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总拒熊彼得'企业家'精神 不全心依靠工人阶级=毁民族复兴
声动新时代｜“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的”2022-08-05 16:23:37央视网
编者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道出很多蕴含真理力量、思想力量、智慧力量、人格力量的金句，深入人心、发人深省。央视网《人民领袖习近平》专栏推出系列创意互动特稿《声动新时代》，与您一起感悟总书记那些广为流传的金句中蕴藏的深意，汲取前行力量。广大科技工作者对这一幕印象深刻——2021年5月28日，一场事关国家科技创新发展大计的盛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连用三个感叹句，再次发出向科技强国进军的“动员令”。https://x0.ifengimg.com/res/qr/2022/27A9005C94CA66082F284B67838F49236C7F8F35_size346_w800_h1440.jpeg掷地有声的话语，令全国9100万名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总书记的一席话让我们科技工作者再一次心潮澎湃，更深感国家和人民对我们科技工作者寄予的厚望！”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地影响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时光追溯到九年前。2013年3月4日，北京。“在党中央工作的前五年，我每年都去港澳组，当了总书记后，我第一个来科技组。”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时的开场白。有委员回忆当时的情景：“总书记没有说什么大话、空话，他的讲话几乎都是脱稿的，有自己的理解、思考和例子。看得出来，他确实对科技问题有着非常深入的思考。”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一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都对科技工作者悉心关怀、寄予厚望。一次表彰会上，他拉着93岁的黄旭华的手，请这位“中国核潜艇之父”坐到自己身旁来，老科学家执意不肯，他一再邀请，说：“来！挤挤就行了，就这样。”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入创新要素最活跃的地方，和创新者们面对面互动交流。2017年起，我国科技工作者有了自己的节日——每年的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几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出席科技界重要会议或致信的方式，对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节日的问候。https://x0.ifengimg.com/res/2022/FA0A059D8AA6825A460BAF428E46AB85E1E4807B_size280_w800_h742.jpeg2021年11月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颁奖。2020年9月11日，一场以“十四五”规划为主题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人才成为焦点话题，每一位发言者都感慨万千、言辞恳切。总书记时而插话，时而记录。他说：“我们是感同身受的！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科学家……习近平总书记一次又一次提起这些闪亮的名字。爱国和创新的精神，在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身上不断传承，让总书记念兹在兹。“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有多大担当才能有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能有多大成就。”“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习近平总书记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2020年9月召开的科学家座谈会上，他就此阐释说，2016年5月召开的科技盛会上，“我那时讲的还是‘三个面向’，也就是前面的三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建议再加一条‘面向人民生命健康’”。https://x0.ifengimg.com/res/2022/A26F524BB4AB4D7AF94938AC64933F9B1AC77D50_size153_w800_h561.jpeg2013年6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航天员公寓问天阁，为即将出征的航天员壮行。“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生”，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创新信心和决心，要有“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豪情，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赢得胜利，积极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深情中蕴含深意，厚爱里凝结厚望。