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命共体: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艾琳·怀特海德：资本主义和改变它的必要性作者：艾琳·怀特海德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号发布时间:2020-11-21 13:20:44
那些为美国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入侵活动而欢呼的伊拉克人，认为他们将会摆脱专制统治，但现在发现自己已经被占领了，政府因财政问题、宗教和政治对立而陷入了困境：凭借有限的政府机构力量是无法进行改革的。政府治理不当，腐败猖獗，所以，人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用帝国主义取代了至少能够保持国家稳定的独裁统治，这是列宁的共产国家会断然拒绝的。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2020-11-21/13121b29c6b55e6e53361009f4d1e278.jpg
图片来自澳大利亚共产党《卫报》
【原编者按】2020年11月16日澳大利亚共产党《卫报》刊登了艾琳·怀特海德（Elileen Whitehead）的题为“资本主义和改变它的必要性”的专栏。作者介绍了在资本主义的统治下，澳大利亚存在各种问题，并就疫情期间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和澳大利亚国库部长弗赖登伯格（Frydenberg）对不同工人的工资补贴政策进行了阐述，并呼吁世界各国的工人和活动家团结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为建设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
近200年来，我们一直在资本主义的奴役下生活和工作，资本主义起初似乎确实改善了大多数人的生活。资本家需要劳动力来为他们创造利润，但当工人开始意识到自己的价值并展示力量以求得更好的条件时，我们看到了——而且能够一直看到——资本主义邪恶和丑陋的一面。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正在进行反抗，但只有少数人支持真正能使工人摆脱资本主义束缚马克思主义。
丹尼尔·泰勒（Daniel Taylor）（《红旗》中写到：“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各地的起义”）说，几乎所有的革命都是名副其实的，所有的起义都是因为工人们反抗资本主义。然而，在当今复杂的全球化环境中，没有什么革命是简单的。
许多真正抗议专制政权的人会发现他们的抗议活动全都被其他利益集团阻挠了。那些为美国反对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的入侵活动而欢呼的伊拉克人，认为他们将会摆脱专制统治，但现在发现自己已经被占领了，政府因财政问题、宗教和政治对立而陷入了困境：凭借有限的政府机构力量是无法进行改革的。
政府治理不当，腐败猖獗，所以，人们得到了什么呢？他们用帝国主义取代了至少能够保持国家稳定的独裁统治，这是列宁的共产国家会断然拒绝的。
但是，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目前正由最糟糕的思想家领导，莫里森（Morrison）对求职者补贴的态度就是例证。
从他的言论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对因疫情导致的新失业者和在疫情爆发前的求职者进行了区分。“那些不是因为自己的过错而离开了工作岗位的人”成为了莫里森和弗赖登伯格（Frydenberg）的常用语。
这意味着澳大利亚人分为两类：受大流行病打击的不幸“工人”和不想工作的“游手好闲的人”。在我看来，唯一的游手好闲之人是那些消费到筋疲力尽的超级富豪。
这种新自由主义的思想隐藏在弗莱登伯格为求职者补贴所划的“分界线”背后。这种不成熟想法可能是没有将临时工、兼职工、持临时签证的外国工人以及许多其他人包括在内的唯一原因。
即使在经济复苏速度快于预期的情况下，当财政部宣布分配给留职者的1300亿澳元仅仅是消费的一半。弗赖登伯格做了什么？他也没有花一澳元来帮助更多的人。即便储备银行行长菲利普·洛(Philip Lowe)已经表示，债务是“完全可以控制并负担得起的”。
政府已经宣布，他们将通过鼓励经济增长以偿还债务，这必然意味着要创造更多的就业。那么为什么政府不增加开支呢？它应当雇佣更多的人，而不是削减公共服务。更多人的口袋里有了钱，意味着会有更多消费进入零售业和服务业。
可以从中领悟到的事实是，企业向每位员工支付的1500澳元，只是让企业赚取了更大的利润，并以分红的形式返还给了股东！随着求职者的减少，失业者再次过上了贫穷的生活，那些富裕的人却得到了更多。
这会让我们怀疑联邦政府是从象牙塔中看世界的，以及这种方式是如何影响政府行动的。肖恩·凯利(Sean Kelly)将这比作马基雅维利政治——通过偏袒他们喜欢的人来赢得选票，而我认为更有可能的是，惩罚那些不投票给他们的人。
他们在2018年社区体育基础设施项目的实施期间的资金分配中可以明显看出来，他们向地方体育俱乐部提供了高达50万澳元的资金，以资助地方体育俱乐部在2019年选举前改进边缘坐席设施。
我真正关心的是，莫里森暗示我们必须“回到流行病之前的状态”！这是真的吗？数百人无家可归，许多人从事两份工作，另一些人压根找不到工作。
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火灾，使超过17公顷的土地被烧毁，数十亿动物被烧死？气候变化问题从来没有在政府的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这让他们的赞助商化石燃料公司感到高兴。
莫里森政府继续蔑视普通工人，保守政府在过去四十年里削减了工人的福利。他的行为使得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失去了拥有自己住房的希望，只有急剧的全球变暖所带来的可怕的未来值得期待。
这使我对革命的主题有了充分的认识。人类价值观对澳大利亚人民有多重要？澳大利亚人引以为傲的“公平竞争”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我们四面楚歌的民主国家里发生了什么？全国弥漫着一种不满的“情绪”。
新自由主义共识出现了裂痕，因为人们意识到资本主义背后的价值观与他们自己的价值观是不一致的。关于大众想要什么和大众实际上得到了什么的问题，人们有很多怨言。我们希望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变得与我们的价值观保持一致，而目前他们没有这样做。
因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腐朽的制度？我们的两个主要政党步调一致，无视80%的人民希望看到的立法，特别是关于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立法。工会是有权力的——这就是为什么用如此严厉的法律来混淆和削弱他们的权力。
与其他国家不同，澳大利亚不会面临法西斯主义或军事政变的直接威胁。然而，我们确实需要找到解决进步社会主义团体之间分歧的方法，以便组织起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这是当今最需要团结的地方。
政府管理，但是由资本主义统治。政府服从于资本主义寡头，通过议会颁布法案控制我们，并影响我们的思想，使贪婪和自私都合乎自然。
工业和政治民主以及充分和可持续就业必须成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一部分。这些要求是不容让步的。许多党员正在与年轻的积极分子一起做伟大的工作，但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行动。
世界上的工人和活动家需要团结起来。当然，澳大利亚工人需要向国际、反帝国主义和全球运动学习，并开始考虑在流行病过后我们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想要什么样的社会。
我们已经成为经济的奴隶，在拥护不安全的工作方式的公司工作，这导致了不安全的个人财务、全球变暖和病毒传播。现在，资本主义出现裂痕，我们的机会到了。
（来源：“WorldCommunistParties”微信公号，华中师范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研究中心伊晨晨编译；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肖志夫：美国遏制中国“十大任务”即将出炉 中国如何应对
作者：肖志夫 来源：昆仑策网发布时间:2020-11-20 11:51:52
当地时间2020年11月17日，美国媒体AXIOS披露，美国国务院即将发布一份应对中国崛起为“独裁超级大国”的政策方案，并呼吁组成强大国际联盟，以致力于宪政民主的复兴。
据悉，这份长达70页、名为《中国挑战要素》（The Elements of The China Challenge）的非保密级文件，其形式类似于奠定美国反制苏联冷战政策基础的著名“凯南长电报”，专注于中国共产党的“有害行为”及其意识形态来源、中国面临的弱点以及美国及盟友应有的应对策略。
文件指出，“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必须回到基本原则上来”，美国必须制定“强健的政策，超越官僚纷争和机构间的地盘之争，超越短期的选举周期。美国的首要目标应该是确保自由。”
“凯南长电报”，是指1946年2月22日，时任美国驻苏联大使馆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 向美国国务院拍发的一封5000多字的长电报，提出了遏制苏联的策略。当时，距纳粹德国投降和罗斯福猝死刚过去半年多，美国新总统杜鲁门、政策圈子以及美国公众正为“如何与苏联相处”这个问题倍感困惑。就在这个敏感时刻，凯南的长电报以斩钉截铁的措辞，捅破了美国对外政策辩论的窗户纸——从根本上说，苏联政权是美国的敌人，以谋求合作或共存为目标的对苏政策是不可能成功的。
文件列出了美国需要完成的“十大任务”：
1.在国内促进宪政和公民社会。
2.保持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
3.加强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4.重新评估联盟体系。
5.加强联盟体系并创建新的国际组织以促进民主和人权。
6.在可能的情况下与中国合作，但酌情予以制约。
7.向美国人民介绍中国的挑战。
8.培养新一代了解与中国开展大国竞争的公务人员。
9.改革美国的教育体系，帮助学生了解复杂信息时代的公民责任。
10.倡导言行一致的自由原则。
这份文件没有展示特朗普总统外交政策的某些特征——单边主义，它保持着保守的基调，包括强调经济自由和强大的军队。
文件特别指出，特朗普政府“得出结论，中共的举止及其设定的目标已迫使美国和其他国家丢掉幻想，制定新的战略方针，以应对中国挑战的首要地位和规模”。
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告诉Axios，“虽然新冠疫情大流行打开了世界对中国挑战的眼界，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许多人仍然没有意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了寻求全球主导地位而重塑世界秩序的决心。”
从笔者看来，这是美国政府的“反华宣言”和全面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国战略国策的“实施纲要”。
虽然特朗普政府如“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了，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美国两党对待中国问题的意志高度统一，无论谁当选总统，不择手段打压中国和平崛起的美国战略国策不会改变，这是中美关系的性质和共同的美国利益所决定的。
笔者在《一切皆变，唯独反华国策不变》中指出，中美之间的矛盾是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的不可妥协的结构性矛盾，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称霸世界的美国梦”的直接战略碰撞，是美国对中国的围堵、遏制和绞杀，是一场全时空的、全领域的、立体的、持久的“反华战争”。即使特朗普下台，美国后继总统也一样会持续从战略上把中国作为头号敌人加以扼制，中美关系的任何缓和都是暂时的、策略性的。
如何有效应对和彻底瓦解美帝的反华图谋，笔者提出以下四点意见：
第一，必须认清美国人信奉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本性，坚决贯彻“以斗争求和平”的战略方针，敢打必胜。
第二，必须加紧研究美国遏制中国和平崛起的“十大任务”和当选总统拜登的对华政策动向，有的放矢采取应对措施。
第三，必须坚定“四个自信”，按照自己的规划稳步推进战略发展，把自己做大做强。
第四，必须贯彻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世界反美统一战线。
（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老夫子杂货铺”） 中国这一表态震动世界，释放了哪些重大信号
2020-11-22 17:59:39来源： 环球网 作者：李司坤 倪浩 涂蕾
【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李司坤 倪浩 涂蕾】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中方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这一表态引发全球高度关注。国际贸易问题专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这个表态再次申明了中国坚持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促进经济全球化的一贯立场。也有专家表示，此举将有望为中美两国增添一个新的对话平台，将促进中美关系回暖。
中国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开启“主场全球化”
CPTPP的前身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由美日主导，曾被视为排挤中国而设立。但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于2017年走马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份行政令便是宣布退出TPP。随后，日本接替美国，与余下的10个国家经过数月谈判，在2018年1月宣布达成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并在现行CPTPP协议中冻结了美国原来主张的20条条款，预留了美国回归的空间。
然而，将近三年过去了，在美国回归前景仍不明朗的前提下，CPTPP成员国率先听到的，是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的明确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20日晚在北京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时指出，中方欢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签署，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副主任白明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加入一个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但中方的表态首先表明了中国对全球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支持。白明认为，对加入CPTPP持积极开放态度，包含着中方考虑加入CPTPP，也包含中方与CPTPP开展合作等不同内容。“只要这种区域性的经济合作有利于促进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稳定全球经济秩序，中方对此都是开放和支持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中国贸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王义桅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对于CPTPP，中国此次表态更加积极主动，体现了大国姿态。王义桅认为，中国参与CPTPP对于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导向是非常重要的，也说明中国在引领全球化的同时，开启了“主场全球化”。在中央倡导“双循环”发展格局的背景下，这一表态会激活全球类似RCEP等组织的互联互通，让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更加游刃有余。
“如果说加入RCEP是中国参与多边主义的新实践的话，习主席今天有关CPTPP的表态就展现了中国在多边主义问题上的里程碑。”全球化智库(CCG)主任王辉耀20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如是评价。他认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如此庄严的国际场合面对亚太地区国家领导人做出这一表态，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CPTPP代表了国际上现在最高标准的自贸协定，这表明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入全球经济和区域经济，推动亚太经济一体化和亚太经济合作的决心。”
RCEP侧重传统货物贸易CPTPP是更高水平的贸易协定
中国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的表态引起了国外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路透社在20日的报道中特别提醒道，这一表态距离中国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还不到一周。
王辉耀告诉《环球时报》，RCEP与CPTPP二者的区别是比较大的。RCEP侧重于传统的货物贸易关税，而CPTPP则包括了服务贸易、高科技、知识产权、数据流动等新业态领域，标准更高。“很多在WTO里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数字经济、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国企改革、数据流动管理等，在CPTPP里都有非常全面、详细的规定，但在RCEP里对这些问题则没有什么介入。”他说。
中国当前加入CPTPP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关于这一问题，白明认为，当前的全球局势正不断变化，对于积极考虑加入CPTPP如何落地，中方肯定会结合实际情况，审时夺势稳定推进。
而王辉耀对此更为乐观。他认为，在知识产权、数据流通、环保、国企改革以及工会等领域，中国都在不停地向CPTPP的标准靠近，中国现在距离加入CPTPP更进一步了，接下来主要就是谈判的问题。“RCEP协议的达成谈了8年，TPP在签署协议前也谈了10年。”他说到，因此，不是说我们今天表态，明天就可以加入了，可能还得经过几年的谈判，但这个过程必须开始进行了。“为了达标，我们就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改革，这反过来也给了我们国家以进一步开放的动力。”
对于加入CPTPP后的前景，王辉耀有着积极的展望。他认为，这对中国未来的服务业、高科技产业和数字经济都是一个巨大的提升机遇。“中国的数字经济占GDP总量的36%，服务业占GDP比例也接近60%，今后中国的数字经济和服务业都要大量地走出去。如果我们加入CPTPP，在条款的保护下，协定内所有国家都要对我们开放，也不能随便打压中国企业。”他说道，今后诸如华为、Tik Tok等中国企业在国外遭遇打压的情况就能被有效制止。
挑战方面，王辉耀认为，加入CPTPP对中国的国内产业不会造成太大冲击。“当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国内就有声音担心‘狼来了’，认为中国的经济要被摧毁了，尤其是担忧中国的汽车市场就要全军覆没了，结果证实，全然不是这么回事。”
倒逼美国参与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
围绕着拜登上台后，美国是否应该重返CPTPP的问题，美国国内舆论展开了激烈讨论。彭博社编辑委员会20日发文称，美国不应该让自己在贸易上落后。而《商业内幕》杂志则呼吁，拜登需要重新加入CPTPP，通过“重返亚洲”建立信心。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贸易问题专家普遍认为，CPTPP将对中美两国关系的回温起到重要作用。
王义桅表示，拜登上台后，中国处于一个战略窗口期，要更加主动地将中美关系“拽”回来，否则，若四年后“特朗普主义”再次入主白宫，将再现中美脱钩的危险。“中国表示要参与CPTPP，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倒逼美国参与，与RCEP对接形成FTAAP(亚太自贸区), 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铆住中美关系。”他说道。
