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传新冠 帝国主义产物 全球圈地非农化破坏生态自循环
福斯特 | 新冠疫情与灾难资本主义——商品链与生态—流行病—经济危机2020-12-21 18:35:25 来源: 文章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20年05期原载《每月评论》2020年第2期
导语 新冠疫情并不是自然现象，这次流行病危机之所以产生，根源在于资本全球套利的生产体系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资本全球循环逻辑看似属于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事，但其实也与各类疫情的爆发相互联系在一起。 本文认为：新冠肺炎危机不应被视作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亦并非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大体上可以预测的。本文结合流行病学的前沿分析框架，揭示疫情爆发背后的相互关系。 疫情敲响了资本主义警钟，也吹起了变革的号角！本文呼吁：“整个社会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再次重现，就像过去多次发生过的一样。 作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John Bellamy Foster) ：美国俄勒冈大学社会学系；因坦·苏旺迪( Intan Suwandi)：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大学 译者｜佟艳光：辽宁大学公共基础学院；曹立华：辽宁大学新华国际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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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末以来，资本主义全球化越来越多地采用跨国公司控制的相互关联的商品链，将各种生产区（主要是发展中国家）与世界消费、金融和资本积累链条的顶端地区和国家（主要为发达国家）联系起来。这些商品链构成了全球资本的主要物质循环，进而形成了以垄断金融资本的兴起为重要特征的晚期帝国主义(late imperialism)。在此体系中，全球生产控制权的高额利润不仅来自全球劳动力套利（即处于体系中心的跨国公司总部通过全球劳动力套利过度剥削、压榨处于体系外围的工业劳动力），而且来自全球土地套利（即农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征用廉价土地和劳动力生产主要销往发达国家的出口作物）。 在当今全球经济中，对企业管理者而言，这些复杂的资本循环同时包括供应链和价值链。供应链代表实物产品的流动，价值链则针对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每个生产节点的“增值”(added value)。这种对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双重强调，在某些方面类似于马克思在分析生产和交换中的商品链时发展起来的更加辩证的涉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方法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强调了“商品世界一般的形态变化系列”(the general chain of metamorphoses)中的每个环节都存在着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natural-material use values)（“自然形态”）和交换价值（“价值形态”）的双重现实。 在1980年代，世界体系理论家特伦斯·霍普金斯(Terence Hopkins)和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引入了商品链概念。然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的商品链分析却普遍忽视了使用价值的物质—生态方面，将商品链完全视作经济/价值现象。马克思从未忽视资本循环的自然—物质局限(natural-material limits)，他强调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capitalist valorization)对自然生产条件以及作为统一整体的人与自然的新陈代谢产生的“负面亦即破坏性”影响。相互依存的社会新陈代谢发生了不可弥补的断裂（新陈代谢断裂），构成了资本主义对地球的破坏性关系，即“地力枯竭”后再“用海鸟粪为英国田地施肥”。这种新陈代谢断裂在“周期复发的流行病”中也同样明显，是由资本主义制度自然演进产生的矛盾造成的。 一、资本循环与生态—流行病危机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的10年中，出现了一种针对疾病病因的更注重整体主义协作的新方法，即“同一健康，同一世界”(One Health-One World)，主要是针对最近由动物（野生或驯养）传染给人类的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和H1N1等人畜共患传染病。“同一健康”(One Health)模式在生态基础上整合流行病学分析，将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科学家、医生、兽医和公共卫生分析师聚拢在该方法论框架内。因此，“同一健康”的多部门合作方法已迅速转变为一种模式，将公共卫生、民营医疗、动物卫生、农业综合企业和大型制药集团等不同的利益领域结合起来，加强对偶发性流行病的应对能力。这也标志着以资本，特别是农业综合企业为主要要素的广泛的社团主义战略的兴起。于是，流行病危机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之间的联系，在所谓的整体模式中被系统性地淡化了。因此，针对疾病病因采取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方法，即“结构性同一健康”(Structural One Health)。 “结构性同一健康”批判性地以“同一健康”为基础，但更是植根于广泛的历史唯物主义传统。对“结构性同一健康”的支持者来说，关键是要确定当代全球经济中的流行病是如何与迅速改变环境条件的资本循环联系起来的。罗德里克·华莱士(Rodrick Wallace)、路易斯·费尔南多·查弗斯(Luis Fernando Chaves)、卢克·R．伯格曼(Luke R.Bergmann)、理查德·科克(Richard Kock)和罗伯特·G．华莱士(Robert G.Wallace)等组成的科学家团队共同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毁林疾病控制：资本主导的森林砍伐》(Clear-Cutting Disease Control：Capital-Led Deforestation)、《公共卫生紧缩》(Public Health Austerity)和《病媒传播感染》(Vector-Borne Infection)，以及最近在《每月评论》2020年5月号发表的《新冠肺炎和资本循环》一文。“结构性同一健康”被定义为一个崭新的领域，它考察资本全球循环和包括深耕历史在内的其他相关的基本背景因素对区域农业经济学和物种间相关疾病动态的影响。 “结构性同一健康”所代表的革命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背离了主流的“同一健康”方法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重点关注商品链对流行病的推动力量； (2) 对通常的“绝对地域”做法不予理会——“绝对地域”做法侧重于关注出现新病毒的特定场所，而未能认识到全球性的经济传播渠道； (3) 不是将大流行病看作偶发性问题或随机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将之视作资本的普遍结构性危机的反映，正如伊斯特万·梅塞罗斯(István Mészáros)在他的《超越资本》(Beyond Capital)一书中所解释的那样； (4) 采用哈佛生物学家理查德·莱文斯(Richard Levins)和理查德·莱翁丁(Richard Lewontin)在《辩证生物学家》(Dialectical biologist)中所采用的辩证生物学方法； (5) 坚持以促进可持续的“地球新陈代谢”为目的，对整个社会进行彻底重建。 罗伯特·华莱士在他的《大农场制造大流感》(Big Farms Make Big Flu)及其他著作中借鉴了马克思关于商品链和新陈代谢断裂的观点，其观点也基于劳德代尔悖论（即私人财富的增长以公共财富的破坏为代价）对经济紧缩和私有化的相关批评。秉持这一批判传统精神的思想家们依靠辩证的方法思考生态破坏和流行病病因问题。 当然，新的历史唯物主义流行病学并非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社会主义斗争的悠久传统和对流行病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例如：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讨论了传染病的阶级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讨论了流行病和公众健康状况；英国动物学家E．雷·兰克斯特(E.Ray Lankester)在《人类王国》(Kingdom of Man)中提出了关于疾病的人为因素及其资本主义农业、市场和金融基础的相关对策；理查德·莱文斯的《资本主义是一种疾病吗?》