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唯上唯实 沿毛3个世界论析大动荡 第3世界最强国:俄政中经
张维为《这就是中国》第151期：俄乌冲突与国际秩序变革[*]https://i.guancha.cn/ColumnPic/0425000a-6f8d-4ad2-aa95-926e5f926b89.png张维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研究院院长，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https://i.guancha.cn/authors/HuangRenWei/20180929100952801.png黄仁伟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2022-07-17 08:26:20来源：观察者网
“俄乌冲突已经对世界秩序变革产生深远的影响。我个人认为，一个更为平等的多极国际秩序已经初步形成。”“中国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讲‘美国第一’，不同的理念决定了两种秩序的命运。未来的国际秩序，得人心者得天下。”在东方卫视7月1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第151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院长张维为教授和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的常务副院长黄仁伟教授，分析俄乌冲突之下未来的世界格局将如何演变。
张维为：我们可以看到，俄乌冲突已经对世界秩序产生变革，而且将继续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非西方世界”以更快的速度崛起。冲突爆发之后，跟随美国制裁俄罗斯的几乎只有美国的传统盟友，而“非西方世界”的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印尼、埃及、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墨西哥等都是反对的，整个伊斯兰世界也不掺和。在这个问题上，“西方世界”和“非西方世界”的立场可谓泾渭分明，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话就是，“俄罗斯被西方孤立，而西方被世界其他地方所孤立”。这背后是一个简单的事实，也就是我们多次在这里讲过的，俄罗斯军事行动本身是有争议的，但俄罗斯行动的深层目标，也就是以一场革命推倒美国主导的单极霸权秩序，建立更为平等的多极的这个国际秩序，得到“非西方世界”的普遍支持或者至少是理解。天下苦美久矣，大家能不支持吗？“非西方世界”已成为改变当今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的最大力量，对美国霸权说不的声音越来越响亮。实力强的国家，如中国和俄罗斯，当“四方安全对话”（QUAD）在东京举行峰会时，直接派出轰炸机在日本海和东海上空进行联合巡航演习，当然我们不针对第三国。墨西哥等20多个美国“后院”的拉美国家抵制或者抗议在美国举办的美洲国家峰会，因为美国不让古巴等国领导人与会。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敢对美国说不，世界真的变了。第二，俄乌冲突深度动摇了战后形成的“外围-中心依附体系”。在这个体系里，我们知道西方国家处于“中心”，非西方国家处于“外围”。中心国家对外围国家实行超级剥削，赚得盆满钵满，而外围国家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状况。我记得2019年我们就在节目中探讨过这个话题，我说中国成功地实现了“集四次工业革命为一体”的崛起，从而突破了这个体系，成为“外围-中心体系”之外的单独一极：中国既是“外围国家”最大的产品、资金、贸易、技术伙伴，也是“中心国家”最大的产品、资金、贸易、技术伙伴。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在中美贸易战爆发的2018年，我们和当时很多主流观点不一样，我们提出中美都会有损失，但美国损失会更大，美国将彻底输掉这场贸易战，这不就是今天的情况吗？上世纪冷战期间，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本来也是“外围-中心依附体系”之外的一个独立板块。但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美西方从前社会主义国家获得了一次“大的输血”，俄罗斯整个国家被降到了“外围国家”的地位。然而，从普京总统主政以来，俄罗斯的颓势开始被扭转。随着这次军事行动目标的逐步实现，特别是“卢布结算令”成功地把美西方发动的“货币战争”变成了“货”与“币”的战争，很快确立了卢布结算体系。同时，世界范围内去美元化，去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化普遍提速。世界上主要国家现在几乎都在建立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和数字货币系统。换言之，俄罗斯这次行动标志着俄罗斯也已经成为独立于“外围-中心依附体系”的单独一极。如果说，中国作为单独一极，展现出来的首先是世界需要的产品、资金、贸易、技术等等。那么俄罗斯作为单独一极，展现出来的则首先是世界所需要的能源、粮食等重要的资源，以及敢于颠覆旧秩序的军事实力。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0604576.png俄罗斯与欧洲之间主要的能源通道 图片来源见水印今天，随着“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国际秩序中出现的不仅是中国极、俄国极，还是这两极相加——一加一大于二的“中俄极”。这意味着如果美国愚蠢到要对中国实施类似对俄实施的所谓“地狱式”制裁，那么他的结局一定会比中美贸易战输的还要惨，甚至可能是整个美国单极霸权秩序的终结。我个人认为，一个更为平等的多极国际秩序已经初步形成，东升西降的大势已不可逆转。我还要补充一句，这次俄乌冲突再一次表明我们一定要超越西方指标体系和话语体系，特别是以美元计算的名义GDP体系。在大国竞争中，比的是国家综合实力、领导人水平、制度力量等等，而综合实力的比较，用美元计算的名义GDP最多只能是一个参考。用“购买力平价”的方法来计算可能更靠谱一些，尽管没有一种指标体系是十全十美的。这次俄罗斯的情况很能说明问题，卢布从西方制裁初期的暴跌85%到现在暴涨25%；如果按照美元计算GDP的话，这岂不是意味着俄罗斯的经济规模一两个月内就像过山车一样，一下子缩水85%，小于我们的安徽省，一下子又比原来高出25%，这显然是荒谬的。俄罗斯能够顶住美西方的经济制裁、金融制裁，甚至某种意义上战而胜之，一个原因就是其实力被西方严重低估。按照目前通行的名义GDP计算，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小于中国广东省，小于西班牙，但根据法国经济学家雅克•萨皮尔根据购买力平价做的重新计算，他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应该在4.4万亿美元左右，接近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后者是4.6万亿美元。此外，西方国家GDP中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服务业，价值普遍被高估。雅克•萨皮尔也认为根据购买力平价，中国经济规模已近27万亿美元，高出美国20%，占世界经济将近30% 。我自己实地考察过一百多个国家，一直认为购买力平价比美元汇率评估更为靠谱一些。当然这也是相对更加靠谱一些，更加实事求是的、更好的指标体系有待我们中国学人去建构。最后，从一个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西方主流叙述一直认为，500多年前哥伦布“地理大发现”开启了西方的崛起，形成了“海权秩序”对“陆权秩序”的主导。当中国开始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的时候，西方也从地缘竞争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企图控制“从欧洲到亚洲”的广大地盘，中国要改变西方“海权秩序”对“陆权秩序”的主导。其实，这不是中国人的思维，中国“一带一路”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本质上就是要把西方习惯的地缘竞争思维改变为地缘合作的思维，形成一种合作共赢的新的地缘文明。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从政界、商界到学界，几乎都把眼光投向中国，都在鼓励全面扩大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中俄贸易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8.7%，达到381.73亿美元，人民币在俄罗斯现汇交易中的占比也从1月的0.5%升至4月的7%，增长了13倍。显而易见，就中俄两国货币交易量的上升说明俄罗斯人越来越多地转向中国商品，取代以前从西方进口的商品。这个过程中，中国“一带一路”与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的对接，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核心理念包括“重返东方”“重返亚洲”，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亚洲、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新兴国家，它背后的指导思想包括欧亚主义。欧亚主义有不同的版本，但共同特点是立足于横跨欧亚的“俄罗斯文明”。俄罗斯今天称自己是文明型国家，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今天也都称自己是文明型国家。换言之，整个欧亚板块上的非西方大国几乎都称自己为文明型国家。坦率讲“文明型国家话语”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叙事的一种主要话语。西方世界很多人承认他们遇到了挑战，甚至提出世界正在进入文明型国家与所谓“自由世界”的竞争。我们以后可以就这个题目专门做一期节目，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管定义等方面存有什么争议，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伊朗文明等，都非常反感西方世界的唯我独尊、颐指气使。我们“非西方世界”不同的文明可以携起手来，多多交流，共同抵制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傲慢和偏见。今天欧亚大陆拥有世界75%的人口，全球GDP的60%，已知能源的75%。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与俄罗斯的“大欧亚伙伴关系”对接，可以辐射整个欧亚大陆。最近中蒙俄铁路、中吉乌铁路建设都传来了好消息。推动中俄方方面面的合作、推动欧亚板块不同国家之间的合作以及文明的交流，实现合作共赢，我想是欧亚板块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可以说，一种新的地缘文明观正在这里涌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中国人推动的西部大开发、国民经济双循环，我们不仅拥有连接整个欧亚的大陆通道，也拥有1.8万公里的大陆的海岸线，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可以推动海、陆文明的再平衡，做到“海陆共济”。这将为中国自己，为欧亚板块各个国家，乃至为整个世界创造大量的新的发展机遇和和平的机遇。至于美国领导人最近提出的“要重塑中国周边的战略环境”，更像是螳臂当车，自不量力。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0903500.png延宕20多年的中吉乌铁路将开始修建，图为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视频截图王毅国务委员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我们坚信，只要中俄两个大国肩并肩站在一起、背靠背深化协作，国际秩序就乱不了，世界公理就倒不了，霸权主义就赢不了。” 从一个更广泛的范围看，美国输掉了中美贸易战，美国输掉了俄美金融战，看来也可能输掉俄乌冲突战；它国内还输掉了疫情防控战、通货膨胀战等等，这些都再一次表明世界已经进入了“后美国时代”。面对百年未有大变局的今天，在“后美国时代”，我们务必把握时机，奋发有为，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方向发展，朝着更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同时，我们也期望俄乌两国能够排除外来干扰，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重归于好。这将符合俄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这些。谢谢大家。黄仁伟：国际秩序变化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就开始发生变化。美国推动北约东扩，就是要把原苏联国家或者原华约国家都扩到北约的范围内。这次就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问题，威胁到俄罗斯根本的生存、根本的安全。所以俄罗斯反击北约东扩，就是反击美国霸权。这是这次秩序改变的一个根本转折点。美国本来想得很好，不仅要东扩，还要全球化；就是说北约的范围从欧洲扩大到印度-太平洋地区。最近的北约峰会，将韩国、日本、澳大利亚都“扩进来”，这样北约的力量可以延伸到印度洋、太平洋，目标就是对准中国。实际上北约在此以前已经进入印度洋地区，中东的阿富汗战争、叙利亚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北约在东扩过程及全球化过程中的一些表现。但是这些战争都是失败的。本来北约是个军事集团，现在美国要把北约、欧盟以及“印太四国”都连接起来，组成一个经济同盟，签订一系列经济协定，其中包括技术标准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印太经济框架”，还有“重建更美好世界计划”，这些加在一起，搞成一个排斥中国的全球经济体系。这三个方面加起来，就是俄乌冲突后美国要搞的国际秩序，它把中俄作为这个秩序的对立面。但这只能算是黄粱美梦。美国这么做已经开始出现反作用力。第一个表现就是导致欧洲经济的结构性解体。欧洲的供应链、产业链、资金链发生了中断。首先是从能源供应链断裂开始，能源供应链的断裂又会带来产业链的断裂。特别像德国的化学工业，都是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天然气。如果石油天然气停止供应，德国那些最大的化学公司恐怕都要停产。还包括俄罗斯出口的重要矿产、大量稀有金属，在世界上占有很大比重，超过30%、40%甚至50%的矿产来自俄罗斯。美欧制裁也把这些相关产业链放置于“休克”状态。第二个反作用就是制裁俄罗斯引起的粮食供应链的变化。俄罗斯和乌克兰是全世界小麦的主要产地。如果战争再持续半年，那么今年粮食收成会有很大麻烦。粮食危机持续的时间可能比能源危机还要长，对人类的生存威胁还要大。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1127233.jpg第三个反作用就是金融和货币制裁，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其打击力度超过了二次大战中对纳粹德国的打击。这不仅打击俄罗斯，还影响到整个世界资金链条。因为你没收了俄罗斯的财产，俄罗斯也就没收欧美在俄罗斯的财产，而欧美在俄罗斯的财产就影响到欧美的相当一部分资金链。俄罗斯为了防止卢布大幅度贬值，采取了很多措施。战争前是1美元兑80卢布，现在升到1美元兑60卢布。卢布比原来更值钱了。卢布绑定石油，欧洲不用卢布，它就没有石油和天然气，于是欧洲只好用卢布。这就损害了美元本身的流通和价值，它不仅没有摧毁卢布，反而加快了去美元化的进程。第二个打击就是美国冻结俄罗斯财产或没收其中一部分，不许俄罗斯使用SWIFT（国际资金清算系统），最重要的后果就是人们对财产存放在美国的信用丧失了。为了防止今后美国的制裁，不管是不是美国盟国都要减少美元储备，都要减少对SWIFT的依赖。