王辉耀对此持相同观点。他认为，中方此时做出这样的表态，是在向拜登释放巨大的积极信号。拜登要搞多边主义，埋葬单边主义和“美国优先”，而中国则在这个问题上不断表明姿态。“我们加入RCEP正是对多边贸易的承诺，创造了一个利好氛围，现在中国又表态要积极加入CPTPP，这又是一个利好的承诺。”他说道，这也是在向拜登表明，中美之间还有很多共同点。
“如果中美两国在CPTPP上开始谈判了，则两国间就又多了一个新的平台。”王辉耀说，“有越来越多的对话平台，两国间的共同语言将越来越多，摩擦将越来越少，对中美关系回暖也是很好的促进。”此外，他认为，中美两国在CPTPP的谈判还能反过来推动WTO的改革。“如果中美两国能在CPTPP上达成一致，则WTO框架下所面临的困难都能得到解决。这将促进全球贸易格局在新阶段、新业态下的重塑，使得全世界得以更均衡、全面、可靠的发展，并减少民粹主义造成的逆全球化。”他说。
经济全球化、金融资源占有与居民财富不平等
2020-11-04 08:46:33来源： 国外社会科学 作者：黄平等
在穷人的世界里，财富会帮助应对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并由此带来安全感;对富人而言，财富则意味着未来收入的分配权、社会地位甚至是政治参与权。在世界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居民贫富差距一直以来都是公众所广泛关注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2014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出版了专著《21世纪资本论》，其在研究中发现，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在持续恶化，其重要原因就是与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相比较而言，资本会追求更高的投资收益或回报，所以不加制约的资本主义导致了财富不平等加剧。 基于皮凯蒂的研究，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收入和财富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愈发关注，李奇泽、黄平认为，全球化并不会加剧全球收入不平等的趋势，发达国家自身的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经济结构以及教育公平等长期存在的问题和弊病才是加剧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重要原因。诸多研究结论都证实，经济全球化发展会为资本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提供便利渠道，并且会进一步强化资本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强势地位，由此会显著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不仅如此，不同居民群体在金融市场参与度和金融资源可获得性方面都有所差异，在世界各国居民财富不平等加剧过程中，这种差异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正基于此，本研究将首先讨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财富衡量的困境，然后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的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进行分析和比较，在此基础上，重点探究经济全球化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内在机制，进而分析金融资源占有加剧财富不平等的传导渠道，最后总结全文并归纳所得研究结论。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富估算困境 居民(或家庭)财富指一个居民(或家庭)所拥有的以市场价格衡量的所有非金融资产(如房产和土地等)及金融资产(如银行存款、各类证券和保险等)的净值总和。财富拥有意味着家庭对这些资产不但享有法律意义上的财产权，而且享有其经济意义上的全部收益权。在学术研究中，由于数据欠缺及现实中计算困难等原因，上述被学界在研究时所广泛使用的家庭财富定义，并没有涵盖社会福利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未来收入的现值、人力资本以及耐用消费品(如汽车和家具等)等财富形式。不仅于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居民财富水平的准确测度会面临诸多困境，已有研究文献中的不同估算方法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相应的缺陷或偏差。 1.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估算 对于家庭财富及其不平等程度的衡量，最理想的数据是官方基于全部人口信息采集并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家庭所有类型财富的总和。然而，目前在全球范围内，只有财富税收制度相对完善的部分北欧国家，才最有可能实现如此详细的微观层面的数据采集。在财富税收制度相对完善的瑞典、挪威和丹麦三国中，目前只有挪威和丹麦仍从各类金融机构和不动产登记部门采集详细的居民财富信息，瑞典于2007年取消财富税后，类似的信息收集和数据统计工作也随之停止了。对于其他国家或经济体而言，基于官方统计数据，目前有两种途径可以对居民财富数额进行估算。具体而言，一种方式是通过财产或遗产税申报表来对居民财富进行测算，另一种方式被称为收入资本化估算法，即利用居民家庭的收入和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来测算其财富数量。 实践中，使用上述两种方法进行财富估算都有无法避免的缺陷。例如在使用第一种方法时，由于富有群体能够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因此财产税申报信息难以反映其真实的财富水平。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税收筹划产业的迅速发展可以间接对此进行证实。另外，富豪为避免被征收巨额的遗产税，往往在去世之前会对拥有的财富进行避税处理，从而导致基于遗产税申报表估算的财富数量也会出现偏差。而利用收入及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进行财富估算时，其假定相同类型的资产持有(或投资)的收益率都是相等的，并且不同财富拥有水平的家庭的财富收益率也是相同的。然而，现实中财富水平越高的居民或家庭，其投资收益率水平也越高。比如同样选择商业银行的理财产品进行投资，高预期收益率的产品往往也会设定较高的投资门槛，从而在事实上使得财富较少的投资者只能选择预期收益率低的理财产品，而财富拥有水平高的富有阶层则可以享受更高的投资收益率，这种同类型金融产品的实际收益率水平差异，会导致基于应纳税资本收入申报表的财富测算结果也会存在较大的偏差。 2.基于调查数据的财富估算 除基于官方数据对居民家庭财富进行估算外，实践中还可以通过入户调查来采集家庭收入和资产信息，并基于调查数据来测算居民家庭的财富拥有水平。例如在美国，美联储统计部与财政部自1983年起联合开展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 SCF);在欧洲，2010年起欧元区成员国统一进行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 HFCS);在中国，近年来北京大学开展的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和西南财经大学发起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等，都会采集受访样本家庭的各种收入、资产和负债信息，整理后的数据可用于估算居民财富及其不平等状况。 在进行家庭金融调查时，由于抽样误差和实际调查时的信息收集误差，入户调查数据的准确度和可靠性历来都备受争议。实践中，可能至少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居民财富信息收集及财富不平等估算出现偏差。其一，受访样本家庭在回答收入及资产信息相关的调查问题时，由于担心家庭隐私信息泄露，有可能会少报或漏报其收入及资产数量;其二，部分样本家庭一定比例的收入或财富来源并不合法，因此在接受采访时会有意隐瞒这部分收入或资产;其三，调查时实际回答问题的样本家庭的受访成员，由于各种原因有可能对家庭实际财富状况并不完全掌握，或者缺乏对实时市场价格信息的了解，因此在提供各种资产数量信息时会出现偏差。上述前两种情况会造成家庭财富水平的低估，第三种情况也会导致采集到的居民财富数据出现偏差。 考虑到世界各国家庭财富的高度集中趋势，对处于财富顶端的居民家庭财富水平进行准确估算，对财富不平等衡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有学者发现，在各种类似的家庭金融调查中，事实上很难有效采集到最富有阶层的真实资产或财富信息。 3.经济全球化下的财富估算困境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金融全球化所带来的资本流动便利性、可投资产品多样化和离岸财富管理服务专业化，使得各国富豪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产配置或财富持有，并因此享受更高的投资回报和实现更快的财富积累，这也导致了研究中对最富有群体的财富统计或测度更为困难，并进而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准确度。 在经济和金融全球化发展背景下，富豪阶层的收入来源和财富配置也呈现全球化趋势，如果使用收入或资产申报表来进行财富估算，经济全球化发展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富豪阶层的收入和财富的统计难度。近年来，世界主要“避税天堂”型国家或地区的财富管理规模快速上升，则从侧面反映了财富估算所面临的这一现实困境。例如根据祖克曼(Zucman)的估算，对于位于财富顶端001%的挪威超级巨富群体，传统的财富计算方法与充分考虑了其隐匿财富的计算结果相比较，这个富豪群体的财富总量会被低估25%。而在大多数亚洲、欧洲和拉美国家，转移到海外的资产比例更是明显高于挪威，因此其被漏算的财富数量比例也将会高于25%，由此造成的财富计算结果则会显著低于实际值。 不仅如此，财富估算困难最终会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的衡量准确度。目前，绝大多数与财富不平等相关的已有研究，主要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官方税收数据来估算居民财富及其分布状况，然而，公开的税收数据只能反映居民已纳入征税范围的收入或财富，在各种税收规避措施下，用上述方法得到的估计数据无法反映居民真实的收入及财富状况，所以据此得到的财富不平等衡量结果会与实际情况有所偏差。例如，部分“避税天堂”型国家的中央银行发布的统计数据表明，在瑞士、巴拿马和巴哈马群岛等全球“避税天堂”地区，集中了相当于全球GDP 10%的财富，尤其是俄罗斯、部分海湾国家和拉丁美洲国家，富有群体在海外持有的财富数量占其国内GDP的比例高达60%。 根据阿尔斯塔德塞特(Alstadsater)等的估算，在“避税天堂”地区的大部分离岸财富主要被全球最富有的前0.01%的人口所持有。如在英国、西班牙和法国，最富有的001%的居民将其家庭财富中的30%~40%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而在俄罗斯，顶级富豪则将绝大部分财富转移到了海外的离岸金融中心。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离岸财富考虑在内，则各个国家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会大幅上升。 综上所述，不管是利用财产、遗产或收入纳税申报表中的资产或收入数据，还是基于居民在调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财富信息，都很难对财富不平等的实际状况进行准确衡量，再加上经济全球化下财富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所导致的估算困难，使得国内外已有相关文献中的财富不平等数据，都仍然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的一种近似推算。考虑到上述财富衡量方法所面临的不同难题，在近期的相关研究中，学者们本着务实的态度，会综合利用各种数据来源或估算方法，以对居民财富及其不平等状况进行测算和调整。 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财富不平等：国际比较 与经济全球化密切关联的财富不平等主要有两个层面的表现：其一是全球财富在国家间的分布不平等，尤其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财富不平等更为突出;其二是社会财富在一国居民内部的分布不平等。下面讨论的财富不平等，将主要聚焦于一国内部的居民财富拥有差异。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在后面的讨论中，除中国外，将选取美国、法国、印度和俄罗斯四国，分别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以比较不同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趋势。 1.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财富不平等比较 对于世界各国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现象，国外学者的研究得到了较为一致的结论，即尽管不同国家的财富不平等上升速度由于制度差异也有所不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几十年间，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内的研究样本国家，都无一例外地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的趋势。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1789906915.jpg 如表1所示，无论是美国和法国等发达国家，还是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财富在不同群体之间的分配都极为不平等。例如在美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社会总财富的38.56%,而占比50%的最不富有(或贫穷)的人口，其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竟为负值，这意味着财富拥有量在后50%的个人或家庭财富净值为负(或为净负债)。中国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为29.63%，财富额在后50%的人口只拥有社会总财富的6.44%;而在俄罗斯，前1%的富有人口的财富份额高达42.58%，后50%的人口的财富份额则低至3.49%。来自其他研究机构的数据也同样证实了贫富差距在全球范围内逐渐拉大，财富不断向占全球人口总数仅约0.1%的顶级富豪群体高度集中，而收入和财富处于分位数末端的人口，所拥有的净财富基本为零。 2.发达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趋势 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在国民财富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也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恶化态势。图1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显示，在1978年，美国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21.96%，法国的数据为17.6%。到了2014年，美国最富有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上升至38.56%，而法国的数据则上升至23.38%。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1840140300.jpg 图2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显示，在1978年，美国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0.75%，法国这一数据为8.34%。到了2014年，美国最贫穷的50%居民的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下降至-0.13%，这意味着处于财富拥有水平末端50%的群体，其个人净财富为负(或者为净负债)。同一时期法国的这一数据则下降为6.35%。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1889767597.jpg 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印证了发达国家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持续恶化态势，如有研究发现美国国内居民财富有向少数人群高度集中的趋势，处于财富分布顶端前0.1%的豪富群体，其财富拥有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超过20%，而财富分布处于底端90%的群体，财富拥有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也才仅仅略高于20%。从平均值上来看，处于财富分布顶端0.1%的家庭平均拥有的财富数量，是财富分布底端90%家庭的平均财富拥有量的900倍。更令人担忧的是，伴随着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的，是人口占比过半的相对贫困群体的家庭净负债的快速上升，在“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的作用下，贫困群体在未来已经失去了财富稳定增长的基础，由此使得美国国内的财富集中趋势难以减缓或停止。类似的，阿尔瓦雷多等也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国的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有着相近的变化趋势，即处于财富分布顶端01%、1%和10%的富裕群体，其财富占比在持续上升，而处于财富底端90%、50%和10%的群体，其所拥有的财富占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呈现持续下降态势。 3.新兴市场国家的财富不平等变化 在新兴市场国家或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居民财富差距被急剧拉大。在图3所示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中，由于数据可得性原因，与美国和法国的数据相比较，印度和俄罗斯相同时期的数据有部分缺失。在1981年，印度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12.5%，但到了2012年，这一数据快速上升到了30.69%。在1995年，俄罗斯个人净财富最高的前1%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21.5%，但到了2015年，这一数据则上升至42.58%。这意味着在过去的20年间，俄罗斯前1%的富有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翻了一番。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1926778195.jpg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1954335925.jpg 图4中的数据及其变化趋势(同样存在数据缺失)则显示，在最近的有类似数据的1981年，印度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10.91%，但到了2012年，这一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下降至6.4%。在1995年，俄罗斯个人净财富处于后50%的居民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约为8.54%，而到了2015年，这一群体的个人净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份额则迅速下降至3.49%，这意味着与20年前相比，贫困群体的财富所占份额减少超过一半。 