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式现代化理论 渗透中式政学商旋转门污秽 冷战 胡焕庸线
意识形态化的美国社会科学和对外政策https://img9.doubanio.com/icon/u57055329-4.jpg[伪注销]评论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 2017-04-11 21:28:48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对美国冷战外交史学者来说，“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似乎只存在于与美国对抗的社会主义阵营。历史学家们不厌其烦地试图揭示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苏联及其盟友全方面的影响。然而，本书作者雷迅马（M.E.Latham）反其道行之，发现了美国也存在意识形态——现代化理论。这一看似客观中立的社会科学理论承载并翻新了美国陈旧的文化态度，不仅在抽象思想层面与马克思主义抗衡，影响美国对冷战的认知，也在塑造了美国具体的外交战略与政策。结果，现代化理论的幻象蒙蔽了美国政府及民众，使他们无法客观地面对现实，并最终导致美国对外政策最大的失败——越南战争。本书的研究是从三个互有重合的层面展开的：在社会科学层面，通过对现代化理论本身及其社会科学共同体在这一知识生产过程中如何影响政治的考察，作者严肃地质疑了现代化理论的学术价值，并揭示了社会科学在美国权力运作中的重要作用。在意识形态层面，通过对现代化理论所固有的美国有能力且有责任引导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全方位的现代化的观念如何重塑美国对自身国民特性的认知的考察，作者分析了现代化理论所继承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并指出社会科学对美国国家认知和身份认同的深刻作用。在对外政策应用层面，通过对三个具体案例——肯尼迪时期的争取进步联盟（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和平队（the Peace Corps）和越南战略村计划（the Strategic Hamlet Program in Vietnam）——的细致分析，作者考察了社会科学理论如何塑造对外政策。现代化理论的产生二战结束后，随着就有国际体系的解体，世界范围内涌现了一大批新兴国家。他们迫切寻求国际上物质和思想的援助以满足其日益增长的发展需求。同时，美苏两极格局逐渐形成，开始相互竞争，美国决策者认为新兴国家不稳定的政权和贫困不满的民众是苏联输出革命的肥沃土壤。为了抵制苏联对第三世界的蚕食，美国实行遏制战略，扶植了一批对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桥头堡。而经过马歇尔计划和对德日的成功改造，美国政策制定者逐渐形成了社会科学理论和美国本国历史经验（新政）可以被移植到海外的观念，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技术问题”的趋向。 所以，除了直接的军事援助，美国战略家逐渐倾向于通过全方位的对外援助来促进其盟友的发展与稳定，以此作为确保美国对第三世界影响力、控制边远地区的变化并将其引导致美国所希望的方向的重要手段。简而言之，在美国政治家看来，对苏联的冷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对抗，更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发展路线斗争。因此，美国高层寻求指导第三世界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理论。而具备深厚学术根源和强大文化号召力的现代化理论逐渐进入决策者们的视野并受到青睐。现代化理论诞生在社会科学理论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决定性过程中。美国社会科学倾向于构造并整合不同的社会科学门类，并能井然有序地处理复杂外部世界的经验事实的总体性社会理论，即“宏大理论”（grand theory）。 现代化理论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然而，现代化理论与其说是一种可以被精确界定、内容和边界清晰的理论或学派（school），不如说是一场以同一组问题为研究对象而形成的具有多种学术传统和路径的庞大而松散的运动（movement）。它囊括了社会学、发展经济学、比较政治学等多种学科，包括了罗斯托（W.W.Rostow）、白鲁恂（Lucian Pye）、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等众多特征鲜明、风格迥异的思想家。篇幅有限，本文无法一一介绍每人独特的理论视角与学术观点。但经作者分析，作为现代化理论家，他们共享了以下几个互有重叠、互相关联的核心观念：（1）“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互不相关，截然对立；（2）经济、政治和社会诸方面的变化是相互结合、相互依存的；（3）发展的趋势是沿着共同的、直线式的道路向建立现代国家的方向演进；（4)发展中社会的进步能够通过与发达社会的交往而显著地加速。总而言之，理论家们将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民主国家，特别是美同，作为历史发展序列中的最高阶段，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标示出现代性较弱的社会与这个最高点之间的距离。他们相信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展现了通往真正的现代性的道路，故而强调美国能够推动“停滞的”社会步入变迁。 