这是美元霸权系统的最大损害，这个损害在短期内还不明显，但如果大家一年接一年的减少美元储备，一年接一年的增加别的结算系统，那么美元储备和SWIFT这两个最重要的美元工具就会有崩溃威胁。国际秩序的变化，再有一个就是美国的领导权问题。现在美国最大的尴尬就是发展中国家不跟你走，不跟着你制裁俄罗斯。这些国家不管是“金砖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加在一起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也就是说有一半以上的世界经济保与俄罗斯保持往来。最后一个就是联合国。联合国在俄乌冲突危机中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美国想把俄罗斯从常任理事国里头赶出去，还想把德国和日本加进来，这就成西方俱乐部了，但实际上做不到。第一，这是二战中联合国宪章规定的东西，不能随便改，要改的话需要联合国成员国投票，改宪章，四分之三以上的票他们拿不到。第二，美国在联合国里头的作用越来越小，首先它不尽义务，欠债10多亿美元会费；因为它赖账，联合国现在拿了一个新的决议，就是由于美国不交会费，所以相关特权被解除。所以改来改去，结果是美国在联合国里头的地位、特权、作用都越来越小。总的来说，美国建立新秩序想孤立俄罗斯，进而最后是孤立中国。这种新秩序，注定是要失败，是没有前途的。中国讲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国讲“美国第一”，这两个根本不同的理念决定了两种秩序的命运。前一种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得人心的，所以得人心者得天下；“美国第一”这种秩序最后是失人心的，所以失人心者失天下。未来的天下，国际秩序，就是如此。【圆桌讨论】主持人：谢谢两位的演讲。张老师演讲中说过，几百年来西方主导的所谓世界秩序，是“海权秩序”对“陆权秩序”的主导，在这种秩序的主导之下是不是陆权国家就是海权体系的一个附属部分？张教授：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之后的西方崛起，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海洋文明的崛起。世界上的发达板块几乎都在沿海地区，像美国、英国、法国等等，它都是首先考虑控制海上的通道；美国11艘航空母舰，从马六甲到巴拿马运河，它都要有军事存在。这就是海权对陆权的主导。同时陆权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慢慢走下坡了，衰落了。我们希望通过“一带一路”能够海陆共济。因为中国既有庞大的内陆中西部地区，同时又有广阔的沿海线。这是一个我称之为“海陆共济”的文明，然后把它复兴起来。黄教授：实际上现在大家越来越看到，世界最大的市场在亚洲。欧洲市场某种程度上是连接亚洲市场。整个亚洲市场内部和欧亚大陆内部的贸易，要超过他们同美国贸易的几倍以上。亚洲国家跟中国贸易是美国贸易的一到两倍，所以陆上的交通、连接、各种链条，慢慢就比海上运输还要繁忙。公路网、铁路网，长距离的输变电、通讯网，现在是立体的；甚至于在太空，有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这些全部有了，摆脱了对美国的依赖，摆脱了对北大西洋的依赖，形成了一个欧亚大市场。这个市场太大了。其实欧盟是知道这一点的，它不仅要和俄罗斯连接，更要和中国、东亚市场连接，这是它最后发展的根本出路。主持人：但欧洲的明白跟它实际做出来之间的差距有点大啊。黄教授：美国、欧洲的政客们，特别是议员们的言论和行为是最没有远见的，是最不讲发展规律的，是最情绪化的。有时候看起来欧洲议会会议一致投票反对中国，他们有道理吗？他们知道自己没道理，但就要这么做。这是害自己。像基辛格还有一些欧洲国家的前总理就比较冷静，就看得比较远，但是他们说了不算。主持人：用张老师的话说，就是欧洲理智的政治人物越来越少。黄教授：俄乌冲突对我们现有的“一带一路”是有影响的，但这个影响是短期的、暂时的，因为欧盟还在考虑要把这条通道保持下去。现在中欧班列确实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但是有几条，第一条如果通俄罗斯的这条线被阻断了，就走中亚里海这条线再走中吉乌到伊朗 、土耳其这条线，那么中线和南线就加大力度取代北线。也许南线中线刚刚修好的时候，北线又通了，这也有可能，这样就三条线路都通了。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突然发现欧亚大陆第一大陆桥、第二大陆桥、第三大陆桥全都通了。这时候美国的大西洋通道就非常没有价值。特别是现在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美国开了个“东盟十国华盛顿峰会”，声称投资1.5个亿，但一点用都没有。我们在东南亚的贸易一年大概要8000亿，每年的投资是200亿，加上东南亚对中国的投资100多亿，双向是300多亿；一年300多亿，10年就是3000多亿，所以美国1.5亿，分给10个国家，一个国家1000多万，对他们来说实在是毛毛雨，不起什么作用。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1300104.png图片来自中国皮书网主持人：更何况就这点钱，可能还是口惠而实不至。黄教授：对，也到不了账，这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现在中老铁路已经通车了，接着就是中老泰，也就是到泰国，再接着到马来西亚，旁边的中缅铁路和东面的中越铁路，这三条铁路是一个网，连成一体。高速公路也在修，中泰高速公路已经通车了，跨过湄公河大桥。这样以来，硬件有了，软件有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中国东盟自贸协定”，规则都已经很清楚了。所以，美国说要让东盟脱离中国市场，这是完全做不到的事情。东盟非常聪明，它说我们不选边站，这是一条。第二，东盟十国在这次华盛顿峰会上根本没提俄罗斯，一个字没提，美国很郁闷；更不要说在这个文件里头谴责中国，根本不可能。所以我们不要担心东盟国家会倒向美国，它已经紧紧地和中国市场绑在一起，它们不会那么蠢；即便新加坡也表面上帮美国说几句，但实际上讲得很清楚。美国又要加上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要所有国家站在这一基础上和它建立产业链，不太可能。主持人：再回过头来讲，俄乌冲突对国际局势带来什么变化？北约东扩是阻止了，但是作为一股“洪水”，它好像一直在寻找出口，会在其它方向扩。我们最近也注意到，在太平洋也有很多很多的行动框架等等，会不会搞出一些名堂来？黄教授：有。因为美国不在欧洲和亚洲搞一点危机冲突，国内矛盾就会上升，和盟国之间的分歧就会加深。它一定要制造一个敌人，或者制造若干个敌人，让他们和盟国和那些中间国家发生矛盾。然后美国在背后，像现在支持乌克兰那样来一下，这对美国最有利。所以我们要防止美国不停地制造“代理人战争”。“代理人战争”是美国高技术援助下的“代理人战争”，乌克兰就是这样。如果没有美国的高技术援助，乌克兰早就打败了。所以乌克兰就是一场新的“代理人战争”。美国现在四面八方拱火，目的就是制造“代理人战争”。张教授：我们是希望美国能够汲取俄乌冲突的教训。他们显然是点火、拱火。但没想到普京看准了你不敢自己下场作战，我就将计就计，打得你没办法，国际秩序都可能变动。所以美国在朝鲜也想拱点火，台湾海峡也想拱点火，但是可以看得很清楚，它自己不想下场打仗。你抓住这个特点，真的拱起火来，它最后怎么吃得消。我想起他们的一些记者上次问我说，你们担心不担心北约东扩到亚洲。我说俄罗斯居然让北约东扩了五次，它都能“忍下”，这第六次不允许了；我说我们中国一次都不允许。从技术角度来讲，如果你真的把亚洲某个国家的合作或者某几国合作变成北约的一部分，那你要修改北约的章程，修改章程太难了。北约里面很多成员都是中国的朋友，做不到的。另外军事上也有对付它的手段。所以我觉得战略上我们要看得非常清楚。主持人：俄罗斯是不是在跟美西方国家在对话的时候，也掌握了一套自己的话语体系？黄教授：俄罗斯有自己的打法，有自己的战略，也有自己各种优势的地方。但是因为北约和美国不停地给乌克兰加油、加武器、加钱，让乌克兰倒不下去，所以俄罗斯跟乌克兰冲突的长期化可能是一个结果，冲突不会轻易结束。但是俄罗斯已经把该占领的地方占领了，乌克兰想把他们夺回去也很难。俄乌冲突长期化，引起了欧洲安全的长期危机。这时候如果美国还是不介入，只是用武器和情报来参与，“代理人战争”进一步扩大，扩大到波罗的海三国，还有罗马尼亚，所有前华约的国家之间，所以俄乌战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就像我们抗美援朝，其实打到“三八线”在1951年就打到了，一直谈判（签订《朝鲜停战协议》）到1953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普京有他自己的一套战略，这套战略是西方很难想象。他们总以为普京的基础不牢有一天要倒台，没想到俄罗斯民众80%多到90%是支持他的，所以这也是西方的失算。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07/16/20220716161602641.jpg当地时间6月16日，自俄乌战争以来德、法、意领导人首次访问基辅。图自AP张教授：今年10月左右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欧洲天气要开始冷了，需要用能源取暖了。我估计普京无论如何要拖到这个时候，到时候看你欧洲内部爆发各种各样危机，政府恐怕马上找他谈判如何赶快停战。主持人：目前国际格局的变化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会重新来定型，现在还在一个变化过程中。可能摩擦或是一定程度的交锋都会发生，最先变的可能会是哪些？在哪些领域会发生变化，最后可能会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局面？张教授：总的特点是都是要变。如果俄乌冲突像现在这样发展总体上对俄罗斯更有利的话，那么西方这个秩序将跌倒得更快。俄罗斯建议是G8（新八国集团），如果大家普遍都响应，包括印度也加入的话，那会产生巨大影响。中国、俄罗斯等现在也提“金砖+”，也就是 5个金砖国家，再加一些其它国家，基本思路都是把更多的国家拉进来。所以我基本上界定：一个是西方板块，另一个是非西方板块，今天讲的第一点，泾渭分明。非西方板块大有作为，天下苦美久矣，看到这个机会，从美国的“后院”南美洲开始造反、连中美洲都跟进，再到东南亚心里也都不服美国，而且表示出来，再到伊斯兰国家一直对它不满。所以大家都开始对美国说不，世界已经很不一样了。【问答环节】观众1：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近期美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的制裁措施，同样的俄罗斯也进行了有力的反制裁。这种程度的互相制裁，照理说一定程度上肯定会削弱国家的金融信用，那么在当前背景下，会不会进一步提高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张教授：金融归根到底就是信誉。如果美国也用对俄罗斯的方法对中国进行金融制裁的话，那我的判断是人民币很快就国际化了。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工业品生产国、出口国，所有国家都要和中国做贸易，一瞬间美元不能支付了，只能用人民币买。所以美国估计不会愚蠢到做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可能也不一定希望这么快变化，我们需要逐步变化，我们还有这么多美元，还要用掉它，一步步来。黄教授：中国的经济盘子太大，能量太大，和中国相联系的国家太多。2000年的时候和中国贸易伙伴只有20来个国家，现在都不止120个了。所以我们有些学者简单地说俄罗斯的GDP相当于一个广东，但是广东有世界上这么多的能源和粮食吗？不是一回事，不能简单用GDP来衡量。中国不仅是GDP，还有制造业，而且是全世界的贸易量，还有全世界的外汇储备，所有这些都是世界第一，所以你要切断中国，就切断了整个世界市场。首先受到最大打击的是美元，底下实体经济的部分全部没了，就剩虚的美元。所以我相信今后要是打一场超级经济战，会加速美国霸权的终结。观众2：主持人好，两位老师好。西方在针对中国的金融战当中，人民币是否具有潜在的抗冲击的能力？它和卢布又有哪些区别？谢谢。张教授：我一直说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好的货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整个的国家的资产，矿产，资源，土地，它们都属于公有制体系之下的，这些都是整个中国货币的支撑体系，不会倒的。俄罗斯给我们的最大启发，就它明确把“货”与“币”战争点出来，我站在货一边。特别在大变动、大混乱的时候，货特别管用。我觉得我们比俄罗斯的回旋余地还要大。我老讲中国是嵌入式发展，嵌入到世界经济体系里面的发展，我们是西方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资金伙伴、产品伙伴，也是非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走愈大伙伴。所以世界离不开中国。这就是人民币自信的道理。黄教授：人民币和卢布当然有很大的区别。卢布现在是自由兑换的，人民币不是自由兑换的。卢布有一定的外汇储备，大概5000多亿，现在被冻结了3000亿。但是中国是3万多亿，是它的6倍以上，还不算1万多亿的美国债券。俄罗斯知道自己和美国早晚要有一场冲突，所以它把在美国的资产已经清理得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很大一块在美国，还没到跟它清仓的时候。这一点上来说，我们既强于俄罗斯，但某种程度也弱，因为我们的很大一块资产在美国。反过来这也是制约美国，如果美国把我们的资产都清空了，那么和这些资产有关的美国金融也就崩溃了。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2242883.jpg2021年9月28日，基辅，首列“乌克兰—中国”中欧班列发车。图自人民网观众3：两位老师好，主持人好。当前适逢我国正在深入地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中东欧地区是我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当中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支点。如果俄乌冲突久拖不决的话，会对我们“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表现在哪些方面？我们国家应该去如何应对？谢谢。黄教授：俄乌冲突直接影响第一位的就是大通道。一般都要经过俄罗斯进入欧洲，从白俄罗斯到波兰或者到波罗的海，然后进入欧洲。这条大通道目前是受影响的。第二个影响就是投资，我们在乌克兰有投资，在波罗的海有投资，当然在俄罗斯、白俄罗斯都有投资。这些投资收益的稳定性，这些投资项目能不能做完，都有影响。特别是在乌克兰目前作为战场的情况下，在乌克兰的一些基础设施和大的工程都会停下来。第三个当然有贸易问题，贸易总体上还是正常进行，但是因为前景不明，所以从中国本身的利益和东欧国家、俄罗斯的利益来说，希望战争能够尽早结束，能够尽快恢复和平，用谈判来解决问题，让正常的经济运作可以恢复起来。如果战争在几个月里头结束，那么半年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损失也就半年多。但是如果战场形势长期化，那么“一带一路”就要调整，原来走西面这一块的要向西南、东南或者中亚、南亚、西亚、东南亚、东北亚，还有非洲、拉美这些板块投放。所以中国回旋余地大
负增长！中国经济第一大市，首次易主
2022-07-17 12:05:47 来源: 国民经略 https://static.ws.126.net/163/f2e/dy_media/dy_media/static/images/ipLocation.f6d00eb.svg广东网易
文|凯风疫情，带动区域经济大洗牌。2022年上半年，北京GDP总量以微弱优势力压上海，首次跻身中国经济第一大市之位。虽然只是暂时的季度反超，但这是数十年来全国经济第一大市地位的首度松动。不过，2022年刚刚过半，一切都未有定数。
