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时代不顾国家安全 金融单边开放行不行 政治局学习
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2020-12-12 15:46:55央视网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11日下午就切实做好国家安全工作举行第二十六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国家安全工作是党治国理政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也是保障国泰民安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做好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把国家安全贯穿到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同经济社会发展一起谋划、一起部署，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大安全格局，促进国际安全和世界和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保障。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袁鹏就这个问题进行讲解，提出了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了他的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他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议》首次把统筹发展和安全纳入“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思想，并列专章作出战略部署，突出了国家安全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这是由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决定的。
习近平强调，我们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对发展和安全高度重视，始终把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紧紧抓在手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对国家安全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强化国家安全工作顶层设计，完善各重要领域国家安全政策，健全国家安全法律法规，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保持了我国国家安全大局稳定。
习近平就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10点要求。一是坚持党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统筹协调，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国家安全工作各方面全过程，推动各级党委（党组）把国家安全责任制落到实处。二是坚持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政治安全、人民安全、国家利益至上有机统一，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三是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四是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既通过发展提升国家安全实力，又深入推进国家安全思路、体制、手段创新，营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全面提高国家安全工作能力和水平。五是坚持把政治安全放在首要位置，维护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更加积极主动做好各方面工作。六是坚持统筹推进各领域安全，统筹应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发挥国家安全工作协调机制作用，用好国家安全政策工具箱。七是坚持把防范化解国家安全风险摆在突出位置，提高风险预见、预判能力，力争把可能带来重大风险的隐患发现和处置于萌芽状态。八是坚持推进国际共同安全，高举合作、创新、法治、共赢的旗帜，推动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全球安全观，加强国际安全合作，完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共同构建普遍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九是坚持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加强法治思维，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提高运用科学技术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不断增强塑造国家安全态势的能力。十是坚持加强国家安全干部队伍建设，加强国家安全战线党的建设，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打造坚不可摧的国家安全干部队伍。
联合国秘书长警告正经历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 Sputnik / Alexey Agaryshev
政治
02:42 2020年12月12日(更新 19:46 2020年12月12日) 缩短网址 0 70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警告说，世界各国可能正面临着8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
古特雷斯在诺贝尔和平奖论坛的视频讲话中说：“大流行对社会和经济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还在继续加深。没有哪一种疫苗可以弥补已经造成的破坏，我们正面临着八十年来最大的全球衰退。极端贫困正在加剧，饥荒的隐患日益严重。”
联合国秘书长还批评了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上没有采取协同一致的措施。
联合国秘书长说：“大流行是一场前所未见的危机，世界面对着一个共同的敌人。不幸的是，各国政府没有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一全球威胁。”
他表示，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反应显得“混乱而支离破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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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75年来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可能出现在2021年 © AP Photo / Manish Swarup
社会
02:35 2020年12月05日缩短网址 0 1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执行干事大卫·比斯利说，如果各国不提供必要的资金，世界在2021年将遇到最近75年来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比斯利说，近四年来由于武装冲突处于饥饿濒死边缘的人数基本上从8000万人增加到1.35亿人。
在联合国大会抗击冠状病毒特别大会上发言时比斯利说：“但是由于冠状病毒接近饥饿濒死边缘的人数从1.35亿增加到2.7亿。“
他说，“2021年将成为成立联合国以来最具灾难性的一年。”
但是他说，如果成功筹集到必要的资金，那么可以避免不稳定、饥饿和移民问题。 中国经济正迅速赶上美国 © AP Photo / Ng Han Guan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经济
20:22 2020年12月11日(更新 20:43 2020年12月11日) 缩短网址
作者： 列昂尼德 •科瓦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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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预测，中国经济总量将于2028年或2029年超过美国。根据2020年结果，大国中只有中国能够实现经济增长。长期看，其它国家从COVID-19大流行中恢复出来的程度不尽相同，但大流行将使中国更快缩减与美国的差距。
中国经济呈增长势头
JCER对2025年前的时间段进行了研究，给出两种场景。基础型：大流行对亚太地区15个国家的直接影响；扩展型：新冠病毒大流行对各国长期发展、世界贸易和创新的间接结果。报告写道，尽管新冠病毒大流行几乎触及所有国家，但对各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是不一样的。这些差别，从15年期限角度看，将对发展前景产生显著影响。
基础型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将是G20国家中唯一的经济有正面增长的国家。总体上，亚太地区的越南今年也会出现增长。对其它国家的预测不甚乐观：印度经济将下降10%，菲律宾下降8%，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GDP将下滑6%。但另据JCER预测，5年中，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将从新冠危机结果中恢复出来，重新展示大流行前的正常指数。
