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主义政府+非公有制主体阶级社会 建资本统市 郑永年议
下午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花式解读作者： 察客联合早报
2022-06-02 21:23
https://oss-alpha-static-zaobao.oss-cn-hongkong.aliyuncs.com/s3fs-public/styles/article_large_full/public/2022-06/file7l59kiy68dv7t9lwp9w.jpg?2756961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文件要求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图为北京丰台区一菜市场商户5月25日给市民卖菜。（香港中通社）
https://oss-alpha-static-zaobao.oss-cn-hongkong.aliyuncs.com/s3fs-public/2022-06/file7l4cinb6pjl16wdnnjny.jpg?957文件发布后的一个多月里，出现各种各样的解读，有些认为统一大市场是要重新搞计划经济和封闭内循环，有些质疑会导致地方政府躺平，还有些认为会助长新的垄断。对于这些解读，官媒和学者们作出了很多澄清。为什么要建设统一大市场呢，市场经济运行中又有哪些障碍呢？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吴晓求5月28日也强调，不要以为统一大市场就意味是用计划经济的理念手段来走今天的路，统一大市场的命题要站在现代市场经济的理念上去理解，不要做过多的曲解。文章引述专家的观点强调，将《意见》视为中国重提计划经济完全是误读。其实，建立全国统一市场并不是一个新提法。有分析指出，在很多行业，特别是审批密集型行业，地方保护主义大量存在。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4月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这份七千多字的文件68次使用“统一”一词，从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社会信用和资本和能源市场等各个层面提出“统一”的要求。至于“统一大市场”是不是意味着“封闭内循环”，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写道，打破地方和行业壁垒需要强调“全国性”，这与全球化并不相悖。中国不可能只建立国内的统一大市场，而不去考虑全球的整个分工网络和外贸体系。https://oss-alpha-static-zaobao.oss-cn-hongkong.aliyuncs.com/s3fs-public/2022-06/file7l9e37ft66a19hidngwz.jpg?957另外，建立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要去掉各个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这要靠强势的行政命令去实行。而且去掉保护主义后，不少小企业会活不下去，全国统一的标准势必会伤害很多人的利益。统一大市场提出的“四个清理”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清理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清理歧视外资企业和外地企业、实行地方保护的各类优惠政策。地方保护政策导致光伏行业的“路条”倒卖问题。图为浙江省湖州市齐星村的工人3月31日为当地居民的太阳能屋顶光伏电站巡检。（新华社）
那么为什么还会有花式解读呢？这份意见的指导思想中写道，要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全面推动中国市场由大到强转变。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刘瑞明撰文说，中国确实存在市场分割、地方保护、行业壁垒、标准不一等多种导致市场经济流通不畅的问题。这些问题必须予以破解，才能让市场经济更加有效运行。所以，打破地方和行业壁垒需要强调全国性，但这与全球化并不相悖。计划经济是统购、统销、统管，主要是政府说了算，其中大部分资源是政府拥有，由指令分配，这是一种以集中管理代替市场机制的做法。“统一大市场”只是市场标准和监管的统一，是要打破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各种障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在1993年11月提出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自此统一市场的提法一直存在。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贾康也指出，“统一”绝非指向“一统”。他说，市场环境需要统一，但绝对不是以一统天下、统一指挥的方式去管理企业，如果按这个含义来认识和掌握，完全是南辕北辙。统一市场不是一统市场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刘远举举例说，光伏兴起时，许多太阳能企业一哄而上，各地都有相应的企业。分布式能源开发需要行政审批，地方就会保护原有的企业，本地企业在土地审批和并网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其他地方的企业想进入当地市场会遭遇障碍，当地企业就可以倒卖自己的行政许可，这就是所谓的“路条”倒卖。有分析指，将“统一大市场”理解为“封闭内循环”，可能和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不安、逆全球化在各国普遍抬头的形势有关。一段时间以来，部分国家在技术、贸易关税等方面对中国的限制，加剧了这种误解。在疫情期间，防控封锁措施也引起了民众和企业的过度担心。行政壁垒和地方保护主义误读的源头他还举例说，地方保护主义很多时候，表现为限制人的流动。比如有些地方县政府限制学生户籍，目的是把好学生留在本县，从而提升本县的高考成绩，但这些学生不能到更好的高中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有分析就指出，由于与各个地方、行业的利益相关，很多利益团体可能借助对概念的扭曲而获利。在这种情况下，本地企业“空手套白狼”转手就挣大钱，但是市场竞争机制难以发力，不能优胜劣汰，中国光伏就缺乏竞争力。上海市民6月2日接受核酸采样。（中新社）
他们指出，虽然全国统一大市场和中央统一计划经济，两者都用了“统一”这个词，但统一的内涵有本质的不同。《人民日报》4月26日发文说，市场上有个别声音疑虑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重提计划经济”。例如：统一大市场就如计划经济一样“一切由中央说了算”，市场价格、商品供给、配给渠道等都要统一，甚至出现“全国供销社”“统购统销”等说法。与早前“共同富裕”引起望文生义的解读一样，在外忧内患的今天，“统一大市场”引发了花式讨论，体现了公众对市场经济被削弱的隐忧，担心重走大锅饭老路，也体现了推行改革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正如一名网友的评论：“全国统一大市场，比独立造光刻机还难。”
定20大基调——转帖注
人民日报任理轩：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来源：人民日报2022-06-02 09:56:42
经过长期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砥砺奋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顺利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的征程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必然会遇到各种风险挑战。一段时间以来，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正在经受严峻考验，我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认识、科学应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这蕴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国际国内大局大势的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对坚持成功历史经验、风雨无阻迈进新征程的战略定力和高度自信。我们必须深刻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战略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以坚如磐石的定力、敢打必胜的信念，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发展，立足点在于走好自己的路，关键在于办好自己的事。这是唯物辩证法所揭示的基本道理，也是为历史和现实所证明的基本结论。只有坚定不移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才能“乱云飞渡仍从容”“任尔东西南北风”，在变局中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
这是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事物的性质取决于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事物发展变化是由内因决定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多从内因着眼、着手、着力，找准症结就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当前，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日益突出，乌克兰危机让本来就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局势更加动荡不安、让本来就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雪上加霜，美西方一些政客不反省自身，却施展转移焦点、造谣抹黑之“能事”，试图借机对中国加大遏制打压。但应深刻认识到，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归根结底属于外因，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征程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要看内因，看我们能不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面对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我们应当自觉用理论之光烛照现实，深刻认识和把握内因和外因的辩证关系，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只要办好了自己的事情，我们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这是党百年奋斗历史的深刻启示。一百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团结带领人民书写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已经具有战胜困难的极其丰富的经验。如果我们的先人和我们自己能够渡过长期的极端艰难的岁月，战胜了强大的内外反动派，为什么不能在胜利以后建设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呢？”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形势，我们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顶住了压力，打开了改革开放新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最重要的，还是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面对美国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和各种极限施压，我们从容不迫、顶住压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我国发展跃上新的大台阶。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美西方一些政客的甩锅卸责，我们坚定自信、坚决斗争，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在疫情防控和经济发展上都走在世界前列。面对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反中乱港”活动猖獗，我们保持定力、不为所动，采取一系列标本兼治的举措，推动香港局势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历史和现实雄辩地证明，无论是乘势而上还是开顶风船，无论面临怎样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坚守信念，认准自己的方向、走好脚下的路，就一定能一往无前、战无不胜。
