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工农联盟思源 费尔巴哈人本学 野百合花伤痕学《人世间》
耿来意：似曾相识——从《野百合花》到“伤痕文学”2022-03-12 19:58:58作者：耿来意来源：红歌会网
进入二〇二二年，因为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电视剧的播出，沉寂已久的“伤痕文学”又成了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我便联想起了八十年前，一九四二年，发生在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次文艺事件：《野百合花》事件。 1942年3月13日和23日，毛主席非常看重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分两次发表了中央研究院中国文艺研究室研究员王实味写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杂文都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他观察到的延安的一些所谓的“黑暗面”，一些他所认为的不民主的存在，他认为“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他对延安的娱乐活动——交际舞会，颇看不顺眼，于是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和讥讽，他写道： “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 与此同时，延安的“揭露文学”似乎成了一股风，像“轻骑队”、“西北风”这样的墙报，也出现了不少消极的内容，在语言用词上含沙射影，冷嘲热讽，把延安描写得似乎到处是“黑暗”。这种现象在延安引起了轩然水波，造成了很大的争论，一些前方将士对此非常不满和义愤，认为这些作品是“对延安首长恶意的画像和污蔑”，“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 延安出现的这种暴露“黑暗”的现象，也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他从《解放日报》上读到《野百合花》这组杂文时，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问题，他说“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并委托胡乔木写信或找王实味谈一谈，指出杂文中宣扬绝对平均主义，对同志批评采用冷嘲、暗箭的方法是错误的，不利于团结。文章中充满了对领导者的敌意，并有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只要是党员，这是不能容许的。 “暴露文学”除了引起了延安干部群众思想的分歧，造成了不团结，更严重的是给国民党提供了靶子，为敌人所利用，国民党政府利用王实味的文章，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广为宣传，攻击中共，在小册子的按语中说： “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国民党的御用文人还出了专刊，《从〈野百合花〉看延安之黑暗》。甚至还编造谣言，说中共对揭露“黑暗”的王实味等进行了处决，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王实味也是清楚自己的文章会被敌人利用的，但他却认为这种利用无关紧要，“（敌人）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 《野百合花》一石激起千层浪，它引起了人们对文艺工作的思考，也促成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最终形成了影响深远的革命文艺路线。 《野百合花》事件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 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的知识青年出于对国统区黑暗统治的失望以及对革命理想的向往，纷纷奔赴延安，其中包括众多的革命文艺青年，王实味就是其中的一个。刚到延安的时候，他们被新时代的气象所感染，他们充满了热情，充满了干劲，充满了希望。毛主席曾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大会上说：“全国各地，远至海外的华侨中间，大批的革命青年都来延安求学。今天到会的人，大多数来自千里万里之外，不论姓张姓李，是男是女，作工务农，大家都是一条心。” 然而，过度的理想化必然与现实之间存在冲突，无论多么清明的地方，也会有不足之处，那么抱有一片光明的理想主义者，在现实面前不免有些失落，有些动摇，在处理光明与黑暗的问题上出现了普遍的偏差。毛主席曾在一次对党校学员的讲话中说起这种情况，他说： “你们跑到延安来，幻想得很好，把延安看作天堂，这样想就错了。延安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是人间，在天之下、地之上。我一点没有讲错，正确的方法是把延安看作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这个地方有很多缺点，我对他们说了七八条，并说你们要装进头脑里去。不然三五个月后，你们毕业时就要长叹一声说：‘早晓得是这样的延安，老子就不来了！’果然，后来有人写文章叫《野百合花》，如此等等，那些人大概没有听到我讲这些话，或者没有听进去。” 延安，迫切需要一场文艺的整风，需要文艺思想的洗礼，以解决文艺思想的种种乱象，包括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把革命文艺引导到整个革命机器上来，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 1942年4月底，毛主席与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以个人名义向延安的一百多位作家和艺术家们发出了邀请，拟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召开座谈会，征求大家的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1942年5月2日，历史上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了，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连开了三次，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文艺工作的讲话，讲话系统地阐释了革命文艺为什么人的本质问题，即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他指出革命文艺是为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兵服务的，文艺工作者的感情应该与工农兵的感情打成一片。