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精英们设计的体系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严重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更多由普通工人承担,而非精英自身。此后真正的问题不该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参考消息网11月13日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11月11日发表题为《美国对抗全世界?特朗普的美国与新全球秩序》的署名文章,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波格利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弗朗西斯·福山在文章中称,特朗普在选举中意外击败希拉里,这不仅对美国政治而言是一个分水岭,对整个世界秩序而言也是如此。我们似乎正进入一个新的民粹民族主义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自上世纪50年代构建起来的自由秩序受到来自愤怒的大多数人的攻击。世界陷入竞争性民族主义的风险同样巨大。如果这真的发生,它将标志着一个与1989年柏林墙倒塌同样重大的关头。
文章称,特朗普获胜的方式表明了他动员起来的那场运动的社会基础。看看投票地图,我们可以发现,在地理上,希拉里的支持者集中于沿海城市,而农村和小城镇坚定支持特朗普。最令人意外的转变是,他在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翻盘,这三个北部工业州在最近的选举中曾力挺民主党,希拉里甚至懒得在威斯康星搞竞选活动。特朗普获胜是因为争取到了那些受到去工业化冲击的工会工人的支持,他承诺恢复他们失去的制造业工作岗位,从而“让美国再度强大”。
我们见过这样的情况。英国脱欧就是这样的情况,支持退出欧盟的投票者同样集中于农村地区和小城镇以及伦敦以外的城市。在法国也是如此,父辈和祖父辈曾为共产党或社会党投票的工人阶级选民正支持玛丽娜·勒庞的国民阵线。
但民粹民族主义是一个远比这更广泛的现象。
民粹主义源于社会分裂
文章称,如今由受教育程度定义的社会阶层似乎已经成为无数工业化和新兴市场国家中一种最重要的社会分裂现象。这受到全球化和技术进步的直接推动,而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又受到自1945年以来由美国创建的自由世界秩序的促进。
在我们谈到自由世界秩序时,我们说的是近年来推动全球增长的基于规则的国际贸易和投资体系。这是使得苹果手机能够在中国组装、并在圣诞节前的那周运到美国或欧洲顾客手中的体系。它还促使大批人员由较贫困国家流向较富裕国家,他们在这些富裕国家可以为自己和子女寻找到更多机会。
但大家如今都痛苦地意识到,这个体系所带来的益处并没有扩散到所有人口。随着企业为应对竞争残酷的全球市场而进行外包并提高效率,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就业岗位逐渐消失。
这一长期情况因为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几年后发生在欧洲的欧元危机而大大加剧。在这两个例子中,精英们设计的体系都在面对外部冲击时严重崩溃。这些失败的代价又一次更多由普通工人承担,而非精英自身。此后,真正的问题不该是为什么民粹主义在2016年出现,而是为什么它过了这么久才显现出来。
文章称,美国的政治失败在于,该体系并未充分代表传统的工人阶级。在共和党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美国企业及其从全球化中获利颇多的盟友,而民主党变成了身份政治的政党:一个由女性、非洲裔美国人、拉美裔美国人、环保主义者以及同性恋者等群体组成的联盟,这个联盟忘记了对经济问题的关注。
美国左翼未能代表工人阶级的问题也反映在欧洲各地的类似情况中。
民族几乎总胜过阶层,因为它能带来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与一个有机的文化共同体建立联系的渴望。这种对身份认同的渴望正以美国另类右翼的形式出现。但除了这些极端主义者之外,很多普通美国公民也开始思考为什么他们的社群正充满移民,谁批准了一个政治正确的语言体系,在这样的体系中人们甚至无法表达不满。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从受教育水平更高、更富裕的选民那里也得到了不少选票,这些人不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但仍感到有人正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的国家。
美国霸权时代走向终结
特朗普获胜对国际体系将带来哪些具体影响呢?与批评者们的观点相反,特朗普确实拥有始终如一、深思熟虑的立场:他在经济政策和全球政治体系方面是民族主义者。他曾明确表示,他将寻求就现有的贸易协议重新进行谈判,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能还有世界贸易组织。如果他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他愿意考虑退出。他对俄罗斯的普京等“强有力的”领袖表示了赞赏,他们能通过果断行动获得结果。他对其他北约成员国或日本、韩国等传统美国盟国的热情要小得多,他指责这些国家搭美国力量的便车。这意味着对它们的支持将在对成本分担重新谈判的条件下进行。
文章称,这些立场对全球经济和全球安全体系的危险不可能被轻描淡写。当今世界充满经济民族主义。一直以来,一个开放的贸易和投资机制的维持依赖于美国的霸权。如果美国开始采取单边行动改变契约条款,全世界范围内会有很多强大的参与者乐于实施报复,并引发一次让人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螺旋式下行。
对国际安全体系的危险同样巨大。特朗普对俄罗斯的立场尤为令人担忧。特朗普那种与俄罗斯“更好相处”的努力将首先令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受害,这两个国家一直依靠美国的支持才能作为拼命挣扎的民主国家保持独立。
更广泛地说,特朗普担任总统将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那个时代,美国对世界各地生活在腐败独裁政府统治之下的人们而言象征着民主。美国的影响力一直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它的“软实力”,而不是入侵伊拉克那样的错误力量投射。美国周二作出的选择意味着由自由国际主义阵营向民粹民族主义阵营的转变。
“交易特质”带来不确定性
文章称,关于这个新美国,目前仍有一些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特朗普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始终如一的民族主义者,但他也是“交易型”特质的。在特朗普发现其他国家不会依照他的条件就现有贸易协定或同盟安排重新进行谈判后,他会怎么做?他会勉强接受他能得到的最好交易,还是直接退出?