到年底，上海能否夺回经济第一大市之位？北京何时才能实现真正超越？01京沪首次易位疫情这只黑天鹅，改变了一切。2022年上半年，北京GDP总量达19352亿元，同比增长0.9%，而上海GDP为19349亿元，同比增长-5.9%。一增一降之下，上海失去了巨大的领先优势，北京以3亿元的微弱优势赶超上海。要知道，40年前，北京GDP总量不到上海一半，如今两城已经并驾齐驱。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c9d41ad1j00rf5c3i003oc000u000wy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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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就在去年同期，上海对北京还有874亿的领先优势，去年全年这一优势更是扩大到近3000亿元。如果不是疫情这只黑天鹅的存在，北京赶超上海仍旧遥遥无期。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简单。北京虽然首次赶超上海，但在二季度负增长的不只是上海一个城市。数据显示，二季度，上海、北京GDP分别增长-13.5%，-2.9%，两地双双负增长，这种情形相当罕见。（参阅《GDP正增长！新的考验来了》）事实上，二季度内地31个省份中，共有5个省市负增长：江苏、上海、北京、吉林、海南。这其中，除了海南之外，其他省市均是疫情直接冲击所致。海南则是受到大环境波及，旅游业大幅下滑带来的结果。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82edcfb5j00rf5c3i004wc000u001iz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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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自然是疫情直接冲击所致。从3月底到6月初，中国经济第一大市静态管理长达两个月之久，经济遭遇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冲击。然而，北京并非相安无事。虽然疫情严峻程度远远不及上海，但一波又一波偶发疫情的存在，也让北京经济陷入被动。同时，作为去年北京最大增长动力的新冠疫苗产业动能不再，导致北京医药制造业大幅走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拖累了经济增长。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c66790e1j00rf5c6w0165d000v900v9p.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02上海VS武汉：疫情冲击为何大不同？同样遭遇严重疫情冲击，上海经济降幅为何远远不及武汉？2020年武汉疫情，导致一季度GDP总量降低40.5%，创下了武汉有数据以来的最大下降纪录。疫情之后，用了一年多时间，武汉才恢复元气，但其经济总量仍然未能重新反超杭州。同样是疫情冲击，论严峻程度，上海并不比武汉弱多少，但为何上海二季度GDP仅下降13.5%，上半年仅下降5.6%？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7629dfb9j00rf5c3j0046c000m800p0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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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疫情所处的阶段不同，应对手段不同。2020年初的疫情冲击充满意外因素，所有城市都没有做好准备。既没有大规模核酸检测，也没有新冠疫苗，更没有成熟的管控手段，最先遭遇冲击的城市损失自然最大。疫情发展到第三年，即使同样不得不祭出封城的重磅举措，但在应对上至少会有一定进步。另一方面，上海与武汉的产业结构存在明显差异，对于疫情拥有更大的抗压能力。武汉是典型的工业城市，而上海除了工业城市的身份之外，还有金融中心、互联网城市、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等多重角色。疫情冲击，首先在于消费，其次是工业生产，再次是外贸，投资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弱，而不依赖实体接触的金融业、互联网行业抗压性最强。上海金融业占GDP比重，仅次于工业。2021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高达7973亿元，位居全国之首，占GDP总量高达18.5%，这成了对冲疫情冲击的最大支柱之一。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db8a9545j00rf5c3j0052c000p000mg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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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上海还是仅次于北京的互联网重镇。以携程、拼多多、B站为代表性企业。2021年，上海共有16家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百强企业，仅次于北京的36家，超过杭州深圳，位居全国第二。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fcfce4baj00rf5c3i001rc000hd00mq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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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中国外贸第一大市，上海外贸遭受的冲击远远低于预期。原因在于，上海港以长三角为腹地，且在疫情期间，通过海铁联运，将长三角的货运直接通过海运抵达上海港，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因封城或封控导致的高速口关停、物流受阻等困境。不过，即使拥有强大抗压能力、集核心资源为一体的上海，面对疫情冲击，最终也不得不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032022，北京能否最终赶上上海？
2022年，北京经济能否最终赶超上海？北京与上海的经济第一市之争，短期或有波动，但从长期来看，上海仍然有着巨大领先优势。单就2022年而言，随着上海从疫情中走出，工业、投资和外贸迅速反弹。一旦经济走上正轨，将会重新拉开与北京的差距。2022年上半年，北京对上海的领先优势仅有3亿元，而上海本身经济体量更大，发展动能更足，想要追回这一差距并不难。
更关键的是，曾在2021年对北京贡献不菲的医药制造业，在新冠疫苗接种趋于饱和的2022年，出现明显萎缩，对经济增长形成了一定拖累。当然，这些都是短期波动因素。04北京离上海有多远？京沪未来的竞争格局，最终还要看各自的功能定位、产业格局与发展腹地。从定位来看，上海是名副其实的国际经济中心和金融中心，而北京更侧重于政治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
[*]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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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
从产业格局来看，北京以第三产业为主，而上海二三产业兼顾。北京是服务业占比最高的城市，上海既是最大的工业城市，也是最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参阅《再提“工业立市”！谁是全国工业第一城？》）
图片北京以互联网、金融、科研服务、文化创意等为主要支柱产业；上海则以金融、汽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为支柱，产业更为多元，综合实力相对突出。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23e6c24aj00rf5c3i003jc000u001cg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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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发展腹地来看，上海优于北京。上海坐拥长三角这一世界最大的城市群，而北京所依托的京津冀城市群，在综合实力、成熟度上均与长三角、大湾区存在一定差距。https://nimg.ws.126.net/?url=http%3A%2F%2Fdingyue.ws.126.net%2F2022%2F0717%2Ffc468df0j00rf5c3i002lc000l300lrm.jpg&thumbnail=660x2147483647&quality=80&type=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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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北京作为首都，本身就有调动全国资源为己用的能力，这是上海所不及的。而上海对周边城市的辐射与溢出效应，上海大都市圈及长三角城市群的深度融合，也非京津冀可比。可见，如果没有疫情这类黑天鹅持续冲击，未来上海仍有望长期保持第一经济大市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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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风文章只讲了生产方式变革的下半截——从生产的技术结合过程到作为中介的劳动分工协作组合方式，所使用的“资本”概念是当下盛行的资本拜物教意识，故参考文献来自西方社会经济学。生产方式变革的上半截是生产的社会结合方式，需还“资本”拜物教意识的本来面目，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阐释中国故事，使之能经受世界大动荡的历史检验，路风等半截研究方法学者任重道远。——转帖注
路风：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
[*]https://i.guancha.cn/authors/lufeng2/20200421110221787.png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政治经济学系教授
2022-07-17 08:36:47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
【导读】 7月15日，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2022年上半年我国GDP同比增长2.5%。这与第二季度疫情严重冲击有关，但人们更关心的是：中国经济未来还能否继续高增长？本文认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取决于对过去增长原因的理解；并且，科学地讨论过去高增长的原因，是形成正确政策的前提。作者试图通过分析2000-2013年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来展望中国经济的未来前景。
对于未来中国经济是否还有增长潜力这个问题，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仍然在前方，而不是在背后。因为中国工业体系如今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强大，同时存在的与领先国家的收入水平差距和需要补上的“短板”，反而说明这个体系的需求弹性依然存在，何况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本无止境。
本文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原题为《中国经济为什么能够增长》。
【文/路风】导言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经历了一场史诗般的高增长。在2000—2013年的14年间，中国经济的平均年增长率高达9.95%，人均GDP增加4.5倍，经济规模（GDP总量）增加近5倍，使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个事件改变了世界对中国以及中国对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但是，这一轮高增长的发生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回到高增长前夜，1999年中国的经济规模还排在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之后，大约是美国的九分之一，不到日本的四分之一和德国的一半，相当于英国和法国的三分之二多些，顶多接近于意大利。在国内，由于连续经历了宏观调控后的通货紧缩效应、亚洲金融危机和洪涝灾害，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已持续下滑数年。面对那时出现的市场萧条和产品滞销现象，国内政策界和理论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已从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严重短缺转向了相对过剩，工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市场需求成为工业增长的明显制约因素。不过，在这些压力下，那时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转向扩张性。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到世纪之交已止跌回升，但仍然没人能想象增长的潜力会有多大。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一位国家统计局的官员就这个非常大胆并鼓舞人心的目标向新华社记者解释说，“按照这一目标，到202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将超过35万亿元。未来20年，中国经济至少保持718％的增长速度”。他同时预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将于2005年超过法国；2020年，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2050年，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来的事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最初响应政策的恢复性增长很快演变成一场高增长。中国经济在2000—2007年的年均增速达到10.6%，使中国的经济规模在此期间连续超过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当西方国家因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而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时，中国经济规模在持续高增长（2009—2013年的年均增速为9.0%）的基础上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出于对“过热”的担心而数次实施紧缩政策，恰好说明高增长有着产生自己势头的力量源泉，而并非政策的直接后果（见图1）。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63608924.png迄今为止，这场史诗般高增长的原因并没有得到充分讨论。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缺乏严肃的解释就会给任意解读留下空间。因此，科学地解释为什么能够出现那场高增长，不仅关系到对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以及未来经济政策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判断。本文以中国经济在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高增长为切入点，以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方法，力图揭示中国经济能够在几十年里持续增长的根本原因；以高增长过程的实际特征为经验证据，并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把高增长的直接原因归于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机制；以产出、投资、科技和教育发展等方面同时增长的事实为证据，指出新古典增长理论单向线性逻辑的缺陷——产出永远都是生产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的函数。