解决了这个基本问题，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http://static.szhgh.com/p/40f27c7feffcfaf6b9449e878a730c1c.jpg 在讲话中，毛主席指出文艺的阶级属性，而不存在为艺术的艺术以及超阶级的艺术，评价文艺作品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他结合延安存在的一些文艺现象进行了逐一说明，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他指出： “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出发点的“人类之爱”，毛主席认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他说： “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的任务在于暴露”，毛主席指出从来的文艺不单在于暴露，他说： “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暴徒’之类的描写。”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冷嘲热讽的“鲁迅笔法”，毛主席指出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他说： “‘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 针对一些人主张的文艺不是“歌功颂德”的，毛主席指出“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他质问：“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对于这种认识的人，他批评说： “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对于一些人主张的立场是好的、效果可能是坏的观点，毛主席指出效果问题就是立场问题，他反问道： “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 针对一些人提出的学习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的问题，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破坏的是“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他说： “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延安文艺座谈会揭示出来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一些作风不正的问题，一些文艺工作者中存在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缺点，一些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存在着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那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对此，毛主席指出： “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 延安文艺座谈会最后一次会议参加的人太多，屋内盛不了，就搬到办公厅会议室大门外的广场上，还是挤得满满当当，毛主席说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在这次座谈会上，朱德总司令也有针对性地发了言，他说： “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也不要嫌延安生活太苦。……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为了国家民族流血牺牲，既有功又有德，为什么不应该歌？为什么不应该颂呢？……有人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 《野百合花》，王实味，延安文艺座谈会，因为历史的机缘，把它们联系在了一起，王实味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未点名批评中的现象的典型代表，他的个人命运从此发生了逆转，开始是批评，后来查出“托派”问题被关押，再后来被错误处决，再到九十年代得到平反。毛主席对王实味起初是持批评态度的，即便被定性为“托派奸细分子”，他也是抱着改造的想法，王实味的被错杀，令毛主席非常气愤，当他得知消息时，说“还我一个王实味”，还说要是把他放在“三五九旅”就好了，他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文化教员。从一九四二年，到解放以后的若干年里，毛主席多次提到过王实味，王实味这个名字是毛主席记忆里抹不掉的存在。 1942年5月28日，毛主席在中央学习组会议上指出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人生一世，草长一春”，为了什么呢？人生一世就是专门为工农兵。对近一个时期，有些同志对某些文章、某些文学作品发生的一些问题不满的情况，他说： “现在所有发生的这些问题，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那些同志根本上都是革命的，都是从外面城市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人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现在还是做革命工作。至于某些时候，或者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属于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好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其他作品都与此不同，只是部分的问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1944年3月22日，毛主席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指出不仅要打仗，还要进行生产和教育，在讲到几年前的状况时说： “早几年，陈学昭（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一个文艺青年）刚来边区的时候，她看边区建设这样也不好，那样也不好，就说共产党搞军队有办法，建国就不大行。