(Is Capitalism a Disease)。 与“结构性同一健康”相关联的新历史唯物主义流行病学清楚地认识到了全球农业综合企业所扮演的角色，重点考察了新的人畜共患传染病，并将之与病原学各方面的详细研究相结合。正如罗伯特·华莱士在《大农场制造大流感》中所说的，这些疾病是“在努力引导动物基因与生态走向跨国盈利能力过程中无意间造成的生物后果”，新的致命病原体亦由此产生。由基因相似的家畜的单一养殖（消除免疫隔离带）构成的近海农业（包括大规模猪饲养场和大型家禽养殖场）以及对森林的乱砍滥伐，导致野生鸟类及其他野生动物与工业动物生产混杂在一起（农贸市场也不例外），这为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埃博拉、H1N1、H5N1以及如今的新冠病毒肺炎等新的致命病原体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全球有50多万人死于H1N1流感，而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数很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罗伯特·华莱士写道，“农业综合企业”“正将公司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以利用廉价劳动力和土地”，并“将其整个生产线遍布世界各地”，人畜相互影响产生新的疾病。他告诉我们：“现在不论特定菌株在哪里首先进化，流感都会通过全球化的企业饲养生产和贸易网络而传播。”随着畜类从一个地区被迅速带往另一个地区，多种流感毒株不断被传播到易感动物种群聚集的地方。事实证明，大型商业家禽企业感染这些致命性人畜共患疾病的几率要高很多。价值链分析被用来沿着家禽生产商品链追踪H5N1等新型流感的病因。 农业综合企业互联的全球商品链为新型人畜共患疾病提供了基础，罗伯特·华莱士和他的同事在《新冠肺炎和资本循环》一文中写道： 一些病原体直接从生产中心产生……但许多病原体，比如新冠肺炎起源于资本生产的第一线。事实上，至少有60%的新型人类病原体的出现是病毒从野生动物蔓延到当地人类社区而导致的。 在他们总结这些疾病传播的条件时，其潜在的运作前提是，新冠肺炎和其他此类病原体的病因不仅可以在任何传染性病原体侵袭对象的临床诊疗过程中被发现，而且可以在遭受资本结构性因素出于自私目的扼制的生态系统中被发现。分类、来源宿主、传播方式、临床过程和流行病学结果不同的各种病原体具备上述所有特征，因此每一次疾病的爆发都会让我们狂奔向搜索引擎，沿着同样的土地利用和价值积累循环地图标记不同区域与路径。 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帝国主义生产结构调整（即我们所谓的全球化）主要是为了扩大世界资本和金融中心的利益而实行全球劳动力套利和对全球发展中国家工人进行过度剥削（包括对当地环境的有意污染）的结果。但与此同时，它也部分受到通过跨国农业综合企业进行的全球土地套利的推动。 根据埃里克·霍尔特-吉梅内斯(Eric Holt-Giménez)在《资本主义吃货指南》(A Foodie's Guide to Capitalism)中的说法，全球大部分不发达地区的“土地价格”相对于其土地租金（它能创造的价值）如此之低，因此低土地价格与高土地租金之间的差额（套利）将为投资者带来可观的利润。就此项交易来讲，事实上作物种植的任何好处都是次要的。土地套利机会来自将土地租金可观的新土地投放到全球土地市场，使租金在市场中可以真正实现资本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所谓的“牲畜革命”(Livestock Revolution)驱动的，“牲畜革命”使牲畜成为一种基于巨型饲养场和（为了实现高生产性能的）遗传上的单一培育的(genetic monocultures)全球化商品。 各种开发银行在美其名曰“土地调整”的背景下促进了土地套利的前提条件的形成，其中包括在跨国公司（主要是农业综合企业）的要求下，从土地上迁移走自耕农和小生产者，迅速砍伐森林和破坏生态系统。这也被称为21世纪的土地掠夺。 2008年和2011年基本食品价格高涨，2007—2009年金融危机后面临不确定性风险的私人财富基金寻求有形资产，这些都进一步加速了土地掠夺进程。结果造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在全球非农化进程中，人们被赶出土地，整个区域的农业生态遭到破坏，传统农业被单一栽培所取代，大量人口被推向城市贫民窟。 二、商品链中断与全球牛鞭效应 农业综合企业无意间带来的新型病原体本身并非自然—物质的使用价值，而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有毒残留物，可追溯到全球化粮食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农业综合企业商品链。在疫情封锁和社交疏离的影响下，全球关键部门的生产被关闭，从而动摇了国际供应链/价值链。这产生了巨大的“牛鞭效应”，它从全球商品链的供求两端同时扩散开来。 此外，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是在全球新自由主义垄断—金融资本体系背景下发生的，该资本体系在全世界实行了强制性紧缩，其中包括公共卫生领域。在全球商品链体系中，普遍采用的准时制生产连同基于时间的竞争使医院等机构组织的库存所剩无几，而居民紧急囤积某些商品的做法又使问题更加复杂化，最终导致全球经济的异常混乱。 今天的全球商品链（抑或我们所说的劳动价值链）主要是为了利用全球发展中国家中较贫穷国家较低的单位劳动力成本（综合考虑到工资成本和生产率）。2014年，印度和墨西哥的单位劳动力成本分别是美国市场水平的37%和43%。印尼的单位劳动力成本较高，为美国市场水平的62%。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工资极低，只是发达国家工资水平的一小部分。同时，在跨国公司体系下进行的放手式生产以及引入新出口平台的先进技术在许多领域产生的生产率与发达国家相当。其结果是产生了一个综合性的全球化剥削体系，其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工资差异大于生产率差异，这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单位劳动力成本非常低，在较贫穷国家商品的出口价格上产生了巨大的毛利率（或经济盈余）。 全球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巨大经济盈余作为增值计入发达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然而，它们应该被更准确地理解为从发展中国家获取的价值。这种与生产全球化相关的国际剥削新体系构成了21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深层结构。它是一个围绕全球劳动力套利形成的世界剥削/征用体系，导致穷国创造的巨额价值向富国的流失。 这一切都得益于交通和通信领域的革命。随着标准化集装箱激增，运输成本骤降，光纤电缆、移动电话、互联网、宽带、云计算和视频会议等通信技术改变了全球关联方式。航空旅行降低了快速旅行的价格，2010年至2019年间的全球航空客流量年均增长了6.5%。大约有1/3的美国出口产品是为其他地方的最终产品生产的中间产品，如棉花、钢铁、发动机和半导体。正是在这些迅速变化的条件下，产生了一个日益一体化、等级日益严格的国际资本积累体系，进而出现了目前的全球商品链体系。因此，全球所有地区都处于同一个剥削压迫体系之中，在美国对华贸易战和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全球经济的双重影响下，这种连通性正显示出破坏稳定的迹象。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防疫封锁和扩大社交距离的措施，导致了“第一次全球供应链危机”，造成经济价值损失、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企业倒闭、剥削加剧以及普遍的饥饿和匮乏。导致当前危机如此复杂与混乱的关键是，任何地方的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没有公司商品链的完整图谱。 通常，公司的财务中心和采购人员了解他们的一级供应商，但不认识他们的二级供应商（即供应商的供应商），更不认识三级甚至四级供应商。正如伊丽莎白·布罗(Elisabeth Braw)在《外交政策》上所写道的，慕尼黑联邦国防军大学供应管理教授迈克尔·埃西格(Michael Essig)计算出，像大众这样的跨国公司有5000家供应商（所谓的一级供应商），每个供应商平均有250家二级供应商。这意味着公司实际上拥有125万家供应商，对于绝大多数供应商它都毫不知情。”此外，这还根本未将三级供应商计算在内。 新冠病毒的影响迫使企业急需绘制其整个商品链谱系，但这是极其错综复杂的。福岛核灾难发生时，人们发现福岛地区生产世界60%的关键汽车零部件；世界锂电池化学产品的很大一部分也是在这里问世的；此外，它所生产的300毫米硅片占全球产量的22%。所有这些产品对工业生产都至关重要。当时，一些垄断金融公司试图绘制其供应链谱系。据《哈佛商业评论》报导，一家日本半导体制造商的高管谈到，在2011年地震和海啸（以及福岛核灾难）之后，一个百人团队耗费一年多时间才将公司的供应网络绘制到为分包商提供材料的供应商这一层次。 供应链中许多环节是看不见的，而且供应链在很多地方出现断裂，总体供需存在着不稳定因素，因而企业在物质产品生产、分配和消费中面临着中断风险和不确定性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规模及其对世界积累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全球经济付出的巨大代价仍在不断攀升。 2020年3月底，世界上约有30亿人处于封锁或扩大社交距离状态。