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毛阴影下讲党史谁教育谁 行政判论比拼历史检验 柳青案
刘继明：柳青是谁？谁的柳青？2021-06-05 09:29:25来源： 刘继明公众号 作者：刘继明http://static.szhgh.com/p/cabdffe5126fc22a343606dff3e212b5.jpg 一 柳青一直是我仰慕的作家，2016年夏天，我曾经去西安郊区拜谒过柳青墓，并参观了落成不久的柳青纪念馆。柳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他的长篇小说《创业史》被誉为反映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壮丽史诗”，被誉为“十七年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社会主义文学”和“人民文学”的经典作品。所谓“三红一创”中的“三红”指《红岩》《红日》《红旗谱》，“一创”指的就是《创业史》。但在实际评价上，《创业史》的地位则要比“三红”高得多，很长时间以来，不少当代文学学者以及高校中文系学生和研究生，都把柳青及《创业史》当做热门的研究课题和对象，出现了长盛不衰的“《创业史》热”和“柳青热”。在普遍看淡甚至否定“前三十年”文学的主流学界，柳青获得的这种殊荣无疑是少见的，相较于同样反映合作化运动的《艳阳天》及其作者浩然几乎被全盘否定的命运，更是堪称奇迹。在2016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最高领导人提到的一长串中外经典作家名单中，柳青以唯一的一个“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无疑加重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份量，特别是近年来柳青被当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广受推崇，使得他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界，而呈现出某种符号化乃至偶象化的趋势。 但就是这样一位偶像级作家，根据其生平事迹创作的电影《柳青》，首映第一天的票房才区区17万元，且至今没有突破百万。而同期引进的美国大片《速9》首映票房3.16元。即便同为以作家生平创作的《红尘滚滚》（张爱玲）和《黄金时代》（萧红），在当时也曾吸粉无数，创下过不俗的票房。这的确有点儿匪夷所思。以至有人发出一声叹息：“这真是一种令人无地自容的尴尬。” 在我看来，电影《柳青》在票房上遭受的惨败，一方面表征了主旋律作品在资本控制的电影院线市场面临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了柳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内部的裂缝。这种“裂缝”不只是存在于电影《柳青》，而是同柳青的女儿刘可风前几年出版的那部《柳青传》一起共同“打造”的。 二 由于没看过《柳青》这部电影，我对影片本身无权置喙。郭松民先生是一位资深影评家，我相信他的下述评论是准确和中肯的： 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 《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解读，只有一个理由“过好日子”，这是一种纯粹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式认知，但合作化运动的目标远不止此。 本质上，合作化运动是建设新社会的一种尝试，是要彻底终结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历史；合作化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对农民来说，合作社-人民公社不仅是一种经济共同体，也是文化和政治共同体，农民将第一次获得来自集体的保障，农民也第一次不再被动地接受和适应环境，而是依靠组织起来的力量大规模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甚至开始建立自己的“社队企业”…… 但所有这一切，在《柳青》中，都没有得到展示。不仅如此，在经历了合作化运动最初的“蜜月”之后，导演田波用一组极具象征性的镜头，暗示了他对合作化运动的评价——大雷雨之夜，运送粮食的大车，深深地陷在泥泞之中了，无论拉车的牲口怎样挣扎，推车的农民如何卖力，大车都纹丝不动。 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尤其是合作化运动的历史，由于长期被平面化、概念化地表述，因此，特别需要《柳青》这样的作品，但《柳青》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这真是一个令人痛心的悖论。 ——郭松民《电影<柳青>：何以沦陷》 柳青说过，“我是在写历史。我想要写出来的就是中国的农民在进入社会主义那一瞬间时的生活感受。”七十年代，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柳青仍然在病床上精心修改《创业史》的第二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柳青的信仰是坚定的，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中国农民循着合作化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目标。”因此，对于《创业史》的不少研究者和读者来说，电影《柳青》中的这种描写肯定会让他们觉得难以接受。但这并非编导心血来潮凭空杜撰，而是有充分的“史料”为依据的。 这个“依据”就是柳青女儿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 《柳青传》出版于2016年，出版社是在文学界素有“国社”之称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于对柳青的崇敬，该书甫一出版，我就在当当买了一本。读完之后，我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里呈现出来的柳青，跟文学史上那个业已经典化的“人民作家”，显得那么陌生、怪异和另类，简直不像是同一个人，甚或像是被塑造出来的柳青的“反对者”。 我被一种疑惑、失望和迷惘的复杂感受攫住了。但出于对刘可风作为“柳青女儿”的尊重，如同强迫自己吞下一枚苦果，我不得不接受了“这就是真实的柳青”的事实。 三 《柳青传》细致地记录了柳青从一个破落地主家庭子弟转变为进步青年并走上革命道路，直至成为“革命作家”的曲折经历，完整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日益高涨，柳青辞去《中国青年报》编委，到陕西农村安家落户，最终写出传世之作《创业史》的全部过程。