现代化理论的繁盛固然与美国社会科学高深的学术造诣、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充足的学术人才等“内部”原因相关，也离不开外部因素：冷战的需要与美国高层全方位的扶持。在这其中，二战以来形成的以曼哈顿工程为代表的美国政府资助科学研究以满足其战略需要的政商学结盟体制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美国社会科学也不例外。为了获得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研究经费、学术地位和公众声誉，原本就有的社会科学应效法“严格、客观、中立、量化、实用”的自然科学范式的倾向更是风靡一时，成为主流。然而，尽管声称自己的分析独立、理性、客观，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美国社会科学界却是由政府支持，并自觉地为美国战略需要服务。甚至，在冷战时期，美国形成了所谓的政商学“旋转门”（Revolving door），社会科学学者能直接进入政府，参与决策。典型的例子就是肯尼迪政府。一大批“出类拔萃之辈”（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走出大学，在政府担任要职，将其理论思想推介到官僚机构中去，为美国战略决策提供知识上的根基。 能够提出变革所需的普遍条件，看上去新颖又有力的现代化理论就此成为美国决策者所青睐的局势分析和政策制定工具。不仅如此，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现代化理论的成功更是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它体现了美国知识分子、官员乃至公众共同继承和分享的一整套内涵丰富、渊源悠久的意识形态。现代化意识形态多萝西·罗斯（Dorothy Ross）曾在她对美国社会科学史的研究中指出，长期以来，美国社会科学学者存在着把其研究看做服务国家的一种心态。 由于美国当时已经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冷战时期的美国社会科学家因此不像其前辈那样聚焦于美国内部的社会改革，而是受到麦卡锡主义影响，认定美国最严重的威胁来自外部敌对势力及其意识形态——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就这样，想象出来的外部威胁抹杀了美国国内文化和它的外部角色之间的差异与界限。原本处理美国国内问题的社会科学家开始自满地将国内的“先进”经验应用于外部世界，在全球复兴和推广美国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代议制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促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显然，这一思想倾向背后是混合了传教士运动与帝国主义统治的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即认定美国是最优越的“山巅之城”，有能力也有责任通过投入自己的物质和精神力量，引导全世界到达美国所位于的“发展的终点”。可以看出，它继承了社会进化论和古典社会学的社会变迁图式，即西方与东方、发达与欠发达、现代与传统之间存在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彼此之间的差异是本质上所固有的，只有通过对传统彻底的摒弃和改造才能走向发达的现代。不仅理论家热衷于现代化意识形态，官员、媒体乃至民众也接受和分享了这一套预设。这是由于现代化理论继承和重塑了美国原有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意识形态，重申了美国民族的特性以及它变革周围欠发达世界的能力与责任。就如同早先特纳的边疆学派所分析的，美国人对自身国家特性的理解成形于“西进运动”和“边疆”的开发中，这一信念就是所谓的“天定命运”（Manifest Destiny），即美国蒙上帝恩典，是“世界的灯塔”，承担以殖民或商业形式扩张、为原始蒙昧地区带来文明与福音的使命。而这一过程也为美国自身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现代化理论，只不过是接续了这一自启蒙运动以来对西方优越性的坚定信念，并以新时期“科学主义”（scientism）的形式对其加以翻新，用“客观理性”的科学解释取代原先的宗教教条或种族主义信念。总而言之，尽管充满谬误和偏见，现代化理论却能作为制造言辞的工具，为特定行动制造理由。甚至，受吉尔兹（Geertz）“人是一种被挂在他自己编制出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的观点 启发，作者认为，意识形态可以作为分析模式和认知框架，从复杂凌乱的事件中梳理出可以被理解的关系，使人避免无所适从的状况，为未来的行动作出规划。更进一步，作者借鉴了福柯（Foucault）的方法，分析出现代化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建构事实的意义和性质，形成一个知识领域，塑造一种“话语”（discourse），从而将知识应用到政治领域，生成话语权力。 当现代化理论被抬到真理高度时，美国理论家就享有了对事物的解释权。美国霸权也找到了通向外部世界，制度化地施加其影响的良好渠道。这在肯尼迪时期的对外政策上表现得淋漓尽致。现代化理论的应用肯尼迪时期是现代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不仅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理论家，而且其中还有不少人随着肯尼迪步入白宫，亲自参与国家决策。雷迅马通过对肯尼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项政策——争取进步联盟、和平队和越南战略村计划，详尽地分析出美国政府和民间是如何将促进第三世界现代化与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乃至民族特性和历史地位联系在一起的。