尽管中国是第一个遭遇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国家，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创纪录地下滑了6.8%。但中国还是快速恢复了经济活力、工业生产和内需，因此有了经济增长。同时，每个月的指数都在改善。评价生产领域活力的采购经理指数（PMI），11月份达到52.1%。这是2017年9月以来的最高指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11月份的出口增加了21.1%，进口增加了4.5%。1月到11月期间，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额达到1.37万亿美元，同比增加了4.3%。此类商品出口额占59%。中国在冠状病毒大流行背景下，增加了医疗产品和个人防护用品的出口，今年头11个月，此类产品出口年度增长了42.5%。
哪些因素阻碍着美国的GDP
因中国恢复状况良好，国际评级机构正在改善对中国经济状况的预测。比如惠誉国际评级，将2021年的预测提高到8%，尽管9月份的时候，还认为中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增长为7.7%。据惠誉预测，中国今年将有2.3%的增长率。根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扩展型预测场景，到2035年，中国经济将每年最少增长3%，而美国此阶段GDP增长不超过1%。
这样，根据JCER研究结果，中国在2028-2029年前，GDP总量将超过美国。除冠状病毒引发的危机外，美国还存在自身经济结构性问题。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卞永祖在接受卫星通讯社采访时指出，存在很多阻碍性要素，使美国的GDP无法增长。在中国经济增势良好和美国恶化的背景下，两国之间的差距缩小速度变得更快了。
他说：“我认为美国经济有自己的结构性问题。首先最突出的就是经济高度金融化，实体经济比较空心。虽然金融业获取的是暴利，但是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再加上实体经济空心化，导致了大部分人都没有稳定的收入，贫富分化现象比较严重。今年在疫情的背景下，产业链的断裂更是让美国的经济遭到巨大影响，尤其是服务业；其次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结构也很难扭转经济现状，政府的管理效能大幅下降，无法为经济未来的发展作出纠正，这也使得美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不复存在。同时这种情况下还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即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这进而又破坏了与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让经济复苏更是雪上加霜。当然，美国的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也是其经济难以复苏的一个原因。另外，从经济增长长远影响的角度来看，过去美国的科技实力全球领先，是保证自身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动力。但是近年来美国科技的领先优势大幅缩小，中国等其他国家的科技快速崛起。再加上美国民族主义抬头后，限制外来高科技人才，进一步加剧影响了美国经济的发展潜力。”
内需，是经济恢复的主要因素
中国选择了“双循环”战略，依托国内生产和消费。这样，中国在外部经济复杂化条件下，将不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可刺激本国实体经济的发展。财政部长刘昆宣布，中国将加强支持实施此战略的财政措施。其中，将促进公共需求，进口高质量商品，借助于财税措施，支持科技创新，改善中国支持研发的支出效率。专家卞永祖认为，内需是未来经济恢复的关键性要素，今年，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
他说：“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内需问题，因为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是靠内需拉动。过去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但是去年中国与美国就已相差不大。而今年中国很可能将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并且中国的经济还能保持一定的增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内需市场规模肯定会持续扩大。再加上中国的内需市场是建立在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之上的，内需市场的扩大能够给本土企业和外资都带来更多的机会，促进企业的创新发展。近年来中国的科技实力迅猛增长，中国的大学生规模庞大，高科技人才培养非常迅速，使得中国的一些科技开始领先。未来中国在技术领域的突出表现，也可以使中国的经济保持持久的发展动力。另外，中国的体制也有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比如我们除了短期的五年规划外，还有十年和十五年的中长期规划，这种规划都会保证中国的经济走在相对正确的方向上，保证中国的经济能够有一个相对合理健康的外部体制。”
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JCER）预测，到2023年，中国的生活水平将大大增长，中国将进入高收入国家联盟，人均GDP将达到28000美元。其它亚太国家，其中包括越南，同样将取得巨大成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可以期待，到2035年，越南将达到中国居民目前的收入水平。而届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将超过美国和日本的总和。 印度农民抗议活动不停，莫迪强调：改革是为了你们好2020年12月12日 19:40:26
来源：南方plus客户端
【南方+12月12日讯】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总理莫迪在印度当地时间12月12日向抗议的农民们保证，农业方面的改革是为了帮助农民们，希望他们能够理解政府的“用心良苦”，不要再继续抗议。但农民们并不领情，印度农民联盟主席巴尔比尔·辛格·拉杰瓦尔（Balbir Singh Rajewal）表示，只要新的法规不改，农民们的抗议就不会停止。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0_50/E5C34E07B101ACD54A71357259210205EF13DD83_w641_h423.png据报道，莫迪政府在2020年11月颁布了三项法案，引发了印度农民的强烈反对，印度农民表示，新法案意味着印度当局不再以合理的价格从印度农民手中收购粮食，此举将导致粮食巨头操纵粮食市场，许多人可能会因此失去土地。从11月26日开始，数千名印度农民从印度各地涌向印度首都新德里，抗议莫迪当局的新农业政策。抗议者在新德里与哈里亚纳邦交界处集会时，冲击路障、投掷石块，甚至焚烧了印度总理莫迪的塑像，并高喊“打倒莫迪”，而迎接他们的则是防暴警察和高压水枪。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0_50/675DD88C9412F8D916E4806FCDE5F89CCD0A206F_w641_h354.png据悉，此前，莫迪在11月30日便拒绝了废除农场改革的呼吁，并声称农民们被误导了，新农业政策将使他们受益。但农民们想要为自己争取应有的权益，抗议仍然持续不断。而谈判的接连失败让农民们暴怒，在12月8日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规模抗议活动，甚至威胁莫迪政府：“直到新的农业法被废止，我们才会回头。只有联邦政府收回其法律，我们才会停止抗议。”就连在英国都出现了大量居住在伦敦的印度人民在印度驻英国大使馆门前抗议。而加拿大、英国和美国有多名议员公开表示支持印度农民抗议，这无疑是在深受此事困扰的莫迪政府身上插了一刀。据称，尽管印度总理莫迪此前对支持该国农民抗议的外国政府发出了警告，但是这场持续的抗议活动仍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注意。这导致莫迪不得不在近期，在新德里举行的印度工商业联合会(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年度会议上强调，这些法案是“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将有助于吸引外国的农业投资，使农民们受益。所有政府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让农民富裕起来，私营企业也必须帮助改善国家的农业部门。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0_50/8DAC6D95744114568AFD9EC74F981A558D6879BB_w641_h393.png印度农业用地与耕地占据全国逾一半土地面积，是世界耕地面积的10.99%，农业人口为世界农业人口的四分之一，同时印度已保持大米第一出口国地位8年。由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落后，农民没有可靠的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生活，印度便选择了出口粮食这条路。这让印度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大米出口国，但印度大米又干又松散，口感不佳，只有不以米饭为主食的西方国家才会进口一些印度大米。由于受疫情的影响，印度大米严重滞销，目前，印度的大米每吨报价甚至低于泰国、越南、缅甸和巴基斯坦，但用如此低的价格出口大米，新法律又会导致政府无法保证以原本许诺的价格向农民收购大米，私人买家很有可能会刻意压低大米的市场价，将会导致本就贫苦的印度农民更加难以维持生活。根据卫生部最新数据，截至12月2日，印度确诊新冠总病例数接近947万，位列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受疫情影响，印度农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在生产方面，劳动力短缺，农作物收获和春播受阻；在运输方面，因封锁措施，农民难以将农作物推向市场，造成收成堆积，无奈只能任其腐烂；在贸易方面，大米出口暂停，供需失调。https://x0.ifengimg.com/ucms/2020_50/EE759674D7F9FCCC11D8196214612784521AAF24_w641_h356.png这导致北部各邦抗议的农民们更加担心以后的生活。因为新立法最终将会废除印度受到政府监管的市场，并会让政府无法以原本向农民们许诺的价格购买小麦和大米，粮食价格将会受到私人买家控制。至少有30个农民工会积极抗议新法律。此前，虽然莫迪政府同意割让土地，并表示将重新考虑新的农业法的某些规定，但农民工会领导人和政府官员之间的谈判一直未能打破僵局，农民要求彻底取消改革。据报道，尽管莫迪在印度当地时间12月12日的印度工商业联合会年度会议上向农民们作出了最新的保证，但仍有数千名农民试图从邻国进入新德里，要求印度政府废除这项新法律。印度农民联盟主席拉杰瓦尔表示，他们计划和平抗议，但只要新的法规继续，农民们的抗议就不会停止。