与印度和俄罗斯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居民财富也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状况。如巴西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到2018年期间，巴西2.7%的富有家庭拥有全部居民财富的比例高达20%。在国内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情况下，阿根廷的居民收入及财富差距也在持续拉大，在2018年4月到2019年第一季度结束的12个月内，阿根廷国内处于财富分布顶端10%和底端10%群体的收入差距，就从20倍增加至21倍，而在财富分布上，这种差距拉大的趋势则更为明显。与巴西和阿根廷相比，位于北美洲的墨西哥和非洲的南非共和国的国内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状况则更为严重。在墨西哥，处于财富顶端10%的富有家庭，拥有整个国家2/3的财富，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体，则拥有全国1/3的财富;而在南非，最富有的10%的群体拥有社会总财富的比例竟然高达71%。 通过上面的数据分析可以得出，过去几十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拉大的现象。除了各国自身的政策和制度原因外，客观上不同收入或财富拥有水平群体的经济全球化参与度或受益程度会存在明显差异，这使得经济全球化本身可能成为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逐渐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的 内在机制经济全球化主要涉及世界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资金流入流出、移民或劳动力流动、技术转移以及信息传播等因素。经济全球化发展是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财富积累的重要推动力量，尤其对于欠发达经济体或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善其境况的可能和机会。然而，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阶层所平等地分享。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差异、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差异、不同资本形态的收益率差异以及经济制度设计差异等，都有可能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诱因。 1.贸易全球化、产品和要素价格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在整体上会增进各贸易国的福利水平，但有可能在改善一部分人经济状况的同时，使得另一部分人的收入或福利受损，进而对一国内部的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产生负面影响，并进一步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 国际贸易影响一国收入不平等的理论基础源于赫克歇尔-奥林的资源禀赋理论(Heckscher-Ohlin Model)和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根据上述理论，一方面，不同国家在资源禀赋上的差异，会造成不同产品或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化，这种相对价格变化会体现为不同技能、不同行业和不同区域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异。如在主要出口高技术含量产品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与高技能工人的收入差距会被拉大;而在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发达地区和相对落后地区工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会被逐渐拉大。如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着十分显著的城乡、地域和行业差异，这种发展的不平衡首先会表现为不同群体工资收入差距的拉大，并随时间推移而最终转化为财富占有的不平等。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还会通过减少某个特定群体的就业机会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如在发达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替代会减少其国内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从而使其收入状况恶化。学术界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即贸易自由化会影响不同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从而对收入分配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不仅如此，当期的收入会成为下一期的资产或财富，而财富本身会以资本的形式，在投资中产生如利息、红利、租金或资本利得等收入，因此之前存在的收入差距，会直接影响未来的财富积累和收入分配，并进一步加剧未来的财富不平等程度。 2.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传统的经济全球化影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理论解释中，其假定各种生产要素仅在一国或经济体范围内进行流动和转移。然而，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力量中，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一直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由于不同生产要素跨国转移或流动的便利性或难易程度有明显的差异，这意味着其无法平等地分享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财富增长，所以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不同所造成的财富分配差异，是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的一个重要机制。 首先，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向某些特定群体倾斜和集中，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化，与早期不同技能的劳动力比较容易进行跨国迁移所不同，近年来各国的移民政策都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只有高技能或有特殊专长的劳动力才有机会进行跨国流动和迁移，这意味着仅有高技能劳动力才有机会在经济全球化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和提升财富积累。其次，与土地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相比较，资本的跨国流动和配置会更为方便，所以拥有较多资本的群体就有机会享有全球财富的分配权。另外，伴随着全球金融市场的发展和开放，逐利性资本会逐渐从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行业(或部门)转向更易获得高回报的金融市场，然而发展中国家在逐步对外开放金融市场投资时，一般都会以一定资本拥有净额为标准设立合格境外投资者的准入条件，这意味着处于财富拥有量顶端的群体才有机会实现资本的跨境金融市场流动和配置，这无疑也会产生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的效应。 3.不同领域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行业或领域的技术创新程度会有所不同，并且资本的跨国流动往往伴随着技术转移和扩散，这无疑会增加对掌握先进技术、拥有专业技能的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因此这个群体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基于此，经济全球化便可以借助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效应对居民财富不平等产生实质性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计算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一批“网络新贵”或“技术新贵”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积累起了巨额个人财富，从而拉开了与其他领域从业人员的资产和财富差距。学术研究也证实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对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结果有着显著影响，如若莫特(Jaumotte)等研究了51个样本国家，尝试探寻贸易和金融全球化与居民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与全球化在拉大收入分配差距时产生的影响相比，技术进步及其跨国扩散在不同国家收入不平等恶化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 不仅如此，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信息技术发展和金融创新相结合，使得国际资金转移变得更为便捷和容易，从而使得“网络新贵”和“技术新贵”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方便地进行资产配置和实现资产增值。如在瑞士、中国香港和巴哈马群岛等地，提供离岸财富管理的各类金融机构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在高科技企业中从业的高净值人群(High-net-worth individual)将其财产进行全球范围内的转移或配置。由此可见，技术进步、技术扩散以及科技与金融的融合，在拉开高技能从业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的同时，也为这一高收入群体提供了财富快速增加的机会，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影响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另一重要传导渠道。 4.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为鼓励经济主体积极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一国政府会根据本国实际情况进行有明显导向性的制度设计或制定激励性政策。与此同时，为保护本国资源、产业或就业岗位，一国政府也会有相应的限制性制度设计或政策管制措施。这种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不同群体的激励或限制性制度与政策，会直接改变居民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对财富不平等产生影响。 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为推动本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会对经济制度进行差异化设计，如建立经济特区、自由港、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特别经济规划区;为保护或限制某个行业或经济领域，也会采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或有针对性的关税制度。如中国和越南等国都曾有鼓励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税收优惠政策，也有建立或加入不同自由贸易区的相应制度设计。同样，发达国家为保护本国产业和就业岗位，也会使用知识产权保护、绿色或技术壁垒设定以及特定的关税政策等，如美国对中国科技公司华为的禁令以及对中国输美产品提高关税等，都有可能会在保护本国部分群体经济利益的同时，对另外一些群体的收入、福利或财富积累产生重要影响。 更为重要的是，财富拥有本身也会对一国经济制度和政策设计施加影响。尤其在西方发达国家，财富拥有差异会直接对政治选举产生影响，并通过权力的集中而反过来影响财富的进一步集中。例如在美国，与普通家庭相比较，超级富豪及其所控制的企业可以产生重要的政治影响力，进而通过影响政策制定而实现其目的。不仅如此，财富不平等情况下，社会阶层的固化使得富有和贫穷阶层都具有了代际传递的特征，从而挑战和损害人们对于经济市场化的信心。 四、金融资源占有差异加剧 财富不平等状况金融资源主要指一个经济体所拥有的金融机构及其可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总体数量或规模，金融资源的占有或分配直接关系到不同经济个体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在实际统计和学术研究中，有多个衡量金融资源占有或分配状况的指标，如每万人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个人正规金融账户拥有率、家庭贷款可获得性和保险密度等。为全面衡量各国居民在金融资源占有上的差异，世界银行每年会定期发布《全球普惠金融指数报告》(The Global Findex Database)，报告从金融账户、支付结算、储蓄、借贷和财务应对能力等五个方面设计指标，以综合反映各国的金融普惠发展状况。 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是，无论是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发达国家，不同居民群体的金融资源占有情况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尤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各国金融制度的设计和运行都主要遵从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并且在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下，金融资源的实际分配或占有也主要建立在以财富数量为基础的信用之上，这会自然地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不仅如此，与有形资产或实体经济的收益水平相比，财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体有更多机会进行资产组合选择，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方便地进行资产转移和跨国财富配置，由此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而这些都有可能会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的重要原因。 1.金融市场化发展中的“唯效率效应” 在各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化发展过程中，金融制度设计和金融资源分配中的“唯效率效应”(efficiency-only effect)是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一方面，在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发展中，一国会更多地聚焦提升效率而非促进平等，因为政策制定和实施者会更相信市场机制的正面效应，即在促进金融、经济发展过程中，会在总体上缓解不平等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其与金融相关的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规则建立，会主要侧重于提高市场效率，而较少顾及公平。实践中，金融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即使有可能会提升经济增长效率和缓和收入分配差距，却会进一步拉大居民在财富拥有方面的不平等状况。如克拉克等发现，较不完善的金融制度体系会拉大居民收入差距，相对完善的金融制度体系则与低收入不平等相联系，然而，在两种情况下，金融资源基于效率优先的分配结果，都极有可能恶化居民财富的不平等状况。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2018330983.jpg 另一方面，在金融资源分配或可得性方面，“唯效率效应”也无处不在。由于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存在，金融资源分配会主要遵从两个标准，即已经拥有的财富数量和未来的预期回报水平。由于贫穷的家庭没有足够的资产进行抵押或担保，也没有有效的信用记录以帮助其获得金融服务，并且相较于富有家庭而言，贫穷家庭也难以寻找到令金融资源配置产生更高回报的投资机会，所以现有财富拥有量少的这部分群体，几乎很难通过平等的金融资源分配或占有而分享经济和金融市场发展带来的收益。如表2所示，在印度和尼日利亚，15岁及以上的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正规金融借贷支持的比例仅为9.8%，而美国和法国的高收入群体，这一比例则高达55.1%。除此之外，为了追求更高的投资回报和资本配置效率，金融资源不仅会从经济落后地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而且也会从贫困群体转移至富有群体，由此使得金融资源“嫌贫爱富”的“唯效率”分配逻辑成为加剧财富不平等状况的重要渠道。 2.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 在金融机构提供产品服务或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不同经济主体(或居民群体)获得金融资源及服务的可能性会有所不同，甚至有些群体几乎没有机会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和资源分配，由此产生了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exclusion effect)。 理论上，可以从信息不对称、市场干预、金融素养和产业差异四个主要方面来解释金融排斥效应出现的原因。第一，信息不对称会导致金融机构无法得到足够的有效信息来评估潜在服务对象的风险状况，从而使得金融资源无法有效配置，所以有效信用信息缺乏的群体，就很难获得正规的金融服务。第二，不当的利率管制或信贷配给干预也会产生金融排斥效应。比如商业银行在利率管制情况下无法提高贷款利率，而只能提高抵押担保条件和对企业财务结构或经营规模的要求，从而大大降低了低收入群体或小微企业获得信贷服务的可能性。第三，缺乏金融知识或金融素养较低也会客观上导致被动的金融排斥效应。由于低收入群体一般受教育程度较低，因此对金融相关知识的不了解和金融服务相关经验的缺乏，会直接导致其没有能力利用正规金融服务来满足借贷需求。第四，不同领域或产业的从业者面临的风险会有差异，这也可能导致相关群体在金融服务中受到排斥。比如农业受自然灾害或气候的影响很大，并且由此产生的风险具有同质性或系统性，这导致农业从业人员容易在金融服务中被排斥。 实践中，较贫困的弱势群体在接近金融机构、投资金融产品和获得专业服务等各方面都面临更多的困难和障碍，因此无法像富有群体一样可以利用金融资源占有而提升财富增长速度，由此产生的“排斥效应”会成为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金融市场发展早期，基本金融服务对于某个特定群体的不可获得性，这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群体中尤为突出。从表3中可以看到，截止到2017年，中国超过1/5(20.7%)的25岁及以上的成年人仍没有正规金融账户，尼日利亚则有一半以上的成年人没有正规金融账户，而在阿富汗，这一比例竟超过了80%。表4中的数据则显示，即使在经济发达的美国，不同收入群体在银行账户拥有率方面也有明显的差异。根据2013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计算，中国29.6%的家庭没有任何金融产品。而根据2014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urvey，CFPS)数据进行计算，中国约有54%的家庭没有任何金融产品，并且，有38.5%的城市居民家庭没有参与金融市场，相较之下，高达60.9%的农村居民家庭则被排斥于金融市场之外。