柳青的经历跟他差不多同时代的那批“解放区作家”如丁玲、周立波、赵树理和魏巍等人一样，都经受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锤炼，其文学生涯同革命工作密不可分，也大多是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创作出了各自的重要作品，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赵树理的《三里湾》等等，柳青的《种谷记》和《铜墙铁壁》也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 《柳青传》中这样写道：“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时候，父亲虽然在陕北，但他没有聆听这次讲话，因为1941年他下乡到米脂县组织乡选，和农民一起搞‘减租保佃’活动去了。父亲说：‘后来我读了这个《讲话》，我是拥护《讲话》基本精神的，因为这之前，我已经下了决心，要搞写作，就先到基层群众中去。”（《柳青传》453页）五十年代初，丁玲写过一篇《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谈”，题目就叫《到群众中去》。到群众中去，生活和感情同工农兵打成一片，是毛泽东向革命文艺工作者发出的号召。柳青显然也是自觉践行“讲话精神”的作家之一。五十年代初期，柳青主动申请到农村“安家落户”，也是为了“写书”，是《讲话》精神的延续：“新时代向作家提出了比过去任何时代都高的要求，反映空前丰富的社会生活，日趋激烈的生活冲突和迅速变化的客观形势，要做到无愧于自己生活的时代向作家提出的这样难于满足的要求，实在是谈何容易。只要我们这样考虑问题，我们就比较理解毛主席指出的唯一出路——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丰富的生活源泉中去。长期地，不是暂时地，也不是时断时地；无条件地，是不甘成败，也不避艰险；全心全意地，不是半信半疑，更不是三心二意。这样的理解，不是咬文嚼字。”（《柳青传》453页）通过柳青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讲话》精神的践行，是真诚、自觉和积极热忱的，没有任何保留，更看不到丝毫勉强和“被迫”。 更重要的是，柳青通过《创业史》向读者传达了他对社会主义的满腔热情和信心。在《创业史》“第一部的结局”，他抄录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和国家工业化的重要决议和指示，议论道：“全面地论述粮食统购统销对国家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经济、政治、思想的影响，是历史家的工作。生活故事的作者，只想在故事第一部结束之前，向读者摘引一九五三年党中央十月决议的这些光辉论断，要知道，好多历史事件，都是逼出来的：比如，不搞五年计划，不一定会有粮食市场紧张；粮食商人不捣我们的乱，不一定在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不实行统购统销，互助合作不一定会一下子结束逆水行舟的阶段而快马加鞭。历史巨人的脚步并不乱。没有上帝！是辩证法同志决定：旧势力在灭亡以前嚣张和疯狂，让它刺激我们逼使我们很快地发动消灭旧势力的斗争，义无反顾！”（《创业史》49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版） 柳青的这些议论，跟《创业史》讲述的故事和人物是和谐统一的。让你觉得，他不仅通过手中之笔，而是用自己全部身心创造出了《创业史》。对于他经历的那个时代，他不是一个旁观者，记录者，而是以饱满的热情和忘我的姿态投身进去，不但直接参与解决皇甫村合作化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被反对合作化的“坏人”视为眼中钉，暗中“盯梢”，差点儿被害，而且在《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将全部稿费捐献给了当地农村。1964年，柳青在致责任编辑的信中说：“应该过简朴的生活，这种生活培养出来的感情和作家创作劳动的感情，以及作家要唤起读者的感情，才是一致的。奢侈生活，必然断送作家，破坏作家的感情和情绪，使作家成为言行不符的家伙……”（《柳青传》473页）。 由此可见，无论作为一个作家还是作为一个人，柳青都达到了罕见的高度。无独有偶，丁玲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后，也曾将全部奖金捐给了宋庆龄儿童基金会。他们这种“公而忘私”的行为不单是某种个人的道德风范，而是那个崇尚集体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的时代激励和催生出来的结果。 换一个角度说，如果柳青对他所出的那个时代不是出自内心的认同和拥护，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尚的行为，也不可能写出《创业史》这样的作品的。也就是说，《创业史》不是作家孤立“创造”出来的，而是作家和时代共同孕育的果实。这并不是抹杀作家的个人劳动，而是说明作家、作品与所处时代之间，存在着一种隐秘而深刻的“互文”关系。 四 《柳青传》封面上书名旁边有一行文字：“柳青和女儿的谈话”，这并非一种不经意的处理，而是表明这部分内容在全书中的重要性。实际上，《柳青传》真正引人注目和细人眼球的，不是记述柳青生平和《创业史》创作及出版经过的内容，而是占不到全书篇幅四分之一的“柳青和女儿的谈话”。正是在这部分内容里，作者才向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与文学史上《创业史》的作者迥然相异甚至相反的陌生、另类的柳青形象。 柳青女儿的谈话涉及到历史、政治、文学以及具体政策和对共运史上领袖人物的评价，内容十分丰富。在“未完成的《创业史》的构想”这一节里，柳青说：“邓子恢提出的‘稳步前进’的方针是正确的，是接受了苏联合作化的教训以后提出来的。”邓子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小脚女人”是毛泽东针对邓子恢“稳步调整”的“右倾”保守主义政策提出的批评。柳青还在谈到第四部的创作计划时说：“主要内容是批判合作化运动走上路错误的路，我写第四部要看当时的政治环境，如果还是现在这样，我就说得隐蔽些，如果比现在放开些，我就说的明显些。”这段话多少给人一种“投机”的印象，表明柳青对合作化运动的看法已经同他写《创业史》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农业合作化运动产生了某种怀疑。后来，柳青直截了当地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是做了一锅夹生饭。”在“对合作化的长期研究和思考”这一节里，柳青再一次明确指出：“合作化这条路没有取得最后成功，在我们工作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左’的错误，以后，不但没有纠正，而是越来越严重，如果方法对，不出这么严重的偏差，可以想象，我们国家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柳青传》495页） 这就不仅仅是对合作运运动中某些具体政策的质疑和批评，而是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在“关于社会主义民主”这一节里，柳青提出了若干“惊世骇俗”的观点：“如果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在延续五百年或一千年，中国在世界上的情况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它将是发达地区，到不了郑和下西洋，中国人就已经在许多岛上、陆地上繁殖生活起来了。”