时隔9个月，央行、外汇局重磅出手，下调这一关键指标，什么信号？
2020年12月12日 09:03:05
来源：证券时报
汇率环境已经大为不同，时隔9个月，央行、外汇局联手再将这一重要参数进行调整。
12月11日，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完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引导金融机构市场化调节外汇资产负债结构，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决定将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25下调至1。金融机构应树立“风险中性”理念，更好地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这是自今年3月11日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从1上调至1.25后，时隔仅9个月再次调整。不过，值得注意的，这次参数调降的对象只面向金融机构，企业并不在列。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企业和金融机构可以在境外融资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的大小。此次将金融机构的参数调降，意味着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下降。此举在当前汇率双向波动加大的情况下，利于控制金融机构跨境融资风险。
中银国际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下调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本身就是逆周期调节，同时也属于疫情应对的临时性政策退出。从六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持续升了六个多月时间，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的情况。通过宏观审慎系数逆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想释放一个信号，促成市场预期分化，促进外汇收支平衡。
何为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本外币一体化的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始于2016年，其与原有的企业跨境融资模式最大的变化，在于央行和国家外汇局不再对企业和金融机构实行外债事前审批，而是改为企业事前签约备案，金融机构事后备案；金融机构和企业在与其资本或净资产挂钩的跨境融资上限内，自主开展本外币跨境融资。
根据央行确定的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公式，决定企业或金融机构跨境融资余额上限的核心要素都包括跨境融资杠杆率、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所不同的是，企业跨境融资余额上限还受净资产规模约束，而银行类金融机构和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则分别受一级资本和资本（实收资本或股本+资本公积）约束。
根据此前规定，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推广后，央行可根据宏观调控需要和宏观审慎评估（MPA）的结果设置并调节相关参数，对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跨境融资进行逆周期调节，使跨境融资水平与宏观经济热度、整体偿债能力和国际收支状况相适应，控制杠杆率和货币错配风险，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信号意义大，给汇市降温
今年3月上调宏观审慎调节参数，恰逢海外多国央行为应对疫情冲击开启新一轮量化宽松，使得低利率甚至是负利率的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国家外汇局有关负责人彼时就表示，政策调整后跨境融资风险加权余额上限相应提高，这将有助于便利境内机构特别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多渠道筹集资金。
时隔9个月，针对金融机构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重新调降回1，旨在控制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上限，防范汇率双向波动加大背景下的跨境融资风险。
中国银行研究院研究员王有鑫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在人民币持续升值背景下，企业外币融资快速增加，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境内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快速增加，截至11月底，外币贷款较年初增加1090亿美元，较5月底本轮人民币升值阶段开启之初增加559亿美元；二是外债余额同步增加，截至二季度，外债余额较年初增加751亿美元。年初为了应对疫情鼓励企业从境外融资，曾将系数从1升至1.25，目前我国疫情逐渐得到控制，经济复苏加快，但与此同时宏观杠杆率开始攀升，企业债务违约事件不时发生。在此背景下，为了避免风险的进一步扩大蔓延，规避境外风险对我国的波动传染，有必要加强对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的逆周期管理，因此，此时下调调节参数也是应有之义。
不过，亦有业内人士对记者透露，此举的信号意义更强。大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跨境融资规模都较为充足，一个宏观审慎调节参数的微调对大部分企业和金融机构并无太多实质性影响。
管涛表示，从六月份以来到现在为止，人民币汇率已经持续升了六个多月时间，市场出现了一些顺周期的情况。通过宏观审慎系数逆周期调节，实际上就是想释放一个信号，促成市场预期分化，促进外汇收支平衡。同时，由于这个措施主要是针对银行，约束银行对外举债，对内发放外汇贷款的能力，故对企业应该没有直接影响。而且，逆周期调节是宏观调控的需要，防范系统性风险。
“跨境融资宏观审慎调节参数与远期购汇风险准备金率、逆周期因子类似，都是宏观审慎调节工具，此次调整也能凸显央行的政策意图，有给汇率降温的目的。”上述也业内人士称。
12月11日，Wind数据显示，在岸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16:30收盘价报6.5411元，较前收盘价涨69点。本周，在岸人民币汇率累计跌109点。
汇率双向波动加大，跨境企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
尽管自今年5月以来，人民币汇率升幅明显，但市场普遍认为，未来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将进一步加大。面对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加大，企业应加强汇率风险管理。
国家外汇局副局长、新闻发言人王春英近日在公开场合表示，在一个汇率波幅加大的世界里，如何做好汇率风险管理，对企业尤其是国际业务占比较高企业的财务绩效十分重要。企业应聚焦主业，财务管理应坚持汇率风险中性原则。应适应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的市场环境，克服“汇率浮动恐惧症”，理性面对汇率涨跌。应审慎安排资产负债货币结构，合理运用衍生品管理汇率风险，保持财务状况的稳健和可持续。应专注发展主业，不要将精力过多用于判断或投机汇率走势，避免背离主业或将衍生品交易变异为投机套利，承受不必要的风险。
在管涛看来，与其说人民币汇率进入新周期，不如说是新常态。下一阶段，人民币汇率是在均衡水平基础上，跌多了会涨、涨多了会跌，有涨有跌、大开大合的双向震荡走势。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不要去赌汇率的单边走势，要树立风险中性的意识。运用避险工具主动管理汇率风险，把汇率波动给生产经营活动造成的不确定性变成确定性，然后按照已经锁定的成本和收益来安排企业的主业经营。
民生银行首席研究员温彬也表示，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范围蔓延，国际经济环境存在较多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特别是美国的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和美元指数走势，将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较大的外溢效应。一旦美元指数重新反转升值，那么将引起非美元货币贬值与跨境资本回流，给跨境企业带来较大的汇率风险。因此，跨境企业要树立汇率风险中性理念，利用好汇率风险管理工具，避免汇率剧烈波动给企业正常经营造成损失。 美参院通过国防授权法 台'外交部'对友台内容表感谢
时间:2020-12-12 18:38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美国参议院昨天表决通过参众两院协商版本的“2021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NDAA 2021），其中并包含多项友台内容。台湾'外交部'今对此表示感谢，并称将持续关注该法案后续发展，与美国行政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持续深化台美安全合作关系。
