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资路是已实现现代化国家共性 更高劳动生产率是社胜根本
张飞岸：中国如何提供超越西方的现代化方案？[*]
张飞岸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2022-10-22 08:33:22来源：《再赶考：走向新百年的中国共产党》
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文本还是在西方现代化理论的历史叙事中，现代化都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世化。不同的是，在马克思那里，资本主义不是历史的终结，而是一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会被扬弃和超越的人类社会的历史形态。现代化的中国方案，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化方案，它既要完成现代化的任务，即从农业生产方式向工业生产方式的转型，也要对受资本逻辑规范的西方现代性保持审慎和批判态度，从而为社会主义留下生长空间。这一方案，既要在理论上回应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也要在实践上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才能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在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冲击下瓦解。新兴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工业现代化。为了规范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路径，让它们远离苏联模式，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但在现代化理论指导下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并不成功。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现代化理论本身存在的误区。这些误区主要包括：第一，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的是实现向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转型。第二，强调发展的社会中心主义路径，把国家看作发展的障碍，在发展路径选择上主张自由放任主义。然而，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历史，我们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并不是同步的，并且几乎所有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其赶超阶段都曾借助国家力量扶植本国工业并实行过贸易保护政策。现代化理论的核心是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很多进行现代化研究的学者认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制度后发优势，因而不必像先前的发达国家那样花费上百年的时间建立新制度，只需要进行制度移植就可以了。但问题的关键也许就在于制度发展的过程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历史正是不同国家根据当时所面临的具体国内国际条件探索最适合自身发展道路的历史，简单的制度移植是一种忽视过程的历史错位的观点。近 30 年来，发展中国家在当代主流经济学指导下进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一步到位的激进转型方案之所以遭到彻底的失败，就在于其遵循的是一种反历史的、假定人类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道路的转型方案。事实上，历史发展没有完全相同的轨迹，任何一国现代化的成功，都源于其在特定的时期由特定的人实施了特定的发展战略，任何试图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提出建设性方案的研究，都必须同时关照到这三个方面。因此，历史比较的视野对现代化研究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历史比较视野下的现代化研究包含两层含义：第一，现代化理论本身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研究现代化理论不能忽视其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二，现代化本身是一系列具有因果关联的历史进程，率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对后发国家按照与其相同的方式实现现代化有一定的制约。现代化发展史不是如传统现代化理论所言，是后发国家模仿先发国家的阶段性发展的历史。恰恰相反，现代化发展史是后发国家逐渐与先发国家模式相偏离的历史。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起步越晚，它的现代化进程就越需要在更强的组织手段下完成。从历史的角度看，西方现代化研究起源于冷战的需要，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三世界国家急切的工业化心态，美国意识到必须在与苏联模式的竞争中规范第三世界国家的工业化路径，以使其适应美国全球利益的需要，现代化理论应运而生。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21/09/24/20210924153925586.gif现代化理论以传统和现代的二元对立作为自身理论延伸的基石，在其看来，落后国家的欠发达状态不过是现代化起飞之前的传统状态，是落后国家与世隔绝和闭关保守造成的。只要落后国家能够向西方开放，接纳西方的现代经济政治制度，就可以逐步从后起到腾飞，最终实现国家的现代化转型。这种理论认为，一切国家、民族和地区都有一条共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国家、民族和地区只是处于这条道路的不同阶段而已，而通向现代化的唯一通道就是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现代化理论由于实践效果甚微，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遭到了来自西方社会内部如格申克龙、巴林顿·摩尔、斯塔夫里阿诺斯和西方世界外部如依附学派的普遍质疑。来自内部的批判主要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对现代化理论进行反思，并构建起更具解释力的新的现代化理论。而依附理论则直接指责现代化理论是一种新帝国主义工具，其试图继续维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与现行的资本主义体制脱钩。传统现代化理论尽管在 20世纪 60年代曾遭到彻底的批判，但在实践中因为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广，这一理论在 20世纪80年代后主导了除亚洲之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政府缺乏具有民族意识的领袖，而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也缺乏抵抗西方社会科学霸权的能力。正是由于发达国家社会科学的这种强势地位及其强烈的国家意识，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研究才更需要从历史而不是从抽象的理论出发去总结和探索现代化的经验。现代化研究需要明确以下几点认识。第一，不同的历史条件决定不同的现代化路径。巴林顿·摩尔曾根据不同国家土地贵族与农民之间阶级关系和结构的差异梳理出三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以英、美、法为代表的西方民主模式，以德、意、日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模式，以苏联和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模式。他认为这三种模式不但在发展序列上相互接续，而且在因果链条上辗转递进。西方民主道路为德、意、日法西斯主义模式开启了大门，而法西斯主义在俄国和中国的失败，又直接引爆了社会主义革命。从这种递进关系，我们可以看出，随着现代化时间的推后，现代化的组织化程度逐渐增强。针对这种在现代化过程中呈现出来的特殊规律，格申克龙指出，由于导致某个国家落后的基本要素会以一种突出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将促使其采用本质上不同的实现工业化的制度手段。一国的经济越落后，特殊的制度因素在增加新生工业部门资本供给中的作用就越大。落后国家工业化发展过程呈现出的与先进国家明显不同的特点，不仅表现在通常更高的发展速度(工业增长率)上，而且体现在生产结构、组织结构以及制度手段等方面的差异上。巴林顿·摩尔和格申克龙的研究提醒我们注意历史条件对现代化实现方式的影响。组织力的增强，说明后发国家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加不利的实现现代化的条件，因而需要更强的发展动机和更有效的发展策略。这些不利条件表现在：一方面，发达国家出于自利动机会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另一方面，后发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对外转移现代化过程中积累矛盾的可能性更小，因而需要更强的内部消化能力。我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关注历史条件的变化与国家现代化模式之间关系的学者都认识到后发国家——德国、日本、苏联和中国等都需要开拓一条不同于英美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他们都认为，尽管国家和政党在现代化发展的某个阶段可以形成组织力帮助落后国家克服当时存在的发展阻力并推动现代化进程，但以国家或政党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是不稳固的，其最终都需要完成向英美模式的转型。这种观点当然源于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即德国、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都开始出现转型。但对这一转型的关注使大多数学者忽视了转型的程度和结果。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日本的转型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家的作用仍然非常重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发生的转型从结果来看基本上是失败的，中国更是从来没有放弃政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不同国家而言，不仅不存在一种统一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一种统一的有效产权模式。美国经济学家科斯、诺思等人认为，产权是一个关键的制度性因素，产权的合理与否会影响投资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产权的保护力度越大，就越有利于经济发展，经济增长与否最终取决于国家对有效产权的保护程度。我们可以认同诺思强调有效产权的保护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但他把有效产权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尽管诺思的结论是建立在对各国经济史的分析之上的，但其对材料的选取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事实上，产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诺思的理论复杂得多。历史上有许多事例证明，保护某种产权最终危害了经济发展，而侵犯某种既有产权反而有益于经济发展。例如，在美国1868年著名的桑德森案中，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土地所有者们既有的获取清洁水源的权利，支持了煤炭工业——该州当时的关键产业，促进了经济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土地改革虽然侵犯了地主的既有产权，却为这些国家和地区随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更是如此，无论是毛泽东时代对公有产权的保护还是邓小平时代对私有产权的保护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提高了经济绩效。因此，我们认为，对于有效产权的保护而言，重要的不是保护私有产权还是公有产权，而是在何种条件下保护何种产权。第二，重视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历来是各种现代化理论关注的焦点。格申克龙指出，要使落后国家不断积累的“紧张”真正能够转化为引致工业革命爆发的动力是需要条件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的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从而落后国家就有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对于国家在落后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学术界基本上是有共识的，但很多学者认为，对于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如英国而言，现代化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国家的作用并不重要。那些认为只要实现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就可以使发展中国家顺利实现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学者所依据的正是英国的成功经验。他们认为，自由放任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国家只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障碍。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10/22/20221022083055926.jpg古斯塔夫·多雷1870所绘伦敦工业区然而，认为英国的现代化是自发形成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资料显示，在 19 世纪英国完全处于世界工业领先地位之前，实行贸易保护和以退税补贴等方式鼓励制成品的出口一直是英国基本的产业政策。正是在国家对工业保护的基础上，伴随着 18 世纪后半期的工业革命，英国开始扩大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技术领先优势。从那时起一直到19 世纪中叶，英国在世界上的技术实力遥遥领先，同一时期英国却继续实行产业促进政策，直到其工业品在世界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稳固地位时，英国厂商要求自由贸易的呼声才越来越高。1833 年，英国进行了一轮削减关税行动。1846 年，英国采取了更加重大的促进自由贸易的改革措施，废止了保护农业的“谷物法”，取消了大量工业品关税。所谓英国自下而上的现代化进程，只是相对于德国和日本等后发国家而言的，并不是说国家在英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不重要。像英国这样起步最早的发达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尚且得到过国家如此重大的帮助，对于今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作用就更不容忽视了。需要强调的是，国家的作用正如诺思所言，既是经济成长的动因，也是经济衰退的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让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像新自由主义那样把国家排除出现代化的进程。第三，意识形态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因素。诺思在《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革》一书中曾重点论述过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不仅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也可以增强政策合法性。如果一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能够把现代化的目标内化为意识形态本身，不仅可以减少制度变迁的阻力，还可以提供制度变迁的动力，这种来自意识形态的动力越强，其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借鉴格申克龙的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对于中国而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在瓦解一个旧政权即国民党政府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正是借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树立起在群众中的威信，并承诺在中国未来建立一个公正、民主的社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于当时长期处于战乱、贫穷和压迫的环境中的中国人民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注重意识形态在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对一个技术落后、资金匮乏的国家而言，如果希望人民牺牲自己的消费需求，并承受工业化过程中的巨大痛苦，无疑需要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在团结人民的同时巩固自身的合法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把这种牺牲转化为一种对未来美好生活的信仰，在这种信仰的支撑下，眼前的牺牲不仅不是一种痛苦，反而成为一种光荣。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日益增强。自由主义对一个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而言是不适宜的意识形态，因为它倾向于激发人的自利性，使社会丧失凝聚力。任何处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都需要一种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服务于统一的现代化目标的意识形态力量，其根本目的都在于克服个人的自利倾向，为一个“不按简单的、享乐的、个人对成本收益算计来行动的团体注入活力”。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在理论上回应了为什么西方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妨碍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论，并且中国正是由于避开了现代化理论的陷阱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现代化成就。https://i.guancha.cn/news/internet/2021/09/24/20210924161611491.jpg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拍摄的涪昭现代农业产业园全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刘坤摄那我们为何又说，实践证明，只有突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才能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创造条件呢？中国改革开放不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取得成功的吗？中国有脱离这个体系的可能吗？我们已经注意到，中国现代化是进行时，不是完成时。我们的理想是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理想目前正面临艰难的考验，其中最大的考验就是以美国为首的、已经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西方集团对我们的围追堵截。与现代化理论宣传的正相反，这个发达的资本主义集团，从他们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的第一天，就不是把中国作为平等竞争的对手，而是作为资本和商品倾销的市场、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带塑造的。他们既不能接受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更不能接受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从一开始就规范了中国的现代化路径，就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中国除非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终结，否则，中国就无法实现现代化。从中国共产党诞生那天起，中国就面临着两条现代化路线的争论。直到今天，还有无数国内外的学者认为，中国走上社会主义是一条歧路，不仅让中国现代化经历了更多内部挫折，也让中国现代化面临更恶劣的外部环境。这种观点倾向于认为，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不是接受不了中国现代化，而是接受不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果国民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中国早就迈上了现代化起飞之路，早就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遗憾的是，这种观点缺乏实际案例支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与中国有类似体量和起点的后发国家，如印度和巴西，成功迈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从1900年到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的名单鲜有变化，只是多了韩国和中国台湾这两个相对小体量的国家和地区，而韩国和中国台湾恰恰是由于冷战的地缘政治，由美国扶持起来的现代化样板，并且二者崛起过程中走的恰恰不是经典的现代化民主道路，而是官僚威权主义道路。20世纪80年代，由于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曾经兴起过“儒教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范式，并把它看作埋葬现代化理论的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的反例，引发了现代化理论的复兴。但东亚“四小龙”并没有带动东盟一起走向发达国家行列，直到今天，东盟各国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半边缘国家。按照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东盟国家还处于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现代化的“起飞阶段”，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高福利、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技术创新显著提高的“成熟阶段”还有很大的距离。可以说，历史已经发展到了一个关键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已经凭借自身的努力、勤劳和聪慧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获得了半边缘国家的地位，这一点当然得益于儒家文化的经济伦理。与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儒家文化不利于经济发展预测的正相反，儒家文化注重教育、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与所谓的新教伦理具有同样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能量。然而，东亚的发展仍然不是自主的发展，而是受制于发达国家的发展。埃及经济学家、近代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萨米尔·阿明将东亚的经济成功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副产品，是暂时的成功。东亚的工业化是符合西方设想下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行，是资本主义体系框架所允许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发展，按照当代西方著名左翼思想家大卫·哈维的观点，和东亚新兴国家有着相同的动力源，即核心国家新自由主义转向及其背后的新帝国主义“时空修复”机制。所谓“时空修复”机制，是指资本逻辑内含的无限积累趋势，每过一段时期，就要将过剩资本通过地理扩张获取空间性转移和时间性延迟，从而使资本过剩危机得以修复。从“时空修复”机制的视角来看，资本积累总是青睐一些边缘或半边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是吸收过剩资本完成非对称性地理转移的最佳场所。哈维认为，中国崛起的背后动因正是新帝国主义最近一轮的时空修复。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和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开放，恰好发生在中心国家由于资本过度积累寻求时空修复和新自由主义剥夺性积累结构形成的那段时间内。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就是华勒斯坦所说的“应邀式发展”，这种“应邀式发展”主要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资本过剩的问题，而绝不允许其最终能够发展到对发达国家资本具有竞争力的程度。当中国决定向自主性现代化迈进的时候，就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既得利益形成了冲突，中国“应邀式发展”就会被中断，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面临的最重要的外部环境。党的十九大宣布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活，对环境保护、社会保障、共同富裕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依附性发展，中国要实现自主发展，迈向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自主，否则，无论经济怎样增长，都是一种依附型增长。依附型增长的特点就是始终处于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干更多的活儿，拿更少的工资。依附型发展不是一种全民受益型发展，是与巨大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共存的发展。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10/22/20221022083247295.gif当今世界，只有十几个发达国家能够同时保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社会保障。他们靠的是占据产业链高端和拥有品牌知识产权，把污染行业转移，通过不平等交换掠夺发展中国家，维持自己国家整体的高利润、高福利。中国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实现产业升级、掌握核心技术和高端品牌，让老百姓干更少的活儿、挣更多的钱，这就与现有发达国家的既得利益产生了矛盾。美国领导的西方世界，一直以来只想要中国的市场，不想要中国产业升级，它们要资本流向中国，利润流向西方。当中国制造2025计划公布之后，美国就下定决心打压中国科技进步，利用各种方式打压中国，让中国放弃产业升级，让中国老百姓继续给全世界资本家打工，挣血汗钱，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发达国家工人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稳定。现有的十几个发达国家就是当今世界的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之所以能实现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一是靠武力威慑；二是靠自身团结；三是靠意识形态，能够把统治阶级的利益描述为普遍利益；四是靠收买被统治阶级的精英，破坏被统治阶级的团结。中国现代化，不是有资本主义道路不走，而是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中国要实现的现代化，一定是反对资本局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必然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统治阶级产生正面对冲，我们要和他们展开人才竞争、模式竞争，我们要揭露他们的真面目，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真正的、普遍的发展开辟道路。在竞争的过程中，中国举什么样的旗帜至关重要。我们要向世界宣告，中国的现代化与美国的现代化不同，美国的现代化是例外的、排他的，无法解决资源稀缺与人口过剩的矛盾问题，无法解决资本在一头积累财富、一头积累贫困的问题，因为美国模式就是掠夺世界资源供养少数人的模式。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同，社会主义就是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公平问题，就是要解决发展积累的财富在全球和各个国家内部的分配不公问题。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败，不仅关乎中国自己，还关乎世界未来，更关乎人类命运共同体。参考文献： 参见［美］巴林顿·摩尔著：《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拓夫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参见［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2页。 参见［英］张夏准著：《富国陷阱——发达国家为何踢开梯子？》，肖炼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137页。 参见［美］亚历山大·格申克龙著：《经济落后的历史透视》，张凤林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3页。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 ［美］道格拉斯·C.诺思著:《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厉以平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54页。