本文证明，一旦一个具有工业体系的经济体进入增长过程，生产要素的投入同时也是产出的函数，而技术进步也是一个伴随工业体系扩张和变化的学习过程。因此，开动持续经济增长的关键不在于某一时点上的要素投入，而在于各个经济变量能否进入一个“正反馈”互动的过程。这个观察推动本文直面使这种互动过程得以产生的更高层次因素——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成立初期就奠定的大国基础结构。这个基础结构是一个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方面把中国社会组织起来的权力网络，它决定了中国能够以现代主权国家的政治框架发动工业化，可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独立自主，决定了中国一定要建设完整的工业体系，也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对国家发展方向的认同。虽然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在最近这些年持续下行，但仍然具有较快经济增长的潜力，而近年来的经济下行主要是政策导致的，对经济增长潜力的“悲观”看法主要是由深受主流经济学影响的意识形态决定的。根据本文分析的增长机制，由于工业体系和大国基础结构的存在，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天花板”，并且，中国的经济规模可以在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加入WTO是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原因吗21世纪最初十几年的那场高增长在中国学界并没有成为一个需要特定解释的问题，仅仅被当作改革开放后整个增长过程的一个部分。如果很宽泛地划分，学界对于改革开放后的经济高增长原因有两个主要的解释：（1）发展战略从前30年的强调重工业化转变为发挥比较优势；（2）市场制度的发展，如分权体制、产权保护、所有制多元化、公平竞争、价格引导等市场制度安排都极大地释放了生产力。由于对高增长的原因缺少理论上的解释，所以一个凭表面印象的流行性解释是把高增长归因于中国加入WTO。既然如此，本文就从“加入WTO的作用”切入，逐渐厘清可以帮助理解高增长原因的理论方向。中国进入经济高增长轨道与加入WTO几乎同时发生，这是许多人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原因。但是，如果加入WTO确实是中国进入高增长的主要原因，那么就必须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证明：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我们选取曾经被认为属于同类发展状态的“金砖五国”来验证这个命题。在这五国中，俄罗斯的情况比较特殊，她是最晚加入WTO的，而且加入后不久就因为2014年“收回”克里米亚的行动而遭到西方的制裁，所以经济增长业绩较差。因此，本文剔除这个“例外”。图2是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加入WTO前后的经济增长情况：（1）中国在加入WTO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上升阶段，但其他三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加入WTO前后并没有明显变化；（2）从长期看，加入WTO对四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加入WTO对于一个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加速作用”的命题不成立。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0126686.png既然中国的高增长是“金砖五国”加入WTO之后独一无二的现象，那么决定这个“因变量”的自变量是什么？很显然，加入WTO不是这个自变量，因为它对于“金砖五国”来说是一个常量。事实上，冷战结束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美国及其主导的国际机构的推动下实施了市场改革、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按“比较优势”融入国际分工的政策，中国也没有例外。那么，为什么唯独中国实现了惊人的经济增长？很显然，问题在于什么因素（自变量）使加入WTO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有利条件而不是“枷锁”？实际上，在改革开放后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中国经济很快就显示出一个结构性特征：在劳动成本较低的同时，技能水平却较高——表现在中国出口的产品既包括劳动密集型的，也包括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这违反了穷国生产低端产品而富国生产高端产品的一般规律。用罗德里克的话说，“1992年，中国的出口产品所反映的收入水平要比中国当时的人均GDP高6倍以上”。这个特征赋予中国极大的国际竞争力，即来自较低劳动成本和较高技能相结合的竞争优势。没有这种能够从国际分工中获得收益的能力，加入WTO就不会成为中国高增长的条件。那么，这个特征从何而来？较低的劳动成本很容易以“要素禀赋”来解释（人口众多、农村人口比例高等），但较高的技能水平只能是后天形成的，即与工业化的经验有关。这就使本文的分析指向一个被今天许多理论所“遗忘”的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工业化。1980年，世界银行经济考察团在对中国第一次进行调查后的报告中评价：中国“目前已建成了近乎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重点是制造资本设备。中国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产的工业品种类多得多，对进口设备依赖程度低得多。几乎每一个重要工业部门都在全国的若干地区设置了重点工厂，并特别努力使制造业分布到落后地区和农村”。因此，中国是在拥有一个“近乎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基础上开始改革开放的，而且由于它的存在，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作用始终是补充性的。如果离开这个基本事实，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就难以被理解和解释。这个被“遗忘”的事实说明，讨论经济增长需要回到一个基本点，即以人均产出持续增长为根本特征的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化经济的产物，正如第一代研究经济增长的学者库兹涅茨所认为，“现代经济增长在本质上是工业体系——即越来越依靠现代科学知识的生产体系——的作用”。在2000—2013年的中国经济高增长阶段，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始终保持在44%以上，而且工业生产率（单位劳动力增加值）不仅最高，提升速度也最快。因此，中国工业体系的扩张无疑是高增长的主动力（见图3）。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0440290.png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理论视角把工业拉回到解释经济增长的变量之中，在理论上具有深刻含义。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曾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关切。当新古典经济理论在20世纪逐渐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后，其关注焦点转向自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效率。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流经济学再次关注经济增长时，工业层次的变量已在理论中消失，其代价是使经济增长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今天的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主要依靠由索洛开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这个理论的前提是资本积累决定经济增长的传统思想，其模型的分析起点是总生产函数，它不仅完全抽象掉了生产过程，而且只遵循产出是投入结果的单向线性逻辑。当这个模型被应用于分析实际的经济增长时，就产生了标准增长核算（亦称增长因素分析），它经过数学处理可以表达为如下方程（假定国民收入的3/4归因于劳动，而1/4归因于资本）：产出增长率（%）= 3/4（劳动增长率） + 1/4（资本增长率）+T.C.（索洛余值，代表技术状态的变化率）上述方程根据在国民收入统计中可以找到的产出增长、劳动增长和资本增长数据，间接推算出很难测算的技术进步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减去其他要素贡献之后的余值）。当索洛在20世纪50年代使用这个方法研究美国经济增长时，他揭示出工业化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般特征：产出增长率大大高于加权平均后的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率，即那个余值所代表的“技术进步”（后来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要素投入更大。虽然余值的内容至今不明，但增长核算对技术进步作用如此之大的发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新古典增长核算受到的主要批评是：诸如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增长与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而不是互相独立的。理查德·R.纳尔逊在1964年就证明，无论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多大，它的增长速度都取决于资本存量的增长速度。阿布拉莫维茨则发现，资本对于美国生产率的影响之所以在19世纪比在20世纪更大，是因为19世纪的技术进步具有规模和资本偏向（bias），而教育和研发对于20世纪经济增长的较大贡献掩盖了技术对新的无形资本使用的偏向。换句话说，投资影响技术进步，而技术变化的特性也影响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由于其单向线性逻辑，所以以工业化国家为对象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及其增长核算对理解落后国家的发展意义不大。如果一个以初级生产为主的经济体要走上发展的道路，真正的问题在于商品市场、资本积累、劳动技能和技术进步等这些持续经济增长所必要的因素是通过怎样一个过程而发展起来的。由于每一个因素的变化都是其他因素变化的必要条件（反之亦然），所以这些因素只能在彼此互动的过程中才能生成和发展。新古典增长核算也是中国学界在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时所高度依赖的理论工具。但借助这个方法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存在缺陷的，我们可以计算出中国经济在20世纪50年代初和202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也只是统计描述，无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从一个极度贫困、以农业人口为主的经济体变成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有鉴于此，我们需要回顾发轫于古典经济学的另一支关于增长的理论传统，即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亚当·斯密在写于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国富论》中认为，劳动分工导致的生产率提高是国民财富增长（即经济增长）的源泉。正是从这个角度看，亚当·斯密才认为工业比农业更重要，因为工业为劳动分工提供的潜力远大于农业。他认为只能在工业中产生的劳动分工收益，已经使英国劳工的生活水平超过了一个非洲的国王。亚当·斯密关于在竞争性条件下劳动分工导致生产率不断增长的表述，使经济学理论产生了“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概念。使“递增报酬”在经济学思想中挥之不去的是阿林·杨于1928年发表的《经济进步与递增报酬》，时值美国工业蓬勃发展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阿林·杨认为，亚当·斯密关于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理论“是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能够找到的最有启发和成效的概括之一”，但生产—操作过程的社会劳动分工远比生产单位内部的劳动分工更重要（这两种分工的概念都出自《国富论》），因为“……在劳动分工之下，一组复杂的过程被转变为一系列更简单的过程，其中至少某些过程变得适宜于使用机器。在采用机器和间接生产的过程中，又会出现进一步的劳动分工，其经济性又再次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阿林·杨同样相信工业能够比农业提供更多的劳动分工机会，因为工业可以不断增加迂回生产方法，即最终产品的生产越来越依靠生产资料生产的方法——这是产生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与之相对应，实现递增报酬的首要因素则是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进展，无论是已有工业的变化还是新工业的产生。阿林·杨认为，任何一种商品的供应增加就是对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扩大市场的规模，而生产组织的任何一个重要改进都会为工业体系的其他部分创造出本来不存在的进一步变化的机会。于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但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正是劳动分工产生的外部经济性包含着递增报酬机制的“奥秘”——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存在正反馈的互动。阿林·杨一再强调，理解递增报酬机制必须把工业运行看作互相联系的整体，企业的内部经济从属于各工业之间劳动分工的外部经济，而后者才是递增报酬的基本工具。他明确指出，一旦递增报酬机制起作用，造成连续经济变化的力量就是经济体系内生的，“意味着不断战胜经济均衡力量的反力量比我们通常意识到的更普遍和更深地植根于现代经济体系的构成之中”。这种动态互动关系包含经济进步可能性的立场是与主流经济学均衡框架的根本区别。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1314247.jpg美国军工厂 资料图/来源见水印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有助于回答一个历史性问题：自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之后，为什么西方国家不断拉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收入差距？要解释造成这种分野的直接原因，就必须找到使西方国家的生产率得以持续提高的自我强化机制——这就是工业化产生的递增报酬机制。