这是三年前讲的话。这个话对不对呢？我看这个话讲对了。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有些办法，但是在生产建设上那个时候办法的确是比较少的。大家想一想，三年以前生产成绩在哪里？如果生产搞得好，《野百合花》也许不会写出来了。三年以前大家的伙食不好，病人也很多，据说鲁艺上课有一半人打瞌睡。大概是小米里头维他命不够，所以要打瞌睡。” 1944年5月15日，毛主席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拟定了向国民党提出的二十条谈判意见，让林伯渠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签名交给国民党谈判代表王世杰、张治中，其中一条意见要求国民党停止借王实味问题造谣共产党，这条意见为： “请政府禁止在报纸、刊物上发表对中共造谣诬蔑的言论，例如西安特务人员谓延安枪毙王实味等数十人，竟伪装王实味等亲友于三月二十九日在西安大开追悼会，在报纸上登载追悼广告与追悼新闻，实则王实味等绝无所谓枪毙情事。似此完全造谣有意诬蔑，应请饬令更正，并制止再有类似此等事情发生。” 1945年4月20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上作报告，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行说明，关于整风和生产问题，他说： “抗战时期有两个关节就是整风和生产，没有这两项党就不能前进。两万五千共产党员发展到几十万，绝大多数是农民与小资产阶级，如果不整风党就变了性质，无产阶级其名，小资产阶级其实，延安就不得下地，王实味、‘轻骑队’、‘西北风’占了统治地位，只有经过整风才把无产阶级的领导挽救了。” 1945年4月24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讲到整风、生产运动时，他说起了当时的情况： “那时分歧达到这样的程度：有一个王实味在延安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野百合花》，很多人愿意看。一九四二年春季中央研究院整风时出了墙报，那墙报受到欢迎，桥儿沟、南门外很多人都到研究院去看墙报，引起我也去看了一次。当时，很多文化人总是和工农兵搞不到一起，他们说边区没有韩荆州。我们说边区有韩荆州，是谁呢？就是吴满有、赵占魁、张治国。……那时延安有很多人想找‘韩荆州’，但是找错了方向，找了一个打胭脂水粉的韩荆州，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韩荆州，就是《前线》里的客里空。他们找不到韩荆州在哪里，其实到处都有韩荆州，那就是工农兵。工人的韩荆州是赵占魁，农人的韩荆州是吴满有，军人的韩荆州是张治国。广大的党员还认识不清这个问题。总之，没有整风党是不能前进的。……当时我们没有东西吃，王实味挑动勤务员反对我们，他像是站在勤务员的立场上反对所谓‘三等九级’、 吃小厨房，因为那时大厨房没有什么东西吃，其实小厨房东西也不多。后来我们用发展生产解决了这个问题。” 1945年5月31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结论报告，讲到党内若干思想政策问题时，他说： “整风前延安出了《野百合花》，是王实味写的。为什么出了这篇东西呢？就是因为我们缺少吃的东西，营养不够打瞌睡，缺少维他命，因此他就有了资本。现在就没有《野百合花》了，不单是因为经过整风，而且因为物质条件也好了。我在西北局同高岗同志谈过这个问题，我说我们要答复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要从物质上来答复，用发展经济、丰衣足食来答复他。我当了几十年共产党员，过去没有学会搞经济这一条，没有学会就要承认，现在就要学。” 一九四七年七月一日，王实味在敌机轰炸延安的转移途中被错误杀害，每提及此，毛主席均认为“大为可惜”。1961年6月8日，毛主席主持召开有各中共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到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问题时，他说： “过去中央苏区搞AB团，湘鄂西、鄂豫皖苏区搞肃反，杀了不少人。延安整风有点经验，虽然出了毛病，但未杀人。后来把王实味杀了，不应当杀。” 1962年1月30日，毛主席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关于杀人与捕人问题，指出“凡是可捕可不捕的，可杀可不杀的，都要坚决不捕、不杀。”他以王实味举例说： “在延安的时候，他写过一篇文章，题名《野百合花》，攻击革命，诬蔑共产党。后头把他抓起来，杀掉了。那是保安机关在行军中间，自己杀的，不是中央的决定。对于这件事，我们总是提出批评，认为不应当杀。他当特务，写文章骂我们，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里吧，让他劳动去吧，杀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杀。动不动就捕人、杀人，会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讲话。在这种风气下面，就不会有多少民主。” 延安时期发生的《野百合花》事件，对中国的文艺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中国文艺发展的转折点和分水岭，它使以工农兵为服务对象的革命文艺走上了中国主流舞台，使“埋在小资产阶级烟雾里”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脱胎换骨，走上了革命文艺创作的道路。 1958年1月，《文艺报》拟推出一个特辑，以再批判为总标题，将延安时期发表过的以《野百合花》为代表的“问题文章”重新发表，毛主席对文艺报的按者编修改加写了一段话： “再批判什么呢?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 》，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还有别的几篇。上举各篇都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的文艺副刊上。主持这个副刊的，是丁玲、陈企霞。“一九五七年，《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他文章没有重载。‘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许多人想读这一批‘奇文’。我们把这些东西搜集起来全部重读一遍，果然有些奇处。奇就奇在以革命者的姿态写反革命的文章。鼻子灵的一眼就能识破，其他的人往往受骗。” 再次发表《野百合花》这些被批判过的旧文章，目的当然是警示性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提高人们对于那些脱离工农兵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鉴识能力。 “野百合花”开过近四十年的时候，中国的文艺领域出现了一股新的文艺思潮，名字叫“伤痕文学”，它曾一度占据了文坛的主导地位，兴极一时，有人把它的地位捧得很高，称之为新时期文学，先声文学，觉醒文学，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文学主要描述了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官员及城乡普通民众在那个年代的遭遇……因为它注重对普通人的刻划，从而摆脱了十七年和文革中文学只能反映“工、农、兵”甚至只能以“英雄人物”为创作重心的教条规定。 伤痕文学是悲情的，是伤痕的，是暴露“黑暗”的，有人说，“伤痕文学”第一次为中国文学注入了悲情意识，的确，我们都是读过“伤痕文学”的人，从中读出的确实是满屏的悲悲切切，然而读着读着，就会感到这种文学似曾相识，就会想到遥远的地方摇曳着的一棵“野百合花”。 定睛看一下，“伤痕文学”其实就是一朵开在新时期的“野百合花”，它比“野百合花”更野更无忌惮，扒开上面的土层，沿着它们的根的走向，会发现它们的根是连在一起的。
一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看电视剧《人世间》有感2022-03-14 10:53:18作者：葛元仁来源：毛旗网
一部宣扬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看电视剧《人世间》有感
http://www.maoflag.cc/data/attachment/portal/202203/14/103807x8gwnzd68zsm8ydm.jpg 对于这部根据获得中国文化最高奖的同名小说改编，又获得广电总局支持，在春节期间央视一台黄金档开播的电视剧，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因为我比作者大两岁，又在比作者所在的生产建设兵团更艰苦的农村插队七年，但没有他那末幸运，直接被推荐上了大学，是在又当了三年工人后考上了大学。电视剧里描写的年代我全都经历过。对其中描写知识青年和工人的情况也是非常熟悉的。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这一伟大事件，彻底改变了近代以后100多年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因此非常想看看这部电视剧是如何反映这件发生在中国“人世间”的大事，而“人世间”又是如何变化。一作者写《人世间》的目的和思路是什么？他在回答采访时说“我想讲一个故事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这对他们的人生有帮助。” （一起读吧）确实，“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但他的目的是要告诉年轻人“80年代以前，不能找出任何一种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 （来源：国际先驱导报2011年09月15日）所以“就是想将近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直观地告诉人们。只有从那个年代梳理过来，才能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 （一起读吧）而不是让年轻人了解他们的父辈“70年来，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艰苦奋斗，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 （习近平《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明明是70年，为什么他要割断历史只讲50年呢？这极不正常。看来他不愿意让年轻人知道1949到1969年这20年间里，中国人民翻身当家做主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取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让全世界对社会主义中国刮目相看；工人阶级在党的领导下镇压了反革命，通过“三反五反”打退了资产阶级的进攻，积极参加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之中，勒紧裤腰带共克时艰，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之下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弹和氢弹，“学大庆，学大寨”“学雷锋”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得到巩固……。我国的《宪法》中明确了“救中国的方法和依据”，作为全国政协委员，难道就不学习《宪法》？不相信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的“我们超额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第四个五年计划1975年也将胜利完成。我国农业连续13年夺得丰收，1974年农业总产值预计比1964年增长51%。这充分显示了人民公社制度的优越性。全国解放以来，尽管我国人口增加60%，但粮食增产1.4倍，棉花增产4.7倍。在我们这样一个近8亿人口的国家，保证了人民吃穿的基本需要。……在这10年中，我们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1100个大中型项目，成功地进行了氢弹试验，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同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动荡、通货膨胀的情况相反，我国财政收支平衡，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物价稳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没看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中“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指出的“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他这里说的“80年代以前”就是党史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对于这个时期，习近平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战胜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颠覆破坏和武装挑衅，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也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个时期里，毛主席党中央根据中国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方法，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70年代末成为了世界上6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用20几年的时间完成了资本主义上百年才实现的工业化进程。