由他来控制核按钮的危险得到了很多谈论,但我的感觉是,他内心深处更是一个孤立主义者,而不是一个渴望在全世界使用军事力量的人。在他面对要处理叙利亚内战这个现实时,他最后很可能借鉴奥巴马的剧本,然后继续坐等这出戏演完。
如今,对自由民主的最大挑战不仅来自公然实行独裁的国家,也来自于自由民主世界内部。在美国、英国、欧洲和很多其他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民主部分正在反抗自由部分,并威胁要使用其表面上的合法性来撕毁之前的一些规则,正是那些规则维持了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文章称,创造了这一体系的自由主义精英需要倾听门外的愤怒声音,把社会平等和身份认同作为他们必须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来思考。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几年遇到一段艰难路程。
新华网北京11月12日电 分裂的美国,分裂的大选,错误的媒体和民调判断。
直至8日美国大选投票日当天,几乎所有民调专家都认为希拉里会赢。
11月8日,在美国纽约州查帕阔一处投票站,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与她的丈夫、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参加大选投票。新华社记者殷博古摄
按惯例,投票日晚上,候选人会分别举办支持者集会。希拉里选择了可容纳数千人的贾维茨会议中心,而特朗普选择了仅容数百人的希尔顿。绝大多数媒体广播车都早早在希拉里竞选夜集会外站队。
大选出口民调初步结果一出炉,刷屏报道之一,是美国主流媒体和主要民调机构的预判,几乎无一漏网地错了。
11月8日晚,在美国纽约,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黯然神伤。新华社/路透
大选过程中,屡屡目睹美国主流媒体影响力的衰退。在没有媒体门槛的社交媒体平台上,它们就像笨拙、软弱的小孩,四面八方都遭遇一堵堵风墙、浪墙、音墙。
现在,大选结果进一步沉重打击了它们的公信力。并不夸张地说,美国主流媒体和民调的脸都被打得很肿,肿到紫涨。以《纽约时报》《赫芬顿邮报》为首的主流纸媒、以准确性强著称的知名民调网站,都在大选投票日早上给予希拉里70%-90%的获胜几率。
现在,它们不得不顶着红肿紫涨的脸,忍住羞辱痛苦的情绪,从选举结果一点点往回捋,寻找自己为什么错了。
11月9日,在美国纽约希尔顿酒店,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庆祝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 新华社/法新
对比分析选前民调和选举数据,可以清楚看出,美国媒体和民调机构对特朗普和希拉里各自的选民基础,对不同性别、年龄、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生活区域的选民的投票倾向等等,没有发生明显偏差。
但是,选前民调普遍高估了族裔多元化程度对大选的影响,低估了白人尤其是白人蓝领的投票热情,同时又高估了少数族裔特别是西裔的投票率。选举数据表明,白人在投票选民总数中占比69%,少数族裔占31%。58%白人把票投给特朗普,而74%的少数族裔支持希拉里。
8日夜,选举结果尚未明朗,《纽约时报》已在惊呼,投票的白人蓝领数量大大超过预期。这次大选,73%的白人蓝领男性和63%的白人蓝领女性都投票给特朗普,这对他以1%的微弱领先优势赢得宾夕法尼亚等关键摇摆州胜利具有决定性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特朗普不仅在白人蓝领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也赢得属于精英阶层的多数富裕和受到高等教育的白人男性的选票。希拉里仅在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白人女性中,获得51%票数的微弱优势。从族裔角度,这是一场白人决定投票结果的选举。《纽约时报》一篇分析称:“白人选民的独特联盟使特朗普获胜”。