对此我们可以回顾一下马克思对于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分析：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工场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手段，很快又转化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经常把大量资本和工人由一个生产领域投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具有新建立的世界市场联系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期以及之后，一些经济学家在阿林·杨关于递增报酬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其中，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落后国家要发展就必须工业化，但工业化要求同时发展许多工业部门，否则无法克服工业品市场狭小和工业投资无利可图的恶性循环。纳克斯在讨论落后国家的资本形成时认为，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出现生产率增长的经济活动，而发展战略的关键是创建一批基于报酬递增活动的工业部门，它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市场，并随着生产率提高和市场扩大而产生更高的储蓄和投资，由此进入最初的增长良性循环。因此，他们的主张被称为“大推进”理论。但是，早期经济发展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末就开始衰落。在实践上，由世界银行专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实施“大推进”战略的尝试基本都失败了（主要原因是政府无能和腐败）；在理论上，主流经济学的自由市场理论逐渐主导了关于发展的议题。尽管如此，当西方工业化国家拉开与落后国家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之后，从落后状态能够实现工业化的少数后进国家无一不是采取了某种形式的“大推进”战略。两个较早的经典范例是苏联和日本，较晚的例子则是韩国。为什么有些落后国家能够通过实施“大推进”战略实现工业化，而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却没有成功？这个差异无非是说，成功实施“大推进”战略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但更重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只有采取“大推进”战略的落后国家才能赶上领先国家？答案既简单也明确：一个后进国家只有以领先国家的产业结构为基本参照，建立起一系列互相存在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工业部门，才能使该国经济形成可以持续提高生产率的自我强化机制。基于劳动分工—市场扩大和递增报酬的经济增长理论传统至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其基本思想经得起现代视角的考验。今天人们已经公认，人类有用知识的进展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本驱动力，而当回答有用知识是如何发展的问题时，我们就会发现上述理论传统的洞见仍然必不可少。这一点从与新古典内生增长理论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在主流经济学范围内，内生增长理论被认为是新古典增长理论之后的一个主要发展，其基本逻辑为：技术变化主要是响应市场激励的竞争性企业采取有目的的研发行动的结果（技术进步因此而“内生”），它们创造的知识可以在不增加成本的情况下被反复使用，从而产生抵消资本递减报酬的外部经济性，使经济增长产生递增报酬的特性。但由于它同样遵循了均衡框架的单向线性逻辑，所以抽象掉了经验研究关于技术进步充满复杂互动和不确定性的洞见。该理论的代表学者罗默借用了递增报酬的概念，但为了将这个机制置于知识增长之上，却贬低了工业体系的作用。他指出，“严格地讲，增进的专业化打开新市场并引入新产品。工业中的所有生产者可以从引入这些新产品中获益，但它们只是产品，不是技术外溢”。这句话反映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缺陷，即它在指出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时，却割裂了知识增长与工业发展的联系，致使它对技术进步机制的刻画不符合经验证据。工业发展之所以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条件，其原因至少有三：（1）英国工业革命是有用知识体系发展的分水岭，因为工厂制的出现不仅使技术发展获得了经济动力，而且由此触发了解决实际问题的技术与理解其原理的知识之间的持续互动过程。（2）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有用知识增长的必要机制，表现为企业只能沿着自己的专业方向进行创新，即有用知识的增长与工业体系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深化之间是互相促进的关系。（3）有用知识体系的整体性与工业经济的整体性一样，决定着递增报酬的产生和实现，因为一项新技术能否得到应用，往往取决于互补技术的发展，即一种专门知识的有用性取决于互补知识的发展。换句话说，基于工业分工的知识体系越完整，因专业化和分工的进展而产生新知识的可能性及其生产率就越高。因此，工业体系和有用知识体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以各个工业部门的企业为知识载体的工业体系，另一面则是以产品为表现形式并决定产品变化的有用知识体系。没有工业的知识体系就如同没有知识的生产体系，都是无法持续增长的。因此，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必然以工业化为前提条件；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如果其工业体系丧失了完整性，有用知识体系的发展就会遇到障碍。因此，讨论中国的经济增长必须从中国的工业化开始。中国工业体系的递增报酬与高增长解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关键变量是中国工业体系的演进，而出现高增长的原因在于只有这个体系才能产生的递增报酬。由于递增报酬难以量化，须以有逻辑的叙事方式指出这一机制对于中国经济出现高增长的作用：第一，一旦规模庞大和部门众多的工业体系进入增长轨道，工业内在的迂回生产方式便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放大了对基础工业品的需求，从而为高增长创造了重要的需求条件。第二，生产工业高增长带来的“超常”需求使设备工业突破了引进政策的束缚，能以自主开发的产品赢得市场，由此产生的技术进步大幅降低了生产工业的投资成本。第三，旺盛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投资能力也使高技术工业产生广泛的突破和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整个工业体系的技术进步。历史同时证明，人民能够广泛地参与工业化是使递增报酬机制得以充分发挥的社会条件，而市场化则是这个条件在经济运行机制方面的表现。因此，高增长发生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并非偶然。本文将“工业体系”定义为由互相具有需求和供应关系的多部门组成的工业经济体，它必须具有至少两个特征：（1）具有足够多的部门，以使部门之间的联系产生足够大的市场；（2）具有能够为消费品部门提供生产设备的资本品部门。那么，“足够多”是多少？在历史上，这个数量标准（上限）是由工业化领先国家的部门结构所决定的，但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从而树立了新的标杆。中国工业体系的形成始于新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推进的工业化。以历史的视野看，中国是继被称为工业化“晚来者”的日本和苏联之后，最后一个仿照领先国家的工业结构，以“大推进”方式建立起工业体系的大国。新中国成立伊始的工业化目标也决定了此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结构特征，如中国布局全面的科学研究和今天“生产”出世界上数量最多的理工科毕业生的高等教育体系就是从那时开始形成的。中国后来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中苏分裂和经济困难阶段，经历了“三线建设”和“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在那个长达20年的“自力更生”阶段，中国一直在扩充自己的工业体系并取得了以“两弹一艇一星”为标志的技术成就。但现实中的计划体制也存在着限制社会广泛参与工业化的缺陷，加上频繁的政治运动对经济发展过程的破坏，致使中国工业体系的生产率增长潜力没有充分发挥出来，也使工业化的成果没有更快、更有效地转化为人民的经济福利。对经济发展绩效的不满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强大动力。从改革开放之初到20世纪90年代末的20年过渡期里，经济增长仍然是政策驱动的，虽然实现了较高的增长率，但伴随着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原因来自“双轨制”下的矛盾：每一次政策驱动的经济扩张都引起地方政府的“大干快上”，但总是遇到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供应方面的制约；由于这些部门仍处于计划体制之下（企业不是主角），而投资又受到国家财力的制约，所以经济扩张总是引起通货膨胀。中国最终渡过了这些阵痛阶段，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在基本没有破坏中国工业体系的条件下，完成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如果对比苏联/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过程，就可以理解中国的改革成就来之不易。到世纪之交，中国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在经济主体可以对市场需求变化做出响应的条件下，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触发了一场其特征迥异于此前的增长，不仅增长率更高，而且再无大起大落，甚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也没有中断其连续性。我们先从钢铁工业的增长来看一下中国工业体系迸发出来的巨大能量（见图4）。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1515607.png图4以世界几个主要国家在145年间（1871—2015）的粗钢产量为背景，展示了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的增长曲线。这条曲线清晰地表明：自从现代钢铁工业在19世纪中叶出现之后，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的钢铁工业在任何阶段曾经出现过像中国钢铁工业在2000—2014年间那样的高增长：粗钢产量从2000年的1.2亿多吨增加到2014年的8.2亿吨，15年间净增7亿多吨。经济史学家罗伯特·C.艾伦在2010年出版的书中，怀着敬畏之情说：“中国现在的钢铁年产量达到5亿吨。美国、苏联和日本的年产量从未超过1.5亿吨，因此中国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纪录”；“如果在接下去的30年里，中国依旧保持自1978年以来的发展速度，它将赶上西方。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就像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和瓦斯科·达伽马完成航海探险之前那样。世界将重新回到起点”。实际上，中国所有工业部门都同时出现了高增长，尤其是需求弹性较高的资本密集型工业（见图5）。“比较优势论”缺乏解释力的原因恰恰在于高增长同时发生于所有工业部门，不存在这个理论所断言的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的发展顺序；市场化改革是重要的条件，但也只是条件，并非增长本身；加入WTO也不是原因，因为资本密集型工业的高增长是内需拉动的（中国直到2004年还是钢铁净进口国）。因此，要解释中国工业的高增长就必须在工业层次上回答需求和生产能力的增长来源。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1712646.png钢铁、水泥、高速公路建设等工业的高增长确实反映出中国处于需要大规模资本建设的发展阶段，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高增长也反映了人民在收入水平提高过程中对过去无力购买的消费品的渴望。但这样的理由只能说明理论上的增长潜力（需求弹性高），并不能解释高增长的原因。例如，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制约经济扩张的能源、材料和交通等基础工业也同时出现了高增长？答案是：在市场力量可以反映社会真实需求并引发创业浪潮的条件下，工业体系的存在就是所有工业部门能够出现高增长的根本原因。任何一个部门的需求增长——无论是来自民生改善、基础设施建设或出口扩大——都会引发对其他部门的需求增长。很容易证明，给定一个经济体的经济规模，它的工业部门越多，就会对钢铁产生越多的直接需求；同时，工业部门越多意味着迂回生产的空间越大，市场分工越细致，所以对钢铁的间接需求会随着部门数量的增加而成倍增加。因此，在存在一个完整工业体系的前提下，高增长的需求条件是高增长本身所创造出来的。中国钢铁工业在21世纪前15年的高增长是中国在走向发达状态过程中所必须迈上的“台阶”，也预示着一个历史上空前的巨型工业经济体的出现。即使需求弹性高，这些工业的生产能力能够迅速扩大的原因也是需要解释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在15年间增加7亿吨粗钢产能和20亿吨水泥产能都不是轻而易举的。因篇幅所限，本文只讨论设备（资本品）的供应来源。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所需要的设备大部分是中国企业供应的，但这个可能令一些人意外的事实是设备工业在增长阶段出现广泛突破的结果。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已建立起几乎所有门类的设备工业。但是，在那之后的20年里，国家实施了技术引进政策，除了进口就是要求“合作制造”（外国企业设计，中国企业制造）。这个政策实际上阻碍了设备工业的技术进步，使自主研发的产品没有市场。以此为背景，高增长提供了具有特定含义的市场需求条件，即为中国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提供了“政策体制”之外的需求。有以下几个典型例子。到2005年，重型机械工业在大型铸锻件方面已能够生产出许多重大产品，但中国对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产品则需要依靠进口。2006—2007年，当中国为发展核电而进口大型锻件时，被日本政府“卡脖子”。此后，国家发改委批准几家重机企业实施铸锻钢基地及大型铸锻件自主化的改造项目，在短短几年内就实现了突破（其实那时中国企业已有深厚的技术积累）。从2006年到2011年，几家重机企业先后建成15000吨和16000吨的水压机、16500吨和18500吨的油压机（每次都是世界之最），不仅生产出替代进口的产品，还生产出他国不能生产的产品。2020年，一重集团制造的全球首台3000吨超级浆态床锻焊加氢反应器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但从1600吨加氢反应器开始，实际上每一次世界新纪录都是一重自己创造然后自己打破的。如今，中国制造大型铸锻件的能力和水平都位居世界第一。2004年，中石化在一份写给国家发改委的报告中称，国外设备不能满足国内石化行业的需求，“一些国外制造商对国内询价经常不予响应，交货期从2003年的12个月延长到2007年的22—24个月，价格也上涨了近一倍”。