这是应对世界大变局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遭遇过很多外部风险冲击，最终都能化险为夷，靠的就是办好自己的事、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在因应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夯实应对世界变局的战略基石，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逆全球化趋势加剧。在大变局中，作为有着14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必须坚持走自己的路，通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可以说，能否于时代洪流中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能否于世界大变局中开辟我国发展新局，最根本的就是看我们能否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一个时期以来，美西方一些国家竭力遏制打压中国，但在全球重大事务中，国际社会空前关注中国的态度，重视中国主张、中国方案，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没有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形成的强大实力，没有新时代党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推进的伟大实践、创造的伟大成就，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就不可能在世界大变局中开创新局、在世界乱局中化危为机。
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也带来大机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砥砺前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站在新的起点上，只要充分认识和用好我国发展的战略性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们有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和把握新机的能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发展大势的准确判断、对发展规律的深入把握，为我们赢得战略主动、推动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对历史大势特别是机遇和挑战的分析判断，总能在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中把握战略机遇、掌握历史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基于对时代潮流的深刻洞察，抓住重大历史机遇，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进入新世纪，我们党紧紧抓住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推动我国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分析机遇和挑战出现的新的发展变化，强调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不断提升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的能力，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面对逆全球化思潮泛起和一些国家大搞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中国坚定不移扩大开放，扎实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既发展了自己，也造福了世界；面对美国挑起经贸摩擦，大搞技术封锁、“脱钩”等保护主义行径，我们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自主创新，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化，我们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事实证明，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严峻的风险挑战，只要我们贯彻落实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就一定能够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开拓前进、行稳致远。
我们有持续快速发展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和战略回旋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经济体量大、回旋余地广，又有超大规模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具有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经济具有强大韧性和活力。从发展基础看，我国经济规模已突破11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2万美元，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从供给潜力看，我国拥有8.8亿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年龄38.8岁，人口红利依然存在；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超过2.18亿，人才红利加快形成和释放；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产业体系完备、韧性强的优势持续显现。从内需空间看，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形成了超大规模内需市场，随着扩大内需战略深入实施，巨大的市场需求潜力不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增强。从科技创新看，2021年全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2.44%，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企业创新活力增强，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达到36.7%，比2009年提高28.2个百分点。从发展空间看，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东、中、西和东北地区协调发展，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向纵深推进，释放出持续强劲的发展动能。雄厚的物质基础、丰富的人力资本、广阔的市场空间、巨大的发展潜力，是我们有信心有能力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的强大底气。
我们有自信自强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应对风险挑战，是物质的角力，也是精神的对垒。面对百年屈辱，中国共产党高扬革命理想、更新民族精神，带领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的中国人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征程上谱写了不屈不挠、荡气回肠的壮丽篇章，展现出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各种风险挑战乃至惊涛骇浪，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交出了一份人民满意、世界瞩目、可以载入史册的优异答卷，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气神。今天，中国人民更加自信自立自强，志气骨气底气空前激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显著增强，昂扬振奋的党心军心民心汇聚成强大精神力量。今天的中国人民，绝不会被所谓“中国崩溃论”“西方优越论”等险恶鼓噪所动摇、所迷惑，也绝不会被美西方一些国家的围堵遏制、极限施压所屈服、所胁迫。团结就是力量，信心铸就未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自信自强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乘风破浪、闯关夺隘、凯歌而行，在新时代创造中华民族新的更大奇迹，创造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迹。
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聚力攻坚克难的根本保证。”我们党所具有的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风雨来袭时中国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进一步彰显。习近平总书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非凡的远见卓识掌舵领航、定纲指向，惊涛骇浪中坚如磐石，风险挑战中运筹帷幄，从容驾驭各种复杂局面，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国内外一系列风险挑战。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因时因势不断调整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战略成果，有力维护了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确保了经济社会平稳有序发展。面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习近平同志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坚定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定自觉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我们一定能够同心同德成大事、齐心协力破难关，汇聚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写就强国复兴的时代华章。
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办好自己的事情