张文魁：对高质量发展改革议程的思考
[*]
张文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稳增长》
来源：观察者网2022-10-20 09:28:19
二十大报告郑重重申，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并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首要任务。二十大报告还提出，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这个报告提出的有关具体内容来看，在二十大之后，我国将着力推进新的发展和改革议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努力迈进。一、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十大报告对高质量发展有了新的表述。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我国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https://i.guancha.cn/news/vcg/2022/10/18/20221018111005122.jpg图表：十年来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图源：视觉中国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推动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可见，二十大报告强调了供给侧改革与需求扩大，特别是内需扩大有机结合起来。我个人理解，就是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要进一步打通，使得循环真正畅通起来。这非常有针对性，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扩大内需的问题并未完全得到很好解决，国内循环的畅通程度不尽符合预期。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提出，要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此后许多重要文件都对扩大内需特别是国内消费需求进行了强调和部署。这些部署也在落地见效，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国内消费所贡献的经济增速仍有待提高，目前经济增长对投资、对出口的依赖还比较重。特别是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如何保持在一个较好水平，是一个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因此，二十大报告所讲的要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应该成为下一步发展议程的一个重要议题。二十大报告首次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提并论，非常引入注目，也值得十分重视。我个人认为，中央以科学、完整、辩证的方法看待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我们应该认真领会和努力实现。实际上，报告也非常明确地指出，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发展量的合理增长，是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方面。2020年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已经对2035年的发展目标进行了展望，提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是一个很具体的量的目标。也就是说，在量的方面，我们有明确目标。而从学术角度来看，也很难把经济增长质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割裂开来，譬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较低的时段，往往也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低的时段。中央第一次把“量的合理增长”写到党代会报告，意味着我们必须稳住经济增长速度，使速度和质量相互促进。过去几年里，我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趋势，当前稳增长又面临新的压力，去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指出，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未来几年至十几年，如何化解各种下行压力、稳住经济增速，特别是如何释放民间活力、挖掘增长潜力，将是一个重要任务。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将成为我国未来发展中一个重要事项。面对各种冲击和风险，如何实现韧性发展，必将引起越来越多讨论，而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是韧性发展的一个方面。即使在过去十几年里，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展现出必要的韧性，但也要看到，一些新的冲击和风险正在生成，譬如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国家，正在以各种方式方法吸引和强化其本土产业链供应链，一些经济体之间还在开展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协调工作。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也不完全是一个本土化的问题，并不是说本土化、自主化、可控化程度越高越好，还涉及到全球市场交易、全球分工协作、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这些问题无疑又与我们对安全的认知、对安全水平的设定有关。总而言之，这将涉及大量的具体工作。二十大报告还对发展实体经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了部署，不但提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还提到了一些具体产业，譬如建设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相信这些行业将被赋予新的发展议程，特别是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平台在下一步的发展路标和发展节奏是什么，肯定备受关注。二、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型开放要实现上述发展议程，离不开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即使从实现经济增长速度和效率目标这个“实惠”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不可或缺。许多人知道，十九大报告就提出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一个非常学术性的专业术语，党的十九大和二十大连续两次写进报告，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等闲视之。而且二十大强调“着力”，不要小看。过去几年里，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有了提高，但很难说没有继续挖掘的空间。许多研究都表明，不同类型企业之间竞争公平性的提高，垄断性力量的消除，市场化改革的推进，民间活力和创新力的释放，是中短期内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极为重要的途径。而以更加根本性的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营造更好的创新环境与创新生态，这也要通过借助于改革和开放来达成。因此，二十大之后，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上有很多期待。2019年召开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完善公平竞争制度。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进一步提出，要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提出要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这次二十大报告不但重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下一步，在实际工作中，如何落实公平竞争方针政策，会是一项长期性议程，特别是在国家日益重视发展安全，而国有企业又被赋予维护安全职责的情况下，有许多具体事务需要更细化的政策。改革与开放密切联系在一起。从1978年以来，以开放促改革，往往起到很好的效果。二十大报告重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十九大曾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包括实行高水平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全面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等等；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同时也指出，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https://i.guancha.cn/news/vcg/2022/10/18/20221018111222849.jpg江苏南通：航拍集装箱货船装卸作业 港口前三季度集装箱吞吐量创新高。图源：视觉中国这次二十大报告指出，制度型开放将“稳步扩大”。在国际局势日益复杂的环境中，扩大制度型开放，表现出一种勇气。而在未来的具体工作中，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国家技术安全清单管理等制度，也会一步一步推进，并会与有关国家出现交集，这方面的开放议程如何稳步开展下去，将需要大量的谈判、协调工作。我国已经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应该会有助于这些谈判、协调工作。二十大在提到国内大循环的同时，还提出要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而加入有关协定，加强与有关经济体的协调和合作，有助于提高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也有助于实现二十大报告提出的“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在未来的开放议程中，制度型开放还涉及到规制的开放与协调问题。二十大报告把规制与规则、管理、标准的开放并列在一起。规制主要涉及重要产业层面、行业性市场层面，以及与之相关的技术、创新乃至具体产品层面，而不是总量管理层面。在这方面，不同经济体之外，特别是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更容易产生摩擦。特别是新兴的数字经济领域和一些重要的数字行业，还可能涉及到我国很关心的网络主权、数据安全等问题。如果规制方面的谈判、协调陷入障碍之中，对外开放和全球化发展就会受到影响。当然，规则的开放，则是更深层次的开放。因此，二十大指出的开放方向，需要落实到实际的工作议程中去。
张文魁：居民消费提升空间较大，提高百姓收入是关键
新京报
2022年10月22日20:24北京新京报官方账号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指出，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在接受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专访时认为，二十大报告对我国高质量发展作了最新部署，下一步要按二十大精神，实现经济合理增长，重心应该放在进一步畅通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互促上，需求侧要以扩大内需特别是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为重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而供给侧的当务之急是要助力小微企业运营和发展。
新京报贝壳财经：您认为二十大报告给未来稳增长提供了哪些方向性的指引？
张文魁：在这些中长期问题中，如何进一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极为重要。二十大报告恰恰针对这个问题，提出了新方略。
二十大报告指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些提法是首次出现，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我理解，这就是强调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循环要进一步打通，使得循环真正畅通起来。下一步应该在二十大报告所讲的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方面，重点发力。
新京报贝壳财经：您认为应如何进一步畅通循环？
张文魁：从短期稳增长政策来看，投资可以发挥立竿见影的作用。比如在基建方面，各个城市在地铁、地下管网等方面的建设还有空间。这也是目前我们相关政策正在做的事情。
但从中长期稳增长政策来看，扩大内需的真正短板还是居民消费。只有国内消费实现有力扩张，国内的供需双侧循环才会畅通和互促，经济结构才会比较健康，增长支撑才会比较稳定，并且才能体现经济增长的真正目的，即民众生活水平得到应有的提升。而当前我国扩大居民消费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提扩大居民消费的关键在于提高百姓的收入水平，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是未来稳增长中至关重要的内容，要与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相结合。要保证就业优先，同时也要提高就业质量，让百姓收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提高。
同时还要完善和强化社会保障制度，如针对医疗、就业、住房等提供一套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组合拳”，为提升消费需求、扩大内需奠定基础。
新京报贝壳财经：如何提升就业质量？
张文魁：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是目前较好的抓手之一。它能提升劳动生产率，也可以提升就业质量，提高百姓收入、促进消费。
我在《稳增长》书中也写到，从推动经济增长的角度而言，数字经济是个新引擎，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工业经济引擎的某些固有局限，而数字科技的威力更非工业科技可比。同时数字经济也是我国应对全球竞争的重要抓手，为我国后续经济稳增长提供动能。不过，如何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转型，还需要优化政策。
记者 姜樊 编辑 李梦涵 校对 卢茜
免责声明
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创作者，不代表腾讯新闻的观点和立场。 丁一凡：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
丁一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2022-10-21 07:50:12来源：观察者网
【导读】 10月16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巨变和发展？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读。
观察者网：疫情之前，中国经济保持6%-7%的高速增长，您认为过去十年经济有哪些关键节点和亮点？丁一凡：中国社会在过去十年的变化很多，其中最大的亮点体现在经济转型方面。我们从对外依赖度很强、由出口带动增长的经济模式转型为经济“新常态”，这种新常态的特征是不过分依赖外部，主要以内部基础设施投资的方式带动经济增长。其中有几个亮眼的表现，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效能逐渐显现，2008年后我们国家加大了基础设施投资，经过十年发展，铁路里程从2012年约9.8万公里到2021年的15万公里，高铁营业里程从仅有的几百公里发展到2021年的4万公里，发展速度非常快，短短十几年一跃成为全球领先大国。现在互联网上有各种各样的短视频，一些外国游客来到中国，把中国的高铁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国外网友们赞叹不已，称赞中国的基础设施和成就，这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中国的发展思路，这些成绩是许多西方大国没有的。他们将中国的机场与他们国家机场比较，普遍认为中国的基础设施发展具有更大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亮点是全面脱贫，这既是经济发展的进步，也是社会公正的体现。我们为何将自身定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强调社会主义，是因为我们认为国家的发展最终应当惠及人民，特别应该惠及弱势群体。https://i.guancha.cn/news/vcg/2022/10/20/20221020161953606.jpg图表：“数”读二十大报告。图源：视觉中国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帮助人民彻底脱贫，让弱势群体过上体面的生活，中国近些年在消除绝对贫困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尤其是相较于发达国家而言。除此之外，我们在环境保护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环保成效不断显现。习总书记在浙江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学理念，这个理念通过国家层面的大力推广，执行效率和社会效益都在提升。从北京的空气质量可以明显看出，十年前因为工业污染等原因，北京的天空雾蒙蒙的，常常遭到外国人嘲讽。而如今，北京的空气污染问题得到了根本性的解决。整体来看，在治理污染和生态修复等方面，我们国家有着巨大的进步。另一方面，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也有了长足进步，例如减少传统能源消耗，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我们在这方面取得的成绩已经远超五年规划，这是我们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当前，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的消耗比例中达到了15%，目标的实现时间比预计时间提前了一两年。中国当前还保持着比较迅猛的发展速度，值得期待的是，未来在可再生能源发展方面，中国的投资机会越来越多，实力也会越来越强。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可再生能源中的太阳能光伏发电比例占全球32%，具备全球近三分之一的能源可再生能力，如果加上其他清洁能源，例如风能、水电等，中国累计占有全球清洁能源发电比例的百分之四十多，占比非常大。与此同时，如果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不断增加，耗电型产品的销量也会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近年来发展中的巨大进步。此外，中国的电动车产业发展得也很不错。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出口第二大国，仅次于日本，这个出口量主要依赖电动车而不是传统汽车；之所以有飞跃式的发展，是因为我们国家有底气，有充足的可再生能源。这些进步都促进了我国上下游产业的共同发展，发展背后可以看到巨大的技术进步，比如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本质上是电池技术的发展，我们在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领域的技术都处于全球领先水平。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10/21/20221021073020615.jpg“每分钟，在中国有10辆新能源汽车被生产。”10月1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推特账号连发20张图，向世界展示中国发展成就。观察者网：2020年，中共中央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此次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这一点，且强调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如何理解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丁一凡：中国很早就看到了外部经济不确定性的回归，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2018年金融危机之后，众多发达国家都出现了“反全球化”的情绪，比如特朗普作为“政治素人”当选美国总统，就是某种民众情绪膨胀的体现，还有占领华尔街运动，让我们意识到此前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国家都在回缩和“逆全球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在不断调整，我们提出了“双循环”理念，内在的逻辑是刺激内循环；还提出“统一中国大市场”，是因为我们国家在消除了绝对贫困之后，马上就瞄准了共同富裕的目标，这些政策的内在联系十分紧密。我们深刻认识到，共同富裕才能使我们的市场做得越来越大，才能把我们的人口优势发挥出来。人口越多，购买力越强，市场就会越大，经济的韧性也越来越强，这对我们保障内循环大有裨益。如果内部经济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无法形成良性的内循环，想要通过内部市场来支撑经济的增长是不可能的。共同富裕理念中孕育着经济学逻辑，市场越大，经济的韧性就越强，不管国际贸易和外部经济形势如何变化，国内经济可以维持自身的经济增长，这个非常重要。许多西方国家现在开始传播“逆全球化”理念，当前的俄乌冲突也表明，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会超过经济合理因素的影响，因此下一步无论美国或欧洲推行结盟政策，都会严重地破坏原来经济全球化语境下，以市场分配为主的基本经济模式。如此一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效率会大幅下降，通货膨胀会大幅上涨，从而陷入无穷无尽的滞胀困扰之中。这种情形下我们更需要保证国内的内循环，这样才能保证更强的韧性抵御外部影响。观察者网：报告首次提到将经济发展“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相提并论，非常引人注目。此前的表述是“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您如何解读这句话？丁一凡：我国经济在质上已经有了明显的提升，将来还要推动稳步提升。从服务业的发展来看，服务业的发展跟技术进步密切相关，数字经济和数字化的服务不断提升，让普通民众切实感觉到了生活的便利，这种便利不全然因为经济数量的巨大增长。例如，共享单车和电子商务让我们的出行、消费变得更加方便，改变了我们生活的具体形态，在经济质量提升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未来还会稳步推进。观察者网：二十大报告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供给侧改革和需求扩大，特别是内需扩大有机结合起来。联系到中国过去十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现了翻倍增长，您认为中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如何保持在一个较好的水平？丁一凡：我们需要不断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因为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是保证国内消费市场增长的重要动力，现在要防止掉入另一个陷阱，也就是“大锅饭”陷阱，这是我们过去发展中曾经历过的事情。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我们国家在大力地鼓励全民致富，民众要靠劳动获取更多的收入。我认为提高大家的可支配收入，不能靠发钱，美国这样尝试过，可是这种手段并不能有效鼓励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推行平均主义甚至绝对平均主义政策，后果就是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我们经历过“大锅饭”，最后的结果就是大家都在撂挑子，经济很难发展。这个问题的矛盾性在于，一方面我们要鼓励提升收入，另一方面还要防止掉入“大锅饭”陷阱。观察者网：二十大报告中将发展的安全性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保证我国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安全”一词频繁出现，您如何看待“安全”在现阶段的重要性？丁一凡：安全问题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未来保证国内产业链的全面供给。如果安全问题都无法保证，发展更无从谈起。如果我们在半导体研发和制造上完全受制于人，那么经济发展步伐就会被打乱，半导体的供给安全是保证中国下一步工业化成功的关键。美国想要在安全问题上锁死中国，我们需要做出反击。欧洲就是前车之鉴，现在的欧洲制造业受困于能源短缺，有观点认为美国通过俄乌冲突制造地缘政治危机，目的就是要搞垮欧洲，这给我们释放了明确警示，不能在能源问题上陷入欧洲的困境，否则我们会丧失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制造业也将面临全面瘫痪。现在，美国制造能源供给障碍和产业链阻碍，本质上就是要对中国长远的发展和安全问题造成更大的困扰。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10/21/20221021073547838.jpg钢铁制造商安赛乐米塔尔正在削减两家德国工厂的产量，并称投资了德克萨斯州的一家工厂，该公司业绩好于预期。图片来源：JONAS WALZBERG/ZUMA PRESS观察者网：报告提出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丁一凡：这是个有趣的议题，一些西方国家认为“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后来美国甚至提出“现代化”就是“美国化”，欧洲也在向“美国化”倾斜。美国在经济上升期时，呈现出科技、生活、经济领域发达的态势，成为一些国家的灯塔，很多国家对其认同感非常强烈。然而随着中国的崛起，这种现象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无法平衡全球利益，社会内部问题频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美国化”是一个伪命题。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发展中，也曾认同美国提出的现代化方案，然而现在这种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说现代化包含着技术进步、社会调整、适应新的生活形式和发展形势，我认为中国具有重新定义现代化的能力。“现代化”为什么等同于“美国化”？美国试图从意识形态层面稳固其他国家的信任感，但我们应该发现意识形态的渗透有其虚假之处，比如他们认为美国建立在文化、制度发达的基础上，实际上并非如此，美国的发达是靠掠夺和剥削推进的。他们凭借快速工业化的优势将各种各样的人才和资源“抢夺”了过去。二战后，美国从德国“掠夺”了约两万名科学家、工程师，他们依靠这些要素发展起来，但是现在他们却说自己的文化具有优越性，他们的文明程度更高。在特定的发展阶段，我们很多人都相信了这种虚伪的谎言，等到中国自己发展起来以后，我们发现，原来不依附于美国及其意识形态同样可以发展起来，而且我们自主发展起来以后具有更多的文化自信了。现在的美国社会正走向颓废，而中国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就是相信我们自主的现代化会有更长足的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有很多特点。从价值观来看，并非只有个人主义才能推动现代化，极端个人主义是美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价值观，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崛起中包含着集体主义的思想，这和个人主义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验证了我们的发展逻辑是正确的，如果我们脱离集体和国家，个人无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恰恰是因为我们国家在发展中积累了实力，个人的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可以说国家和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当然，价值观不同，发展模式也不同。我们的社会发展成果一步步通过国家来推动，包括减贫政策等，这些成绩不仅仅要通过个人奋斗，还需要通过国家组织和国家力量来实现。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10/21/20221021074614509.jpg位于嘉陵江四川广元段的明月峡集“古栈道、古驿道、嘉陵江水道、纤夫道、公路、铁路”古今六道于一峡，集中展现了古代、近代、现代交通历史变迁的全过程。图为列车驶过广元嘉陵江特大桥。 中新社发 曹宁/摄观察者网：最后，请您展望一下未来五到十年中国发展的潜力。丁一凡：未来五到十年，我们国家会呈现出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积累将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最近，我们国家在西北建设光伏发电站，发电量是三峡水电站的几十倍，意味着我们用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能源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发展的步调越来越快，这是中国对自身、对世界能源安全的巨大贡献。能源安全的一个要义就是我们对传统能源的依赖越来越小，对可再生能源的利用越发充分，这种变化让我们国家的能源安全有了更大的保障。当然在过渡期，我们会尽力提升进口能源种类和结算货币的多样化，保证中国能源在过渡期间的安全发展。如果美国封锁了中国的能源供给线，我们就应当快速建立起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当然也不能完全依赖俄罗斯，应当做多手准备。最终，当我们顺利度过过渡期，达到碳中和的目标，就会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能源自主。这个目标的实现还依赖相应的制度安排，比如在金融上摆脱美元结算等等。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63期：自信的中国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