他还说：“一种鼓励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和以后总限制人们追求新思想的社会政策，将造成两种相反的历史面貌，不仅仅限于思想领域。于是，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甚至于同一种社会制度，由于不同的统治，有些是相反的时代……十九世纪的美国主要靠的是国家扩张和个人发财的世纪，在十九世纪，追求自由思想的大多往法国跑，所以，英国和俄国的古典大师们在法国交了朋友。”“在当代，人有时候会把自己看得了不起，是绝对权威，任何人不得怀疑，不能异议……只有民主才能结束这种现象，在民主的情况下，任何幼稚的人和凶恶的人，都不能凭借权利胡作非为……” 柳青的这些言论，如果略去出处，很多人大概以为出自某个自由派知识分子之口。 对于熟读过《创业史》的人来说，无论从感情还是理性上，显然都难以接受这样一个“柳青”， 人们甚至要问：如果柳青真的像“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中呈现的那样，岂不等于他否定了《创业史》吗？或者说《创业史》中描写的那一切还值得信赖吗？ 抑或说，到底是柳青否定了《创业史》，还是《创业史》否定了柳青呢？ 刘可风曾表达过这样的“困惑”：“父亲现在文字表现出来的，与他完整思想和生活经历的全貌那么扭曲，片面，社会历史原因造成他没能留下完整的艺术作品和系统的思想见解。”（《柳青传》476页），所谓“完整的思想”，便集中体现在“柳青和女儿的谈话”之中。刘可凤曾经对柳青因《创业史》被人视为“极左”而耿耿于怀。因此，她在《柳青传》这本书里所做的，就是把柳青和《创业史》分开，还原一个“真实的柳青”。作为柳青的女儿，这种努力也许无可非议，但实际造成的影响却是，她固然通过亲历的第一手材料，把柳青从《创业史》的巨大“阴影”下解放出来了，但同时也解构了柳青和《创业史》之间的互文关系，颠覆了被文学史固化的柳青形象，从而也颠覆了《创业史》连同其反映的那个时代。 柳青曾经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但现在，我们还能相信柳青说的是真话吗？ 柳青百年诞辰之际，某“右翼人士”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如何能相信柳青的《创业史》写出了“真实的历史”呢？ 柳青和《创业史》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像一个连体生命，把任何一方单独肢解出来，都将给另一方造成灭顶之灾。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创业史》，也就没有柳青。离开了《创业史》的“柳青”，还是柳青吗？ 五 让我们再次回到电影《柳青》。 郭松民说电影《柳青》把作家柳青塑造成了“中国的托尔斯泰”：“在‘柳青’的书桌上，一直摆着两张照片，一张就是托尔斯泰的半身像，另一张则是‘柳青’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苏联时，在托尔斯泰的幕前伫立默哀的照片。这两张照片的特写多次出现，每当‘柳青’遇到困难时，就会注视着这两张照片，以获得安慰和力量。” 而在我看来，刘可风的《柳青传》把柳青塑造成了另一个“顾准”。 像柳青一样，顾准也在民主革命时期义无返顾地追随共产党，经受过革命战争的洗礼，成为了党的高级干部。顾准是中共党内最早反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主张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理论家，并因此被划为“右派”，直至“含冤去世”。新时期顾准获得平反，他的一些思想被重新发现，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参照，顾准也因此被自由派视为先驱者，在知识界赢得了一大批忠实的拥囤。 电影《柳青》上映前，曾经请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站台”。张一直是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并同厉以为、吴敬琏等主流经济学家被视为顾准思想的传人。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郭松民所说，电影《柳青》的“主创人员对合作化运动的认知，并没有超越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复述了伤痕文学的结论，比如《柳青》对大跃进的表现，就几乎和张艺谋在1994年拍摄的《活着》如出一辙”了。 但问题不在于电影《柳青》在表现“农业合作化”时“也落入了平面化、概念化的窠臼”，而在于其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历史的合理性。相当长时期，乃至在最高领导人提出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之后的今天，这种认知仍然被视为“政治正确”，以至刘可风不惜将柳青与《创业史》剥离开来，以迎合这种“政治正确”——这才是应该引起我们思索的地方。 从这个意义上说，电影《柳青》提出的绝非只是一个理论命题，还是一个现实命题，也不只是一个文学问题，更不只是怎样评价柳青和《创业史》的问题，而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和“前三十年”，以及“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 曾经在“子夜呐喊”公众号看到一篇文章说：“电影《柳青》的叙事主旨最终承接的是《柳青传》，因而面临着这样的尴尬：站在1978的门槛一方面要为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人物立碑作传，另一方面要彻底否定人民公社及毛时代后十年，以至于今天民间舆论场的左与右都不买账。因为右要全盘否定的不仅仅是后十年，而是整个七十年；左虽对十七年有批评，但更多是批判地继承，他们才是写出《创业史》的柳青的忠实读者。遗憾的是，电影《柳青》首鼠两端的叙述方式，注定它在价值观和阶级立场上的撕裂，以至于在已经分裂的观众中很难找到一个真正的忠实观众。” 这的确有些尴尬。 尴尬的当然不只是《柳青》的主创人员，甚至也不只是《柳青传》的作者刘可风女士，而是我们这个时代。 记得好像是葛兰西说过，抓住历史就抓住了现在，抓住现在就抓住了未来。汤因比说过，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认为，站在不同阶级的立场，对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必然是不同的。对这一点，资产阶级理论家们历来不承认，他们总认为自己拥有对世界的唯一解释权和对历史的唯一审判权（包括文化领导权）。过去是如此，现在依然如此。这或许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千年王国”永续不变的秘密…… 2016年夏天，我在拜谒过柳青墓之后，来到附近的山坡上，远眺山脚下那座著名的村庄——皇甫村，眼前一片苍茫。梁生宝、梁山老汉、郭振山、改霞等《创业史》中的人物一一闪过脑际，我仿佛走进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蛤蟆滩，隐约看见一个穿着黑棉袄，扎着羊肚白头巾的农民模样的人，倒背着双手，从村道上缓步走来…… “这个人是谁？” “他是柳青！” “柳青是谁？” “……” “谁的柳青？” “……” 我回答不上来。 也许，我看见的不是柳青，而只是一个长得像柳青的人？ 2021年6月3日