习近平总书记还十分牵挂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他说，用好科研人员，既要用事业激发其创新勇气和毅力，也要重视必要的物质激励。对于科技工作者的“难言之隐”，他态度明确，多次谈及为科技工作者“松绑减负”问题，反复强调“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不能让无穷的报表和审批把科学家的精力耽误了！”https://x0.ifengimg.com/res/2022/6E39128F78A5F65210CE0BFD952051B063B83666_size141_w800_h450.jpeg2022年5月14日，即将交付的首架C919大飞机首飞试验成功。一次次推心置腹的交谈、一封封情真意切的回信、一次次重要深刻的指示……激发起广大科技工作者报效家国、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一组数据对比清晰可见：2021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位列第12名，中国全社会研发投入27900亿元；而在2012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第34名、10240亿元。两条上升曲线，见证着中国科技创新爬坡过坎的顽强拼搏。“中国天眼”落成启用、“嫦娥五号”带回月球样品、“天问一号”登陆火星、“奋斗者”号下潜突破1万米……习近平总书记“点赞”的一个又一个重大科技成就，折射出中国科技日新月异的面貌。创新者们，踔厉奋发。创新浪潮，奔涌向前。中国自主创新事业，大有可为。总监制丨骆红秉 魏驱虎监 制丨王敬东主 编丨李璇策 划丨蔡纯琳编 辑丨蔡纯琳视 觉丨武文博 李珊珊开 发丨黄宇 史小磊校 对丨刘禛 梁雅琴 宋春燕出 品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
约瑟夫·熊彼特编辑词条
“熊彼得”一般是指“约瑟夫·熊彼特”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4260/20220708113223-2096301958_png_229_300_70820.jpg/300约瑟夫·熊彼特(2)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年（癸未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奥地利政治经济学家（但他并非是一位“奥地利学派”的成员），但由于早期参加过庞巴维克的研讨班，其学术主张可以看得到奥地利学派的影响。其后移居美国，一直任教于哈佛大学。其终生与凯恩斯间的瑜亮情节是经济学研究者中的一个热门讨论题目，虽然他的经济学说并不如凯恩斯在生前就获得很大的回响，但研究者都认为他对于经济学科的思想史有着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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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图册
中文名约瑟夫·熊彼特
外文名Joseph Alois Schumpeter
职业政治经济学家
性别男
国籍奥地利
生卒年月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
目
录
[*]1个人简历
[*]2学说主张
[*]3创新理论
[*]4著作书目
[*]5身后影响
[*]6主要著作
[*]7词条图册
1个人简历编辑
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7356/cov-20141004213403-2086111154.jpg/0·(2)1883年，熊彼特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今捷克境内，故有人又把熊彼特看作美籍捷克人）特利希镇的一个织布厂主的家庭。他幼年就学于维也纳的一个贵族中学；1901－1906年肄业于维也纳大学，攻读法律和经济，乃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庞巴维克的及门弟子。当时他的同学好友中有后来成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物的奥托·鲍威尔，以及后来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二国际首领之一的希法亭。迨后他游学伦敦，就教于马歇尔；终生他高度推崇洛桑学派的瓦尔拉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熊彼特曾执教于奥国的几个大学。1918年，他曾一度出任考茨基、希法亭等人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社会化委员会”的顾问。1919年，他又短期出任由奥托·鲍威尔等人为首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参加组成的奥国混合内阁的财政部长。1921年，他弃仕从商，任私营比德曼银行行长，1924年银行破产，他的私人积蓄不得不受牵连而用于偿债。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524/cov-20141004213331-378974172.jpg/0·(2)1925年，熊彼特又回到学术界，先应邀拟赴日本任大学客座教授，但不久改赴德国任波恩大学教授，直到1931年又短期访日讲学。1932年迁居美国，任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直到1950年初逝世。熊彼特迁美后，尽管深居简出，但仍积极从事学术活动；1937——1941年任“经济计量学会”会长；1948－1949年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还会担任预先商定的即将成立的“国际经济学会”第一届会长。