[*]
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
郭可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院长，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
杨波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教授
2022-10-23 08:13:21来源：观察者网
“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极具攻击性的。我们要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也是如此。”“开展‘人人国际传播’，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中国话语体系。”在东方卫视10月17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郭可教授，探讨在国际传播中如何阐述中国这一重要命题。
张维为：做好国际传播，我认为关键是要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当年周恩来在重庆国统区，他就那么一个小小的团队，但可以应对国民党的整个宣传机器，外国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周恩来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新闻的高光时刻，哪里就是真知灼见诞生的地方。毛泽东主席提出“两个中国前途之命运”，周恩来展现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发自内心的自信：我们代表着光明的中国、未来的中国，这种自信的精神、这种话语体系，感染乃至折服了无数的国内外人士，可以说周恩来是我们国际传播事业的一个光辉典范。今天我们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认为我们这个世界今天也面临着两种前途之命运：中国社会主义代表着世界的希望，美国资本主义代表着世界的绝望，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但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一些媒体人长期受西方话语的影响，还认不清这种大势，自然也做不好国际传播。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崛起一定要伴随自己话语的崛起，否则你做对的事情，也会被看成是错的，就像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后，西方话语对中国高铁进行全面围剿：“政府是坏的，国企是坏的，国企的产品一定也是坏的。”当时我们队伍中很多人一下子不知所措，失去了话语，也就失去了自信。换言之，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再大，科技力量再强，物质生活再丰富，如果没有自信的精神力量和话语力量，你再大的成功也可能被否定，你再强的国力也可能归于零。好在中国高铁经受住了考验，中国正以更快的速度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过去十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了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党的二十大精神将进一步巩固这种大好局面。然而，中国越成功，西方话语的围剿也会越疯狂，越没有底线，对此我们要心中有数。我们有必胜的信心，粉碎西方的话语围剿并战而胜之。我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明确提出“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并付诸于大量的实践。我愿意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的心路历程，供大家参考。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在做研究的同时，本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精神，在20来年的时间里实地考察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所有的西方国家，一个都没有落，以及70多个发展中国家，我得出两个慎重的结论：第一，西方话语对中国、对西方、对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造成太多问题。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特别是战后在美国形成的政治学、经济学、新闻学、法学等许多内容，都含有大量的“伪科学”成分，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度解构，甚至是釜底抽薪地解构，而不是为其当打工仔，或者在其范式下创建所谓的中国学派。与此同时，我们要逐步确立我们自己对中国、对西方、对整个外部世界的主流叙事，这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必须通过扎扎实实的原创性研究，形成对中国和外部世界的某种整体把握。唯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读懂中国和世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进行跨学科、综合性的原创研究、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要进入西方话语、跳出西方话语、形成中国话语，要摒弃“洋八股”“党八股”，积极推动中国话语走向社会、走向世界。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10/22/20221022165217532.jpg“中国模式的魅力”，当时《纽约时报》国际版称《国际先驱论坛报》2006年11月我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发文《中国模式的魅力》，提及我自己走访百国之后，发现美国模式在非西方国家总体上非常失败；我当时就预测，对于整个南方世界来说，美国模式将竞争不过中国模式；中国模式虽有不足，但在国际比较中相对胜出，甚至明显胜出。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我分析了美国模式在美国国内的溃败及其对外部世界产生的极为负面的影响，与国际上一些学者一起提出世界进入“后美国时代”和“后西方时代”。2010年，我提出中国崛起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的命题，“文明型国家”具有“四超”的特点：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丰富的文化积淀，这“四超”中的每一项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一切已经永远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2011年我的著作《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出版，成为学术畅销书，同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当时一篇媒体报道这样评论： 在思想界，《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的出版使得“中国崛起”“中国模式”的话题更为火热，将所谓的“普世价值派”与“中国模式派”的争论推向白热化。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的一位北大教授说，《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给我们这些受过西方教育的人强烈的思想震撼。但也有论者争锋相对地使用“中国遗憾”一词与“中国震撼”PK，写出洋洋万言批驳《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网络上的争论更是尖锐乃至互不相容，“赞声骂声响成一片”。 好在我们国人普遍认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多年过去了，孰是孰非，一目了然：今天整个世界每天都在感受“中国震撼”“美国遗憾”和“西方衰落”。我一直主张建构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中国话语，因为西方话语对中国的围剿是全方位的、直来直去的、极具攻击性的，所以我们的话语反击也应该是全面的、透彻的、强势的；也就是当年毛主席说过的，用侵略者听得懂的语言来对付侵略者，军事上如此，话语斗争我想也是如此。应该说“文明型国家”话语是一种比较全面、比较透彻、比较强势的中国话语，它的全面性体现在它对中国与西方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有一个比较整体的把握，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文明型国家的发展规律，也就是说历史上中国长期领先于西方，这种领先有其深刻原因。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实现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这种“赶超”的成功也有深刻的原因。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和历史上领先西方的原因，是一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所以“文明型国家”完全拒绝西方“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理论预设，拒绝所谓的从极权主义，经过威权主义发展到西方民主制度这种荒谬的逻辑。有了这种对中西方发展大势的整体把握，我们在第一时间内对许多国际事件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比方说，我们率先在世界上提出“阿拉伯之春”将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率先提出美国将彻底输掉对华贸易战和对华科技战。“文明型国家”话语的透彻性也表现在它聚焦建构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底层逻辑。比方说，我提出在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引领下，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四个超”：人口、地域、历史、文化，都是中国崛起的最大优势。一旦我们放弃中国道路、放弃中国模式、照搬西方模式的话，那么中国“文明型国家”的最大优势就会变成中国的最大劣势：“百国之和”将变成“百国之异”，强调共识的政治将变成强调对抗的政治。“百国之和”的人口将成为中国混乱和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和”的疆土将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和”的传统将成为无数传统纷争和对抗的借口，我们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将化为泡影。至于强势性，“文明型国家”理论在不少方面实现了对西方话语的“范式重构”和“降维打击”。比方说，我提出“文明型国家”的“良政还是劣政”范式超越西方“民主还是专制”的范式、中国“民心”和“民意”结合的模式超越西方仅仅依靠“民意”的模式，中国“选拔+选举”的制度超越西方单是依靠选举的制度，中国“混合经济”模式超越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中国“自由”与“自律”平衡的价值观比西方的“自由绝对化”理念更具现代性等等。今天，“文明型国家”话语已经成为国际政治叙事的主流话语之一，背后是这样三个基本的事实：第一，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中国模式、以高度的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迅速崛起，这已改变了世界格局，震撼了整个世界。第二，具有独特文明传统的其它非西方大国也以西方不认可的方式崛起。第三，西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模式都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世界迅速进入“后西方时代”、“后美国时代”。这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去西方化、去美国化、去西方话语霸权。换言之，在这个新时代，许多国家和利益群体需要新的理论、新的话语，而“文明型国家”理论部分地满足或者回应了这种需求。我们通过比较长时间的，比较扎实的原创性的研究，向世界推出了一整套经得起国际比较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和中国标准，它们经受住了过去十几年全球发展和危机的考验。这自然引来了外部世界的关注、反思、解读、演绎，当然也有争议甚至歪曲。但精彩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一切已经创造了重要的国际存在感，西方和外部世界已经绕不过这种存在感。当然“文明型国家”理论也将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深化。我们也务必再接再厉，力争以更多的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继续影响乃至引领这个世界，为中国和人类的进步做出我们中国学人应该做出的贡献！好，今天就说这些，谢谢大家！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10/22/20221022175521510.png两会期间，外媒记者将镜头对准中国武警，完成他们想要的“完美构图”。
郭可：刚才张教授谈了国际传播需要的中国自信和中国的话语。确实如此，在这个新的时代，我们的国际传播事业需要自信去塑造我们中国的话语。今天主要想谈谈新时代的国际传播的新的趋势以及大学的角色问题。新时代国际传播当中面临的三大趋势：第一大趋势就是国际传播的格局多元化和“东升西降”的趋势日趋明显，20年以前，在我们整个国际传播的格局当中，“西强东弱”是毫无疑问的，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20年以后的今天，像我们中国、俄罗斯、阿拉伯国家还有部分非洲国家，独立地发出的声音越来越多，而且越来越响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主张。近年来，这些中国的概念、理念以及一些话语体系在国际传播当中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最近关于一些涉疆问题，我们国家能在联合国挫败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图谋就是一个例证。第二点我想讲的就是内宣和外宣，通过一些翻译手段以后，它自动形成了一些国际舆论场当中的一些流传。20年以前，我们的内宣和外宣基本上是泾渭分明的。但20年以后，内宣和外宣的界限也变得越来越模糊。我们国内传播的一些言论，可能也会在国际上掀起一个巨大的舆论点。比如最近，网友通过微博，对于俄乌冲突初期的一些走向分析，以及像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枪杀以后，网友对中日关系发表的一些言论。这些中文言论引发了国际舆论场中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士将其与官方态度混为一谈，以此来指责我们国家和政府，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第三点就是国际传播这个概念涉及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出现了我讲的叫“国际传播+N”的这个模式。因为过去国际传播主要是以宣传新闻的内容为主，而且主要是以广播、电视和报纸等等主流媒体来开展国际传播的一些工作。但随着数字化的不断应用，国际传播现在越来越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也涉及到了原先跟国际传播不那么相关的社会领域，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提出了要开展“人人国际传播”的概念，因为只有当人人都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工作当中来，才能解决国际传播面临的新的挑战，这样才能够用我们自信的态度去塑造好我们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所以，面对新时代的国际传播上述的三大变化，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又在倡导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与美西方国家充满掠夺性的殖民文化完全格格不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美西方国家一直把中国作为一个唯一能够系统性、体制性地挑战二战以来以美西方国家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因如此，美西方国家在国际传播当中，各种反华的言论不断，且反华国际舆论的力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几乎是不择手段，我可以这么预测：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际传播当中美西方国家涉及中国的一些国际舆论的博弈态势可能会愈演愈烈——我的感觉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坏，对此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下面主要谈一谈我们高校，尤其是像上海外国语大学这样的外语类高校，在国际传播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国际传播事业一直在高校招收大量的急需的“外语+国际传播”的人才。这方面我们高校一直是主力军。 像上海外国语大学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推出了“英语+国际新闻”的培养模式，为国家的主流媒体输送了大量国际传播人才。现在我们上外把“多语种+”也变成了学校战略，相信这些既懂两门外语，又懂得国际传播的实操人才，是符合我们国家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的需求的。第二块，我觉得高校除了育人功能以外，还发挥了民间智库的作用。像我们现在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为地方部门及时了解国际舆情的整个动态，做出合适的研判。我们有开设47个语种，所以很多同事经常用外语直接撰写外文评论，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语区的媒体上发表，讲述中国故事的同时也亮明中国观点。在一些多语种语区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这些传统意义上的多语种的语区基本上都是被美西方国家所控制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学者出现，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那么他们就会认为美国和西方塑造的中国的扭曲形象就是中国真实的现状。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国际传播是一个实践性非常强的学科，因此我们上外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的同时，还积极地走出校园。今年年初，我们的师生还参加了由中宣部国际传播局组织的冬奥会高校多语种报道的活动，大家从年三十晚上7点钟开始工作，一直到冬奥会结束。上外师生与我们国家主流媒体联合，用18种外语报道冬奥会内容，并在上外和我们学生自己的自媒体平台上进行多语种报道和发布，让我们的多语种同学体验到了不仅是一线国际传播的实战乐趣，还获得了他们用“第一外语”发布冬奥会报道新闻的这种兴奋，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实战机会。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实战的场景当中，要培养我们各位同学对自己国家的情怀和对国际传播事业的热爱，在新时代的国际传播大格局中找到自己正确的定位，也为今后成为国家国际传播事业的栋梁做好准备。今天我讲到这儿，谢谢大家！圆桌讨论主持人：在圆桌论坛环节我们又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的杨波教授。我特别为大家做一个介绍，她常年在国际组织有相关的一些合作服务，所以在国际传播的实践方面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刚才我们在跟她交流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在俄罗斯也待过十年，所以对该领域可以说相当了解。回到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国际传播这个话题，刚才几位嘉宾其实都给出一个基本判断，就是过去这些年，其实我们的国际传播的方式、效果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张教授来给我们做一个解读，您觉得变化在哪里？张维为：实际上过去的十年中，西方对我们的话语围剿比过去更加厉害。但是同时我们看到的民调，主要是非西方世界的国家，对中国印象都在越来越好，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在这些国家有巨大的存在感，中国的公司，中国的广告，中国的商品，中国的5G技术，而且都是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比不了的。你看今年我们的汽车出口超过德国了，明年估计会超过日本。另外老外现在都用TikTok（短视频社交平台），他们知道这是中国的一个产品。这对我们对外传播是很有启发的。尽管它的海外管理是单独的一个板块，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很多中国人发布的视频，老外也开始传了。所以这个新的社交媒体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西方主流媒体主导的对中国形象的丑化，尽管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负面评论或者是对我们的正面信息限流等等。但是不管怎么样，很多真实的中国情况它是阻挡不住了。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10/22/20221022171355270.pngTikTok风靡海外杨波：我觉得最近十年感觉到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国外的受众、而且是不同层次的受众，主动关心中国的比例和范围是越来越大了。主持人：您用了主动关心这两个字，就是他甚至可以去主动寻找相关的信息。杨波：是的。去年11月份，我的俄罗斯和中亚的朋友就来问我，能不能解读一下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的历史意义。我当时比较意外，因为以往是我们会主动的宣传作，现在是从事相关领域的一些学者，还有一些高层的政治精英，他们会主动来关心这些事情。主持人：您觉得他们想要了解关于中国的什么？杨波：我觉得他们最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成功地走到今天，因为他们曾经跟我们走过一条同样的道路。中国的这种成功经验，尤其对这个区域的人来说，他们是特别理解的。包括年轻人，我还蛮意外的，因为我给教育部的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做培训，相当于给俄语国家的一些学生教授汉语，教他们怎么做俄汉的翻译。年轻学生会问我：杨老师，你是共产党员吗？我说，我是。他说，你能给我看一下你的党员证吗？这是一个乌克兰的小伙子，这个细节让我挺触动的，他说我非常向往这个党。他们非常想知道，为什么中国能够把这条路走下去。主持人：您觉得根据我们以往的国际传播，我们阐述中国，有没有充分地把这个答案讲清楚？杨波：我觉得我们正在慢慢地学会去用外国受众能够接受的一种语言来告诉他们，我们现在做的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受众友好型”的外宣，其实这种差异化做得还是蛮好的。因为我们知道面对精英去做传播是一种方式，但是对普通人就是讲故事。我们到各个地方去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因为这个人作为一个个体，他能代表一个群体；我们不去下结论，我们只是展示事实。张维为：我补充一点，杨教授讲得很好，就是我们在进行国际传播的时候，讲好普通人的故事。实际上大量的国际传播是不涉及政治的，就是谈文化，甚至谈餐饮，谈一个古建筑，谈文物保护等等都可以，都会有很好的受众，只要你做得好。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做传播的人，我们的学者，要有充分的政治自信，这个太重要了，因为几乎你避不开的，任何时候突然他问一个政治问题，任何场合，任何事情。比方上外要举办国际新闻教育大会，我可以想像多少西方人要质疑你们。所以你就必须要回答这样的挑战。只有你有自己的政治自信和中国话语，你可以反问他，你认为你们这个叫新闻吗？这是假新闻吧？我们可以用很多西方学者研究的成果来证明，他们的许多新闻变成假新闻了，你可以反问他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你可以质疑西方。主持人：张教授一直在说，要有中国原创的话语体系，但它是一个漫长的建构的过程，我们先要解构，然后建构，那您觉得我们综合过去这些年的努力，再看看我们下一个阶段，还可以在哪些地方有突破？张维为：因为在座的不少都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师生，外语表述太重要了。我举个例子，当时出版《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时，“中国震撼”怎么翻译，当时请了两个人翻译了该书的第一章，后来我看看还是翻得不好，我就自己来翻，很辛苦，翻得很累。