争取进步联盟是肯尼迪政府旨在扭转拉美迅速蔓延的经济贫困和政治高压状况而采取的紧急计划，包括在教育、卫生、住房、土地等方面的改革，促进工业化和收入再分配。这些目标都是在现代化理论的世界观下被确立的。也就是说，充斥着贫穷和压迫的拉美是苏联输出革命的温床。相对而言，美国只要通过“科学”的对外援助，不仅能为拉美带来繁荣与民主，也能排挤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更凸显了美国先进而无私的国家形象。这样，现代化理论的概念框架就使得“发展”问题与古巴革命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联系起来，更通过描述对外援助的赠送方与接纳方的国民特性来进行文化宣传与路线斗争。更为重要的是，作者分析了处于不断衰败中的争取进步联盟后期，指出现代化意识形态即使在政策明显失败时仍能遮蔽政府与民间对这一僵化理论缺陷的感知，限制异议和批评，削弱决策者认识和纠正明显的政策失误的能力。甚至，意识形态狂热分子丝毫不反思其根本假设中存在的偏见，而是不断寻找外部原因来为自己开脱。在肯尼迪政府的各项政策中，和平队是影响最广泛、最受关注、最激动人心的。政府、传媒和民众都将和平队描绘成独一无二的、超越政治和战略利益的创举。和平队志愿者抛弃自己原有的舒适生活，融入欠发达的地区，提供劳动、技术等方面的服务以帮助艰苦的当地人，并传播美国自由民主价值观以改造“麻木无知”的穷人。和肯尼迪的其他发展计划一样，社会科学家们设计并论证了和平队的目标和潜力，并教育志愿者如何测量、评论所在地区的发展水平及问题并采取何种手段促其发展。和平队又是民族主义和爱国教育的最佳范例。它潜移默化地整合公众，使其认同美国的民族特性、国家理性和文化共识。最后，和平队也为肯尼迪政府提供了在共产主义挑战下维护美国信誉和国际形象的完美手段。总而言之，和平队并不像政府所宣称的那般史无前例，而是与争取进步联盟等政策主张一脉相承，是现代化意识形态被制度化的结果。在现代化理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下，越战中美国不仅采取了常规的直接军事对抗手段，更是把促进越南在美国领导下的“现代化”作为一种有效的回应策略。战略村计划就是其中典型。美国建议并帮助吴庭艳政府将农民从分散的村落迁往新指定的集中定居点，即“战略村”。简而言之，战略村是一些防御据点，中间是居民住房，四周则围以铁丝网与壕沟，可以方便地推行南越政府的军事控制和“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有针对性地提供美国物资和技术上的发展援助，也能切断越共与百姓的联系，进而使前者无法获得必要的食物、情报及兵员补充。甚至，战略村也是向民众灌输民族主义情感，培养对吴庭艳政府的效忠以及 新的乡村自治自助的美式民主政治文化的绝佳方式。战略村计划的成因是美国决策者和理论家武断地认为越共代表的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渗透，只有吴庭艳政府才真正代表越南民族主义。并且，越共的成功也被解释为不仅由于直接的经济利益吸引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也是满足了“在高度不稳定的社会中寻求稳定”的心理。 因此，直接的军事对抗，经济发展援助不能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还要帮助南越政府实现政治发展以贯彻其权威。显而易见，战略村计划充分地展现了现代化理论的科学主义和高度控制社会的社会工程倾向，以及将冷战军事战略问题与经济、政治发展问题结合在一起的总体性思想。美国战略家毫不怀疑将现代化理论与美国自身的进步主义社会改革经验移植到第三世界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也从未考虑是否越南的传统社会与文化可以被如此轻易地改变。通过意识形态透镜，美国高层误读了越南民族主义，迷信美国改造其他社会的能力并因此滥用其权力与影响力。最终，这些因素导致了美国在越南的惨败。 从学术史角度看，雷迅马代表了冷战史研究的转向，突破了传统史家重视政治、外交和军事斗争，以还原决策过程为中心的学术路径，转为对意识形态、技术和第三世界进行深入的研究。 雷迅马认识到，冷战中的国家利益并非不证自明地简单等同于政治、军事或经济利益，而是要重视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国家政策目标形成中的重要作用，也就是看到冷战也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冷战美苏的高层外交决策也不仅是简单的政策互动，而包涵更深刻的社会科学和技术治理（technology governance）层面的因素。最后，冷战不只发生在美苏两极和敏感地区（两德、朝鲜半岛、古巴、越南半岛）之间，更是具有全球化倾向，向整个第三世界扩展，是名副其实的国际史而非美苏双边外交史。具体到本书，雷迅马从美国国族建构（nation-building）的角度，探讨作为冷战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理论；从国家安全和学术生产的关系入手，考察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现代化理论；从冷战全球化趋势的需要与现代化理论的“社会工程”取向的结合出发，研究作为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工具的现代化理论。简而言之，雷迅马在冷战史转型的三个方向中都进行了广泛而不失深刻的研究，堪称新冷战研究的绝佳范例。此外，雷迅马对现代化理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大视野、多角度、跨学科特性。他将冷战史与社会科学史、文化史结合起来，契合了外交史研究的文化转向与国际化趋势，拓展和深化了冷战史研究的广度及深度。