根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参议院昨天通过国防授权法案。法案重申协助台湾维持足够自我防卫能力，并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强化美国在印太防御能力，吓阻大陆。
涉台相关条文1260条表达国会对确认“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为美台关系基石的意见；1260A条涉及对台军售、1260B建议美台医疗安全伙伴关系；9724条则保障台湾公民在国际金融组织的公平雇佣规范。
除了支持台湾之外，该法也确定建立“太平洋威慑倡议”新计划，旨在向中国大陆和任何潜在的对手以及美国的盟友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美国将坚定地捍卫其在该地区的利益。将强化预算透明度，特别是将焦点放在足以威慑中国大陆的军事能力建设上，将确保美国与伙伴国之间的关系，并对中国共产党释放强烈讯息，美国人民承诺防卫其在印太地区的利益。
此法案日前已于众议院表决通过，送交白宫经特朗普签署后方能生效。特朗普在收到法案后，将有10天时间思考是否签署或行使否决权将法案退回国会。 史正富|现代经济学的危机与政治经济学的复兴
[*]https://i.guancha.cn/ColumnPic/1bf06afb-a1d3-40c4-9915-2e294b839063.png史正富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具有企业家经验的经济学人
2018-09-27 10:30:21来源：《东方学刊
》
关键字:经济学危机政治经济学复兴
导读
实际上，现代经济学自20世纪中期在美国形成体系性的垄断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对美国经济起过指导作用；而其产生指导作用的年代，也就是1980 年以后，而这恰恰是美国经济走向短期繁荣、长期衰弱，乃至酿成今日结构性、长期性深层危机的阶段。
（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目前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问题时，不但大众和媒体，而且在专业经济学家之间都缺少基本共识。究其原因，在于我们的经济理论体系本身出现了严重的危机。目前，大家讨论中国经济和金融问题的理论体系来自美国主流的经济学，也被人称为现代经济学(1)，表现为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金融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组成的教材体系。当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自改革开放以来也一直在发展之中，尤其在党和国家的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和长期发展战略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层面，在关于价格/货币/市场/投资/增长/宏观调控等具体经济议题的讨论与实施中,目前各方使用的理论框架和话语体系主要还是上述所谓的“现代经济学”。现实是，我国目前主流的经济学家，包括许多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至今一直认为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对待事物本质的研究上存在缺陷，但对具体的经济运行和政策而言，还是比较好的理论体系。本文将说明，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一个时代性的理论幻觉，是我国经济学界一代人的悲剧。实际上，现代经济学自20世纪中期在美国形成体系性的垄断以来，几乎从来没有对美国经济起过指导作用；而其产生指导作用的年代，也就是1980 年以后，特别是 1989 年以后，恰恰是美国经济走向短期繁荣、长期衰弱，乃至酿成今日结构性、长期性深层危机的阶段(2)。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政治经济学界已经普遍提出的对现代经济学的批评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经济学研究的客体对象变了，它由产业资本主义变成了今天的“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在过去将近 40 年中出现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变异，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这些新的经济现实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建立在产业资本主义“旧世界”之上的现代经济学。遗憾的是，这个新经济世界还没有进入主流经济学界，包括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法眼”，也就是说，作为学术主流的现代经济学和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现实之间，处于严重的分离状态。如果以经济理论为“毛”，以经济现实为“皮”，那以今日之现代经济学的状态，就恰如成语所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那么多顶尖专业经济学家的研究论文，每每都在数学方法上兜圈子，经济思想少之又少，这导致所谓的现代经济学成了一门脱离现实的学科，一个比赛数学技巧的游戏。全球金融资本主义下的新经济现实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经济现实，对既存经济学提出了根本挑战，本文着重提出以下三点：第一，货币变性，即货币由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变成了以“纸币”为载体的信用符号。货币在历史演进中，本来以黄金和其他贵金属为载体，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因而成为价值尺度、交易媒介、财富贮存等工具，也从而由黄金及贵金属的数量决定了货币数量的上限。但在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美国持有的黄金储备为基础。由此形成黄金支撑美元、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全球货币体系。1971 年尼克松政府废除美元与黄金的挂钩后，美元不再是“美金”，而成了美国印发的“美钞”。但是，美钞作为一纸印刷品，为什么还能通行世界数十年呢？这就是美国金融体系的高明之处。择要而言，有三招很关键：一是凭政治军事科技的“霸权三角”，锁定中东石油用美元定价的垄断权；二是发展金融衍生品交易市场，创造天文数字量级的美元交易与投资（含投机）需求；三是基于全球金融交易市场的内在震荡，创造出各国央行对美元的储备需求。其结果，把美元由美国印发的纸币转化为世界的问题，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但也使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债务国。由此，现代经济学一般均衡理论要求的“货币中性”不复存在，由美国国内政治博弈所决定的美元发行与全球流动性成为驱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别发展状态的极其重要、而又难以预测的内生力量。而最终结果呢？是纸货币量在全球经济中长时期的超常规扩张，是由美元超发引起的全球流动性泛滥。第二，金融产业的异化，即从过去以银行为主体、以实体经济为服务对象、以存贷款和股票债券发行为主营业务的金融业，蜕变成了以资本经营机构为主体、以虚拟经济为主要服务对象、以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环为主要业务内容的“新金融”。由超广义的货币总量的无限扩大，导致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发行与交易异军突起，滋生出一个以自我循环、自我服务型的投机交易活动为主导的行业。这样，现代金融业分化成了服务实体经济的中介性金融和自我服务为主的投机交易型金融这样两大部类。在金融工程和金融创新的名义下，任何一个金融业务商家都可以制造、合成、编制出一个衍生品，拿到交易所里，只要有人买有人卖，它就成了一个正常交易的金融产品；由此就衍生出来越来越多、越来越纷繁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体系。2007年金融危机前夕，全球场外衍生品总名义余额达到 600 万亿美元级别，而当时美国 GDP 才有十多万亿美元。实体经济的交易规模在金融衍生品面前真是小巫见大巫。这个对实体经济几乎没有贡献的交易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合法的高科技赌场。第三，基础生产要素的变性，即生产要素变成了金融投资品。从能源、资源、关键原料、土地、人才、资本到核心技术，原本企业购买这些东西是作为生产要素，目的是为了在生产中使用，因此市场运行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价值或均衡价格规律。但现在各种商品与金融交易所把生产要素都成了金融投资品，不单是企业，而且各类“炒家”也全面参与这些生产要素的买卖；人们购买的目的不再仅仅是使用，更重要的是为了卖出。其结果，是生产要素的价格运行和一般商品的价格运行发生了分离。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众多生产要素都已经被转变为投资品。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上，生产要素本来是作为一般制成品的原材料和设备而存在的，但随着现代金融市场的兴起，特别是商品期货交易的发展，许多生产要素转变为投资的对象，成为交易所的交易品种。由此，生产要素的购买者出现了分化，一类是传统意义上的买家，即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它们购买生产要素进行实际产品或服 务的生产与提供；另一类则是在交易场所活动的投资者，他们买进这些关于产品的合约并不是用于生产，而是为了在新的价格水平上卖出。前者是从事企业经营的生产者，后者是从事交易获利的投机者。