我开始想看看人家怎么翻译的。比如中文里很简单一个词：震撼，它指的不光是物理上的震撼，也指心灵上的震撼，英文中找不到完全对应的词，他们开始翻成China Shakes，但这个是指物理上的震撼，这样翻译的话，这本书就失败了。后来我花了很多精力，跟几个朋友商量，最后我们用一个词叫China Wave，中国浪潮。翻译本身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进行国际传播时，特别是我们的一些很好的学者，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被翻译得很好的话，那会非常之失败，要么你自己英文好，或者其他语言好，你自己翻译，要么你找到真正懂行的，外语好的，理解你的，认同你观点的人来翻译，这样传播效率会好很多。 主持人：对，这个翻译的效果，自己翻无人能出其右。不过张老师刚才提供了又一个视角，当我们在做传播的时候，你也得了解对方，如果你完全不了解对方，你就光顾着介绍自己，那可能对方也很难，用我们现在的网络语言说，领悟到你的点。郭可：我觉得就是要了解对象国的情况，我们目前亟需要做一件基础性的工作，尤其作为高校、外国语大学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基于一些不同的区域国别开展外宣的数据库案例的收集。现在这个工作实际上已经在做了，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好做的，需要大量的投入，而且需要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做基础性研究。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只是开始，而且也不光是一个大学就能完全把这件事情做好的，它要有一个社会化的体系来支撑。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到这个时刻了，就是我们不是懂一点俄语就好了，我们要深入去了解每一个国家跟我们国家的关联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假如说我们不能够从这个基础性的角度去理解、研究这些差异，那么我们的国际传播在今后还会遇到很多困难。主持人：郭教授提出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命题，我们一直说年轻学生承担的责任未来可能很重大，不只是说在国际传播中可以做一些工作，他对于中国了解世界、世界了解中国，可以沉下心去做重要的桥梁工作，可能很多事情不是在表面上能看得见的。 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10/22/20221022171956686.png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由中企承建。图自新华社郭可：我们有个同事，他是跑到非洲去搞田野调查，回来以后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在这一块像美国等有些国家，它确实做得比我们早。比如，在某一个矿区的投资，我们因为不了解这个矿区的一些前期数据调查，可能要挖10米以后才能挖到某一种矿，这样成本就高，但是美国人他点的这个矿区，都是挖个1米不到，真的矿就出来了。这就是把基础性研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所以我觉得国际传播今后拼的是这种基础性研究。张维为：这就是我们要借鉴的西方经验或教训，因为他们是从殖民主义起家的，所以长期以来有非常明确的经济目的和政治目的，经济目的比如我就是要搞清楚哪里有矿产，日本也这样做，德国也这样做，英国、法国、美国都这样做。我们这方面没有做过，那么现在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我们要充分认识这一点，我们要做大量调研。另外就是政治情报，因为西方是要把人家分而治之，把你给搞乱，他们就研究你们有什么矛盾，怎么挑拨，西方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现在反其道而行之，我们要去研究各国的具体情况，看怎么促使他们内部的团结，促进他们对中国的友好，这方面有大量的工作可以做。提问环节蒋吉衣：各位老师好，我叫蒋吉衣，然后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专业，我之前也有过一些和国际传播相关的实践经历，主要就是把一些中文新闻编译成外文报道，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们在做编译的时候，不仅仅需要考虑到国外受众的阅读习惯，同时也要能够传达出具备我们中国立场的一些思想和话语。所以我想请问各位老师如何看待这其中的矛盾性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张老师有过在外交场合翻译的经历，我也想请问在这样非常重大的外交场合进行翻译的时候，要如何兼顾到刚刚提到的这两点呢？张维为：这个挑战非常大，特别是非常地道的中国表述方法。我记得我讲过这个例子，就是当时撒切尔夫人到中国访问，我们一位领导人见她的时候说：中国人是一诺千金。然后，我们翻译就翻成一千盎司的黄金。口译这样翻也算过得去，当时撒切尔夫人的反应就是，That’s a lot of gold（那真是好多黄金），显然这不是我们想表达的准确意思。比方说，总书记讲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如果你当时也这样翻译，golden（金）这些词用出去效果不会好的，因为它在英文里面physical，太具像了，另外就是显得非常物质。实际上总书记提出的是一个哲学思想，是一个重要理念。这些东西口译在当场处理的时候，有时候难度比较大，所以口译被称为Interpretation，它是一种解释。但是如果你通过笔译最后形成更好的翻译表述之后，口译也以翻得更加好一点。还有我们的“一带一路”倡议，我们当初提出来的时候，英文翻译没有统一，所以有几十种不同的翻译方法，当时查谷歌，你想查“一带一路”查不到的，你查之后马上出来的就是“New Silk Road”（新丝绸之路）之类，各种翻译方法都有。后来我们隔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才把它统一翻译成BRI，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这种重要概念的表述，如果我们在提出之前就有一个整体设计，有一个统一翻译，就更加有利于国际传播。郭可：我觉得是这样，我们上外从1983年就开始培养这样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实际上这当中一个基本功就是给你一篇中文稿子，你在一个小时以后要拿出一篇英文稿子，这是学院基本上所有本科学生都要达到的一个基本条件。有这种技能以后，能够适合国际传播当中的各种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要做好确实是不容易，说一万道一千就是一个建议，要不断地练。我记得我自己当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被练出来的，在上外红楼里面，我们当年有四个外教，每个礼拜要递交一篇大概五六千字的英文文章，一年练下来以后，再看你一年以前写的英文，跟你一年以后的英文对比，完全是两个人。黄思谊：各位老师好，我叫黄思谊，是上外新闻学专业的大四学生。我在今年年初参加过前面我们郭院长提到的冬奥会多语种新闻报道活动，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能够去亲身参与到国际传播当中去。除了参加冬奥会的报道，我也进行过一些非遗文化的对外传播实践，我们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但是它们的传播通常来说是比较厚重的、慢节奏的。那么我们如何能让这类文化的对外传播去适应当下这样一种视频化、碎片化的传播趋势，从而能够去讲一些国外受众能听得进去，并且喜欢听的中国文化故事呢？这是我在实践的时候一直思考的问题。张维为：我有一次去河南跟他们做一个讲座，他们宣传部的一个同志跟我讲，说我们对外传播做不好。我说怎么可能呢？河南这么丰富的文化，中国文化、中原文化，一定可以做好的。现在他们很自信，最近从《唐宫夜宴》开始，你发觉没有，道理很简单，首先就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的文化就是世界一流的，你比不上的，这个自信太重要了。第二是要触网，一定要把好的作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放到网上，使它受到欢迎。另外就是重视和发挥年轻人的作用，他们知道什么是好作品。几年前一个叫《美丽的森林》动画片，中央美院一个画家临摹了很多宋代的工笔画，然后拍成了一个动画片，看到古画里面的一只小鸟突然飞出来了，这种神奇的感觉，马上就会吸引很多人。诸如此类的都可以做，中国的文化太博大精深了，足以震撼老外，真是这么回事。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10/22/20221022172307547.gif唐宫夜宴主持人：您刚刚举了河南的《唐宫夜宴》。大家知道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舞蹈节目叫《只此青绿》，上过央视春晚。它取材于我们的千古名画《千里江山图》，你去看那幅图可能不是特别有这种艺术感觉，还不太懂它的神韵，当我们用舞蹈的方式，用色彩、用服装把它可视化表达出来，一下就感觉到了。我想我们讲文化故事就是这么讲，我们能够体会的，我们能够喜欢的，别人也可以。杨波：我还有一个小的想法，也是出自自己的切身体会，既然这样一种艺术，它能传承千年，那么它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你可以从它一千年的传承中去挖掘一个你特别受触动的一个故事。我至今都记得我在乌兹别克斯坦希瓦看到的一座宣礼塔，因为那个导游把那个故事讲得太美了，说工人造到一半，他心爱的姑娘病重，他又不能回去，不得不从塔上面跳了下来，然后变成了一只凤凰飞到了心爱的姑娘身边。这个导游讲这个故事其实是为了说为什么这个宣礼塔只造了一半就没有一直造上去，但这个故事就很打动我，就是去挖掘一个最打动人的瞬间，因为人类的情感是可以沟通的，像这些感情它是共通的。张利伟：三位老师好，主持人好，我叫张利伟，来自上外俄罗斯东欧中亚学院。我在阅读国外文献和国际媒体 报道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觉得在针对一些国际重大事件和一些议题的时候，中国学者的声音比较微弱，我感觉跟我们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不是特别相符。我想请教一下三位老师，中国学者在国际舞台上如何才能够更好地发出中国声音呢？张维为：实际上这个问题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么多年来，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受西方话语影响太大了，导致我们很多学者不自信。我们上个月接待了几位非洲的政党领袖，他们问了一个很坦率的问题，跟你这个问题高度一致。他说我们这么多非洲学生到中国留学，你们教他各种各样的专业知识，他们也学了很多，但就是没有人跟他们把中国道路、中国社会主义讲清楚，我们问了很多非洲学生，他们都不理解，你们为什么不教他们中国社会主义。这也是我对我们外语专业的一个期待，你看我们解放后办了这么多外语学院、外国语大学，培养这么多的优秀的毕业生，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有那么一个小小的遗憾，就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能够用外语在主要国际舞台上跟西方学者进行深度的对话、辩论、交锋的学者，屈指可数，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所以应该有这么一天，我希望能从我们在座的观众中，从看我们节目的受众中，能够产生一些这样的学者，我们太需要这样的人才了。我们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过建议，就是应该像当年毛主席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那样，超常规地培养国际传播人才。中国模式研究、国际问题研究也一样，现在有大量的紧迫的问题你要做出回答。 杨波：我就补充特别简短的，我觉得我们的中国范式或者中国的学术话语权是在一个建构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区域国别学在最新发布的国务院的学科列表里都已经上升到了一级学科，说明我们在做理论建构上的努力。
李慎明 等：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
2022-10-23 19:19:10作者：李慎明 等来源：昆仑策网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0a078493c37c82dc273b27460383020c.jpg
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教训与启示（上）——写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之际
课题组组长：李慎明，郑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主任课题组成员：刘书林 汪亭友 李瑞琴 张树华 樊建新 赵丁琪
【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研究专题“资本主义新变化、帝国主义本质和发展趋势及我战略应对”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在八个方面：在信仰上，从动摇、背离、放弃到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理论上，从不学、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政治上，从弱化、歪曲到彻底否定、背叛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建党原则；在经济上，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全盘私有化；在组织上，从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到公开簒夺党的领导权；在作风上，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外交上，从惧美、争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在人生观上，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享受的个人主义到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2022年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100周年，又是苏联亡党亡国31年。苏联亡党亡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悲剧、大曲折，更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次大灾难、大倒退。
毛泽东同志和习近平总书记极为重视对苏联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演变、蜕变的研究。
1965年2月，苏联经济及科技、军事等方面还处于鼎盛之时，毛泽东便十分敏锐地察觉和预感到苏联党、国家和人民将来可能甚至必然出现的大灾难，指示全党要加强对于苏联问题的研究，并以此为鉴，搞好中国党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世界知识出版社在《赫鲁晓夫言论》第3集的出版说明中引用了毛泽东如下的话：“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有正面教员，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也还有反面教员”，“如果只有正面教员而没有反面教员，中国革命是不会取得胜利的。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苏联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作出过深刻论述。2013年1月5日，刚刚就任不久的习近平总书记就意味深长地指出：“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各级党组织几乎没任何作用了，军队都不在党的领导之下了。最后，苏联共产党偌大一个党就作鸟兽散了，苏联偌大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分崩离析了。这是前车之鉴啊！”
2022年10月16日，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胜利召开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前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先后指出,俄罗斯从未输给外国，苏联解体就是内部卖国导致的；俄罗斯不能没有社会主义。在此背景下，进一步科学认识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和教训，从中汲取治党兴国的历史启示，有着特殊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这对于坚持党的自我革命，跳出政党、政权兴衰的历史周期率，团结世界各国人民，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提出但尚未完全解决的这一严肃、严酷的重大课题，永葆党的革命性、先进性和纯洁性，领导中国人民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团结奋斗都具有重要的现实和历史意义。
一、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王国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苏联亡党亡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必然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但是，其中必有一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原因。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任何过程如果有多数矛盾存在的话，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在苏联亡党亡国的众多原因中，究竟哪一种是主要的，起着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呢？
早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就高度关注如何确保党及政权永不变质这一重大课题。这就有了毛泽东1944年的“甲申对”、1945年的“窑洞对”和1949年的“赶考对”。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打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王朝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殚精竭虑。毛泽东认为，党的高层尤其是党的领导集团对党及政权永不变质有着极端的重要性和决定性；党的高级干部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我们党必须在大风大浪中培养千百万一批又一批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1989年平息春夏之交政治风波后的6月16日，邓小平即指出：“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但是如果中央自己乱了阵脚，那就难说了。这是最关键的问题”。1992年年初，在苏联亡党亡国的悲剧发生后不久，邓小平在视察深圳时说：“中国出问题，不是出在其他什么方面，而是出在共产党内部。苏联、东欧的问题，就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我们党出问题，整个国家肯定出大问题。”他还说：“垮下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下来容易，建设就很难。苏联、东欧垮得多快！苏联这么强的国家，几个月一下子就垮了。如果中国不接受这个教训，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如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新思维’出来以后没注意那样，就会出事。”江泽民深刻指出：“归根到底，是苏联东欧党的领导者执行了一条错误的路线，错误的方针和政策，严重脱离了群众所造成的。”胡锦涛也深刻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理论上政治上出了问题”。
2018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我们常说，基础不牢，地动山摇。信念不牢也是要地动山摇的。苏联解体、苏共垮台、东欧剧变不就是这个逻辑吗？苏共拥有20万党员时夺取了政权，拥有200万党员时打败了希特勒，而拥有近2000万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我说过，在那场动荡中，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什么原因？就是理想信念已经荡然无存了。”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深刻指出：“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我们不能投鼠忌器，王顾左右而言他，采取鸵鸟政策，这个必须说清楚。”进一步深入研究苏联亡党亡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并得出科学结论，必然有助于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清楚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从内部侵蚀党的执政基础”这一重大问题和重大课题，有助于着力解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已经提出但尚未甚至远未解决的这一严肃的重大课题。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放入历史长时段中的一般规律。我们还应记住，在一定范围和一段时期内，在一定条件下，政治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可以起着决定性的反作用，并对上层建筑直接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也正因如此，党中央是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最为宝贵、最为重要的部分。党的百年辉煌史告诉我们，无论是夺取、建立政权，还是治国理政，都是关键在党，关键在人，特别是在于党的高层尤其是党的领袖集团。
俄罗斯人民有所思。苏联亡党亡国后，俄罗斯各界的反思也充分说明，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在于党特别是党的领导集团的蜕化变质。后来转变了自己观点的苏联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亚·季诺维也夫（Александр Зиновьев）说，1979年他侨居国外时，有人向他提出一个问题：苏维埃制度的哪些地方最容易被攻破？他的回答是：“那些被认为是固若金汤的地方，即苏联共产党机关，它的中央委员会，它的政治局，最后是它的总书记……只要把自己的人安排在这一位置”，“只需几个月他就可以搞垮党的机关……然后，整个政权和管理体系开始出现解体连锁反应。”
（一）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变
1970年八九月间，针对当时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毛泽东明确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泽东在晚年多次强调上述思想。这一重要乃至重大思想具有普遍规律性。习近平总书记再三强调，要“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加强顶层设计，就是思想路线要正确、政治路线要正确，确保改革开放始终坚持正确方向、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所以，党和党的领导的根本体现和表现，是在党的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上。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说到底，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变。
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理论体系，但唯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求解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样一种科学、开放而又不断发展的理论体系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来已经成为客观存在。路线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群众路线等，统称路线。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则是一定的政党或个人在一定理论体系指导下主观能动性得以发挥的直接体现。毛泽东指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所讲的信仰、理论、政治、经济、组织、作风、外交、人生观这八个方面之间，不是相互并列的关系，而是有着相互交叉的统领与被统领关系。信仰、理论、人生观这三个方面属于思想路线，是指一定的阶级、政党乃至个体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相结合的实然状况；但这不属于理论问题，而是思想方面的实践问题。政治、经济、组织、作风、外交这五个方面本质上都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实践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五个方面中的经济是基础，政治与前面所说的思想一样是灵魂和统帅；这五个方面中的组织、作风、外交等各项工作又属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广义的业务工作的具体体现。在以上八个方面的关系中，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的保证，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是“君”，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是“臣”；政治工作不仅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同时也是一切技术工作、业务工作的生命线；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微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以上主要观点。毛泽东说过，“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旗帜鲜明讲政治，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就是要自觉地、充分地发挥马克思主义政党和每位共产党人的主观能动性，信心十足地为着不断实现党的现阶段目标与最终大目标即践行初心使命而少走弯路。这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思想路线、政治路线这三者之间既是高度的有机统一，又有相互区别。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是我们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掌握及与具体情况相结合后的思想认知状况，政治路线则是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与具体实践相结合后制定的最高纲领与现行纲领相统一的方针、政策及具体策略等。
苏联领导集团蜕化变质的根本原因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开始质变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的彻底背叛社会主义，执行了错误乃至反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所致。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是从赫鲁晓夫领导集团的思想政治路线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当时，虽然苏联党和国家积累了大量严重问题，但亡党亡国不是必然的。从一定意义上讲，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上台前，苏联仍然是超级大国，有强大的国家实力。由于戈尔巴乔夫把改革引上资本主义邪路和绝路，才使党和国家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全部合法性、正义性基础。可见，党和人民正确选择领导人和领导人的正确领导极其重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具有极强的警示作用和现实意义，可以避免我们犯同样的错误；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更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选择习近平同志掌舵领航，是极其正确的选择，也是中华民族之幸，就会更加深刻地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地做到“两个维护”。