行动检验政治能力，行动诠释责任担当。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勇毅前行。着眼长远必立于当下。必须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的要求，以时不我待的精神、分秒必争的行动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疫情防控是“国之大者”。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勠力同心、并肩作战，我们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突发疫情考验，打赢了一场又一场疫情防控阻击战。实践证明，我们的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特别是今年3月以来我们与奥密克戎变异株艰苦坚决、有力有效的斗争充分说明，“动态清零”总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可行的，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成效，是我国控制疫情的“法宝”。应当看到，一些国家“躺平”是抗疫失败后的无奈之举，实则代价惨痛、危害深远。我们不能受其误导影响而动摇“动态清零”的决心，让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付诸东流。当前，全球疫情仍处于高位，病毒还在不断变异，疫情的最终走向还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疫情防控工作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时期和吃劲阶段。要深刻、完整、全面认识党中央确定的疫情防控方针政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坚决克服认识不足、准备不足、工作不足等问题，坚决克服轻视、无所谓、自以为是等思想，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因时因势优化调整防控措施，加强科学精准防控，不搞简单化，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在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掌握历史主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必须抓紧抓好的工作，是我们应对百年变局的战略举措，是聚焦当下、也是着眼长远，是应对挑战、也是主动作为。越是面对艰险、爬坡过坎，越要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心决心，有力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鲜明高扬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要牢牢把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和最本质特征，着力推动经济循环畅通无阻，巩固增强市场资源优势，推动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就要努力实现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同时，深刻认识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是高质量发展的前提条件，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加快落实稳住经济各项举措，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着力提振信心、注入动能、稳定预期。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激发全党全社会改革创新的活力和潜能。全面深化改革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只有不断深化改革，才能突破瓶颈、打破束缚、消除障碍，理顺经济社会发展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形成有利于激发活力和潜能的体制机制，更好战胜挑战、化解风险。面对前进路上的实践课题和现实挑战，必须发挥好改革的突破和先导作用，依靠改革应对变局、开拓新局，依靠改革进一步激发全党全社会改革创新的活力和潜能。要坚持以深化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把推动改革同落实“十四五”规划结合起来，同做好党中央部署的各领域各方面重点工作结合起来，推动改革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加快推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攻坚突破，集中力量解决发展急需、群众急难愁盼的突出问题，及时部署出台改革举措，发挥制度优势应对风险挑战，以改革办法解决发展难题。
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决不是要封闭起来搞建设，而是要以全球视野、用全球资源、聚全球英才办好自己的事情。我们决不能被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而要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不论世界发生怎样的变化，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不会变，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方向发展的决心也不会变。我们要不断丰富完善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加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促进国际发展合作。深入实施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鼓励外商投资范围。扎实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推动制度型开放。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强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积极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作为负责任大国，我们要坚持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防止一些国家政策调整产生严重负面外溢效应，促进全球平衡、协调、包容发展。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的情况下，安全发展的重要性更加凸显。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要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办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既要正视困难，又要坚定信心，把握好发展和安全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到坚持发展不停步、维护安全不懈怠。要增强忧患意识，常观大势、常思大局，把困难和风险估计得更充分一些、更深入一些。在发展中更多考虑安全因素，科学预见形势发展走势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做到未雨绸缪、抓早抓小。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提升风险化解能力，有效管控重点领域风险，及时堵漏洞、强弱项。坚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防止各类“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不让小风险演化为大风险，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区域性或系统性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在疫情防控的紧要关口，要特别注意抓好安全生产，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党，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进步的一边，始终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站在全人类共同利益上谋求世界永续和平发展。在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需要把握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更加自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我国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观公正，积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旗帜鲜明反对以冷战思维、零和思维搞阵营对抗，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肯定。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坚持在全球治理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积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为推动全球迈向平衡协调包容发展新阶段、迈向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康庄大道作出更大贡献。
今年是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不断增强历史自信、强化历史担当，敢拼敢闯敢胜利、实干苦干加油干，不折不扣、创造性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着力保持平稳健康的经济环境、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链接 内因以维护国家主权完整管辖为前提。与资本主义世界全面接轨，国际垄断资本成全球经济动荡的内因，更是中国超大国内市场的重要主体，外资满意不满意被捧为改开政绩的风向标，各级干部争当为资本保驾护航的店小二。与新中国成立及改开初期不同，自家事与外家事拆不开了，正遭美帝日益严厉的长臂管辖。——转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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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习话】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
2022-06-02 15:05:07央广网
习近平：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
这段话出自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组织实施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近一亿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在脱贫攻坚征程上，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在党的领导下，我们坚持精准扶贫，调动全社会各方面力量，帮助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增强自我持续发展能力，最大程度地激发贫困群众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
幸福美好的生活都是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有的贫困群众通过学习培训，变成了技能高手，有了固定收入；有的贫困家庭通过生态扶贫模式，把资源变成资产，从农民变成股东，有了更多的致富渠道；有的贫困家庭子女通过接受教育，在改变自己命运的同时彻底斩断了家庭的“穷根”……
通过激励贫困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上追求，许多贫困群众逐渐摆脱了“等、靠、要”思想，从“要我脱贫”转变为“我要脱贫”。他们“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主体意识愈发强烈，情感和行动上越发变得积极主动，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蔚然成风。在全社会各方面、各行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工作创造了每年减少1000万贫困人口的奇迹，锻造形成了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伟大脱贫攻坚精神，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减贫道路。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推动乡村振兴，关键靠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尤为重要。要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就要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发挥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主观能动性。这就需要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放在第一位置，把促进发展、保障民生置于突出位置，把产业兴旺作为基础性关键任务，切实保障农民就业和收入，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强做大乡村各项产业，不断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创造美好幸福新生活。