大多数公司没有应急计划来处理供应链出现多重中断的状况。2020年的头几个月各供应商纷纷在数万份不可抗力声明中表示，由于特殊的外部事件，他们无法履行合同。这体现了问题涉及的范围。与此同时，许多货船的预定航次由于供应或需求不足而被取消。2020年4月初，美国全国零售业联合会表示，2020年3月20英尺当量（集装箱）的货运量处于5年来的低点，预计从那时开始，货运量将以更快的速度大幅下降。全球航空客运航班减少了约90%，以至于美国主要航空公司将飞机改为货运航班以利用其舱位和客舱。 世贸组织在2020年4月初发布的贸易预期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对经济的影响将导致2020年世界贸易缩水13%至32%。在不乐观的情形下，就危害程度而言，世界贸易的大崩溃一年将相当于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三年。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可怕影响在医疗设备方面表现尤为明显。美国医院的主要采购组织之一普瑞米尔医疗保健公司(Premier)指出，它通常每年为其成员中的卫生保健提供方和组织购买多达2400万只N95口罩，而2020年仅在1月和2月，其成员就已经使用了5600万只。3月下旬，该公司订购了1.1亿至1.5亿只N95口罩，而医院和疗养院等成员组织在接受调查时则表示，它们只有仅够维持一周多的口罩存量。医疗口罩需求猛增，而全球供应却出现冻结。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在全球长期供不应求，这一情况直到3月下旬中国恢复生产才有所改观。 目前许多其他商品也供不应求，但总体来看，在这场动荡与混乱中，市场需求急剧下降，仓库里充斥着时尚服装等商品。在准时制生产领域，库存一般减少到最低限度以降低成本。在没有发生经济放缓的情况下，到5月初，美国汽车业和许多零售业的供应链可能会出现长期供应不足问题。正如原美国特斯拉汽车公司供应链战略总监、现任路喜达汽车公司(Lucid Motors)采购总监的彼得·哈森坎普(Peter Hasenkamp)所言：“制造一辆汽车需要2500个零部件，但只要缺少一个零件就无法制造汽车了。”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在美国供应不足的部分原因是缺少拭子。到2020年4月中旬，全球81%的制造企业出现了供应短缺。到3月份，不可抗力声明比今年年初增加了44%，停产率增加了38%，这不仅造成了物质短缺，而且还带来了现金流危机，故而“金融风险激增”。 对今天的跨国公司而言，只要使用价值可以产生交换价值，他们就并不关心自己售出的使用价值，但供应链中断对经济的实际影响是对价值链的影响，即对交换价值流动的影响。虽然全球供应链中断带来的全部价值影响在一段时间内不会为人所知，但从公司蒙受的价值损失可以看出它所酿成的积累危机。 数十年来，包括波音、耐克、好时、太阳微系统和思科等公司在内的数百家公司遭遇了严重的商品链中断危机。根据大约800个案例进行的研究表明，这种供应链中断对公司的一般影响包括：“营业收入下降107%；销售回报率下降114%；资产回报率下降93%；销售额增幅下降7%；成本增长11%；库存增长14%”，这样的负面影响通常会持续两年。同一研究表明，从中断公告日期前一年开始到之后两年的三年期间，遭受供应链中断影响的公司相对于行业基准的股票回报率降低了33%到40%。此外，与中断前一年的股价波幅相比，中断后一年的股价波幅高出13.50%。此外，全球劳动力套利所涉及的整个供应链的中断有可能在世界经济中引发金融崩溃，世界经济仍以停滞、债务和金融化为其主要特征。 暴露出的漏洞有相当一部分是所谓的供应链融资问题，供应链融资允许企业在银行融资的帮助下推迟向供应商付款。拖欠供应商的这些债务由其他金融利益集团以短期票据的形式出售。瑞士信贷拥有家乐氏和通用磨坊等美国大公司所欠的票据。随着商品链的普遍中断，这种错综复杂的金融链本身也是投机的对象，处于内在危机模式之中，在业已脆弱的金融体系中制造了更多的薄弱环节。 三、帝国主义、阶级和病毒大流行 新冠病毒与近年来出现或再次出现的其他危险病原体一样，与一系列复杂因素密切相关：随着全球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遗传单一培育不断扩大化，增加了从野生动物到家畜群再到人类对人畜共患传染性疾病的易感性；破坏野生栖息地，扰乱野生物种正常的生命活动；人类的生活空间变得与野生动物更为接近。 毫无疑问，全球商品链及其产生的连通性已成为疾病迅速传播的媒介，使全球剥削型发展模式受到质疑。正如原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全球劳动力套利概念的主要发起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斯蒂芬·罗奇(Stephen Roach)在冠状病毒危机背景下所写道的那样，企业的财务总部想要的是“低成本商品，而不考虑这些成本效益会给公共卫生带来什么，或者我也可以说，不理会为环境保护和气候质量带来的负面影响”。这种不可持续的“成本效益”法则导致了当代全球生态危机、流行病危机及金融危机，进一步破坏了已经显示出金融泡沫“过度激增”特征的资本体系。 目前，富国处于新冠疫情大流行和金融危机的中心，但包括经济危机和流行病危机在内的综合危机将给穷国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2020年3月，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新冠疫情应对团队发布报告，指出在疫情未得到缓解、未采取社交疏远或封锁措施的全球背景下，全世界将有4000万人死亡，富国的死亡率高于贫穷国家，因为与穷国相比，富国65岁以上的人口比例较大。从表面上看，这一分析考虑到了富国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更多这一因素。但它忽略了营养不良、贫困和穷国对传染病具有更大的易感性等因素。帝国理工学院基于以上假设预计，在疫情未得到缓解的情况下，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死亡人数为1500万，南亚为760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为300万，撒哈拉以南非洲为250万，中东和北非为170万。而相比之下，欧洲和中亚的死亡人数约为720万，北美约为300万。 耶鲁大学的艾哈迈德·穆什菲克·莫巴拉克(Ahmed Mushfiq Mobarak)和扎卡里·巴奈特-豪厄尔(Zachary Barnett-Howell)在分析了帝国理工学院的预测方法的基础上，为《外交政策》杂志撰写了一篇题为《穷国需要三思而后行的社交疏离》的文章。莫巴拉克和巴奈特-豪厄尔在文章中观点鲜明，认为： 流行病学模型清楚地表明，富裕国家不干预的代价将是数十万到数百万人死亡，其结果远比可以想象到的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还要糟糕。换句话说，在高收入社会中实行社交疏离干预，采取积极措施控制疫情，即便为了拯救生命付出高昂的经济代价，也是极其合理的。 然而，他们表明，对贫穷国家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他们的老年人口总体相对较少，而根据帝国理工学院的估计，老年人占感染死亡率的一半左右。他们承认，这种预测模型“没有考虑到在低收入国家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环境污染和营养不良的发生率更高，而这些因素可能会增加新冠病毒爆发造成的死亡率”。 但是，该文章（以及耶鲁大学经济系从事的一项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上述模型的缺陷，该文作者坚持认为，鉴于这些国家的贫困、大量失业和就业不足问题，人们最好不要实行社交疏离或积极测试等措施控制疫情，而是要致力于经济生产，由于供应链主要以低收入国家为源头，这也许可以保持全球供应链的完整顺畅。毫无疑问，在该文作者看来，以全球发展中国家数千万人的死亡来换取资本帝国的持续增长是经过权衡利弊后的合理抉择。 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言，21世纪的资本主义表明，“人类永远存在的不公平的区别对待……导致人类的一部分注定最终灭绝”。他问道： 但是，当新冠病毒通过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最少、存在更加严重的营养不良问题和未解决的健康问题以及免疫系统受损问题的人群传播时，会发生什么呢？对非洲和南亚贫民窟中的贫困青年来说，年龄优势将是微乎其微、不值一提的。 贫民窟和贫困城市的大规模感染也可能触动新冠病毒感染模式的开关，并改变疾病的性质。在2003年SARS出现之前，高致病性冠状病毒的流行仅限于家畜，尤其是猪。研究人员很快认识到了两种不同的感染途径：粪口途径传播攻击胃和肠道组织；呼吸道传播攻击肺部。第一种情况下的死亡率通常非常高，而第二种情况下的病例通常症状较轻。目前一小部分感染病例，特别是游轮病例，表现为腹泻和呕吐，一份报告谈道：“新冠病毒通过污水、废物、受污染的水、空调系统和气溶胶传播的可能性不可低估。” 这一流行病现已波及非洲和南亚的贫民窟，那里的粪便污染无处不在，包括水中、自产蔬菜中以及被风吹起的灰尘中。这会增加肠道感染的几率吗？这是否会导致可能在所有年龄群体中爆发的更致命的感染，正如在动物中发生的那样吗？ 戴维斯的论证清楚地表明，“应在富国而非穷国施行社交疏离等积极抑制疫情的措施以应对这一流行病”这一立场是极其不道德的。这种帝国主义的流行病学战略更加邪恶，因为他们把帝国主义的产物——全球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贫困——作为基于马尔萨斯人口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做法的理由。