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蜕化变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1. 信仰上：从动摇、背离、放弃到彻底背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
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人的信仰，主要是指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知和坚守。苏联共产党（党的名称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到苏联共产党几经改变，以下统称苏共）从1898年建党到1991年宣布解散，经历了93个春秋关于苏共的存在时长，目前有三种较为常见的说法。一是“93年说”，即从苏共的前身——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的时间（1898年）算起。二是“88年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1903年）算起。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党纲、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领导机关，确定《火星报》为党的中央机关报。三是“86年说”，即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1905年）算起。（这是在列宁领导下召开的第一次布尔什维克大会，大会修订了党章，采纳了列宁提出的党章第一条条文，选举产生了中央委员会作为党的唯一领导中心，确定了作为革命领袖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制定了党的策略路线等。——作者注。）列宁、斯大林时期，苏共历经十月革命、外国武装干涉、国内反革命叛乱、德国法西斯入侵等战火洗礼，在严酷环境中经受住了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严峻考验，在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具有强大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然而，斯大林去世后，苏共高层的理想信念开始动摇，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时期，最终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党、国家、军队和人民沦为一盘散沙，面对敌对势力的猖狂进攻不战而溃。
纵观历史，苏共理想信念发生动摇始于赫鲁晓夫当政时期。作为苏联共产党的领袖，赫鲁晓夫缺少基本的马列主义修养。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赫鲁晓夫：“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美国总统尼克松在谈到赫鲁晓夫时说：“他信仰共产主义事业及其胜利的必然性，但他只是逢礼拜天在理论的祭坛上做做礼拜而已。”
遗憾的是，赫鲁晓夫采取“两面人”的办法得到了斯大林的提拔。斯大林在世时，他歌颂斯大林是“生身的父亲”“英明的领袖”“天才”；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攻击斯大林是“迫害狂”“自大狂”，“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的情况”，“用地球仪来制定作战计划的”等，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成为苏联社会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1961年，在赫鲁晓夫主持下，苏共二十二大作出将斯大林遗体迁出列宁墓的决议。此后，苏联各地出现了毁坏斯大林雕像和纪念碑的行径，苏联再次掀起否定斯大林的浪潮。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36c027aaab0f6eab51b947941d54bea1.jpg
斯大林代表着苏联党和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是苏联党和国家的重要象征。因此，对斯大林功过的评价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斯大林个人评价的问题，也不是苏联一党一国的问题。尽管斯大林有这样那样的错误，但不能历史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错误，不能分清他领导的苏共和苏联时期的主流和支流，并开展有效的教育引导，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后果。全盘否定斯大林，不仅否定了这一时期苏共和苏联的成就，严重损害了苏共和苏联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而且冲击了年轻一代的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一批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掘墓人”，造成社会的思想动荡。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Александр Яковлев）和叶利钦就是其中的主要代表。戈尔巴乔夫在苏联解体后说，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一批判使极权主义在道义上声誉扫地”，“是使我国社会朝民主化迈进的第一次尝试”。实践已经证明，戈尔巴乔夫所说的“民主化”方向实质上就是国内资本和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对苏联人民、俄罗斯人民进行赤裸裸的专政。
回顾历史，在中苏论战时期，中苏两党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出现严重分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维护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历史功绩，彰显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深刻洞见和政治远见。如果说当时的人们尚不能完全看清楚错误对待斯大林及苏联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尚不能完全理解中国共产党主张科学评价斯大林、充分肯定苏联社会主义成就所具有的深远意义，那么，苏共二十大35年后苏联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苏联解体30多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则为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分清是非曲直，提供了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抚今追昔，孰是孰非，历史和现实已然有了公断。
赫鲁晓夫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经历了从一知半解到模糊篡改、最终背离的过程。他在苏共二十大上把“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和平竞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认为这样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社会主义。他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推出“全民党”和“全民国家”理论，把苏共从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开始变为资产阶级性质的“全民党”。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代之以抽象的所谓的“人道主义”。他在1959年提出苏联已进入“全面展开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时期”，1961年又宣称苏联要在“20年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号召“我们这一代苏联人将要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这些严重脱离当时国际斗争形势和苏联社会实际，严重违背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路线、纲领，搞乱了广大苏共党员以及苏联人民的思想，使苏联开始偏离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方向，为后来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种下祸根。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领导集团虽然修正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一些实践中的错误，也推行了一些新的方针政策，使苏联社会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却牢牢抱着赫鲁晓夫主持的苏共二十大的错误理论不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在勃列日涅夫等为代表的苏联特权集团那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勃列日涅夫本人满足现状，贪图享乐，热衷于别人对他的阿谀奉承，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不过是常挂在他嘴边、连他自己都不信的假话套话。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在美国出版的英文回忆录《我留下的世界：过去的片段》中披露，勃列日涅夫曾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话。”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时，苏联社会风气奉行“说一套做一套”，贪污腐化盛行，很多人加入共产党不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而是为了捞取一官半职，直至将攫取更多的个人和小集团利益视为其最大追求。他们表面上以革命者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导人的面目出现，扮演着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者的角色，而实际上他们已经没有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没有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只是专心地维护自己的特权。
当然，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还是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还是在真诚地建设社会主义的。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真正成为可以和美国比肩的超级大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此。但是，作为主要领导人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的政治信仰却已完全改变。
如果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党的干部至少在表面上还能维护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信仰的话，那么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他们就干脆撕掉伪装，公开加以否定。戈尔巴乔夫早在上大学时就开始怀疑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大学毕业后，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加速了他的思想转变。就任总书记后，他举起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既能欺骗人又能达到目的的旗号，开始有步骤地毁灭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苏联解体后，戈尔巴乔夫坦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几乎不可能实现的口号”，俄罗斯的悲剧就在于，“卡尔·马克思的晚年时代已经死去的思想，却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被选择，它被引进于现实社会里，这是一个错误”。他还说，早在学生时代，他就发现“社会主义的现实与理想相差十万八千里了”，他为能在改革年代里“把共产主义的影响所造成的许多恶果从人们的意识中清除掉而感到非常的荣幸”。美国经济学家莱斯特·瑟罗（Lester C. Thuro）曾说：“苏联解体前后，我正好在莫斯科。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戈尔巴乔夫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试想，保罗二世今天宣布上帝不存在，明天的基督教世界将是什么模样？！”
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担任过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共中央宣传部部长、被称作“戈尔巴乔夫主要智囊人物”的雅科夫列夫，在1985年12月就向戈尔巴乔夫进言道：“在我国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不是别的，而是一种新的宗教，它屈从于专制政权的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主义阐释，其危险已足以使任何创造思维甚至经典思维都毁灭殆尽。”1991年8月2日，他在接受塔斯社记者采访时公开说：“我们的不幸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教条”，“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断定社会主义会失败”。苏联解体后，他坦承：“实质上，马克思据以建立其‘科学社会主义’世界观大厦的全部具体经济结论中没有一个是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不仅如此，雅科夫列夫还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顶礼膜拜：“资本主义带来了实用主义的伦理。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中体现了崇高的理想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另一得力助手，担任苏联外长的谢瓦尔德纳泽（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也谈到过自己政治思想上的转变过程。1991年，他在回答法国电视台记者提问时说：“我们在一个时期里有过共产主义理想，并为实现这一理想进行过斗争。后来我慢慢地意识到我坚信的东西是不可能实现的，必须改变这一现象。90年代初的一天，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的制度已腐烂了，必须全部加以摧毁，并自上而下地进行彻底改造。”
2. 理论上：从不学、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
这里所说的理论上，主要是指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学习掌握并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实际状况。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从不读、不懂、偏离到最终背离、背叛马列主义，既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也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
赫鲁晓夫早年没受过系统教育，从政后也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莫洛托夫（Вячеслав Молотов）曾这样评价道，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就没有多大兴趣，也没有想过，在理论上一窍不通转。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也说：“我很难设想他实际上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三厚卷《资本论》。在这方面，他与斯大林不同，后者广泛阅读并写下了大量有关共产主义理论的书籍。”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肆无忌惮地提出了“三和”“两全”等错误理论。“全民党”“全民国家”理论的根本错误在于完全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政党”“国家”本质的理论，混淆了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界限，把原本属于党的群众基础上升为党的阶级基础。他认为，社会主义条件下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在苏联社会除了还有极少数的犯罪分子之外，只存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全体人民，即由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广泛的政治联盟，因此，苏联共产党不再是某一个阶级的政党了，而已经变成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利益的“全民党”了，苏共成为“全民的政治组织”。赫鲁晓夫无视苏联社会仍然存在一定范围的、在某种条件下可能激化的阶级斗争，无视国际上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复杂尖锐的阶级斗争，无视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导致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误以为苏联社会已不存在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因而失去了对资本主义复辟应有的警惕性。
勃列日涅夫年轻时当过工人、工程师，有农业、冶金方面的专业知识，但他缺乏理论修养，对社会科学理论不感兴趣，对马克思主义更是缺乏系统了解。成为苏共最高领导人后，他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猎、开汽车兜风以及其他活动上。1965年在讨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的报告初稿时，他说：“我很难弄明白这一切。坦率地说，我不是搞这方面工作的（指理论方面的工作——引者注）。我的强项是做组织工作和了解人的心理。”他对自己的助手们也说：“写简单点，不要把我写成个理论家，否则，不管怎么样，谁也不会相信这是我写的，他们将会嘲笑我的。”他有时要求删去引自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话，并解释说：“有谁会相信我读过马克思著作呢！”据有关档案显示，20世纪70年代苏共高层领导人的活动中根本没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任何记录。高层领导人如此，其他党员、干部的理论学习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勃列日涅夫不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也不能科学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因此，他不仅不能从根本上克服赫鲁晓夫时期的理论错误，反而沿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比如，1977年10月通过的苏联新宪法依然写入了赫鲁晓夫发明的“全民国家”“全民党”概念。他还提出“发达社会主义”的口号，强调苏联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技术基础的“强大”，强调苏联社会关系的“成熟”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最深刻”，强调苏联各共和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谐，而掩盖了苏联在经济、政治、民族政策等方面潜藏的或显现的严重问题，否定了苏联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仍然存在着矛盾，也就从思想上理论上实践上否定了苏联社会需要进行深刻变革的必要性、必然性。勃列日涅夫常说，改什么呀，把工作做好就行了。在勃列日涅夫长达18年的执政期间，苏联社会在表面的繁荣下面积累了越来越多、越来越深的矛盾，已经暴露的和尚未暴露的危机四伏，为此后苏联社会大动荡和苏联解体埋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
关于戈尔巴乔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他的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Валерий Болдин）是这样评论的：“他非常熟悉党的历史和列宁的著作，常常运用这方面的知识……不过，戈尔巴乔夫也不熟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他受过高等教育，毕业后又长期从事党务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就是这位被葛罗米柯（Андрей Громыко）称为“学识渊博”“才思敏捷而深刻”的年轻总书记，由于他的世界观价值观发生演变，彻底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最终倒向民主社会主义。1988年6月，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正式提出要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认为苏共的理想就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在社会党人与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政治立场”还有“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改革所要实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中，“包含着原来就为社会主义运动其它流派所赞同的基本价值观”。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通过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件，这标志着苏共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共虽然没有改名换姓，但已经名存实亡。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在改革那几年我们就想使苏联共产党成为社会民主党。当时已经起草了预定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的相应计划。但是，叛乱（戈尔巴乔夫对1991年“8·19”事件的称谓——引者注）以及叶利钦采取的实际上禁止苏共活动的政策使得这次代表大会无法举行。”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4acb089885d158033740e9003ae43dbe.jpg
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源于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和第二国际右翼的社会民主主义，以及社会党国际的民主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实质，是打着“人道”“民主”“社会主义”等迷惑性的旗号，通过所谓的改革在苏联全面推行资本主义制度。按照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改造苏共和苏联社会，就是用西方社会民主党的那一套旧理论来替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就是要取消苏共的执政地位，在苏联确立多党制、议会民主、三权分立、总统制，搞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国家化”，搞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市场经济，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全面改变成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的这套理论和主张并不是一下子产生的，其思想政治渊源可以追溯到赫鲁晓夫时期。我们党的一位领导同志曾指出：“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鼓吹什么‘全民党’‘全民国家’，把党和人民的思想搞乱了。苏联今日的演变，从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埋下了种种危机。”具体来说：一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全盘否定斯大林，实质上是全面地污蔑和攻击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否定党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制度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赖以提出和蔓延的前提条件；二是赫鲁晓夫提出“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是党的纲领性目标，这里的“人”指的是抽象的、无阶级之分的人，这实际上把人道主义这一唯心史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而这恰恰构成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核心；三是赫鲁晓夫提出的否定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民党”“全民国家”这一修正主义观点，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四是赫鲁晓夫的核恐怖理论，否认在核武器条件下国际矛盾的存在，鼓吹国际阶级合作，这也构成了戈尔巴乔夫外交“新思维”的理论根据。当1956年赫鲁晓夫提出修正主义观点的时候，人们很难想象经过30多年的蔓延，这些修正主义观点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最终造成苏联亡党亡国的局面。
3. 政治上：从弱化、歪曲到彻底否定、背叛党的领导和马列主义建党原则
这里所说的政治上主要是指党在自身建设和执政过程中的各项大政方针、纲领与行动。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没有制定、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在实践中淡化、弱化、歪曲党的领导，直至否定党的领导、背叛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羡慕和照搬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最终出现政权倾覆的结果。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在一定程度上把党赋予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权力变为谋取个人和特权阶层私利的工具，损害和破坏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赫鲁晓夫掌权初期，出于反斯大林的政治需要，主张把党政最高领导职务分开，实行集体领导。而当他的权力地位稳固后，就开始破坏民主集中制，排挤打压政治反对派。到1958年，随着贝利亚（Лаврентий Берия）被处决，马林科夫（Георгий Маленков）、卡冈诺维奇（Лазарь Каганович）、莫洛托夫、布尔加宁（Николай Булганин）等人被打成“反党集团”清除出政治舞台，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实行个人专断，同时树立自己的权威，搞新的个人迷信。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决定建立干部更新制度，但硬性规定每次例行选举，中央委员及主席团成员至少更换1/4，加盟共和国党中央、边疆区委、州委的成员至少更换1/3，市委、区委、基层党组织党委会或支委会的成员至少更换一半。各级干部连续当选的次数也有规定：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可连任3届，每届4年；边疆区委、州委、市委和区委书记可连任3届，每届2年；而基层党组织书记只能连任2届，每届1年。频繁的干部变动调换，使各级领导核心缺乏继承性和安全感，对工作的连续性也产生了不利影响，引起各级干部的不满。