他对人类学、文化研究乃至哲学等多种相关学科的视野及方法的精彩应用，仍是经历了文化转向的外交史乃至整个历史学都应学习和借鉴的。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者来说，雷迅马的研究成果迫使我们反思自身工作的客观性、合理性，以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正如他所分析的那样，看似科学、规范的现代化理论包括了许多的武断的意识形态预设，只顾埋头构建抽象的概念框架，演绎普世的宏大理论。即使现代化理论家收集了事实材料，他们也多是带着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而不按其所是地理解和认识事实。而作为历史学研究者，我认为历史学方法论的长处——以事实为导向，擅长经验分析，重视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独特的文化特性——可以弥补现代化理论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缺乏足够的历时性思维和历史意识，对问题的分析过分简化的缺陷。实际上，马克思·韦伯（Max Weber）以来，社会科学界也长期存在着重视经验研究和具体个案分析的历史主义传统，尤其体现在二战后美国形成的巴林顿·摩尔（Moore,Barrington Jr.）历史社会学学派。 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分析和总结现代化理论失败的原因时，也提出要重新加强社会科学的历史主义倾向。 对国内学者来讲，雷迅马的研究也是一个警示，提醒我们注意在借鉴和利用西方社会科学成果时，不能不加批判地一味引进，而一定要充分体察其内在的缺陷、理论上的漏洞、学术史上的复杂意义与政策应用上的危险性。进而，我们才能建立更复杂全面、具备历史主义气质的社会科学。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
[美] 雷迅马 著，牛可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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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极少有著作像《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那样充分显示了思相通观念在国际历史中的力量。在“新冷战史”系列丛书中，它是受欢迎的一部著作。
——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优美、准确、知识渊博。作为一部杰出的外交史研究著作，它显示了外交史研究具有批判精神时，当它在广泛的历史证据的基础上拓展研究范围时，这种研究工作能做得多好。
——安德斯·史蒂芬森
内容简介
在冷战时代，美国政府和学界的相互联系与支持空前加强，社会科学家以广度和深度参与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制定。当美国着手建立一整套针对“欠发达世界”的政策理念和行动方案，兴致勃勃地要对这些经济停滞、政治衰败、文化畸形的“落后民族”施行援助和“发展指导”时，社会科学家更是得到了施展其学术专长的空间。这些“出类拔萃之辈”相信自己把握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能够为新兴民族国家开列出达致“发展”和“现代化”的药方。这是一度统御美国社会科学主流、也在第三世界国家被广泛“消费”的“现代化”理论大行其道的历史背景和知识社会学背景。通过细致深入的历史分析和个案研究，历史学家雷迅马揭示了：一，信奉“自由发展主义”的美国主流社会科学家如何影响乃至塑造了美国对第三世界的“发展”政策；二，以追求知识的客观性自命和自信的美国社会科学，却在何等严重的程度上成为了美国国家意识形态自觉不自觉的支撑者和追随者，而这又在何等程度上损害了美国社会科学的科学品质和实践效用。
作者简介
雷迅马（Michael E. Latham），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博士，现任纽约福海姆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目录
译者序
中文版序
加迪斯序
作者致谢
第一章 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问题的由来
第二章 美国社会科学、现代化理论和冷战
冷战的背景
宏大理论
科学主义和国家
知识渊源和帝国意识形态
第三章 现代性、反共主义和争取进步联盟
第四章 以和平为目标的现代化：和平队、社区发展和美国的使命
第五章 战争中的现代化：越南的反叛乱和战略村计划
结论
参考文献
附录：注释中使用的缩略词 陈鸿斌：从“胡焕庸线”看中国基本国情
时间:2020-12-16 07:50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陈鸿斌
多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要求各级干部和广大人民深刻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以便正确制定和执行适合这一国情的发展战略。
按照过去习惯的说法，中国的基本国情就是人口多和底子薄。此外，中国明显的地区差别和城乡差别，同样也是不可忽视的基本国情；地区差别即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发展水平呈现出明显的差异。
1935年，中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基于深厚的研究基础，在地图上从黑龙江省黑河到云南省腾冲之间，基本按45度角划了一条直线，并经过累加计算得出了一组惊人的数据：在该线的东南其面积仅占全国的43%，但人口比重却高达94%之多；而在该线的西北，其面积占57%之多，但人口仅占6%，相应的产出也同样如此。