2学说主张编辑
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14091/20160715084701-234806229.jpg/300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5667/cov-20141004213353-1364712411.jpg/0·(2)“景气循环” - 也称“商业周期”（Business cycle）这是熊彼特最常为后人引用的经济学主张。根据其说法，类似“景气循环”的主张早在19世纪的1830年代就被英国经济学家图克（Thomas Tooke）采用其时代的经济学术语提出过了，后来在重要的经济学家著作中也都约略地提到过这个概念，比如在李嘉图、马歇尔、庞巴维克跟马克思....等人的著作中。熊彼特认为自己只不过是将景气循环的定义与作用给明确地展示出来之人而已。“创新”（Innovation) - 将原始生产要素重新排列组合为新的生产方式，以求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的一个经济过程。在熊彼特经济模型中，能够成功“创新”的人便能够摆脱利润递减的困境而生存下来，那些不能够成功地重新组合生产要素之人会最先被市场淘汰。“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 - 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但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精英民主理论”- 或称为“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在其代表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熊彼特采用他那德国历史学派的老成语调提出了他对于民主理论的观察。他主张：西方两百年间主要的民主理论皆建立在不真实的前题之上，比如说这些民主理论不经考察投票人是否具有对投票内容的专业认识便以为多数的意见优于少数的意见。他认为这样的民主学说仅仅是空想，与事实完全脱结，更没有真实地阐述政府权力的来源。熊彼特认为他的看法才是符合人类历史经验的：民主仅是产生治理者的一个过程，而且还不是一个必要过程，无论人民参与民主的程度有多少，政治权力始终都是在精英阶层当中转让。与其主张资本主义即将崩塌时一样，这两个主张都被认为是历史主义者的悲观论点。无论如何，熊彼特的“精英竞争式民主理论”引起了政治学者的关注，其中以反驳者居多，另外有人将熊彼特的学说与意大利社会学家巴烈图的“精英循环”说并列为精英政治学说的两大经典。
3创新理论编辑
一、企业家的本质是创新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4976/cov-20141004213530-2047608435.jpg/0·(2)熊彼特认为，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也就是说，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体系。这种新组合包括5种情况：⑴采用一种新产品或一种产品的新特征；⑵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⑶开辟一个新市场；⑷掠取或控制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一种新的供应来源；⑸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因此“创新”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经济概念：它严格区别于技术发明，而是把现成的技术革新引入经济组织，形成新的经济能力。熊彼特把新组合的实现称为企业，把以实现新组合为基本职能的人们称为企业家。按着他的定义，企业家比人们原来所指的企业家在内涵和外延上既要窄又要宽。“广一些，是因为首要地，人们所叫做的企业家，不仅包括在交换经济中通常所称的‘独立的’生意人，而且也包括所有的实际上完成人们用来给这个概念下定义的那种职能的人，尽管他们是（现在逐渐变成通例）一家公司的‘依附的’雇佣人员，例如经理、董事会成员等等：或者尽管他们完成企业家的职能的实际权力具有其它的基础，例如控制大部分的股权。由于是实现新组合才构成一个企业家，所以他不一定要同某个别厂商有永久的联系：许多的‘金融家’、‘发起人’等等就不是同某些具体厂商有永久的联系，但他们仍然可以是人们所说的企业家。另一方面，人们的概念比传统的概念要狭一些，它并不包括各个厂商的所有的头目们或经理们或工业家们，他们只是经营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而只是包括实际履行那种职能的人们。”人们原来认为的企业家，并不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而原来不被当作企业家的，则属于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一个人只有当他实际上实现“新组合”时才是一个企业家。