作家
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42389/cut-20140601110711-830140046.jpg/0刘继明搜狗百科
刘继明，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随父做生意、学瓦匠，在乡镇和县文化馆工作。1987只身赴新疆漫游。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副刊编辑、《特区法制》杂志总编室主任，《长江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
中文名刘继明
毕业院校武汉大学
出生日期1963年11月17日
目
录
[*]1基本内容
[*]2主要著作
[*]3主要奖项
[*]4人物访谈
[*]5同行评价
1基本内容编辑
刘继明，1963年11月17日生于湖北石首，高中毕业后曾回乡务农、随父做生意、学瓦匠，在乡镇和县文化馆工作。1987只身赴新疆漫游。1988年考取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生，毕业后历任湖北省歌剧团（今湖北省歌剧舞剧院）编剧，《海南法制报》副刊编辑、《特区法制》杂志总编室主任，《长江文艺》编辑，湖北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等职。2007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作协副主席。2012年，在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湖北省作协副主席。1983年发表诗歌处女作《献给安柯的诗》，1985年发表小说处女作《双管猎枪》，1992、1993年在《收获》发表中篇小说《蓍草之卜》《浑然不觉》，1994、1995年在《上海文学》和《人民文学》发表《前往黄村》、《海底村庄》、《明天大雪》，《投案者》《我爱麦娘》等“文化关怀”小说，引起文坛注目，被誉为“晚生代”（亦称“新生代”）的代表人物。2002年，赴中国长江三峡总公司挂职深入生活，创作并出版长篇报告文学《梦之坝》和长篇小说《江河湖》，在文坛产生较大影响。2005年后，以《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公共知识分子：告别还是开始》《乔姆斯基和知识分子的道义承当》《革命、暴力和“仇恨政治学”》《小说与现实》等随笔、文论及《放声歌唱》《我们夫妇之间》《小学徒》等小说，成为“底层文学”的重要推动者和实践者之一。2012年至2013年，与诗人郎毛创办《天下》杂志。曾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徐迟报告文学奖、上海文学奖、屈原文艺奖、湖北文学奖等奖项十余次。作品曾被译成德文由欧洲大学出版社（Eeropean University Press）出版。
2主要著作编辑
1996年：《我爱麦娘》，小说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8年：《仿生人》，长篇小说，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年，《柯克或我经历的九桩案件》，长篇小说，群众出版社2000年：《中国迷宫》，小说集，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年：《太阳照在天鹅洲上》，中国文联出版社“中篇小说经典文库”2003年：《尴尬之年》，小说集，大众文艺出版社版2003年：《青少年文学读本》（三册），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一诺千金》，长篇小说，花山文艺出版社版2003年：《我的激情时代》，思想随笔集，上海三联书店2004年：《梦之坝》，长篇报告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送你一束红花草》，小说集，武汉出版社2009年：《走向南亚》，长篇报告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江河湖》，长篇小说，长江文艺出版社2013年：《刘继明诗选》，诗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湖北作家文库-刘继明卷》，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我爱麦娘》，小说集，中国华侨出版社
3主要奖项编辑
1992年：《城市的故事》获湖北省首届戏剧文学剧本奖1994年：《海底村庄》获上海文学奖1994年：《作鸟兽散》获长江文艺优秀中篇小说奖1995年：《柏慧与当下精神境况》（与昌切合作）获山花理论奖1996年：《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获全国优秀小小说提名奖2002年：《神皇洲》获长江文艺优秀诗歌奖2005年：《用作品构筑我们的道德》获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一等奖2005年：获湖北省文化精品生产突出贡献奖2006年：《放声歌唱》获长江文艺优秀中篇小说奖2006年：《梦之坝》获屈原文艺奖2006年：《梦之坝》获湖北文学奖2009年：《梦之坝》获徐迟报告文学奖2010年：《小学徒》获选小说选刊年度短篇小说排行榜2012年：《江河湖》获湖北文学奖2012年：《江河湖》获湖北出版政府奖2013年：《江河湖》获湖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4人物访谈编辑
把思想还给文学—刘继明访谈■ 写作是一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