到上世纪70年代末，社会总产值从1949年的446亿元，到第五个五年计划最后一年（1980年）增加到6619亿元，增长了15.1倍，年均增长9.4%。国民收入增长了7.9倍，年均增长7.3%（包括三年困难时期年均-0.4%在内）。（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出版社）全球年平均增长速度为：从50到80年是4.8%-2.9%。（世界银行公布的资料） 这条路找错了吗？作者又想走什么样的路，用什么方法救中国？其实作者只要认真学习党的文件，看看这些公开的数据，就可以知道自己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他没有认识到这点，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就在他的作品中，对历史进行了“扭曲”和“裁剪”。他不愿意告诉青年人1949年到1969年的20年间，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取得的伟大成就，就让这段历史中的所有人都不在“人世间”了。整部电视剧里没有一个地方反映“80年代前”新中国取得的伟大成就的。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从他2011年9月15日 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的“80年代初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把一尊神像从神坛上请了下来，结束了一个神化的时代。现在我感觉到又有一种思潮，似乎要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找到了答案。原来他是怕青年人知道了历史真相就会“重新把这尊神送回到原来的神坛上。”所以电视剧中只反映人民群众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时的悲痛——这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怎么浓墨重彩地描写都是应该的。而对同一年去世的，中国人民热爱，世界人民敬仰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却没有一个镜头反映人民群众听到毛主席逝世时悲痛欲绝的场面。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知识分子，难道不知道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要“永远保留下去。”“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44，第345页）民心不可违？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作者本人是一个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工人子弟，是在那“一尊神像”时代享受着几乎免费的小学、中学教育，又在生产建设兵团受到培养。是因为那“一尊神像”提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才被推荐到大学去学习的。难道真像周总理和赫鲁晓夫对话那样，赫鲁晓夫说；“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周总理回答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二因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意识形态领域的有些阵地并没有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我又是抱着审慎的态度来看这部电视剧的。电视剧是从1969年开始的。当时我国面临的是帝国主义的长期包围和封锁，社会帝国主义在我国北部边境成兵百万，国民党反动派一直没有放弃“反攻大陆”的企图，我国处在“准战争”环境。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保卫和巩固社会主义，全国人民在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号召下“备战备荒”。“三线”建设热火朝天地进行，城市人口进行疏散，大、中学校的学生到农村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电视剧不交代这个历史背景，直接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切入，让观众错误地认为这是毫无道理的事情，是“文革”的产物，这样就达到了 “文革被否定了，上山下乡走和工农相结合道路也应该被否定”的目的。第一集的旁白：“公元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一种巨大的纠结。自从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事实是这样吗？山西省是1973年8月才大规模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山西通志》第三十一卷经济管理志.劳动篇），也就是说，在这之前不存在每个家庭的“纠结”。因为不少子女已经安排了工作，这样的家庭也不会再“面临”“纠结”。笔者本人1968年从北京下乡时，母亲对我说：“社会上各种工作都需要人去做，组织上安排你去农村，就说明那里有工作需要你去做，好男儿志在四方。你到农村就是壮劳力，农村的孩子能做的，你也应该做到，不要叫苦。”1972年父亲从“干校”回来也说：“你们这些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苦，就应该到农村去吃吃苦。”我同学的父母大都也是这种态度，未见有什么“纠结”。当然不排除有的家庭有“纠结”，但是从1966年到1979年上山下乡的知青只占同期初高中毕业生的不到9.5%。说“几乎100%的城市人家”， 不知道这个统计数据是从哪里来的，要达到什么效果。说“自从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就是说，以前没有，是突如其来的。