此后这条线就被人们称为“胡焕庸线”。如此悬殊的人口分布不平衡所显示的巨大东西差距，是历届中国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一刻也无法忽略的重要问题。
中国是全球人口头号大国，但由于国土面积也居世界第三，所以平均人口密度目前为每平方公里144人，在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63位。但由于中国的人口绝大多数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所以西部地区大多都是地广人稀。
以“世界屋脊”西藏为例，由于那里海拔太高，空气含氧量很低，除了当地的藏族居民以外，大多数人都无法适合在那里生活，所以那里的人口密度仅为每平方公里2.8人，还低于加拿大（第190名）和澳大利亚（第195名），仅略多于垫底的蒙古（每平方公里1.9人）。
而包括云南、四川、青海和甘肃省的各藏区在内的大藏区面积，则与西藏不相上下，人口密度也大不到哪里去，这是青藏高原的情况。
至于中国的西北地区，则是以沙漠和戈壁为主。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例，其面积达33.76万平方公里，虽然与全球最大的沙哈拉沙漠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是全球第二大沙漠，按面积计算其排名在第65名的越南之上。
中国全国的沙漠面积之和达70万平方公里，基本上都在西北地区和内蒙古。若再加上戈壁和半干旱的沙地，其总面积则达130.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13.6%。
上述地区基本上都不适合人类居住，所以那里地广人稀是自然条件所决定的，很难通过人为努力来改变，直到前些年，中国的荒漠化面积还在持续增加。近年来，由于中国西北各地大力加强植树造林，所以基本止住了“沙进人退”的局面，但彻底改变那里的面貌是无法期待的。
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启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多年来历届中国政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改变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其中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易地搬迁。因为许多地方的降雨量太少，而蒸发量远远超过降雨量。水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条件，没有水，生活和生产都根本无从谈起。
以前宁夏很多山区农民都靠水窖积水过日子，水窖里的水很浑浊，需要沉淀后才能引用。一旦天公不作美，长期无雨，当地的老百姓就只能望天兴叹了。所以宁夏的西（吉）海（原）固（原）地区，早就被联合国粮食计划署认定为“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
截至2020年10月，中国易地扶贫搬迁了960多万贫困人口，同步新建了约3.5万个安置社区，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巨大社会工程。这些易地搬迁的人口相当于一个中等规模人口的国家。
此外，从1992年以来中国政府还确立了对口支援制度，即由东部沿海各省市对口帮助西部地区相关省区发展，定期派遣大量干部去那里（一般是三年）挂职锻炼；中央政府各部门也定期派遣干部下放支援西部地区，因为那里最缺的就是人才。
例如上海就同时负责支援新疆阿克苏地区、西藏日喀则地区和云南红河州、文山州和思茅地区。通过这些机制，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有所改观。例如2018年人均GDP独占鳌头的北京，是排名垫底的甘肃的4.4倍，而上世纪90年代上海与贵州的这一差距曾高达10倍左右。
但由于西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低于东部，即便中国中央政府有意识地加强对西部的转移支付，许多资金随即又会以各种方式流入东部地区。人才也同样如此。由于西部地区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远不如东部，再加上西部地区的个人发展空间不如东部，收入水平也低于东部，所以西部地区好不容易培养的人才，转眼又被东部挖走，形成“孔雀东南飞”的局面。这一切都导致东西部差距很难出现明显的改善。
如上所述，中国广袤的西北地区的根本问题是缺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奇葩方案，例如在喜马拉雅山脉炸开一个宽达60公里的巨大缺口，以便让印度洋的暖湿气流进入那里，以此改变当地雨量稀少的状况。实际上这一方案根本不具有可行性，只是一种异想天开。
于是又有人提出了将青藏高原东南部的水资源，调往西北地区的“红旗河”方案。该方案以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等水量丰沛、利用率低、高程较高的大江大河为水源，以绕行青藏高原、高程逐渐降低的全程自流方式向西北地区供水，设计总调水量每年600亿立方米，惠及从河套平原到新疆乌鲁木齐这一广袤的地区，主体工程投资4万亿元。
但此方案的可行性也同样存疑，因为其中涉及大量工程技术问题以及生态问题，还有水源问题以及投入产出严重不成比例等众多问题，所以这一方案还须经过缜密的科学论证，这恐怕不是近期可能开工的超级工程。
2014年11月，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北京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览时，就提出了“胡焕庸线怎么破”的问题：“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2017年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在中共代表大会上首次将发展不平衡问题作为社会的主要矛盾。如何破解这一多年存续的矛盾，显然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奏效的。