熊彼特还认为，充当一个企业家并不是一种职业，一般说也不是一种持久的状况，所以企业家并不形成一个专门意义上讲的阶级。他说：“一旦当他建立起他的企业以后，也就是当他安定下来经营这个企业，就像其他的人经营他们的企业一样的时候，他就失去了这种资格。”因此，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总是一个企业家，且企业家的职能本身是不能继承的。二、企业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主体https://pic.baike.soso.com/ugc/baikepic2/24754/cov-20141004213544-663370053.jpg/0·(2)熊彼特认为，在没有创新的情况下，经济只能处于一种他所称谓的“循环流转”的均衡状态，经济增长只是数量的变化，这种数量关系无论如何积累，本身并不能创造出具有质的飞跃的“经济发展”。“在例行事物的边界以外，每行一步都有困难，都包含一个新的要素。正是这个要素。构成领导这一现象。”这里的领导，就是率先创新的企业家。只有企业家实现创新，“创造性的破坏”经济循环的惯行轨道，推动经济结构从内部进行革命性的破坏，才有经济发展。熊彼特还认为，创新引起模仿，模仿打破垄断，刺激了大规模的投资，引起经济繁荣，当创新扩展到相当多的企业之后，盈利机会趋于消失，经济开始衰退，期待新的创新行为出现。整个经济体系将在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构成的周期性运动过程中前进。他首先用“纯模式”来解释经济周期的两个主要阶段——繁荣和衰退——的交替：创新—（为创新者）带来超额利润—引起其他企业仿效—第一次创新浪潮—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经济步入繁荣；创新的普及—超额利润消失—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经济收缩，由繁荣步入衰退。对经济周期的四阶段：繁荣、衰退、萧条、复苏，熊彼特用创新引起的“第二次浪潮”来解释之。第一创新浪潮—对银行信用和资本品的需求↑—生产资本品的部门扩张—生产消费品的部门扩张—第二次浪潮—物价，投资机会，投机现象出现。随着创新的普及，超额利润消失，经济进入衰退期。第二次浪潮与第一次浪潮有重大的差别。第二次浪潮中许多投资机会与本部门的创新无关。这样，第二次浪潮中不仅包含了纯模式不存在的失误和过度投资行为，而且它不具有自行调整走向新均衡的能力。因此，在纯模式中，新的创新引起经济自动地从衰退走向繁荣，而2013年由于第二次浪潮作用，经济从衰退走向萧条。萧条发生后，第二次浪潮的反应逐渐消除，经济转向复苏。要使经济从复苏进入繁荣，则必须再次出现创新。熊彼特用三对相应的矛盾作为特征来描述了“循环流转”过程与“发展”过程的区别，第一，两个真实过程的对立：一方面，有循环流转或走向均衡的趋势，另一方面有例行经济事物渠道中的变化，或以制度内部产生的经济数据中的自发的变化；第二，两个理论工具的对立：静态的和动态的，第三，两类行动的对立：根据现实，人们可以将其描绘为两种类型的人物，单纯的经理和企业家。三、创新的主动力来自于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对企业家从事“创新性的破坏”工作的动机，固然是以挖掘潜在利润为直接目的，但不一定出自个人发财致富的欲望。他指出，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或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仅是他部分目的，而最突出的动机来于“个人实现”的心理，即“企业家精神”。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精神”包括：⒈建立私人王国。企业家经常“存在有一种梦想和意志，要去找到一个私人王国，常常也是一个王潮。”对于没有其他机会获得社会名望的人来说，它的引诱力是特别强烈的。⒉对胜利的热情。企业家“存在有征服的意志；战斗的冲动，证明自己比别人优越的冲动，他求得成功不仅是为了成功的果实，而是为了成功本身。”利润和金钱是次要的考虑，而是“作为成功的指标和胜利的象征才受到视”。⒊创造的喜悦。企业家“存在有创造的欢乐，把事情做成的欢乐，或者只是施展个人能力和智谋的欢乐。这类似于一个无所不在的动机⋯⋯人们类型的人寻找困难，为改革而改革，以冒险为乐事。”企业家是典型的反享乐主义者。⒋坚强的意志。企业家“在自己熟悉的循环流转中是顺着潮流游泳，如果他想要改变这种循环流转的渠道，他就是逆潮流游泳。从前的助力现在变成了阻力，过去熟悉的数据，现在变成了未知数。”“需要有新的和另一种意志上的努力，⋯⋯去为设想和拟订出新的组合而搏斗，并设法使自己把它看作是一种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一场白日梦。”四、成功的创新取决于企业家的素质熊彼特认为企业家的工作是“创造性的破坏”。而阻碍创新的因素有：第一，是信息不充分条件下许多事情处于不可知的状态。“实现一个新计划，和根据一个习惯的计划去行动，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建造一条公路和沿着公里行走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一样。”第二，是人的惰性。“作为一种新的事情，不仅在客观上比作已经熟悉的和已经由经验检定的事情更加困难，而且个人会感到不愿意去做它，即使客观上的困难并不存在，也还是感到不愿意。”第三，是社会环境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首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存在障碍而表现出来，其次在受到创新威胁的各个集团中表现出来，再次在于难于找到必要的合作上表现出来，最后是在难以赢得消费者上表现出来。