社的丰产试验田边，他摸着肥大的高粱叶子，微笑着问：

“这样的高粱，1亩能打多少粮食？”

淤村乡党委书记说：五六千斤。毛泽东问：

“1棵能结几个穗？”

“这是‘八大杈’，能结8个穗。”

毛泽东又指着旁边的矮株高粱问：

“这是什么品种？”

“这是‘小八杈’，试验试验到底哪种收成大。”

“是否可以让高的矮的杂交？”

“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笑着说：

“如果长不高，那就叫矮梁，不能叫高粱。”

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来到甘薯试验田边，一个基层干部说一亩甘薯要产20万斤，毛泽东随口说：

“能产到两万斤就不少了。”

他还就农业合作社规模以多大为宜征询大家的意见。此时各地正在酝酿办大社，有的已经把几个小社连成了一个大社。关于社的规模问题，很多人认为一个乡办一个社就行了。毛泽东风趣地说：

“你们看过《三国演义》吗？你们这里农业社的发展变化就像《三国演义》的头一句：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8月6日，刘少奇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县传达中央要在河北省徐水县搞一县一社共产主义试点的意图，还将康有为的《大同书》与《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推荐给有关干部学习。县委书记受到了鼓舞，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早在4月开始一直到8月，刘少奇先后在北京、天津、山东、河北等地视察指导工作，他说：

“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我看三四十年以后，可以到共产主义”。

8月6日，毛泽东一行人乘车来到了河南省新乡县。

新乡县七里营是按照中共中央成都会议精神，第一批把小型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的典型。他们将七里营和周围50多个高级农业合作社合并为一个大社，共有9639户人口，定名为“七里营人民公社”。

这一天，雨过天晴。下午4点22分，毛泽东的车子和其它8辆车子由七里营村东头进了村子，在村子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停了下来。

七里营的干部按照上级的要求，在街道上布满了岗哨，群众被派到地里干活，五类分子被专人看管，整个村子里鸦雀无声。毛泽东看到此情此景，有点不高兴，就对陪同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说：

“咋不见群众呢？我就这么脱离群众吗？”

吴芝圃闻言，显得十分尴尬。

毛泽东来到公社门口，看了看3天前刚刚挂在大门东边的“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的牌子。吴芝圃介绍说，他们大社没有用“共产主义公社”作名称，而用“人民公社”作名称。毛泽东随口说道：

“好么，好么！”

七里营人民公社把一些孤寡老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幸福院”。毛泽东来到幸福院的时候，几十个老人纷纷从屋里跑出来，看望毛泽东。忽然，有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毛泽东面前，一边给毛泽东磕头，一边喃喃自语：

“天高皇帝远，我这老婆子能见到毛主席，死了也甘心。”

毛泽东见状，俯身搀起老人家，又是给她扑打身上的灰尘，又是向老人问好。老太太流着泪说：

“好，好，一切都好。”

毛泽东握着她的手说：

“老人家，不要难过，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以后的日子会更好。”

老人说：

“不是难过，能见到毛主席，我太高兴了。”

毛泽东来到社办面粉厂，电动小钢磨正在磨面，他仔细观察小钢磨的运转，抓起一把麸皮用手指捻了捻，十分满意。

毛泽东来到幼儿园，几十个天真活泼的孩子围拢在他身边，拉着他，向他问好。毛泽东抚摸着孩子们，慈祥的笑着。老师领着孩子们唱起了歌曲，这支歌的名字叫：《毛主席，我们永远热爱您》。毛泽东夸奖着孩子们，还对老师说：

“谢谢你们！”

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穿过茂密的大豆地，跨进满布瓜蔓的菜田，来到村西种植棉花的“红旗试验田”前，察看棉花的长势。他看着茂密茁壮棉桃成串的果枝，连声称赞棉花长得好，大有希望。他问：

“一亩田能产多少棉花？”

七里营的干部说：

“一亩田可以产100斤皮棉。”

毛泽东满意地说：

“全国的棉花都长成这样就好了。”

毛泽东走进棉田里，向正在给棉花打顶的社员们招手问好。他还学着社员的样子，给棉花打顶。

毛泽东一行回到了村西口。此时七里营的干部早已撤了岗哨，村民们纷纷站在房上、墙头上、道路两边看望毛泽东。毛泽东走到供销社门市部门口，群众立时欢声四起，热烈的掌声、“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他频频向群众招手致意。供销社营业员小吕，将事先准备好的写着“祝毛主席身体健康”的大玻璃匾，恭恭敬敬的献给毛泽东，毛泽东双手接住，转交给身边人员，和小吕亲切握手致谢。

毛泽东挥手告别群众，慢慢上了汽车，离开了七里营。

毛泽东在县委招待所里，和七里营的农民代表进行了座谈。他说：

“看来‘人民公社’是一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人民公社’前面可以加上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

他还说：

“有希望啊！你们河南都像这样就好了。”

“有了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

吴芝圃还向毛泽东汇报了长葛县有的中学开展了勤工俭学，搞得很好，升学率也很高，学生不仅学到了书本知识，通过劳动实践，还加深了对书本知识的理解。

毛泽东请七里营的农民代表们和他一起吃饭，他向大家介绍他的家人说：

“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的侄儿毛远新。”