此举一旦实行，为确保全球经济的增长，数百万人将因此而死亡，而这主要是为了造福处于资本体系顶端的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全球发展中国家整体上除了受到这一流行病的直接影响，注定还要付出最高昂的代价。全球供应链因全球发达国家的订单的取消（及全球社交疏离和封锁）以及随之而来的商品链重新调整而产生的崩溃将导致整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遭受重创。 在这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在唐纳德·特朗普政府发动的、针对中国的全球霸权经济战背景下发生的。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占世界经济累计增长的37%。由于关税战，许多美国公司已经把供应链从中国撤出。然而，由于目前全球约有1/3的中间产品在中国生产，其中多数属于高科技领域，这是全球劳动力套利的关键，因此这种结构调整的尝试将极具破坏力。 一些将生产线移出中国的跨国公司后来才明白，这一决定并没有使他们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例如，三星已经开始从中国空运电子元器件到其在越南的工厂——越南是渴望逃避贸易战关税的公司的目的地。但越南经济也很脆弱，因为其严重依赖中国供应材料或中间部件。邻近的东南亚国家的情况亦与之类似。 中国是印尼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尼的工业原料中有20%至50%来自中国。今年2月，印尼位于巴淡岛的工厂已经不得不应对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占该地区产量的70%）枯竭问题。那里的公司在考虑从其他国家获得材料，但“这并不容易”。对许多工厂来说，可行的选择是“完全停工”。 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中国亿万富翁曹德旺等企业家预测，疫情过后，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可能会动摇，但至少在短期内“很难在全球产业链中找到一个经济体来取代中国”。他援引了事实为证，比如东南亚国家“基础设施不足”带来的诸多困难，全球发达国家劳动力成本较高，以及富国若要在本国重建制造业所必然面对的障碍等。 尽管就疫情的实际持续时间而言还无法做出预测，但新冠肺炎危机不应被视作外部力量作用的结果，亦并非不可预测的“黑天鹅”事件，而是大体上可以预测的。今天，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扩张和财富积累主要依靠历史性的低利率、高债务、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资本流入以及金融投机，但如今，其面临着生产和投资的长期停滞，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正在达到历史上空前的程度。世界生态裂痕已经达到了全球范围，正在产生一个不再适合人类安全生活的全球环境。新的全球大流行疾病是在全球垄断金融资本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资本已使自己成为疾病的主要媒介。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新法西斯主义掌权，世界各国都在经历制度性的倒退，阶级压迫进一步升级。 该资本体系具有极大的剥削性和破坏性，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事实上，世界各地的蓝领工人一方面被宣布为是不可或缺的关键基础设施工人（美国国土安全部正式确定了这一概念）；另一方面，这些工人却主要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而特权阶层和可有可无的中间阶层自己则保持着社交距离。真正的封锁覆盖面将会更广，需要国家进行供给与规划，以确保全体人民得到保护，而不是专注于保全经济利益。正是由于社交疏离以及获得收入、住房、资源和医疗机会的阶级性质，美国新冠病毒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尤以有色人种为最，有色人种面临着最为严重的经济与环境不公。 四、社会生产与全球代谢 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的理论基础是不同等级的需求。这意味着人类是物质的人，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并在自然世界中创造自己的社会世界。作为物质的人，他们必须首先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衣食住行，以及健康生活的其他基本条件，然后才能追求充分实现人类潜力所必需的更高发展需求。然而，在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即真正的生产者，总是为满足其最基本的需要而奔波劳碌。时至今日，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尽管人类在几个世纪以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即使是在最富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仍有数百万人在粮食安全、住房、清洁水、医疗保健和交通等基本需求方面处于岌岌可危的境遇——在美国，三位亿万富翁所拥有的资产总额相当于半数底层人口的财富总和。 与此同时，正如作为人类安身立命之依托的世界所有生态系统和地球系统本身受到威胁一样，地方和区域环境亦处于危险之中。对全球“成本效益”（这是对廉价劳动力和土地的委婉说法）的强调导致跨国资本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全球商品链体系，其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过度（超大规模地）剥削劳动力，同时将整个世界变成一个房地产市场，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业综合企业的经营用地。于是，全球资本体系外围的经济盈余大量流失，全球范围的公用地遭到掠夺。劳德代尔伯爵(Earl of Lauderdale)在19世纪初提出的著名的劳德代尔悖论认为，破坏公共财富是增加私人财富的途径。今天，整个地球都成为了实践这一理论的场域。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晚期帝国主义的资本循环已经最大限度地利用了上述资源，导致全球范围的生态危机迅猛发展，威胁吞没了人类文明，刮起了一场彻底的灾难风暴。财富积累与资本积累越来越离不开各种废物的扩散。在这场灾难中，随着处于风口浪尖的美国日益变得不稳定，其气焰亦日益嚣张，出现新冷战和热核毁灭的可能性不断加大。因此，《原子科学家公报》将其著名的末日之钟的指针调至差100秒到午夜的位置，这是自1947年末日之钟设立以来最接近午夜的一次。 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以及日益严峻的更具致命性的流行病威胁，同样是晚期帝国主义发展的产物。全球的开采和征用链不仅破坏了生态，而且破坏了物种之间的关系，从而酝酿制造了有毒病原体。新冠病毒也并非新出现的唯一的全球卫生问题。农业综合企业以及现代医学对抗生素的过度使用导致超级细菌激增，造成了越来越多的人死亡。到本世纪中叶，超级细菌引起的死亡可能超过每年的癌症死亡人数，促使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进入“全球卫生紧急状态”。 由于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各方面条件的不平等，传染病对工人阶级、穷人以及外围人口的影响最大，因此可以如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以追求财富积累而造成此类疾病产生的制度应被指控为犯有社会谋杀罪。正如以“同一健康”与“结构性同一健康”为代表的流行病学中的革命性进步所暗示的那样，新流行病的病因可追溯到资本主义带来的生态破坏问题。 在这里，“整个社会革命改造”的必要性再次重现，就像过去多次发生过的一样。当代历史发展的逻辑表明，需要建立一个以公有公用地为基础的社会代谢再生产体系，即相关生产者通过合理遵循自然规律来调节其社会新陈代谢，以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一切人的自由发展，同时还要节约能源，保护环境。 21世纪人类未来的希望不在于经济与生态开发/征用的与日俱增，也不在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变本加厉。相反，马克思所主张的“普遍自由”和保持可持续的“地球的新陈代谢”在当今决定着人类的现在和未来，甚至是人类生存的最迫切需要。 注释： * 本文原载《每月评论》( Monthly Review) 2020 年第2 期( 总第72卷) ，译文有删节。本译文系辽宁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 年度立项课题( JB18DB244) 和2018 年度辽宁省普通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 18LNU025) 的阶段性成果。 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 “Late Imperialism”, Monthly Review, Vol.71,No.3,2019,pp.1-19。 劳动力套利是将已失去技术优势与技术壁垒的产业转移至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地区，通过降低人力成本来提高利润。