熊彼特认为企业家要进行创新首先要进行观念更新。这是因为“一切知识和习惯一旦获得以后，就牢固地植根于人们之中，就像一条铁路的路堤植根于地面上一样。它不要求被继续不断地更新和自觉地再度生产，而是深深沉落在下意识的底层中。它通常通过遗传，教育，培养和环境压力，几乎是没有摩擦地传递下去。”其次，企业家必须具备一定的能力。这些能力包括：1、预测能力。企业家应具有“尽管在当时不能肯定而以后则证明为正确的方式去观察事情的能力，以及尽管不能说明这样做所根据的原则，而却能掌握主要的事实、抛弃非主要的事实的能力，”能抓住眼前机会，挖掘市场中存在的潜在利润。2、组织能力。企业家“不仅在于找到或创造新的事物，而在于用它去是社会集团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带动社会集团跟在它后面走。”善于动员和组织社会资源进行并实现生产要素新组合。3、说服能力。企业家善于说服人们，使他们相信执行他的计划的可能性；注重取得信任，以说服银行家提供资本，实现生产方式新组合。当然，在熊彼特看来，企业家是不承担风险的。这是因为企业家进行创新活动所需要的资本是由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所形成的资本家阶层提供的，即资本市场提供的。企业家可以从资本市场获取他们需要的任意数量的资本，因而资本并不构成其成为企业家的约束条件。与此相对应，由于资本的外来性，风险也由资本所有者承担，企业家并不承担风险。五、信用制度是企业家实现创新的经济条件由于创新来自于体系内部，新组合的实现，就意味着对经济体系中现有生产手段的供应作不同的使用。支配生产手段对于执行新组合是必要的。银行家通过提供信用，向企业家贷款，正好就把资源放在企业家手中供其运用，这就是银行家所起的杠杆和桥梁作用。而提供信贷的人便是“资本家”那一类人的职能。在熊彼特看来，所谓资本，就是企业家为了实现“新组合”，用以“把生产指往新方向”、“把各项生产要素和资源引向新用途”的一种杠杆和控制手段。资本不是具体商品的总和，而是可供企业家随时提用的支付手段，是企业家和商品世界的“桥梁”，其职能在于为企业家进行创新而提供必要的条件。由此可见，熊彼特所谓的信用，指的就是企业家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随时使用的支付手段。换句话说，信用就是专为以实现创新为目的的企业家而创设的货币资本。信用使得个人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不依靠继承的财产而独立行事。因此，信用对于新的组合是首要的。而这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才具有。熊彼特进一步分析指出，当资本主义经济进入相对发达阶段之后，资本市场的建立和良好运转成为实现创新的基础。
4著作书目编辑
《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发表德文版 1912年英文版问市《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版，1926年。有做大幅修改，加上副标“企业者的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及景气循环”《景气循环论》1939年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经济分析史》1954年纽约出版。熊彼特死后由遗孀整理发表。
5身后影响编辑
被誉为“现代企业管理学之父”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一向承认其深受熊彼特的影响。他与熊彼特同样强调企业家在“繁荣”这个目的上所扮演的角色比资本家更为关键，并且改良了熊彼特对于菁英的看法，更多于强调菁英份子的社会责任。另外他也同意“创新”便是生产要素的重新排列，且更深入的剖析了创新的价值。此外在他对于“泡沫经济”的观察中也可看出很明显的熊彼特学说影响。1931年熊彼特访问日本并做了三场对经济系学生的演说，此行后对日本文明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这三场演说后来证实为熊彼特在日本青年经济学者心中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有几位当时坐在台下的学生后来成为熊彼特学说在日本的宣传人。回到美国后的熊彼特也对于哈佛大学经济学系中几位来自日本的留学生特别关爱。其终生都很欣赏日本文化。就是因为其对日本文化的友善态度并这几位学生毕生对老师的推崇，使得熊彼特在日本的知名度高过其在亚洲其他国家。这几位熊彼特在日本的推崇者是中山伊知郎（波昂大学时期学生）、东畑精一（同前）、都留重人（哈佛大学时期学生）、高田保马（听讲时已是经济学者）。这些人又影响了后一代的经济学家如塩野谷祐一与根井雅弘，其中塩野谷祐一是日本公认的熊彼特研究权威。
6主要著作编辑
《方法论的个人主义》1908出版《经济发展理论》1911年发表德文版，1912年英文版《经济理论与方法:历史札记》1914年版《经济发展理论》第二版，1926年。有做大幅修改，加上副标“企业者的利润、资本、信贷、利息及景气循环”。《景气循环论》1939年出版《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年出版《经济分析史》1954年[纽约]出版。熊彼德死后由遗孀包蒂(Elizabeth Boody)整理发表。
7词条图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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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丨突围：打工人如何跳出工资低、加班多的陷阱？