他又指着江青说：

“她是我的爱人。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

吃饭时，毛泽东和江青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农民代表临走时，毛泽东全家5口人把客人送到门外，江青一再说：

“再见，再见。”

8月6日晚9时，正在许昌地委办公室开会的专署公安处副处长辛建，突然接到省公安厅打来的电话，只听电话里说：

“有紧急任务，你和刘肃欣赶快到火车站去！”

辛建不敢怠慢，立即叫上刘肃欣科长，骑着自行车赶到车站。省公安厅的朱干副处长告诉他俩说：

“这次是毛主席来我们这里视察，我们要共同搞好保卫工作。”

一列绿色专列徐徐开进许昌车站，恭候在车站的许昌地委副书记马金铭、专员王延太被通知上车。马金铭、王延太上车后，专列继续前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把马金铭、王延太介绍给毛泽东，毛泽东说：

“地方同志工作辛劳，我来你们这里看看农村形势。”

马金铭说：

“我们的工作搞得不太好，可到襄城县双庙乡郝庄村、三里沟乡的后梁庄、十里铺的小张庄看看，这几处是一条线，近百里，沿途都是庄稼。这些地方，也就代表了许昌地区的农业生产形势。”

毛泽东说：

“很好，明天我们一同去参观。”

专列驶入城西10公里的长店路段，缓缓停下了。这天晚上，毛泽东就休息在专列上。

8月7日7点31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和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副书记杨蔚屏陪同下，乘吉普车来到了襄城县双庙乡的郝庄村。毛泽东在村东头公路上下了车，向一大片烟叶地走去。

在这一带负责保卫工作的辛建和刘熙民，看见身材高大魁伟的毛泽东，头戴草帽，身穿白衬衣和灰色半旧军裤，健步向他们走来，急忙迎上前去。毛泽东和他们一一握手。辛建紧紧的握着毛泽东的手，激动得把原先想好的问候之词全忘了，只是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刘熙民也是这样，他握着毛泽东的手，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毛泽东见他俩这样紧张，就问刘熙民叫什么名字？刘熙民说：

“我叫刘熙民。”

毛泽东又问：

“哪个民？”

“人民的民。”

毛泽东开玩笑说：

“你是康熙的臣民啊。”

毛泽东又问了辛建的姓名，笑着说：

“啊，你是辛辛苦苦的干社会主义呀，干革命就得有这种不怕辛苦的精神。”

毛泽东顺着烟叶地垄沟察看烟叶的长势，露水浸湿了他的衣衫，鞋上也沾满了泥土。他看完烟叶，又来到2队齐胸高的谷子地里，采了几个沉甸甸的谷穗，掂在手里。记者要给他拍照，他说：

“还是照大田里的大谷穗吧，让北京的同志看看。”

毛泽东又来到正在田间吃早饭的社员们中间，亲切地问：

“能吃饱饭吗？”

一个社员说：

“俺这是高级社，吃穿都不愁。”

“有休息时间吗？”

“争上游吃点苦有啥。”

毛泽东一行来到三里沟后梁庄村东的地里，正在割草和捉烟虫的大人小孩们认出了毛泽东，活也不干了，都围上来看毛泽东。毛泽东看着这些赤脚赤背老实憨厚的农民群众，微笑着向他们招手致意。毛泽东向北边走边看，农民们还是围着他看。毛泽东看到地里长着的云南品种的烟，每棵都有一人多高，70多片叶子，高兴地说：

“很好！你们这里一派丰收景象，我还从未见到过这样高大的烟叶子，干得好。”

他走到一个高岗上，举目环视，只见一片接一片的烟叶地，一望无际，听说是连绵数十里，就情不自禁地说：

“你们这里成了烟叶王国了！”

毛泽东向村支书张富贵询问了谷子、玉米、红薯、烟叶的管理方法，鼓励他们说：

“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啊！”

毛泽东一行驱车来到襄县城北小张庄，在村边下了车，走到地头树林下与农民搭话。毛泽东又钻入数十度高温的炕烟房内，观看了农民们炕烟的操作过程。57岁的烟叶技术员梁运祥，正在堆砌炕烟的火龙，毛泽东问：

“烟叶不炕，太阳晒行吗？”

梁运祥说：

“日晒的烟叶色差，叶薄，质劣，无味。”

上午11点40分，毛泽东乘吉普回到了襄城，县委领导要请毛泽东一行到县委就餐，毛泽东说：

“谢谢，不给地方添麻烦啦。”

毛泽东一行返回时经过三里沟村，群众送来了一些大西瓜，毛泽东拒绝了。

下午1时许，毛泽东一行回到许昌县长店的专列上，许昌地委唯一的女副书记刘毓敏和组织部长康国蕴，给毛泽东送来了3尺长的豆角和硕大的烟叶子，毛泽东说：

“很好。”

欲知毛泽东下一步到何地视察，情况如何，请接着看下一章内容。《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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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东方直心    时间: 2017-11-26 11:14