11月9日,在美国纽约希尔顿酒店,唐纳德·特朗普的支持者庆祝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新华社记者李木子摄
媒体和民调失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这场美国百多年来“最丑陋、最分裂”的选举,造成希拉里和特朗普支持者强烈的情绪对立。大量支持特朗普的“沉默的投票者”并没有在民调中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此外,在手机普及、社交媒体勃兴时代,仍在部分使用拨打固定电话抽样调查的民调是否与时代脱节?对社交媒体大数据分析是否关注不够?都是民调机构的反思话题。
民调有民调的错误,媒体有媒体的责任。大选结果引发了美媒对“数据新闻主义”的质疑。数据分析能否反映人们的真实心理和社会氛围?能否辨析这些心理和氛围的微妙差别?毕竟,数据学仍是“一门年轻的科学”,作为媒体,对预测人类社会行为的数据分析是否存在过度乃至盲目信任,因此对实地采访的观察体验重视不够?
今年上半年两党预选阶段,中西部铁锈带白人蓝领对特朗普的强烈支持,使特朗普以共和党高层措手不及的速度锁定总统候选人提名。当时,《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家不得不“自食其言”——吃掉了自己预言特朗普必输的专栏文章。大选出口民调出炉之夜,有美媒当即自问:为什么我们又犯了和预选阶段同样的判断错误?为什么我们没能发现铁锈带白人蓝领对特朗普的支持力量如此强大?
特朗普在预选阶段异军突起后,美国主流纸媒也对铁锈带白人蓝领进行了大量“下基层”采访报道,详细分析了大量相关个案。这样的报道一直持续到大选投票日前日。他们看到这些白人蓝领如何从民主党转向共和党进而成为特朗普的“铁仓”,感知到这些白人蓝领源于自身境况而产生的失落、不满和愤怒,其原因探析与选举结果并无大的偏差。
美国主流媒体也并非没有看到,美国社会焦虑感在大选年弥漫。中产家庭普遍忧愁沉重的大学学生贷款、抱怨因奥巴马医改而加重的医保开支。与此同时,奥巴马执政后期,种族冲突不断加剧,白人警察和黑人社区关系紧张,奥巴马执政8年来扶持非裔和拉美裔的政策,被其他族裔认为过头并因此心生怨恨。
但不仅两党选战被不断刷新低俗下限的人格攻击所主导,始终缺乏严肃的政策讨论,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焦点也同样沉溺于对低俗选战的报道和两名候选人的“合格”之争,甚而经常被社交媒体舆论和热点牵着鼻子走。尽管很多报道也涉及民众对政策议题缺失的失望和不满,但对这种不满情绪及对沉默选民的影响没能充分重视。
不仅如此,白人和其他少数族裔与非裔、拉美裔的矛盾加深,是大选年种族冲突高频发生的重要因素。希拉里尽管承诺免除公立大学学费和部分改革奥巴马医改,但指望羊毛出在富裕中产身上,对缓解种族冲突有原则而无对策。总体来说,希拉里的主张没能摆脱“奥巴马第三任期”定位,也没能缓解中产阶层的焦虑感。但由于报道重点放在两名候选人特别是特朗普的消极选战上,对希拉里的政策弱点和缺乏变革愿景没有足够重视。
回过头看,显然,美国主流媒体没能根据对铁锈带的大量现场采访形成对整体形势的正确认识,对无处可去的中产焦虑对大选的影响没能充分评估,既严重低估了“沉默的特朗普选民”数量,也严重低估了白人蓝领“集体愤怒”在大选投票日爆发的威力。这种误判,不能把责任都推给民调。
美国大城市一向是民主党票仓,特朗普支持者更多分布在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纽约时报》执行主编迪安·巴奎特在反思时说,作为以大都市纽约为大本营的新闻媒体,必须更好地深入整个国家,与更多背景不同的民众交谈接触,“提醒我们自己:纽约不是真实世界”。NBC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在探究媒体为何对投票选民多元化结构估计过高的原因是也指出,主流媒体大都位于沿海大城市,视野受到局限。
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经常充斥偏袒偏见,民调机构也不时传出和利益集团联手,通过问卷设计、抽样数量等人为影响民调结果的丑闻。但如果想当然认为这次媒体和民调集体误判的原因仅仅是“民调弄虚作假、媒体偏袒偏见”,未免太简单了。毕竟,他们何必弄虚作假到大选日上午,然后坐等大选结果的羞辱呢?