现代市场经济的历史趋势表明，随着交易的发达，越来越多的纯投资者加入以生产要素为载体的投资交易，使得生产要素作为投资品的交易规模呈跨越式发展，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高的比重。与此同时，生产型购买者也越来越深地参与到投资型要素市场的交易，不知不觉中把原本作为风险管理工具的商品期货，变成了价格投机的工具，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实体经济对要素投资品的定位。这种情形在当代已经发展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纯投资类交易的规模远远超过了生产经营型购买者的交易规模。仅以原油为例，2012年两大期货市场（Nymex和ICE）原油的主导合约交易量超过3800亿桶(3)，而当年全球石油的产量和消费量都仅仅超过300亿桶，也就是说，纯投资类的交易规模至少是使用型交易规模的10倍多！表 1：要素成为投资品的历史进程（数据来源：美国期货行业协会(4)）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8/09/27/20180927110729487.jpg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8/09/27/20180927110746859.jpg上表清楚显示了需要投资品化的发展程度和金融市场发展的密切关系。其中的关键在于，商品期货交易所的出现从制度安排上把本来是生产投入品的要素变为交易所内进行金钱交易的投资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西方金融强国，比如英、美，正在布局把越来越多原本不是投资品的东西，打造成投资交易的对象，比如生态环境，通过节能减排的说法创造了碳交易与碳金融，其实是图谋把先发达国家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发展中国家的要素成本。新经济现实导致现代经济学核心理论失灵上述的货币变性、金融变性及基础要素变性引发了一系列核心经济学理论的失灵。第一，价格理论失灵。我们知道的均衡价格理论，马克思叫价值规律及生产价格理论，其实就价格运动而言二者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在生产要素市场和资本市场上，价格不再由生产价格或均衡价格规律决定。因为买进是为了卖出，导致追涨杀跌（即正反馈），需求曲线不再向右下方倾斜。这背后虽然有老百姓的从众心理，或者说羊群效应(5)，但深层原因则是资本大鳄的市场权力在起作用。这是因为从众心理的存在和资产价格需求的正反馈机制，使资本大鳄的赢利模式产生变化。在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理论中，供求自动趋于均衡的前提是“利他利己”的赢利模式，即生产企业通过提供质优价廉的产品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扩大销售，从而获得利润；而在具有正反馈机制的资本市场上，资本大鳄又产生了金融市场上常见的“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即资本大鳄通过自身的市场权势引领市场、塑造价格走势来谋求暴利。这一损人利己型赢利模式导致价格的暴涨暴跌，这又迫使政府介入并经常成为金融市场的参与者。由此，金融资产的价格决定就不再是纯市场行为，而是在国家、核心资本集团、市场自发势力三种力量的互动过程中生成，在很大意义上，是由金融权势拥有者刻意操控而形成的，也就是说，在资产与证券市场中，不再是市场供求双方自发力量形成的均衡价格，而是拥有金融市场权势的资本集团引领塑造出来的建构价格。第二，市场理论失灵。上述均衡价格理论失效的后果就是市场从一个统一的平面市场，转变为分层的结构性市场。其中，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成为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的另一类市场。简单地说，在一般商品市场上，均衡价格调节还能起到决定性作用，比如服装、玩具、消费电子等等；但在投资性生产要素市场上，自发市场便不再起决定性作用，而是由国家、核心资本和市场自发力量三者互动，对价格与供求进行建构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汇率是怎么决定的，利率是怎么决定的，土地的价格、资本的价格、人才的价格、高新技术的价格，甚至高新技术交易的可能性，就容易知晓这些重要生产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基本脱离了自由市场的竞争，而是在全球商品与金融交易所中由市场权力结构塑造出来的，是在国家权力的直接与间接参与下形成的。而在这种市场权力中，既有大资本的金融购买力、市场营销力、组织执行力，也有国家的外交、立法、情报、军事及意识形态控制等系统性权力（只要想想当下的特朗普现象就明白了）(6)。回看一下经济史，其实西方国家的崛起不完全是由于它们所谓的法治化、市场化和产权保护这套制度，因为这套制度得以实施的基础，是这些国家通过军队、外交、制定国际标准等强制力量，打造出对本国有利的重要生产要素的供应能力之上的。事实上，一个国家能不能有效协调国家、资本和市场三者的力量，形成合力，打造一个有利于本国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是这个国家能不能崛起的关键。市场决定论，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如果说还基本适用于普通商品市场的话，对于基础性生产要素市场则基本上不适用了。此中原因，正是因为作为投资品的基础要素的价格与供求都已受到国家与市场权力的塑造，在千里之外的全球交易力量的翻云覆雨中决定的。在这个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时代，不加区别地泛谈市场决定论，排斥国家在重大市场要素领域（如我国今日之核心技术）的战略引领和市场协调塑造之建构功能，不论怀有多么美好的愿望，结果只能是祸国殃民。第三，货币计量指标的失灵，即广义货币M2这个货币供应量的主要计量指标已经不再能够衡量当代经济体系中的有效购买力了。众所周知，M2(现金加存款为主) 一直是货币当局和经济学界计量一国货币流通量的基本指标，至今鲜有质疑的声音。实际上，随着现代货币市场的持续高速增长，在形成有效购买力的金融工具中，储蓄存款及现金已经只占一小部分，大部分来自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及其他各种形式的非银行资金体系的供求。这些资本市场的新型融资工具在定义上不属于M2，但从形成有效购买力这一功能而言，它们与M2并无区别；而且，在现实中，这些资本市场融资工具的放大能力比M2还要厉害！因此，在当代实体产业经济与虚拟资产经济并存的现实经济体系中，计量全社会经济货币的总量，不仅要看M2，更要看各类资本市场的融资工具。与此相关，由于只用M2来计算社会货币流通量，导致我国经济学界（甚至包括央行）对中、美两国货币量产生误判。例如，2012 年，中国M2有99万亿，GDP有52万亿，单位GDP的货币占用为2左右；而美国M2只有约10万亿美元，GDP有16万亿美元，单位GDP的货币占用量只有约0.6！这样比较，中国货币量是美国的3倍多！那中国是不是货币超发？其实，这是张冠李戴了！美国储蓄率低，银行存款少，M2当然也少；但美国资本市场大，债券股权、信托、保险、资管、基金等金融工具的融资规模远远超过了银行存款规模。下表（表 2）显示，2011年美国M2和资本市场融资总额超过67万亿美元，这才是美国国内形成有效购买力的真正的广义“货币量”，与同年美国GDP（15万亿美元）相比，单位GDP占用的货币量高达4.5，而中国2012年M2与资本市场融资总和不到160万亿人民币，单位GDP占用货币量为3。总之，单看 M2，中国货币比美国超发2倍，若看能形成社会有效购买力的各种金融工具，则美国国内的“钱”比中国超发50%多。表2：美国金融业资产负债表2011（单位：10亿美元）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8/09/27/20180927111044676.jpg
应该说，全球M2的扩大，或者流动性的激增，起因在美国，中国是一个被动接受者。纸货币是持续超发的，金融工程是不断“创新”金融工具来吸纳超发的纸货币的，而市场是双层的，价格在基础生产要素领域是被建构的，其结果，是M2可以不多，但具有购买力的金融流通性却超多，多到泛滥成灾! 因此，M2不再能够有效衡量购买力了。第四，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失灵。原来MV=PQ，所以央行会盯住M2。但现在，上述的货币总量会被现代经济的两个子系统吸纳，一个是实体产业经济的运行对货币的需求，这里有一个 M1V1 = P1Q1 ；另一个是虚拟资产经济子系统，包括房地产这类资产、作为投资品的生产要素市场和各种金融衍生品市场，这里则也有一个 M2V2 = P2Q2 ，但后一类市场子系统的P2不是物价，而是资产和证券的价格。产业经济和资产经济的两个子系统的货币需求加总后，才是国民经济总的货币需求。又因为货币能够自由地在这两个子系统之间流动，就产生了很多以前不曾出现的现象。例如，货币量增加，但商品部门的价格，即物价没有上涨，而资产价格上升；又或货币量不变，但商品价格却上升了，因为货币可能从资产市场回流商品市场。两个市场流通的是同一种货币，资本市场火热时，货币大量涌向了资本市场，即使增发货币，实体经济仍可能资金短缺。第五，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失灵。凯恩斯发明的经典货币政策机制，即“货币 –利率–投资–就业”这一传导机制，现在失灵了。这些年欧美日各国货币量增加惊人，利率徘徊在极低位，甚至负利率水平上，但实体经济投资很少。与此同时，我们又发现另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从而抬升经济活动，导致所谓GDP的增加。当然，在美国，这个经济活动不是发生在实体经济中，而是发生在虚拟交易和福利消费领域，因此只能有效于一时，最终以2007年后的金融危机告终。吊诡之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救市挽救GDP的方案还是货币变成资产，资产配置负债的操作。按2007年年末数字，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反应迅速地通过公开市场向银行体系注入了486亿美元作为救市前奏。至2008年，美国的救市法案TARP（问题资产解救计划）全面运作。到当年末，美联储从公开市场渠道的再贷款渠道向银行体系直接注入5111亿美元、回购/逆回购渠道回收2647亿美元，同外国央行达成货币互换向国际美元市场注入5307亿美元，向券商注入455亿美元，购买衍生品197亿美元，并向新成立的专门救市的基金公司注入4449亿美元，2008年共注资1.3万亿美元！货币重整金融资产负债成为拯救美国经济几乎唯一的有效手段。第六，央行角色的裂变。