风声
凤凰网
2022年08月09日 17:59:18 来自北京
https://d.ifengimg.com/w1080_h840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3867DF743F2A6F1A2037BC46D5B001C10517D592_size750_w1080_h840.png作者｜贾拥民几天前，浙江省杭州市一名女子疑因连续熬夜加班而不幸猝死，又一次引发了人们对加班现象的讨论。相关报道称，该女子姓徐，年仅22岁，7月8日在家休息时突然失去意识，送医院抢救和接受治疗后于7月26日离世。根据其父徐先生的说法，徐某某自2021年9月1日开始在杭州市滨江区某文化传媒公司工作，岗位为网络直播运营。在职期间，徐某某加班是常态，经常熬夜到早上五六点，睡一会中午十一点多又要去上班。徐先生在个人社交平台的发声也催人泪下：“愿天堂没有病痛，孩子走好。望所有的孩子们所有的好心人，一定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打拼奋斗也要照顾好自己。”与此同时，社交平台上流传着一张来自Our World in Data （OWID） 网站的截图，它显示了各国人均GDP与人均每年工作小时数的对比。从图中可见，中国位于图中的左上角，这意味着中国人均GDP较低，同时人均工作时数则很长。相比之下，发达国家不仅人均GDP更高，而且工作时长也更短，北欧各国尤其突出。https://d.ifengimg.com/w915_h162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3A1BA475C480B0C6C12967A7867CE9AAFFEB5C2F_size2_w915_h162.png中国人均工作小时数全球第一，民企最累虽然中国人素来以勤劳且不怕辛苦著称，但是这种情况的出现，仍然可能令不少人觉得唏嘘困惑。难道说，因为中国不发达，所以我们就要加班加点，以身体为代价去换取并不算太高的收入吗？为什么中国人每天工作这么长时间，人均GDP却仍然这么低呢？换句话说，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用“996”、不用“007”，人均GDP也可以达到那么高的水平？还有，拥有同样技能、工作同样时间的劳动者，为什么在中国能够获得的收入远远不如在发达国家高？对于这些问题，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可以作为它们的注脚。据传，2012年，美国威讯公司有一个名叫Bob的美国程序员，年薪为25万美元，他用自己的年薪的五分之一，也就是5万美元将工作外包给了中国沈阳的一位程序员。这样，Bob每天的“工作”就是刷刷论坛、看看视频，然后每年躺着赚得二十万美元，直到很久之后，公司发现有一个中国IP频繁登录后台，这事才穿帮。有趣的是，直到被抓之前，Bob一直被认为是整栋大楼里写代码最厉害的人。但是真想回答清楚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太容易。一个潜在的原因是人均GDP本身就是一个会受到太多因素影响的流量指标，而且是一个绝对数，直接比较不同国家的人均GDP水平可能没有太大的意义。更直接的一个原因则是，各国人均GDP水平与人均工作时长之间、似乎并不存在明确的线性关系。从历史上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很多国家的人均GDP迅速增长，同时每年工作小时数也开始缩小。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这个趋势出现了逆转。很多发达国家的劳动者的工作时数突然从缩小转为增加。首先是日本，它在20世纪80年代率先进入了“过劳时代”，日本上班族还专门创造了今天中国人熟悉的“社畜”一词来自嘲。然后，美国到90年代，也跨入了“过劳时代”，每天的工作时间比几十年前相比还增多了两个小时左右。再然后，进入21世纪之后，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很快后来居上，印度、泰国、菲律宾等国家的劳动者的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了45小时，比日本还要长。至于中国，当然更是如此，有机构统计，中国有超过30%的劳动者每周工作时间都超过了50小时，将近10%的人甚至超过了60小时。最迟到2018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均工作小时数就已经在全世界排第一了。 （注：2018年中国国家统计局7月统计数据显示，当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46小时。若按照52周折算，并扣除13天法定假期，相当于年工作时长2272小时，排名世界第一。不同统计口径存在出入，但中国名列前茅）https://d.ifengimg.com/w1080_h650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8F9ACCED4CF8B945E53B864BFEF382F68AF78D72_size1070_w1080_h650.png当然，中国劳动者的收入状况和工作时间的具体情况非常复杂，在某些行业和部门，如具有垄断性质的国有企业中就业的员工，收入既相当高，工作时间也不太长。因此，还需要进一步聚焦，比如说只考虑民营部门，即，贡献了70%的税收、提供了80%的就业机会的民营部门。说民营企业的中国劳动者收入不是很高，同时工作时间超长，这个结论在总体上应该是可以成立的。https://d.ifengimg.com/w915_h162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9E5C8A0AD6BD23C9D0CEBCBA322296AC6D2D7FA8_size3_w915_h162.png赚的不多，加班很多，问题到底出在哪？