11月10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右)在华盛顿白宫会见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新华社/路透
9日出炉的计票结果表明,特朗普在关键摇摆州的实际领先优势相当微弱。全国范围内,年收入低于5万美元的选民逾半数支持希拉里,她获得的普选票数比特朗普多出逾23万张。
希拉里·克林顿是美国选举史上赢得普选票但输掉选举的第五人。她对自己失败的总结是:“美国的分裂程度,超过我们的设想。”(记者徐剑梅,新华国际客户端报道)
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哈维。
如果要找一位智者来解答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和遭遇的困境,那么大卫·哈维一定是一个理想的人选。大卫·哈维的官方头衔是纽约城市大学的杰出人类学教授,他的著作腰封上写他是“当代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除了这些高不可攀的头衔之外,大卫·哈维是一位难能可贵的老革命。一位81岁的老人家,在大学开课,和学生解读马克思的《资本论》,写新书,今年还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试问除了老革命,谁能有这样旺盛的精力呢?
这次和哈维教授的电邮访谈主要围绕他刚在中信出版社出版的新书《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哈维在书中揭示了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17个矛盾。有评论说哈维在书中给出的多数解决方案并不具有可行性,但这无损于哈维为我们时代的矛盾做出的诊断的有效性。这是一本“读者友好型”的书,而这个访谈,也是如此。 我们可以听听哈维怎么吐槽住房的资本化、资本家为了“良心洗白”而热衷的慈善活动、空气的商品化。
大卫·哈维的新书《资本社会的17个矛盾》。
澎湃新闻:在“人性的反叛:普遍的异化”这一章里,你说到大部分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在工作中也找不到什么意义。然而,中国很多年轻人喜欢在社交网络上发布自己乐呵呵地加班的照片,来表明自己多么努力。你怎么看?
哈维: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难回答,因为我没有在中国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我的印象是,一些中国工人对因为自己的辛勤努力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经济大国这一事实而感到骄傲,而且他们认为相比于二十多年前,今天的生活和消费水平已经提升了许多。
澎湃新闻:在书中,您批评那些寡头阶级捐款给名校,但却对世上大部分赤贫人口视若无睹,也就是所谓的“慈善殖民主义”,为什么富豪们做慈善无法减少贫困?
哈维:慈善基本上只是治标不治本。一个原因是财富和收入大量集中于少数人,然后这少数人拨出一点来,杯水车薪做慈善,这些慈善行为并不对财富和收入的集中本身构成挑战。
澎湃新闻:您深受卡尔·波兰尼的影响,他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您在书中写到说“难以想象空气也变成私人财产”。然而我注意到有一些西方的公司已经开始谋划要把当地的新鲜空气卖给中国的中产阶层。您认为有一天空气是不是也会被广泛商品化,就像今天大部分人认为把饮用水作为商品是天经地义的一样?
哈维:资本没有界限,它可以把一切事物都商品化。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商品化的时代。过去被视为自然的“免费礼物”和人类天性的很多东西如今都被商品化了,榨取利润,因为资本越来越缺乏能力来生产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东西。
澎湃新闻:您书中提到了一个住房的资本化的问题,住房的资本化可以说是用来表述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间的矛盾的最佳例子。如您所言,这一矛盾内在于资本主义之中。但您怎么理解像新加坡这样一个高度资本主义的国家却建设了惠及全民的组屋制度?您认为这种做法可持续吗?可以被其它社会借鉴吗?
哈维:新加坡的解决办法是公私相济的性质,结果要比那些全由私人负担买房(尽管这些地方也会有公家提供补助等)的做法好。我反而会更关注乌拉圭这个资本主义国家推行的社会住房制度。
澎湃新闻:与一些教条化的左翼学者不同,您提醒我们日常生活领域的斗争也是宏大问题。您也提到说在社会运动中,中产阶层、无产者和流浪汉有可能结成同盟,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结成何种意义上的同盟?您能提供更具体的例子吗?