本期特约专家：王永祥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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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贫真经 政府主导远离唯利是图资本市场决定论 地方报可读2 个回复 - 5951 次查看阜平脱贫记 来源：《求是》2021-02-16 17:33 高志顺 马彦铭 潘文静“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河北省阜平县骆驼湾村公路旁，红底金字的标语格外醒目。置身一栋栋青砖灰瓦的太行特色新民居之间，回想2012年底村 ...2021-2-17 02:08 - 焦典 - 坛友之声
上海解封首日 商场开放现人龙
来源：联合早报 作者： 陈婧上海特派员邮箱： jingchen@sph.com.sg
2022-06-02 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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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oss-alpha-static-zaobao.oss-cn-hongkong.aliyuncs.com/s3fs-public/styles/article_large_full/public/2022-06/ZB_0602_CJ_doc7l8s587yxeg1m2am56fv_01211544_nggl.jpg?2756890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在上海市中心南京路步行街上的专卖店严格限流，等待入内的顾客大排长龙。（陈婧摄）
上海前天新增15例冠病感染者，降至3月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进出上海的铁路班列随着解封进一步增加。停运两个多月的上海南站昨天恢复客运，全市三个火车站共计恢复出沪列车54趟，是10天前的三倍多。在路旁搭帐篷睡了一个多月后，上海外卖骑手于洋（化名，27岁）昨天（6月1日）早上被同伴叫醒，要他赶紧收起帐篷，“街上商店都要开门了”。走出帐篷，眼前的景象让于洋震惊不已。他告诉《联合早报》：“马路上全是人，全是车，感觉所有人都从小区里出来了。我太久没看到这么多人，一下子头晕眼花。”上海解封首日，街头人潮车流重现，商场和办公楼也纷纷开放。但不少商店都严格限流，顾客要在手机应用上扫描“场所码”，确认有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才能入内。市中心的南京路步行街上，多家购物商场和专卖店门外排起等候进场的长龙。家住普陀区的宋阿姨（73岁，退休人士）早上9时就坐地铁进市区逛街。据她观察，南京路上行人还是比封城前少，路旁商店也没有全开。她和老伴在点心店里买了一盒糕团，但店内不允许堂食，他们只好走到路边吃。虽然这趟逛街体验不够理想，但宋阿姨相信上海很快能恢复封城前的热闹景象：“现在样样东西都要学，要测核酸，要扫场所码。可能再过半个月，等大家都习惯新做法，生活就如常了。”上海前天新增15例冠病感染者，降至3月3日以来的最低水平。至此，这轮3月初暴发的疫情累计感染者近65万人，其中有588人病逝。在多日未出现社会面新增病例后，上海昨天起终结两个月封控，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进出上海的铁路班列随着解封进一步增加。停运两个多月的上海南站昨天恢复客运，全市三个火车站共计恢复出沪列车54趟，是10天前的三倍多。
电影院未开 餐馆堂食未恢复
不过，电影院和餐馆等室内场所的解封进度相对滞后，多数餐饮场所目前只接受外卖和打包，业者预计要到6月下旬才能恢复堂食。不少餐饮业者昨天对店内进行大扫除，为重启营业做准备。新天地广场的一家咖啡店老板受访时说，厨房闲置近三个月后，烘焙原料都过期报废，设备也要清洗消毒，现在只能先接咖啡订单，等原料送到再供应食物。尽管官方发布的最新复工复产防疫指引不再要求企业闭环生产，但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说法称，汽车厂商特斯拉和大众汽车上海工厂将继续实施闭环管理直到下周末，以确保生产稳定。为缓解企业经营压力，官方昨天将上海企业提交年度报告的截止时间从6月30日延期至9月30日。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政府昨天发表致全市人民的感谢信，称经过两个多月的持续奋战，“艰苦卓绝的大上海保卫战取得了重大阶段性成果”。信中提到，长时间封控令许多市民在工作和生活等方面遭遇困难和不便。官方将全力推动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全面恢复，尽最大努力将疫情耽误的时间、造成的损失抢回来，“我们必将迎来大上海保卫战的全面胜利”。但经过这次封城，于洋已不再信任官方说法。他告诉本报，上海市政府规定取消返岗电子通行证，但公司依然要求外卖骑手持通行证上岗，“不每天做核酸就没法拿到通行证，不能接单”。疲于每日核酸检测，于洋昨天索性给自己放一天假，和同伴到外滩散心。解封首日的人山人海，依然让他难以置信：“感觉封城就是儿戏，说封就封，说解就解，也不管什么病毒了。”
何新：好大一口锅谁背？
2022-06-02 14:54:24来源： 何新微博 作者：何新
到底谁应该对某堡的两个月“全域静态管理”负责？
某长说不是我。我们市政府从来没有下令封城，没有发布过一个指令或者文件。
街道及社区封闭是各街道居委会自发行为，并且须自行承担法责。
街道主任居委会一定要大喊冤枉啊，这锅太大，俺们可背不动啊，我何德何能，街道主任，小小芝麻官，我一切只能都是听上级的安排啊？
那么下各种封抄抓关等等指令的这个上级，如果确实不是市政官府，又究竟是谁？
一一一个隶属于某委之下神秘存在的“公益性的技术服务机构”CDC浮出了水面。原来，隔离名单，各种过激措施建议，都是出自各区的分支此机构。
但是这大锅也太大啦——两个月中多少人命关天，超万亿的巨额经济损失，以及直接间接百姓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吧，这大锅，谁背得动啊？ 吴铭：别论“长期主义”
2022-06-02 14:54:46来源： 红歌会网 作者：吴铭
所谓“国共和谈”，当然指的不是毛主席赴重庆谈判，那时还没有打起来，所以不叫“和谈”，而叫“谈判”；而是指1949年初，美国人看到三大战役蒋介石集团失败成定局，设法用李宗仁换下蒋介石，玩起了和谈花招，以便争取时间，布置长江防线，还有等待第三世界大战爆发的意思。
当然，毛主席不是那么好骗的，全国人民不是那么好骗的，所以，开出的条件是惩治战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改革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接收国民党的一切权力等共8条。结果，双方不欢而散，和谈失败，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席卷江南，蒋先生率领一伙最顽固的反动势力，在美帝国主义的卵翼之下，“转进”台岛。
同年十月，解放战争大局已定，新中国成立。
这个谈判，已经过去70多年了，可能很多人都忘记了。
不过，有一位人物却至今念念不忘，还在做替蒋先生做着和谈的美梦。这个人可不是当年南京伪政府派出的和谈代表，也不是逃到台岛的什么蒋帮要员，而是魏某。最近他很积极、主动、自靠奋勇地，代表当年的蒋介石集团及背后的美国人，对今天的中国人民提出了新的“八条”谈判要求。
魏某最近在“网易财经”网上发表高见，提出《设法拥有长期主义，是我们当前的最大课题》。“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觉得这篇大作，值得讨论一下。
魏先生这次给共产党开出什么条件呢？如下：
一是共产党必须有“长期主义”，“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子过家家那样，总是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翻脸的时候就动手打架。”那叫不成熟。
二是中国的发展“首先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
三是“首先在法律上要修宪，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
四是“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即使是反垄断也应该一碗水端平。”
五是，在舆论上，一个市场友好型政府，一定要善待资本、善待人才、善待创新。
六是“第四个就是在理论上要彻底放弃消灭私有制的提法。”并说，“据有关专家讲，即使是马克思即使是德文的原意，讲的也不是消灭而是扬弃，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看看要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理论上的障碍。”
第七，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经济领域。“如果一个事情一个领域，民营企业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如果一个事情一个领域，民营企业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
第八，“在思想上，理论创新就需要思想解放只有思想解放才能够实现创新型增长。”
魏先生还谈到分配问题，提出了四次分配论，也属高论。此处略。
我这里只谈其提出的关于长期主义的“八条”意见，我觉得，除了“惩治战犯”、“改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改革土地制度”他没有谈之外，其他的五条都可以和当年毛主席对国民党提出的“八条”相对应，只不过换个立场、换个说法而已。
第一，“废除新中国人民宪法”。新中国的宪法，规定了新中国是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新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保障。魏先生也知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那么，自然也应该知道，修改了宪法中的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独立自主，也就土崩瓦解。所以，我说魏先生的“修宪”论，就是废除新中国的宪法。
第二，“废除共产党的法统”。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就是消灭私有制。这是中国共产党从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建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所有历史时期，都不懈追求的根本目的，这是共产党的法统。没有消灭私有制这个伟大目的，就不是共产党。尽管近年思想解放了，但是，还没有人敢说共产党的追求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发展壮大私有制。魏先生提出“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就是废除共产党消灭私有制的革命追求，废除共产党的法统。
第三，必须搞好对美关系，不许反帝反霸。不能“废除卖国条约”！相反，还坚决要保护帝国主义的在华利益。魏先生强调说，中国的发展“首先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大国关系不能够像小孩子过家农那样，总是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翻脸的时候就动手打架。”就是说，要共产党当年提出的“没收官僚资本、废除卖国条约”，反对美帝国主义，都是错误的。现在，该拨乱反正了，必须保护卖国条约、保护买办资本，以维护“稳定的外部环境”。不然，人家“外国企业家”不来中国投资，中国人就得失业，中国经济就没法子。魏先生可能忘记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并没有哪位美国的企业家来中国投资，并没有引进外资、出口创汇、开放金融、开放市场、储备美元，中国却以极大速度完成了高质量的工业化，而且，中国是全世界实现工业化和唯一的第三世界国家。
第四，关于“没收官僚资本”。共产党不但不能发展公有制，相反，还得发展并保护私有制，消灭公有制。魏参事说，“如果一个事情一个领域，民营企业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国有企业为什么非要进来与民争利呢？为什么不让给民营企业？国企改革在我看来很简单，就是应该在全国人大设立一个评估委员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去评估，把国企和民企的数据拿来进行评估。刚才讲了凡是民营企业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可以干得很好的事情，国有企业坚决退出。”
就是说，所有国有企业，干脆，送给“民营”企业就可以了，完全没收了共产党的“官僚资本”。国营企业干什么呢？魏参事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国有企业去做那些民企干不了的事情，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究竟国有企业去做哪些事情，发挥什么样的重要作用，魏参事没有说。我理解，就是让所有国有企业完全解散、移交给“民企”的意思。不然，就必然是与“民营企业”争利。
第五，彻底接管共产党的一切权力。所谓“国有企业坚决退出”，所谓“彻底放弃消灭私有制”，所谓“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即使是反垄断也应该一碗水端平”，所谓“维护稳定的外部环境”等等，就是替当年的蒋先生和美国人，来接管共产党的一切权力。