第279章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

不起来嘛！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话说1958年8月8日下午，毛泽东来到河南省商丘地区视察。

这一天，烈日炎炎，热浪灼人。商丘火车站由西而来一列专列，早已在车站等候的商丘党政军负责人，马上迎上前去。只见车厢里走下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他同商丘地委书记任秀铎、商丘县委书记刘学勤，说了几句话，3人便上了专列。

毛泽东在专列上要先见见东道主们，这是他在视察旅途中，常有的惯例。任秀铎、刘学勤随着史向生来到会客室，远远看见毛泽东身穿一件白衬衣，一条灰色长裤，脚蹬一双深色皮鞋，站在那里等候。史向生向毛泽东介绍说，地委第一书记王培育因病住院，任秀铎是地委第二书记。毛泽东“噢”一声，问道：
    “任秀铎？你是信任的任，山清水秀的秀，金字旁的铎？”

任秀铎回答说：

“是的，毛主席。”

史向生又介绍了刘学勤。毛泽东与他们一一握手，坐下后，随手从口袋里掏出几支烟，递给任秀铎、刘学勤、史向生，自己也点上一支，轻轻的吸了一口，问道：

“商丘是原归德府，古代在这里建过都。还有些什么古物？”

刘学勤回答说：

“还有文雅台、三陵台、阏伯台、八关斋、壮悔堂。”

毛泽东又问：

“今年夏季收成如何？”

任秀铎说：

“夏粮丰收。”

毛泽东问刘学勤：

“你们县主要农作物有那些？”

刘学勤说：

“全县150万亩耕地，110万亩种小麦，占总耕面积60%以上。大秋有高粱、谷子、玉米、棉花，晚秋有大豆、红薯、夏玉米。”

毛泽东历来不满足听部下的汇报，总喜欢到实地考察一番。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

“我要下车去附近看看。”

刘学勤连忙介绍说：

“附近道口乡黄楼村有一个中华农业社。”

毛泽东说：

“好，那就去中华农业社看看吧。”

毛泽东一行换乘轿车行至包河，他问坐在身边的刘学勤：

“这是什么河？”

刘学勤回答说：

“这是包河，传说是宋代包拯运粮时挖的河。”

毛泽东问起刘学勤的简历，刘学勤说他在日军占领家乡永城时，被迫失学。毛泽东微笑着说：

“日军侵入中国，占领永城，把你的读书时间也占领了。你现在还有时间学习吗？读的什么书？”

刘学勤说：

“现在工作很紧张，读书不多。”

毛泽东说：

“要挤些时间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年已经先后把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读了3遍。后来，也就是他同刘学勤说这话3个月后，他在第1次郑州会议上，正式向全党提出了要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再说轿车驶入一望无际的田野，毛泽东问刘学勤：

“农民喜欢吃小米吗？”

刘学勤说，喜欢。毛泽东又说：

“我们靠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打垮了蒋介石，农作物改革不要把谷子给改掉了。”

说话间，车队驶进道口乡大院，商丘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苏学诗上前把车门打开，请毛泽东进屋休息。毛泽东同道口乡乡长唐崇举握手后，走进办公室，他看看墙上挂着的几面锦旗，其中有一面是1957年7月湖北省洪湖县文教参观团赠送的，上面写着：“你们是向文化技术革命进军的一面红旗，向你们学习”。他指着锦旗上的字，问道：

“懂不懂这上面写的意思？什么叫文化技术革命？”

刘学勤说：

“学习文化知识，搞技术革命。”

毛泽东听罢，没有吱声，深深的吸了几口烟。这是他思考问题的习惯。稍事休息之后，毛泽东一行向黄楼村走去。刘学勤问道：

“主席是先看食堂，还是先看农业？”

毛泽东说：“先看农业。”

下午4点，毛泽东来到了黄楼村的试验田旁边，他在一道门前停了下来，仔细的看着门上的一行字，只见写的是：“道口乡中华一社七.一试验站”。他问刘学勤：

“这是什么门？”

刘学勤说：

“这是跃进门。是欢迎中央军委检查团时搭的，一共搭了4个，一是表示欢迎的意思，再者是表明黄楼村人一个跃进接着一个跃进，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毛泽东来到打井工地，问正在打井的小伙子们：

“这井能打多深？多长时间能打好？”

黄开诗说：

“这口井打15丈深，要打25天。”

站在一旁的乡长唐崇举，大概嫌黄开诗说的时间太长，就插话说：

“这个小伙子是才学习打井的。”

毛泽东却对这位充满活力的18岁年轻人，颇有好感，握着他的手，满意地说：

“很好！”

他来到一块红薯试验田，问道：

“这是谁搞的试验田？”

乡党委书记徐家林说：

“这是社干部的试验田，2亩麦茬红薯，翻地2尺深，每亩种5000棵，计划亩产13000斤。”

地委副书记王林为了证实将来丰产，走进田里，扒出来一个红薯，一看个头却不大。史向生感到不满意，自己也上去扒出一个，也不大。王林又找到了一棵看上去挺壮实的红薯，准备再扒一个。毛泽东平静地说：