这种金融服务获得性方面的不平等所导致的“排斥效应”，会直接降低贫困家庭利用金融市场提高收入水平和增加财富积累的可能性。如张号栋和尹志超(2016)、周洋等(2018)都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家庭财富水平越高，被金融市场排斥的可能性越小，这意味着越富有的家庭越有可能占有更多的金融资源，进而更快地进行财富积累，而贫困家庭则无法利用金融服务来实现财富积累，从而导致其与富有家庭之间的财富差距被越拉越大。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2064523373.jpg 金融服务提供中的“排斥效应”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则表现为专业金融服务或专属金融产品对财富拥有较少的弱势群体的排斥性。如表3所示，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居民正规金融账户的拥有率都超过了99%，这意味着几乎所有成年人都拥有正规金融账户;然而，即使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居民都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或利用基础金融服务，但接近普惠程度的金融市场发展有可能会减小收入差距，却无法解决财富不平等问题。如格林伍德等发现，金融市场发展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在金融市场发展初期，只有富有家庭才有机会参与金融市场并从中获利，因此收入不平等会加剧。随着金融市场的充分发展，更多家庭有机会从金融市场发展中受益，然而伴随着金融市场可投资产品的多样化及金融服务的专业化，只有具有财富积累优势的富有阶层，才有机会深度参与金融市场并占有更多金融资源。许多更高收益的金融产品都设置了最低投资限额，这种按可投资净资产数额来甄别客户的金融产品提供和服务模式，对低收入群体几乎具有完全的排斥性。所以，富有阶层可以利用新的收益更高的金融投资产品实现更快速的财富积累，从而使得与贫穷阶层的财富差距进一步拉大。 3.金融全球化趋势下的“资产组合效应” 在全球金融一体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富有群体具有巨大的财富占有优势，因此更有可能进行高质量的资产组合选择和配置，从而比贫穷群体能够实现更有效的风险管理和快速的财富增值，进而充分利用“资产组合效应”(portfolio composition effect)稳固其财富拥有方面的强势地位。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2100305828.jpg “资产组合效应”的一个重要影响渠道，主要源于一国范围内不同财富占有数量的群体在资产组合选择自由度方面所存在的差异。伴随着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富有群体以流动性更好的金融资产方式持有的财富占比也在迅速上升。在这种财富金融化发展趋势下，资产组合选择上的差异会产生居民财富分配上的“马太效应”。有国外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财富拥有水平与财富投资收益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越富有的家庭，其证券类金融资产的持有量会越高。这意味着财富拥有水平较低的家庭，基本上无法利用资产组合来进行投资风险管理，并且其只能选择收益相对较低的银行存款或普通金融理财产品进行财富投资。相比之下，财富拥有水平高的家庭，更有可能倾向于选择组合质量较高的金融产品，从而其投资收益率有可能会更高，并且高质量资产组合也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性冲击和提升投资风险管理的有效性。http://www.globalview.cn/d/file/image/202011/1604394181876473.jpg 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资产组合效应”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渠道，则主要基于不同财富拥有群体在全球范围进行资产组合选择和财富配置的自由度差异。从图5中可以看出，近年来全球离岸财富占世界GDP的比例呈现稳步上升趋势。有学者估计，2007年全球GDP占比98%的部分被各国富豪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或配置，其中沙特阿拉伯全国GDP中超过60%的部分被以离岸财富方式持有，而在委内瑞拉，这一比例则超过了70%。不仅如此，财富拥有占比越高的群体，其离岸财富的配置比例也越高。而从表5中的数据可以看出，财富拥有数量不同的群体在全球离岸财富中的占比差距悬殊。其中最富有的前1%群体拥有全球离岸财富的比例为936%，而最贫穷的后90%拥有的全球离岸财富比例仅为16%。更重要的是，富豪群体能够自由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投资或财富转移，这一方面保证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择更好的资产组合，另一方面则意味着这一群体更多地享有全球金融资源乃至财富的分配权，这无疑会进一步拉大其与贫穷群体的财富拥有差距。 综上所述，富有群体可以利用金融资源的占有更快地增加财富，而贫穷的家庭则很难获得金融资源和融资服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或相关制度设计的缺陷，只有既得利益群体才有机会占有金融资源和享受金融服务，金融市场的发展只会有利于富裕或权贵阶层，从而间接对穷困群体造成伤害，并最终导致居民财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恶化。 五、研究总结 本文首先探讨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居民财富水平的测度思路，发现已有文献中的不同估算方法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或偏差。一方面，由于富有群体能够利用各种方式进行税收规避，因此财产税或遗产税申报信息难以反映其真实的财富水平;另一方面，不同财富拥有水平的家庭，在资产配置中享受的投资收益率也有所不同，所以利用收入纳税申报表中的资产或收入数据进行财富计算，也会出现较大程度的偏差。如果基于居民在调查中自行提供的收入和财富信息来进行财富计算，则会出现由于抽样误差和实际调查时的信息收集误差而造成的财富计算偏差。不仅如此，考虑到经济全球化下财富的跨国转移和配置所导致的其他估算问题或困难，已有可参考的财富不平等数据，都仅是基于有限可得信息进行估算的结果。 基于已有文献和世界财富与收入数据库公开发布的数据信息，可以发现，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世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都出现了财富不平等程度持续加剧的现象。在发达国家或经济体，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及其变化趋势主要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财富向最富有的占人口极小比例的家庭快速集中，二是超过人口半数的群体或家庭的负债状况逐渐恶化，尤其在美国，处于财富拥有水平后50%的家庭，其净资产竟为负值(或净负债)。而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体，伴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大规模的私有化进程，居民财富差距也在急剧拉大。尤其是俄罗斯和一些拉美国家，一方面，财富急剧向顶级富豪群体集中，并且相当规模的财富被转移至海外;另一方面，贫困家庭的收入及资产拥有水平则出现了快速下降，再加上高通货膨胀率的影响，使得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 对于经济全球化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的内在机制，本研究发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和财富增长，并不必然地被不同收入阶层所平等地分享。首先，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客观存在的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差异，会通过贸易自由化渠道影响不同群体的就业机会和经济来源，从而对收入分配及财富积累有着显著的负面影响。其次，不同生产要素的跨国流动性和收益率差异，使得不同群体分享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财富增长的机会也有所不同，由此会影响其收入分配及财富积累。再次，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同领域的技术进步和技术扩散会有所差异，从而会拉大拥有先进技术和专业技能的高素质群体与普通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与财富差距。最后，一国政府有倾向性的制度设计或政策管制措施，也会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或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状况，进而影响到财富不平等状况。 除此之外，金融资源的占有或分配会关系到不同经济个体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受益程度，并会最终影响到收入分配和财富积累状况。一方面，遵从效率优先的金融制度设计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模式，会使金融资源分配或占有对贫穷群体产生排斥性，从而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其财富分配权和享有权。另一方面，与劳动或从事实体经济的收入水平相比，财富金融化使得富有群体有更多机会享有高收益率的资产投资组合，再加上金融全球化下资产转移和跨国财富配置的便利和高效，使得富有群体享有更高的资产回报率和更快的财富积累速度，由此会加剧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尤其在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或相关制度设计的缺陷，金融资源分配和金融服务供给明显向既得利益群体和权贵阶层倾斜，从而对弱势群体造成间接伤害，并最终进一步导致居民财富不平等状况恶化。 尽管本研究在探讨居民财富不平等的引致因素方面有所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影响居民财富不平等的潜在因素众多，本文仅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资源占有等相关因素的可能影响，而从一国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角度去解释其财富不平等现象，将会丰富这一领域的研究。不仅如此，本研究仍局限于纯理论探讨和定性分析，由此得到的结论尚缺乏数据和实证分析支撑，因此，通过实证研究发掘充分的经验证据，将是本研究下一步的主要努力方向。作者信息 黄平，1958年生，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李奇泽，1988年生，博士资格候选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RCEP签署，回顾冷战时期的日本亚洲政策
吴博皓 · 2020-11-21 · 来源： 澎湃思想市场
保持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防止域外国家通过干涉本地区事务从而挑起战争，是整个六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动荡能够给今天的亚太的重要教训。
上篇
随着RCEP协定于本月终于尘埃落定，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经贸关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变得更为紧密。而在美国民主党候选人拜登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成功当选的大背景下，日本，作为现在CPTPP的领头人和RCEP的签约国，其在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选择也令人关注。菅义伟内阁是否会顺应潮流，强调与亚洲域内国家的经贸合作，抑或是回归其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外交政策，通过TPP框架寻求与太平洋东岸的协调?在新冷战论调尘嚣甚上的现在，我们也许能够通过回顾日本在二十世纪美苏冷战中的外交选择窥见当下日本决策的些许端倪。
众所周知，从1949年到1972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中，日本和中国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尽管两国设法发展并维持了一些贸易往来，但在美国对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奉行遏制政策的大背景下，日本与中国，越南(北越)，乃至东南亚奉行中立主义的国家的接触政策经历了相当程度的反复。而日本对区域内亲美国家的经济援助，如对1965年苏哈托政变后的印度尼西亚和长期镇压本国共产主义斗争的马来西亚，在很长时间内都被国际关系史学者们认为是日本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明证。
然而，随着五十到六十年代的外交文件逐渐解密，过去将日本简单归类为美国遏制战略的追随者这一论断受到了相当程度的质疑。通过这些外交文件，我们能够看到日本许多早期对华接触政策，如打破对华贸易禁令(CHINCOM)和通过国有的输出入银行对华提供出口贷款等，都直接挑战了美国的亚洲战略。与此同时，日本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构想，即建立日本-东南亚制造业产业链的战略，与美国对日本作为东南亚消费品提供者的构想也有着明显的对立。笔者同样想要指出的是，这种对立不仅仅出现在相对亲华中立的鸠山一郎内阁和池田勇人内阁时期，同时也出现在被传统认为亲美反华的岸信介与佐藤荣作内阁时期。换言之，对战后亚洲政策独立性的追求是日本统治集团的共识，并不因为日美关系的改变而变化。在本文中，笔者将通过梳理1955年万隆会议到1972年中日建交之间的美国和日本外交文件，来说明日本在亲美/独立自主两种外交路线中的纠结与徘徊。上部将主要讲述1955年万隆会议至1961年中日LT贸易协定之前中日美三国之间的外交交锋，而下部将主要叙述1960年以来东南亚地区诸国政治动荡，以及日本国内外务省与通商产业省不同路线斗争对于日美外交政策的影响。
1955年万隆会议中的中日接触与日本的“重返亚洲”构想
若是我们试图寻找日本战后对亚洲外交政策的原点，一个难以被忽略的历史节点是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万隆会议，也即1955年亚非国家会议。除去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大放异彩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日本同样也通过这次会议获得了再次介入地区政治的机会。尽管受到美国的强烈反对，鸠山一郎政府依然派出了以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高崎达之助为首的日本代表团参与会议，并借这次机会实现了中日之间的非正式接触。
http://img.wyzxwk.com/p/2020/11/f627af59bd1a8939c1121a4f3beccf63.png 日本代表团团长为高崎达之助(左二)
日本参与万隆会议的外交决策是在其国内经济复苏的大背景下做出的。随着195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复苏的顺利进行，在1955年鸠山一郎就任首相的时候，日本已经大体回复到了战前经济的最高水平。鸠山更是自信满满地在国会宣称日本的“战后时代”已然终结。在他看来，日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重新确立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并据此进行更加符合日本利益的外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鸠山一郎政府希望采取较为柔软的外交姿态，并提出了日本作为“东西方的窗口”来介入亚洲地缘政治的构想。
另一方面，1955年的中国也有着在外交上广泛寻求合作的政治基础。诚然，无论是1951年-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还是1954年奠边府大捷中以陈赓为首的中国军事顾问团的努力，都清楚地表明了中国将致力于反对西方国家对周边国家的帝国主义干预。然而，当1953年战争结束时，对通过对外贸易获得国内经济建设所必须资源的需求，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极为务实的外交态度。1954年参加日内瓦和平会议的欧洲代表惊奇地发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采取了与之前不同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外交方针。同样地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也向印度尼西亚，锡兰(斯里兰卡)和柬埔寨的代表提出了经济合作的建议，并承诺中国不会寻求干预和影响他国内政。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出席万隆会议代表团的人选本身颇为值得玩味，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日本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考量。团长高崎达之助之所以被鸠山一郎委派成为日本方面的首席代表，不仅仅出于其人作为实务经济官僚在产业界中有着广泛的人脉，从而能够代表日本与出席各国商谈经贸合作问题，同时也体现了在日本国内长期存在的泛亚主义传统。无论是战后执政的自民党还是日本的产业界，在二十世纪前半叶日本战败投降之前有相当多的人都参与过日本在东南亚，中国，以及朝鲜半岛地区的侵略扩张，并受到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影响，对日本和亚洲地区的经济整合有着直观的感受和经验。由于美国在战后出于冷战需要在德日两国都放松了对旧日本决策者的追责，这些一度被作为战犯从政商界被驱逐的前决策者们也得以再一次进入日本的决策层效力。无论是政界内的高崎达之助，在鸠山之后成为首相的岸信介，大平正芳，岸内阁中的外务大臣椎名悦三郎，还是产业界的冈崎嘉平太，鮎川義介等，都曾经在日本侵华时期作为经济官僚参与过日本扶持伪满和汪伪政权的行动。这些在伪满洲国和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任职的人在战后由于其共同经历，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一个横跨政商两界的“满洲人脉”集团。随着该团体成员在战后凭借美国的默许重新上台掌权，日本在战前对泛亚主义的构想也重新在决策层中获得影响力。换言之，日本二十世纪前半时形成的外交惯性，也在日本在1955年的外交政策之中得以延续，具体表现为通过强调“重返亚洲”重新建立日本在地域事务中的影响力。因此，高崎代表日本参与万隆会议可谓是这一战略考量在人事层面上的缩影。
当然，高崎并不能简单归类为旧日本政策的拥护者。在战后日本的政治版图中，高崎最显著的特点是其作为“对共产国家外交”的推动者——高崎同时也参与了日本对苏联的外交协调，并于1956年，1960年，1962年三度参与并推进了日方与苏联副总理米高扬关于日苏渔业协定的谈判。在万隆会议上，高崎抓住机会与同样出席会议的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两次秘密会谈，并达成了中日贸易和民间亲善的共识。而这也成为了日本在1955年后对华接触的重要基础。在万隆之后，中日两国就亚洲非殖民化和在泛亚地区可能的经济合作有着共同的利益，在周恩来与高崎的会见之后，两国为加深经济联系做出了认真的努力。1957年，日本和中国签署了两项协议，允许中国出口原材料以换取工业产品和设备。尽管中日贸易在1958年后由于长崎国旗事件一度中断，但两国的贸易于1961年开始恢复，而日本更是于1964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http://img.wyzxwk.com/p/2020/11/c6949dabc21cb56f75c1f144a9c97cc4.png 图2，Source: Tsao, James T. H. China‘s DevelopmentStrategies and Foreign Trade. (Lexington: Lexington Books, 1987): 156, 160,166.