1962年11月，赫鲁晓夫决定对地方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机关进行改组，把州和边疆区的党组织划分为领导工业的党组织和领导农业的党组织，彼此独立、互不隶属，同时还对苏维埃、工会和共青团的组织及其领导机构进行相应的改组。实践证明，划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是不恰当的，非但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严重恶果，割断了工业与农业之间的紧密联系，破坏了党的统一领导，造成了混乱。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取消了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的划分，重新按地区建立统一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同时调整了最高领导体制，废除了干部频繁更换制度等。但勃列日涅夫过分强调干部队伍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形成了领导职务终身制，干部队伍老化。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公开否定党的最高权力，建立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从内容到形式完全抛弃了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政权的本质，把党的权力变成了推翻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
戈尔巴乔夫直接继承了赫鲁晓夫的衣钵，主张苏共要“排除任何阶级的专政”。他还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专制”“独裁”“导致了恣意妄为和无法无天”。他鼓吹所谓“一般的、全民的民主”，赞扬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理论，声称“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全面充实人权”，使国家制度达到“完全的全民性”，认为这符合“全民国家这一政治结论”。
戈尔巴乔夫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认为苏联的“极权社会主义”引起了“人与政治、政权，人与生产资料、财产，人与文化的异化”，造成了政治垄断、经济垄断和精神垄断。要克服异化，消除垄断，必须首先结束苏共对政权的“垄断”。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决定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取消苏共的领导地位。一个月后，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取消了苏联宪法规定苏共领导地位的第六条，认为“苏联公民有权结成政党”，苏联开始仿效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
戈尔巴乔夫还全面背叛了马列主义建党原则。他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地位，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主张各种思想“自由竞赛”，实质上是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他放弃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宣称苏联共产党是“自治的政治组织”“志同道合者自愿的联合组织”，苏共“准备同其他政党和运动进行公开竞赛与合作”“在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他抛弃民主集中制，推行“普遍民主的原则”“摒弃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允许党内派别组织合法存在，下级党组织有权拒不执行上级党组织的决定。他抛弃苏共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宣称苏共与共青团、工会等群众团体是一个平等的“合作者”，苏共不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在这些理念指导之下，苏共彻底丧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由一个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变为组织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的议会党。
4. 经济上：从“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到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搞全盘私有化
斯大林时期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快速发展苏联社会生产力、跃升苏联综合国力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和平建设环境中，随着经济交往的日益复杂，原有的所有制结构和经济运行机制越来越不能适应苏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其在经济社会领域的弊端也越来越明显。斯大林晚年开始反思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他逝世前半年意识到苏联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赫鲁晓夫上台后，试图对当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然而他根本看不清楚苏联经济问题的实质所在，反倒认为“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进而不顾社会发展阶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所有制问题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赫鲁晓夫主持下，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明确提出：“随着向单一的全民的共产主义所有制和共产主义的分配制度的过渡，商品货币关系在经济上就将过时和消亡。”
勃列日涅夫想当然地认为苏联的生产力已“高度发达”，生产关系已“高度成熟”，政治上已“高度民主”，苏联“各阶级、社会集团、各大小民族之间产生了新的、和谐的关系——友好合作的关系”。这种估计显然过高。
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则走向另一个极端。戈尔巴乔夫攻击公有制占主体地位是“经济垄断”，妨碍了人们对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自由选择，“使人同生产资料失去了联系”，束缚了人的劳动积极性。他提出，苏联的国家所有制“是行政命令体制的基础，这个体制束缚我们整个社会，不打破这种体制，国家根本不可能复兴和革新”，改革“主要而又刻不容缓的任务是通过财产非国有化、取消垄断，全面改革所有制关系”。
戈尔巴乔夫还主张在非国有化、私有化的基础上推行自由市场经济。1990年10月，他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作的《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报告中，提出了四个阶段的改革任务：在“非常措施计划”的第一阶段，要“使财产非国有化和私有化，进行土地改革”；在“价格形成机制”的第二阶段，要“扩大非国有化的规模，实行小企业私有化”；在“形成市场经济”的第三阶段，要“支持经营活动、非国有化、私有化和发展竞争”，“尽快地把大部分企业从国家包办下解放出来，实行私有化”；在“稳定市场”的第四阶段也就是“完成阶段”，“必须向经济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大踏步前进”。可见，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实质是将苏联经济逐步引向全盘私有化。俄罗斯经济学家普切林采夫（Олег Пчелинцев）指出，戈尔巴乔夫的“非国有化就是私有化，也就是资本主义化。可以说，非国有化是私有化的初级形式，私有化是非国有化的高级形式。开始时说非国有化，后来都说私有化”。
1991年4月，苏联政府提出反危机纲领，“规定了非国有化和财产私有化的全盘措施”，对于全国具有特殊意义的特大型企业也要实行非国有化。同年7月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私有化法。根据这项法律，国营企业将变成租赁企业或集体企业，改造成股份公司，招标出售或拍卖。按照当时的政策和法律，几年之后苏联即便不解体，其国有企业也将不复存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将全部瓦解。
1991年“8·19”事件之后，俄罗斯等新独立的国家所推行的“休克疗法”，基本都是按照戈尔巴乔夫时期指引的方向推行的，并产生了严重后果。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1989年~1991年年均经济增长率为-9.6%，1991年达到创纪录的-13%。叶利钦时期的“休克疗法”，公开让寡头掠夺和分割国有财产。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Геннадий Зюганов）曾指出，当时在俄罗斯社会形成了一个“疯狂掠夺人民财产并运往西方的大资产阶级”，这个买办阶级“掌握了基本工业部门，垄断了自然资源、银行、报纸、电视台、电台等，并执掌国家政权，他们是使俄丧失强国地位和人民贫困的主要祸害”。普京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则称“休克疗法”是对公民进行抢劫的“一桩大骗局”。
5. 组织上：从放弃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到公开簒夺党的领导权
一定的组织路线总是为一定的政治路线服务的，政治路线决定组织路线。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执行的组织路线，逐步成为拉帮结伙、组织摧毁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工具。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干部的选拔和任免变成了任人唯亲、拉帮结派、组织自己的私人小圈子，成为宗派主义的工具、家族统治的领地。
斯大林去世后，随着批判个人迷信和个人权力专断，苏共中央强调实行集体领导。但是，集体领导只实行了几年，赫鲁晓夫就通过处决贝利亚，把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维护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苏共领导人打成“反党集团”，从而消除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不同意见。随着“反对派”的垮台和赫鲁晓夫个人权势的上升，集体领导又渐渐地名存实亡。也正因为如此，赫鲁晓夫个人专断、强迫命令的权威才得以树立，其意气用事、急躁冒进的许多决定才得以执行。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的选拔和剔除的标准就是看是不是亲信。勃列日涅夫毕业于第涅伯捷尔仁斯克冶金学院，曾长期在乌克兰的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工作。他身边聚集的一批德才都不具备的亲信，有不少曾是他原来学习、工作过的地方的部下和朋友，人称“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吉洪诺夫（Николай Тихонов）的德才都很平庸，但仅因他是勃列日涅夫的同乡兼校友，便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Владимир Новиков）、斯米尔诺夫（Леонид Смирнов）、迪姆希茨（Вениамин Дымшиц）、鲍久尔（Иван Бодюл）等，克格勃第一副主席茨维贡（Семён Цвигун）以及副主席切勃里科夫（Виктор Чебриков）、齐涅夫（Георгий Цинёв）等，内务部长谢洛科夫（Николай Щёлоков）、哈萨克斯坦第一书记库纳耶夫（Динмухамед Кунаев）等，也都是勃列日涅夫的校友、同乡或工作时的助手、部下。“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权重一时，地位显赫，几乎垄断了所有重要的权力部门。官员想要获得升迁，首要问题不是自己的能力如何，而是要如何与这个“第涅伯彼德罗夫斯克帮”搭上关系。而勃列日涅夫不信任的人，像谢列平（Александр Шелепин）、波德戈尔内（Николай Подгорный）、谢列斯特（Пётр Шелест）、柯西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沃罗诺夫（Геннадий Воронов）等，就一个个被排挤掉，继而销声匿迹了。苏联外交家葛罗米柯曾私下发表感慨说：“我们的政治局就像百慕大三角一样，有的人突然从这里出现，有的人突然在这里消失。”
勃列日涅夫的儿子尤里（Юрий Брежнев），43岁当上外贸部副部长，46岁升为第一副部长，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女婿丘尔巴诺夫（Юрий Чурбанов）仅用10年时间就从一个低级军官晋升为上将，后又担任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勃列日涅夫的4名助理——阿根托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勃拉托夫（Анатолий Блатов）、戈利科夫（Виктор Голиков）、楚卡诺夫（Георгий Цуканов），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全部进入中央委员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子弟的升迁主要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和社会关系，而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出色的才能。一位知情人透露，“他们孤立地生活、治疗、休养，在这个阶层中往往形成自己的家族、氏族关系——须知这个阶层的子女们在一起度时光，互相认识，往往通婚”。由此，迈出了新的一步：“试图建立交权制度，或者叫做特权继承制度。也就是通过建立专收这些子弟的教育制度，然后通过一套任命和提升职务的制度来达到继承权力的目的。”勃列日涅夫也没有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行事。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就是由勃列日涅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Устинов）、葛罗米柯、苏斯洛夫（Михаил Суслов）四人作出决定，然后通知政治局的。表面上看，勃列日涅夫领导集体定期开会，按章办事，而实际上发扬民主、充分讨论不够，基本上是由少数几个人或者勃列日涅夫一个人说了算。
为了向资本主义快速演进，戈尔巴乔夫从组织人事政策的调整上入手，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人或比较正派的人设法排挤出去。1985年3月，他一上台就把最有可能威胁他地位的罗曼诺夫（Григорий Романов）从政治局赶走，由谢瓦尔德纳泽代替葛罗米柯担任外交部部长，由雷日科夫（Николай Рыжков）取代戈尔巴乔夫最顽固的对手之一——吉洪诺夫担任总理，由叶利钦取代格里申（Виктор Гришин）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将当时看起来支持自己的利加乔夫（Егор Лигачёв）提升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1986年2月召开苏共二十七大前的短短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接二连三地进行重大人事变动，在苏共二十七大12名政治局委员中，二十六大的政治局委员只剩下4人，其中还包括他本人和提名他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的葛罗米柯。在此期间，各地方各部门的高级领导干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更换。到1986年2月，除俄罗斯联邦以外的14个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最高苏维埃、部长会议的主要领导人更换了19人，40%以上的正式中央委员是新人。在1987年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戈尔巴乔夫在《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长篇报告中提出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五项标准，其首要标准就是对待“改革”的态度。就是说，只有支持他的“改革”主张的人，才能得到提拔和重用。此后，他在多种场合强调坚持这个用人标准。在这种干部选拔任用思想指导下，戈尔巴乔夫撤换了一大批干部。到1988年年初，各部66%的在编人员被撤职、转岗或裁减。所有部长、中央机关的部门领导、各委员会负责人遭到替换、开除或数次调换岗位，干部轮换率超过100%。
结果，苏共党内一大批敢于坚持原则的高级领导干部相继被撤换，那些善于逢迎拍马、见风使舵、信仰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的投机分子、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却得到提拔与重用。比如,利加乔夫上任之初，得到戈尔巴乔夫很高评价，并被安排领导苏共意识形态工作，地位仅次于戈尔巴乔夫。而当利加乔夫对戈尔巴乔夫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言行提出疑问甚至不满时，戈尔巴乔夫便一改常态，攻击利加乔夫是反对“改革”的“保守派”，是“改革的隐蔽的敌人”。在戈尔巴乔夫策划下，利加乔夫在“安德烈耶娃事件”后很快被停止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由完全倒向戈尔巴乔夫一边的雅科夫列夫继任。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自他（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有近百名一把手、部长被开除出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彻头彻尾的叛徒，如雅科夫列夫之流、谢瓦尔德纳泽之流、叶利钦之流和巴卡金（Вадим Бакатин）之流。”
在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等人打压下，像利加乔夫、雷日科夫等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而敢于诤言谏言者，几乎被完全剥夺了作为党员、干部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利，更谈不上对党的领导人与领导机构的批评监督权。这就能够解释美国学者大卫· 科兹（David Kotz）曾经提出的一个疑问。1991年6月，美国一个社会问题调查机构在莫斯科做了一次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调查，调查对象是掌握高层权力的苏联党政要员。结果显示：大约9.6%的人具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他们明确支持“改革”前的社会主义模式；12.3%的人具有民主社会主义观点，他们拥护“改革”，并希望国家实现民主化；76.7%的人认为应当实行资本主义。大卫·科兹由此发出疑问：“作为一个世界上存在最长、影响最大的社会主义苏联，党的干部队伍内竟有那么多的人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实在令人震惊。”出现这样的结果显然与戈尔巴乔夫通过组织手段将大批亲信提拔到苏共重要领导岗位上有着直接的关系。
6. 作风上：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到背离、背叛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作风建设中的群众路线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苏共曾经高度重视党风建设。列宁时期的党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政党，那时的苏共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本着全心全意为了人民的解放与幸福事业而奋斗的宗旨，密切联系群众，坚决相信和依靠群众，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拉开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序幕，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在斯大林时期，苏共虽然也存在一些脱离实际等问题，但那时的苏共总体上继承了列宁时期的党的优良传统，保持了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发扬了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因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然而，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人破坏党的作风，都走上了脱离群众、镇压群众甚至与人民为敌的道路。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共党风，最恶劣的表现不仅在于以许多捏造和夸大的情节煽动反斯大林，还在于残酷镇压批评他的“秘密报告”的人民群众。1956年3月4日，第比利斯群众被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激怒，他们上街游行示威，高呼“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万岁！”赫鲁晓夫下令对群众开枪射击，造成血案。1956年~1957年，根据刑法第58条以“反苏鼓动罪”逮捕对赫鲁晓夫不满的人数达3380人之多，这几乎相当于1953年~1988年以该罪被逮捕的总人数的一半。
赫鲁晓夫本人的工作常常从经验出发，意气用事，强迫命令，甚至心血来潮，办事凭一时冲动，因此干出许多草率、荒唐的事情。他照搬美国农业大种玉米的做法就是一个大笑话。他不搞调查研究，只是依靠行政命令，盲目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由于北方的气候不适宜玉米生长，因此产量很低，得不偿失。柯西金后来评价道，这是一个领导人臆想的、强制的、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的措施。他还盲目主张大规模的垦荒，导致上千万亩土地荒废。他还干预农业生产的具体活动，1957年5月毫无根据地提出了农业冒进口号。赫鲁晓夫的瞎指挥、强迫命令与政策失误，导致苏联的农业生产大幅起落，在他执政后期农业增长缓慢，出现严重粮食危机，苏联自此由传统的粮食出口国变为粮食进口国。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的党风每况愈下，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问题日益严重。官僚主义盛行，干部贪图享受、不思进取成风。党群关系纽带变得更加脆弱，党的威信不断降低。不少群众对苏联的政治机构、党政官员产生了政治上的不信任，出现了“夜间人”（所谓的“夜间人”指的是那样一些人，他们白天在公共场合处处与官方宣传保持一致，到了夜间则过起了自己的生活：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与朋友和家人议论时政、抨击权贵，发泄自己对现实的不满。——作者注）等现象。
党群关系的脱离，导致党的先锋作用和战斗力衰退，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日渐淡漠，苏联人民劳动与建设的热情消退，旷工、停工、怠工现象日益严重。党内不正之风也污染了全社会，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成为社会上流行的风气，一些失望的民众也随波逐流。这种上行下效，导致世风日下。一位俄国学者指出：“在70年代末，特别是在80年代初，谎报指标、弄虚作假、盗窃公物、行贿受贿实际上已成为群众性现象。”苏联的犯罪率居高不下，许多人将获取财富作为唯一目的而不顾及手段是否合法。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共党风，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戈尔巴乔夫一方面大耍两面派作风，另一方面又大搞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与呼声。他发表的政治观点常常与苏共政治局内一些人的观点不协调，也不互相通气。他的许多倡议和许诺，连政治局委员都是从报纸上才知道的。即便在开会的时候，他“不善于、不喜欢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意见，他只善于、只喜欢、只愿意夸夸其谈，只是他一个人没完没了地高谈阔论，玩弄辞藻，把本来空洞无物的刻板思想说得天花乱坠”。到戈尔巴乔夫改革后期，集体领导的原则进一步遭到破坏，政治局一连几个月不开会，什么事都由他一个人决定。雷日科夫说，他“总是喜欢搞一言堂”。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也说，戈尔巴乔夫“非常专制”，“主持的各种会议都缺乏民主作风”，“当听到反对意见或者是批评言辞时，他常常失去控制”。
照搬西方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以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民族分裂势力的代表人物以及各种投机钻营分子，纷纷当选苏共代表或苏联各级人民代表。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在5000名代表中尚有1705名工人代表，而到1990年7月苏共召开二十八大时，出席大会的4683名代表中，工人代表只有543名，不及上届大会工人代表总数的1/3，仅占代表总数的11.6%；农民代表也只有225名；而大约60%的代表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化”期间选出的所谓“全苏人民代表”或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选出的“人民代表”。这些所谓“代表”，他们口头上代表人民，实际上却干着损害人民利益的勾当。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奥希波夫（Геннадий Осипов）说，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出现的民主纲领派，“其代表人波波夫（Гавриил Попов）就讲：‘我们不考虑人民，我们就是要故意造成全面紧缺的状态’”。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优良党风的严重败坏，不仅毁坏了党的凝聚力，而且进一步瓦解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使人民群众彻底丧失对党的信任。雷日科夫曾痛心地说，苏共“到1990年已经缓慢地濒临死亡”。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苏共罕见地出现了退党风潮。1986年2月苏共召开二十七大时，全党党员总数为1900万，而到了1991年7月1日，苏共党员只剩下1500万人，退回到1973年的水平。没有退出苏共的党员理想信念也普遍动摇，他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缺乏信任，对党和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当时，莫斯科一家电视台采编部主任这样说：“我曾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一直积极参加党组织的各项活动。但是，戈尔巴乔夫这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实际上是在争夺权力、争夺总统宝座，根本不去考虑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他们早就成为一群高高在上的特殊的官僚阶层，这样的领导人和恶劣的党风，怎么可能再让我们跟着他们走。”
7. 外交上：从惧美、争霸到迎合、投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
对外关系是国内政治的延伸。自从地球上出现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之间就存在各式各样的矛盾与冲突。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既要善于把握时机，调整政策，尽量将国际关系引向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发展、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的方面；同时又要保持清醒头脑，充分认识到国际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两条发展道路之间依然存在各种矛盾与斗争，有些矛盾甚至是异常尖锐的。