哈维: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为了进步性的变革而形成联合的潜能。困难在于怎样让特定群体的目光拓宽,不只是关心一己私利(比如住房或教育)或局限在一个特定的地方(比如巴西的阿雷格里港的公共预算),而是向资本主义整体发起挑战。这样的抗争才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如果我们回望过去的十五年,就可以看到大量的抗议事件和它们的传染效应(比如从阿拉伯之春到土耳其的加济公园抗议再到今年巴西世界杯期间的抗议),我们也可以看到大众动员(2003年2月15日的反战游行)的可能性,这些例子都给人深刻的印象。尽管没能持续。
澎湃新闻: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您提出了“革命人道主义”的说法,以区别于其它类型的人道主义,为什么是革命人道主义?
哈维:人道主义有不同的传统。作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石,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有它自己的人道主义(资产阶级道德、言论和行动自由、解放世界免于贫困、自由市场等),所以当一个人在说人道主义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他说的是哪种人道主义。革命人道主义的核心原则是,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改变历史,朝向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未来,即便在我们自己所选择的境况下我们不能这么做。
澎湃新闻:在讨论革命人道主义时,您回到了弗朗茨·法农的理论,尤其法农承认在斗争中暴力的必要性,您似乎也支持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可以采取暴力的手段。但这个暴力似乎有点模糊,因为您没有提供足够的现实斗争的例子,能具体谈谈这是何种意义上的暴力吗?
哈维:我从来不宣扬暴力。我承认,在有的情况下,左派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有组织的、身体上的抗争,来应对压迫者的暴力。历史上,资产阶级许下了天花乱坠的人道主义承诺,但对那些威胁到其统治的人施加了大量的暴力。这种暴力是通过各种各样的计谋实现的,比如逮捕、监禁、军事行动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比如在美国的支持下,推翻民选政府)战争在历史书上比比皆是。但法农的独特之处,同时我也认同的是,他深深地认识到所有形式的暴力对于人类的身心和福祉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入侵伊拉克的美军遭受的苦难就是一个例子。即便是甘地,他也承认在有的时刻,为了生存下去,任何形式的抵抗都是必要的。
澎湃新闻:在书的后记部分,针对当前的17个矛盾,您提出了17点政治实践构想,其中有一条是放慢日常生活的节奏。我们知道慢生活运动这样的概念在都市中产那里很时髦,但对于那些每天加班完回到家就生无可恋的小白领来说,慢生活是不是有点痴人说梦?以及放慢生活如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潜能而不只是一种布尔乔亚式的文化趣味?
哈维:没有什么政治构想是无法被资本和它的统治阶级收编的,最终就与初衷南辕北辙。放慢生活节奏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好的建议,对于资本来说,产生的影响是获利的时间要花费更久,利润也更少。所以我不奇怪,上层阶级可以放慢节奏,因为他们负担得起,在剩余的人加速的情况下。阶级社会就是这样的,但这也正是需要改变的。放慢生活节奏,但不改变阶级关系的话,长期来说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澎湃新闻:对于很多读者来说,他们都知道您强烈批判新自由主义。今天,新自由主义可能已经溢出学术界,变成谁都可以拿来使用的概念,而且许多人把一切都归结于新自由主义。您认为这个概念有被滥用的嫌疑吗?
哈维:我把新自由主义定义成一项政治规划,其始作俑者是大企业、资产阶级,他们力图将世界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便遭遇了2007-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这项规划也依然畅行无阻,危机深化了这项规划,而不是破坏了它。有的人说新自由主义版本的资本主义是罪魁祸首,我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才是问题。走出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并不足以构成政治计划,一个在伦理上非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不可行的。
澎湃新闻:您认为左翼就应该奉行有别于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吗?
哈维:如果因为很多产品是被受压榨的劳工生产出来的,我就拒绝吃拒绝喝拒绝穿,那我可能活不过一个礼拜。我用的这个电脑可能是富士康生产的,我们知道富士康压榨工人有多严重。但为了做我要做的事,我需要一个电脑,一部苹果手机和食物。我不认为左翼就不可以消费好东西。但话说回来,采取那种挥霍的生活方式也不妥当。我经常要坐飞机去世界各地做演讲,我81岁了,很抱歉地说,长途漫漫飞到中国,我就得坐商务舱,但难道我就不能在我的政治行为里反对资本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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