——译者注 关于全球劳动力套利与商品链，参见Intan Suwandi,Value Chains,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19,pp.32-33,pp.53-54。 Evan Tarver, “Value Chain vs.Supply Chain”, Investopedia,March 24,20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36-140页。 《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77页。 Robert G.Wallace,Luke Bergmann,Richard Kock,Marius Gilbert,Lenny Hogerwerf,Rodrick Wallace and Mollie Holmberg，“The Dawn of Structural One Health：A New Science Tracking Disease Emergence Along Circuits of Capital”,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Vol.129,2015,pp.68-77；Robert G.Wallace，“We Need a Structural One Health”,Farming Pathogens,August 3,2012. 参见John Bellamy Foster,The Return of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20,pp.61-64,pp.172-204；Frederick Engels,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Chicago：Academy Chicago,1984；E.Ray Lankester,The Kingdom of Man,New York：Henry Holt,1911,pp.31-33,pp.91-159；Richard Levins，“Is Capitalism a Disease?”,Monthly Review,Vol.52,No.4,2000,pp.8-33；Howard Waitzkin,The Second Sickness,New York：Free Press,1983。 Rob Wallace,Alex Liebman,Luis Fernando Chaves and Rodrick Wallace, “COVID-19 and Circuits of Capital”,Monthly Review,Vol.72,No.1,2020,p.11． Philip McM ichae,l“Feeding the World”, in Leo Panitch and Colin Leys(eds.), Socialist Register 2007：Coming to Terms with Nature,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2007,p.180． Farshad Aragh, i“The Great Global Enclosure of Our Times”, in Fred Magdoff,John Bellamy Foster and Fredrick H.Buttel(eds.), Hungry for Profit,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2000, pp.145-60． “牛鞭效应”(bullwhip effect)是经济学中的一个术语，指供应链上的一种需求变异放大现象。它具体是指信息流在从最终客户端向原始供应商端传递时，无法有效地实现信息共享，使得信息扭曲而逐级放大，进而导致需求信息出现越来越大的波动。此种信息扭曲的放大作用在图形上很像一个甩起的牛鞭，因此被形象地称为牛鞭效应。——译者注 准时制(Just in Time,JIT)生产是指在所需要的时刻，按所需要的数量生产所需要的产品(或零部件)的生产模式，其目的是加速半成品的流转，将库存的积压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译者注 Intan Suwandi,Value Chains,pp.59-61; John Smith,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Stefano Feltr,i“Why Coronavirus Triggered the First Global Supply Chain Crisis”, Pro-Market,March 5,2020. Finbarr Bermingham,Sidney Leng and Echo Xie, “China Ramps Up COVID-19 Test Kit Exports Amid Global Shortage,as Domestic Demand Dries Up”,South China Morning Post,March 30,2020． “COVID-19：Where Is Your Supply Chain Disruption?”,Future of Sourcing, April 3,2020. Mike Davis，“Mike Davis on Pandemics,Super-Capitalism,and the Struggles of Tomorrow”,Mada Masr,March 30,2020. Lauren Chambers，“Data Show that COVID-19 is Hitting Essential Workers and People of Color Hardest”,Data for Justice Project,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April 7,202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91页。 “末日之钟”由美国《原子科学家公报》杂志设立和管理，它的午夜零点象征世界灾难或世界末日：时钟指针所指时间距离午夜零点越近，世界面临毁灭性灾难的风险就越大。——译者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85页。
世卫组织专家发现能证明新冠病毒发源地的证据 © REUTERS / THOMAS PETER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新型肺炎疫情
22:58 2021年02月07日(更新 23:12 2021年02月07日) 缩短网址 0 20
美国著名病毒学家、动物学家彼得•达萨克（Peter Daszak）对彭博社称，对中国武汉进行研究访问的世卫组织专家在对华南海产品市场的研究中发现了“重要证据”。
世卫组织小组专家在武汉
© REUTERS / THOMAS PETER
世卫组织专家：新冠病毒可于武汉市场传播 但没有证据表明起源于此
世卫组织的专家兵分三路，研究了动物在病毒爆发、流行病学和病毒传播中的作用，还研究了环境样本。最后，专家们会把各项研究结果进行汇总，并通报自己的结论。
达萨克称，“现在，我们发现了当时人们不知道的事情：在出现重症患者之前，就已经有了其他无症状患者，当时很难将他们与感冒或咳嗽的人区分开。”
这位科学家称，世卫组织尚未确定病毒爆发的时间和地点。达萨克认为，在本次调研结束后，专家组就能给出解释。
此前，达萨克指出，中国对他们的武汉之行持“意想不到的开放欢迎态度”，他高度评价中国科学家的工作，尤其是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WIV）副所长石正丽。 世卫组织：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1亿524万例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2021-02-07 21:54
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8b5091651fb65ae9d51a7e18f5280e7d.png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a7410a005afc8836a1b2e344cc8c6ca2.png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312877a9c421a31abf9e49cf7b97d85c.png根据世卫组织最新实时统计数据，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月7日10时13分（北京时间2月7日17时13分），全球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05249764例，累计死亡病例2298606例。（总台记者 朱赫）
美国一企业3批次输华禽肉外包装新冠阳性 被中国海关总署暂停进口申报4周 © Sputnik / Pavel Lisitsyn
经济
11:45 2021年02月08日缩短网址 000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北京2月8日电 据中国海关总署官网消息，美国一企业3批次输华禽肉外包装新冠核酸阳性，被中国海关总署暂停进口申报4周。
中国研发出两种消毒剂 可有效解决低温和冷冻物品外包装消毒难题
© REUTERS / CARLOS GARCIA RAWLINS
中国研发出两种消毒剂 可有效解决低温和冷冻物品外包装消毒难题
消息称，因从美国Simmons Prepared Foods,inc.生产企业（注册号为P1949）的3批次输华禽肉外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按照海关总署公告2020年第103号的规定，全国海关自即日起暂停接受该企业产品进口申报4周。 世卫专家称在华南市场 找到“重要线索”