虽然近年中国政府在下大力气来解决这一问题，但西部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绝非一时半载所能改变的。所以，只能在不违背科学规律和不损害当地脆弱的生态环境的前提下，有序地改善那里的自然环境，使其逐步变得稍稍宜居一点，由此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中，中国的这一基本国情估计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作者是中国上海退休学者 戴旭：实行种族灭绝最成功的国家
2020-01-26 13:37:31作者：戴旭来源：东博文化研究
知彼：解读美国，认识美帝 ——永远在扩张的世界无边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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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美国历史之二：实行种族灭绝最成功的国家
美国刚一独立，就开始扩张，使美国从偏居一隅的前殖民地，变成了一个拥抱两洋的大国。而这个扩张，主要是针对印第安人原住民的扩张。使用的方法就是种族灭绝。
纵观人类历史，推行种族灭绝政策的国家并不鲜见，但他们大都难以将这一政策成功推行到底，最后或自身灭亡、或半途而废，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唯独美国，不仅成功推行了种族灭绝政策，而且这一惊人暴行不仅没有引起当时世界的愤怒，现在也几乎遁出世人的记忆，避免了历史的审判，以至于今天中国人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提到种族灭绝政策就想到希特勒这个“小巫”，却不知道在他之前还有一个重量级的大巫。
说美国是在原住民尸骨上堆建新帝国，一点都不过分。尽人皆知，美国是由一批欧洲叛逆者在美洲大陆上建立的，说白了就是中国成语中的鸠占鹊巢。据美国一些诚实、严谨的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依据史料重新做出的推算，当哥伦布1492年“发现”美洲新大陆时，在现在北美的美国、加拿大境内居住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少则为3000万，多则达l亿。到20 世纪70年代，分散聚住在美国各“保留地”里的印地安人总人口已经锐减到不足80万人。
事实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和殖民主义色彩。客观地来说，美洲唯一、真正的最早发现者是印第安人的祖先——那些几万年以前从亚洲进入这块大陆的人们。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这次所谓“发现”，其实是对美洲物质财富的大抢劫，对美洲的真正主人——印第安人进行的种族大灭绝。
实际上，如果不是中国的四大发明经过伊斯兰世界传播到欧洲，欧洲至今可能仍然是野蛮之荒。而在与亚欧大陆基本隔绝的美洲，印第安人几乎独立地发展出独特而悠久的玛雅文化、阿兹特克文化、印加文化等灿烂文明。
古代美洲印第安人培育了玉米、马铃薯、番茄、烟草、向日葵、可可等40多种农作物（至今美国人的粮食中大部分还依赖这些作物），玛雅的数学和历法的精确程度远远高于同时代的欧洲，印加的外科医生能用金和银做的刀片施行开颅外科手术。但是印第安人没有强大的国防和工业，于是被拥有强大战争武器的“先进”欧洲人给野蛮地灭绝了。这种悲剧1840年曾在中国本土也上演过，只是程度没有那么惨烈，但原因都是一样的：落后就要挨打。
欧洲外来人灭绝本地原居民的方法有三种：一是通过征服战争，直接大屠杀；二是将其变成奴隶，间接清除；三是通过生物战的方式大规模灭绝。
其中，不择手段的灭绝战最令人发指。1763 年，英国驻北美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下命令，设法把天花病菌引入那些印第安部落中去，“尝试一切办法根除这个该死的种族”。正在同英军作战的两位印第安部落首领突然收到了英军表示“和解”、“友好”的“礼物”——毯子和手帕，善良的印第安人将礼物欣然收下，断然没想到这里面沾满了导致其种族灭绝的天花病毒！
其实，英军总司令杰弗里.阿姆赫斯特不过是在执行伟大的英国国王陛下的命令而已。国王曾传旨给阿姆赫斯特：“给那帮印第安人送去一些天花患者用过的毯子，让他们传染上瘟疫。你要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去根除那个令人讨厌的人种。如果你那个用猎犬追杀他们的方法能够奏效的话，我会备感欣慰。”所以马萨诸塞殖民当局才会在1732年付出100英镑,作为取得一个印第安人头皮的奖金，正好像把奖金付给打死一只狼的人一样。宾夕法尼亚则对每一块“12岁以上男性印第安人的头皮”支付130西班牙银元的奖励，对每一块女性印第安人头皮支付54西班牙银元！
类似的观点也普遍存在于普通殖民者中。除了极少数的贵格派教徒外，没有人“坚持说这块大陆上的土著居民也是人”，甚至有一种观点认为“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都有资格拿起枪来对付他们”。就这样，在英国国王及各殖民政府的鼓励下，在欧洲殖民者的普遍响应下，印第安人成了可以被随意屠杀的“野兽”！这就是一百年后带着鸦片和舰船利炮到中国来的那些英国人的爷爷们在美洲干的事。
这个毫无人性屠灭印第安人的“传统”直接遗传给了后来的美利坚合众国。当21世纪的世界看到具有欧洲血统的美国人在全世界各地杀人、虐俘，应该想到他们“祖传”的因素。