魏先生，你这不叫谈判，你这叫下最后通牒、搞城下之盟。虽然参照了毛主席对蒋介石集团的八条和谈意见，但是，当年，解放军挟三大战役胜利之威，百万大军压在长江北岸，渡江战役势在必行，国民党军一触即溃，所以，毛主席有底气提出如此八条要求。可是，魏先生，现在的美国、美国的奴仆，并没有对中国人民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不但不曾对中国人民取得什么重大的斗争胜利，而且还在对华贸易战、阿富汗战场、乌克兰战场、叙利亚战场、新冠疫情战场等所有斗争中，均损兵折将、头破血流、束手无策、计无可施，谁给你的勇气、谁给你的底气，你凭什么就敢模仿着当年毛主席的口气对共产党提出如此苛刻的和谈要求，凭什么逼共产党和你签城下之盟、接管全中国人民的一切权力？
呸！
【文/吴铭，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人民日报头版刊文谈国内外危机：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
2022-06-03 13:18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今天（3日）在头版刊登长文《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指乌克兰危机导致国际形势继续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中国疫情防控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中国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文章引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指出：“保持定力，增强信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是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关键。”
该篇长文署名为任理轩，任理轩是人民日报理论宣传的谐音。 《中国经济周刊》曾报道指，近年来每逢重大时间节点、重要宣传战役，《人民日报》都会推出任理轩署名文章，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文章指，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向上发展的国家来说，外部环境的不稳定、不确定、不安全因素归根结底属于外因，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能不能在新征程上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结底要看内因，看中国能不能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
文章称，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必须保持战略定力，在因应世界局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夯实应对世界变局的战略基石，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文章又称，美西方一些国家竭力遏制打压中国，今天的中国人民，绝不会被所谓“中国崩溃论”、“西方优越论”等险恶鼓噪所动摇、所迷惑，也绝不会被美西方一些国家的围堵遏制、极限施压所屈服、所胁迫。
文章又强调，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品质发展；并重申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决不是要封闭起来搞建设，而是要以全球视野、用全球资源、聚全球英才办好自己的事情。中国决不能被单边主义、孤立主义、保护主义的逆风和回头浪所阻，而要坚定不移全面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
文章又提到，今年3月以来中国与疫情艰苦坚决、有力有效的斗争充分说明，动态清零总方针是完全必要、完全可行的，能够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要毫不动摇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加强科学精准防控，不搞简单化，防止层层加码一刀切，在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基础上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郑永年、黄彦杰：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架构
2018-11-09 16:03 搜狐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81106/d8bbf8fb508845a18bb207b9162c4a00.jpeg
编者按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IPP评论微信公众号今天继续介绍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
研究计划和主要观点
虽然刚刚论及的所有学术努力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如何走上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什么，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常的，西方是正常的。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使中国正常化就是将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国是根据西方已经存在和发展的事物来进行评价估计和判断的。这些认识显然隐含于有关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文献中，这些文献将中国视为处于过渡中的政治经济体——这种转变是从中国特色到西方特色。这些文化偏见或隐隐中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方法往往会破坏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无意中呈现出“扭曲”的中国形象。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相信上述提及的知识难题更多地是机械地把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将中国自身实践用于评价中国的结果。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当代经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虽然这项研究对上述提及的所有宏大问题都有影响，但我们将本研究限制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探讨中。
所有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譬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经验，而且它们都已经被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由于经济学研究供给和需求、价格、理性等一般经济现象，因此人们假设这些经济概念和理论具有普适性。然而，研究者至少需要在将这些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制度环境时进行足够反思。
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每个概念都是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形势的反映。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质疑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若从非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角度来看待中国，肯定会认为中国是异常的。但是，如果有研究可以概念化或理论化中国自身的经验，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不同，相应地，“异常的”也可能被证明是“正常的”。
因此，进行本研究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概念化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经验。本书从根本上与中国内外的现有理论分道扬镳，努力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发展及其影响的中国视角。我们相信，尽管学者可以继续将西方经济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中国，但他们这样做时必须反思，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典型的中国方式运作。正如中国政府所正确宣称的那样，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观念仍然是一个思想教条，没有科学地解释任何事物。一个真正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或理论必须在考虑到中国因素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充满了无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实际运作的进口概念和理论。概念化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运作是本研究的目标。
我们认为，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我们必须超越各种政策层面的因素来考虑结构性因素。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结构因素比政策因素更加持续稳定。其次，与前者相关地，我们还必须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观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是比较容易的。
譬如，黄亚生的研究就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政府政策如何产生导致了在这二十年内不同的经济表现和分配后果。但是，仅仅聚焦于政府政策将很难概括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国家政策确实会影响政治经济体系的表现，但不一定会改变这一体系的性质。相反，体系中的长期结构力量决定了政府可用和有利的政策选择。因此，为了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在更长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持续稳定的特征和运作方式。
尽管本研究中的重心在当代，但我们也在思考中国过去的经济管理经验。我们提出，从早期的封建朝代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个市场相关的概念：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国皇权形成初期的儒家和法家学派。它们代表了中国关于国家、经济、社会以及三者间关系的主流哲学。虽然这些思想的形成受到当时中国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些观念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架构。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这两个概念代表了其政治经济体系的两个极端（或两种理想类型）。虽然在某些时期法家或儒家学派提出的极端形式盛行，但是在大多数时期，这两个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而且市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状态，而仅有市场或者仅有国家都被视为异常。正常状态乃是市场和国家共存。但是，均衡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对称的。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是常态。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将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和实践概念化为“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在治理幅员辽阔的国家、调动国防资源、开展大型公共项目、应对重要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国家主义的扩张往往导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不平衡。这通常导致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和国家相对于市场和地方精英的弱化，以及国家众多公共职能的衰落等。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中，不平衡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需要不断调整以维持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不对称平衡”。