时间:2021-02-08 07:16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武汉综合讯）在中国即将完成冠病病毒溯源工作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据报在寻找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与疫情暴发之间的关联时，找到“重要线索”。
彭博社昨天报道，计划本月10日离开中国的专家组成员之一、英国籍疾病生态学家达扎克（Peter Daszak）上周五通过线上平台说，专家组找到的主要信息将在他离开前公布。
他说，小组与中国的专家展开合作，并参观主要热点地区和研究中心，以找出“关于问题如何产生的一些真实线索”。
调查人员想知道，冠病是如何在武汉大规模扩散的。达扎克希望病毒溯源工作能让人们开始真正深入了解问题如何发生，并避免问题再次发生。
他说，“如此一来，我们在等待疫苗时，就不会持续出现全球经济崩溃和可怕死亡率。”
由于科学界和医学界尚无法解释病毒是如何从蝙蝠传到人类，因而出现病毒可能源自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传闻，但达扎克和许多科学家都驳斥了这种说法。
专家组在溯源工作中到访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并与中国病毒学家石正丽会谈。
石正丽在研究蝙蝠传播的冠状病毒方面有超过10年的经验。专家组询问石正丽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以及已知最早的冠状病毒病例等问题。
达扎克说，溯源工作是合作展开的，中国的专家协助世卫专家组挖掘更多线索。
达扎克披露，专家组分成三个小组，分别专注于病毒与动物有关联、疾病传播方式，以及在环境采样中找到的一些线索，而小组在此次溯源工作中所找到的线索在正式对外发布前，将属于机密资料。达扎克本身负责与动物有关的工作。
除了武汉病毒研究所，专家组也到访了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武汉市金银潭医院、白沙洲市场，以及与部分首批病例有关联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
达扎克认为，华南海鲜市场的考察工作对他特别有用。他说，虽然海鲜市场在出现案例后被迫关闭，工作人员随后也将海鲜市场清洗一番，但“人们急忙离开，留下设备，留下餐具，也留下事发证据，这就是我们留意的事项”。他也说，在海鲜市场内抽取环境样本的中国科学家，也找到有冠病病毒痕迹的地点。
英国籍疾病生态学家达扎克认为，华南海鲜市场的考察工作对他特别有用。在海鲜市场内抽取环境样本的中国科学家，也找到有冠病病毒痕迹的地点。 比尔·盖茨预言人类在疫情后面对的两大威胁 © AP Photo / Ted S. Warren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社会
15:38 2021年02月08日缩短网址 0 10
微软公司创始人、亿万富翁、慈善家在接受Youtube频道Veritasium采访时称，气候变化和生物恐怖主义是人类在疫情后将面对的两大威胁。
被问到世界对怎样的危险没有做好准备，盖茨称：“其中之一是气候变化。”
比尔·盖茨认为，第二大威胁是生物恐怖主义。他表示：“想搞破坏的人有可能造出病毒，也就是说，遭遇人造病毒的可能性比遭遇像现在这样的自然疫情的可能性更高。”
此前，微软创始人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访时称，世界还没为下次疫情做好准备，下次疫情可能比新冠疫情严重十倍。他说：“我希望再过两年情况会有所不同。疫苗、测试、药物、流行病学、监测，可以做的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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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茨预测下一次疫情比冠状病毒“糟糕数十倍” © AFP 2020 / JEFF PACHOUD
社会
02:20 2021年01月28日缩短网址 0 141
比尔·盖茨认为，对待新疫情的威胁必须要像对待世界大战的威胁那样。他写道，现在需要花费数十亿美元，以便未来节省上万亿美元和挽救数百万条生命。
微软创始人亿万富翁比尔·盖茨说，下一次疫情可能比现在的冠状病毒带来的疫情糟糕数十倍。他在接受德国《南德意志报》采访时讲述了这一点。
盖茨认为：“我们对下一次疫情还没有做好准备。我希望，两年后将是另外一种情况。这次的疫情很可怕，但是下一次疫情可能糟糕数十倍。”
他说，“富裕世界”的物流系统比想象的复杂。
盖茨的言论延续了他在自己博客里提出的论题。文章中他把冠状病毒的疫情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盖茨写道：“为了不重复去年的困难，应该像对待战争威胁那样认真对待疫情。为了制止下一场疫情，需要每年花费数百亿美元，这是很大的投入，但是要记住，据估计，世界应对冠状病毒要花费28万亿美元。世界应该花费数十亿美元以便拯救数万亿人（防止数百万的死亡）。我认为这个就像世界可以购买的最好的和最经济的保险单。”
他认为，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我们父母那代人是一个决定性的事件，我们现在经历的冠状病毒将决定我们这一代。”
文章中称：“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各国间扩大了维护和平和优先考虑共同利益的合作那样，我们认为，世界有一个重要的机会，就是努力把这次疫情得到的教训变成对于我们而言更加健康和平等的未来。
央视冷链调查：对21个国家百余企业暂停进口，溯源平台初建成
来源：央视新闻2021-02-08 07:33
央视新闻2月7日消息，快过年了，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备好各种年货。可是最近，全国多地在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或者内表面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那么，进口冷链食品还能买吗？对于进口冷链食品现在是如何检测的？如果不慎吃了这类食品，是否会被感染？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做了详细调查。1月15日上午，浙江丽水遂昌县一份冷冻带鱼被初筛出新冠病毒阳性，这是遂昌县进口冷链食品发现的第一例核酸阳性案例。而这样类似的情况，自去年6月以来，在全国其他地方多有发生。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a9e8d9cc4eb2a334d99e17737c33619.png2020年9月24日，青岛在进口冷冻鳕鱼的外包装阳性样本中检测分离到活病毒，这是首次在实验室外证实在冷链运输特殊条件下新冠病毒可以在物品外包装上存活较长时间，提示新冠病毒以冷链物品为载体具备远距离跨境输入的可能。2020年11月9日，上海浦东机场新冠肺炎确诊案例的感染来源被确认为飞机行李舱内一个装载货物的小型集装箱。这一发现让全球首次认识到，在冬季合适的温度和环境条件下，普通货品也具备传播新冠病毒的可能。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0eb57e8d383be5e8778989d5fdde02cb.png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 “在低温情况下，集装箱在运输过程中产生了类似于冷链的效果，引起了零星的，甚至局部的聚集性疫情。进入冬季，由于环境的温度和冷链系统环境是一样的，这也是我们对新冠传播的一种新的认识。”随着新冠肺炎疫情的不断变化，进入秋冬季后，全国多地发生局部疫情，各地疫情防控由原先的“人防”，转为“人物同防”，“进口货物”尤其是“进口冷链食品”成为了我国疫情防控中绕不开的关键词。与人“感染”新冠病毒不同，食品本身只会被新冠病毒“污染”，为防止污染的食品输入，最重要的解决办法是从境外源头防止污染的发生。 因此，面对海外疫情的严峻形势，如何在货物到港前通过精准研判，将高风险货物拦截在国门之外，做好源头管控尤为重要。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8650b34fe73ea4f93d55bd9af420235e.png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食品安全一处处长 刘建： “我们先后两次致函109个对中国出口冷链食品的国家和地区主管部门，督促他们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些指南来进行监管，保证这些企业生产的产品采取了措施，防止被新冠病毒污染。”一方面通过加强与出口国家磋商，形成源头管控共识。而针对国外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无法实施现场检查的新情况，海关总署还组织专家，通过视频检查系统对境外主管部门和企业进行远程抽查，确保出口方完全符合安全防控有关规定。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eac9b1a5a1d14352573a5fddff5f388.png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食品安全一处处长 刘建： “对于源头管控，我们肯定要关注这些企业是不是安全的，我们要组织专家组关注全球食品生产企业的疫情状况，一旦发现企业发生员工聚集性感染，就要进行认真分析，及时采取针对性安全防控措施。截至1月28日，我们已经对21个国家的126家企业，采取了暂停进口的措施。”