这种压力促使中国政府于2006年把乙烯成套设备列为国产化攻关的重点，批准在天津、镇海、抚顺建设采用国产关键设备的百万吨级乙烯项目。以此为契机，奋斗多年的沈阳鼓风机、杭州汽轮机、杭州制氧机三个集团终于有机会“登堂入室”，为这些项目提供了压缩机、工业汽轮机和冷分离装置（均为乙烯核心设备）。这三个项目建成后，中国很少再进口外国的乙烯核心设备。2017—2018年，浙江舟山4000万吨炼油、石化一体化项目（国内最大）的设备采购全部为中国企业中标，而舟山项目也助力了中国工业的一项新成就——炼油能力即将超过自19世纪中期以来保持世界第一的美国。中国冶金设备企业在改革开放后以“合作制造”的方式参与了进口大型冷连轧生产线的部分制造，但一直没有自主设计、制造过整条冷连轧生产线。世纪之交，不像宝钢那么有钱的鞍钢决定在改扩建过程中采用国产设备。2000年5月，鞍钢与一重签约，由一重为鞍钢设计、制造一套1780毫米冷连轧机组，它是制造汽车和家电用钢板的关键设备。2003年6月中旬，这套冷连轧机组在鞍钢一次试车成功，立刻“腰斩”进口轧机的价格。2000—2017年，一重为中国钢铁工业提供了24套冷连轧机组，同期全国进口不过十几套，而且其中10套还是与中国企业合作制造的。2006年，一支从老国企出来的技术团队创建的太原通泽重工，与无锡一家渴望生产高端无缝钢管但买不起进口设备的民营制造企业合作，设计建造了中国第一套连轧管机组，“从而一举打破了国外厂商长期以来对连轧管技术的垄断，由此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能够自主设计建造大型无缝钢管连轧管机组的国家”。今天，中国工业建设一条连轧管生产线的投资成本从使用进口设备的大约30亿元降到了使用国产设备的大约6亿元，而中国的无缝钢管产量已经占全世界的65%。由于不存在系统性的研究和统计数据，我们无从知道国产设备对于降低投资成本的整体情况，但一旦突破就“腰斩”设备价格的例子在每一个工业都可以见到。毫无疑问，设备工业的广泛突破至少以大幅度降低投资成本的形式支持了生产工业的生产率提高。如今，中国机械设备工业的产量和产值都是世界最大的。在发电设备领域，三大电气集团（哈尔滨、东方和上海）提供的世界最高水平的百万千瓦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超过全世界的一半以上；水力发电设备的技术和制造水平处于“孤独求败”的状态，光伏、风电的设备制造世界第一，核电在建规模世界第一。在输变电设备领域，仅因中国率先采用特高压输变电系统的原因，就使规模世界第一的中国输变电设备工业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大型技术系统的创新带动设备工业发展的例子还有高铁，它的大规模建设使中国轨道交通设备工业位居世界第一。中国石油钻采设备工业的销售收入在2003—2014年增加了35倍，从2000年起就保持为世界石油天然气钻机的最大出口源。中国的工程机械、水泥设备、矿山设备、海洋工程专用设备等工业均为世界最大；上海振华重工一家就供应了全世界70%—80%的港口集装箱起重机。连被认为处于弱势的机床工业（生产规模仍然是世界最大），也出现了最近10年向美国汽车工业出口十多条大型自动化冲压生产线的济南第二机床集团。例子无法一一列举，故以图6来概括设备工业的整体情况。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1802954.png在图6中，中国机械设备的国际贸易在1980—2003年间一直处于逆差状态，反映出改革开放最初20年里对进口设备的依赖。2004年是转为顺差的拐点，而当时正是高增长对设备需求的旺盛阶段，出口不降反升已经说明中国设备工业的进步，而顺差从此一路扩大则反映出在突破中的强劲成长。根据2021年8月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的一项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的机械设备出口额首次超过长期领先的德国，并预计中国增长更快的趋势将持续下去。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基础也是在“前30年”建立起来的，但在改革开放后的技术引进和进口热潮中，半导体、民用干线飞机等核心领域的研发被放弃，致使关键性的电子工业转向以消费产品为主（如彩色电视机）。那时的一个罕见突破发生在电信设备工业，即自主开发大型程控交换机的成功。由于自主开发可以锻造出较强的技术能力，所以电信设备工业在中国经济进入高增长阶段后迅速强大起来。但是，高技术工业格局的全面转变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高增长带动突破的一个例子是半导体显示器。当中国的电子产品工业进入高增长后，“缺芯少屏”的痛苦日益加重。但与此同时，在21世纪之初进入液晶显示器工业后，挣扎了数年的京东方却开始了大规模的扩张。在此后的七八年里，京东方以超过4000亿元的高强度投资建设了10多条生产线。到2020年，中国半导体显示器工业已稳居世界第一。从结构条件上看，敢于实施这种高强度投资的前提条件是中国工业对于显示器的确定需求——需求越大、越迫切，投资前景就越确定。因此，每当某些部门的落后造成“不平衡”时，工业体系本身就会产生一种“矫正”的力量。按照同样的道理，只要政策得当，中国集成电路工业的突破是可以预期的。高增长对于高技术工业突破的作用有时是“迂回”的，恰恰反映出工业体系的特性。在传统汽车工业，改革开放后采取的合资模式导致外国品牌主导了中国轿车工业，但高增长引发的新企业进入使这个工业产生了自主开发模式——今天属于高技术范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就是在自主开发模式的基础上兴起的。经过迂回方式发生作用的还有在以深圳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形成的电子产品制造业集聚，据估计其产能超过全球的一半。在高增长阶段，深圳出现了数量超过任何其他城市的自主品牌高技术企业，但也形成一个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电子产品及加工其零件的制造集群。这个集群曾经大量生产被称为“山寨”的产品，但一旦出现创新，它就成为创新者的力量源泉。例如，从2013年以来就居于全球消费级无人机市场霸主地位的深圳大疆就是依托深圳的产业集聚脱颖而出的。图7可以反映出与设备工业相似的事实，即中国高技术工业的广泛突破和赶超是发生在高增长阶段。从国家直接支持的超级计算、载人航天、核能到以企业创新为主的各种电子信息产品和互联网应用，莫不如此。今天，中国的诸如移动通信基站、液晶面板、太阳能板、车载电池、电池材料、智能扬声器、智能手机、监控摄像机、电脑等产品已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地位，而目前存在的短板也意味着未来的增长空间。依托世界最大的工业体系是中国高技术工业能够继续突破的良好条件。https://i.guancha.cn/news/mainland/2022/07/16/20220716171909750.png中国工业在高增长阶段的发展证明，在市场化和人民广泛参与的条件下，由工业体系的演进所产生的劳动分工深化、资本积累、市场规模和生产规模扩大之间的“正反馈”就是中国高增长的内生动力。
丹尼·罗德里克：如果地缘政治终结了全球化，那这个反乌托邦未来就太可怕了
[*]https://i.guancha.cn/authors/DaniRodrik/20220513110244600.png丹尼·罗德里克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2022-06-07 07:57:03来源：观察者网
【文/丹尼·罗德里克 译/观察者网 由冠群】人们现在普遍认为，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结束。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已导致全球市场不如国家目标（尤其是公共卫生和国家安全目标）重要。但是，所有这些“去全球化”言论都不应该让我们忽视另一种可能性，即当前这场危机有可能带来一个更好的全球化。事实上，自2007-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超级全球化一直处于衰退之中。2007年后，随着中国出口额在本国GDP中的占比骤降16个百分点，全球贸易额在全球GDP中的占比也开始下降了。全球价值链停止了扩张。国际资本流动从未恢复到2007年前的高点。公开敌视全球化的民粹主义政治家在发达经济体变得更有影响力。在自身诸多矛盾的作用下，超级全球化崩溃了。首先，专业化和生产分散化存在矛盾。比较优势原则认为，各国应该专注于生产它们当下擅长制造的商品。但大量发展经济学观点建议，各国政府应该推动本国经济体生产富国正在生产的商品。其结果是成功经济体施行的干预主义政策与世界贸易体系中的“自由”原则产生了冲突。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05/15/20220515133406760.jpg特朗普威胁加征关税其次，超级全球化恶化了各经济体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贸易在带来好处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财富从输家流向赢家。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已不是所有国民都获益，而是财富越来越多地从输家流向赢家。第三，超级全球化削弱了公职人员对选民的责任心。要求改写全球化规则的呼声遭到了公职人员的反驳，他们称全球化趋势是不可改变和不可抗拒的。正如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所言，“经济全球化相当于自然力量，就像风或水一样”。对于那些质疑现行制度的人，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回应道：“你还不如去争论秋天是否应该紧随夏天。”第四，国家安全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零和博弈原则与国际经济合作的双赢逻辑背道而驰。随着中国崛起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以及俄罗斯对乌克兰采取行动，战略竞争再次凌驾于经济合作之上。超级全球化在崩溃，世界经济的发展前景随之变得愈发难以预料。这让人回想起了20世纪30年代的最坏情况，就是各国（或各国家集团）退回到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的状态。一种不那么糟糕但仍然恐怖的可能性是，地缘政治优先意味着贸易战和经济制裁将始终伴随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行为。第一种情况似乎不太可能出现（世界各经济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彼此，脱钩的经济成本将是巨大的），但我们不能排除第二种情况出现。然而，我们可以设想一种较好的情况，即在民族国家的特权和开放型经济的要求间实现更好的平衡。这样的再平衡可以使各国在国内实现共同富裕，在国外获得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是决策者要修补超级全球化和其他市场优先政策对经济和社会造成的损害。这就需要重拾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原则。当时，全球经济服务于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充分就业、实现繁荣和公平——而不是反过来。在超级全球化时代，决策者颠倒了这一逻辑，发展全球经济成为目的，而国内社会却要服务于全球经济。有些人可能担心强调国内经济和社会目标会破坏经济开放。事实上，共同富裕使社会更加稳定，也使民众更有可能支持本国对世界开放。贸易有利于国家整体，但前提是财富分配问题得到解决。对治理良好井然有序的国家而言，开放经济符合本国的利益。这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留下的实际经验教训，当时各国贸易和长期投资都大幅增加了。第二个重要前提是各国不要将对国家安全的合理追求转化为对他国的侵略。对大国，特别是美国来说，这意味着要承认多极化，放弃对全球霸权的追求。美国倾向于将美国主导全球事务视为自然状态。在此视角下，中国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无疑就是一大威胁，双边关系沦为零和博弈。撇开美国是否真的能阻止中国崛起不谈，这种心态本身就既危险又无益。首先，它加剧了安全困境：美国旨在削弱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政策可能会让中国感到威胁，而中国的反应又会坐实美国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担忧。零和前景也使中美两方更难以在气候变化和全球公共卫生等领域合作互利，让双方产生有必要在其他领域一较高低的想法。简言之，我们的未来世界不一定是一个地缘政治压倒一切、各国（或地区集团）尽量减少经济交流的世界。如果这种反乌托邦场景真的成为现实，那肇因肯定不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体制性力量，而是因为我们在应对超级全球化时做出了错误的选择。（观察者网由冠群译自香港《南华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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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百万富翁2022年移民动向，中国很特殊https://i.guancha.cn/bbs/2018/03/23/20180323205318595.jpg?imageMogr2/cut/376x376x62x62/thumbnail/38x38
陈经https://user.guancha.cn/static/imgs/lv1-blue.png?202105https://user.guancha.cn/static/imgs/lv1-blue.png?202105?asdasd亚洲视觉科技研发总监昨天 13:37
1. 中国长期以来就是不断有富人移民，2022年10000人。俄罗斯15000印度8000移民的人也不少。发展中国家基本都是往外移，除了阿联酋+4000例外。2. 这个富人标准是100万美元，中国人数极多，比较特别的是以中产为主，知名的很少，除了一些影视明星。还有很多是到发展中国家搞个身份，不知道是为什么。3. 中国中产移民了，但是很多还是继续在中国发展赚钱的，看上去和以前的生意完全一样，影视剧还是一样拍。甚至整体气氛还挺正面的，反华反政府的很少。俄罗斯印度移民就是真跑了，而且知名富豪不少。4. 总体来说，中国富豪或者中产移民国外，然后在当地投资兴业搞出大事业的很少。基本是瞎混，也打不进上流社会，要搞事业赚钱还是回中国，在外国没劲没事业。所以中国虽然移民绝对人数不少，但是产业损失很小。发展中国家移民损失还是不小的，富人跑了，钱跑了，发展没有资金。5. 中国还有大规模的移民争议，不是说爱国，早不吵了是个人自由。主要是说移民到外国的生活是真好还是假好，互相揭短，炒作中国不好或者外国不好，比较热闹。别的发展中国家能移民那是很开心的，就是没钱。要有中国人这么多钱，早移民了。https://i.guancha.cn/bbs/2022/07/17/20220717133704680.jpg?imageView2/2/w/500/format/jpg
中国失业率下降但16-24岁青年段创新高，为什么？如何解决？
胡锡进《环球时报》特约评论员昨天 07:20
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录得5.5%，连续两个月下降。但是16~24岁青年人的调查失业率继续攀升，再创19.3%的历史新高。这个数字横向比也很严重，各国大约这个年龄段和这个时间的失业率为：美国8.1%，英国是10.8%，欧元区是13.1%，日韩分别为3.8%和7.3%。比中国更严重的是拉美的21.4%（去年数据），印度的最高，达到惊人的43.7%。中国目前5个16~24岁的青年人中就有1人不上学也没有工作，这是个真问题。
据分析，这些失业青年人的最大群体是两个：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中国大部分年份的青年失业率峰值都是六七月份，这与大学生在这期间集中结业有关。今年的情况则是叠加了疫情的冲击，另外今年高校毕业生创下1076万人的最高史上纪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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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里年轻的孩子没有工作，家里就不会安生。一个国家青年人失业的多了，同样不是好事。