“红薯长势很好，不要再扒了。”

说着转身走向另一块红薯地。徐家林介绍说：

“这是我搞的。施肥30万斤，计划亩产13000多斤。”

毛泽东已经开始怀疑了，他说：

“亩产13000多斤？秋后我再来看！”

毛泽东走到稻田旁边，问道：

“稻田里为什么没有水？”

徐家林立即回答：

“刚断水一晌，现在要拔草呢。”

毛泽东说：

“不要放水拔草，可以用脚把草踩下去做肥料。”

毛泽东问起1亩有多少墩？亩产多少斤？徐家林说：

“1亩3万墩，计划亩产1500斤。”

毛泽东听后不再说话，只是看地头上插着的牌子，上面写的是施肥数字，预计的产量。他又看了社里搞的人造尿池，问问它的结构和人造尿的制作方法及肥料效能，就朝着停放轿车的商单公路走去。

此时，已经是下午5点了，黄楼村的群众早已将车队围了个水泄不通。他们见毛泽东来了，一边喊着“毛主席万岁”，一边往前挤，都想与毛泽东握握手。

汽车已经启动了，打井队员杨邦福拼命挤了上来，推开已经伸出手的曹效兰，把手伸进车窗里握住了毛泽东的手。车子开走了，曹效兰上前就埋怨杨邦福，杨邦福却只顾一个劲儿的喊：“我和毛主席握手啦！我和毛主席握手啦！”

后边还是一片欢闹声，毛泽东在车里却一直高兴不起来。他深深的吸了一口烟，问刘学勤：

“你相信他那亩产13000多斤的试验田吗？”

刘学勤老老实实地说：

“我不相信。”

毛泽东说：

“脑子太热，没有科学根据，不符合实际嘛。过去亩产多少斤？”

刘学勤说：

“也不过2000斤上下。”

毛泽东说：

“过去2000斤，今年真能搞四五千斤，就翻了番，就很好了。给下面打招呼，不要提万斤口号。”

毛泽东觉得刘学勤是一个老实人，后来他在1959年2月第2次郑州会议期间，还没有忘记刘学勤，专门请刘学勤到郑州去谈试验田的结果。

毛泽东走后，商丘领导人于当天晚上就召开了地、县、乡3级党委会议，传达了毛泽东不要提万斤口号的谈话精神。3级党委会一结束，各级党委又分别召开了干部大会。

后来，商丘人民为了纪念毛泽东在商丘视察工作，在道口乡黄楼村修建了纪念馆，还将道口乡改名为双八镇，将黄楼村改名为双八村。

8月8日晚，毛泽东抵达徐州，专员梁如仁、市长张洪范上专列汇报工农业生产情况。毛泽东说：

“农业要增产，要多养猪，多搞有机肥料。”

晚上21时，毛泽东离开徐州。

8月9日，毛泽东驱车到山东视察历城县北园乡合作社。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作了汇报，毛泽东称赞谭启龙说：

“你这个人不干就不干，一干就大干。”

谭启龙在谈到历城县北园乡扩大合作社规模时，问毛泽东：

“究竟叫合作社好，还是叫大农场好？”

毛泽东根据河南的经验，说道：

“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可以加快农业的发展，有利于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并为农村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

9日下午5时，毛泽东要到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棉花试验田视察。省委办公厅立即打电话给农科院办公室说：

“中央首长要到农科院棉花试验田视察，你们要安排人向领导介绍情况。”

农科院院长和副院长棉花专家秦杰，马上通知试验田负责人曹伯强，一同到棉田地头等候。

不一会儿，5辆轿车一溜烟似的开到棉田地头，先下车的是省委第二书记谭启龙、书记处书记孟飞，以及省委办公厅的负责人和摄影记者。毛泽东从中间的车子里走了出来，农科院的几个人赶紧上前相迎。秦杰汇报说：

“这70亩棉花，是几年来生长最好的一年。”

他又把众人领到一块地前，指着说：

“这1亩是高产试验田，1亩4000株，每株已有五六十个棉蕾了。”

毛泽东问：

“你们估产多少斤？”

“计划是800斤。”

“能达到吗？”

“有希望，长势喜人。”

毛泽东躬下身，抓住一株棉花从根部往上数着棉桃，曹伯强等人也躬身帮着数，一共是62个；顶部还有正开着花的花蕾。毛泽东说：

“很好，你们的计划仍可能实现。这株棉花，个头不高可棉蕾是满的，和舒同一样，个头不高可很充实呢！”

毛泽东拿他们的省委第一书记开玩笑，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毛泽东又问：

“1亩4000株，还能再加密吗？”

秦杰说：

“再密就要影响通风透光，光照不足，不能高产。”

“这土地是深翻过的吗？”

“是深翻过的，是很肥沃的土地。”

“施多少肥？”

“万斤土肥，化肥120斤，是分期实施的。浇水也适时。”

“棉种呢？什么种子？”

“是培育的品种，袋子棉15号。植保治虫很及时，棉蚜、红蜘蛛也出现过，防治及时都下去了。”