李云雷：在当代作家中，很少有人能对当前的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我想这主要是源于他们认为“纯文学”应该与现实无涉，长此以往，也就丧失了这种能力，这使得他们的作品或者是“不及物”的个人梦呓，或者是“陈旧的”——关心的仍是二三十年前的问题，构思、倾向或“结论”也是人人都知道的，毫无新意。而在我看来，你是很少的能对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发言的作家，这可以说是对作家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一种继承，不知你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刘继明：你说的这种情况是从九十年代以后才开始的。在我印象中，八十年代的作家们对文学之外的事物都是很关心的，但到了九十年代，随着市场化的启动，人越来越物质化和原子化，文学也越来越内心化、个人化，作家的视野也就越来越狭窄，谈起形式技巧想象力之类津津乐道，对文学以外的东西却丧失了基本的兴趣和能力。所以从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些学者和作家对此提出了质疑，比如李陀呼吁反思“纯文学”，韩少功也说“恢复同情和理解就是文学的大政治”等等。我大概也属于对这种状况“不满”的写作者之一吧。
李云雷：你的一些思想随笔，如《走近陈映真》、《我们怎样叙述底层》、《回眸五七干校》、《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等，为我们理解历史与现实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请问这些思想随笔在你整体的创作中处于怎样的位置？
刘继明：前年我在上海做过一次题为《小说与现实》讲座，其中我谈道：有一段时间，由于个人生活中刚刚遭受了一场灾难，再加上后来一阵子身体又很糟糕，所以心里特别虚无，像独自一人在黑夜里走路那样，觉得什么都没有意义，那时我差点儿也成了一个基督徒，想给自己的内心寻找一个依托，一个活下去的理由。那时我看的书也都是关于哲学和宗教的。大概从那个时候起，我开始写作一些思想类的随笔，想自己为自己解开一些疙瘩。经常思考诸如“生活的意义”和“写作的意义”之类听上去很幼稚，但又是很根本的问题。我逐渐意识到人仅仅解决了内心的信仰还不够，还得搞清楚支撑我们活下去的这个世界是怎么回事才行，这就得保持一种对此岸世界的热情，所以慢慢地，我又开始把目光转回到现实世界中来了。所以，随笔对我写作的影响自不待言，它们是我文学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
李云雷：我觉得对思想文化与社会问题的关注，使你对现实的观察与思考有不同于他人的视角，在艺术上也有独特的发现与呈现，比如你的短篇小说《茶叶蛋》、《小学徒》，以及最近的《没有人看见草生长》。请问你如何处理思想与艺术的关系？
刘继明：思想对于文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界对这个问题是一直忽略和刻意回避的。最近几年似乎有人重新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但我不赞同有些人将思想与文学的关系做抽象化的理解。
首先，给文学赋予精神深度，绝非是一种简单的嫁接，而取决于作家对世界的整体认知能力。这固然需要写作者加强自身的知识素养，但更重要的是能否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其次，在文学范畴内讨论“思想”，必须将它跟特定的时代和现实境遇联系起来，否则就会陷入形而上学、凌空蹈虚的窠臼。再深刻的思想或者哪怕是真理，如果不与现实发生联系和碰撞，都可能是无效的。而这种情形在当前文坛并不少见，比如有人也呼吁“让思想进入文学的前沿”，可当他们面对真正具有思想锋芒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作品时却常常视而不见，甚至进行贬损和排斥。这是一种典型的叶公好龙。
记得台湾作家张大春说过，写作就是一种冒犯。在我看来，这种冒犯既有艺术上的，也应该包括思想上的，不少人只强调前者，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否认后者，未免隔靴搔痒，而且是对文学存在价值的一种遮蔽。
■ 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
李云雷：60年代出生的作家，大部分都受到“先锋文学”的强烈影响，但很少有人最终突破这一影响，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而你是一个例外，我认为你的创作有一个“从先锋到底层”的转变轨迹。
刘继明：九十年代以来，我的写作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变化是我自己都始料未及的。究其缘故，除了个人经历，无疑也跟中国社会的剧烈震荡和时代蜕变密切相关。曾经有评论家把我纳入一些文学思潮和流派来讨论，但我也许哪一派都不是，记得1995年，李洁非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我是以先锋派之名行古典主义之实；而在某些大力推崇“晚生代”写作的评论家看来，我对历史和传统的兴趣跟晚生代的“个人化”写作又显得格格不入。我自己觉得，无论对于时代，还是文学而言，我都是一个在边缘游走的人。我写作上的变化，其实从九十年代后期就开始了，如后来被评论家当做“底层文学”来讨论的《请不要逼我》、《被啤酒淹死的马多》以及《父亲在油菜地里》和《火光冲天》等中短篇小说，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发生这种变化，用一句过时的话说，是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教育了我。
李云雷：我觉得相对于另外一些作家，你对底层生活的表现有一种自觉意识，并且有理论上的思考，我们以前也谈到过“底层文学”有可能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不知你现在对此有什么新的思考？
刘继明：底层文学对于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影响和冲击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它是否能够开创出一种“新的美学原则”，我觉得下结论似乎还为时过早。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纯文学”与消费主义盘根错节的时代，要想改变非一时之功。更何况，底层文学本身也充满了各种内在的矛盾和歧义。我上次在清华大学的底层文学讨论会上发言时说过，“当底层文学在美学趣味上越来越符合纯文学口味的同时，其价值立场上的异质性和批判力量被大幅度地削弱，除少数作家的创作外，从整体上变成了一种消弭意识形态裂缝，由抗争走向和解，由批判走向迎合的‘亚纯文学’样本，从而与底层文学的‘精神父亲’越来越没有什么瓜葛了。”这也许可以看做是我对底层文学的一种忧虑。
无论对底层文学，还是整个中国文学，我都不是很乐观。但我还不至于像有人悲观地认为小说应该走进博物馆。因为我相信，文学的发展不是某些主宰话语权的人在一个封闭的系统设计定稿的，它必须接受时代和历史的检验筛选。时间终究会对那种畸形和浅薄的艺术给予有力的矫正。
李云雷：你早年的生活很艰辛，也很复杂，包括到新疆流浪、去海南和朋友创办刊物，以及心爱的人早逝的悲剧等，在你的散文随笔中可以看到你刻骨铭心的情感与回忆，我想这对你的创作也有着异乎寻常的影响，不知你是否愿意谈一谈？