那么中国能消化得了19.3%青年人失业这个难题吗？我相信能，也必须能。我是基于以下原因做这个判断的：
第一，中国的党和政府高度关心就业问题、特别是青年就业问题。“六稳”和“六保”排第一的都是就业，中国一直有通过促就业来促经济增长，促民众收入增加的思路，这是很实际也很准确的经济治理路径。每年中国抓大学生就业都是不遗余力，绝大部分国有单位都要为消化新毕业的大学生做出贡献。大家知道，在中国只要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事情，通常就能办成，难题也会在相当程度上得到缓解。
第二，今年16~24岁青年人失业率尤其高，疫情是最大原因，而现在疫情出现缓和，青年人失业率会降下来的这个重要条件正在加速形成、扩展。中国城镇的整体失业率已经从4月份的6.1%连续下降到6月份的5.5%，就业形势大的趋缓会减少青年人就业的外延竞争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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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青年人主动适应就业市场的能力是总体不断增加的。青年人接受新事物快，更熟悉互联网，尝试新业态的积极性高，只要社会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机会，他们更容易做适应性的调整，跟上变化。
不过总的来说，解决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在于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需要持续扩大，那样才能为青年人提供更多收入比较理想的就业岗位。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得整个世界都成为越来越多本国青年人的事业舞台。如果中国经济增长失去应有速度，那么无论我们怎样精心谋划，青年人的就业问题都只会不断走入僵局，这是个根本的问题。所以说，所有青年的个人命运与我们的国运息息相关，绝大多数青年人都为国家发展鼓与呼，他们爱国没有爱错。
最后我想说，全社会都来帮青年,他们的起步就是国家起点的又一次更新。 经济学家：当前房地产的核心问题是信心问题，建议采取非常措施
界面新闻
2022年7月17日17:21北京界面新闻官方账号
解码宏观经济变局、重塑与发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可能会拖累经济复苏。
记者 王玉
7月17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举办的会议上，与会经济学家表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低迷会给下半年经济复苏带来很大的挑战，建议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来稳定市场信心。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表示，三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速回升到6-7%的概率非常大。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0.4%，上半年，GDP同比增长2.5%。
刘元春说，据其测算，4月、5月GDP同比增速可能在-2.5%左右，6月增速在4%左右，“这样一个增长速度实际上是不低的”。与此同时，一些先行参数和预期指数也已同步转正，为三季度经济增长提供支撑。
他举例称，6月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非制造业PMI）比上月上升6.9个百分点至54.7%，重返扩张区间。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升至61.3%，比上月上升5.7个百分点，其中，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61.0%，比上月上升5.8个百分点。
“所以，当前无需担忧三季度的经济，反而是应该担忧四季度的经济，因为四季度可能由于存量政策前置导致（稳增长）政策减压，同时政策空间的超预期收缩会导致增量政策难以快速出台。”刘元春说。
他还特别指出，房地产行业的低迷可能会拖累经济复苏。“原来我们预计房地产销售很有可能在10月份转正。那么目前看来，在今年能够转正的这种概率到底大不大存在着一些疑问。”
“因此目前对于中国经济复苏来看，中期的压力是超级的，这种压力不是来源于外部冲击，而是来源于内部的风险控制。”刘元春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6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滑5.4%，降幅比1-5月扩大1.4个百分点；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22.2%，降幅较前5个月收窄1.4个百分点。
论坛上，瑞银亚洲经济研究主管、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毛振华均表示，目前要进一步采取措施来稳地产，特别是稳信心。
毛振华说，现在出台的政策在提振信心方面是不够的，“对房地产这么大一个经济领域的政策应该更加地精准到位，我觉得需要稳定预期，这需要更大的力度。”
“我看有些专家也在呼吁放弃‘三条红线’，但我觉得现在实际上（政府）对房地产企业是救助的，‘三条红线’已经很少提了，现在提‘三条红线’已经是‘马后炮’了。”他说。
“三条红线”是指2021年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房地产开发商融资提出的三个标准：一是剔除预收款后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70%；二是净负债率不超过100%；三是现金短债比不小于1。根据“三道红线”的触线情况，房企被分为“红、橙、黄、绿”四挡，不同档位的房企执行不同的借债标准。
7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第159期研讨会上提到，在上半年新冠疫情超预期发展以及房地产行业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建议调整房地产业“三条红线”政策。
汪涛也认为，当前稳地产的重点是在稳信心上，“好像房子出事着了火，应该是考虑怎么救火的问题，而不是考虑这个房子结构是不是要推倒重来的问题。”
她表示，政策方面需要出台一些非常的措施，迅速地把情况稳定下来，使得房地产行业的风险不会对经济和金融体系造成太大的外溢效应。
“房地产对经济全局的影响，它是通过信心，通过其他产业链（来影响的）。我觉得需要整体地做出判断，做出政策应对，不然的话下半年的经济复苏可能会面临非常大的挑战。”汪涛说。
此外，她还建议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比如，提前下发明年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部分额度，如1.5万亿元提前到今年发；发行特别国债至少1万亿元，最好能达到2万亿元。至于货币政策方面，她认为需要保持适度宽松，以维持信贷平稳增长。
“虽然下半年CPI会因为基数和食品价格的原因等等会有一些明显的上升，但是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下行压力比较大，不必要担心通胀的风险，因为PPI很明显在开始往下走。”汪涛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5%，涨幅较5月扩大0.4个百分点，创2020年8月以来新高；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同比上涨6.1%，涨幅较5月回落0.3个百分点，连续八个月回落。
汪涛预计，下半年CPI同比涨幅平均或在3%左右。“所以货币政策在目前的情况下是要考虑如何降低融资成本和保持流动性的稳定宽松，保持信贷的稳速增长，不然的话信贷增速可能会明显地降下来。”她说。 郭树清：房地产的核心问题是泡沫比较大 相信房地产问题会逐步得到好转
中国证券报
2021年03月02日 10:38:49 来自北京
上证报中国证券网讯（记者 张琼斯）人民银行党委书记、中国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3月2日在国新办举行的推动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房地产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较强，但去年房地产贷款增速数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这一成绩来之不易。
郭树清表示，相信房地产问题会逐步得到好转，现在要进一步采取一系列措施。各个城市也一城一策推出了房地产综合调控举措，目的就是实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逐步把房地产问题解决好。
他提出，房地产的核心问题还是泡沫比较大的问题，很多人买房子，不是为了居住，而是为了投资或投机，这是很危险的。因为持有那么多的房产，将来市场价格下降，个人的财产就会有很大损失，贷款就还不上，而银行收不回贷款，经济生活就会发生很大混乱。因此必须要积极又稳妥地处理好相关问题。
沙特外交大臣接受CNN采访：我反对把中国视为敌人
来源：观察者网2022-07-18 11:43:43【文/观察者网 刘程辉】不许中俄“填补中东真空”的美国总统拜登，“几乎一无所获”地离开了沙特，但美国人对沙特与中俄发展关系的揣测和担忧，显然还在发酵。在刚刚过去的周末，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和外交国务大臣阿德尔·朱拜尔相继接受美媒采访。面对美媒就对华关系略显刁钻的提问，费萨尔反对将中国视作敌人的看法，他同时表示，世界繁荣需要的是合作而非对抗。朱拜尔也表达了与费萨尔类似的观点，他对美媒记者强调，与中国发生任何冲突都会对世界造成破坏，中国对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如果奉行以邻为壑的政策，一心想着损害他国利益，“每个人都会遭受损失”。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07/18/20220718111807526.png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16日接受CNN专访当地时间7月16日，费萨尔接受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国际外交编辑尼克·罗伯森（Nic Robertson）专访，就沙特与美国、伊朗以及对华关系发表看法。费萨尔表达完与美国加强防务合作的看法后，罗伯森紧接着将此与中国联系起来。他询问费萨尔：“这是否意味着你们不再需要从中国购买导弹防御系统？”费萨尔并未给出肯定的答复。他说：“我们将购买任何符合我们要求的，而且对我们最有利的防御系统。”他紧接着提到，众所周知的是，美国是沙特最优先的防务伙伴。“但同时，如果我们无法获得美国装备，我们就会从其他地方想办法。”费萨尔补充道。罗伯森并不甘心，试图进一步逼沙特就对华关系站队。“我们都清楚，在拜登总统关于（中东）地区的新策略中，他把中国和俄罗斯视作敌人......”“我不认为......”费萨尔停顿片刻后说，“我可从未听过拜登将中国形容为敌人。我不支持这种看法。”https://i.guancha.cn/news/social/2022/07/18/20220718114137431.png
费萨尔对CNN表示：“我不支持这种看法”他补充道：“我想提醒一下，美国仍然是我们最大的防务伙伴。但正如我说的那样，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或者说这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都应该找到一条可持续的繁荣之道，这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紧接着，罗伯森试图仿效上述防务合作的提问，再次追问费萨尔：“让我们谈谈通讯方面，你们购买美国设计和制造的5G、6G设备，是否意味着你们会削减中国版本的设备？”“我们会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方案。”费萨尔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们不会排除其中一家或任何一家供应商。”7月17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放出另一段与朱拜尔的采访片段，再度被问及对华关系的话题。与罗伯森一样，CNBC记者哈德里·甘布尔（Hadley Gamble）试图将沙特发展对美关系与对华关系对立起来。他称，沙特不但与俄罗斯发展关系，而且同中国有着“强有力的关系”，中国一半的进口石油来自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所以当西方与中俄发生对抗时，人们会对沙特参与对话的资格提出质疑。那么沙特的角色到底是什么？https://i.guancha.cn/news/external/2022/07/18/20220718111838406.png沙特外交国务大臣朱拜尔接受CNBC采访片段“我们在努力参与其中，因为这很重要。”朱拜尔说，“我们是全球政治经济的玩家，我们与全世界相互联系，我们投资世界金融体系，也是世界能源体系的大块头......我们辐射了亚非欧三大洲，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朱拜尔指出，正是因为和世界联系如此紧密，所以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都会影响到沙特的稳定。他说：“一个安全稳定的世界，让我们得以发展贸易，走向繁荣，我们都会从中受益。相反，一个不稳定的世界会打断贸易，繁荣就会消亡，给我们带来消极影响。”“战争是件糟糕的事，伤害贸易投资和繁荣，所以我们参与到解决俄乌冲突的过程中，看看我们能否达成共识。你需要不停地尝试，而且我相信其他很多国家也在尝试，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看看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朱拜尔特别强调：“与中国的冲突会对世界造成破坏，我们要确保没有误解或误判，避免由此导致意外后果。我们相信，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对该体系的稳定至关重要。”“人类历史告诉我们，打破贸易壁垒，加强贸易联系对每个人都有利。开放对每个人都好，但如果你打算封闭自己，采取损害他国的以邻为壑的政策，每个人都会遭受损失，这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朱拜尔说。本周，美国总统拜登结束了任内首次中东之行。而在出访沙特前，他曾大肆炒作中俄话题。7月14日，拜登在与以色列总理拉皮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美国正在与中俄争夺国际影响力，疏远沙特将损害美国的利益，希望借此次访问重申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以防止形成“一个由俄罗斯和中国共同填补的真空”。 对于拜登的说法，沙特很快破来一盆冷水。在CNBC 16日的采访中，朱拜尔当时回应说：“我们的政策是建立与各国之间的桥梁，我们希望能够与每个国家打交道，我们希望能够与每个国家接触，这就是我们所做的。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和未来都是一个巨大的能源市场，中国对于沙特也是一个巨大的投资者。”他强调，在这两个国家之间，沙特会努力建立桥梁，不会认为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是相互排斥的。我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5日指出，中东人民是中东的主人，中东不是谁家的后院，更不存在所谓的真空。当前中东局势很不太平，疫情反复延宕，拖累地区发展；乌克兰危机持续外溢，冲击地区安全。中东人民最渴望的是发展，最需要的是安全。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大国应当急中东人民之所急，帮助中东国家和人民解决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此提供建设性的助力，而不是相反。汪文斌强调，长期以来，中国始终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主探索自身发展道路，支持中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全问题，为维护中东和平、促进中东发展，推动中东热点公正、合理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发挥了应有作用。中方愿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中东实现和平发展贡献更多正能量。