“影响棉花高产的是什么？”

“目前主要是落蕾没解决，棉的花蕾可以长到80多个，落掉的约占20%-30%，如果能控制住落蕾，那产量更高了。”

“落蕾是什么原因？有解决的办法吗？能否不落或少落？”

“密植和透风透光有矛盾，太密不透风，光照不足易落蕾，正考虑从下部摘除一部分叶子，增加光照，但摘除多少？什么时候摘除为好？还需要试验研究。”

毛泽东最后说：

“这就是一个研究的课题，你们能研究出不落蕾的增产措施，就好啦！”

此时，天阴了下来，还下起了小雨。谭启龙说：

“下雨了，我们走吧。”

毛泽东向农科院众人挥手告别，由随行人员打着伞上了车，向济南市里驶去。

《人民日报》、《大众日报》在第二天的头版头条位置上，登载了毛泽东视察山东农科院的消息。

后来在11月，毛泽东看过的这一亩试验田棉花，籽棉的实际产量是1000斤，折合皮棉350斤。毛泽东数过棉桃的那一株棉花，研究人员将它移植到温室里，第二年长了一些小的棉桃。后来，他们将这一株棉花移植在玻璃箱里，放在展览室，保存了很久很久。

且说8月9日晚，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省长刘子厚的警卫员小李，风风火火的来到刘子厚的秘书李光柏家里，他说：

“有紧急任务，省长要你马上去。”

李光柏马上穿好衣服，和小李立即乘车直驱天津市干部俱乐部去见刘子厚。刘子厚吩咐李光柏说：

“今天晚上，毛主席要来天津视察工作，你要回到办公室值夜班，主席的专列一到，省公安厅有人会来电话通知，你就马上告诉我和李耕涛同志，去迎接毛主席。”

这一夜，李光柏坐在电话机旁，一直等到凌晨3点钟，省公安厅领导来电话说：

“毛主席的专列已经到了天津，停在河北区转盘村的叉道上，请刘省长他们去接毛主席。”

李光柏即刻转告了刘子厚和天津市长李耕涛。刘子厚嘱咐李光柏继续守着电话值班。

10日中午，李光柏接到电话，叫他通知主管农业的省委书记处书记阎达开，马上到专列上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李光柏通知了阎达开，并同阎达开一道乘车前往。

省委领导们鱼贯登上专列，李光柏却没有勇气跟上去。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的秘书赵成章，看见李光柏正在徘徊，就下车把他拉上了专列。

原来，毛泽东昨晚工作了一个通宵，直到今天早晨8点才休息。为了使毛泽东安静的休息，路过这里的列车都奉命把车开慢一些。毛泽东一觉醒来，说：

“火车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呢？”

中午12点以后，列车上通知工作人员们吃午餐，大家一起进了餐车。这一顿午餐，既有葡萄酒，也有“狗不理包子”。

10日下午4点多，毛泽东由刘子厚、阎达开、李耕涛陪同，来到了新立村。东郊区委书记曾国栋、区长张福安、乡总支副书记、社主任徐树清，在村头迎接毛泽东。毛泽东同他们一一握手，大家都问候毛泽东说：

“毛主席好！”“毛主席好！”

毛泽东走过小溪上的桥，来到稻田边，他指着田埂上插着写有“上游”的红旗，问道：

“上游是什么意思？”

区干部说：

“社里在稻田管理中，10天各队评比一次，评比后，一类苗插上游旗，二类苗插中游旗，三类苗插下游旗。这样做的目的是促使二三类苗赶上一类苗。”

毛泽东说：

“下游了怎么赶？能不能赶呀？”

区干部说：

“能赶，下游苗只要多施肥，加强后期管理，就能赶上上游苗。”

毛泽东听了，点点头笑了。他看到稻田旁社员赵益和家的后墙上，贴着第5生产队力争全区第一的大字报，便把大字报仔细的念了一遍，然后走进稻田，突然侧身问曾国栋：

“这块稻田有多少墩苗？”

曾国栋回答说：

“这块稻田共有300多亩，每亩平均两万墩，每墩合二十七八株。”

毛泽东蹲下身，用手分数着稻株，回头问：

“这片稻田是否都是这样？”

社干部说都是这样。他们向毛泽东汇报说：这块稻子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毛泽东闻言，摇摇头，表示不相信，他说：

“不可能的事！”

他又指着一位领导干部说：

“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那位领导干部解释说：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

“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

有人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的可靠性，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

“娃娃，莫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后来，报纸上还是登出了天津新立村水稻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可是没有他们不敢说不敢吹不敢干的事情。

早说这时毛泽东看到稻田旁水沟里漂着许多小草，便停住脚步，问：

“这是一种什么草，有什么用处？”

社员李顺弟跳下水沟捞出一把草，递给毛泽东说：

“这是带子草，可以喂猪喂鸭子。”

毛泽东接过水淋淋的带子草，仔细看看，笑着说：

“哦，可以喂猪喂鸭，这沟里是不是还可以养鱼啊？”

社干部说：

“可以养，将来我们准备要养鱼的。”