除了加强出口国和出口企业的源头管控，每批进口冷链食品到港卸货后，海关部门对进口冷链食品实施风险监测，加大对高风险国家和地区相关产品的抽检比例和数量，在上海洋山港，港口的工作人员每天都会根据海关总署的风险布控指令，找到指定集装箱做开箱抽检。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31f3fd55300295d1410260e72d2ef4c.png截至1月28日，全国海关共抽样检测了139万份样本，59份样本新冠病毒核酸阳性。对13个国家46家境外食品生产企业和渔船采取了暂停进口申报等紧急预防性措施。 做完核酸抽检确定为阴性后，如果海关总署有进一步预防性消毒确认的布控指令，那么这些集装箱会被送往专门的区域做预防性消毒。疫情下，为了使口岸有序运转，不造成货物堆积，海关方面只能对部分高风险的进口冻品展开抽检和预防性消毒，但海关清关结束后，大部分还未检测和消毒的货品会直接被各省市相关企业提走。这些进口冷链食品在国内的分销中，又该如何保障安全呢？在浙江，去年12月25日快速筹建了28个集中监管仓并投入使用，这些没在口岸环节进行检测和消毒的进口冷链食品都会被运到这里，在集中监管仓内经过核酸采样检测，卸货经过全面消杀，这些货物有了“三证一码”才能进入市场流通。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9d8ebf54d955389acb5eb136de92025.png浙江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杭州三仓仓长 钱江： “这个时候消毒证明，核酸检测阴性，加上海关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证齐全了之后，我们的打码机就在浙江冷链系统里面把每件货物的二维码打出来，一个二维码对应一件货，然后再由仓内的工作人员把每一个二维码贴到对应的货物上，之后我们才给这批货物开具出仓证明。”尽管经过海关、市场监督等几道的检测和消杀程序，降低了风险，但是毕竟难以做到全面且无死角的消杀。最近一段时间，在全国很多地方，进口冷链食品多次被检测出新冠病毒核酸阳性。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0222494618405645111c418c18080981.png事实上，据专家介绍，虽然新冠病毒在冷冻环境下更容易存活，但市场上的进口冷链食品，存在活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并不大。 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一些病毒生命力顽强活了下来，通过购买和食用进口冷链食品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又有多大呢？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吴尊友： “只要我们保持手卫生，坚持生熟分开，造成感染的风险就会非常小。”尽管经过口岸环节、流通环节、市场环节等各环节的全面消杀和检测，进入市面流通的进口冷链食品，风险极低，但是一旦被检测出核酸阳性，市场监管部门还会立即展开溯源，最大程度降低进口冷链食品的风险。1月15日，浙江遂昌冷冻带鱼被检测出核酸阳性，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只用了5分钟，就查到了这批带鱼的来源和去向。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80d146f503c456250f489ee5c87b5b5d.png“浙冷链”是浙江省市场监管部门针对进口冷链食品专门建立的溯源管理平台，去年6月22日上线，凡是经营进口冷链食品的市场主体，无论大小，必须要在这个系统上注册；凡是进入浙江的进口冷链食品必须要贴上“浙冷链”的溯源码，进口冷链食品流通全链条实施严格的“进出扫码”制度，所有数据实时更新，通过对大数据进行云计算，就可以做到一键排查。经查明：这批冷冻带鱼由衢州市一家水产品商行在2020年12月19日和21日分两批从福州购入，原产国为印度，入境日期是2020年11月13日，入境地点是厦门海沧港区。这批带鱼进入浙江的首站就是衢州市，从2020年12月份开始，这批带鱼陆续被销往浙江省内7个县市区、34个经营单位。仅遂昌一个县就涉及9个经营主体。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93d7bde0cf115dab909345be46d1e98e.png通过排查，遂昌县找到了下游的流动商贩，并追查到终端购买的餐饮单位和个人，对相关人员进行了核酸采样，结果均为阴性。同时，经过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全链条排查，追踪到这批冷冻带鱼流向其他地区的同批次产品，经检测均为核酸阴性。2021年1月底，记者在北京一家大型连锁超市看到，进口冷链商品都有二维码，扫码可以清楚看到产品的原产国，上游企业和核酸检测报告等信息，一键溯源。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b916ca1c48daf811f0c8b05bdae16ec6.png自去年6月以来，各省针对进口冷链食品溯源工作，因地制宜做了很多信息化探索，但由于技术、进度不同，标准也不统一，此前，因为数据无法互联互通，所以跨省追溯非常困难。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海关总署制定了进一步做好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工作措施，建立和完善冷链食品追溯管理系统。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2d8f086f095d127fe2d42d3db90af670.png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总监 王铁汉： “在平台建设过程中，我们创新运用易购识别等信息化技术，识别翻译不同数据格式，打通各省的信息孤岛，在不改变各地的系统不统一制定标准、不统一编码赋码的情况下，实现了跨省数据的互通互认。经过大家共同努力，目前全国31个省份全部建成省级追溯平台，并全部实现以总局平台数据对接。”市场监管总局上下联动、集中攻关，用三个月的时间初步建成全国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管理平台，形成国家级平台、省级平台和企业平台的三级架构，基本构建了覆盖全国的信息化追溯体系。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c7252758f6135c49cb9d48a44222521f.png现在，不仅海关在查验时会做检测，把好进口的第一关，而且各地也都对进口冷链食品做到了闭环管控可追溯，使得我们可以及时精准地管控风险。而且专家还告诉我们，感染风险主要是在搬运、操作等环节，目前还没有发现因食用食品本身而引发感染。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谈“冷”色变。当然，为了健康，也要提醒，在烹饪冷链食品的操作过程中，还是要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原题为《焦点访谈丨守住冷链关 防疫不“掉链”》）
曾光：为什么我说“美国必须是新冠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
2021-02-09 08:01:07 来源：观察者网
最后更新: 2021-02-09 11:17:00
导读
1月28日，世卫组织专家组正式开始在中国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在当前的国际局势之下，新冠疫情的溯源工作意义究竟为何？如何看待对于疫情源自美国的这一猜想？新冠议题被特朗普政府高度政治化，美国自身疫情处理得千疮百孔，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宣布退出世卫组织的美国？
针对这些问题，观察者网特别采访了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
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对于新冠病毒的溯源工作，您怎么看？
曾光：关于新冠病毒溯源，我们首先要对概念进行明确，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病毒溯源，还是溯武汉范围内病毒的源，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件事。
每个地方发生疫情，当地都会为了搞清疫情发生的原因而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但是病毒溯源工作非常复杂，可以说，以前各种传染病的彻底溯源几乎没有成功的案例，或多或少都在“病毒源头是哪儿”这个问题上留下一些遗憾。
病原体如何产生、随时间会发生多少演变、演变又经历了多少年，诸多相关问题只有在病原体入侵到人类身体之后，我们才会想到要进行溯源调查。而溯源就会遇到那个很难解决的问题：谁是第一个感染者？
即便发现了某个“第一”，可能还存在比其更早的感染者。要找到绝对的“零号病人”几乎不可能。
病毒溯源工作的重要意义在于，调查分析病毒的特点和传播，从而找到对于疫情防控对策的启发。溯源应该是出于防控疫情的目的进行，而不应该以找到病毒的“零号病人”为目标、从而准备无限追溯下去。
观察者网：此前您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美国必须是溯源工作重点中的重点”，您觉得为什么美国在新冠病毒溯源过程中格外重要？
曾光：我说美国这个国家是溯源重点，是因为美国牵涉到的问题很多，而不仅限于新冠病毒的溯源。