当然，日本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并不能简单地用“亲华”来形容，而恰恰可以作为该国在亲美与独立之间徘徊的最佳注脚。早在万隆会议开幕之前，日本外交大臣重光葵就带着外务省官僚强烈反对鸠山关于出席会议的决定。虽然最后鸠山坚持派出代表团出席万隆会议，重光葵依旧指派了外务省的加瀬俊一作为日本代表团的副代表。而正是由于加濑与重光葵的通信，使得高崎与周恩来的会面被美方得知，进而施加压力使得原本预定在会议期间进行的周恩来与高崎的第三次秘密会谈被迫取消。换句话说，日本政府中亲美派官僚和接触派官僚的对立，对鸠山一郎内阁所秉承的对华/对苏接触政策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掣肘。
这一日本政府内部亲美派与独立外交派的矛盾也体现在政策层面，具体表现为日本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上的经济提案中对美国资本和美元的依赖。在万隆会议上，日本提出了好几项经济议题：比如建立亚洲支付联盟(Asian Payment Union)来为亚洲的经济建设引入外国资本并解决双边贸易中的支付问题，以及建立永久性的亚洲经济合作联盟来商讨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这一提案收到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等代表国的反对。这是由于日本所提出的亚洲支付联盟将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在前英国殖民地印度看来，一个以英镑为基础的亚洲体系将对其更为有利。而根据李克农于1955年4月22日发给叶季壮的电报，中国代表同样对美元通过日本这一渠道打入东南亚地区深感忧虑。李克农的报告体现了中方的判断，即无论是基于英镑还是美元的支付体系，都将对亚洲国家的独立性造成重大威胁。同时，中方由于缺乏足够的外币储备，在任何一种体系中都会陷入外交被动。同时，中国也对日本在亚洲的经济扩张背后美国可能扮演的角色充满警惕。周恩来在万隆会议后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态度。在周恩来4月30日的报告中，中方认为日本对于东南亚市场的大量倾销是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与鼓励，其目的是建立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控制。换言之，中方对日本的认识是建立在其无论自愿与否，都无法摆脱作为美国亚洲战略执行者的认知之上的。
无独有偶的是，日方的外务省官僚也对来自中国的产业竞争充满了焦虑：根据日本外务省中国课1959年7月23日的报告，日方外交官员认为自1955年以来中日在东南亚“自由国家”中的贸易竞争愈加激烈。在他们看来，中国对东南亚的无偿援助和廉价出口对日本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威胁，而中国与缅甸签订的大米换纺织品以及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大米换橡胶贸易协定等一系列“以货易货”协定的签订，更是对日本所崇尚的以国际货币和信贷为基础的贸易体系的重大挑战。从这些五十年代的外交文档来看，中日双方内部，确实都有着基于冷战现实构建对方战略意图的声音。
以东南亚政策为中心的日美争端
那么，日本是否如同过去学界所认定的那样，是美国扶持对东南亚施加经济影响，从而遏制中国对这一地区影响力的跟班呢?传统的学界认为，日本在1957年岸信介政府上台之后就放弃了寻求中立的外交努力，而转为通过日美同盟扩大日本在西方阵营中的经济利益，并同时借助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扩张扩展日本在当地的经济影响力。这种将日本的外交政策描述为“搭顺风车”的论断，广泛出现在日美两国学者的著作之中。在这种理解里，日本是美国坚定的支持者，而两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利益的高度一致性是这一合作的重要基石。
然而这一论述随着最新外交文件的解密受到了挑战：从1955年起，日本执着于推进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而在美国决策集团看来这与美国国家利益并不相符。在日方看来，日本战后崛起的关键在于产业转型，即由附加值低的制造业(如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转向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化学产业，钢铁产业，造船产业)。这一过程不仅需要日本打开西方国家的市场，也需要建立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产业链，从后者获取市场，原材料，和初加工产品，并输出技术标准将其整合到日本主导的经济循环中来。然而对美方来说，东南亚地区是与中苏斗争的前沿，是随时可能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倒向共产主义阵营的中立地带。在美国的决策者们看来，对东南亚地区的支持必须将重点放在各种直接援助上，比如民众能够直接使用的粮食和消费品以及对抗共产党革命者的军事训练和装备等。在这一过程中，日本应当成为“民主国家的军需官”，而美国则作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分别为东南亚亲美政权提供消费品和军事援助。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和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构想是有相当的分歧的。
而这一对立的起点也正是1955年的万隆会议。日方在会上所提出的亚洲支付联盟和亚洲发展公社并非没有先兆。高崎达之助本人更是于会议之前就以日本通商产业大臣的身份向艾森豪威尔递交了一份倡议书，寻求美国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建立经济合作的支持。在这份1955年3月9日发出的外交文书中，高崎试图说服美方对日方所设想的亚洲支付联盟提供部分储备资金(根据高崎设想，该支付联盟年度需要从外部注入约2亿美元的资金)。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日方立场则是日本在美国发往东南亚援助中的中间人地位。在这项提议中高崎向美方提出，出于支持日本经济发展的考量，美国应当在提供给东南亚的援助中将美国的原材料(如粮食，棉花等)交予日本加工，然后作为食品和纺织品输送至东南亚地区。
与日方积极地推销这一计划相对应，美方对这两项提议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冷淡。无论是艾森豪威尔政权还是肯尼迪/约翰逊政权，对于日本的计划都未给予支持。在艾森豪威尔看来，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整合将是对美国资源的巨大浪费：对于在全球范围内寻求遏制共产主义政权扩张的美国来说，与其提供大量资金去支持短时间内无法见效的经济外交，不如将更多的资源用以扶持明确表达出亲美立场的国家，并通过直接的消费品和军事援助防止这些政权被本国的起义者推翻。对于1954年刚刚经历过日内瓦和会上对越南的外交失败，并于会后加大对南越吴廷琰政府输血的美国政府来说，日方的提议可谓是毫无吸引力可言。
然而，日方并未放弃其构想，但在未来几年内日本的外交努力并未改变美方的态度。1957年，秉承接触政策的鸠山一郎内阁解散，亲美的岸信介上台，并于当年访美寻求美国对于其政权的支持。在与艾森豪威尔谈判的过程中，岸信介再次提出日方关于建立亚洲支付联盟的构想，并希望美国给予明确的表态和直接的资金支持。根据1957年6月19日双方会谈的记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地拒绝了岸信介的提议，并指出“[虽然]我们谅解日方的立场，但美国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资源是有限的。任何支持都必须符合现实并且能够负担。” 艾森豪威尔政府甚至在9月25日政府内部的行动协调委员会(OperationCoordination Board)会议上直接表示任何关于在东南亚地区建立共同发展基金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美日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的分歧可谓一目了然。
双方的分歧也延伸到了之后的两国后续的政权之间。1960年美日安保协定的签订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议，并最终导致岸信介政府倒台。接任岸信介的是通商产业省出身的池田勇人，而正是在池田内阁时期，日本启动了旨在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所得倍增计划，”并明确提出了日本的经济发展必须依赖于产业的输出。1962年，日本通过了《特定产业振兴临时措施法案》，并将钢铁，汽车，石油工业的对外输出作为日本的核心利益来看待。在这一政策下，日本开始更加积极地寻求与东南亚地区的产业整合，并在与印度尼西亚苏加诺政府的二战赔偿协议中获得了一定的外交成果，即通过赔偿日本制设备，帮助印尼培养技术人员，以及提供无息/低息出口信贷购买日本设备实现了日本工业技术标准的输出。
对于美方来说，日本的经济发展固然值得赞扬，但其对于东南亚地区的构想却并不符合期待。1961年，肯尼迪政府的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访日，并于箱根同日方展开了长达数日的磋商。在11月3日的磋商中，时任日本通商产业大臣佐藤荣作(后成为首相)和劳动大臣福永健司对美方进行了尖锐的发问，质疑美国对东南亚政策的合理性。前者指责美国对东南亚地区的支持除了“帮助部分地区领导人建立自己的塑像之外”毫无意义，而后者则要求腊斯克明确解释美国将日本作为其亚洲政策“事务员”(agent)的立场。在三日的磋商之中，日方的态度可谓非常明确：美国应当抛弃其僵化的亚洲政策，并全面接受日本对于东南亚经济整合的主张。
与日方的质疑争锋相对，美方对自己所持的立场也是毫不退让。副国务卿富勒和弗里曼拒绝日方关于在东南亚发展重化工业配套产业的建议，而强调必须在东南亚扶持农业和轻小工业。腊斯克则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若是日本想要继续作为美国对东南亚援助的中间国，就必须跟随美方立场，只将援助资金给与明确亲美反共立场的政权。与此同时，日本与缅甸，印尼等持中立立场的国家的接触将不能被列入美国直接支持的范畴。虽然这一会谈最终在公开报道中被称颂为加深美日理解的重要成果，但解密的会谈文件则将双方立场的巨大分歧暴露无遗。两国关于东南亚立场的分歧一直持续到1965年苏哈托的政变以及越南战争的全面升级。
解局：对于美日亚洲政策分歧的分析
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日在1955年到1965年的外交分歧?笔者将分别论述两国内政与地区政治的因素。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里，日本面临着来自东西方阵营的共同冲击。无论是来自于中苏与东南亚国家的“以货易货“形式的贸易协定，还是欧美国家在产业中技术和资金上的优势，都使得日本扩展海外市场的行动面临着激烈的竞争。然而，危机中也蕴含着巨大的转机：随着反殖民主义斗争(这些斗争往往由共产主义者领导)在战后的蓬勃发展，新的民族国家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原本被英法等国牢牢把持的殖民地市场出现了真空。对这些新兴国家来说，经济上摆脱对前宗主国的依赖，并独立自主地推进工业化成为重要的诉求。而对日本而言，东南亚地区的重新洗牌成为了其追求本国产业升级和海外贸易份额的天赐良机。由此观之，日本参与万隆会议并与和东南亚各国革命者有着良好关系的中国交好就显得更加理所当然了。
另一方面，对于日本来说，1955年开始的十年也是日本试图融入西方经济体系的十年，而在这个过程中日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战后蓬勃发展的部分产业，如纺织业和有机化学产业，受到西方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的冲击，从而在欧美市场的发展举步维艰。从1958年开始，日本的纺织品对美出口甚至不断遭到了美方关税压制和反倾销调查。在优势产业被打击的同时，日本也在寻求加入西方阵营的经济俱乐部，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关税总协定(GATT)。而在谈判中，日本被明确要求做出让步，开放自己的市场给同阵营国家并停止用关税保护本国产业。日本的经济自由化进程于1965年达到了顶峰：佐藤内阁对美国保证将提供日本纺织品的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iction)，并作为加入经合组织的代价，承诺开放90%的日本市场。换言之，从1955年到1965年，日本以巨大的代价融入了西方的经济体系，而为了保持日本产业的竞争力，日本必须要争分夺秒地在其他市场中培育本国的产业联盟从而应付来自欧美的竞争。也正是因为如此，日本的产业界巨头们也成为了推进中日贸易谈判和日本对东南亚投资的主力军。无论是纺织与化工界界的巨头仓敷绢织株式会社(今天的可乐丽Kuraray株式会社)还是装备制造业的日立集团，都积极支持以高崎为首的日本经济官僚提出的对华与对东南亚接触政策，甚至直接参与了谈判进程。
如果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外交政策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那么对于西方阵营的领头羊美国来说，在五十年代影响其亚洲政策的则主要是政治因素。无论是1953年朝鲜战争的僵持还是1954年胡志明领导下北越对法国的军事胜利，都使得美国开始认真审视中国对亚洲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进而以非常保守及怀疑的眼光审视东南亚地区，生怕从任何一个东南亚国家中生出席卷整个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在东南亚随时可能投入共产主义阵营的情况下，日本提出的发展东南亚产业的提案在美国决策者眼中自然显得非常不合适宜。相比之下，通过“食物换和平”法案(Public Law 480)等政策，为东南亚亲美国家直接提供粮食，消费品，以及军事援助从而保持亲美政权的稳定则更加符合美国决策者眼中的美国国家利益。在这种设想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中生产能力最为发达的美国盟国，自然被寄予承担起“民主国家军需官”的任务。从艾森豪威尔政权一直到约翰逊政权，这样的认知在美国国务院的决策者中一直有着巨大的市场。这一局面，直到尼克松上台决定结束越南战争并与中国缓和关系才得以部分扭转。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对日本的影响。法国和西德，荷兰，意大利所建立于1957年签订的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协议对日本的决策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仅是因为欧洲与日本在全球市场中的激烈竞争，也是因为欧洲经济共同体所推行的产业整合政策(如共同规范农业价格，建立共同农业基金，订立产业标准等)都与高崎等人希望在东南亚推进的政策蓝图不谋而合。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决策者感到危机感，并更加卖力推进类似议程的努力也就不难理解了。
结语与展望：六十年代的日美关系：从争端到合流
至此，本文简单梳理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东南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分歧，并简要分析了可能导致这些分歧的因素。而如前文所述，随着1965年印尼的政变导致亲华的苏加诺政权下台，日本和美国的分歧将在东南亚地区愈加激化的冷战对立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弥合，并一定程度上恶化了对华的关系。本文的下半部分将继续追溯1965年之后日美对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并着重阐述日本国内政治，尤其是日本通商产业省中赞成独立自主的官员与外务省内拥护对美协调的官员之间的斗争，同时论证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外务省亲美官僚最终压倒了通商产业省的技术官僚，并迫使后者并将部分对日本外贸政策的决策权让于前者的。