如果把新长征21世纪第三次赶考的现在进行时，解读吹成现在完成时，就是自欺欺人的低红高黑——转帖注
中国共产党是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2022-07-18 11:19:18光明网
作者：颜旭、王一新（均系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只要始终不渝坚持党的领导，就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就一定能够办成我们想办的任何事情！”这一重要论断，是对成功实践的历史总结，也是对未来发展的根本要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必须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向前进，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国发展的伟大历史。https://x0.ifengimg.com/res/2022/9DBF76D6F66BCFBC623B1BEECF3AE8501C68F716_size50_w400_h274.jpeg上海市新党员代表进入中共一大纪念馆参观。新华社发1.人类发展史上壮丽篇章的绘就者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不仅使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也为人类文明和进步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最为壮丽的篇章。书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陷入内忧外患的深重苦难之中，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为拯救民族危亡、实现民族振兴、摆脱落后挨打局面，无数仁人志士奔走呐喊，寻找适合国情的新道路。但各种政治力量都没找到改变落后面貌的成功方案，中国依然山河破碎、积贫积弱，中国人民依然生活在苦难和屈辱中。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斗争有了主心骨。一百多年来，党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这片广袤大地上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波澜壮阔的壮美画卷，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今天的中国正以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屹立于世界东方，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主动精神、历史创造精神迈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领导中国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工业革命不仅催生了西方列强的崛起，也奠定了近代以后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从16世纪至今，虽然世界霸主不断变化，但国际体系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西方国家的手中。进入21世纪特别是第二个十年以来，伴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大国的崛起，各种战略力量加快分化组合，国际体系进入了加速演变和深刻调整期。在这个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也是推动国家战略格局调整的主要力量。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2006年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15年排名第一。2010年以来，中国GDP一直稳居世界第二，2021年更是达到114万亿人民币，占世界GDP总量的18%。美国人特德·菲什曼在其著作《中国公司》中，曾将中国的改革开放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世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是中国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是中国开始改变世界。新时代的中国在共产党的带领下，将在更大的范围内，以更大的力度改变世界、造福世界。引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历史地看，社会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随之，“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身处危局之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领导中国人民不仅经受住了苏东剧变带来的严峻挑战，而且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一方面，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中国得到充分检验，人民性和实践性在中国得到充分贯彻，开放性和时代性在中国得到充分彰显；另一方面，坚持解放思想、锐意进取，自信自强、守正创新，在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成就的基础上，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国不仅书写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篇章，也推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2.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一切伟大的成就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历史充分表明，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事业不断发展的“定海神针”。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性质、方向和命运。坚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根本要求。马克思指出：“为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高目标——消灭阶级，无产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西化”分化冲击而屹立不倒的坚守、面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而岿然不动的淡定、面对改革发展难题仍砥砺前行的执着。可以说，经过百年奋斗，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早已根脉相通、血脉相连，不可分割。党的领导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眼光、格局和境界。中国共产党不仅矢志民族复兴，而且坚持胸怀天下，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旗帜鲜明地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今天，伴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中国成为世界力量对比变化、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国际战略格局调整的主要推动者，更为世界发展提供了包括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一带一路”倡议等在内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立足具体国情的基础上，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破解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难题，更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才得以不断提升。党的领导为应对各种重大风险挑战提供根本政治保证。任何奋斗目标都不会轻轻松松实现，前进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从抵御外辱的浴血奋战到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探索，从特大自然灾害的频繁破坏到新冠肺炎疫情的严重冲击，从国际金融危机的席卷而来到美西方国家的遏制打压，中华民族在伟大复兴之路上所遭遇的艰难险阻、风险挑战世所罕见。当我们回顾过去一百多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和中华民族所走过的路程，一个朴素的信念油然而生：“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取得的重大战略成果，更是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疫情仍在持续，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我国经济也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但历史告诉我们，无论遇到什么样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3.在党的领导下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胜利在当今中国，现代化仍是正在进行中的伟大事业。我们党已经描绘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把蓝图变为现实，是一场新的长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我们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团结一心、接续奋斗，努力夺取更大胜利。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当代中国最高政治原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所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美国学者李侃如认为，中国的人口“比美国、加拿大、西欧和原来组成苏联的15个国家加在一起的人口还要多”，治理“有着如此规模和如此多样的发展中国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令人惊叹的强大行政能力”。而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在现代化道路上踟蹰不前甚至陷入倒退的陷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乏坚强有力政党的领导，整个国家处于一盘散沙的局面。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已经开启。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涉及14亿人口的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防和军队等全面的高水平现代化，涉及面之广，任务之繁重，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是没有的。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我们的全部事业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都根植于这个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坚持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就是要加强党对内政外交国防等各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各领域的全面领导，确保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的领导全覆盖，确保党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提高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和水平。历史地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全面领导发挥了根本作用。然而，也必须看到，同历史上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相比，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多变。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而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不是一方面、单领域的挑战，而是多方面、全领域的挑战，其复杂性、严峻性史所罕见。领导如此规模、如此复杂的现代化建设，需要各级领导干部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能力、战略眼光和专业水平。提高政治能力，就是要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看到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必须善于用政治眼光观察和分析经济社会问题；提高战略眼光，就是要心怀“国之大者”，善于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想问题、办事情，不能为局部利益损害全局利益、为了暂时利益损害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同时还要处理好战略与策略之间的关系，把战略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提高专业水平，就是要加强对新知识、新技术、新理论的学习，不断提高把握和运用市场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能力，提高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能力，不断增强作决策、做工作、抓管控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使自身真正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行家里手。《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18日 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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