此时，这一带的社员们听说毛泽东来了，都纷纷赶了来，不少人高呼：“毛主席万岁！”毛泽东不断的向社员们挥手致意。

毛泽东来到东郊区区长张福安领导的计划水稻试验田，问：

“这个计划有可能吗？”

张福安说：

“过去没搞过，现在我们正在试验。”

毛泽东说：

“你们这些目标，现在还没到手里，还得再试验再努力呀。”

毛泽东问身边的技术员冯维雄：

“你们是哪里来的呀？”

冯维雄说是他们中国科学院的，到这里主要是为了考察稻田试验。毛泽东又指着他手里拿着的网兜问，这是做什么用？冯维雄说，是在稻田里捕捉虫子用的。毛泽东笑着说：

“我看像个打鱼的东西。”

人们“哄”的一声笑了。

8月12日晚8点，毛泽东在河北省长刘子厚、天津市长李耕涛的陪同下，到天津市第二文化宫参观“工业技术革命展览”。

展览大厅里灯火辉煌，毛泽东来到“东风馆”天津拖拉机制造厂的产品前。厂长刘树英指着一项产品告诉毛泽东说：这是一项新技术，它用高周波电滚，将齿轮毛胚加热以后，就直接用机器轧成齿界限，效率比用机床加工提高10到50倍，可以节省25%的钢材。

毛泽东在国产矽胶的展品前，亲切的接见了成功研制矽胶的21岁青年工人孙守纲。他接着又参观了重工业、机电工业展览。毛泽东看到一幅图表上写着：气筒质量超过美国。他笑着问：

“气筒也在赶？”

讲解员介绍说：

“我国的气筒能打气250磅，美国的只能打150磅。”

李耕涛插话说：

“我们的气要比他们打得足。”

一句话说得毛泽东和周围的人都笑了。一行人来到休息室里，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说道：

“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省，只要有条件，都应建立比较独立的但又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你们应该自己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华北几个省建立联系可以搞一个大的体系。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来？3年怎么样？”

刘子厚说：

“现在开始向独立体系搞，三五年能够建立起来。”

天津地委第一书记赵克，向毛泽东汇报了在非山区组织群众到山区开矿、大搞钢铁的情况。

这一时期，毛泽东一直关注着党内两种思想：一种是不了解抓粮食和钢铁的重要性；一种是只抓钢铁，看不到抓粮食的重要性，认为只要有了钢铁，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吃饭问题十分严重，客观实际不允许只抓钢铁，不重视粮食，解决吃饭问题只能靠自己解决，别的国家和地区是无法满足中国粮食需求的。他听了赵克的汇报，就高兴地说：

“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可以搞了。”

毛泽东休息一会儿后，接着参观化工、纺织和毛麻丝工业、手工业、轻工业展览馆。

毛泽东在第二文化宫参观了近3个小时，才与展馆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告别。刘子厚将毛泽东送到专列上，已经是午夜时分了。他嘱咐秘书李光柏说：

“你在办公室继续值班，随时准备接毛主席专列上的电话，得到主席去北戴河的消息，及早通知我和李市长，为毛主席送行。”

8月13日早晨7点钟，李光柏接到毛泽东专列上来的电话说：

“主席今天特别高兴，他还要在天津继续参观一天。今天参观的日程安排是，先参观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科技展览和校办工厂，中午在天津正阳春烤鸭店就餐。参观时间在今天上午10点钟开始。”

李光柏不敢怠慢，立即向刘子厚作了汇报，刘子厚说：

“马上通知李市长，要求省公安厅迅速做好参观的严密的保卫工作，通知两所大学和正阳春烤鸭店，充分做好毛主席视察和就餐的准备工作。”

8月13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专列上起床后喝茶看报，他扫了一眼《人民日报》，忽然拍案叫道：

“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有讨论！”

原来，跟随毛泽东的记者未经毛泽东批准，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毛泽东和谭启龙在8月9日的谈话，并加了套红。报道中写道：毛主席称赞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后来有人向毛泽东提问这个问题，毛泽东说：

“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从此，这个口号传遍了大江南北，全国许多地方相继效仿。这是毛泽东没有料到的，他深有感触地说：

“以后再也不让新闻记者跟着了。”

后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与会者们通过了“人民公社”这一提法，没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此是后事。

再说8月13日，毛泽东下了专列，前往南开大学参观。

这天上午10点前，天津市委主管文教工作的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先期到达南开大学，与南开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一起迎接毛泽东。

毛泽东一下车，就被大学生们认出来了，他们簇拥着毛泽东和省长、市长、校长，进了校门南面的一个院落里，参观化工系办的“敌百虫工厂”，接着又参观了“离子交换器工厂”和“硝酸钍工厂”。毛泽东每到一处，学生们的口号声，都招来了校园里的师生员工和群众，近千人挤在一起，要见毛泽东。毛泽东不仅不能再继续参观下去，而且连院子也出不去了。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叶子龙、李银桥和校长、书记以及随从人员、保卫人员，只好护卫着毛泽东向院落西面向外挤，朝着停放汽车的地方走。李银桥和天津市警备处长李侃商量，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小型华沙车，让毛泽东乘坐。