日本在1953年就与共和国签订了民间贸易协定，在1958年长崎事件之前，日本与我国共签订了4次民间贸易协定，而于1958年更是签订了中日铁钢协定，开展工业制造领域的试探性合作。虽然中日于1958年长崎事件后贸易关系陷入冻结，中日于1962年通过廖承志和高崎达之助的协商签订了LT贸易协定。日本也于签订后的两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国。这一五年期的贸易协定于1967年被续签，并一直延续到1972年中日正式建交。 持这种观点的代表性学者如查尔默斯约翰森(Chalmers Johnson)，沃伦科恩(Warren Cohen)，宫城大藏，神田丰隆等。 这一观点往往被称为多米诺理论(Domino Theory)，即强调发生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将会对周边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并催生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革命。
下篇
在上半部分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美在东南亚政策和对华政策上的分歧。相比于美方坚持对华贸易封锁和对东南亚工业投资的保留态度，日本在扩大对华贸易和加强对东南亚初级加工工业的投资这两点上明显更为积极。虽然中日经贸关系一度由于1958年长崎国旗事件而陷入停滞，在1962年中日双方又重新建立了经贸关系。1962年由廖承志与日方代表高崎达之助牵头，中日两国代表签订了以两人姓氏首字母命名的LT贸易协定。这份半官方性质的协定与之前中国同缅甸，斯里兰卡等国政府签订的贸易协定一样，主要通过以货易货，货额大致相当的方式进行贸易，但同时也规定了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货币结算贸易。由于双方的努力，中日贸易额迅速恢复，而日本更是从1964年开始成为共和国最大的外贸对象。
然而，中日在六十年代早期经贸关系的回暖笼罩在冷战地缘政治投射的阴影下。与五十年代后半叶亚洲各国试着搁置争议，强调合作的基调不同，在整个六十年代里，亚洲地区的冷战对峙局势全面激化。在地区事务上，美国在六十年代早期加大扶持南越政府的力度，并最终借由1964年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中南半岛，将中南半岛三国全面卷入长达十年的越南战争。与此同时，东南亚各国也陷入了内部的政治动荡和民族冲突。无论是1962年缅甸的政变，还是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都引发了对政治反对派的清洗和排华浪潮，从而使得五十年代后半营造出来的地区合作变得举步维艰。在这种大背景下，东南亚地区国家越来越难保持其在东西方阵营间中立的立场，在五十年代作为地区合作基础的淡化意识形态斗争的氛围在六十年代已经难以存在。
在这样的地区背景下，日本也在1965年之后在东南亚地区半推半就地选择了追随美国的外交方针，通过ODA向亲美国家大量输血。但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的是，除开日方借助美国在地区的霸权扩大本国经济利益，两国之前仍然在地区事务上存在着相当的分歧，并主要体现在对华，对越战，以及琉球群岛地位等事务上。另外，日本国内政治中，外务省官僚在外交决策过程中最终胜过通产省官僚，也对日本的外交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格局直到前通产大臣田中角荣成为首相，并在内阁中大量启用原部下才得以打破。本文将承接上部对日美外交分歧的分析，并通过东南亚地缘政治和日本国内政治两条轴线论述日本在六十年代中期的外交转向背后的因素，并在最后简要分析冷战中日本政策对当下亚洲局势的启示与教训。
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动荡与日本的外交转向
进入六十年代，随着冷战对立再一次激化，东南亚地区诸国也陷入到各种政治动荡之中。这也对日本之前试图维持的独立外交政策形成了挑战。1962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推翻了吴努，在缅甸建立了军政府统治。与之前吴努政府奉行的同时接触中日苏的中立政策相反，奈温对引入外国技术和资金建设国家缺乏兴趣。在奈温政府治下，缅甸对全国工农业进行全面的国有化，不再积极回应中日两国提出的合作和贸易协定，而仅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派出少量留学生学习技术。缅甸在1962年后近乎闭关锁国的外交姿态使得日本之前通过战争赔偿对缅甸输出产业标准和整合其进入日本产业链的目的完全落空。
公平地说，缅甸在1962年的政治变局对日本以产业扩张为主的东南亚政策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在1963年，日本与亚洲国家的贸易额仍然与日美贸易额大致相当，分别占到日本当年贸易额的三分之一。然而，1964年和1965年接连发生的巨变则对日本造成了实质上的冲击，并使之开始重新审视其对东南亚的外交政策。由于美国扶持的南越在对北越人民解放武装作战不利，以及南越领袖吴廷琰被手下军官刺杀引发混乱，约翰逊政权不得不于借口1964年7月的北部湾事件全面介入越南并大规模增兵。越南战争的全面爆发使得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局势骤然紧张，而中苏美在越南问题上的尖锐对立也使得地区国家失去了外交上的模糊空间，从而越来越难以保持之前所保有的中立态度。
除了越南战争的升级，1965年9月开始的印度尼西亚政变也对日本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苏哈托借助他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击败了发动兵变的翁东中校，并以此为借口大肆搜捕和屠杀印尼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党员。苏加诺也因此被军方架空，并于1967年卸任总统并遭到软禁。随着苏哈托集团独掌大权，印尼也放弃了之前苏加诺时期的亲中亲苏态度，转而全面倒向美国寻求庇护。
http://img.wyzxwk.com/p/2020/11/2da051ba20d001e191b5851b920bf90a.png 苏哈托(左二)政变
印尼苏哈托政权彻底倒向美国的对地区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印尼作为区域内的人口和影响力大国，其放弃中立政策的选择对周边国家有着强烈的示范效应，使得在五十年代成为共识的在东西两大阵营之间保持模糊中立的外交立场对东南亚国家愈加失去吸引力。在苏哈托所倡导的“新秩序”(Orde Baru)之下，印尼将激进的反共主义作为社会的重要意识形态，并于1967年同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四国重新建立了反共色彩浓厚的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相当讽刺的是，曾经作为反共国家合作平台的东盟，恰恰是本次RCEP的主要推动者和倡导者。
然而，哪怕在苏加诺政权的末期，美日之间的外交分歧依然清晰可见。相比于美国暗中支持甚至直接鼓励苏哈托夺权的外交立场，日本在1965年九三零事件前后是唯一仍然拥护苏加诺政权的西方阵营国家，甚至想要直接介入斡旋苏加诺政权与西方阵营国家的关系。这也导致日本一度在苏哈托于1966年掌握政权之后非常被动。由于东南亚地区的剧变导致西方阵营在1965-1966年对中苏在东南亚地区处于攻势地位，日本开始圆滑地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并寻求在美国的扩张阶段能够保住自己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日本与美国的外交协调在对苏哈托政权的支持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出于对日本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警觉，英国于1965年12月提议建立英美澳新四国协调机制来商讨印尼问题，并将日本排除在外。虽然美国参与了四国会议，但同时也将日本拉入了对印尼局势的讨论之中，在美国的支持下，印尼债权国筹备会议最终在东京举行，日本也得以在1969年正式中占据原本在英国设想中由西德代表占据的印尼债务仲裁人地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日本与美国的彻底合流。日美两国在1964年之后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华贸易和冲绳问题之上，而前者也与日本仍然保留着通过中国建立在东南亚地区影响力的构想有关。根据1964年1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与日本外相大平正芳面谈记录，美方对日本选择与中国加强经贸关系极度不满。腊斯克甚至露骨地(甚至带有威胁意味)表示日本应当“考虑清楚自己在越南，泰国，柬埔寨和印尼的利益，并认识到美国在该地区力量强大，是维护日本利益的唯一保护伞。”然而与美国的期望相反，日本并没有减少与中国的经贸往来，甚至一度在1966年与欧洲为了争夺对华化肥出口订单陷入价格战(将在下文详述)。直到中日在1972年通过田中角荣访华实现邦交正常化，中日一直都通过LT贸易协定框架进行半官方性质的沟通，而沟通的内容也不仅仅限于经贸关系相关话题。
另外，美日在冲绳问题上的矛盾也与美国在东南亚的政策直接相关。美国在1965年越南战争全面爆发后将日本尤其是尚未归还的冲绳地区作为对越南轰炸的行动基地，甚至一度在日本本土部署核武器。美方的战略无异于将日本绑上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对日本在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中的外交形象非常不利。随着1967年之后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泥潭难以速胜，日本对美国的不满也愈加表面化，尤其是在冲绳返还的谈判中对美国态度变得更加强硬。根据1967年11月28日佐藤荣作首相与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会谈纪要，后者质问日方为何和欧洲一样对支持美国态度消极，佐藤则以外交辞令委婉表示了日方国内舆论并不支持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并快速将话题转换到了冲绳返还的问题之上，要求美方进一步明确返还的时间表。一直到1973年冲绳被重新交还日本，冲绳返还以及其作为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的基地的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佐藤政权，并成为横贯在日美之间难以解决的外交障碍。
http://img.wyzxwk.com/p/2020/11/72d85821637aea5d6b14b0fb574cec3a.png 冲绳那霸人民集会要求美国归还全部美军基地
日本国内政治角力对日方外交政策的影响
除开东南亚地区政治的动荡，日本国内的政治角力也对这一时期日方的外交政策有着巨大的影响。如本文上半部所论证，从1955年万隆会议开始，无论日本官僚体系还是自民党内部，都有对于日本对外政策路线的争论，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通商产业省官僚集团与外务省官僚集团的对立。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前者就表现得非常积极，与后者消极怀疑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在1962年中日双方关于LT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外务省与通产省都提出了各自的草案。根据外务省经济局的讨论记录显示，通产省力主通过国有的输出入银行在向中方提供长期信用贷款并直接出口工厂设备，而外务省则担忧美方的反对，从而力主搁置通产省提案。虽然LT贸易协定最终以通产省提案的胜利告终，外务省仍然在1963年9月第三年度的LT贸易会谈中将通产省的提案撤回，并将之修改为不提供信贷和分期付款的苛刻条件。与外务省的阻拦相对，日本通产省在1963年和1964年通过专案方式实现了对华工厂设备出口和信贷输出。根据美国中情局于1965年12月26日提交的国家情报分析报告显示，日方通商产业省的官僚集团在三木武夫的带领下甚至想要乘胜追击，将前两年通过日本国有银行向中国提供信用贷款的专案制度化，从而继续扩大对华贸易规模。
通商产业省坚持其对外政策的底气一部分来源于该部门官僚与本国产业界的紧密关系。这一部分是由于战后原定进行的旧财阀解体计划由于冷战需要而被美国搁置，从而使得日本在1950年之后通过康采恩的形式重建了财阀体系，并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延续了战前紧密的政商关系。这一点首先体现通商产业省所具备的职能之上。由于通商产业省直接负责日本工业政策的制定和日本国有银行(如日本输出入银行，日本开发银行)对日本实业界的融资，日本产业界的发展相当依赖于其与通商产业省的关系。这一关系也反映在人事上：在以旧财阀银行为中心重组的产业集团内部，大量的高层职位由前通产省官僚于卸任后担任。而产业集团的企业家高层也往往在通商产业省的下属部门(比如经济企划厅，经济团体联合会等)担任顾问的职务。
除了1962年的LT贸易协定，日本通产省和产业界的联盟也在1963年中日经贸关系中提供了重大的影响。在1963年，在通产省官僚的主导下，中国通过日本输出入银行获得了五年期价值两千万美元的贷款，用于从化工巨头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后更名为可乐丽Kuraray株式会社) 采购维尼纶制造的设备。由于日本输出入银行属于日本国有银行，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大背景下，该融资并非提供给中方，而是直接由输出入银行以融资的名义支付给仓敷绢织株式会社，再由中方以后续的双边贸易额向日方偿还。值得注意的是，该融资遭到了美国和台湾蒋当局的强烈反对，使得原定于1964年进行的另一笔用以从日立造船订购货轮和购买第二座维尼纶工厂的融资胎死腹中。但无论是通产省在该融资中发挥的主导作用，还是日本产业界能够与通产省合作避免外交风险，都体现了这一政商联盟的深厚基础与默契。
除开对华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通产省和日本产业界联合起来影响日本对亚洲政策的另一动机是在中国和东南亚市场中欧日之间的激烈对抗。如本文上半部分析过的那样，欧洲在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成立以来就一直试图制定共同的产业政策，从而增强欧洲产品在世界中的竞争力。除了之前提过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建立农业基金和产业标准化的努力之外，欧洲国家还试图协调其在海外市场的竞争。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欧日在化肥工业上的竞争。1962年，欧洲的13个化肥生产商在苏黎世举行会议，成立了Nitrex作为负责协调化肥对外出口的机构。与主要着眼于在欧洲内部整合建立共同市场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不同，Nitrex的成立标志着欧洲打算通过与美国，加拿大，以及日本的竞争来促进欧洲在全球市场中的份额。作为肥料生产的卡特尔，Nitrex所能够提供的大量化肥出口对于正从大跃进中努力恢复国民经济的中国毫无疑问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虽然中方从意大利，荷兰和英国进口化肥厂设备，但国内产量无法满足中国农业的巨大需求。而为了应对日本的竞争，欧洲(以法国和荷兰两国为首)不仅愿意通过Nitrex向中国出口大量的优质肥料，更是愿意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贷款条件以吸引中国进行购买。
Nitrex 的成立以及中欧之间肥料贸易的蓬勃发展，使日本产业界在与中国的贸易中感到了危机感，这也是作为日本产业界代言人的高崎在1962年为何力推以优惠条件对华提供信用贷款用以采购化肥的缘故。在整个六十年代，欧日双方在对华出口上的争夺可谓是互有胜负。1966年，Nitrex通过内部协调，将国际市场上定价为48美元每吨的硫酸铵肥料以每吨34美元的价格与中国签订了订单，而这一订单也迫使日方在对华化肥出口中降至同样的价格，从而换取中方继续从日本追加一百五十万吨硫酸铵肥料订单的承诺。值得注意的是，欧日之间的化肥风波被美国国务院官僚视为中国经过计算获得的外交胜利：在一份1967年12月19日的美国国务院内部情报通报中，美方认为中国的成功将迫使美欧国家削减在对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利润，并引来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从而增加中国在第三世界的威望。虽然美方的担忧是基于其对于冷战现实的考虑以及对华的敌视态度，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尽管在六十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对东南亚政策上向美方靠拢，中日欧之间的经贸交流和多方协调却变得更为常态化，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认为是中国对西方外交破冰前夜的“无声的革命”。