传统货币政策失灵还带来一个后果:央行开始把财政变成附属。照理赤字财政很难持续，但欧美国家长期实行赤字财政，靠什么呢？靠的是央行的货币发行。这就使财政政策逐渐依附于央行了！现在又进一步，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型企业的股权和资产也进了美联储负债表中的资产项。过去，央行发行货币，其资产依托是黄金储备、特别提款权和国债等等，现在美联储直接持有AIG这种巨型公司的股权，直接买进各家“大而不倒”的金融公司的有毒资产，从而使企业股权与有毒资产变成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然后它发行货币，记为负债，这样资产负债表还是平衡。结果是，央行成了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结果的最终背书人，成了市场体系中微观资产的交易主体。显然，这是央行性质的一个革命性变化(8)。第七，这里的启示是什么呢 ? 就是货币开始从因变量，即中性货币演变为自变量，变成了一个启动经济过程的始发力量。原因就是在于货币能够直接变成资产，资产对应负债，然后创造出新的经济活动。但这个过程能不能持续？长期看是好事还是灾难? 这都取决于超发的货币投向了什么领域，是投向生产性资本的积累，还是像欧美一样的福利消费和虚拟资产的交易? 由此观之，中国过去30多年的成功，关键之处就在于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级开发性金融机构和地方金融平台。这两者实际都是用借债的方式筹集资本金，投入到实体经济，集中体现在中国各类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上，它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比较坚实的基础盘面(9)。 前边已讲过国家协调要素供给能力的重要性，这里不再重复。需要强调的是，政府在这个领域的重要经济职能，就是整合与协调核心资本及市场自发力量，形成一个与国家战略方向一致的力量，建构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有利的基础生产要素的供给能力，包括土地、资本、劳力、技术、能源以及生态资源等。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之路政治经济学作为我国经济理论的根本地位是确立已久的。但是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版“现代经济学”教材体系已经逐渐成为我国重点大学的必修课程；相反，政治经济学反而日益成为边缘的课程了。反映到日常经济政策的讨论中，使用的分析框架和话语体系也几乎全面来自“现代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传统几乎完全缺位。即使在近些年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倡导、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以后，上述情况也鲜有改善；虽然在顶层话语上（如“五大发展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等）已经确立政治经济学的指导性，但是落实到经济政策的讨论上，仍然还是“言必称希腊”，跳不出西方现代经济学的窠臼。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18/09/27/20180927112847976.jpg色诺芬《经济论 雅典的收入》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对政治经济学原则肯定、实际上“退场”的现象呢？原因固然很多，恐怕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政治经济学自身长期以来自我封闭，既少理论创新，也远离当代现实；既不了解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新现实，也没跟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很多时候只是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炒冷饭，或者简单地为中央文件提供几乎是重复性的“解释”，而不是尝试建构国家发展与政策讨论的学理基础。而为数不多的具有学术情怀的政治经济学者，则受到西方经济学数学化的影响，把大量精力投放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化上面了。久而久之，政治经济学既未上达庙堂之高，也未下入江湖之远，逐渐形成自弹自唱、和者益寡的局面。2007 年的世界性金融危机是一个转折点。它引发了西方经济学群体的分化。对现代经济学的反思、批评乃至抗议之声此起彼伏，甚至从校园和学术圈走向了社会和街头。国内长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们也受到鼓舞，校园内的学生们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对黑板经济学产生厌倦与失望；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出面推动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并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创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三大相当关键的理论工程，这一切都表明：政治经济学的繁荣、发展与复兴正是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当然，政治经济学的复兴不会仅仅从思想史的内在要求中实现，它必须依靠政治经济学自身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成果；它也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家层面的支持倡导，而必须在与其他理论—主要是“现代 经济学”的竞争中实现它的复兴。那么政治经济学在世界变革的情境下，能够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有能力实现面向当代现实、面向未来的理论创新吗？我的看法是“必然的”。理由有三：第一，政治经济学的使命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体系运行的内在规律，从而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从当前我国的发展阶段说，就是“以人民的利益为中心”。这使得政治经济学必须直面现实、深究内里，而不是像西方主流经济学那样，局限于经济变量的层次，不知不觉地以资本利益为中心。第二，研究方法上，西方主流经济学秉持方法论个人主义，看不见不同的群体，也不理会市场的内在结构，习惯用消费者、投资者、交易这类原子化的概念来展开研究；而政治经济学则强调阶级或不同利益群体的区分，强调从群体到市场到国际体系的内在结构。第三，就研究对象谈，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局限于一般均衡理论的框架，着重在数学方面做文章，数学模型越来越复杂高深，而与经济的关系却越来越远。常常是用数学模型的可求解性来剪裁和阉割经济现实，从而使现代西方顶尖学术研究的主流成了自我欣赏的数学游戏。对比之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则以现实经济体系的运动作为研究对象，理论必须随着真实经济体系的改变而改变，也就是与时俱进。第四，就学术共同体设定的研究路径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已经高度体制化、科层化、八股化。从学术权威、教授、年轻教员、博士后的层级设置，到核心期刊、普通期刊、边缘期刊的论文发表与评分体系，加上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的全套教材体系和教件配套，有效保证了一代代研究生把自己的芳华岁月耗费在数学迷宫的象牙塔中，往往使得经济学中的学术争议变成外人无法理解的数学竞赛，恰似我国明清时代的科举考试，已从早期考核才干的工具，变成了咬文嚼字、套路死板的八股了！现代经济学在我国不到30年的“寡头垄断”之后，已经面临严重挑战，那种确保其学术系统、不断加强的学术共同体结构已经在崩坏之中，我国年轻一代的经济学人正在迎来比较多元的学术讨论空间；再者，国家在指导思想层面也已重新确立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地位，这样就意味着，真正研究与解释当代经济新现实的变革性经济理论，在我国是更有机会孕育与发展起来的。要知道，在当今美国业已僵化的学术共同体体制中，真正颠覆性 的新经济思想的发展是难于上青天的！以上分析表明，在新的经济现实条件下，政治经济学具有内生优势，比西方主流经济学更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从而实现政治经济学的复兴。然而，怎样才能将政治经济学复兴的可能性变成现实呢？至少有以下几点是不可忽略的。第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人员必须走出校园书斋，积极投身于新经济时代的实践，深入观察了解实际经济世界的变化，尽量能系统深入地调研和熟悉若干企业与产业演变的历史；同时把观察范围与知识积累从实体经济扩展至现代金融与资本市场。只有对正在发生的真实经济体系的变革具有实感，才能搞对研究课题，也才能形成对真实世界具有解释能力的新理论。第二，要正确处理“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关系。“我注六经”说的是博览群书，知晓经济思想的演变脉络、争议和现状，鉴别不同学派与学者的长短优劣，从而明白问题的难点。而“六经注我” 则是要求博览群书者不是当“书虫”，不能对名人、名家盲目崇拜，只会当粉丝、打酱油；而是要有自主创新，超越前人的定位，把先贤大家的思想有效地为我所用。总之，既不能思而不学，也不能学而不思；既不能目空一切，盲目排斥已有学术成果，也不能丧失自我，跟在名人后面亦步亦趋。通晓百家而又超越百家，志在自成一说；熟知世情而又走出世情，理论高于现实。这才是成就新理论的可行之道。第三，海纳百川，尊重同行，取长补短，互相借鉴。有道是，文人相轻，古已有之。但以今日世界之复杂，知识积累的规模之巨大，学科分工之精细，任你有多聪明能干，也不可能包打天下。像马克思当年一个人关在大英图书馆里几十年那样搞研究，今日恐怕不太行了。为此，需要善于合作，结交可合作之人共同成事；也需要善于借力，重视从不同观点的同行那里吸取有用的内容。