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中，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都曾实现过均衡。本研究的目的是强调和理论化这种不对称均衡。这种不均衡是我们称之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架构。
尽管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发生过变化，但制内市场的结构仍然保存完整。有人或许会提出这仅仅是因为在现代前的数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但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结构在整个现代中国都保持不变，特别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在中国经历了迅猛的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高速城市化以及西方的过渡时期也能观察到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之后。
人们普遍认为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用经济角度的术语而言，市场经济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体，其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通过自由市场中的供需决定。与之相对，计划经济体系是中央政府使用固定价格体系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体系。当然，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很多方面仍然与西方所见到的有显著的区别。但这并不非关键，人们仍然可以将中国视为某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具有革命属性的国家先后尝试运用苏联模式和毛泽东特有的动员模式来构建旨在提供更大的平等和赋予“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更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就理想的概念状态而言，它是一个集中计划的经济体。该系统通过由中央计划部门许可的强制分配生产额度和商品来运作。甚至连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价格也由国家预先确定。但就历史背景而言，该系统是为回应战争和社会混乱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动员式国家的延伸。
在最初阶段，该体系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经济成就。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可用的资源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体系注定难以实现。由于国家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对个人而言缺乏激励，这最终导致了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局面。而且，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官员占用了太多的权力，腐败变得过度。毛泽东试图通过将权力从中央彻底分散至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国家到企业的分权从未真正发生。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其政治经济体系的官方定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动员模式的衰退，市场机制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就像邓小平强调的那样，因为市场是唯一能够解放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告别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现在这一体系有一些关键特征。
首先，国家继续控制包括重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关键产业。但是，国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控制。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国家在“制高点”上保留了对许多企业的控制性所有权，但中央政府对于中央国有企业的运营几乎没有形成有效和直接的控制。其次，在许多竞争性经济领域允许私有制。的确，私营企业已成为经济体系的支柱。大部分经济增长归功于私营部门。其三，市场可以根据供需的力量自由分配国家的资源。它展示了通常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效率、增长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济活动中中央对经济的计划的角色，但政府仍然通过“指令性规划”指导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四，市场在社会部门中的作用比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更为普遍。国家试图将以前由国家管理的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在内的各种社会部门私有化，这些部门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由国家经营。在社会部门引入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许多市场经济体更加资本主义。因此不难理解这个体系为何屡遭批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生产，同时进一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和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其他人则认为，中国的制度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市场资本主义因素，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西方在市场和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因为比起允许市场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社会和政府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管理。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其境内所有市场都自由的经济体，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特征的混合型经济体。事实上，“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术语有时被作为同义词使用。然而，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自由经济可以在政府为坚持社会公正，平衡导向过度集中的市场力量而进行大量干预的情况下运作甚至繁荣。
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价格体系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府控制或严格监管，有时还与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相结合（但其广泛程度不足以成为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在指导市场经济和解决市场失灵方面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过，不平等并不是市场失灵的产物。从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演变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通常指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为私人所有，而且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其中投资、分配、收入、生产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来确定。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制度涉及作为“法人”的个人和团体交易资本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权利。
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方自封建主义结束以后就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历经一波波的变革后，今天资本主义最常见的形式也表现得像混合经济，它包含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素，或者混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实验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体采取了包括国有化、贫富阶层间的财富再分配、最低工资标准在内的措施政策以及符合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形式中不存在进行中央规划的权威机构，而且价格确实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力量所决定。即使是政府的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因为政府运作依赖于直接税收，并且政策通过在强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来制定。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即使是中央（联邦）政府也能因为不同政治党派间的斗争而“关门”。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概念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原则规制国家（政治）原则的系统。相反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归纳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提出尽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市场规则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政治）原则规制市场（经济）原则。随着这种形式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家族”中现在有了一个崭新但是强大的成员。