毛泽东微笑着向群众挥手致意，好不容易才挤到了华沙车旁。华沙车小，他的身材魁梧，不好上车。警卫员们急了，几个人硬是把他推进了车内，向天津大学驶去。

11点零5分，毛泽东在天津大学办公楼前下车，在刘子厚、李耕涛、王亢之陪同下，向党委办公室走去。天津大学校长张国藩、党委书记贾震，没想到毛泽东来得这么快，急忙在门口迎接毛泽东。

张国藩向毛泽东汇报说：

“这个学校有98%的学生参加了勤工俭学，今年下学期准备搞几个班半工半读。学校计划中的半工半读，分几种形式，有的是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有的是隔日学习，隔日劳动。”

毛泽东说：

“这样很好，本来光读书本上的，没有亲自去做，有的连看也没看过，用的时候，就做不出产品来。一搞勤工俭学、半耕半读，这样有了学问，也就是劳动者了。河南省长葛县有一所中学，勤工俭学搞得好，学生进步快，升学的多。有的中学没有搞勤工俭学，就不好，学生升学的少，考不取，学问不行。他们光念书本，没有学进去，把脑袋学坏了。”

他又问王亢之：

“天津的中学有没有搞勤工俭学？”

王亢之说：

“天津近百所中学都已经搞起了勤工俭学，有60多所中学还办起工厂或生产车间。”

天津大学是一个有着近万名师生员工的新型大学。此时，办公楼前的广场上，已经汇集了几千人，他们不断的鼓掌、欢呼。毛泽东站起来，走到窗口，探着身子向师生们挥手致意，然后又坐了下来。他说：

“教育应抓住3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刘子厚说：

“前些时河北省开了规模很大的教育会议，有1000多人参加，开了近1个月。在会上着重解决了学校要不要党的领导，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和教育工作的群众路线问题。会议是用整风的方法开的。这个会议规划在15年内，在全省基本普及高等教育，现在30岁以下的人，到那时都能达到高等教育水平。”

毛泽东说：

“我想现在15岁左右的人，都能受到高等教育，使青年一代都能有大学的文化水平。你们想使30岁左右的人，都能受高等教育，你们想的更好。”

王亢之说：

“天津市原有6所高等学校，今年下半年开学后，可以达到10多所。全省在今明两年以内，每个专区要搞起工、农、师、医4所高等学校，每县办起1所综合性大学。”

毛泽东说：

“你们办这么多学校，好啊。”

刘子厚说：

“现在工厂和农村办学校的劲头都很大。”

毛泽东说：

“好啊！学校是工厂，学生也是工人。工厂是学校，工人就是学生。农业合作社也是学校，农民也是学生。要好好的办。有些先生也得进步，形势逼着他们进步，他们动动手就行了。50岁以上的教授老师可以不动手了，青年和中年的都要动动手，搞科学研究的人，也应该动动手，换换脑筋。不然一辈子不动手也不好。”

张国藩说：

“现在同学们搞技术革命的劲头很大，有的为了向国庆献礼，昼夜突击。”

毛泽东说：

“连夜搞是否搞瘦了呢？还要注意有节奏的生产，有节奏的休息和劳动。”

将近12点了，毛泽东结束了谈话，他来到门外的平台上。等候在广场上的师生们此起彼伏的欢呼起来。毛泽东和大家一起鼓掌，从东边走到西边，来回走了几趟。

毛泽东走出办公楼，在人们的夹道欢呼声中，走进学校办起的工厂里进行参观。他观看一个叫郭培叶的学生操作牛头刨床，问他做几个了？熟练了没有？他又走到2年级学生张美珍操作的车床旁，问她：

“你现在能够达到几级工的水平？你们认为是先读书好，还是先这样做好？”

毛泽东走到一台旋床旁，2年级学生陈经斗和同学王红玉正在操作，旋一个比较大点的圆形部件。毛泽东看了非常满意，他伸着手要和王红玉握手，王红玉激动地说：

“我这满手油！”

她不敢伸手，怕弄脏了毛泽东的手，毛泽东微笑着说：

“劳动者的手最干净。”

王红玉听毛泽东这么说，就紧紧的握住了他的大手。

毛泽东稍事休息后，又坐车到天津大学最西头离办公楼1公里以外的地方，参观了大学生们正在自己动手兴建的硫酸厂。

下午1点10分，毛泽东离开天津大学。1点半钟，他乘车穿过天津闹市区中心和平路，悄悄驶向劝业商场后面的正阳春。正阳春饭馆的服务员范贵生，正在门前等候客人。他突然看见来的客人竟是毛泽东，惊喜之中，竟然忘了和毛泽东握手问好，只是下意识的推开了门。毛泽东和南开、天津两所大学的校长及刘子厚、李耕涛等人依次进门。

毛泽东首先来到又窄又热的厨房，和厨师们攀谈，问他们每月挣多少工资？师傅说，能挣六七十元。他又问：

“有没有休息时间？”

师傅说：

“每星期都有休息日。”

“你们生活过得好不好？”