若能团队作战，围绕共同目标合理分工，以群体之力成不世之功，则更为上乘之法了。坚冰已破，前路已通。吾辈以增进社会大众福利而求知者，还不振作奋起，更待何时？【注释】(1)钱颖一，《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改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年。(2)戴维·斯托克曼，《资本主义大变形》，张建敏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年。(3)British Petroleum，《世界能源统计年鉴》，bp.com/statisticalreview, 2013.(4)W. Acworth, “FIA Annual Volume Survey”, Futures Industry Association, 2014.(5)行为金融学的核心是用市场非理性和大众的从众心理（即“羊群效应”）来挑战有效市场的金融理论的。但是行为金融学逃避了更为深层次的问题：大众跟风的“风”从何而来？谁会制造市场上的“风”？参见：A. Shleifer, Inefficient Markets: An Introduc- tion to Behavioral Finance, OUP Oxford, 2000.和 R. shiller, Irrational Exuberance, 2nd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6)关于先发达国家的国家政府对资产—资本市场的介入，参见：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16 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迈克尔·赫德森，《金融帝国：美国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赵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7)数据来自：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Z.1: Financial Accou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Flow of Funds, Balance Sheets, and Integrated Macroeconomic Accounts”, 2013.(8)阿代尔·特纳，“债务、货币和魔鬼：如何走出困境”，《比较》，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年第 5 期。阿代尔·特纳 ，《债务和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王胜邦、徐惊蛰、朱元倩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9)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本人在拙作《超常增长》一书中有系统论述，参见：史正富，《超常增长：1979-2049年的中国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https://i.guancha.cn/news/origin/2018/10/04/20181004131111628.jpg本文首发于《东方学刊》。
卢麒元：曾助美国盛极一时的“经验”, 政治局罕见叫停
2020-12-12 15:58:41来源： Global U 作者：卢麒元
【导读】近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经济工作，首次明确提出“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发各界关注。在资本扩张方面，美国无疑是最为典型的国家，本文作者认为，透过现象看本质，21世纪以来美国的发展变化就贯穿着鲜明的资本逻辑。美国经济学主体源于奥地利学派，其对“自由”的过度崇尚，对新经济的理解不够，导致其出了方向性问题，中国有必要引起注意。作者认为，新经济的纷杂现象背后，本质问题是“兼并”。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外部压力减轻，金融资本崛起，一度使美国重新繁荣，但随着金融资本兼并、吞噬产业资本并向数据资本转移，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出现严重扭曲，社会问题愈演愈烈。中国对此不可不慎。历史中国曾饱尝“兼并”之苦，在当前新一轮资本集中过程中，中国已经意识到金融失序的风险，并已开始应对。作者指出，客观而言，一定程度的资本集中有利于规模效应和高效发展，但须切记，制度扭曲不是常态，面对新经济崛起和数字资本垄断，必须从道德和社会均衡的角度统筹思考解决兼并问题。
讨论美国问题，我们离不开美国的经济学家和美国的当代经济学。美国经济学的主体源于奥地利学派。1840年到1940年，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进行了百年论战，奥地利学派和历史学派截然不同，甚至在某些方面是对立的。二战期间和二战结束之后，德国的重要的经济学家前往美国，其中代表人物的基本上是奥地利学派，构成今天美国处境的重要思想源泉。
奥地利学派有两个地方出现了方向性问题，对中国的意义非常重大。
一是对道德的解释。奥地利学派始终在道德解释里边将“自由”放在一个非常崇高的地位。奥地利学派的学者是贵族，不关心底层，高度关注特定利益阶层、特定人群的自由，他们曾经毁灭了他们的祖国——奥匈帝国，因此以世界人自诩，但缺少了对人类各阶层整体的无缘大慈，缺少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关注。
中国古代不讲自由的概念，因为自由这个概念是相对的，一部分人的自由可能就是另外一部分人的不自由。中国人的道德评说里，自由不是第一位。中国的道德里讲的是人，和德国历史学派更相似。德国历史学派承袭基督教新教伦理，部分吸纳了马克思的学说。在道德解说上，德国历史学派考虑在自由、民主与国家主体性、人民主体性之间寻求平衡。德国历史学派的最后一位掌门人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Wilhelm Erhard)后来是西德第二任总理。他在西德建立的时候任第一任内政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联邦德国没有接纳美国人在经济方面，特别是在经济制度上的建议。西德建立的社会市场经济，体现了德国历史学派的思考。
二是新经济、即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美国当代经济学家对经济的理解，特别是对新经济的理解并不到位。2015年之后，人类社会进入到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经济时代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不再是砖头，不再是工商业产权，而是数据。如果观察美国名列前十的上市公司——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Facebook，全部和数字经济有关。
美国问题的本质
美国问题的本质可以被概括为两个字“兼并”。
中国学者非常熟悉，因为中国农业文明的历史就是均田兼并、兼并均田反复轮回的历史性过程。如果做经济学解释，在农业社会时代，土地是主要的资本载体，土地兼并是社会利益相对集中的一个进程，甚至是一个自然进程。
兼并在一定情况下有正面意义，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移的特殊时期。如果不土地兼并，土地的运营效率就没有那么高。大规模土地兼并形成庞大资本，有利于开工厂、进行工业化或者是创造工业化的进程。它的坏处是自耕农消失了，变成了佃农甚至变成农奴。
进入工业社会，资本的载体不再是土地，而是工商业的产权，是工商资本或者产业资本，它仍然有“均田向兼并转移”的趋势，只是换了新的名词叫“垄断”。数据资本依旧会出现兼并。这构成了美国经济问题非常重要的特征和本质。
美国的产业资本空心化，使得美国的金融资本迅速吞噬产业资本，向数据资本转移。在这个历史性过程中，美国的中产阶级被消灭，经济结构出现了严重的扭曲。美国的学者、专家并不知道，在数据经济时代，美国最佳经济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他们认为服务业占主体，制造业退居第二位是经济发展，但他们并不知道其中的数字经济、工商经济和农业经济之间构成怎样的关系，并且没能理解依托于这些经济上的人和他们的关系。
二次大战之后，一直到里根时期，美国都处于转型。里根经济学是奥地利学派发挥到极致的产物。里根瓦解了苏联，他并不理解二次大战之后美国战略家的思考。二战后，美国和苏联形成盟友，形成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的存在对美国的外部管理和内部管理意义都非常重大。外部管理是，因为有苏联体系的存在，所有的西方国家、甚至第三世界国家，都是美国的小弟，容易管理。内部管理方面，由于有苏联的存在，必须保持竞争状态，不能放纵金融资本。因为产业资本不发展，没有军工业，军事竞争就会处于劣势，所以不能放纵金融资本，要对金融资本进行管控。
里根打破了这个平衡。苏联解体后，外部平衡被打破，放出两个巨无霸，一个叫欧洲，一个是中国。外部的环境发生了逆转。欧洲在德国的强有力努力下，东西德统一，德国用马克代替坦克统一了欧洲，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一极。中国在两大阵营裂解之后，终于出现了发展的历史性空间，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美国的内部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由于没有了外部压力，美国国内的政治政策和经济政策向右转，里根经济学非常强调市场、私有化、自由。理应做的社会保障变成了保险。美国用金融手段来处理公共问题，特别是解决公共卫生问题，是最差选择。苏联解体之后，美国将通信技术用于民用，开始出现互联网，移动通讯突飞猛进，带来了新经济的物理条件或者物质条件。这也导致美国的金融资本脱离产业资本，迅速进入到最先进的领域，金融资本占据了主导地位。
里根在解构了二次大战后美国控制全球的秩序之后，美国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了经济上的不断衰落。今天的美国大选虽然看起来是特朗普与拜登之争，其实那不是本质，真正控制美国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同时控制共和党的建制派和民主党的建制派。
如何解决“兼并”问题?