我们在知识层面的目标是描述和解释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类型中的新“家族成员”。具体而言，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多重的：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制内市场”，描述这一体系是怎样发展并且演变的，解释它如何运作，以及探究这一体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项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意涵。在政策层面，我们的目标指向未来。我们希望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即资本主义的未来）作出某些贡献。正如所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的时期所证明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中。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弱点。今天，许多西方人都对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运作感到失望，特别是当他们目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家，后者在之后继续给自己支付巨额奖金，政府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这样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制造了过去三十年间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而且成功地应对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速度有所降低。虽然学术界一直对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持有极具批判性的态度，但对于这种制度的运作的研究却不充分，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相信各种资本主义可以相互吸取教训和经验。没有理由忽视这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译者：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郑永年、黄彦杰：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
2018-11-06 11:45 搜狐
▲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本文节选自此书的序言部分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者都需要认真阅读这本书，诺兰教授更是认为这是一本理解中国的必读书。
IPP评论微信公众号今天将继续介绍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读者从中可以了解到这本著作的基本内容。本书内容极其丰富，我们建议读者阅读英文原著。
中西方之间第二个争论事关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个争论与“”的争论也相关，见昨天的文章）。关于这场辩论，我们想知道并揭示的是经济增长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
这场辩论的主旨很好地体现在“大分歧”这个概念中。正如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阐释的那样，“大分歧”聚焦于以下问题：“为什么尽管十八、十九世纪欧洲和东亚的先进地区之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持续的工业增长只始于西北欧？”换言之：“为什么尽管有一段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但中国却未能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多年来，国内外学者都在努力寻找其认为导致中西方走向不同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但其成果有限。
一、长期锁定理论
对于这一问题已经有两种不同的答案。借用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的术语而言，就是“长期锁定理论”和“短期事故理论”。“长期锁定理论”首先出现。从孟德斯鸠开始，19世纪在西方关于中国的观点，占主导地位的是：认为中国是缺乏自我进化的政治和经济活力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
这种将中国视为“没有历史”的国家的观点在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达到了顶峰。在马克思看来，“亚洲专制主义”的特点是缺乏土地私有权、农业领域大规模的国营灌溉系统、手工业与农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村落社区、对土地的公共所有制、官僚治理下的城市，以及一套专制且占用大部分经济活动富余的国家机器。马克思认为，欧洲的政治经济体系经历了从奴隶制到农奴制、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历程，并将最终发展至共产主义制度；与欧洲这样的经历不同，亚洲模式只有王朝兴衰的周期，而不具备一个进化的历史。这导致马克思以积极眼光看待西方殖民主义的暴力入侵，认为殖民者将亚洲人民从“东方专制主义”中解放出来。
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亚洲生产方式的概念，魏特夫（Karl Wittfogel）在其惊世名作《东方专制主义：对于集权力量的比较研究》（Oriental Despotism: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otal Power）中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本质进行了分析。根据他的研究，在封建王朝时期，中国不仅发展出了私有财产制度，而且还发展出相当规模的商业体系、货币体系和手工业；但是，由于中国地理生态的特殊性，国家需要在组织大型水利工程等方面发挥特殊作用，这就要求国家发展出专制官僚体系，而且即使在商业发展的情况下这个体系也允许专制君主保持其政治主导地位。这种与治水密不可分的复杂政治经济体系高度稳定，只随着王朝命运的兴衰而发生周期性的变化。
这种用批判性眼光来审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观点在西方老一辈汉学家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占据主导地位。例如，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和他的合著者们区分了两种工业化的基本模式：英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英国模式中，现代化是内生的。根据费正清及其同事的研究：
前工业化时代的传统秩序本身为（工业革命的）孕育提供了框架。商业时期的商业革命和随后的农业革命是英格兰工业革命的必然前提。内生的力量以新发明、技术进步和创新的形式在打破平衡的力量的兴起中发挥主导作用。
与此相反，这些学者认为中国符合第二个工业化的基本模式，即在现代化发生之前需要通过外部力量打破传统均衡：
十九世纪初的中国有一个循环流动的经济体系，消费消耗了所有的生产 （即使有净储蓄也非常微薄），因此经济只是自我复制，没有进步。虽然经济活动存在一些商业化，但这并不是一个能够打破平衡的重要改变。
创作了多卷本巨著《中国的科学和文明》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也倾向于采取这种观点。李约瑟认识到中国直至公元1500年左右都在全球技术进步中占据相当主导的地位，但令其最为费解的是：既然中国所有的发明和工程解决方案对后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技术有着不言而喻的影响，那么为什么它们未能引领中国发生类似的工业化变革？李约瑟认为社会分析能为这个问题提供答案，他指出中国的“官僚封建主义”能够消化各种各样的发现和发明，而这些发现和发明在西方的社会结构中却能扮演类似于定时炸弹的角色。
二、短期事故理论
为回应“长期锁定理论”，世界史的“加州学派”提出了“短期事故理论”。这一学派包括了史学家王国斌（R. Bin Wong）和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等。这些学者认为，在包括生态或家庭结构、技术和产业或金融和相关机构、生活标准或消费者喜好等我们能观察到的所有事物上，直到十九世纪晚期，中西方之间（尤其是中国的江南地区和英国之间）的相似性远远超过二者间的差异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工业化和资本主义发生在西方而不是中国？简而言之，彭慕兰认为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西方的第一次走运在于偶然发现了美洲，从而为廉价产品和西方主导的贸易体系创造了市场，这为生产的工业化提供了动力。第二个重要的幸运之处是：那时世界上仅英国拥有位置便利的煤矿以及快速机械化的工业。
三、受既有方法论影响
在中国内部，尤其是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前现代时代的经济发展和资本主义即使不是一个政治话题，也一直是一个重大的研究课题，而且大量学者致力于研究明清时期中国的经济史以寻找“资本主义的萌芽”。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外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中国学者也著有许多关于中国国家和经济的作品，但这些作品都带有“东方专制主义”的偏见。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王毅进一步完善了“东方专制主义”的观点，他在对明末财政制度的权威调查中指出，该制度的特点包括不规范的税收和附加税、掠夺成性的官员和财政代理人，以及权贵对农民的无情剥削。这些都印证了专制统治皇权的本质。
这种帝国时期中国政体的专制形象，虽然在更具意识形态倾向的研究中继续盛行，但帝国时期中国国家和经济的实证数据在很多方面并不支持这一形象。譬如，除了明朝早期（1368—1449）有过一段短暂的非常积极的国家建设过渡期外，明清时期的中国国家机器非常弱小，与现代中国和当代西方国家的绝对主义作风相比，它对于其庞大社会只有有限的直接控制。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专制的“小国家”能不与超脱其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力量进行谈判，就出台一厢情愿的经济政策。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本书中讨论的那样，恰恰是帝国时期中国国家的弱小，而不是其专制权力，导致了封建时代晚期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缺位。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受到了猛烈抨击。例如，经济学家克里斯·布拉莫尔（Chris Bramall）和彼得·诺兰（Peter Nolan）已经观察到，受到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和中国的“标准观点”的影响，当研究中国经济史时中国学者将自身束缚在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目标之内：首先，评估早期的现代中国在何种程度上采用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次，检验“生产力”的性质；再次，分析“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经济基础”同“政治、法律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因此毫不意外，他们的结论也往往符合马克思主义。
例如，根据吴承明等合著的有关中国自1500年后经济史的多卷本著作，尽管前现代的中国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元素，但萌芽中的资本主义发展得极其缓慢，直到19世纪40年代也只不过占到国民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尽管中国学者已经收集了大量的史料和数据，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限制了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史的解读，也使得他们的解读在理论上未能超越西方学者。
四、受意识形态和政治影响
除了各种方法论问题之外，在解释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时学者们还经常受到其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影响。就像布拉莫尔和诺兰观察到的那样：
关于中国早期现代经济的本质，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看法。在外部世界，19世纪对有关传统中国经济的证据的选择和解释受到欧洲自身动态发展的巨大影响。在20世纪，对中国传统经济的分析又受到反共斗争、对中文的无知、中国在1949年以前的政治动荡，以及1949年后长期的文化孤立的严重影响。在中国内部，相关观点受到民族主义情绪、1949年以前激烈的政治斗争、1949年后大部分时期对于学术自由的限制，以及1980年代以前中国大陆和西方学者之间极为有限的互动的影响。