而历史的真相是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刚要修真草案》就已经提出了城市的部分中、小学毕业生要“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并且在10月26日的报刊上公布。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印发了由邓小平总书记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讲解这个《决定》，团中央和各省市都进行了动员，有关部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与之配合（后来的上山下乡基本都是执行这些政策）。1965年2月毛主席、周总理、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参加总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贯彻一年来的工作经验和部署今后工作的各中央局和24个省、市、自治区安置办公室，8个省、市，共青团和中央有关部门的同志。周总理听取了两次汇报，提出了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很长一段时间中央的报刊始终在宣传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事迹。优秀知青代表邢燕子，董加耕被选为人大代表，毛主席专门请他们吃饭。尤其是1964年黄宗英等著的描写知识青年侯隽的《特别的姑娘》出版后，周总理还专门接见了侯隽，引起了社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度关注。而且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962到1966年全国已经有129.28万了，1967到1968年又有199.68万，总计328.96万（《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第258页）。怎么可能在1969年还“从不曾预料到”呢？看来他受自己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因此在他的这部作品中编造了一些离奇的故事。 当年插队，允许自己联系插队地点。但必须是接收地先开出接收证明，派出地才能给她转户口，接收地才能按照知青政策给予安排。电视剧中，周蓉不和任何人打招呼独自一人去贵州插队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户口，后来也无法结婚。周蓉在农村自愿当民办教师，很多知青都干过。但剧中说，她每月有18元工资，就让人莫名其妙了（当时农村最低生活标准是5元/人·月，城市是8元/人·月）。笔者也担任过民办教师，每月县教育局发5元补助，和社员一样挣工分，年底和社员一起分红。如果周蓉每月有固定工资，那就纳入编制的公办教员。她怎么被纳入的？ 剧中说，郝冬梅是作为“走资派”的子女被安排到最艰苦的农村插队。当时插队根本不是按照家庭出身来安排去处的。一个知青点，各种出身的人都有。反问一句，作者认为“走资派”的子女应该到什么样的地方插队？剧中描写了一个3岁就开始学钢琴，与郝冬梅一起在农村插队的陶俊书被生产建设兵团3师政治部现役军人姓戴的副主任诱奸了。因为这位戴副主任是“重点培养对象”，被他奸污的兵团的女生不在少数，但因为“证据不足”拿他无可奈何。开始陶俊书也不愿意出面告他，因为郝冬梅将推荐自己上大学的名额让给了她，她才出面用事实举报了他。使这位戴副主任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刑。此事确有原型，但被处以死刑。不知为什么作者要减轻对他的惩处，而把同样犯了强奸罪的骆士宾描写成有爱心的好人。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生产建设兵团归部队建制，插队知青归地方政府管，二者互不隶属。说生产建设兵团的现役军官插手插队知青调离的事宜，并且以此诱奸插队女知青，不知作者从哪里挖掘出来的。最奇怪的是冯化成的身份。剧中说，周蓉在大串联时与他在北京见过面。大串联是1966年的事，冯化成能够和她见面说明他当时没有问题。而在周蓉插队后的剧情中，说他是“反革命”。“文革”中被打成“反革命”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由公安机关认定，一种是群众组织认定。前者被捕入狱，后者由本单位群众监督。而群众组织无权把自己认定的“反革命”派遣到外地去（一是怕逃跑，二是怕散布“反革命”观点）。而在第33集冯化成又成了“右派”。 “反右”是1957年的事，当时确有将“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的情况，但众所周知“反右”不是“文革”中发生的事。难道为了使冯化成到贵州农村的事情成立，就编造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郑娟作为女主角，剧中说，她之所以被骆士宾强奸，是为了躲避上山下乡不得不与涂志强，骆士宾，水自流混在一起造成的。她所以躲避的原因是为了照顾没有工作靠卖冰棍的母亲和半失明的弟弟。后来又根据“政策”不给她安排工作。使人感到她是被上山下乡政策逼成这样的。上山下乡的政策真的是这样吗？当时上山下乡政策规定：年龄不满16岁的不动员，独生子女不动员，家庭只有一个子女在身边，又需要有人照顾或生活困难的不动员。郑娟的情况不在动员范围之内。笔者的一个同班女同学，“文革”初期父亲病故，母亲工资很低，她有3个正在上学的弟妹，家庭属于生活困难，需要有人照顾，不仅不动员她上山下乡，还专门给她安排了工作。笔者的一个亲戚，因为她的弟弟有小儿麻痹后遗症，一条腿瘸了，需要照顾，也没有被动员上山下乡，而是安排到街道工厂工作。即便按照剧情中说的“一家留一个”郑娟也属于应该留下的。用这种歪曲党的政策来编故事煽情，手段不可谓不高明。而且作者把周志刚一家过年不能团聚，郝冬梅不能生育，玥玥不认冯化成是父亲这些有违中国人伦理道德的事情统统归罪于上山下乡。因为他认为“知青的十年和文革的十年是重叠的，通过这个题材可以带出那个年代的一些状况。我们的文艺不表现这些的话，就会使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从前是什么样子的”。（2011年09月15日 《国际先驱导报》）正如笔者前面说的，他就是要把新中国从1955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歪曲为“文革”的产物，借否定“文革”来否定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根据当时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共同制定的走和工农相结合的这条道路。