中国人解决兼并往往从两种方法入手。第一是土改、均田。第二是通过税收水平转移支付。第一种方法过于激烈，因为通常土改都伴随着革命，伴随着流血，伴随着生离死别。非万不得已，通过直接税、税政改革将兼并所获取的超额利润重新返还给被剥夺者，以温和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从而避免兼并。比如华为模式，华为将产权它分给员工，就像岳家军打下了新的土地、解放新的土地，把它分给普通士兵，普通士兵获得产权之后，保家卫国积极性非常高。
二次大战之后，美国由于苏联存在，外部压力增大，不得已在内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在产权方面做了努力。像美国大股东不得超过5%，控股不得超过一定比例，不能形成超级垄断。我把美国的上市公司理解成变相公有制，它的公有不是国家所有，而是社会所有。美国、英国建立了直接税的体系，不过直接税在体系结构上有问题，远远不如北欧、德国、瑞士。
美国在处理兼并问题上做的不好，以至于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金融资本被彻底放纵，没有了外部约束条件，内部约束条件丧失。这个就业结构导致了美国社会的分化。
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由于没有工业时代工商业资本的包袱，较容易接受新经济。加之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化国家，比较年轻的工业化国家对新生事物的敏锐程度更高，更追求时髦和现代，对互联网的接受很快。
我把新经济概括为两化。第一化是信息产业化，是跟信息技术相关联的企业，华为、中兴、中芯、京东方都属于信息产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提产业生态主要讲的也是这一化。第二化是产业信息化，是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中国工商业发展是新丁，所以制度约束很少，不像德日的制度约束那么多。同时，我们没有将个人的自由放到那么高的位置，所以在产业信息化方面走在了前面。我们用信息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比如外卖的美团、平安好医生的医疗、众安在线是金融保险业，而蚂蚁金服是用信息技术改造金融行业的重要的节点。
蚂蚁上市是数字资本在中国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表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资本兼并的情况。马云说，中国的传统金融业是当铺思维，他们在高度垄断下吃息差，通过制度性设计来获得超额利润，以至于中国上市企业一半的利润由金融机构构成。也因为如此，他们不愿意做小微企业的生意，因为对小微企业的信用确定没有兴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构成了重大问题。信息技术改造之后，通过大数据可以解决小微企业甚至个人的信用评价问题，蚂蚁金服在这个领域里填补了空白。但是这一块只占20%，大概4000亿左右，剩下的16000亿是高利贷。如果我们把数据、数字空间理解为房地产，他们在跑马圈地，在迅速形成垄断和兼并，在飞速兼并过程中由于高杠杆，形成了非常恐怖、甚至是超级利润。
我们处在资本高度集中的一个历史进程，这个时候需要资本高度集中以获得规模效应、高速发展，转型时期允许出现制度上的扭曲，但制度扭曲不是合理的，不是常态。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会犯颠覆性错误，拉丁美洲、前苏联地区、北非和中东都没有跨越制度扭曲的问题。他们的经济学家、他们的思想家可能被奥地利学派给带偏了，对德国的历史学派的继承是空白。我国对德国历史学派研究的人太少，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解肤浅，这是个问题。
我们国家在工商业发展上不是很成熟，经济学家对工商业企业的“温和土改”都是从管理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并没有从道德角度或从社会均衡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目前，我们不但没有做一级部分的股权均衡，也没有在二级再分配领域做均衡。我们必须解决兼并的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2022-07-28 17:04:30 来源：新华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28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审议《关于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情况的综合报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会议认为，今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有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成绩。全国上下付出了艰辛努力，成绩值得充分肯定。同时，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做好自己的事。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落实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着力稳就业稳物价，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力争实现最好结果。
会议指出，坚持就是胜利。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要综合看、系统看、长远看，特别是要从政治上看、算政治账。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坚持动态清零，出现了疫情必须立即严格防控，该管的要坚决管住，决不能松懈厌战。要坚决认真贯彻党中央确定的新冠肺炎防控政策举措，保证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功能有序运转，该保的要坚决保住。要做好病毒变异跟踪和新疫苗新药物研发。
会议强调，宏观政策要在扩大需求上积极作为。财政货币政策要有效弥补社会需求不足。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支持地方政府用足用好专项债务限额。货币政策要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加大对企业的信贷支持，用好政策性银行新增信贷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要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国际竞争力，畅通交通物流，优化国内产业链布局，支持中西部地区改善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
会议指出，要全方位守住安全底线。要强化粮食安全保障，提升能源资源供应保障能力，加大力度规划建设新能源供给消化体系。要稳定房地产市场，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箱，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压实地方政府责任，保交楼、稳民生。要保持金融市场总体稳定，妥善化解一些地方村镇银行风险，严厉打击金融犯罪。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会议指出，要以改革开放为经济发展增动力。要继续实施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要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对平台经济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要积极促进出口、扩大进口，做好技术、外资引进工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
会议强调，要扎实做好民生保障工作。要着力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会议要求，要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各地区各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各级领导班子要以饱满精神状态开展工作，领导干部要敢为善为。经济大省要勇挑大梁，有条件的省份要力争完成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要发挥企业和企业家能动性，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让国企敢干、民企敢闯、外企敢投。
会议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巡视工作不断深化发展，十九届中央第九轮巡视集中巡视中央和国家机关，如期完成了党章规定的巡视全覆盖任务，凸显了我们党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体现了党内监督无例外的坚定立场。从巡视看，中央和国家机关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呈现出认真负责、积极向上的良好状态，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同时，巡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要高度重视，认真抓好整改。
会议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要在巡视整改上发挥表率作用。要加强政治建设，坚持不懈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带头做到对党忠诚、对人民负责，坚决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要坚持守正创新，增强政治能力和业务本领，主动适应新时代新要求，把握新时代工作规律，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扎实履行职责使命。要深入贯彻落实全面深化改革部署，做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切实扛起防范化解风险的政治责任，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提高对重大风险的预见、应对、处置能力。要保持战略定力，坚决贯彻严的主基调，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强化第一责任人责任，层层传导压力，健全内部管理和权力运行监督制约机制，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不断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和基层党组织建设。要综合用好巡视成果，深化标本兼治，促进完善体制机制，不断提升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能力和水平。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李慎明：不可忘记当年西方策动颠覆苏联的金融隐秘
2022-08-01 14:51:24来源： 澳门政法报 作者：李慎明
http://static.szhgh.com/p/69aed6c4c9a71fb20b37a6944a141e6e.jpg 本报北京7月23日电（记者夏冰）为什么苏联解体、苏共垮台，因什么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应从中明白哪些真相和根本原因，该汲取哪些沉痛经验教训？须认知西方策动颠覆苏共苏联的金融隐秘，万万不可忘记！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李慎明研究员指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1991年12月25日晚上7时签署命令并发表电视讲话辞去总统职务，从此苏联解体、苏共垮台，苏共亡党、苏联亡国，其根本原因是苏共和苏联政权性质的逐渐蜕化变质，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时期完全放弃了在作为经济命脉的金融领域国家主权这个关键环节的管控所制。西方长期在策动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中施行金融文化侵略、进行金融破坏操纵、突破苏联金融安全防线，是人们应该认知的隐秘实质和真相之一。 李慎明领衔在“马克思主义视阈下当前我国金融安全现实性研究”中，从当前所处历史时代的性质和时代阶段性特征、苏联亡党亡国殷鉴、我国当前所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我国国家债务总额等金融数据的维度上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已指明“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我们必须真切深入全面认识其极端重要性和现实紧迫性，保持高度警惕性和工作主动性。 李慎明列举史实：西方对苏联展开的货币金融战也极大地削弱着苏联的经济实力。苏联卢布与美元的比价1961年为1∶1.1，从1989年开始各种国际金融机构涌进苏联推高卢布比值，比价很快接近1∶2。1990年11月卢布兑美元的比值很快下跌成100∶1，1993年下跌到1400∶1，最后实际贬值程度竟达112000倍这一天文数据。美国仅动用区区几亿美元，在几年内就洗劫了苏联人民70多年辛苦积累的28万亿美元的巨额财富！ 李慎明认为，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国的金融领域蓄谋已久，企图在我国台湾玩弄霸凌或引诱等把戏，党中央“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击破了其迫使我们放松金融安全警惕的试图，击破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在我国制造金融危机、推翻我们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图谋。 李慎明表示，所有霸权的根基和全部的秘密都在于金融垄断。美国等总想威逼利诱其他国家无度开放货币主权，美国和西方金融大鳄总是霸占并操纵金融市场。一旦美国金融垄断和美元霸权有所动摇，其所有垄断和霸权都会跟着动摇。 李慎明指出，在未来几十年内，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资本垄断集团的较量，实质上是在金融战线上隐蔽展开的，往往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其金融战争服务的。他们企图采用相对隐蔽的金融手段，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这一根本制度，我们必须有十分坚定、清醒的认识。 李慎明强调，我国金融安全是隐性“硬安全”，从根本上涉及党和政权的安全，维护我国金融安全是一件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主权核心利益和底线之一。http://static.szhgh.com/p/3ecaa036968601a1472f08fd5da15f0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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