引发殖民地独立、美国诞生的原因之一，就是英国于1763年颁布公告，禁止北美殖民地人民向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移民，即将山脉以西土地划给印第安人。英国此举的目的，表面上看似乎是在弥补之前屠杀印第安人的罪孽向印第安人示好，其实这是在北美地方白人精英越来越不听话背景下一种稳固殖民统治的手段。而美国人独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西夺取更多土地，并将抵抗者杀光，“美国”人甚至在尚未独立时、在独立战争进程中就开始了对印第安人的侵略、攻击和屠杀。
因此，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印第安人出现分裂，一部分人支持英国，一部分支持北美的新生白人精英。和英国只是通过灭绝手段夺取印第安人地盘不一样，“美国人”的目的却是要将印第安人斩尽杀绝。
美国建立之后，大规模的杀戮不仅没有停止，反而以他们曾经打赢独立战争的正规部队和欧洲武器，对印第安人进行更大规模的残酷剿杀。这个杀戮持续了一百多年。美国学者大卫·斯坦纳德感叹道：“被公认为美国有史以来四位最伟大总统的头像被刻在了拉什莫尔山上。但他们却早于希特勒种族灭绝犹太人之前，就对印第安人采取了相似政策……”
解读美国历史之三
四任“最伟大总统”与印第安人的血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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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华盛顿的“血”绩：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结束。1779年，乔治·华盛顿指示苏利文将军攻打北美印第安人易洛魁人时说：“（假如）将丢弃物（指印第安人）放到所有定居点附近，…那么整个国家将不仅仅是泛滥成灾……在所有印第安人居留地被有效摧毁前不要听取任何和平的建议”，苏利文答应道：这些印第安人必须“像野兽一样遭到猎杀”！
苏利文将军不负华盛顿的嘱托，他的士兵将40个易洛魁人的城镇夷为平地，食物和住所完全被破坏，易洛魁人的近万人口被消灭一半。到1783年，华盛顿胜利在望，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更加疯狂，他称印第安人和狼没啥区别，“两者都是掠食的野兽，仅仅在形状上不同”，于是他的军队们从印第安人死尸上剥皮，“从臀部往下剥皮，这样可以制作出高的或可以并腿而长的长统靴来。”
华盛顿本身就是个奴隶主。当华盛顿1790年11月到费城总统府走马上任时，他从弗吉尼亚州弗农山庄园中随身带了9个奴隶赴任。而宾夕法尼亚州法律规定，任何奴隶在该州生活6个月以上，都将依法成为自由民。为了不让自己的奴隶获得自由，华盛顿钻起了“法律的空子”，他总是不断地更换费城总统府和弗农山庄园的奴隶，每个奴隶在费城总统府生活不到6个月，就会被他送回弗农山庄园，然后再换来9个新的奴隶，从而不让任何一个奴隶有依法获得自由的机会。为达到目的，他特地在费城总统府地下建造了秘密的奴隶通道，以向外界隐藏他的奴隶以及他不断更换奴隶的事实。当他在1799年去世时，其庄园中的奴隶还有317人。
2、杰弗逊笑里藏刀。美国开国元勋、第三任总统、著名思想家政治家、《独立宣言》的起早人托马斯·杰弗逊，也是个奴隶主，他在临死前坚决不释放自己家里的黑奴。他在自己的遗嘱里写明，只准许他家里的900个奴隶中的5个人成为自由人。他认为黑人生来就比白人低劣，还明明白白地写过这样的话，说黑人“无论在头脑的天赋或体格方面都不如白人”。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安东尼•华莱士的《杰斐逊和印第安人：美国原著民的悲惨命运》书中序言写道：“我试图公正地评价杰斐逊对印第安人的行为，但是从19世纪晚期他的一些措施来看，是虚伪的，武断的，奸诈的，甚至是残酷的。”
杰弗逊总统之所以被称作虚伪而残酷的奸诈之徒，就在于他有时公开地道貌岸然地称印第安人为兄弟，另一方面却为了获得其土地下令用武力将其消灭：“如果任何时候有哪个部落莽撞到竟敢拿起战斧，那么，夺取那个部落的全部领土并把他们赶过密西西比河，这是和平的唯一条件，这就会给其他部落一个榜样。”
1807年杰弗逊对其军队说，“只要我们对(印地安人)部落举起斧头，那在其被灭绝或被驱赶到密西西比以外的地方之前就决不放下斧头来”，“一旦打起来，他们(印地安人)会打死我们一些人，而我们要把他们全部消灭掉”！
3、林肯的另一面。1851年，美国政府以欺骗的方式，与明尼苏达地区苏部落的达科他酋长签订了几项不平等条约，美国政府以140万美元购买了明尼苏达地区的2400万英亩的土地。
1862年前后达科他族人粮食歉收，而联邦政府答应给的土地年金又迟迟不到，许多人呼吁当时的林肯政府按时支付年金以拯救饥饿中的印第安人，但忙于南北战争的林肯对此置若罔闻。于是印第安人与当地白人产生了冲突。在林肯看来，这是印第安人没有遵守“契约”。他不仅拒绝支付所欠的年金，反而对印第安人发起了一场战争。
林肯指派约翰.蒲伯去镇压“闹事”的印第安人。这位将军作战前宣布“此战的目标是彻底灭绝印第安苏部落，他们将被象野兽一样对待，无论如何人类不能与之鉴定条约或者妥协。”于是，在战争中，几千人的印第安人战士被杀死。约翰.蒲伯将军将他所抓获的所有印第安人关押起来，包括男人、妇女、儿童，然后对他们进行所谓军事审判，每个印第安人的审判过程只用10分钟，所有的成年男性都被判死刑。
明尼苏达州地方政府要求林肯下令，立即执行303男性印第安人的死刑，林肯担忧大规模的绞杀会影响与南方的战争及跟所谓“文明”的欧洲人的关系，他要求将执行死人的人数降低到39人（后有一人被免死）。林肯保证杀光或驱逐该州所有的印第安人，并给该州200万美金以做补偿，而他欠达科他人的钱是140万美金！
1862年12月26日，38名印第安人被林肯政府执行死刑。这些被绞死者大都是印第安人的神职人员或政治领袖。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也是疑问最大的死刑执行。国家层面上集体屠杀战俘，并且还以“审判”的方式，近代世界上先例尚不多见。