斯大林时代结束后，苏联领导人在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方面，经历了企图搞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苏美争霸世界，投降美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这三个阶段。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特别强调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他说，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变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为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他还补充说，有了这种议会的稳定多数，“就可以为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4eb4dea72030319f92a791af7a9aea7c.jpg
赫鲁晓夫的“三和”理论，虽然也看到了两种社会制度有互利合作的一面，提出要加强对话，要和平共处，这有利于稳定当时的国际局势。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和平，要不要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在于当时有没有实现这种愿望的条件与可能。在西方已经启动并加紧推行对苏和平演变的背景下，赫鲁晓夫提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而当幻想变成不切实际的实践，产生危害也就难以避免。尽管赫鲁晓夫在碰壁之后有所收敛，但这一外交路线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瓦解苏共思想武装的作用，从而对西方缺乏必要的防范，为敌对势力推行和平演变战略提供了突破口。更严重的危害还在于，苏共此后没有彻底认清赫鲁晓夫这一错误思想的实质，以至于这一错误思想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死灰复燃。
赫鲁晓夫热衷的议会道路也遭到了大多数其他国家共产党组织的批评甚至反对。中国共产党认为，赫鲁晓夫只提和平过渡，不提非和平过渡，而且又把和平过渡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这实际上是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所谓“议会道路”来代替十月革命的道路，篡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基本原理。应该指出，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理论的提出，对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党组织以坚持武装斗争还是走议会道路为界线，分裂为两大对立的阵营，削弱了自身的力量。而且，从那之后越来越多的共产党组织热衷于议会斗争，把仍然坚持武装斗争的共产党组织看成异类，使之成为嘲笑、甚至打击的对象。这也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1982年，美国总统里根在英国议会发表了一篇代表美国对外政策总目标的讲话。他认为，在当时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斗争中，最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核弹和火箭，而是意志和思想的较量，叫嚷“自由民主事业在向前挺进途中将把马克思主义抛进历史的垃圾堆”。根据戈尔巴乔夫淡化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特点，里根适时地提出要与苏联展开“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和平竞赛”，表示要通过“思想和信息的传播”来影响苏联人民，“帮助”苏联人民建立起“独立的工会”、教会、政党、大学、报纸和司法机构，并通过这些“孕育着民主的机构”最终使苏联实现西方模式的“民主化”。1989年，布什入主白宫后不久，也提出了名曰“超越遏制”的新战略。布什称这项战略目标之大，超出了“所有前任的想象”，它不单纯遏制苏联扩张，而是要“把苏联融入国际大家庭”，要拆除柏林墙，把东西欧融合成“完整的自由的欧洲”。
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和平演变苏联的强大攻势，戈尔巴乔夫主张从政策上、从意识形态中消除“敌人形象”，宣布国际关系中不再有敌人，“全人类迈向大合作”。他认为，政治立场应摆脱意识形态的狭隘偏见，“生存和防止战争的利益则是普遍的、高于一切的”。他宣称全人类的利益和价值“高于一切”，鼓吹国际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人道主义化”，倡导两大社会体系（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主张社会主义“把具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推到首位”。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国际关系“人道主义化”，客观上迎合、配合了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需要，苏联对外政策从谋求与西方大国合作逐步走向屈服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对美关系方面，苏联开始时是放弃对抗，谋求合作，但随着其国内危机的加深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压力的增加，戈尔巴乔夫不断作出重大让步，逐渐依附于美国及其盟国。在裁军、减少军费、军控、削减核武器等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要求，甚至为了表示“诚意”还超出美国的要求，如1991年9月宣布撤走驻古巴的苏军。在苏联与美国关于削减核武器的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多次违反苏联既定的谈判底线，对美国作出毫无原则的“即席”让步。1987年4月14日，戈尔巴乔夫与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关于削减中程导弹的会谈。苏联所拥有的一百多枚最大射程400公里以内的新型CC-23导弹，并不属于中程导弹的范畴，因而不在准备签署的协定范围之内。但舒尔茨坚持要削减CC-23导弹，苏联谈判代表和军事专家均表示反对。在谈判陷入僵持状态时，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刻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同意了美方的要求。舒尔茨身边的幕僚称戈尔巴乔夫在最后一刻突然迈出的这一步，是“天上掉馅饼”。类似的事情在美苏的核裁军谈判中多次出现，以至于舒尔茨自豪地向美国政府报告说：“我们没有做任何让步，而所得到的东西之多，出乎意料。”在对东欧国家政策上，戈尔巴乔夫也采取了完全放弃的态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内部发生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采取袖手旁观甚至纵容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这些国家的“民主派”提出的谴责、追究苏联的“历史罪过”及重新评价与苏联关系史上一些重大事件的要求，采取默认态度，结果导致苏联与东欧国家结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崩溃。1991年7月1日，华沙条约组织（简称华约）正式解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这一军事组织的对立面——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不但没有随着华约的解散而解散，反而强化其军事职能，成为冷战后西方大国欺凌弱国、小国，推行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的军事工具。2022年2月24日，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爆发的军事冲突，虽然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但北约在苏联解体后背信弃义，置俄罗斯国家安全关切和严重警告于不顾，先后五次东扩，无疑是俄乌冲突的源头。从1999年到2020年，北约不仅接纳了匈牙利、捷克、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黑山、北马其顿等原东欧国家，而且还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原属苏联的地区收于麾下效力。北约还打算马不停蹄把乌克兰变成北约成员国，将北约防务体系扩张至俄乌边境。北大西洋公约规定，缔约国任何一方遭到武装攻击时，应视为对全体缔约国的攻击。乌克兰加入北约将对俄罗斯国家安全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普京在乌克兰拒绝承诺放弃加入北约、宣布中立等希望落空后，忍无可忍作出出兵乌克兰的决定。造成俄乌军事冲突的根源，是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势力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衰落之际，落井下石，不断压缩俄罗斯战略空间。这也表明北约逆历史潮流而动，继续秉持冷战思维搞霸权，成为影响欧洲乃至世界安全稳定的祸源祸首。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fcd3a0a3ec44f60c7eba01b2a9e2dcdd.jpg
俄共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在戈尔巴乔夫去世后的评论文章中，回顾了戈尔巴乔夫解散华约的过程，愤怒谴责了戈尔巴乔夫对西方的妥协、投降和对苏联国家利益的叛卖行为。他指出，“1989年12月，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会见美国总统布什和国务卿贝克时……戈尔巴乔夫无缘无故地对布什说：‘我们决定解散华约，退出东欧。’贝克后来回忆说，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后，美国代表团因为这个消息甚至开始冒汗，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马上会提出更高的需求。例如，要求美国解散北约。但随后戈尔巴乔夫再次让美国方面感到惊讶，他说，‘不，我们现在推行新思维，因此我们解散华约，而你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苏联的整个安全体系，2700万祖国最优秀的儿女为此曾浴血奋战的安全体系，就这样被埋葬了。在卫国战争期间，几乎每个苏联家庭都有牺牲”。
1987年5月，西德青年马蒂亚斯·鲁斯特（Mathias Rust）自驾飞机“访苏”并安全降落在莫斯科红场。这一事件轰动世界，让超级大国苏联颜面丢尽，苏联国防部长谢尔盖·索科洛夫（Сергей Соколов）因此被撤职。但根据苏联解体后当事人曝光的事实可以肯定，索科洛夫蒙受了不白之冤。保障鲁斯特在苏联领空的飞行安全得到了苏联“最高领导”的默许，其真实目的是为打击那些反对戈尔巴乔夫单方面裁军的苏军高层将领制造口实，为日后解散华约扫清道路。据俄罗斯上将列·伊瓦绍夫（Леонид Ивашов）的说法，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召见国防部长索科洛夫时，扣留了两张苏联西北方向的防空地图。有证据表明，该绝密地图是根据戈尔巴乔夫要求提供的，戈尔巴乔夫违规将地图扣留，一直没有归还。现有证据表明，鲁斯特的飞行轨迹显示出他对苏联西北部地区无线电定位跟踪站的位置了如指掌。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在鲁斯特事件中，苏联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高层领导存在大规模政治阴谋活动。时任克格勃副主席的弗·克留奇科夫（Владимир Крючков）称，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他保障了鲁斯特飞抵莫斯科的行动。
http://www.kunlunce.com/d/file/llyj/fl11111111111/2022-10-23/77cb336c43e7fbd4baa9b791552ed9b0.jpg
为谋求西方的支持和援助，在苏联国内问题上，戈尔巴乔夫也尽量满足美西方的要求。1984年12月在伦敦访问时，戈尔巴乔夫向撒切尔夫人出示带有密级标识且标出了苏联导弹对英国打击目标的苏军地图，并保证“这一切应当结束，而且应当尽快结束”，暗示他当政后将对自己的国家采取重大“破坏性”行动。撒切尔夫人对此惊喜交加，称戈尔巴乔夫是“可以打交道的人”。在允许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问题上更是如此。1986年10月和1989年12月分别在雷克雅未克与马耳他举行的两次苏美高层会晤，均已涉及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这一敏感问题。根据苏联官方报道，戈尔巴乔夫与里根的雷克雅未克会晤无果而终，但立陶宛护法人员瓦·伊万诺夫（Валерий Иванов）证实，他在1989年看到过一本梵蒂冈出版的立陶宛文的小册子。根据其中的内容，戈尔巴乔夫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秘密会谈讨论的四个问题中，第三个问题是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脱离苏联的问题。至于1989年在马耳他举行的苏美元首会晤，美国驻苏联最后一任大使小杰克·马特洛克（Jack Matlock,Jr.）的回忆录称，会谈中“布什提请戈尔巴乔夫注意，美国从未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侵占，现在也不承认”。美国总统清楚地暗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不是苏联的固有领土，他站在为脱离苏联而斗争的势力一边。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对美国总统干涉苏联内政的言词进行任何反驳，只是轻描淡写地“向美国总统解释了苏联情况的特殊性”，甚至还保证，对这三国问题的处理仅限于非武力方式。这说明戈尔巴乔夫与布什在马耳他达成了秘密口头协议：戈尔巴乔夫承诺不使用武力，布什则承诺美国不会为戈尔巴乔夫制造更多问题。马耳他会晤后，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分离主义势力加快了脱离苏联的步伐。葛罗米柯之子阿·葛罗米柯（Анатолий Громыко）认为，戈尔巴乔夫在马耳他彻底输了，马耳他会晤是“苏联的慕尼黑”。
在苏联内外交困时，戈尔巴乔夫甚至不惜丧失国格乞求西方。1991年7月，戈尔巴乔夫以非正式的方式参加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临行前，戈尔巴乔夫匆匆将一项长达23页的苏联“改革计划”寄给七国首脑，希望西方国家增加对苏联的投资、向苏联提供大量的消费品、解除或延缓苏联所欠的650亿美元的外债等。将一国内政交于西方国家讨论，这本身就是丧权辱国行为。然而，面对这个带有屈辱性的计划（当时人们称之为“乞讨计划”），西方大佬们的回答是“不给钱”！美国总统布什的回答更干脆，他说，参加首脑会议的领导人“不会做任何表明我们为援助苏联而忽视东欧发展中的民主制度的事，这不是给空白支票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新思维”，实质上根本否定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际问题的基本观点，丧失自主权力，使苏联在面对国际资产阶级的进攻时自缚手脚、甘拜下风。这一点连资产阶级政治家也看得一清二楚。
小杰克·马特洛克指出，“阶级斗争理论是列宁主义者的国家结构演进观及同西方发生冷战所依据的中心概念。没有它，冷战的理由就不复存在，一党专政的理论基础也随之消失”，“在这一理论（指阶级斗争理论——引者注）真正由官方抛弃之前，表明我们之间关系好转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虚幻的，最多也是暂时的”，“只要苏联不放弃其制度的意识形态核心——阶级斗争观念，冷战就决不会停止。而一旦它放弃，该制度自身就不再具有任何理论依据”。他还特别提道：“如果苏联领导人真的愿意抛弃这个观念（指阶级斗争——引者注），那么他们是否继续称他们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的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都能认可的社会。”
美国另一著名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早在1989年就点明了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实质。他说：“苏联新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改革过程中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总书记所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朝一日，苏共要“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苏维埃联盟随时可能解体”。
8. 人生观上：从追求个人升迁、小家庭特权享受的个人主义到颠覆党和国家政权的野心家、阴谋家
人生观价值观本质上是“为了谁”的问题。我们常讲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一定意义上讲，在这“三观”中，人生观具有决定性意义。人生观一头连着世界观，另一头连着价值观，犹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穿衣服要扣好的第一粒扣子。如果党员干部仅仅考虑个人升迁和自己的小家庭过好日子，追求物质享受，在特定条件下，就必然会导致结党营私，甚至发展成为野心家、阴谋家。网络上曾披露这样一则消息：赫鲁晓夫的儿子列昂尼德（Леонид Хрущёв），在1943年的一次战役中，他驾驶的战机与机组失去了联系，后证实被德军俘虏并投降。斯大林知道情况后，下令把列昂尼德押回苏联，苏联反间谍部队不辱使命。列昂尼德回国后，在判刑问题上，斯大林要求苏联领导层讨论。贝利亚指出，已经掌握了列昂尼德的犯罪事实，而且之前宽恕过两次，现在不能再宽恕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等人都同意判处列昂尼德死刑。莫斯科军事法庭很快作出死刑判决，列昂尼德被处死。有观点认为赫鲁晓夫因此怀恨在心，在他上台后不仅发起“非斯大林化”运动，而且报复了贝利亚、马林科夫等当年同意判处列昂尼德死刑的人。
成为党的总书记后，勃列日涅夫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终于熬到了这一天！”当他的母亲从乡下赶来看他时，他自豪地领着母亲看他的精美家具、豪华别墅，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勃列日涅夫的生活方式和言行对他的周围、对所有党的上层产生了影响。”勃列日涅夫利用自己的职权享受着无人能比的特权。他酷爱打猎、住豪华别墅和收藏高级轿车是出了名的。勃列日涅夫还喜欢各种高档礼品，他收受的礼物可以说“数不胜数”。这本不属于个人财产，理应上缴国家，但勃列日涅夫大多将它们收归己有。勃列日涅夫的孙女在回忆爷爷的生活时曾提到他收藏的高级轿车竟达百辆之多。勃列日涅夫认为，“‘影子经济’、抢劫公共设施、干部的贿赂行为都是正常的”。
勃列日涅夫对其亲信、亲属腐败行为的纵容姑息，更是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末期，克格勃负责人安德罗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准备开展打击贪污腐化的斗争，但遭到勃列日涅夫的反对。他不允许安德罗波夫调查谢洛科夫把持的内务部中的严重腐败行为。当安德罗波夫将反映国内腐败状况的报告交给勃列日涅夫后，勃列日涅夫很不高兴，一改以往与安德罗波夫的亲热关系，长达3个月不与安德罗波夫见面，甚至拒绝与他通电话。当安德罗波夫将报告的内容改为通报平安无事的喜报后，勃列日涅夫才恢复了与他的良好关系。
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亲信们一方面不断增加特权种类，另一方面又对各级干部追求特权的行为极少阻止，甚至放任和鼓励，导致享受特权的党政官员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一个特权阶层。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戈尔巴乔娃（Раиса Горбачёва）后来回忆道：“1978年搬进莫斯科以后，我有不少发现，其中之一就是：某些国家领导人，包括党的领导人，除了拥有供应的国家别墅外，还修建了私人别墅，为自己的子女、孙子们同时修建了私人别墅。这种奢华和大胆，令我为之震惊。”
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最高领导人对特权生活的追求，对助长党内腐败现象起到了某种“榜样作用”。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首先想的是为个人及家庭谋取好处，第一家庭过着奢华气派的生活。戈尔巴乔夫刚接任总书记，他就指示下属在海边新建豪华别墅等度假场所，而位于列宁山的戈尔巴乔夫六居室官邸更是惹人注目，行人老远就能望见，成为莫斯科旅游一景。
据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回忆，从1991年1月起，就不断有人讨论国家面临的困难。国家处于政治和经济危机之中。有人警告国家经济正在滑坡，联盟本身也很可能崩溃。然而，“总统却在想别的事：他发狂似地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目前非常低的支持率，准备出版自己的新书，帮助他妻子出版自传。已经有人保证为这本书立即付给赖莎一大笔现金，他们其它著作的出版工作也在进行中。赖莎的书将在苏联出版发行，她常给我打电话询问哪家出版社对她的处女作来说最适宜”。虽然“总统一家也将会面临困难时期，但他们在银行里存有硬通货。戈尔巴乔夫著作的稿酬加上联盟版权局付他的版权费，早已给他的户头输进了100多万美元。他曾接受过许多用贵重金属制成的礼物，各种硬通货的奖励，此外，他还有其他财产。我提高了警惕，很想知道总统是否关心国家的命运，是否能腾出时间来处理国家的事务和人民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窘境”。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当权者，乘私有化改革之机损公肥私、化公为私、大肆鲸吞公有资产，使苏联几代人艰苦奋斗积累的成果，转瞬间化为少数人口袋里的财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商界精英有40%以上来自前苏共的官僚。在1992年~1993年的100家俄罗斯最大私人企业的所有者中，原先的党政精英、企业家、银行家及其家族占了62%。
改革催生的新资产阶级成为摧垮苏共、瓦解苏联的阶级基础。利加乔夫在分析苏联解体原因时不无感慨地指出，导致苏联解体的客观原因是不存在的，基本上是主观原因。首先是上层领导人的变质。他们主要为个人发家致富，想无限制地统治人民，他们后来都成了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他们就是以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为代表的人。这些财富是靠掠夺人民财富而带来的。他们强烈渴望要求拥有私人财富，但当时苏联党和人民不允许。
奥希波夫说：“从赫鲁晓夫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党的领导层就开始了腐烂。这些混进党内并企图不断高升的人入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入党后，就意味着可以到非洲去狩猎，把自己的儿子、孙子辈安排好，把自己家庭安排好。共产党的蜕化变质和最终解体，实际上是在家庭这个最基础的层面就发生了。”
大卫·科兹深刻分析道：“苏联精英分子的物质利益虽然是大大增加了，但是，如果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精英相比，他们在物质上所享受的特权也就相形见绌了”；“在苏联体制下，社会上层和底层之间的收入差别，比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差别要小得多”，“在苏联体制下，最高领导人的工资比一般产业工人高出8倍”，“大企业的总经理的报酬大约是一般产业工人的4倍”，而美国高层精英的收入是普通工人的150～400多倍；“在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下，通过合法的途径积累物质财富几乎是不可能的。积累了物质财富的苏联领导人总是担惊受怕，惟恐有一天被人发现或被起诉”，因此，“苏联体制的瓦解”，“源于其自身的统治精英对个人利益的追逐”。
极端个人主义者一旦爬上党和国家的高位，必然沦落为野心家、阴谋家，成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部最为主要最为凶险的敌人。也正因如此，毛泽东同志在同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时，反复告诫党的高级干部：“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
国内有学者说，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所作的“秘密报告”是完全符合组织程序的。这一说法不是事实。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苏科夫（Николай Барсуков）早在1996年就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回忆录的全部录音和解密档案材料的基础上得出这样的结论：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向代表大会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的决定和向中央全会宣布这一决定时，当时准备好的只是波斯彼洛夫（Петр Поспелов）起草的调查报告，后来在秘密会议上所作报告的许多内容是赫鲁晓夫等少数几个人私自加上的。更何况所作“秘密报告”的大会不是由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主席团而是由苏共中央主席团主持的。事后不少人发问，这是二十大的继续还是其中一次别的会议？俄罗斯著名理论家科索拉波夫（Ричард Косолапов）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是由一小撮人炮制的，是未经集体同意擅自拿到代表大会上去的”，“他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反党行为”，因此“严格地说，后来大声称道的‘二十大路线’或‘二十大精神’在党内没有取得合法地位”。国内外不少人对赫鲁晓夫的主要印象是在联合国用皮鞋敲击讲坛的粗鲁、率真的一面，但对他阴谋家的另一面所知不多。比如，1939年3月，赫鲁晓夫在联共（布）十八大上有20分钟左右的发言，曾32次对斯大林进行热烈的赞扬，并最后高呼：“引导我们胜利地走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导师和领袖，我们亲爱的斯大林万岁！”同年12月，他在为庆祝斯大林60岁诞辰所写的文章中吹捧说：“苏联各族人民把斯大林看作自己的朋友、父亲和领袖。”1949年斯大林70岁诞辰时，赫鲁晓夫则对斯大林这样“称颂”：“荣誉属于亲生父亲、英明的导师、党和苏联人民及全世界劳动者的天才领袖斯大林同志!”把斯大林由父亲改称为肉麻的“亲生父亲”。但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6年“秘密报告”中，赫鲁晓夫却把斯大林谥为“暴君”“刽子手”“惨无人道”等。斯大林当然要对当年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甚至主要的领导责任，但是，赫鲁晓夫等人至少是为了个人邀功争赏要对肃反扩大化负有重要的甚至是主要的直接责任。1937年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任市委书记时，每天都给莫斯科内务局打电话，催促逮捕犯人的情况：“莫斯科是首都，不能落后于卡卢加或梁赞。”他还说：“要消灭这些坏蛋……要做到手都不抖动一下，要为了人民的利益跨过敌人的尸体往前走。”至1937年年底，38名莫斯科州委和市委书记中有35人遭到清洗，146名区委和市委书记中有136人被捕。俄罗斯历史学家茹科夫（Юрий Жуков）在苏联档案里查证，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批准枪毙8500人，调到乌克兰工作后，请求枪毙或关押3万人。让人更难想象到的是，赫鲁晓夫上台后，利用自己手中的职权，指使其亲信直接销毁了关于他参与镇压行动的文件和材料，被销毁的材料达11纸袋之多。赫鲁晓夫一面拼命为自己洗白，另一面拼命抹黑斯大林。1937年，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斯大林指出，我们的“胜利愈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愈加凶恶，他们愈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在这里，斯大林讲的是“剥削阶级残余”和“更尖锐的斗争形式”，却被赫鲁晓夫歪曲为斯大林提出了“愈接近社会主义敌人愈多”“阶级斗争会愈来愈尖锐化”的荒唐理论。不少人没有去查对斯大林的原文，却流传赫鲁晓夫篡改的谬种。