不敢让现在的年轻人看到广大知识青年在走和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转变了世界观，推动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的伟大功绩。否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反修防修的一项重大战略部署。……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状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能经风雨，见世面，得到很好的锻炼，又为农村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增添力量，有利于密切城乡关系，巩固工农联盟。”（中共中央（1973）30号文件）三其真实的目的是要人们接受他的“任何事情都要用最基本的人性常识去判断”。 “我们一定要达到那样一种情况，就是让国外观众看完之后，相信这是一部真诚的中国人自己拍的真诚的剧。如果使他们感觉在对待亲情、友情、爱情、家国情怀这些方面，中国人和西方人没有价值观上的差别，和他们是一样的，由此使他们对中国人有了一种和以往不同的认知，那我们可以对自己说：我们起码完成了一件作品。” （2011年09月15日 《国际先驱导报》）“存在决定意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有共同的价值观吗？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与生活在社会主义的人的价值观可能一样吗？很明显，属于意识形态的西方的价值观只能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他就是要这部作品符合西方统治阶级的口味。 长期以来，西方一直攻击我们共产党掌权的国家是专制的，是剥夺人权不讲自由，打击知识分子的。于是剧中就出现了应该念书的，应该成为钢琴家的被迫插队，造成了郑娟那种悲惨的遭遇。本来在大学教书，海外回来的教授被下放农村，而他的住房却暂时安排给开国少将原军事学院副院长（剧中马守常依然配有专车，因此不会要他搬离原部队的住房。中央早就规定高级干部即便犯了政治错误，生活待遇不变）。一个学贯中西的老教授住在筒子楼的一间小房子里，著名的诗人为了住房只能寄人篱下，周蓉评上副教授了符合条件也不给分房。只有“混了一官半职”的人才可能有住房（因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长，住房是比较紧张，但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在财政很困难的情况下一直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北京刚解放就改造“龙须沟”，上海、北京、太原等工业城市建设了一片一片的“工人新村”“职工宿舍”，笔者当工人时就经常到自己的师傅和工友家居住的成片的“职工宿舍”区去。）大专院校也在不断地为教师提供新的住房，（笔者1977年考上大学后经常到老师家去请教问题，同班留校的同学马上就分到了住房。作者对这些真实情况视而不见，重点渲染知识分子的住房问题，可谓用心良苦）。鼓吹知识分子只有在西方国家才能有发展。才华横溢的诗人冯化成被整的只得步入空门（这完全是他个人理想信念出了问题）。周秉昆的母亲听到冯化成在车站被抓可能是政治问题时，吓得成了“植物人”（不知作者从哪里挖掘出来的）。周秉昆因为给《金土地》杂志社提供了冯化成悼念周总理的诗就被抓了起来（笔者当时在政治部门工作，这种情况属于“传播”。周秉昆不是作者，而“传播”的责任在杂志社。对这种情况，政策只是要求单位对他批评教育，不可能被逮捕。）为了配合西方对我们党的攻击，作者完全不顾历史事实挖空心思地进行编造。 共产党人从来就是讲理想信念，讲奉献，讲革命理想高于天，用理想信念来教育团结全体人民为实现“初心”完成“使命”而奋斗。西方的价值观是只讲个人主义第一，物质利益第一的实用主义。于是剧中就出现了“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虽然这段话的背景是“文革”，但让一个共青团员说出这种话，目的何在？真实情况是广大知识青年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如饥似渴地找各种书学习，马克思，列宁，毛主席的著作更不例外。笔者本人就是在7年的插队生活中，看完了《列宁选集》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并且和不少知青交流学习心得。《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中也有反映，所以他在讲话中自然而然地引用毛主席和马列的话。而剧中却把当时中学生“谈经论道，指点江山”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命运的热情说成“幼稚”，说什么“伟人宁折不弯是信仰，凡人宁折不屈是娇气”，“真理说多了就成了俚语。”调侃“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抓革命促生产”。把吕川写有“不要只顾自己的小日子，要关心国家大事”的信烧掉。公开要普通人不要坚持共产主义信仰——这种坚持是“娇气”，要我们不再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反复讲这个真理就会变成“俚语”。习近平同志说的很清楚“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我们共产党人的本，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党和人民的忠诚。我们要固的本，就是坚定这份信仰、坚定这份信念、坚定这份忠诚。世界社会主义实践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政党一旦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就会土崩瓦解。”（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苏联的解体，不就是首先把人民的思想搞乱，要他们放弃共产主义的信仰吗？作者在这里想干什么？ 剧中反复出现了“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实惠比体面重要”“钱是（一个人）价值的体现”。告诉观众，只要认为自己的目的是对的，就可以“送礼”“走后门”，谁要是反对，那这种“清高”就是“虚伪”，而“送礼”“走后门”的行为是“高尚的堕落”。只要在“在不伤害别人利益也不犯法的情况下”就可以“走小道”。不仅不鞭挞“性滥交”还要社会默认这种丑恶现象是合理的，当“小三”卖淫赚钱都是为了把日子过好，鼓吹“什么都是生意”。上大学的目的就是“离开光字片”“报答父母”“混出个人样”，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作者为了符合西方的价值观，把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传承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优秀品质全部丢掉了。