然而，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以及前者在制定日本对外经贸政策过程中的影响力，都在六十年代中期遭到了削弱。一部分原因是日本外务省官僚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通过一系列外交行动(包括主导日本参加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IGGI)，协调日本与美国在琉球群岛归属问题上的斡旋，以及主持日本加入经合组织(OECD)的谈判)逐渐加强了该部门在制定日本对外政策过程中的权威。对欧美的经济谈判尤其导致了外务省和通产省力量对比的此消彼长，这是由于通产省官僚在这些谈判中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在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过程中，美欧的主要诉求就是日本放弃其保护主义政策，并对市场和产业进行自由化改革，减少行政干预。换言之，通商产业省与日本产业界的联盟，恰恰是在外务省主导的谈判中被欧美(尤其是一直反对日本加入OECD的英法两国)代表攻讦的软肋。在谈判过程中，英国《泰晤士报》直接以“臭名昭著的通商产业省”(“NotoriousMITI”)为题，大肆抨击日本市场的不透明和非自由，并指责通商产业省与产业界勾结滋生腐败。最终在1964年，池田内阁通过对欧洲让步完成了日本加入OECD的谈判，并承诺在1965年之前开放百分之九十的日本市场。应当承认的是，日本的市场自由化在整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都流于表面，甚至仍然以高关税保护本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的汽车制造业。但由于通产省在谈判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以及国内政商丑闻的爆发，该部门在日本对外政策(尤其是对共产国家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的影响力相比五十年代可谓是大幅后退。
另一方面，日本产业界也由于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以及欧美在六十年代中期至石油危机为止的经济扩张而将目光从亚洲移往西方。这个时期的产业巨头，尤其是以电器和汽车制造产业为主的集团，开始向日本政府强调欧美市场购买力的重要性，呼吁政府制定新的产业政策以增强日本企业在欧美市场中的竞争力。在这种情况下，通产省和产业联盟的工作重心转向国内，并通过支持并购和融资来帮助日本汽车制造业和电器制造业更好地在欧美市场竞争。这一“从太平洋转移到大西洋”的变化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中期。随着1973年石油危机以及1978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日本产业界也再一次将目光转回亚洲，投向改革开放前夜的中国和越战尘埃落定后的东南亚国家。
结语：从冷战到“新冷战”：窥视现代日本外交政策的变与不变
那么，站在RCEP签订的当下回望过去，日本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对今天理解日本有什么作用呢?诚然，冷战作为一场东西方阵营在全球意义中的激烈对峙，各国在其中做出的外交选择也许与今天这个日趋全球化和国际化的时代格格不入。然而，随着各国反全球化浪潮和美国鼓吹新冷战的论调尘嚣甚上，通过审视日本地缘政治和国内政经状况的变与不变，我们也许能够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塑造日本外交的因素有所心得。
首先应当承认的是，日本对于重塑自身大国地位的追求，从五十年代以来都从未缺席。虽然日本在1955-1972年之间出于极为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外交态度，在许多议题，包括中日关系以及日本东南亚关系上有所反复，但其对恢复自身大国地位以及在地区政治上发挥影响力的构想始终不变。无论是对东南亚的经济外交，还是通过越南战争向美方施压收回冲绳，抑或是顶着美方反对发展对华的经贸关系，都体现了日本想要独立推进地区政治议题走向的愿望。这一点尽管会由于日本在安全上对美国的依赖，以及国内长期反共亲美氛围的熏陶而显得步履蹒跚，但对独立自主的追求在日本政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仍然具有市场。无论是近年来自民党寻求修宪的计划，还是对诸如奥运会，RCEP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热衷程度，抑或是对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的蠢蠢欲动，都能够体现出这一点。对于一个在二战中失去往昔大国地位，经济总量却位于世界前列的国家，它将以何种方式增强自身在国际社会中存在感，以及如何引导该国选择对地区更具有建设性的外交方针，将会是亚洲国家在可预见的未来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
除了对冷战中日本政府外交模式的分析，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产业巨头们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虽然通产省已经不复存在，而日本的经济自由化和市场化程度比起六十年代则远远超出，政商联盟仍然在塑造日本政策方面有着巨大作用。时至今日，在战后重建的三菱，住友，三井等财阀(或者按照今天的称呼，集团)依旧掌握着大量的子公司，在日本经济中占据领头羊的地位。而回顾冷战中的发展，除了这些产业巨头对来自欧美同业的竞争以及对市场的渴望，其对地区稳定程度的追求也值得注意。如前文所述，六十年代日本转向欧美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东南亚地区的持续动荡和政权更迭，具体体现为印度尼西亚的军事政变以及政治清洗，缅甸奈温政变上台后政治全面保守化以及与缅甸人民军的长期内战，和席卷整个中南半岛三国的越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越柬战争。因此，保持地区和平和稳定，以及防止域外国家通过干涉本地区事务从而挑起战争，是整个六十年代东南亚地区的动荡能够给今天的亚太的重要教训。
中方对缅甸的态度在六十年代一直有所反复。虽然奈温曾多次访问中国并获得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其对缅甸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在缅华侨的排斥都使得中国难以全面认可奈温政权。 美国在印尼苏哈托夺权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依旧在研究冷战的学者中富有争议。根据乔治华盛顿大学建立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资料馆所藏的于1966年8月10日从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发出的电报，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马歇尔格林(Marshall Green)早在苏哈托发动对印尼左派人士的血腥屠杀之前就向苏哈托阵营提供了一份印尼共产党要人名单，并在1965年12月2日就提供给苏哈托阵营(Kap-Gestapu)五千万印尼盾的汇款。由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对于该事件的文件至今依然封存，学界难以完全证实美国国家机器在该事件中的介入程度。 对于该时期日英美欧的外交交锋，可参见戴超武所著的《印度尼西亚债权国会议的缘起与影响》 对于美国是否有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的安排，在冷战时期往往众说纷纭。然而这一争论在2009年画上了句号。根据2009年鸠山由纪夫政府调查的结果，在冷战时期日美之间确实存在将核武器部署在日本和冲绳地区的秘密协定。2014年，安倍内阁也正式承认了这一调查结果。 根据通产省方案，中方向日方采购的钢铁，农机，和化肥，将可以获得18个月的信用贷款，并且不需要支付保证金。而外务省则认为这种方案相比于日本提供给东南亚国家的条件(6个月偿还，需要支付保证金)显得过于宽松，且意味着这是以中方政府信用为担保，有外交上承认的意义。 康采恩主要指的是通过由母公司(在日本的情况为银行)对子企业(日本称为伞下企业)进行持股，从而达到实际支配的垄断形态。日本现存的几大产业集团，如三菱集团，住友集团等，都是以三菱UFJ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为中心，按照这种方式于战后重新建立的。
长崎侮辱中国国旗事件
岸信介内阁反华的背景下在日本长崎发生的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事件。1958年4月30日，日中友好协会长崎支部在市内滨屋百货公司举办介绍中国产品展览会，会场上悬挂了日本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国国旗。台湾国民党驻长崎的“领班”常家铠，当天向长崎市政府要求取下会场上中国国旗。
驻东京的台湾国民党“大使”也于5月2日向外务省提出“抗议”。同日下午，两名日本暴徒闯入滨屋四楼将展览会场的中国国旗扯下，被当场抓住，扭送至长崎市警察局，造成侮辱中国国旗事件。但岸信介内阁却以“国内法”为借口，坚持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而也就不承认国旗的立场，拒绝对罪犯进行惩处，并很快将暴徒释放：这一纵容和包庇侮辱中国国旗罪犯事件，是岸信介内阁恶化中日关系，破坏第四次民间贸易协定的一个严重事件，引起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慨。由于岸信介内阁反华行为，致使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无法实施，中日民间刚刚发展起来的友好关系一度中断。 普京称美国对全球经济复苏贡献大 © Sputnik / Aleksey Nikol'skiy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 经济
23:02 2020年11月21日缩短网址 0 155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称美国为复苏世界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
© SPUTNIK / ALEKSEY NIKOL'SKIY
普京：失业和贫穷仍是全球面临的主要风险
俄罗斯总统在G20峰会上发言说道：
“我们所有国家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一揽子刺激计划。现在美国总统只是说到了美国的努力。的确美国的贡献非常大，即为美国经济的复苏作出贡献，也意味着为世界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很大贡献。”
他指出，俄罗斯高度赞赏沙特阿拉伯担任20国集团轮值主席国的努力：在当前的形势下，当前议程重新聚焦在恢复世界经济、保障健康和造福人民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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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宣布亚太经合组织国家GDP下滑 © Sputnik / Alexey Nikolsky
经济
22:49 2020年11月20日缩短网址 0 51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的讲话中说，根据预测，全球2020年的GDP因新冠疫情将下降4.4％，而亚太经合组织国家的GDP将下降2.5％。
他说：
“根据预测，全球2020年的 GDP将萎缩4.4％，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经济体的总GDP将萎缩2.5％。”
俄罗斯总统指出，俄罗斯的下降幅度约为3.9％。 《数字资本主义》
出版时间: 2001-01
作者:丹·希勒 丹·席勒
译者:杨立平
出版社: 江西人民出版社
页数: 320
价格: 22.8
ISBN:9787210023449
作者简介：丹·席勒，美国伊利诺伊州香槟分校传播学教授，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著有：《数字资本主义》、《如何思考信息》和《数字抑郁：信息技术与经济危机》等。
推荐理由：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将信息和通信技术（ICT）作为经济复兴和提升的源泉，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却打破了这一想法。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在其著作《数字资本主义》中认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互联网空间正被一个日益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所殖民。他从方法论的视角阐释了资本主义在信息时代下的种种变化，新自由主义、市场驱动的经济政策利益赋予了电信行业一个新的社会目标。这就导致了社会的不平等（第一、二章）、“消费主义”被赋予新的高科技手段不断加剧全球消费水平,尤其是经济精英(第三章)、数字资本主义将社会置于专有的市场逻辑控制之下（第四章）。席勒认为，代表政府、军事和教育机构在一套经济原则下运营的原始网络已经开始以其扩张性的市场逻辑为企业和用户服务。在这本书中，席勒详细的阐述了电信行业政策重组后新自由主义的发展。他认为，这样的重组在私营企业需求和冷战时期的军事战略规划推动下，美国电信产业在二战战后得到了快速发展，美国政府开始出台一系列措施，消除电信管制，制定了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电信政策。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电信市场政策的推动下，互联网得到了飞跃式的发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许多网络电信公司，一些公司进而发展为全球跨国公司，将带有新自由主义的电信政策和生产方式扩展到其他地区。因此，起源于美国的网络技术和电信政策随着跨国公司逐渐走向了全球。
虽然涉及到很多专业性词汇，但席勒可以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将电路和分组交换机、路由器、数据包、传输控制协议和Internet协议(TCP/IP)、超链接、图形接口、系统集成商、Internet服务提供商(ISP)以及电信基础设施系统和策略等专业术语表达出来。到1998年，银行拥有的自动取款机系统开始处理比出纳员处理更多的交易。此外，在这本书中，席勒对跨国电信领域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就像一篇关于“全球化”的长篇论文。他认为，随着电信产业的逐渐发展，互联网正在经历三重变化：从大众营销转向阶级营销，从国家营销转向跨国营销，从宏观营销转向个性化营销。他认为“到1993年，世界上最大的100家非银行跨国公司持有不少于1.4万亿美元的外国资产”，1998年上半年的全球并购交易价值1.3万亿美元。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利润而进行的资本重组导致了全球劳动力的重组，同时也造成了工作机会的减少。1992年至1995年间，AT&T裁减了30%的全球员工。世界贸易组织在1996年底前取消了对数十亿台电脑和软件产品的关税，也为企业提供了额外的发展空间。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甚至可以追溯到发达资本主义的富裕核心地带。席勒写道:“1996年，美国四口之家的平均收入比1989年的同类家庭低3%，比1973年的同类家庭仅高1.6%”。美国收入最高的5%的家庭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15.5%增加到1996年的21.4%，而收入最低的80%的家庭则有所下降。1996年，美国CEO的平均工资是工厂工人工资的209倍，而1980年为42倍。总而言之，数字资本主义所带来的革命对社会的生产、流通和阶级都进行了重新的定义。
席勒的《数字资本主义》意在提醒我们，技术的发展不会转化为更大范围、更广泛的民主。的确，我们这个历史时代近乎奇迹的技术发展总是需要人类精神的伦理发展。席勒的这本书对电信产业的发展做了大量论述，但对政策的预测却很少。数字资本主义会导致一场全球的数字社会革命，这会走向规模更大的经济和政治民主吗？他在书中并没有给与明确的答案。如果反思始于对我们当前历史状况的理解，那么席勒的书或许会颇具讽刺意味地促使读者重新思考19世纪中叶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转型。席勒意在提醒我们，数字资本主义也并非事事如意。