在比较中国和西方的学术尝试中，学者们通常指向那些存在于中国但不存在于西方的因素，或者那些存在于西方但不存在于中国的因素。尽管这样的比较研究在展示中西方间的差异或相似性时非常有益，但是有时候这样的尝试并不能提升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知识。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导致了曲解。而且，鉴于学者们的重心并不在于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他们的努力在产出关于中国的知识上成果寥寥。
当然，我们并不打算在本研究中回答所有这些重大问题。但是，我们确实尝试通过构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路径来阐明这些问题。如此，我们希望不仅满足自己的求知欲，还能激发读者对中国政治经济体本质的兴趣。（注：作者的这一尝试“IPP评论”将在明天刊发（即如何解释中国当代经济奇迹？），敬请关注。）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译者：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编辑：IPP传播。 郑永年、黄彦杰：如何解释中国当代经济奇迹？
2018-11-07 15:04 搜狐
编者按
郑永年教授和黄彦杰博士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完成了一部长达500页的英文著作Market In Sta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omination in China（中译文为《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剑桥大学出版社刚刚推出了这本著作的精装本和简装本。剑桥大学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王赓武（Wang Gungwu）教授都对这本著作给予了高度评价。IPP评论微信公众号今天将连续第三天继续介绍这本极具学术价值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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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决这些关于中国政治经济的古老且宏大的问题，我们分析了隐藏在中国经济奇迹和政治发展背后的当代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和机制。这两个相互联系的领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核心问题。
首先，中国的经济奇迹给学术界带来了巨大的学术挑战。我们需要探索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之后新型国家和市场、资本和社会，以及国家和社会之间关系的形成。尽管中国向西方敞开了大门，但鉴于我们无法在世界上其他地方找到极为相似的体系，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未知的。
学者们曾试图运用各种以西方发展经验为语境而发展出来的概念和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然而，他们发现很难使用任何既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和理论来圆满地解释这一奇迹。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他曾在芝加哥大学接受学术训练，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和高级副总裁，现任教于北京大学）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样，已经阐述了既有概念和理论为何无法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多年来，林毅夫一直呼吁中国经济学家在寻找新的解释方面敢于创新和创造。事实上，他和同事们也一直在寻找他们认为能够更有力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新概念和理论，譬如，他们试图将中国置于东亚奇迹的背景下。虽然他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这种解释并没有超越现有的西方分析框架。
自中国开始经济改革以来，西方社会科学发展出的概念和理论已经被广泛而深入地应用于当代中国这一案例。尽管学者们了解中国崛起的早期中国经济改革的特定政治和制度背景，但他们倾向于认为中国正在从计划经济向西方式的市场经济转型。一直到最近为止，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文献都将中国视为正处于“转型”中，明确暗示中国不可避免地发展成为一种西方式的市场经济体。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解释
近年来，中国的另一批学者也在试图在中国重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就是那些传统上占主导地位，但其解释在新时代受到西方受训的经济学家严重威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未能解释中国的发展，其在当代的复兴主要是为了解释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其他学派之间的争论继续在意识形态上而不是在学术上进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用作为现有政权提供意识形态辩护，或反驳西方其他经济学派（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工具。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中国无关。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很多消极的社会后果乃是中国经济奇迹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主要观点是资本主义发展会对社会产生破坏性的冲击，而中国的发展确切地证实了马克思是正确的。的确，可行的概念和理论必须能够到达两项要求：它不仅得解释中国经济奇迹是如何实现的，而且还得解释各种形式的社会后果如何与快速发展的过程紧密联系。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仍然具有相关性，因为它试图解释经济发展的过程及其社会后果。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没有为这些社会后果提供经济解决方案，其解决方案（即革命）还是过于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革命性质也确实给中国的学术界带来了严重的知识和政治挑战。
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很大程度上聚焦于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而未考虑从全球和比较的视角来理解这一发展。在认识到现有文献的局限性之后，学者们已通过将中国置于国际背景下来寻找对中国发展的新解释。对中国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研究就是这一类型研究的一个例子，它强调全球和比较的视角。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拥抱了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然而，学者们发现，中国的市场经济或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属于任何西方的类型，而是仍保有独特的中国特色。他们因此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
这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产生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这些后果被视为是不好的。例如，黄亚生讲述了一个“两个中国的故事”——一个富有创业精神的乡村中国和一个国家控制的城市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乡村中国占据上风，其结果是迅速而普惠的增长；而到了90年代，以国家为中心的城市中国模式取得了胜利。在这十年中，国家扭转了许多富有成效的农村实验，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了长期的破坏。 20世纪90年代及之后的“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产物是金融部门薄弱，收入差距扩大，文盲率上升，生产率下降以及个人收入增长减少。虽然国内生产总值（GDP）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在迅速增长，但增长背后对于财富的影响差异极大。
黄亚生认为，要纠正这些问题，中国必须将其资本主义转变为一种与西方类似的全面的资本主义形态。他尤其强调民主的作用（例如在对印度这一案例的研究中），以及在从“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这一转型过程中的私有化。不难发现与许多其他学者一样，黄亚生的解释深深植根于西方的发展经验。在西方经验中资本主义即意味着私有制和私营企业。根据这种解释，中国似乎以错误的方式在发展。虽然政府允许并鼓励私营部门的发展，但国有部门的大规模私有化并未实现；相反，中国发展出越发庞大的国有部门，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已成为市场的主导。
▲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本文节选自此书的序言部分
任何忽视不断发展的国有部门的概念或理论都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其相关问题。然而，“中国特色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未能解释中国的市场体系及其所有社会政治后果。譬如，国家资本主义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市场体系的深度和广度。国家资本主义只是当今中国存在的各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之一。国家资本主义占据的主导地位并不意味着其他类型的资本主义在促进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和引发社会后果方面没有发挥作用。
事实上，虽然黄亚生痛惜国家资本主义以牺牲私营企业为代价崛起，但他忽视了私营企业的崛起，例如从1995年到2014年城市中非国有部门就业人口比重从15%增长至60%这一事实。而且，国家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国家总能够主导以国有企业资产和经济力量形式存在的资本，尽管后者在理论上属于国家。国家和其资本代理人之间存在着深层的结构性矛盾或利益冲突。虽然国家试图控制其资本，后者希望通过引入市场来规避这种控制。
就研究方法论而言，“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在政策层面制定的，特别是在中央政府的政策方面。它的重点是政府政策和发展战略如何影响各种主体的经济行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概念并未指向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结构层面。它们有时决定了中央政府的政策，而不是被后者决定。在文献中，学者往往会告诉我们政府政策如何塑造了不符合西方市场经济模式的中国经济。但仅仅关注政策层面的因素不会引导我们探索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是如何成型，以及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塑造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注：作者此书的研究计划、主要观点和结构“IPP评论”将在明天刊发，敬请关注。）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黄彦杰新书《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英文版序言。译者：陆芃樵，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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