这几乎已经成了一个陷阱。为什么会这样？原因非常多，而且似乎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可以说出一些道道来。有人说，这是资本“不受限制地无序扩张”带来的结果――资本与劳动之间是根本对立的，低收入、长工时就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受这种观点影响，一些年轻人誓言绝不同意加班，认为那等于接受资本的剥削，甚至还有人声称要“出手整顿职场”。不过，现实很快就表明，有这种志向的年轻人未必有机会将它付诸实施了。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到2022年6月，青年失业率逼近了20%，大约有4千万年轻人处于“摩擦性失业”当中。4千万，差不多是四年大学毕业生人数的总和。无独有偶，最近一个对大学毕业生就业相当友好的年份，应该是四年前的2018年，在那时，996仍然“被认为是一种福报”。资本如何无序扩张、怎样限制资本无序扩张，在此无法细述、也不必细述。此文聚焦于如何找到各方多赢的解决方案。下面试图粗略加以讨论的是，如何转变观念，倡导以熊彼特式的创新为核心的企业家精神，动态地化解民营企业内部劳资之间的静态对立，探索跳出劳动者低收入且不得不加班的陷阱的途径。以往在讨论收入问题时，采取的往往都是静态的分配视角。例如，许多人经常会提到的初次分配就是如此。初次分配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劳动收入份额，它是一个相对指标，在宏观层面 （即国家层面） 上，劳动收入份额指，劳动者的收入在GDP总值中所占的比例；而在微观层面 （即企业层面上） 上，劳动收入份额指，企业对员工的应付工资薪酬总额在企业通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的增加值中所占的比例。与劳动收入份额相并列的，则是资本收入份额 （以及财政收入份额）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超过了GDP增速，GDP增速则超过了居民的收入增速，而居民当中高收入者的收入增速又超过了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速。 当然，这也就意味着劳动收入份额、资本收入份额和财政收入份额之间的此消彼长。这不失为对我国当前的收入分配状况的一种相当合适的描述，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上述低收入且不得不更多加班的困境的形成原因： 由于政府财政收入占据了相对过高的比例，导致企业盈利空间有限，因此也就限制了劳动者工资薪金收入的增长空间，从而使得企业主不得不采取压低工资和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的方式来获取利润。不难看出，这种考察实际上没有脱离古典分配理论的范围。 古典分配理论讨论的是社会财富如何在各种要素所有者（阶层）之间的分配。在用收入法核算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当中，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包括了劳动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种要素收入，其中，劳动报酬是劳动者所得 （劳动收入） ，生产税净额是政府所得 （财政收入） ，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是企业所得 （资本收入） 。 在这种完全静态的分配视角下，这个阶层所得到的，只能来自另一个阶层所失去的。然而，古典分配理论是一个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总量理论，通常只适合于解释宏观层面的收入分配。把这种理论直接应用于微观分析，用于解释企业内部的收入分配，则会导致许多矛盾，甚至可能直接引发冲突。那么，新古典分配理论又如何呢？最简单形式的新古典分配理论可以表述为：每一种生产要素的价格都等于其边际产品。这里的价格就是要素所有者获得的收入，因此这是一个均衡，每一种要素的所有者都得到了自己所应得的。然而，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适应性，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前提假设，例如必须假定生产技术规模收益不变、企业是价格接受者等等。新古典分配理论是一个取决于所设定的技术关系的相对价格理论，通常只适合用于指导微观领域的资源配置， 它大体上等于说，在满足了特定的前提假设的情况下，当企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润最大化时，要素的配置是最优的，而且各种要素都可以得到其应得的报酬。从根本上说，这仍然是一种静态的视角。总之，从古典分配理论和新古典分配理论的视角出发，似乎对我们跳出低收入且多加班的陷阱没有太大的帮助。https://d.ifengimg.com/w915_h162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5376E05F05D8A7883FD84703CE188F0B71CAB247_size3_w915_h162.png加班陷阱破解之道：当企业成为“自由人联合体"为此，我们不妨转变观念，探索跳出劳动者低收入且不得不加班的陷阱的新路，那就是，摆脱分配理论的束缚，转而采用生产理论的视角——通过熊彼特式的企业家的创新性生产活动，动态地化解企业内部劳资之间的静态对立。