戈尔巴乔夫同样是一位阴谋家。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信誓旦旦地说，列宁的学说“对我们来说过去是、今天仍旧是行动的指南，获得灵感的源泉，确定前进的战略和策略的可靠的指南针”。此后，他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多次刻意表达对列宁的忠诚。1987年，戈尔巴乔夫在其刚刚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中亦不得不说：“弗·伊·列宁的著作，列宁的社会主义思想，对我们来讲仍然是辩证的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高瞻远瞩的取之不竭的源泉”；“列宁继续活在亿万人们的心灵中”。他还说：“我们用社会主义的尺度来衡量一切成绩和错误。谁希望我们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他就会大失所望。”但就在此时，他用列宁打击斯大林，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和传统。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扎格拉金（Вадим Загладин）说：“那时戈尔巴乔夫不能开诚布公地说实话，他知道，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不支持他的立场。戈尔巴乔夫自己承认这一点。他应当变得有点像狡猾的狐狸，不能什么都说出来，有时应当嘴里说一套，而做的是另一套。”戈尔巴乔夫果然如是。1990年7月，苏共二十八大召开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时机已经成熟，随即不再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只是强调摆脱对它的“教条主义的解释”，强调要对它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其实，戈尔巴乔夫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不过是他以抽象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而这套理论在本质上不过是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既不人道又不民主而已。
从极端个人主义到最终沦落为野心家、阴谋家，绝不仅仅是琐碎的个人欲望的表现，同样也是一定的、腐朽的阶级及其思想倾向的政治代表。鲁迅曾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古今中外，背叛人民的所有野心家、阴谋家最终都被或都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是我们的历史和人民的自信。这一自信，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般的从容、自然和坚强、坚定。
在苏共垮台前不久，有关机构做过的调查结果显示：有85%的人认为苏共主要代表了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当苏联共产党不再是苏联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不再是苏联人民利益的代表者的时候，苏共党员不站出来捍卫党和国家利益，冷漠看待逐渐走向死亡的苏共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对苏联亡党亡国原因研究中其他12种观点的简要评析
苏联解体30多年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维度的探讨和研究，可谓众说纷纭、结论各异，细列有50余种。这里，仅列举以下12种作简要剖析。
1. “十月革命原罪说”
国内外一些所谓学者认为，十月革命是一场强行制造出来的革命，不仅是一个“早产儿”，而且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着“原罪”。这种观点的本质，是从源头上质疑、否定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质疑、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存在发展的历史正当性。事实上，十月革命绝不是像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说的那样，是一种布尔什维克刻意“制造”出来的革命，而是俄国社会阶级矛盾异常尖锐、俄国革命主客观条件成熟的产物，是俄国人民在列宁主义指导下主动选择的结果，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斯大林模式僵化说”
一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归咎于斯大林模式。在他们看来，斯大林时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结局。这种观点夸大了斯大林模式的问题及其在苏联亡党亡国中的作用，混淆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具体的体制机制弊端，否定了斯大林模式的历史功绩和它的社会主义性质。一方面，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伟大成就，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发挥了巨大作用；另一方面，苏联原有体制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只是说明了进行改革的必要性，并不意味着苏联必然亡党亡国。持前述观点的学者中有的是企图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为戈尔巴乔夫的罪过开脱责任。
3. “民族矛盾决定说”
一些学者认为，列宁提出的民族自决原则和联邦制的国家形式，强化了民族意识和民族情绪，而苏联宪法又保留各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就为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普京也认为，列宁的民族自治思想，给予加盟共和国有退出苏联的权利，最终导致了苏联解体，“它像是被安放在‘俄罗斯’大厦下的核弹，后来这枚核弹爆炸了”。他还认为这是“列宁最大的失误”，“列宁主义的建国原则不仅是一个错误，而且它比错误更糟糕”。言下之意，苏联解体始于列宁的民族自决思想和留有缺口的苏联宪法。上述观点并不符合事实。首先，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其基本精神是维护被压迫民族的权利，反对大民族尤其是俄罗斯族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弱小民族。在十月革命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正是通过维护民族自决权的口号，支持非俄罗斯族的其他各民族反对沙俄专制制度的民族解放斗争，创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在此基础上，1922年按照自愿原则形成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1924年苏联宪法肯定“联盟是各平权民族的自愿联合”，并在第4条规定“每一加盟共和国均保有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这是基于民族自决权利和苏联形成的历史事实，也是为了防止大俄罗斯主义死灰复燃，破坏新的联盟国家。其次，在斯大林时期，包括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境内各民族之间虽然存在不少矛盾和摩擦，有时有的矛盾还相当尖锐，但总体上是团结、友爱、充满向心力的。西方只是对1940年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主权持有疑义，而对1922年形成的苏联是承认的。最后，苏联民族矛盾激化、各加盟共和国离心倾向加剧发生在戈尔巴乔夫时期，这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和错误的民族政策造成的，因为苏联各民族团结一致的根本纽带——苏联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被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瓦解了，联盟赖以存在的思想、政治、经济根基被彻底破坏了，在这样的背景下民族分离势力利用人民的名义和宪法赋予加盟共和国自由退出联盟的权利公开瓦解苏联。其实，苏联宪法同时有维护各民族团结和联盟国家统一的基本原则，然而这些原则却被戈尔巴乔夫和民族分离势力抛在一边。
4. “军备竞赛拖垮说”
有学者将苏联解体归因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军备竞赛，认为军备竞赛加重了苏联人民的负担，激化了苏联国内的矛盾，导致经济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了苏联。与西方军事集团的军备竞赛，确实给苏联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这总体上属于国家战略问题，可以通过调整战略目标、降低军费开支等办法，使国家的军事实力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使国防建设不超出人力财力可承受的程度。其实，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已经完全放弃与美国等西方军事集团争霸的战略，并从东欧及其他国家全面撤军，不搞军备竞赛并没有挽救苏联覆亡的命运。
5. “经济没有搞好说”
一些学者无视苏联长期在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作出的巨大成绩，而是片面将苏联解体归因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认为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导致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水平低下。这种观点没有认识到，苏联经济只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增速有所放缓，即便到戈尔巴乔夫执政初期苏联经济依然有不低于2%的增长率。苏联经济发生严重衰退和崩溃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即从1989年开始苏联经济出现负增长，到1991年经济负增长率达到13%。这显然不是苏联僵化的经济体制造成的，而是戈尔巴乔夫错误的改革路线，包括错误的经济改革方针，造成的严重后果。
6. “共产主义乌托邦说”
这种观点将苏联解体归因于苏共的指导思想，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此苏联必然走向垮台的结局。这种观点主要是戈尔巴乔夫以及西方反共势力提出来的，它根本否定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目标，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将苏联解体视为对共产主义“乌托邦”的抛弃和向“正常社会”的回归。
7. “人民抛弃说”
有的学者认为，人民群众对苏共的不信任使其丧失了执政合法性，这是导致苏共失去政权的主要原因。其实，苏联人民抛弃苏共是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发生蜕变的结果，而不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要认清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的性质，此时的苏共虽然名称没有变，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信仰马列主义的苏共，而是信仰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苏共，这时的苏共实质上已经成为不代表苏联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而仅代表极少数人利益的社会民主党，它被苏联人民抛弃完全是情理之中。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蜕变才是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这样的党最终被人民抛弃是必然结果。在剖析根本原因时，不能倒果为因。
8. “外部因素决定说”
一些学者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长期推行针对苏联的和平演变战略，视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这种观点片面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略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没有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高层的叛变与配合，没有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苏联社会“民主”分裂势力的推波助澜，西方和平演变苏联的战略是不可能实现的。
9. “一党执政独裁说”
一些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一党执政、垄断政治权力。这种观点完全颠倒了是非黑白。苏联共产党在将近70年的时间里长期执政并没有发生亡党亡国的悲剧，而恰恰是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通过修改宪法取消苏共执政地位，并在苏联推行多党制以及三权分立、议会民主、总统制等，才最终导致苏联亡党亡国的结果。
10. “戈尔巴乔夫叛徒全责说”
有人把苏联亡党亡国的责任全部归结为戈尔巴乔夫一人，认为苏联解体并不是历史的必然，根本原因是因为出现了戈尔巴乔夫这个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叛徒。这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亦在客观上开脱了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领导集团在苏联亡党亡国中应负的责任。恩格斯明确指出：“主要的出场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来自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来自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有了赫鲁晓夫领导集团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偏离、脱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与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土壤，从一定意义上讲，就必然长出戈尔巴乔夫领导集团这一叛徒的“秧苗”并结出这一毒果。在当时的历史下，即使不出戈尔巴乔夫，也会出类似的人物。
11. “苏联解体进步说”
有的学者完全站在西方敌对势力的立场上，无视苏联解体对于俄罗斯人民及其在世界范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反而将苏联解体视为一种“历史的进步”，称苏联解体使苏联走出“历史的迷误”，重回“文明发展的正轨”。还有学者认为苏联解体缓解了中国面临的军事压力，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此观点只看到了苏联解体带来的个别方面的影响，没有从世界社会主义、人类进步事业的视角全面综合地分析苏联解体的影响及危害。即便就中苏关系而言，也有苏联修正错误而使两国关系回到正确轨道的可能，已有社会主义国家交往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况且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中苏关系已有缓和的迹象。不难看出，解决中苏之间的矛盾与冲突，消除中国来自北方的威胁，完全不必以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为代价。
12. “各种要素合力说”
一些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各种要素合力说”对造成苏联解体的各种因素进行了综合，有其道理和可取之处，但仅停留在不分主次地罗列苏联解体的各类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应当深入研究分析导致苏联解体的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即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及其转化。任何事物质的规定性，都是由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特别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决定。当然也要进一步研究使各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粘合剂是什么。苏共与苏联，原来是列宁、斯大林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者领导集团为主导的，后来逐渐演化为赫鲁晓夫直至戈尔巴乔夫为核心的修正主义者领导集团为主导。这才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本质所在。
作为学术研究，对“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的探析，必须坚持“双百”方针，通过扎实、艰苦的研究来揭示真相、逐步形成共识。同时，“原因”探究又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尤其是在历史虚无主义泛滥之时，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借否定、扭曲苏共的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甚至攻击列宁，来攻击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来影射、攻击和否定中国人民公认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是20世纪三大恶魔”“从‘向西方学习’到‘以俄为师’是背离了人类文明的主流”——这类流行一时的“政治标识”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在表象上确有所改变，但对于借学术话语传达政治诉求的做法仍须保持高度警惕。对于苏联亡党亡国根本原因解读所涉及的重大是非原则，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如果对苏联亡党亡国的根本原因不能得出、作出准确和科学的结论，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冲击、动摇我们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源头、根基。 （未完待续；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8期）
中纪委：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代言人
2022-10-24 11:55:07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共中央于10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解读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纪委：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代言人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宣传部部长王建新表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始终坚持，反腐败斗争必须永远吹冲锋号。他说，二十大报告再次警示全党，作风问题、党风问题，关系执政党的生死存亡。腐败是最大的毒瘤，反腐败是最彻底的革命。十年磨一剑，我们实现反腐败领导体制重塑、组织机构重塑、工作力量重塑、责任体系重塑、执纪执法贯通机制重塑。报告深刻指出，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必须保持高压态势，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
完善分配制度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说，中国一直在探索共同富裕道路。
他解释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鼓励先富带后富。“齐步走”的办法解决不了贫困问题，我们目的是最终是要实现共同富裕。最近十年，我们解决了一亿人的贫困问题，这就是在推进共同富裕。
江金权说，接下来，我们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高质量发展，把蛋糕做大；另一方面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采取有效措施，把蛋糕分好切好，防止两极分化。
江金权说，要完善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规范财富积累机制。他强调：“财富的积累机制要完善”。
江金权说，要解决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问题，引导人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二十大报告首次将这三大战略摆在一起，官方解释深意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科技、教育、人才等工作列为专章阐述，对此，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穆虹今天在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解释，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历史使命，党中央从突出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出发，将科技、教育、人才放在二十大报告第五部分进行统筹部署，集中表达。
他说，过去党代会的报告中，科技一般安排在经济建设中，教育一般是安排在社会建设中，人才安排在党的建设中。党的二十大报告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加强系统观念的要求，第一次把三大战略摆在一起，是一个创新，有其深意。“这一新的摆布，既坚持了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又强调了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通过协同配合、系统集成，共同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
穆虹说，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都是党中央提出的需要长期坚持的国家重大战略，也都是事关现代化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这三大战略共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中宣部：中国不输入别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
在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有外国记者提问说，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是否有意将发展模式出口到国外？对此，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回应说，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移民、战争、掠夺等老路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关于中国是不是有意把自己的发展模式出口到国外，我们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比较明确的：我们不输入别国模式，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将自己的模式强加给中国；我们也不输出中国模式，不会要求别国复制中国的做法。“每个国家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的努力都应该受到尊重。”他说，如果别的国家愿意了解中国的经验和做法，我们会敞开心扉、客观介绍，我们同时也会了解别国经验。
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
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说，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决定的。
孙业礼说，我们不能接受两极分化的格局，要让全体人民都过上好日子，都有机会凭自己的能力参与现代化进程，凭自己的贡献分享国家发展成果，不能把哪一个群体给甩出去不管。
孙业礼也表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不是劫富济贫，有先富带动后富的过程。共同富裕是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我们会坚定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十八大以来，将近一亿人口成功脱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孙业礼说。
二十大报告首次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今天在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说，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单独把法治建设作为专章论述，专门部署，这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重视。
陈一新说，从政治意义上看，这进一步宣示了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推进法治建设的坚定决心；从理论意义上看，这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法治思想，是我们党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从实践上看，表明了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是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治理方式。
陈一新表示，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总目标，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规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道路。
二十大报告突出党的自我革命
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调研室主任唐方裕今天在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在党建方面，二十大报告有“四个突出”，一是突出党的自我革命，二是突出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三是突出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四是突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
二十大报告有助于消除疑虑、增强信心
“一些国内外朋友对中国发展趋势表示关切，我想，这次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既针对当前、又着眼未来的战略举措，一定有助于消除疑虑、增强信心。”中央改革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穆虹同志今天在中共中央新闻发布会上说。他介绍，党中央提出，贯彻高质量发展，中国不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率论英雄，二十大报告把发展质量摆在更突出的位置，对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部署，包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着力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穆虹说，围绕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已作出重要部署，今后要把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切实体现在各方面工作中。
中宣部副部长：总书记提出这个结合，意义重大
中宣部副部长孙业礼介绍，党的二十大报告有“两个结合”，第一是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党一直强调和坚持的，是百年历史中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不断成功的法宝。第二个结合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提出的，二十大报告又做了深入阐述，开创了理论创新新格局。孙业礼说，我们的制度、道路、方针、政策一直都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这个结合，意义非常重大，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是对规律的深刻揭示，代表了中国共产党的新的觉悟、新的认识高度。
二十大报告收集社会意见82万多条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在会上透露，二十大报告起草中，党中央进行了两轮次党内征求意见，征求意见4700多人；还从社会收集意见82万多条。此前，二十大新闻发言人孙业礼曾介绍，报告起草前，中央有关部门开展了二十大相关工作网络征求意见，收到留言854.2万多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国）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