作者难道就不学习历史？解放前中华民族之所以不断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就是因为老百姓几千年来被灌输了“只要过好自己的小日子”，根本不考虑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全国一盘散沙，以致出现了“二战”中全世界的绝无仅有的“汉奸”部队比侵华日军还多！四大家分析一下剧中说的这些话。“好干部的第一标准是要有‘人性’，不然就是缺德”。公然挑战我们党要求，干部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第一位。 “人都是有软肋的”“共产党员也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这是不是为贪官污吏张目？ “千万别相信‘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机会来了要牢牢抓住”关键是领导看上你。不正是这种要基层干部投机取巧，“唯上”的做法毁了一批人吗？“发达国家的经验说明教育是立国之本”。古今中外有哪个国家是靠教育“立国”的？不都是通过暴力建立国家的吗？统治阶级会允许通过教育培养一批人来推翻自己的统治吗？ “只有把教育抓上去了，我们国家才有希望。”不讲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用人民的血汗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能有希望吗？ “抓教育先进的教育理念最为重要，公办民办教育一起抓，齐头并进”。毛主席早就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教育理念不先进吗？用具体“方法”来偷换“理念”，确是很“先进”的。 “这世上有和钱没关系的事吗？”理想、信念、道德、觉悟和钱有关系吗？明目张胆地否定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解放抛头颅洒热血的举动。这不是要把群众的思想引到“有钱能使鬼推磨”哪里去吗？ “维护文学的绝对价值，及其尊严。”世界上有“绝对价值”这个东西吗？“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67页） 这部电视剧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你说“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他就呈现给你一个脑子里根本没有国家，在企业效益不好的时候盗窃厂里的产品，殴打保卫人员。拆迁时想方设法占国家便宜。喊着“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流氓无产者的口号，只顾过自己小日子的群体。共产党从工人中培养的“毛著学习积极分子”“三八红旗手”区妇联副主任，居然和他人合伙为卖淫提供场所。告诉你，发展经济只能是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搞“小政府”。企业转产要靠外国资本家的资金引入。政府要解决工人下岗，改造棚户区，只有靠民营企业家（资本家），一个好的剧本演出要靠他们，连要安排自己的孩子到国营单位也要靠他们。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因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你不是说前后两个三十年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吗？电视剧就表现：前三十年共产党用政治运动方式，进行“三线建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来发展经济，造成了郑娟的悲剧。后三十年共产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工人下岗，自谋职业，不顾工人死活，造成了孙赶超卧轨自杀的悲剧。以致大学就入党的冯化成，放弃了共产主义的信仰，依叛佛门。 作者从“人性论”出发，通过“暴露黑暗”描写各种悲情，告诉你，所有“伤痕”都是共产党造成的。其矛头所指还不常明显吗？ “‘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推翻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作者是参加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出席的“文艺工作座谈会”的，难道就不拿习近平同志在会上说的“文艺创作如果只是单纯记述现状、原始展示丑恶，而没有对光明的歌颂、对理想的抒发、对道德的引导，就不能鼓舞人民前进。”当回事？看来作者属于毛主席批评的“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也证明了“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最近从网上看到一篇“似曾相识：从《野百合花》到‘伤痕文学’”，作者不妨看看。 应该说这部电视剧的导演是深入生活的，所有演员很好地反映出了角色的内心活动，受到了观众的认可。在这里向他们致敬！但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进行评价，因为“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人民军队历史的言行，对歪曲、丑化、否定党的领袖和英雄模范的言行，对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对于这部“伤痕累累，拒绝崇高，告别革命”的作品，笔者写这篇评论，就是“要褒优贬劣、激浊扬清，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批评家要做‘剜烂苹果’的工作，‘把烂的剜掉，把好的留下来吃’”希望“作家艺术家要敢于面对批评自己作品短处的批评家，以敬重之心待之，乐于接受批评。”（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今年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8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7周年，因此也希望我们的文艺战线认真落实者两个《讲话》，出更多的好作品，让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占领舆论阵地。 葛元仁202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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