熊彼特认为，“企业家就是创新者”。企业家能够发现原先在其他人看来不存在的某种可得物，从而能够通过创新获得利润。创新是经济的原动力，作为创新者，企业家既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者，也是原有经济体系的颠覆者和破坏者。熊彼特指出，创新就是“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如下五个类型：引入新产品、引入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取原材料或半成品的新供应来源，以及，创立新的工业组织。事实上，熊彼特是把经济生活中的一切“不同于以往的工作方式”的内容都包含在了创新当中。只有实施创新生产活动的组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与那些按照传统的常规方式进行管理的公司有着本质的区别。尤其重要的是，熊彼特强调，任何人，只要富有冒险精神、能够在不确定性下做出决策并实施创新行动，就可以称为企业家。因此，企业家不是特指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的。从历史上看，企业家可以来自工人、农民、农场主、贵族、自由职业者、工匠等阶层。https://d.ifengimg.com/w1080_h650_q90_webp/x0.ifengimg.com/ucms/2022_33/71563B69BA0BBCAAB10E7AB169CC9955BE553AFA_size967_w1080_h650.png企业家不一定是资本家，也不一定是那些实际运营公司的管理者。熊彼特指出，在生产活动中决定采购多少羊毛用于生产的人只是经营管理者，他与引入一种新的生产方法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才是企业家 （尽管在现实世界中，这两个人可能是同一个人） 。在熊彼特那里，经营管理者是指负责按照旧的生产要素组合原则组织生产的人，是一个静态概念；而企业家则是指那些创造出新的生产要素组合并负责执行的人，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因此，熊彼特认为企业 （家） 是一种很不稳定的状态：一个人由于“实现新的组合”而成为企业家，但是“当他一旦建立起了企业，并像其他经营者一样开始以常规的方式经营这个企业时，这种特征马上就会消失”。企业是通过创新来获得消费者，进而占有市场份额并取得利润的。因此，利润源于企业通过生产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需求的产品的过程，而这也就意味着企业家要先对消费者的需求做出判断，有的时候甚至要求企业家主动去“创造”新的消费者需求（例如，乔布斯推出Iphone，就可以说创造出了原先不存在的需求）。因此，企业家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自主地做出决策的。企业家创新的结果是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的新产品、新型商业组织，它们具有决定性的成本或质量优势，不仅会冲击原有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且会从根本上摧毁它们的生存基础。这就是“创造性破坏”一词的含义。运用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概念，我们可以对企业内部的劳资双方的关系有一个新的理解。根据熊彼特的说法，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具有不均匀性，创新行为的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分，但是只要具备前述特征，就都是创新行为，而做出这种行为的人就可以称为企业家。在这个意义上，在企业内部，不仅创办企业的人是企业家，企业的员工也可以是“企业家”。企业家在做出了决策之后，需要由内部的员工落实执行下去，这最好通过给他们充分授权、让他们拥有在各自权限内自主做出决策的权力来实现，也就是说，要使他们也成为“企业家”。 华为任正非强调的要“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做决策”，应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企业家所做的主要是根据对消费者需求的全局性判断做出的战略性决策，而企业员工做出的决策则主要与改进生产流程、提升产品质量、降低某个环节的成本等局部性问题相关。根据知识分立性原理，企业员工拥有这些方面的“局部知识”，因而能够进行局部性的创新。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内部员工的许多创新行为，是依赖于企业的，如果离开了企业，单个员工就可能不具备创新所需的环境和条件了。
由于企业家的创新活动是受利润推动的，因此企业家也要以利润分享的方式去激励内部员工积极创新。已经在京瓷等许多企业起到了非常大的成效的“阿米巴”模式，就是一种能够有效激发员工的企业家才能的激励机制和组织形式。由此，企业将会成为一个由多个层次上的企业家组成的、既有分工又有合作的“自由人的联合体”，从而有机会一劳永逸地跳出劳动者低收入且不得不经常加班的陷阱。当然，这样的设想基于一个前提：政府的行为应当且必须予以规范。其行动必须致力于为企业家的自主决策和创新行动创造足够空间。本文作者贾拥民，系均衡研究所学术顾问，浙江大学跨学科中心特约研究员。编辑｜刘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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