刘继明：写作除了受制于时代，个人经历也在其中发挥着隐秘的作用。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经历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履历表上看得见的，还有一种是履历表上看不到的，即精神履历。二者并不一定是重叠的。我觉得，后一种比前一种更重要，它往往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内在品质。
多年前我曾经写过一篇随笔《论悲伤》，谈到“悲伤”对人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悲伤既能让你堕入濒临绝望和毁灭的深渊，也能使你在承受地狱般的折磨之后，获得人生境界上的涅槃，很大程度上改变你对生命的本质体认，从而使得你心平气和地接受命运的安排，用一种与以前‘判若两人’的态度去审视和俯瞰自身以及周围的人与大千世界。”
李云雷：你的长篇小说《江河湖》刚刚出版，你写了5年之久，不少评论家都给予它颇高的评价。这部小说在取材上与你的报告文学《梦之坝》有相似之处，那么你所要表达的与《梦之坝》有何不同？
刘继明：这个问题，我在《江河湖》“后记”里谈到过。2003年，我在三峡坝区挂职和写作《梦之坝》时，《江河湖》就开始在脑子里萌动了。甚至可以说，《梦之坝》不过是写《江河湖》之前的一种热身和准备。在《梦之坝》中，我关注的是围绕三峡大坝从论证到兴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曲折过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政治文化信息。而到写《江河湖》时，我把笔触集中到了人的身上，人与政治、人与历史以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命运。人物的活动空间也从三峡拓展和延伸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但对于《江河湖》是否真正实现了自己的写作目标，我还持怀疑态度，有待于更大范围以及时间的检验。实际上，在写作过程中，我始终都在同自己的怀疑作斗争。最终之所以坚持下来，与其说是基于写作上的耐心，倒不如说是某种信念支撑的结果。生活需要信念，写作也需要信念。这是我写《江河湖》得到的最大启示和收获。
■ 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
李云雷：你近年和海外的作家接触较多，包括接受访谈、参加活动，或者出国访问，这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刘继明：就我有限的对外交流经验来看，中国文学正在经历的一切，比如商业化、娱乐化等现象，跟国外的也差不多。全球化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和政治上，文学也一样。中国的主流文坛近年来不断开展各种“走向世界”的推介活动，固然出于组织者急于让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迫切心态，但也说明当今中国文学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和国际接轨了。但对于这种“接轨”，我还是有些疑虑。
举个例子吧，前不久在武汉和来访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交流时，觉得在许多问题上我很难苟同，比如他认为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不能算是小说，他认为像巴尔扎克、雨果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写作早已过时了，这种看法在中国其实很早就有，上世纪90年代流行的个人化、平面化写作以及这些年大行其道的网络写作，就是这种观点的佐证。而维勒贝克的长篇新作《一个岛的可能性》也为他的文学主张做了最好的诠释，我粗粗翻了一下，科幻、玄学、推理、性爱，各种时尚的元素里面应有尽有。这跟当前中国的流行文学如出一辙嘛。
这使我意识到，加强交流和吸收国外的新鲜经验都是必要的，但不能盲目趋同并以此为荣。我觉得，文学上的“全球化”可能会给中国文学带来某种潜在的危险——在催生一些拿欧元或美元版税的“国际作家”的同时，更多作家对中国本土问题和现实境遇产生进一步的漠视，从而使中国文学丧失掉自身的传统和经验，变成一种“后殖民文学”。对此，我们应该保持足够的警觉。
李云雷：你关于《都市小说》致湖北作协党组的“公开信”，在文学界与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引发了关于作协管理机制的讨论，我想你当初写此信需要不少勇气。
刘继明：我当初之所以想出来办一份刊物，主要是骨子里的知识分子情结在作祟。现代文学史上，像茅盾、巴金、胡风等人不仅是出色的作家和学者，还办过出版社、杂志和书店。上世纪50年代的赵树理，80年代的王蒙、刘心武，90年代后的汪晖、韩少功等等，也都办过杂志，可以说，作家学者办杂志，是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传统，也就是你前面谈到的“知识分子传统”。但这个传统现在差不多全被丢掉了。
现在的文学杂志主办者都是职业编辑出身，当然也有办得好的，但大多数人缺少人文理想以及独特或者明确的办刊理念，再加上现行的体制，刊物基本上靠拨款，物质和精神上的驱动力都不够，满足于各自的一亩三分地，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甚至把刊物当成了一个利益平台和垄断性资源，从而堵塞了从外部注入新鲜活力的通道。这也是我参加那份刊物招投标受挫的真正原因。当大多数人将办刊物当成牟利工具时，你即便有再真诚的文化理想也是白搭，人家不仅不会理解，甚至没准觉得你也是想“分一杯羹”呢。
5同行评价编辑
刘继明的“文化关怀”小说，将浪漫主义的精神与先锋小说的叙述优长结合在一起，创造出一种调侃中见悲凉，见悲壮的艺术风格。——周介人 在刘继明的故事中，生活表象已被非理性的盲动所统治。他传达了这种状态，但丝毫也不苟同，反之，他在批判——用理性批判。这种理性与人类多少年来已经形成的对于生命的幸福、完满、健康诸概念是相通的。——李洁非 从总的精神趋向看，刘继明接近张承志一路作家；他不希望救赎他的时代，他只指望奏安魂曲；他是一个颇具存在主义意味的孤独个体，声声呼唤个体自由和美，却无可奈何地将它们送到墓地安葬，静穆地向它们致哀。——昌切 刘继明笔下的人物，尤其是那些具有优越的潜在素质的人物，都处于精神上的流浪和痛苦之中，四处飘泊无处归依，无法找到精神之乡，更无法在现实的生活中寻找自己的意义和价值，他们只能在虚幻的世界中实现自己。——葛红兵 刘继明无疑是一个隐藏得很深的思想者，他的文章散发着燧石一般的神灵之光，使我们感到古老的思索会成为一种精神体系和脉传，浸润人的灵魂，让我们品味到热闹文学的深处（或者叫角落）所散发出来的一种古典气息。使我们听到思想的声音，像无数过去时代的哲人对今天光怪陆离的生活冷静的发言。——陈应松 近年来，刘继明沉入了二十世纪中国错综复杂的大历史之中，致力于重新发现某些被忽略的历史细节和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冒险史。《梦之坝》如此，《江河湖》更是如此。——雷达 刘继明从一开始就与“底层写作”潮流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他不像大多数写底层的作家那样，一味地表达对底层的同情和怜悯，更没有将自己的底层叙述作为底层怨恨的一个宣泄渠道。——贺绍俊刘继明是少有的具有思想能力和知识分子气质的当代作家之一。这既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色彩，同时也使他的笔触超越了虚构文本，直接对社会、文化问题发言。刘继明最近的创作为我们开拓了一条新的路径，这是一条正在延展着伸向前方的路，同时也是一条孤独的路，对这条路探索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未来中国文学的面貌。——李云雷