“比过去过得强多了。”

毛泽东点点头，很满意。这样聊，他感到很惬意。

毛泽东上2楼的时候，在楼梯中间对着一幅标语念道：

“跨火箭，乘东风，实现七满意，工作为便民。”

2点多钟，饭菜上桌了。毛泽东不用摆上来的象牙筷子，他让服务员换了一双普通的筷子。也许是因为天气闷热，他吃了几口菜，就起身走动，来到窗口，随便朝窗外望了一会儿。不料这一望，却惹来了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住着一位妇女，那位妇女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往窗台上晒衣服，她一眼就认出了对面楼上的毛泽东，惊奇得脱口喊道：

“是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她这一喊不打紧，立时惊动了家人、邻居和街上的行人，人们听说毛泽东就在正阳春烤鸭店，不由分说潮水般的涌到饭馆门前。毛泽东的卫士们立时紧张起来，上前关上窗户。他们想，也许过一会儿人群就会慢慢散去，没想到，窗户外面“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毛泽东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打开窗纱，推开玻璃窗，探着身子向人群挥手致意。这一下，立时引起街上一片狂潮。待人们稍稍平静下来，毛泽东又回到桌子边吃饭，还没吃几口，窗下又是经久不息的欢呼声。毛泽东再次放下筷子，逐次走到临街的4个窗口，挨个探着头，向大家又是招手又是鼓掌。他被群众的情绪感染了，来回走了两趟，一边挥着手，一边呼应着人群，连声喊：“人民万岁！”

负责烤鸭的张师傅上了菜，他拿出钢笔和笔记本请毛泽东签字，毛泽东也不推辞，就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毛泽东”3个字。他刚签完字，还没吃多少东西，就再一次被外面的呼声所牵动，走到窗口向群众打招呼。如此循环往复竟有6次之多。这顿不安稳的饭吃了很长时间。

毛泽东把经理叫到跟前，让他坐在自己身边，问道：

“你当了几年的经理啦？”

经理回答说：

“当了1年多。”

“你当经理会炒菜吗？”

“从小学徒，干了20多年了，烤鸭炒菜都会。”

毛泽东笑着说：

“那很好！要好好为人民服务。”

该动身了，可是门外的街上到处都是人，走也走不出去呀。毛泽东也开始担心起来。李耕涛市长走到窗前做工作，让大家回去，说了半天也没人听，人们一个也不动。此时已经是5点多了，人多天热，人人都是汗流浃背。毛泽东担心这样下去，会把人晒坏的。李耕涛再次走到窗前，说：

“毛主席叫我告诉大家，天这样热，怕大家晒病了，大家回去吧！”

“不要紧，不要紧！我们要见毛主席！”

下边一片呼声。李耕涛一遍一遍的重复劝说，嗓子也喊哑了，仍然没有多大效果。没有办法，大家一商量，只好让警备区派来1个排的精壮战士开路，把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车屁股靠在正阳春烤鸭店的门口，费了好大劲才把毛泽东塞进车子里。警卫排的战士们一部分在前面开路，一部分在后面推车，其他卫士们在左右两旁护卫，一步一步，硬是将车子推出了人群。毛泽东靠在座背上，双目微闭，说道：

“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当事人回忆说，在毛泽东离开正阳春烤鸭店后，有关人员负责打扫卫生，光群众在现场遗失的鞋帽、钢笔、手表等零碎物品，竟然收集到了好几箩筐。

傍晚，毛泽东乘专列回北京。途中，他在卢沟桥下车去两个农业社视察，大步走上田间小路，走上田埂，远远的就向在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说：

“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农民们争先恐后的跑过来，纷纷喊着：

“毛主席！毛主席来啦！”

大家纷纷伸出手，争着和他握手，向他问好。毛泽东和他们聊了一会儿，要走了，有的社员还激动地说：

“毛主席不辞辛劳，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毛泽东回到菊香书屋已经11点多了，他毫无倦意，两眼闪闪发光，望着身边的工作人员们说：

“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欲知毛泽东在此次视察后有何重大决定，请看下一章内容便知。

东方翁曰：从1958年8月9日下午毛泽东和棉花专家秦杰在棉花试验田里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领袖和以秦杰为带头人的科技人员是务实的，是尊重科学的。诸君不妨细读一下这段对话。

1959年以后，笔者在周末也曾有过参加深翻土地劳动的亲身体验。应该说，深翻土地和密植都是要讲科学讲合理的，可是那时候河南的一些地方领导人，官僚主义瞎指挥：讲深翻，非要将生土翻出来，讲密植，竟然搞成了无限密植。这样的结果可想而知，农业不但不会增产，反而减产了，有不少庄稼苗长得像茅草一样。瞎指挥遗祸匪浅！它在战争年代能够害死人，在和平年代同样也能害死人。《毛泽东大传》第三版全10卷共6册成本价230元包邮，淘宝网址：http://shop70334099.taobao.com 作者东方直心电话/微信购书：13937776295，QQ：2425751303 望各位读者广为宣传，让更多的关心国家、民族命运的人们了解一个真实的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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