目录
引言 蛊惑人心的网络
第一章 新自由主义网络运动发端于美国
第二章 走向全球化：跨国电信中的新自由主义
第三章 未知媒体
第四章 高等教育产业网络化
结语：未来之路 毛主席接见格瓦拉50周年，他们心是相通的：生命不息，革命不止！
2020-11-23 08:46:32来源： 红墙往事 作者：红色卫士
http://static.szhgh.com/p/d594710d6b76f9efbc250d1b8ce5ea07.jpg 50年前，1960年11月19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接见古巴革命领*袖切·格瓦拉同志。 第一次见到自己仰慕已久的世界伟人，激动无比的切·格瓦拉，竟然一时说不出话来。 毛主席先开口说：“切，你好年轻哩!” 听到毛主席温馨的问候，切·格瓦拉也打开了话匣子，他说中国的绿茶真像是阿根廷的马黛茶。 毛主席幽默地回应说：你喝出了家乡茶的味道，这说明你是真的到家了。 切·格瓦拉满怀感激地说：毛主席您在革命的时候，我还没有出生呢!是您的游击战思想，指导着我们古巴革命取得了胜利。比如优待俘虏，送俘虏回去瓦解敌军这一条，就很重要。http://static.szhgh.com/p/6fcb08d73dfa4c3b4f097ac6311264da.jpg 毛主席则赞赏古巴说，你们对美国政府的态度很坚决，贯彻到底，帝国主义就难办。你们古巴的革命，影响了拉丁美洲，甚至是亚洲、非洲。 毛主席还说，你们古巴的革命，从登陆到胜利，花了两年多，同农民联合起来，取得了胜利。那么，照这样的方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有没有可能获得革命的胜利呢? 切·格瓦拉说，我个人认为，古巴的革命是趁着帝国主义麻痹的时候取得胜利的，其他国家的工农革命很危险，很容易遭到美国的干涉。 毛主席说，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敌人。http://static.szhgh.com/p/4cffb1f337b0c1884eaef5bd8e20e0b5.jpg 1965年，已经成为古巴高官，手握重要权力的切·格瓦拉，放弃古巴国籍，辞去了他在古巴担任的所有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克服了人类所固有的私心和贪欲，带领17个人到玻利维亚打游击，重新做回一个简单的游击队员，重新投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事业当中。 他在留给卡斯特罗的信中说，无论遇到多大的灾难，我也绝不再回古巴! 而1966年的毛主席，也在给他夫人的一封信中说，“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他们——继续革命者的心，是息息相通的! 关于新中国前三十年的历史，关于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后发动历次运动的原因和心境，我们许多人都是有了解的。 而关于古巴革命胜利后，格瓦拉的遭遇和思考，我们可能了解的比较少。 1959年1月1日，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起义军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的反动统治，在切·格瓦拉的影响下，菲德尔最终决心将古巴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 后来，切·格瓦拉被任命为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部长和党的高级领导。 作为古巴第二号人物，切·格瓦拉不愿接受任何特*权： 他身体力行，到甘蔗地或工厂里参加义务劳动; 他的孩子生病了，坚决不用公车送医院; 他到商店买东西，像普通人一样排队; 他在需要的时候，同普通战士一样站岗; 他喜欢接触群众，了解民情; 他作风亲和，平易近人! 这些的作风，无不折射出切·格瓦拉高尚的情操和纯净的人格魅力。 格瓦拉面对世界舆论对他的游击战理论的吹捧，他严肃地说：毛主席是游击战大师，我只是个小学生。 他访问中国回到古巴后，号召民众学习中国专家不计较工资只讲奉献的精神，他在古巴掀起了“中国热”。 他旗帜鲜明地抵制官僚主义，他拒绝给自己增加薪水，他从没上过夜zong会，没有看过电影，也没去过海滩。一次，苏联官员拿出极昂贵的瓷器餐具来招待他，他讽刺说：我这个土包子怎么配使用这么高级的餐具? 在古巴内部，切·格瓦拉也发现了类似问题，这让他如坐针毡! 让他感觉无奈和痛心的是，新政权建立后，内部迅速滋生的官僚化与享受的风气。他发现，古巴的很多官僚们从“革命者”变成了“新赵家人”，他们被金钱、美色所腐蚀，完全退却了往日的锐意进取之心，丧失了革命意志，甚至脱离群众，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 让他难以抉择的是，面对中苏两国论战，古巴出于生存考虑只能紧跟苏联;而切·格瓦拉却清醒地认识到，毛主席所走的继续革命的道路是正确的，苏联的xiu正主义路线必然灭亡。 让他心潮澎湃的是，一个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不仅必须超越个人的利益，而且必须超越民族的界限，必须要去为整个人类的解放而不懈奋斗——在500年资本主义的统治下，压迫与不公平仍然充斥着这个星球的每一个角落!http://static.szhgh.com/p/cf9e700a637c99740fc74e09075c8976.jpg 经过慎重考虑，1965年4月1日，切·格瓦拉给卡斯特罗写下告别信，决定离开古巴，去实践他世界革命的理想。 在贫瘠的非洲大地，切·格瓦拉言传身教，将游击战的精髓要领，传授给刚果游击战士! 在南美的玻利维亚，切·格瓦拉重新披挂上阵，誓言解放整个拉丁美洲! 在离开古巴前夕，他对自己的孩子们说：你们要记住，革命是最重要的，而我们每个人都是无足轻重的! 对很多革命者来说，“革别人的命，共别人的产”是容易的;但是，革命成功以后，要继续“革自己的命，共自己的产”就难上加难了! 于是，他们说，毛主席的思想超越了现实的条件! 于是，他们说，切·格瓦拉的输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是的，阴暗的人，是最害怕见到太阳的! 毛主席和切·格瓦拉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太阳。http://static.szhgh.com/p/03a8780605f9781653b40e4111456012.jpg 切·格瓦拉和毛主席一样，选择了继续革命，他们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创造心目中理想的世界。 共产主义的实现，一定是要靠无数人前仆后继的战斗! 如果放弃战斗，那么，共产主义将永远是海市蜃楼! 他们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他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他们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他们说：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http://static.szhgh.com/p/8902eafdf7580c7c6a7cc7b6940108eb.jpg 1967年10月8日，在尤罗山峡的战斗中，切•格瓦拉受伤被俘。10月9日，切•格瓦拉在依格拉村被“突击队”杀害，时年39岁。 一位令世人敬仰的巨星陨落了! 尽管切·格瓦拉壮烈牺牲了，但是他被子弹击中后所流出的滚烫的鲜血，却化作了不朽的伟大，染红了整个地球。 切 · 格瓦拉说，你们应该永远对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的、针对任何人的、任何非正义的事情都有最强烈的反感。如果你面对每个不公都愤怒得发抖，那么你就是我的同志。 面对枪口，切•格瓦拉昂首挺胸，他和毛主席一样，都无愧于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 面对人间的苦难，切•格瓦拉和毛主席一样，成为这个星球上，一切为追求美好生活、摆脱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剥削压迫而英勇战斗者的精神偶像! 虽然切·格瓦拉已经离去53年了，但他已成为革命、理想、激情的标志，他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至今仍影响着一代代的青年。 “格瓦拉热”和“毛泽东热”一样，在世界范围内经久不衰。http://static.szhgh.com/p/131abfdccbe8fce1d71c55639eee596b.jpg 2000年，北京舞台上演的话剧《格瓦拉》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20年11月20日，纪念古巴革命领导人切•格瓦拉首次对华访问6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和苑博物馆隆重举行。在新安放的一块“和平石”上，铭刻着切·格瓦拉的名言：“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已经宣示是和平斗士的支持者。”http://static.szhgh.com/p/9d4845c98da138a45843685f0d194988.jpg 而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佩雷拉则说，在当前的背景下，我们更加需要利他主义和国际主义来战胜新*冠*疫*情，我们需要“新人”和“新政府”。 共产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新政府”——不就是毛主席和切•格瓦拉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吗? 红色卫士 2020年11月21日
RCEP：中资的“早熟”之路
2020-11-24 11:52:50来源： 子夜呐喊 作者：子午
11月15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正式签署，这意味着全球约29.7%的人口，超过25万亿美元的GDP，将在RCEP协定下从事自由贸易活动。 RCEP是一份没有欧美参加的亚太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谈判历经了八年长跑，曾经因为美国推动组建TPP一度搁置。但在特朗普推行单边主义、退群TPP之后，RCEP反而得以推进。 有人评价说，RCEP之后，中国进军CPTPP，“走美帝的路，让美帝无路可走”：http://static.szhgh.com/p/af44666c98afc880c104dc72e7131f87.jpg 那么，美帝是什么样的路呢?桑德斯这样一位美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在四年来的两次民主党初选的竞选演说中都提到了一个问题：“之所以美国的中产阶级失望，贫困增加，贫富差距拉大，是因为这糟糕的自由贸易政策。”“与中国实行自由贸易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养肥了华尔街公司，并且污染环境。自2001年以来超过两百万个美国工作被外包给了中国。” 知乎博主“世袭英国上议员”讲述了一个案例，日本雅马哈有一款scara四轴机械臂，相对六轴机械臂，技术含量并不高。几年前国产scara机械臂用成本优势几乎把日系赶出了中国(六轴这样的高端产品主角仍然是日系和德系巨头);几年过去日系又把国产压了下去，原因同样也是价格，国产唯一的优势是可以赊账。http://static.szhgh.com/p/aee1b56d82216052800513c23f56900f.jpg Made in Japan能够便宜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雅马哈大量采用东南亚供应链降本;而中国在金融和地产资本的推动下，工资、地租等各种成本直线上升(当然，中国的劳动者在成本上升过程是成了富翁还是负翁，大家自行判断)。 相似的案例还有中日厂商对东南亚摩托车市场的争夺，中国企业用价格战抢占了东南亚的摩托车市场，日本企业“理顺”供应链，降低成本之后又抢回了市场…… RCEP协定落实之后，日本的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的进口关税将从45%开始逐步下调，进口整车和合资车价格都有望下降，受冲击的恐怕不仅仅是德系、美系的车企吧? 当然，中国不是“活雷锋”，更不是傻子，RCEP协定没有好处，自然不可能拼命挤进去。除了中国本土制造的产品也能因为关税的下降，以更低的价格冲击亚太市场;更重要的就是“投资准入”。 以马来西亚为例，此前中国在当地的价值1600亿人民币的西岸高铁项目，价值200亿的中资石油管道建设项目等多个投资项目，因为马来西亚政府的换届而搁置。RCEP协定的签署，显然可以让这些投资更加稳定和安全。 2019年11月，菲律宾国会议员准备的一份内部报告表示，中国的国家电网公司控制了菲律宾全国电网40%的股权，引发了菲律宾对电力安全的担忧。事实上，中国电力公司的雄心远不止于此。中资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老挝等多个东南亚国家的电力项目中均有投资。东南亚的电力分配非常不均衡，像泰国这样的国家存在能源短缺的情况，与此同时，老挝等能源丰富的国家需要出售其多余的能源中国计划将将中国、越南、老挝、缅甸、泰国和柬埔寨等多国的区域电网连接起来。 中国宽广的疆域，为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应用和积累提供了市场基础，中国电网的技术优势是很多发达国家都无法比拟的。而中资企业同样具备资本优势：http://static.szhgh.com/p/24591815b909e492ea4ada7248ddcf79.jpg 类似的状况，还有中国在高铁技术方面的优势。 高铁的出口还能带动相当多的配套产业，增加工作岗位;像电力的技术和资本出口，并不能为中国增加多少就业岗位，但是，对资本来讲，这的确意味着更广阔的市场和更多的利润空间。 从一带一路到RCEP协定，消化“过剩产能”更核心的要义就是消化“过剩资本”。 面对日本、德国高铁的竞争，中国高铁为了降低成本，会不会在供应链上进一步“理顺”，不好说。 如果说作为国资的高铁在供应链外迁的趋势还不明显的话，那么，很多私企和外企已经预先上演了这样的图景。像联想、华为、小米、OPPO等IT厂商早已将代工厂及配套工厂延伸到了东南亚、印度等成本更低的国家;富士康打着用机器人替代人力的旗号，在大陆削减了大量工作岗位，实际上却忙着到越南、印度建厂。这就是马云叫嚣福报论的底气。正像知乎博主“世袭英国上议员”追问的，当供应链外迁之后，“那工程师们，你们去东南亚吗?”而某些人以东南亚及印度投资环境的不稳定，来说明中国的不可替代性，却忘记了80年代的“严打”…… RCEP协定对资本意味着自由流动与财富涌流，而对劳动者而言，则意味着跨国的残酷竞争与竞相压价。今天，连某些自称“社会主义”的文人都在欢呼WTO以及现在的RCEP，未来某一天，中国的社会主义“爱好者”会不会也像桑德斯那样声声哀嚎呢? 再回到本文标题中“早熟”的问题。 当波音为了压缩成本，削减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岗位，将它的机身、机翼、座椅甚至是起落架拿到中国西飞等公司外协的时候，它是具备重新生产这些部件的能力的;而航空发动机、飞控系统、电传操作系统，等等最核心、最高端的部门仍然留在了美国本土。 而关于本文开头所引述的机械臂的例子，可以再另外介绍一些情况。中国尽管也有少数企业在尝试六轴、七轴联动的机械臂，但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自动化制造装备工业已经步入4.0时代之时，中国的自动化制造装备业的技术水准仍然还在2.5时代。 中国生产机械臂的企业有两种，一种是从国外全部或部分购买核心部件，拿回国内组装，含金量可想而知;另一种则是完全自研，自研产品在减速器、伺服电机、控制技术等核心环节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仅仅在价格方面有优势。但是随着发达国家供应链的外迁，价格方面的优势也将越来越小。为了生存，国内企业只能去国外寻找成本更低的地方建厂。而这正是中国制造业的尴尬处境。 即便不考虑工作岗位的削减、工资的下降以及劳动者利益的受损(事实上，民族主义立场的“大棋派”也根本不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大棋派”口口声声“走美帝的路”，那你也得已经具备走这条路的硬实力。另外，美国大兵也不是吃素的，“大棋派”真的准备好了“持剑经商”吗? 此情此景，我们更应该理解毛主席当年的担忧——他担忧的不是“中资”，而是工人、农民的命运：http://static.szhgh.com/p/a98ed7e2f19ac4d1b9cf9473c70ab5aa.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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