参考资料：
1.把思想还给文学（北青网）
2.江河湖（中国作家网）
郭松民：再评《柳青》——谁误解了柳青？
2021-06-03 16:47:15作者：郭松民来源：独立评论员郭松民
01 电影《柳青》的一个重大失误，是把柳青与“创业史”做了切割处理。 这里的“创业史”，既是指小说《创业史》，也是指《创业史》所反映的波澜壮阔的农村合作化运动。 影片采用淡化、虚化的手法来表现“创业史”，甚至对著名的、明显“无害”的“梁生宝买稻种”都吝于做正面表现，仅仅是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声称去买稻种，镜头一转，他已经买完稻种回来了。在小说中极富画面感的春雨潇潇之夜，梁生宝枕着“风声、雨声、渭河的流水声”，夜宿陇海线上小候车室的情节，居然没有一个镜头。这令许多既熟悉小说又看过电影的人为之遗憾。 由于没有深入挖掘“创业”的历史合理性与必然性，在影片中“创业”成了某种动机可疑、前景堪忧、效果也非常不理想的盲动，而主人公柳青也一直对这一运动缺乏真正的热情，他矜持地保持着距离，用怀疑、忧郁的眼光注视着身边发生的一切。http://static.szhgh.com/p/dfe4712b2608013f8d177f5287307e20.jpg 但真实的柳青，和“创业史”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没有“创业史”，就绝不会有今天意义上的柳青，没有《创业史》，柳青就完全是另外一个人！ 真实的柳青对“创业”是倾情投入的，“梁生宝买稻种”的故事就包含了柳青本人支持合作社的经历：1956年，柳青用自己的稿费和积蓄换来了日本良种稻——矮秆粳稻，在小范围种植试验成功，第二年秋天，王家斌(梁生宝的原型)所在的胜利合作社一千多亩水稻获得了平均亩产710斤的大丰收，创造了当时陕西地区粮食生产历史最高纪录。 电影《柳青》无疑受到了柳青女儿刘可风撰写的《柳青传》的影响。 关于写《柳青传》的缘由，柳青女儿刘可风说： “他（指柳青）生前出版的东西，和他的思想，差别实在太大了。但是，他来不及完成整个作品就去世。如果我不写，后人会一直误解他。” 不知道刘可风女士是不是真的明白她这番说辞意味着什么？试问，如果柳青不赞成《创业史》，那么柳青还是柳青吗？柳青还值得我们如此尊重和缅怀吗？读者通过《创业史》来理解柳青是对柳青的误解吗？ 刘可风女士是这样的态度，也就难怪一家颇有影响力的媒体，在报道柳青诞辰百年（2016年）时，会用这样一个肆无忌惮的羞辱性标题《〈创业史〉作者柳青百年：一生不敢说真话》。刘可风女士真的赞同这家媒体的评价吗？http://static.szhgh.com/p/839325b8a24e588b8ff7d75c4166b2b9.jpg 对女儿刘可风的态度，柳青本人似乎早有预感。他曾对刘可风说： “女儿呀！你长了我的头脑，血管里流了我的血，但没有我的精神！” 由于影片不是把柳青放在“创业史”中来表现柳青，所以电影中的柳青就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对合作化、集体化，赞同还是反对？这是个问题。 面对这个问题，他犹豫来犹豫去，直到影片结束，也没有解决。 02 如果影片把柳青放到“创业史”中围绕合作化运动而进行的一系列激烈斗争中进行表现，那么柳青的形象无疑会丰满得多，也会有魅力的多。 实际上，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中华大地兴起的合作化运动，既不是空想，也不是盲动，而是事关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亿万翻身农民的政治承诺。 《创业史》塑造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有20多位，但最重要的人物有两位，一是梁生宝，再一个就是蛤蟆滩主任郭振山，他们两人的矛盾冲突是“创业史”的主要线索。http://static.szhgh.com/p/e0079d1c2b354c6a6e067f4b0fa27a67.jpg 相对于初出茅庐的梁生宝，主任郭振山有着明显的优势。一是，在旧社会，他就走街串巷卖瓦罐，有着商人的精明和丰富的社会经验；二是，在土改的时候，郭振山冲锋在前，以雷厉风行、轰轰烈烈的工作作风，为自己赢得了“轰炸机”的美誉；三是，他是蛤蟆滩最早的党员，上上下下都有关系，并且口才非常好，富有鼓动性，最知道庄稼人喜欢听什么。 对郭振山来说，土地改革结束后的中国农村，简直是一块充满无限可能的处女地，他终于有机会实现在旧社会无法实现的梦想——成为一个新的地主！ 在原有地主、富农阶级被消灭，土地被重新分配之后，似乎没有什么力量阻止郭振山实现自己的梦想。他给自己制定了五年计划，要在五年内成为蛤蟆滩拥有土地最多的人！ 郭振山的跃跃欲试，实际上提出了重大的政治问题：土地改革，难道仅仅是为了在土地分配上重新洗牌，换一批新的人来做地主吗？ 如果是，如何面对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的庄重承诺？如果不是，那么出路在哪里？ 这实际上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一个普遍存在并且困扰许多党员的问题。http://static.szhgh.com/p/4018f7925642ccd570789bc100b456fc.jpg 革命老人魏巍的长篇小说《东方》中，也触及到了这个难题：1950年，在土改中精明过人，最善于查找地主埋藏的金银财宝的村长李能（外号“大能人”），也雄心勃勃地要发家致富了，这让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都一路紧跟共产党的“堡垒户”杨大妈产生了深深地困惑：难道我们牺牲了那么多人搞革命，就是为“大能人”革的吗？ 出路只有一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走互助合作的道路。 毛主席、党中央关于互助合作的一系列指示传达之后，杨大妈们立即就有了拨云见日，豁然开朗的感觉！ 在《创业史》中，互助合作的代表人物则是梁生宝。 梁生宝经历颇为传奇，他童年逃难行乞，落户在蛤蟆滩。八岁就很讲礼仪，见长者必问安，以致“庄稼人觉得他老气横秋，很不活泼。”十一岁给人看桃园，恭恭敬敬地对付偷桃者，“摘桃的行路人，脸红腾腾地走了。”为救人之急，他破例卖桃，又把钱精心保管、交还主家，“当下富农主家被这个穷娃的光辉品格，惊得脸色发了黄”，“心下相当害怕这个娃。” 梁生宝长大后，熬长工、当佃户，买下地主家的小牛犊，租下十八亩稻地，显示出庄稼人里少见的胆识和魄力。显然，如果愿意，他也有变成新地主的机会和能力。