美国的生物学实验室遍及全世界，为什么美国要设立这么多实验室？其目的是什么？很多事情上，美国都要求别人做到公开透明，结果到头来却发现，往往做得最不透明的就是美国自己。
不论美国这次在新冠病毒问题上到底有没有搞什么特殊名堂，都应该有勇气做到公开和透明。美国应该承担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责任，而不是身陷霸权思维，在病毒溯源上一边遮掩自己、一边甩锅别人。
况且现在也有了相关报道，从时间上看，美国也存在比武汉更早出现新冠肺炎病例的可能性。
历史上，美国长期拒绝加入联合国《禁止核生化武器公约》，也发动过细菌战、化学战：越南战争时期发动化学战；朝鲜战争时期发动细菌战，不仅是针对朝鲜人，也针对中国军人，甚至将细菌战扩散到了中国境内。
另外，美国还全盘接受了日本731部队进行生化武器人体实验的资料。虽然日本是犯下累累罪孽的刽子手，但却是美国在帮忙遮掩其罪行。
《洛杉矶时报》1988年12月18日报道“备忘录显示美国隐瞒了日本战争罪行”原文摘录：
发生在日本731部队战俘营的事情令人难以形容。3000多名中国和俄罗斯战俘死于被占领中国的集中营，他们是二战期间日本人进行细菌战实验的受害者。
但1945年盟军取得胜利后发生的事情同样令人不寒而栗，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的历史教授谢尔顿·哈里斯（Sheldon Harris）表示：美国秘密保护731部队的日本军医免受战争罪犯的起诉。作为回报，日本军官向美国军方提供了他们可怕的人体实验数据。
哈里斯透露，他通过联邦《信息自由法》获得的前绝密文件证明了这一交易。在对哈里斯的研究与询问的回应中，美国陆军在多年否认这一消息后，最终承认了该交易的基本事实。
“事实是，我们做出了不起诉的共同决定，”进行军方生物战争研究的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Fort Detrick）陆军发言人诺曼·M·弗特（Norman M.Covert）表示，“……关键是要将信息保留在友好的渠道之中，这就是我们这么做的原因，避免让苏联人掌握这些信息。”
所以观察美国过去在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就可以理解，网络上对于新冠病毒是否发源于美国生物武器实验室的质疑声音，并非空穴来风、毫无道理。
我觉得，美国应该和中国一样，坦诚地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让世界各国专家去到美国、去特定实验室进行实地调查，这样的美国才足够让人信服。
观察者网：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是否对展开新冠病毒溯源工作起到了很大的妨碍作用？
曾光：我认为在新冠疫情议题上，质疑美国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要只对美国持有怀疑、甚至攻击的姿态。实际上在世界公共卫生领域，美国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有过很多正面的影响。
是因为美国碰上了特朗普这种非常无知的总统，才会选择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实际上，曾经的美国疾控中心在世界各国发生疫情的时候，都是首先去进行调查研究、帮助控制病情的机构。
现在美国自己受困于自身严重的疫情，且不再是世界卫生组织成员，也就无法对国际防疫工作做出其本该做出的贡献。这对于整个世界而言，其实是莫大的损失。
作为在全人类公卫领域遥遥领先的“龙头老大”，美国应该激活其自身的防疫力量，我们也应该客观看待美国的优势之处，要理性地认识到，好的方面就是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就是不好的方面。这次新冠疫情，美国是在举国体制上没有做好，但平常在多数传染病、慢性病、职业病的防治上，美国都是领先的。
我现在希望美国、特别是美国的疾控中心能够在世界范围内的新冠防控上发挥应有作用。现在在美国本国，连公布疫情的都不是美国疾控中心，而是变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了。这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堪称是个莫大的笑话。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掌握着全美的疫情监测网络，怎么公布疫情的工作反倒落到一所大学的身上了。这充分体现了上届美国政府的愚蠢。
观察者网：您认为，经过此次疫情考验，中国在国际公共卫生领域的地位有何变化？
曾光：经历此次疫情，中国在国际公卫领域的地位肯定有所提高，但是中国一定要保持谦虚的态度。
我们要看到自己的短处，也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中国有做得好的地方，我们应该充分总结经验；中国有做得不足的地方，我们也应该心里有数、并努力改进。这是成为公共卫生大国所应该要有的心态。 最新！新冠病毒溯源权威发布
来源：新闻联播2021-02-09 21:55
9日，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情况。https://rs1.huanqiucdn.cn/dp/api/files/imageDir/d952cd3fe9c202f659278a62c1d30aae.png世卫组织派出国际专家组于1月14日抵达武汉，与中方专家组成联合专家组，并分为流行病学、分子溯源、动物与环境三个小组，共同开展全球溯源中国部分工作。
联合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量的疫情相关数据资料，现场考察了包括金银潭医院在内的9家单位，与医务人员、实验室人员、科研人员、市场管理人员及商户等进行广泛交流，联合研究成果已基本形成。现有证据不足以表明蝙蝠和穿山甲是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在蝙蝠和穿山甲中发现了与新冠病毒基因序列具有高度相似性冠状病毒，但相似度尚不足以使其成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 水貂和猫等动物对新冠病毒高度易感，提示蝙蝠、穿山甲或者鼬科、猫科动物，以及其他物种都可能是潜在的自然宿主。新冠病毒 如何引入华南海鲜市场无法判定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后的环境检测普遍发现新冠病毒污染，其中水产摊位尤为明显，华南市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感染者、被污染的冷链产品、动物产品等途径引入，但尚无法确定。对该市场的动物产品大规模检测未发现阳性， 对湖北省蝙蝠以及中国各地大量的家畜家禽、野生动物采样监测均未发现新冠病毒，未发现疫情发生前后有新冠病毒在家畜家禽、野生动物中循环的证据。2019年12月，武汉市人群中发生了新冠病毒一定规模传播，大部分病例集中在下半月。华南海鲜市场是新冠疫情的其中一个暴发点，也是疫情早期引起疾控部门关注的一个重点场所， 但早期病例搜索及分析显示，华南海鲜市场出现病例的同时，武汉市其他地方也有病例发生。新冠病毒“极不可能” 是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群联合专家组对新冠病毒从自然宿主直接传播和通过冷链食品、中间宿主、实验室等四种引入人群途径的可能性进行了科学评估（评估结论分为“极不可能”、“不可能”、“可能”、“比较可能”、“非常可能”5个层级），认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经中间宿主引入人群，也“可能”是直接传播或者通过冷链食品引入人群，“极不可能”是通过实验室引入人群。
疫情为何不可能源于实验室？溯源专家组详述
来源：北京头条客户端
2021-02-09 19:59
2月9日，中国-世界卫生组织新型冠状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召开新闻发布会。
为何武汉疫情不可能缘于实验室事故，外籍专家彼得在会上解释称，过去有些地方实验室泄露事故是时有发生的，但截至目前，在疫情发生前并没有对相关病毒的研究。此外，我们和相关实验室的管理人员进行了了解，参观了武汉病毒所，我们认为病毒不可能从所内P4实验室泄露。“我们希望用事实说话，而不是用个人的主观臆断。”彼得说。
就此联合专家考察组中方组长梁万年补充称，关于新冠病毒源于实验室无非两种说法，第一是人工合成，第二是事故泄露。科学界已经多次驳斥人工合成的可能。而关于事故泄露，一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武汉的实验室内此前根本就没有新型冠状病毒，谈何泄露？再加之严格的管理措施，因此得出极不可能的结论。
文/北青-北京头条记者 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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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专家组组长：世卫组织将追踪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产品来源
来源：CGTN记者团
2021-02-09 19:07
2月9日，世卫组织专家组在武汉召开发布会。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研究联合专家组外方组长彼得表示，世卫组织将追踪华南海鲜市场动物产品来源，尤其是2019年12月份售卖的动物产品，要调查这些动物产品现在还有没有留样，在这个基础上，再追查市场的一些商贩以及上游的供应商，看是否能在这样的调查当中发现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