4、老罗斯福与“西进运动”。在美洲，对印第安人的最大规模的屠杀主要是两个阶段：第一是西班牙殖民者在殖民美洲初期所进行的屠杀；第二就是美国独立后伴随着19世纪加利福尼亚淘金热而进行的西进运动。而后一场运动对印第安人的“血”绩，是总统山上的第四个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创下的。
他认为：美国人对印第安人采取种族灭绝并且没收其全部土地，“是不可避免而且最终有利的”。“这样的征服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当一个强大的民族，即便是在发展的初期，发现它自己面临着一个虚弱的异类种族的时候，况且这个民族手持令人垂涎的奖品却自己把握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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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罗斯福说“我不想走得太远，去说只有死掉的印第安人才是好的，但是我相信10个好印第安人中有9个是死了的，而且我也不愿意去仔细查询第10个死亡的案情。”他甚至认为，像印第安人“这样的堕落分子、犯罪分子及低能分子，应该被禁止生育后代。”
美国的扩张尤其是西进运动，奠定了帝国的基础，但也根本性地摧毁了印第安人的文明和族群。
美国陆军第一团从成立之日起，征剿印第安人就成为其基本任务。美国联邦正规军队和民兵从事的这种残暴屠杀和征剿，从1803年(正规军正式开始投入战斗是1811年)一直持续到1892年，差不多进行了整整一个世纪。
1828年，杰克逊当选美国总统，1830年他说服美国国会通过了《印第安人迁移法案》法案。由军队押解，密西西比河以东各州的印第安人将被赶到河西。在被押解的14000切罗基部族人中，有4000人死在路上。这只是“西进运动”中的案例之一，在这百年“血泪之路”中，全美不下100万印第安人遭屠杀，是一场名副其实的“种族清洗”，印第安人称这条路为“死亡之路”。
1848年，原属于墨西哥的加利福尼亚州被美吞并，在随后的美式淘金热中，加州印第安人几乎被杀尽。特别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正规军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采取分进合击等战术，集中发起了一千多次不同规模的军事行动，基本上完成了消灭印第安人的任务。
1887年，国会的道斯法案决定废除印第安人的村社土地，对印第安人实行同化政策。1889年，由于俄克拉荷马州石油矿藏的发现，美国政府下令把这一原来已宣布永远归印第安人所有的土地开放，任凭白人开发。至19世纪末，印第安人几乎全部被迁入保留地。
据不完全统计，在美国建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境内有数千万印第安人被屠杀。如果这些人口不被屠杀，到今天已经能够繁衍成几亿人口。如此大规模的种族灭绝，是美国政府必须为之承担、却永远还不清的一笔政治债务，它的国会有义务向世界说明真相，国际法庭也有责任追查美国反人类的历史暴行。可是，美国不仅始终没有为之负责，反而冠冕堂皇地发展出一套美国式的种族主义传统来！
美国从建国开始便顽固坚持盎格鲁一撒克逊的白人血统与白人文化。因此，在美国历史上，很少有大规模的白人和印第安人通婚的现象。根据1949年的统计，美国的印第安人和印欧混血人只占人口的1%。直到20世纪20年代，亚利桑那、奥勒冈、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等州的法律，仍禁止白人与印第安人通婚；弗吉尼亚还制定一种法律，把含有1/16印第安人血统的人，当做有色人种看待，和黑人置于同一类。
相应地，美国开国精英的显著特点是，他们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殖民主义传统，他们更多地代表西方白人殖民者的利益，甚至许多主要的开国元勋本身就是奴隶主。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以“人人生而平等”开头，但全文只有一处提到印第安人，而且将其称为“那些残酷无情、没有开化的印第安人”。在《独立宣言》的草稿中，曾有谴责奴隶制的条文，但是在奴隶主们的反对下被删除。
事实上，华盛顿、杰斐逊、诺克斯及其继任者，都知道灭绝印第安人是极不道德、极不光彩的事，但是他们仍然坚定不移地将这件“事”推行下去。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美国的历届总统和政府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然而，这些“工作”不是彻底反省罪行，而是拼命地掩盖罪行：
第一，他们在宣传中故意缩小他们所屠杀的印第安人的数量，将北美三千万至上亿的印第安人人数缩小到几百万；
第二，他们指责是印第安人先不遵守所谓的条约（其实很多是骗局），因此美国惩罚背信弃义者是正义的；
第三，他们极力妖魔化印第安人，把自己实行的种族灭绝政策说成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战争。
到二战开始，希特勒出现，美国欣喜若狂，终于找到了一个替罪羊，于是，美国“光荣与梦想”的一部历史中那一幕漫长的丑恶、血腥历史被切换了镜头。
于是，美国自己洗白自己，同时却在播放这段历史时，给全球观众留下了一片模糊和闪动的屏幕。
今天的美国是人类世界的食肉动物（日本德国俄罗斯和老欧洲的英法都是），嗜血成性。从1776年建国，美国人杀过：美洲印第安人，墨西哥人，巴拿马人，古巴人……非洲索马里人，利比亚人（掠夺黑奴不算），欧洲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亚洲的日本人，中国人，菲律宾人，越南人，朝鲜人，中东阿拉伯人，伊朗人……除了俄罗斯和印度。
【转自微信公众号：A为民讲百姓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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