http://static.szhgh.com/p/4a695954fed7c6669b53be7ed4175328.jpg 但梁生宝走上另外一条路。 学好——是梁生宝品质中永恒不变的一点。他的偶像是杨书记，杨书记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母亲被敌人凌迟，血海深仇无过于此，杨书记无疑是超越了个人和家族利益的榜样人物，而刚刚入党的梁生宝也开始显示出这种品质，走互助合作的道路，建立一个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新社会，这才是他的梦想。 梁生宝的梦想和郭振山的梦想发生了迎面相撞，“创业史”演进的过程，也是梁生宝和郭振山所代表的两条道路激烈博弈的过程。 这是何等真实、生动、丰富的生活？ 梁生宝和郭振山面对的问题，揆诸今天“996”、“躺平”这样的现实，难道不是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样存在？如果能够在银幕上被恰当地表现，怎么可能不会在今天的观众中激起强烈反响？ 遗憾的是，在电影《柳青》中，郭振山的原型完全没有出现，梁生宝的原型则被塑造成一个憨厚的、笨嘴拙舌的“傻根”形象，影片由此失去了重量和厚度，失去了历史感，变得轻飘飘了。 03 坦率地说，主创人员（我对导演选择这个题材怀有最大的敬意）可能没有吃透梁生宝这样的人物，因此也就没有吃透柳青。 柳青将《创业史》第一部稿费16000多元（这在1960年绝对是一笔巨款）全数捐献给王曲公社建设机械厂，又从出版社预支第二部的稿费7000多元捐献给皇甫村建设通电线路。人们对此津津乐道，似乎他是一个慈善家。 但这可能是对柳青最大的误读。 他向一直同自己保持联系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副总编辑王维玲解释过自己的动机： “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柳青从未将“创业史”中的生活与自己的生活分成两个世界，在他看来，这完全是同一个世界。他说： “《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柳青说： “要想塑造英雄人物，就先塑造自己。怎样塑造自己呢？在生活中间塑造自己，在实际斗争中间塑造自己。”http://static.szhgh.com/p/b1add4926ad07247383c0ab8daf03555.jpg 这才是柳青。 按照这样理念与事实塑造的柳青，才是具有真正感人的力量，并能给今天的我们带来启迪，而无论把他塑造成托尔斯泰或哈姆雷特，都不会具备这样的效果。
无害化的“柳青”，观众不买账
2021-06-06 08:55:35来源： 旗帜时评 作者：滠水农夫
电影《柳青》上映，票房惨败，左右不讨好，本是意料中事。
伟大的作家总是以其作品塑造自己的人格化身，柳青自然也不例外，《创业史》是他的传世之作，也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柳青与其《创业史》凝为一体，不可分割。
柳青是属于那种少数的、完全投入了自己的生命进行书写的作家，他曾经谈到：“《创业史》也是我自身的经历，我把自己的体验的一部分和我经历过的一部分，都写进去了。生宝的性格，以及他对党、对周围事物、对待各种各样人的态度，就有我自身的写照。”
这些话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创业史》这部作品与柳青本人之间合二为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且柳青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要不他也不会沉下身子，十多年扎根农村，与农民一道投身于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被农民亲切地称为“咱们的柳书记”。
可见，要表现柳青这个人，就不可能回避《创业史》，那么《创业史》是写的什么呢？用柳青的话说，“我写《创业史》，是宣传人们和私有制、私有观念的彻底决裂，用共产主义思想，创社会主义大业，我是这样写的，也应该这样要求自己！”
关于《创业史》的创作目的，柳青也直言不讳：“《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读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回答要通过一个村庄的各阶级人物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行动、思想和心理变化过程表现出来。”
这就是说，《创业史》是一部作者从心底服膺和赞同农民走合作化、集体化道路的作品，小说的文学轨迹与作家的心灵轨迹是完全重合的。
于是难题就出来了，电影《柳青》要表现人物形象，就不能不涉及《创业史》，而要把《创业史》如实地与作家本人联系起来，又无可避免要犯违反“政治正确”的大忌，怎么办？
这时就唯有进行一番无害化处理。正如郭松民指出的，本来《创业史》中最精华部分《梁生宝买稻种》被一笔带过，与梁生宝形成鲜明对比的郭振山根本没有出现，对合作化运动的解读仅仅只是为了“过好日子”，等等。
经过这些无害化处理，虽然使得这部电影顺利通过审核，得以上映，付出的代价却是阉割了《创业史》的灵魂，也就阉割了柳青的灵魂，使得柳青的形象被完全扭曲，想必如果柳青地下有灵，这也是他不愿看到的吧。
电影主创者可能以为自己很聪明，努力缝合柳青这个人物与“政治正确”之间的巨大裂缝，可是《创业史》与“政治正确”本就是背道而驰的两辆车，注定走不到一块儿，因而他们表现出来的柳青只能成了另外一个“柳青”，结果就是票房反映出的好不尴尬局面。
这样的电影不是对柳青的颂扬，而是对他的亵渎，只怕是真正的柳青也不认识电影里的那个“柳青”。
应该说，电影里的“柳青”充其量表现了柳青的某些形似，比如他扎根农村，与农民打成一片，而电影的主创者可能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企图利用柳青来迎合某种“政治需要”。
正如刘继明老师指出的：“柳青以唯一的一个‘前三十年’作家的身份赫然在列，无疑加重了其作为经典作家的分量，特别是近年来柳青被当做‘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广受推崇，使得他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界，而呈现出某种符号化乃至偶像化的趋势。”
然而，他们没有料到的是，一个伟大的作家被抽掉了灵魂，当作无害的神像贡奉起来，看起来是把他抬高了，实际是贬低了，因而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极大伤害，而且也不会为社会大众真诚地接受，最后被观众抛弃、漠然视之就再正常不过了。
世事轮回，虽然因为时代变迁，柳青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扭曲得面目模糊，甚至面目全非，但“我们的柳书记”光辉形象仍然会留在农民的心间，永远铭记在中国文学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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